翻译文学十篇

翻译文学篇1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典故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在不同的接受场景下，同一典故的翻译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典故；翻译策略；有效传递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1—0143—02

典故是诗文中利用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历史名人的话语构成的语句。用典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丰富作品的内涵，又能给读者以“似曾相识”的感受，可谓一举多得。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钟情于用典故为自己的作品“增色”。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必须重视对典故的翻译。

典故往往包含、传递着许多文化意象。典故的翻译常常涉及文化意象的破译与传递。在多数情况下，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重新编排与有效传递，接受群体不同、接受场景不同，就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直译

直译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如果原文所包含的典故经过直译后能够使读者易于理解，不会造成误解或错误的联想，就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而不需要进行补偿性的处理。很多由英语直译过来的典故已经为人们所熟悉，成为英语典故直译的典范。如stick and carrot policy（胡萝卜加大棒政策），domino theory（多米诺骨牌理论），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ugly duckling（丑小鸭），black horse（黑马），等等。这样的直译既能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和民族色彩，传递原文的语义内涵，又能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二、意译

有些典故包含人名、地名或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如果将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全部直译过来，可能要么出现信息丢失，要么显得过于繁琐，对于不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容易出现理解困难，这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语言的形式，而要考虑采取意译的方法。例如：

1.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abbas/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

Barabbas出自《圣经》，是古时候一个强盗的名字。对于在英国文化或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人来说，《圣经》的影响深远，其中的内容更是耳熟能详，其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他们语言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却是陌生的或毫无意义的。如果译为“巴拉巴的子孙”，只会让读者一头雾水，而意译为“强盗的子孙”，既没改变原文的意思，又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可谓典故翻译的范例。

2．The goalkeeper is the heel of Achilles.那守门员太弱是致命的缺陷。

“The heel of Achilles”出自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对于不熟悉希腊神话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很难通过其字面意思理解背后的文化传统，而采用意译的方法译出其蕴含的意义之后，读者便很容易理解了。

三、直译增补法

由于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一些对母语文本读者来说耳熟能详的典故对译入语读者来说却非常陌生。这时可以采取直译加补充信息的翻译方法，即先直译，再在原文中补充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He wondered.This reminded him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天运》，大意是：美女西施病了，皱着眉头，按着心口。同村的丑女看见之后觉得很美，也学她的样子，却丑得可怕。后人称这个丑女为东施。此典故比喻胡乱模仿，结果却适得其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因为知道这个典故的背景知识，因此，很容易理解它在这段话中的意思。而对于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头脑中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如果将“东施效颦”直译过来，对他们而言很难理解。霍克思在翻译时进行了解释，弥补了西方读者在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不足，使英美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

直译增补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旦运用不当，有可能破坏整个行文的流畅及作者的风格等。因此，译者必须慎重对待，在必须使用这一方法之时才能选用，而且要保证所补充的背景知识不影响行文流畅，并与文章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四、直译加注法

对于一些蕴含深厚文学背景的词句，为了使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源语文化，译者可以先直译，再通过加注的方式，在注释中将典故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典籍出处、来源等充分地介绍给读者，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

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And what?s the third？”）“The dream of the Southern Tributary State.”At this she made no comment.

（Based on a Tang story in which a scholar had a dream of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r，then he woke up and found it was just an empty dream.）

如果只是直译《南柯梦》，而不加注释的话，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尤其是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就是个难题。他们难以从直译中读懂其在该语境中的言外之意，更无法理解原本兴高采烈的贾母为何“听了，便不言语”。因此，译者特意加注解释了这一典故，使读者不至于因不了解原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产生阅读障碍。

现代读者接受理论认为，译文读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接受者，在遇到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因素时，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思索和推理。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读者的接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让东西方文化交流变得更加便捷。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译者在翻译时应避免做过多不必要的解释和补充，应留给读者一些审美想象的空间。例如：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ullied her and made her do the housework.She was indeed a Cinderella.

家里人人都欺负她，强迫她做家务。她确实是个“灰姑娘”。

灰姑娘是欧洲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中国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灰姑娘”是个在家里受欺压的女孩。因此，将Cinderella直译出来，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而且会引起读者的联想。

综上所述，由于译文读者与源文本作者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是不同的时代，与源文本读者在文化认同、文化接受力、阅读期待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译文读者很难理解源文本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尤其是在面对文化内涵丰富的典故时，就需要译者在了解译文读者接受能力和阅读需求的条件下，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以使译文更好地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

参考文献］

［1］喻云根.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乐金声.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J］.中国翻译，1999（2）.

［3］王依宁.从归化、异化的角度看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翻译文学篇2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5705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在切实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有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手段，涉及影视产业、表演艺术、汉语言本身、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等，手段涉及制定可行的政策、谋求合作、外贸输出等。毋庸置疑，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要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既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又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从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树立新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和现在，不少中国作品都已译介到国外，但是审视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手段――翻译。

二、重视并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总体上一直受到轻视。例如，国外的一本畅销书介绍到中国，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给译者的报酬也比较低，译者也根本没有版权可言。译著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皮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很少介绍译者，有些甚至连译者的名字都不出现。正如美国学者韦努蒂指出，译者的存在似乎只是个影子，译文的合法定位显得模糊和不利，译者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原作者决定性地控制译文的出版，译者从没有著作权（Venuti）。今天，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对翻译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乃至高等院校必须加大力度宣传翻译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翻译，尊重译者。翻译协会可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公开场合（如书店、学校等）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强大众对翻译的认识，尤其是使大众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社会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第二，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和地位。目前，从事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报酬相当低，很多外语专业甚至是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从事文学翻译这样收入微薄的工作。其次，出版社要在译作和译著显著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即书脊、封皮、扉页上都应该印有译者的名字，并附上译者的简介，这样一方面是对译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

第三，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译者，比如探讨译者的版权和版税等问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为译者争取过版权和版税。严复还未完成《原富》的翻译之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就写信给严复请求

出版该书，1900年2月《原富》译完后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的版税问题，认为版权保护非常必要。1903 年4月严复上书给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说明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的必要。在严复看来，给予译者版权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从精神上来说，著译者劳心劳力，理应得到重视与保护；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也可以免去著译者的后顾之忧；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著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著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刘玉一）。严复的这一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是今日，中国给予译者的权利却少之又少，一般译者只是一次性拿到微薄的翻译费，没有版税、版权可言。如果译界和出版界能够借鉴严复的这一远见卓识，势必会有更多的译者愿意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

总之，在对待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态度方面采取上述策略可以真正使译者从“隐形”变成“显形”，从而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更好更快地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内容选择的再认识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应建立在译语读者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应当选择一些迎合外国读者阅读兴趣的作品。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文本的选译方面，他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主动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出版商的出版发行兴趣。他认为，美国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其喜好集中于政治、性和性别方面，甚至是人的本性方面，于是自己翻译了《檀香刑》、《酒国》、《米》等，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擅于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与暴力的场景。同时，葛浩文还翻译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古华的《贞女》以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因为这些作品属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能够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商的青睐（胡安江）。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在美国赢得了较多的读者，对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翻译实践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葛浩文又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之一，因此，中国文学要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选译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当然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而忽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只选译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及暴力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长此以往，必定会破坏中国人和中国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如果读到的都是以上内容的作品，一定会认为中国到处充满了暴力、黑暗、邪恶和。因此，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国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

鉴于此，如何选择既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又能正面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需要相关部门、出版社认真研究。从文学的选译内容看，应该更多地译介描写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进步和含有更多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刻画中国民族乐观豁达、勤劳善良和幸福生活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大、更多的兴趣。

四、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的再认识

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首先，译者要使译语读者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译者要了解外语读者的喜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如何使外语读者接受。因此，在选择译者方面应该谨慎从事。

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例如美国史奈德译出了20首寒山诗，这些英译诗歌首先得到了小说家凯鲁亚克的认同，凯鲁亚克又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中讲述自己与史奈德的一段友谊，写自己如何倾听史奈德所译的寒山诗、所讲的寒山精神，并在史奈德引导之下回归山林，得到顿悟。此书一经出版，寒山子与史奈德便双双化为传奇人物，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钟玲）。寒山子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因为诗歌所表现出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史奈德在美国已经成为著名诗人，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尤其是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几乎一夜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深受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因此可以说，史奈德所译寒山诗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更是因为英语读者对译者具有认同感。霍克思和闵福德两位著名汉学家翻译的《红楼梦》也是英语国家中广受推崇的翻译杰作。金庸的一些作品由英语译者译出后也深受欢迎，如《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罗永洲）。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外籍翻译者葛浩文等功不可没，因为葛浩文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除根据自己的爱好外，更重要的是知道该如何根据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取舍。

但是，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如果没有中国译者的挑选和审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很可能有失偏颇，对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熟练地用外语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存在问题。耿强指出，中国1981-2007年推出的“熊猫丛书”翻译虽然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和推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个别译本在域外也受到了欢迎，销量很好，但正如西方很多汉学家所指出，整体而言丛书译介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者，虽然他们在原文理解方面毫无障碍， 但在将母语翻译成第二外语时， 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有俗语的翻译、句式韵律的体验与作品风格的把握。如果译者对英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母语的程度， 很可能会造成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的西方汉学家就称某些译文读起来荒唐可笑（耿强）。还有一些译者甚至连中国文学本身的内容理解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将其翻译成外文，让外国读者接受。

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者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正如谢天振指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还可以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中译外的常设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到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

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谢天振的这一建议非常可取，而且，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也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五、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再认识

从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讲，翻译策略不外乎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策略。前者意指译文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foreignness）”；后者意指翻译中使用透明而又通顺的风格，尽量减少“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Venuti）。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角度讲，当然选择前者，但是从读者接受译本的角度讲，当然应该是后者。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看，“归化”策略更容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文学翻译应该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编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传播，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可以在“归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具体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采取“分步走”策略。

第一步，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EvenZohar）。 这实际上和上文提到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文学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非中心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地接近译文，也就是说“归化”的成分会多一些，虽然译文会与原文之间产生很大的偏差，但这样的翻译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例如，美国当代翻译家雷克思罗斯在翻译中国欧阳修的诗歌时，力求译文一方面保持与读者沟通的语调，一方面让所有诗歌变为自由诗体，用词浅白，文法简洁。这实际上迎合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流行形式。前文提及的汉学家葛浩文虽然说过要尊重原文，要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但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胡安江）。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就进行了删改。原文中那些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加小说化（耿强）。另外，葛氏对原文中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理。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葛又有意识地在正文相应部分增补相关背景信息（胡安江）。

第二步，达到“异化”和“归化”的平衡。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归化”和“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罗永洲）。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中的地位而确定。中国文学经过“归化”在海外传播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翻译就可以加进更多“异化”的成分，尽快达到“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第三步，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会再一次像唐代一样成为东方文明大国，届时中国文学也会更多地成为国外许多读者关注的对象。对于国外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最终会在各国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时便可以考虑伊文-佐哈尔所说的“译作要接近原作”从而体现出“充分性”的策略，也就是韦努蒂所谓的“异化”策略。这种“充分性”或“异化”策略就会有利于中国文学中的更多文化元素译介到国外。

六、结语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翻译，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提高译者的待遇，尊重译者的署名权、版权等；其次，在文本的选译、译者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要注意一定的尺度和步骤，这样才能更好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将上述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对翻译的再认识推而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诸多文化方面的“走出去”战略。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使中国文学真正为西方读者接受，使更多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发生兴趣，还有待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参考文献：

[1]EVENZOHAR.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1）.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J]. 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82-87.

[4]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5.

[5]刘玉一. 从《原富》看严复的版权思想[J].编辑之友，2001（2）：63-64.

[6]罗永洲.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1（3）：51-55.

翻译文学篇3

论文摘要：网络自主学习已成为当今教育界关注的课题，将网络自主学习运用到翻译课程教学中，使教师用新的教学理念与新的学习理论探索新的学习方式，符合当前翻译教学发展趋势，但应注意传统翻译教学与自主学习的利弊，更好地整合课程资源。

信息技术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界关注、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它的普及推动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全面建设。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可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的方式，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真正落到实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作为教育的第四大革命，基于计算机的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

一、网络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的概念是由HenriHolec(1981)正式提出的。90年代以来，自主学习已经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自主学习源于人本主义，并随着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新教学理念，是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学习理念，也是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Little(1991)、Benson&Voller(1997)、Cotterall&Crabe(1999)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我国对此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能力，不仅使他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步入信息时代，网络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网络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教师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知识的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网络信息资源丰富，使用方便、成本低廉、形式多样，为学习活动创建了一个超级信息平台。使学生具有更多的自与决策权，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这对学生运用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对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积极的影响。提倡网络自主学习，强调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学生主动接受和探究学习；强调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在网络自主学习与合作过程当中的互动：关注学习内容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重对知识的全面把握，注重个人的整体发展，构建个体的知识结构体系。

二、网络自主学习与翻译教学

以网络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知识传播和应用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带来的革新是全面的，它的应用对实践创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源泉：用网络教育促进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国家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目标。

将网络自主学习运用到翻译课程教学中来，使教师用新的教学理念与新的学习理论探索新的学习方式，完全符合当前翻译教学发展趋势：网络自主学习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将带来课程资源的变化：扩大课程资源范围与资源共享，同时带来学生方式的革命：网络自主学习有利于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发挥学习者的主体能动性，培养学习者运用各种资源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学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理念；信息技术可以作为自测工具，有利于学生自我反馈，发展学生的思维：也可以作为教师电子测评的手段优化评价过程，革新传统的课程评价观和方法。

早在本世纪初，学者们就呼吁翻译教学要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翻译教育的信息化，以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人们对多媒体教室网络、计算机辅助技术、语料库等在翻译教学的应用做了有益探索；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翻译课程中广泛采用成为翻译课程的发展趋势之一。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电脑与网络已成为现代译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网络信息资源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借助这种资源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翻译困难，从而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性，网络已成为译者不可或缺的帮手。

然而我国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如何通过学与教方式变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翻译教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要改变目前翻译教学的落后现状，就应在这一方面进行大力研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化课程教学、优化教学资源、优化发展学生综合翻译能力、有效指导翻译自主学习，即通过网络及网络自主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学生充分利用与有效应用网络资源的能力。三、传统翻译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的利弊

(一)传统翻译课堂教学利弊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之所以仍有许多学生愿意花钱去上新东方学校而不是在家里自主学习，之所以还有学生去参加英语培训班学习，就是因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例如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情感因素的影响，Kmshen认为各种情感因素，如缺乏动机，自尊心不强、焦虑等会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心理障碍，从而阻碍学习，教师可以鼓励缺乏自信的学生并使其进步，可以对学生进行理想注意交易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并将授课与育人相结合等等，这些面对面的师生互动以及课堂教学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因素是机器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授翻译理论与技巧知识，给学生构建翻译体系的宏观构架，让学生了解翻译体系的脉络与相关实践知识，师生之间可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在教学中能及时发现问题与解决一定问题，但课堂课程的教授难以因材施教，学生实践、运用机会少，纯理论的讲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利弊

翻译课堂教学由于课时少，实践机会少等诸多不利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的因素，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将成为提高翻译能力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网络自主学习课程的研究成为翻译课程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主要是为了顺应翻译学科发展的实际，顺应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顺应学生对提高翻译能力和翻译素养的现实需求，在翻译教学上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互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一种能支撑情境创设、启发思考、信息获取、资源共享、多重交互、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多方面要求的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网络辅助翻译课程集成了大量的翻译教学资源和设计了较丰富的翻译教学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能力，自主开展翻译学习，实现因材施教。网络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的记忆功能，避免重复的翻译工作，并通过网络的平行文本进行比照，弥补了中国学生英语语言能力不足的缺陷，降低了汉译英的难度，消除了学生惯有的为难情绪，增加译文的地道性；还可利用网络信息，提高对文本的理解。在传统的翻译练习模式下，很多学生是为老师作翻译，不认真阅读原文、译文粗制滥造，马虎了事：在网络学习下的翻译练习，练习译文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在网络上，扩大了读者群，学生潜意识中有把练习做得更好的冲动，因此，质量意识逐步地得到了提高。

但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处在虚拟的世界中，学生易出现焦躁、迷茫与失落等情绪，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不能持之以恒地参加网上学习交流活动，在自主学习遇到问题时，得不到帮助和指导，缺乏人际交流，学习者难以进行错误分析，也不利于教书育人。

网络自主学习的培养在中国传统说教式教学观念以及应试教育的主流环境中，是一个挑战。对学生而言，网络学习使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权利和途径，但同时又没了依靠。少了竞争，这对学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一个考验，同时也对翻译教师提出了考验。

翻译文学篇4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字；文体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16-01

首先我认为没有翻译过或曾经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的人不具有谈论文学翻译的资格。要谈论文学翻译,难免觉得自己十分寒伧。语言文字水平如何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熏陶出来的。我深刻体会到中文表达和中文素养重要性是在第一次东山魁夷作品翻译练习的时候。当时感觉脑袋像一团浆糊,好像有什么卡住了喉咙硬生生不让那词出来。以前,曾有过只要会日语就能翻译的荒唐想法,通过那一次的体验让我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对翻译的浅薄见解。除了翻译时要找准大结构,译直接引语可适当转换成间接引语,隐性和显性,隐性的处理成使显性,显性的处理成隐性，根据逻辑关系适当进行分译,加译,减译等这些技巧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两点,我觉得对搞好文学翻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就是文字的把握。

文字的选择,字面的表达,看似简单,其中蕴藏玄机。用的妙可以令人拍案叫绝,而用的不尽如人意却能使人哭笑不得。细节决定整体,忽视小处,往往影响通篇气势,不可不注意。读好的译文会使我顿生敬佩之心,从小小词句的选取便可看出译者的中文素养,积累程度,以及对待翻译的态度。不假思索,只图一时之快,拿来就译,这正是翻译的大忌。

在对待文字的选择上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看着照搬字典的解释,不假思考,大笔一挥。也有费事不讨好的方法,那就是绞尽脑汁,翻来覆去推敲到底哪个词最合适,最贴切。而人们往往懒得花费这宝贵时间去想那些想破脑皮却又派不上用场的词。查个字典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何必费神费力去做那无用功?就因如此,译文便会出现用词不当,欠缺文采,意境低下等问题。在浩瀚的词海中寻觅那个只属于它归宿,很难。但找到那甚是贴切之词的却是无以伦比的。

我细读了夏目漱石的《心》,字字句句中日文对比读下来,除技巧方面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词,平淡的日语表达,摇身一变个个都成了四字成语。而汉语成语简洁明快的特点便可使其能表达出日语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例如：

还有的成语不仅可以简洁的表达也有丰富译文的作用,较之平淡的表达更加能突出作品的氛围,也避免了重复。

再有,成语也能起到忠实原文又美化原文的作用。

这些成语不仅意思上接近完美,也使文采上又更富有情致。

所以我认为在做文学翻译时,对待语法语义层面上的文字转换,要以更加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对待每字每句,在其基础上反复琢磨哪个词更有味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吟诗作赋的才情, 虽然这是一项阅历不深,积累不广就根本办不到的事,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扩充自身见识与积累,克服浮躁的毛病还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点就是文体的把握。

注重行文的表达,把握整体风格,不应仅仅纠结表层意思转换。忠实原文不仅仅是忠实原文词句表达,也要忠实原文的文体.如果仅仅是语言与语言的一对一的翻译,不能叫做文学翻译。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韵味,氛围,味道。要传达文字背后的东西,纯粹形式上的亦步亦趋可以做到,然而做到形神兼备却很难。当两难之时,取神似为好。确实,形似的翻译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只要会日语的人都可以来搞上一搞。时下很多出版的译作不无这种单纯的文字转换,忽略原文神韵,特点。而要传达这种整体风格没有一览众山小般深厚的文学功底是不能驾驭的。就连简简单单的一个词的应用的适当与否也能体现出原作文体特色。

以上就是我对文学翻译的一点小小看法,忠实原著也就是向原作无限接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文体上要体会原文的味道以及深层含义,在文字表达上要找最贴近原文的表达,两者缺一不可。而要达到这两层境界绝非易事,但也不是毫无希望。天生缺少才情的人只有靠勤奋努力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克服惰性,让脑袋不断地转动。

参考文献

翻译文学篇5

关键词：翻译规范理论；英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也随着各国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翻译规范的定义却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目前在西方的学者中，图里，切斯特曼等人对翻译规范的理解对于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明白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和交际行为，它受着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制约。下面就以他们的翻译规范理论为视角来探讨有关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图里是一名以色列的翻译研究教授，在描述性翻译学派中有e足轻重的地位。图里对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这三个翻译研究的分支的关系进行了就进一步的探讨，并且着重强调了描述性翻译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意义，将社会学中的“规范”引入翻译活动中，明确的提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翻译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类，应该受到社会文化对其的约束。在这样的认知下，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类，所谓的预规范就是指在进行翻译前翻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元规范是指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曾被认为是“近乎完美无缺”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出身贫穷的盖茨比因为无法忘掉曾经抛弃他的嫌贫爱富女友，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成为十分了不起的富翁后，苦苦追求女友最终悲惨丧命的故事。这部小说引入中国后广受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国内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翻译，最受喜爱的当属2003年的姚乃强译本，他的翻译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刚刚步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升，对于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名称，而是更关注人物的性格魅力，故事的文化内涵等等，所以随着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这部小说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新的译本的出现。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发生某些现象与小说中的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广受读者的喜爱，并且引起许多学者的研究和评论，根据上面提到的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中的预规范，知道翻译者选择作品时要考虑是否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喜好，所以这些原因对于姚乃强选择重新翻译这部作品起着重要作用。

图里的翻译理论中的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既包括宏观上的篇章结构布局，段落的增减，也包括微观上单词短语的选择等。姚乃强的译本基本保留了原著的篇章布局，没有对篇章和段落进行删减，而在语言方面姚乃强也尽量保持原著流畅灵动的文风。文中有一句“he Weflrs apink suit”，直译过来就是“他穿一套粉红色的衣服”，但是这句话是汤姆所说，是他对乔丹说的盖茨比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反驳，汤姆的话不仅仅是对盖茨比教育背景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盖茨比的嘲讽，所以姚乃强将其译为“看他穿的那套粉红色的衣服！”则很好的将汤姆自大，刻薄的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在翻译作品时，姚乃强会使用许多四字格的短语，不仅能够使文章言简意赅，生动灵活，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姚乃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遵循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尽量的将原著的风采展现给中国读者。

中国著名的学者孙大雨先生，作为“清华四子”之一，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代翻译家，曾翻译了许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和英语诗歌，他的《英诗选择集》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译规范。孙大雨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内容的传达，但是由于文化问的差异，读者无法安全理解原诗的内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孙大雨采用“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他的诗歌翻译展现的是中国化的东西，从而便于读者接受，易于读者产生共鸣。他的整部筷诗选择集》在元规范的指导下，选择了“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使其新诗更好的被读者接受。

二、切斯特曼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在对翻译规范理论的见解中，切斯特曼的翻译理论是比较突出的。切斯特曼在对图里的理论基础上对翻译规范理论进行更具体的探讨，并且将图里忽略的制约翻译因素一读者的期待，纳入自己的探讨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切斯特曼将生物学中术语的“文化基因”引入翻译规范理论中，认为规范是由“文化基因”演变来的，将翻译规范分为“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和“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两类。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翻译文学篇6

    作为多元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佐哈尔也率先提出了学多元系统,意指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他认为翻译是社会文化多元系统的子系统之一,文学翻译也是特定文学多元系统的子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2000:155)。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中心时,新的文学模式和创作手法因而被引入目的语文化,翻译策略也更加体现出异化和革命性(2000:159)。另一方面,当它处于边缘时,翻译文本所遵循的是既定的传统规范,发挥保守的作用 (2000:157)。

    2.翻译文学特定地位主导下的《天演论》译作中的翻译策略分析

    2.1 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及翻译文学的地位

    严复(1854—1921)生活的时代恰好处于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鸦片战争结束后,有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在中国译介西方先进思想的任务,以此来开启民智、强国保民。他们的这种翻译动机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也必将影响文学翻译的过程。

    关于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论断同样见于《20世纪小说史》(1989:39)。因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的显然是边缘位置(谢天振,2003(4))。

    2.2 翻译文学边缘地位主导下的《天演论》翻译策略之选择

    根据文学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domesticating)的翻译方法(王东风,2000(4))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着重于译文的可接受性(2000:160)。下文将从2个方面举例说明这些翻译策略在译文中的运用。

    2.2.1 “达雅”先行的“达旨”翻译观

    严复首先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申明自己的“达旨”式的翻译观意在“取便发挥”, 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同时,为了让国人接受国外的新思想、新观念,严复在翻译中糅合新思想和旧形式,采用编译、节译的形式来保留中国社会需要的部分。赫胥黎的原文题目为《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而经过严复的翻译,伦理学被舍弃,只剩下了进化论。

    再者,严复根据需要,在“达旨”的标语下,采用编译的手法,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还在他的译作中融入自己的观点。

    原文:It is as little to be doubted,that an essentially similar state of nature prevailed,in this region,for many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Caesar.

    严译: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

    译文中“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是原文中所没有的,而是严复为了警示国人私自添加上去的。这种翻译策略深深受制于当时翻译文学的边缘地位。此外,《天演论》译文中“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地加入了大量自己见解的按语”(1996:118)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翻译策略受翻译文学地位的影响,这些所谓的“不忠实”甚至删节似乎是严复有意为之,也正是其翻译策略的运用。

    2.2.2 不惜牺牲文本的“原始”形式,运用归化手段淡化陌生感

    为了接近读者,增强译作的可接受性,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transparent,fluent style),采用本国读者熟悉的语言、结构,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strangeness)。

    原文: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译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严复译)

    首先,对于一些当时读者陌生的名词,严复选取了“古雅”式的翻译方法,例如,将“southern Britain”译成“英伦之南”四字短语,符合汉语的审美,使读者更感亲切。“the state of nature”,如译成“自然状态”,恐怕在当时难以使人明了,也太抽象。严复求诸古典,取《易·屯》中“天造草昧”译之。天造,犹言天地之始,正所谓“the state of nature”。其次,在句型结构方面,为了迎合读者,严复一方面把英语译成当时的语言模式——文言文,另一方面,改变原句的句型和次序。王佐良先生指出“原文里第一人称的“I”成了译文里第三人称的‘赫胥黎’,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翻译文学篇7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翻译文学篇8

论文摘 要：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即对原来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和用新文本作准确再现。然而，文本的意义受作者、文化系统、读者等多方面的制约，具有自身的语义不确定性和理解上的多重含义性。本文以人物形象，包括动作、对话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几方面的具体实例探讨了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如何使译文与原文达到语用等效。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必须对特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分析，确定有关成分的意义。并以不同的视角对意义的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准确恰当地译成目标语，达到与原文的动态等效。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例(1)语境：作者在“范进中举”一段文字里对其岳父胡屠户的描写：(范进)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 Hu gripped the silver tight， but thrustout his clenched fist， saying， "You keep this. I gave youthat money to congratulate you， so can I take it hack?"

“I have some more silver here，” said Fan Jin，“Whenit is spent， I will ask you for more.”

Butcher Hu immediately drew hack his fist， stuffed thesilver into his 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文中的“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几处动作语言是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胡屠户嘴里说着要把银子送给范进，但实际行动是一听范进说不要，他就立刻把刚刚伸出去的紧握着的拳头缩了回来，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想让范进把银子拿去。可是真正的意图是掩盖着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罗念生，2004，p.58-63)。译文中用了pipped the silver tight，thrust out hia clenched fist，drew backhis fist和stuffed the silver into his pocket几个动宾结构，勾勒出胡屠户原本不想把钱送给范进，而又要假装出送给的那个样子及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性格。grip，thrust out，clench，draw back，stuff几个动词用得非常贴切。仅仅运用一些动作语言就把胡屠户的内心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人物关系也变得非常清晰。译者保留了与原作者的相同叙述手法，不让内心活动在字面上有任何显露，而是留下空白和空缺给译文读者去想象。其方法是依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帮助与实证，根据原语作者的意图和期待选择词汇：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揣摩原作的语用用意，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的暗含用意，从原语作者隐含意图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深层含义，再把深层含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即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力求使译文真实表达出作者的真正用意。

情节、事件通常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位于第一。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均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翻译

人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铺之以语言。文学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才能站起来。因为人与社会及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自身矛盾，都无不在人物的心理上反映出来。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思想支配，为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变化，如喜、怒、哀、乐、犹豫、惊恐、嫉恨等。因此，心理描写极为重要。通过对话和行动可揭示人物的心理，真实、传神、感染力强，能让读者很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心理。而作品中微妙心理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所谓心理描写，即用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的描写。作家们不仅展示人物外在风采，同时也触及人物内心世界。文学作品中人物在特定氛围中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图，进而把握原作精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联想，在自己思想感情中寻找适当的印证。

翻译是把原语转换成母语的活动，其语用目的是使译文对读者产生预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人们交际时的话语不能只拘泥于其字面的意思。发话人(speaker)怎样设法表达其“言外之意”，受话人(receiver)又如何去理解发话人的“弦外之音”?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衔接和连贯均可实现。这种连贯性其实就是读者尽力使文本中的内容连贯的一种文本重构活动，这种重构行为又涉及读者本人的知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等。语用学理论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汉语语用学理论中的“智力干涉(the interventionbintelligence)是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p.131-134)。根据智力干涉原理，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使译文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人物性格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从下面对李白《静夜思》译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力干涉对动态对等翻译的解释力。

例(3)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 - 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 - and thoughts of my home arise.( Herbert A. Giles译)

译文 2) 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 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 s sweet memories. ( W.J.B.Fletcber译)

译文3)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I descry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I suspect it to be hoary frost on the floor.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as I tilt back my head.

I yearn， while stooping， for my homeland more.(徐忠杰译，1990，p.86)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其意蕴却深长，令人神往。诗的前二句描写了孤身远客在月明如霜的深夜不能熟眠的情景和迷离恍惚的情绪。诗的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意流畅，不加雕琢，直抒胸臆，借明月寄托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浓浓乡愁，道出了游子望月的万千思绪。它写了月，月总令人思乡思亲；它说到霜，显得凄凉；它写了抬头看月，低头思乡，显然是孤寂的。此情此景最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译文1)保留其隐含义“thoughts of my home”，留给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有淡淡的离愁或温暖的回忆，表达了天涯孤客在明净的月光下的旅思情怀，也符合英诗的表达习惯，易于接受。

译文2)中，以“Youth's sweet memories”形式出现。将隐含变为明示，结果使诗中意境转淡。

译文3)中，先后用了descry，suspect，watch，yearn四个动词，分别统领每行诗句的含义，语句简洁明了。其中descry是个正式用语，意思是notice something a long way off，watch与descry的相同之处是侧重于动态的描写。这里的意思是keep one's eyes fixed on someone or something，两个动词共同译出诗句中“望”的寓意。Suspect的意思是believeto exist or to bc true，yearn含有have a strong，loving，or saddesire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的意思。两者都常用于静态描写，这四个词译出了原诗蕴涵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译出了借助月光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将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委婉曲折，韵味悠长。译文3)凭借着浅显的文字却清晰地刻画出诗人客居他乡的思乡情怀，译出了常年寓居他乡之人的真切感受，达到了译诗与原诗的近似，再现出原诗的风格，令人读后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此例的译者是位外国译者，对诗人及其文化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国内译者的程度，推导出话语隐含意义的能力也逊色得多，就不容易完全达到语用等值。可见，译者既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对原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全面了解，又要兼顾译文不同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熊学亮，1999，p.122)。动态对等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原作者的意图的正确传达和译语接受者的正确理解为准。原文是作者交际目的和意图的体现，它面对的是原文读者，而译文面对的是译文读者。语用翻译不仅强调对原文意义的真实，以便做到真正的等效，还要使译文读者把注意力转到对话语隐含意义的推导。

例(4)语境：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the d'UrberviUes)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从野外过节的欢乐场面回到自己家。

原文：From the holiday gaieties of the field-the whitegowns， the nosegays， the willow-wands， the whirlingmovements on the green， the flash of gentle sentimen!towards the stranger-to the yellow melancholy of this one-candled snectac]e， what a sten!

(TXhoma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译文：从刚才野外过节那种欢乐的气氛里——白色的长衫，丛丛的花束，柳树的柔条，青草地上翩翩的旋舞，青年过客一时引起的柔情，一来到这蜡烛一只、光线昏黄的惨淡景象中，真是天上人间了!

(张谷若译)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若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无场景，最终将失去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用来描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本例的例子就是如此。当苔丝从野外过节欢乐的场面回到自己家中，家里仅有一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变了，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外面让人愉悦的节日气氛。原文运用了混合式手法，将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等描写方法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原文在描写苔丝的心理活动时，就把景物描写“the nosegays，the willow-wands”等细节描写，如the white gowns和感情活动描写what a step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苔丝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苔丝所见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了感情色彩，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

作家常常就是这样突破语言的常规，在特殊的语境中赋予语词新的涵义。翻译文学作品时，只有经过细致的玩味，才能透过字面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译者运用智力干涉原理，推测出描写词语里的隐含意义，把握其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将“what a step”译成“真是天上人间了”，显得自然、具体。这一夸张手法抓住在特定环境下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翻译，真实可信，恰如其分地译出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把她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体现在译文中。如果将其译成“真跨出了一大步啊”，既不能渲染烘托气氛、衬托人物性格，也不能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更无法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真实，因为人物的真情实感未能表达出来，心理活动没得到体现，人物形象也就逊色得多。所以，译者应根据文学语言的特点，借助于语境，灵活地选词择句，寻求最佳的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在原文语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显示译者的再创作功力。

翻译文学篇9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2.坚持异化：文学翻译的文化传递功能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翻译文学篇10

民国时期刊物众多，具体来看，登载外国文学译文的刊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一般性的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期刊或翻译刊物，但出于文化启蒙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等目的，也刊载了一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类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现代》等；其次是文艺期刊，尤其是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学衡派的《学衡》等，都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最后在30年代还出现了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为该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各类刊物由于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学倾向的差异等，在译介的方式、内容和侧重点方面也多有不同。《新青年》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据统计，1915～1921年的6年时间里，该杂志共发表了约128篇翻译作品。其中日本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译作品的27%。其次是俄苏文学作品，共有18篇，占总数的14%，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尔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译者则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受利益驱动，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学性，不以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而相对注重文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对国外通俗文学译介较多。但自《新青年》开始，文学翻译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将外来文学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办刊之初，陈独秀就提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青年》曾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王尔德、易卜生等国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国内的首次翻译。对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译，更突出体现了该杂志的翻译特点。胡适对此有准确的评述，《新青年》译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他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新青年》的翻译中，易卜生并不是作为戏剧家和作家，而是“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除一般性杂志之外，在民国期刊中，对外国文学翻译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艺期刊。如有学者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翻译文学的作品发表”，而一些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月》《学衡》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特别提出“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由此，《小说月报》成为民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仅1921～1931年的10年间，该杂志就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来自几十个国家。同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其翻译也反映出了该社团的文学倾向，即重视俄国、法国、北欧等国家尤其是“被损害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作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更多表现出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译介重点包括了卢梭、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创造社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杂志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方面，这与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英美留学背景有关，由于深受英美文学的浸染和影响，他们在对外来文学的翻译中侧重选择英美近现代作家作品，表现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倾向。其译介重点有英国作家济慈、哈代、曼斯菲尔德等，对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伍尔夫、劳伦斯、奥尼尔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译，填补了国内此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中的空白。除此之外，还有未名社创办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对苏联、日本以及法国文学等多有译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学期刊因各种原因终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学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混乱，文学翻译一度出现沉寂。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个专门刊载译文的期刊，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使外国文学翻译在艰难的时期仍然得以持续。《译文》创刊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而创刊目的则如茅盾所说，“是供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在翻译题材选择方面，该刊没有特定的限制，但从其发表的文章来看，杂志在广泛涉及各国文学的同时，仍然侧重苏联文学以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发起者、主编鲁迅的文学倾向和主张。《西洋文学》存在时间较短，自1940年9月创刊，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译文选择方面，《西洋文学》更看重诗歌，曾刊发多位英国诗人作品，如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叶芝、乔伊斯等，尤其是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该刊译为“乔易士”），在乔伊斯去世的两个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传、诗歌、小说、评论等，内容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内期刊对于国外当代文学事件的迅速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

二、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编辑策略

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的余波，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有关，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达到文化与文学变革的目的，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力引介外来文学，并将文学作为传递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毕竟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为此各期刊在外国文学译文的编辑方面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消除阅读障碍，推动了作品在读者中的阅读与接受。以“专号”“特辑”等方式对重点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相对于书籍出版，期刊的翻译更加迅捷、及时，但也存在着译介零散、不系统的问题，而有关外国文学的专号、特辑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号（特辑）多围绕特定作家或主题进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是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第一个作家专号，为此后的期刊译介外国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说月报》先后推出安徒生、拜伦、罗曼•罗兰等作家专号，《西洋文学》推出“拜伦专栏”“乔易士特辑”“叶芝特辑”。也有专号围绕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如《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非战文学专号等。“专号”“特辑”的出现，一方面与编译者的文学倾向有关，体现出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期刊本身对外界事件的迅速反应。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现代》刊登“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在接下来的3月份国内期刊中出现3个专号，分别是《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青年界》“萧伯纳来华纪念”、以及《矛盾》“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诞辰、纪念日等也成为开设专号的好时机，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推出纪念号“拜伦专辑”；1923年，《创造》也推出了“雪莱纪念号”；类似的还有1932年《现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辑”等。从以上专号的内容来看，以国外近现代作家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亚特辑在民国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现，1937年《新演剧》《戏剧时代》分别推出“莎士比亚特辑”，1941年《戏剧春秋》为莎士比亚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亚纪念辑”，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专辑”。

特辑、专号往往包括了作家小传、作品译文、相关评论等内容，对作家作品做出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呈现，从而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以“编者注”或“译者注”的形式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介绍，也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虽然自晚清以来，随着翻译业务的逐渐发展，国内读者早已接触到国外的文学，但民国期刊中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当时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动外来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各期刊往往会在刊发译文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加以说明，内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创作背景等，编者（或译者）有时也会对作品做出点评，这些或长或短的注解构成了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的“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创造》季刊登载了多首雪莱诗歌译文，诗前都有一段文字，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缘起，同时也多有短评，如认为《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原诗音调极其雄厚，真如暴风驰骋，有但丁之遗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的是《学衡》的翻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学衡》编辑经常会加入“编者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阅读。以1925年第39期华兹华斯诗歌翻译为例，在译文前编者先以“按语”的形式对华氏文风做出介绍，认为其诗“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盖有类乎吾国之陶渊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诗也”。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诗人相提并论。而对于下文所译“露西”组诗第二首的解读，“按语”也从中国古典诗歌托物喻志的传统出发，认为该诗“盖威志威斯（华兹华斯）理想之所寄托”。通过“编者按”的形式《，学衡》编辑对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改头换面”，使其带有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色彩，并进一步实现了借外国文学来彰显古典文学价值的目的。图文并茂，以插图的形式使读者获得对外国文学更直观的认识，是民国期刊译介和推广外国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策略。插图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外国作家产生直观印象，消除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为民国期刊在推介外国文学时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如1923年14卷9号的《小说月报》推出“太戈尔号”，封面即印有泰戈尔像，刊内除登载泰戈尔作品译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之外，还附有7幅插图，分别是“太戈尔像”（两色版）“、一八七七年时的太戈尔”“壮年时的太戈尔”“幼年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歌”“太戈尔的手迹”“在美国时的太戈尔”（2幅）。1924年15卷4号《小说月报》刊登“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图，包括了拜伦不同时期的画像，诗人手迹以及故居图片等。插图的加入使纪念特辑有点有面，诗人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国内读者中的传播。1925年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就曾提到“一张铜版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同时还提到了“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伤逝》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提到的这一细节却真实反映了杂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如拜伦、雪莱等的偶像气质，及其在青年读者心中的深刻影响，都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作家肖像有关。

三、民国期刊与外国文学译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对翻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方面，与书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价格低廉，覆盖的读者群体也更广泛，通过期刊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也有机会面对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使其容纳了更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国内文学翻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民国期刊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队伍的发展。从译者身份来看，当时期刊译文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名家征稿，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学者、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沈雁冰等，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名家，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因此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为多家杂志供稿。张芝联在回忆40年代的杂志编辑时，就提到“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都曾为《西洋文学》提供稿件。另一种来源是期刊编辑的译稿以及自组稿件，如前文所述《学衡》出现的一诗多译，主要译者都是主编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期刊所选译文则是他们在翻译课上的作业，其中陈铨、贺麟、张荫麟等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统的翻译专号之前，期刊都会提前发出通知向读者征稿，如《论语》第52期发出消息征集译文，并在第56期时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