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章十篇

翻译文章篇1

1、首先在翻译文章之前要先通读全文，了解文章大意。

2、然后开始逐句翻译，注意是以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意群为单位，而不是看一个单词翻译一个单词。

3、同时在句与句之前的关系要体现出来，如转折、因果等。

4、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来源：文章屋网 ）

翻译文章篇2

【关键词】应用翻译能力阅读教材体裁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HEXII4013）。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125-02

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现有大学英语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学英语能力塑造也在经历由理解性能力培养渐向应用性能力培养的转化过程。作为基本技能之一，翻译综合体现听、说、读、写多项英语技能的掌握及实际运用水平，因而关于翻译能力培养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当下中国英语教学模式中，以阅读为主体的基础英语能力培养对翻译等实用能力的造就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阅读与翻译能力培养的关系

众所周知，大量阅读对英语学习至关重要。在中国，学生提高英语仍主要依靠阅读。现阶段，大学尤其是理工科类大学毕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关涉一些科技、商务等方面的内容翻译，但很多学生之前对此类文字接触很少，缺乏相应翻译能力，翻译时往往曲解或误解了文献资料的原意。另一方面，一些一线技术人员虽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背景，通过联系前后文，能大致了解其意，但终究无法将其准确地翻译成文。此种状况与相应阅读量过小有着极大关系。阅读对此类翻译能力培养的助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阅读有助于培养应用文体翻译者的逻辑性。

一般，我们可以将阅读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字面理解、推论理解和评价理解。字面理解使阅读者了解文章大意，明晰其间人物、事件和因果关系；推论理解目的在于推测词义、作者意图、文章目的；分析理解则重在分析信息的确切性、可信性和事件发生发展的可能性。对于科技等应用性文体阅读来说，字面理解是基础条件，是应然性因素，而推论理解与评价理解是关键，是必然性因素。明确文章的写作意图，所欲表述的意义，掌握其所陈述事物的发展走向及未来影响，是每个应用性文体翻译者所应具备的素质。这些能力的具备需依靠一定的逻辑判断能力，主要是指对语言思维逻辑判断和译文技术逻辑判断。逻辑素养并不是天生具备，在于后天通过大量的相关阅读不断培养。英语应用性题材文章的语言逻辑性往往很强，文章无论从语言还是结构上看都安排的错落有致，十分严谨。唯有积累了相当阅读量，译者才有可能熟识其文体的特点，在较短时间内从中发现逻辑线索，抓住文章的主干，在读懂的基础上做到读通，进而对文章欲说明的事物及欲达到的目标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二）阅读有助于熟悉应用性文体的语法结构。

英语文章与汉语文章在表述特点上存在很大不同，英文应用性文字其内容特点就更加突出，组织结构、遣词造句方面与汉语言使用者的阅读习惯相距更为遥远。

（三）阅读有助于译者掌握应用文体的专业语汇。

应用文体，不论其是法律文书、科技文献、商务合同、实验报告抑或使用说明，其中往往出现一些本专业领域特有的语辞，其词义一般非该专业人员往往不清楚，但这类词语的语义范围较为狭窄，意义较为明确固定，一般来说，即便译者不甚清楚也能借助专业词典确定其词义，对翻译理解尚不构成太大障碍。然而，在应用性文体中还充斥着众多准专业术语和复合词汇，对于这些词语的翻译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译者的经验，惟有多读、多见才能更大程度地掌握更加丰富准确的词义，明确词语在不同条件下所表达的意思，也才能做到不望文生义，想当然地进行翻译。

综上所述，阅读对于翻译，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翻译的重要意义是由此类文体本身特点决定的。诚然，应用文体所含范围亦很宽泛，且各具特点，如科技论文创新明显，说理充分，论述缜密，文字凝练，逻辑严密；产品说明则通俗易懂，朴实简明；专利文献内容往往专深具体，措辞准确周密，说明异常详细。对于不同应用文体的特点，译者总须在相应阅读中去感受，进而才能在不同种类应用文体的翻译中有的放矢，做到准确无误。总之，无阅读则难达理解之效，无阅读亦难成翻译之功。

二、大学英语阅读教材现状统计及分析

目前，大学教育已成为英语人才培养的基础性阶段，更是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因此，出于对翻译人才培养事业的关注，我们在明确阅读与翻译间关系之后，还须对高校英语阅读情况加以分析。笔者将大学英语阅读情况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授课教材进行的基础性阅读；二是由学校、教师制定计划，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于教材之外选择相应文章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引导性阅读；三是学生由自身兴趣爱好、求职需求等出发而从事的自发性阅读。在此三者中，第一类无疑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发挥最根本性的影响。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多数英语教学活动仍是围绕基础教材展开。教材不仅是英语教师授课的蓝本，也是多数学生获取英语知识，完成课程学业的最主要媒介。教材中所设置的各类文章成为学生英语阅读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教材的设计情况将直接影响英语教学的最终成果，其中文章的遴选对学生日后的阅读也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针对此种情况，笔者对高校使用较普遍的五套英语教材（即：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1世纪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其中选用的文章类别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其结果如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统合各教材文章情况后，依据“文学体裁”与“非文学体裁”对其进行了简单分类。所谓“文学体裁”，即指诗歌、小说、散文等带有叙事性、抒情性的文体；所谓“非文学体裁”则指涉及科技、商务、法律、医学、新闻、旅游、广告、金融、时政等领域的说明性、应用性文体。不可否认，此种分法尚显疏略，但据此已可对教材文章的总体构成加以审视。藉由上表可见，“文学体裁”各类文章仍在教材文章选取、分布上占据绝对优势，而“非文学体裁”类别的文章则属凤毛麟角。此种状况的成因并不难理解，前类文章通常带有普及性及趣味性，而后者则多晦涩枯燥，未能在文章遴选中得到重视，只是作为一般性了解点缀其间。应该说，大学教育强调的是基本素质的培养，此种教材设置办法本无可厚非。然而，时代的发展促使人们知识结构发生转型，在“非文学性”也就是应用性体裁文章的选用方面，教材的现有设置已和社会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

三、对于大学英语阅读教材选文的建议

毋庸置疑，大学教育重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能够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具备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材设计方面，应该考虑他们的特别需求，在培养其基本能力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专业修养的增加起到辅助作用。据此，笔者对现有英语教材的修订及选用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增强教材选文的实用性。

大学英语教材设计在注重学生综合技能塑造的同时，也应顾及到专业人才应用能力的实际需要。教材选文应更贴近社会实际，通过文章遴选，介绍一些科普知识、商务法律常识，或是最新科技发展成果等。这些文章不必尽是应用性的说明文体，也可采用叙事性的文学语言或其他更加灵活的表述方式，关键是使学生在阅读的同时，增加对应用性领域知识背景的了解，为其日后从事专业性阅读、翻译做铺垫。

（二）增强教材选文的知识性。

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即便是应用性翻译能力，也应注意文化背景知识的传输。笔者认为，教材学文应更注重知识性，多选取一些能够体现文化背景的文章，从而使学生了解不同民族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角度、习惯。应用性文体领域涉及广泛，但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却相对一致，了解相关文化知识不仅可以提高教材的可读性，更可帮助学生搭建相关文化平台，使他们在从事专业应用翻译等活动时更加游刃有余。

（三）教材选用应更具针对性。

院校教师在选用教材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己本校、本专业的特点，从增强学生英语实用能力角度出发，选择使用那些对学生专业水平提高确有实际帮助的教材。尤其是理工类院校的英语教师，更应对学生的就业特点，日后从事职业的各类需求进行全方位考量，选择最具针对性，与培养目标结合最为紧密的教材进行授课，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阅读对于理工科学生应用翻译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因而在大学英语阅读文章的选择和编排原则方面应考虑将题材与体裁结合，从而增强教材选文的实用性、知识性和针对性，并最终有助于学生应用翻译能力、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翻译文章篇3

关键词：翻译学 框架 内容与内涵

一、概述

谭载喜编著的《翻译学》出版于2005年9月，由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全书共357页。作者谭载喜，湖南涟源市人，毕业于湖南师大，之后赴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留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执教于湖南师大，后调入深圳大学。1996年至1998年赴香港城市大学任研究员，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于1999年3月获得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外语系教授。

作者在《翻译学》前言中称：我们与其在到底“要不要翻译学”、“有没有翻译学”、“翻译学究竟是现实还是迷梦”的问题上推撞纠缠，或在“翻译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上老生常谈，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译学框架内部具体层面（如翻译理论构件、翻译传统比较、语义及文化比较层面）的研究上，通过对这些具体层面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来充实译学框架的内容与内涵，促进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①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已跳出困扰翻译学术界多载的樊笼，站在更高的起点，审视译学建设，强调对翻译学深层次的思考，并开始着手于翻译学发展中诸多实质性的基础性开拓工作。在本书的序中，许钧学者谈到：谭载喜在其著作前言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对译学建设的一种立场，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译学探索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②谭载喜先生也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撰写，即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③至此，该书的研究主题已毋庸赘言，即对翻译学理论的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中西翻译史上都出现过几次翻译高潮，但主要都是翻译实践的高潮，对于翻译理论基本上少有人问津。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有少数的翻译家将目光投向翻译理论研究，然而成果甚微，但也不乏有像多雷（Dolet， 1509―1546）、泰特勒（Tytler， 1747―1814）、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之类的翻译理论大家。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则更为落后。自二十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观，在西方翻译理论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翻译界学者也不甘示弱，迎头而上，纷纷投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赫然。这一时期，有关翻译学理论的著作及论文为数不少，极大地填补我国在翻译理论这方面的空缺。我国学者董秋斯在1951提出了建立翻译学这个主张。在他写的《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 二、中国翻译学。④尽管学者董秋斯提出了建立翻译学，对我国翻译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没有对翻译学基本框架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1988 年我国首次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黄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和几十年的翻译教学与实践, 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界说、属性、职能、准则、矛盾及可译性、等值性、准确性等问题。黄先生明确提出了翻译学是以门独立学科，认为翻译学有其完整的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手段，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对翻译学的体系作深入系统的论证。⑤张振玉著的《翻译学概论》（1992）主要讲了中国佛经，明清及清末民初之翻译及译论。张振玉先生所著的这部书注重实践性，全书针对具体的翻译问题，给出许多恰当的例证。但书中对于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翻译学，却没有给出答案，总体上给人感觉比较粗略和片面。⑥刘重德学者在黄振定编著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1998）一书序中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翻译理论专著。具有这样深度的专著在我国尚属少见。⑦由此可见黄振定先生这部关于翻译理论的书在当时来说，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书中通过对现有理论和理论史的借鉴与研究，廓清了翻译学的根本性质，阐明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另外，该书采取实践与理论双管齐下的方针，通过翻译实力的分析归纳和理论的推演引申，全面论证翻译学是艺术论与科学论相统一的观点。黄先生以哲学观点探讨翻译学的两论问题，研究比较深入，富于开创性。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9月出版的谭载喜著《翻译学》一书，可以说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对中西翻译史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结晶，同时也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译学研究成就的总结。它既总结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宝贵经验，又为新世纪我国译学建设提供了一本具有指导意义的专著。⑧

二、《翻译学》一书的结构及内容

谭载喜先生著的《翻译学》，全书总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作者在本章探讨了导致翻译理论不健全，不发达的主客观因素。作者同时也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做了总述，并提出为此需要做好的一些工作。第二章，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本章在第一章的基础上，对建立翻译学的意义以及翻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深层次探讨。此章共三小节，分别讨论了翻译和翻译学概念的区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学的内部结构。第三章，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作者在本章详细解释了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并指出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应当包括五个组成部分。第四章为翻译学的研究途径，作者从分别从文艺学，语言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和翻译学五个方面，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翻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第五章，翻译学与语义研究，作者在此章对语义进行了具体的科学分析，从而为翻译操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第六章，翻译学与词汇特征，本章着重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的角度，对词汇偶合，词汇并行，词汇空缺及词汇冲突等英汉间的四大基本特征逐一加以探讨。第七章，翻译学与西方译史译论研究，作者在本章中对西方译史及现代翻译发展作了概述并着重讨论了几个杰出翻译理论家及其重要著作。第八章，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本章讨论了比较译学的学科属性，目的，任务范围及研究方法。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此章探讨了中西译论比较的意义和方法，中西现代译学概评，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中西译论的异同以及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三、《翻译学》一书的写作特点

从内容上看，谭载喜先生并未停留在特定翻译传统，特定译论体系内部研究的阶段，而是跨越独个传统和体系，提倡在不同翻译传统，不同译论体系，乃至译学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诸如文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信息学，电子科学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比较译学”。⑨提出将“比较译学”作为翻译学下设的一个分支学科，不能不说是对翻译学建设的重大贡献，对完善和发展翻译理论意义重大。而在此之前，国内有关中西比较译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著述寥寥无几。⑩

从结构上看，该书前四章较后五章结构更紧凑，逻辑更严密。本书第七章，翻译学与西方译史译论研究，作者在第一节谈论了西方译史研究与评说，紧接着第二节就转向俄国文学名家与翻译，一二节间无任何过渡与衔接，不免让读者感觉有些突兀。

从作者立场上看，纵观《翻译学》全书，作者都客观辩证的态度，特别是对中西译论和古今译论及在评论西方几位杰出的翻译理论家时，谭载喜先生均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待，是则是，非则非，并未盲目的全盘吸收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而是秉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继承中外古今文化遗产，吸收其精华，指出其不足，收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效果。

从其时代意义来看，《翻译学》这本书中，有几个章节是作者基于自己之前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如第五章的翻译学与语义研究是基于作者于1991年在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翻译学与语义一文，第七章第四节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基于作者于1989年发表在外国语上的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一文，第九章第二节中西现代译学概评来自1995年外国语上的中西现代译学概评，第三节摘自1999年中国翻译的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第四节摘自1999年中国翻译上的中西译论的相似性，此章的五节和六节也都摘自发表在2000年中国翻译上的相对应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发表距今的时间不长，也就十多年，但是在当今学术界新理论新观点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这样的大背景下，谭载喜先生这些翻译理论的关注点，相比之下，也就有些黯然失色，失去了些许时代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与时俱进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翻译学》这本书在当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以及对翻译理论发展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谭载喜先生这本《翻译学》知识涵盖全面，基本上把建立翻译学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都讨论到了，诸如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翻译学的类别，翻译学的研究途径，翻译学与语义，翻译学与词汇特征，中西译史译论的比较研究，以及翻译学的分支比较翻译学等等。本书这种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对于翻译理论入门级的学习者是大有裨益的，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对翻译学这门学科有一个大体的掌握，为进一步的学习扎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鲍德旺．《我国翻译学（论）专著评介》．载《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4期．

[2]陈志强．《中西翻译理论的文化比较》．湖南师范大学．2005．

[3]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刘重德．《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载《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

翻译文章篇4

【关键词】英语专业教学；翻译能力；教学方法；

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翻译能力是最能体现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很有效的方法。其实，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翻译。虽然翻译的综合性比较强，难度比较大，提高也比较慢，而且，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似乎都会有意无意地回避翻译的问题，但是，要想使学生学好英文，就必须要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所以，教师和学生一定要将翻译重视起来。那么，要怎么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呢？

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给学生安排有效的翻译训练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在英文教学中，对于翻译，教师一定要注意传授学生基本的翻译方法，利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在学生讨论和实践中让学生多对英文和汉语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使学生建立起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转换意识。在翻译训练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要让学生在理解原文的前提下进行翻译

理解是翻译的前提，离开理解，翻译就无从谈起。在翻译句子或文章时，首先要将句子或文章通读一遍，先从整体上把握要翻译的内容，只有通过对上下文的阅读和理解，才能准确把握要翻译的内容的含义，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的词义，因为很多的单词都会有几个甚至更多的意思，而词意往往是受文章环境、上下文约束的，没有上下文，有的时候很难确定单词具体的含义。因此，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分析和综合能力，真正搞清文章的具体内容，为搞好翻译打下第一步的基础。

2.要让学生在语言表达上多动脑筋

表达是理解的表现结果，表达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学生对于原文的理解的深度和对译文的语言的组织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精选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句，把几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传授给学生。而学生除了要认真领会这些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外，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内在潜质，在理解的基础上熟练应用，在熟练应用的基础上能够进行改进。

3.要让学生树立严谨认真的翻译态度

学生要树立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在没有将原文真正、完全理解的时候，不要轻易动手翻译，遇到疑难问题不要轻易放弃，对没有把握的地方要学会能够认真钻研，尽量避免误译、漏译。翻译完毕之后要从头检查一遍，看一下字、词、句、标点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漏字漏词，做到内容准确无误，通顺合理。[1]

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培养

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意适时地介绍一些翻译的理论知识和技巧性问题，这样会有助于快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翻译人员做到翻译出的文章能够忠实和通顺，在实践过程中处理好这两者的问题有时是很难做到的。一般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翻译的文章不注重原文的基本内容和主旨，过分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翻译，这样就会形成硬译、死译，结果就是翻译后的文章晦涩难懂，完全不能传达出原文的基本内容和精神风貌；另一种情况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进行自由发挥，这样翻译出的文章往往主观性、随意性较大，看上去不像是翻译来的文章而像是翻译人员自己写的文章，这样的翻译文章显然就违背了忠实于原作的原则。[2]

在翻译过程中，学生要把握好翻译的一个度的问题，要灵活地应用翻译技巧使翻译出的文章既能够通俗易懂而且又能够不违背原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度，并不是真的那么绝对、具体，这里说的度应该是一个范围，能够被称为是好的翻译文章的一个范围。

文学翻译并不像科学理论那么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传达的是一种文章的内容思想和情感活动，翻译人员的学识、阅历、观点、价值观等都会对翻译的结果产生影响。所以翻译的文章一定要做到忠实于原作并且文章的语言衔接要通畅且通俗易懂。

三、教师要注意教导学生重视翻译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影响英语翻译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有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会导致翻译误会甚至是错误。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注意教导学生重视翻译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

总之，任何的英文翻译者，除了要掌握基本的英文语言知识、基本的英文翻译理论、了解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外，还应当重视反复的训练和长期的积累。所以，教师在教导学生学习英文翻译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翻译理论知识，还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翻译训练机会和指导机会，使学生在训练中能够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思考来提升自己的英文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翻译文章篇5

［关键词］交际功能手段 翻译的对等性 交际意向 篇章的主导功能 交际效果

［中图分类号］H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38－02

每个时代的翻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要求、任务和标准的理解都是不同的。翻译理论方法都不是随意翻译的结果，它体现社会现今翻译学发展阶段对翻译活动所提出的要求。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产生首先是从相关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即20世纪30年代以语言学为中心的多语言的同步研究及多语言体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出现了语言学翻译理论并得以发展，А.В.Федоров在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把翻译看作是“与语言和文学相关的创造性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两种语言连接在一起，用一种语言手段解决另一种语言的任务”[Федоров,15]。类似的翻译手段为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现存问题，例如，翻译中语言间相互关系的确定、翻译中处理方法的分类、非等价词汇的翻译、专有名词和熟语的翻译、原文和译文的分歧等。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终归是关注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的契合与分歧，并把翻译理解成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一种语言符号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符号。最为典型的就是Л.С.Бархударов的观点。这种对翻译的态度在当时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在И.И.Ревизин和В.Ю.Розенцвейг的《一般翻译和机器翻译基础》（1964）一书中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对告知的转变，或是变体。

显然，上述观点与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没有任何联系。它具有局限性，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中译者本身的活动。

翻译理论思想最大的飞跃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涌现出大量译作和翻译问题的专著，大多数新观点都依据俄罗斯境外研究（Ю.Найда, Дж.Кэтфорд）。而俄罗斯本土则出现А.Д.Швейцер的著作《翻译与语言学》（Швейцер,1973），与其后续著作《翻译理论：地位，问题，方法》。而А.Д.Швейцер的观点也是在境外众学者（Г.Йегер,О.Каде, Г.Тури,Ю.Найда）创作研究和观点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来源于莱比锡学派的翻译理论基础。

А.Д.Швейцер的观点中，主要概念是关于交际目标、交际效果以及考虑到篇章的广泛需求而划分的篇章功能主导等。有关翻译活动任务的观点主要是依凭О.Каде提出的交际活动图示理论。О.Каде很准确地划分了翻译作为交际活动的现有阶段：1.翻译活动，本质上可分解成两个有相互关联的交际活动――发出者与译者的交际、译者与接受者的交际；2.译者轮流扮演接受者与发出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交替本质上影响着翻译过程[Швейцер,63]。交际通过篇章的形成来实现，因此А.Д. Швейцер对篇章的功能性特点特别重视。

篇章的这类特点绝非偶然产生：它们是由话语发出者的交际目标所决定的，篇章的接受者可以理解篇章作者的意图，并对接受者产生交际影响。由此А.Д.Швейцер提出了三段式因素：1.交际意向，即交际目的；2.篇章的功能参数；3.交际效果。对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А.Д.Швейцер认为，译者在原文篇章的功能主导基础上揭示以此篇章为基础的交际意向，并创造最终的篇章，试图达到与此意向相关的交际效果[Швейцер,147]。

这一观点的成立也受到莱比锡学派代表А.Нойберт及美国语言学家Ю.Найда的观点的影响。从А.Нойберт的观点中А.Д.Швейцер把翻译的相符性划分成两种形式：1.原文内容与译语标准的相符；2.翻译语用角度的相符[Швейцер,76]。而Ю.Найда在翻译理论中加入了翻译获得者的反应与原文获得者的反应相一致的功能等价性概念。

交际功能的出现意味着翻译理论逐渐在医治自己的“儿童病”，此病的症状就是对所译篇章的语言本身的组成部分特别关注，注重翻译上的转换。

现今在研究翻译特点、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各个因素的时候，找到了一个领域，对于交际参与者，也就是说对于带有指令和意向的原文创造者和对于带有对译文反应、需求和民族文化特点的译文接受者来说，这一领域至今还是空缺的。换句话说，产生了翻译过程的“人化”，摆脱了一般的、由一种语言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技术转化，而变成一种按照В.Н.Комиссаров说的“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更广泛范围”的研究。

“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概念首先在З.Д.Львовская的著作中使用（Львовская,1985）。她认为翻译过程总的来说是言语的理解和产生的过程。应该在人的言语活动领域即交际层面寻找翻译理论的主要标准和出发点。交际手段的概念基础是语言意义和言语涵义两个概念的区分，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从属关系[Львовская,75-76]。

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言语活动类型进行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原因如下：

1.言语交往的最终阶段是把交际涵义从篇章中分离出来。但是解释者可以在对比语言意义和对每个言语环境来说很重要的非语言因素的时候理解篇章的涵义。然而，涵义的语言和非语言构成的一般规律，不管在原语篇章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原文作者译者”），还是在译语篇章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译者译文接收者”），都是表现在交际层面的。

2.每个准确构建的篇章都具有语用方向。在两种语言接触时，译语篇章的语用方针原则可以考虑一系列与文化历史、民族、社会和操译语团体的相关特点的一系列补充因素。这些因素同样要求在交际层面进行考量。

3.必须关注篇章涵义的语言和非语言成分，即关注交际层次，此研究方向超出了对语言间体系、规范、惯例层次上现存特点的研究。

4.评判翻译过程的主要业务原则与译语和原语篇章相符性的主要标准就是两种语言篇章的交际功能的相符性[Львовская,75-76]。

与初期翻译理论中使用的方向相比，З.Д.Львовская大幅度拓宽了翻译过程的研究领域。本质上，融入了两种语言交际的全部过程，此过程由原语篇章的生成开始，由译语篇章的解释为结束。换句话说，此过程是指交际过程，它具有一定的结构，并对自身无论是语言还是非语言成分（非语言成分特别重要）都产生影响。

如果把З.Д. Львовская的观点看做是翻译过程的一种模式的话，那么这一过程可如下进行：

在初级阶段，鉴于交际参与者与言语环境的相互作用，在交际参与者的意识中形成了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即主要交际任务）。动机和目的通过创立有一定涵义和思想结构的篇章而得以实现。在这一阶段可以选择一系列语言手段来表达篇章中的思想来形成篇章。

在下一阶段，篇章涵义的解释由篇章接受者去完成。在两种语言交际的条件下解释者就是译者，译者会把篇章的概念意义与言语环境的构成成分相对照。在此基础上，由篇章提炼出其蕴含意义，由此可以看到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译者本人所知的背景知识。

再下一阶段是带有原语篇章意义的译语篇章的形成阶段。在译语篇章中帮助表达意义的语言手段与原语篇章中的语言手段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是指语言和非语言因素。

在最后一个阶段，译语篇章的接受者对其篇章的涵义内容进行阐释，并把此篇章的概念意义与言语环境的构成成分相比较。

在这一观点中，言语环境起重要作用，若不考虑言语环境就不可能正确地形成原语篇章，也不可能解释译语篇章。言语环境可以定义为篇章作者的个性、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篇章解释者的个性、交际地点和时间、言语对象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Львовская,90]。这里，在言语环境的构成中可分为两类情境――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交际环境（包括篇章作者的个性及其动机和目的，交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解释者的个性），在篇章中描述的具体环境（包括言语发生是关于什么或关于谁，所描述的行为或事件的地点和时间，篇章中描写的人物、实物及现象特征等）[Львовская,92]。

所述理论观点与早先的翻译模式有些不同，特别是与И.И.Ревзин和В.Ю.Розенцвейг提出的情景指物模式不同。情景指物模式只考虑到理解原语篇章与生成译语篇章的语言学因素，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所指物是由原语中一定的语言单位所指，借助什么样的语言单位能够指称译语中的现实对象。而З.Д.Львовская坚持认为应该考虑到非语言学因素，准确来说是考虑到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З.Д.Львовская并没有忽视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言语不是一种自行构成存在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手段。“无论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它都是一种影响信息接受者及其意识与行为的意向”[Львовская,123]。按此观点，篇章的意义结构中不仅可以分离出语义亚结构，而且还可以分离出语用亚结构。“篇章的语用亚结构的顶峰通常是由篇章的主要构想、篇章的首要任务所构成的，即篇章生成的主要交际任务[Львовская,130]。其实，这种主要交际任务要通过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候来体现。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中介，翻译通过翻译活动可对译文接受者产生影响。由此，对译文接受者产生影响的任务是艰难的，因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下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是由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与社会团体的分属不同而造成，这是其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在于个性层面的不同造成（包括兴趣与职业、政治观念、背景文化知识、个人喜好等）。译者的任务就是通过相应的篇章语义亚结构的变换来减少差别，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同一的篇章是不存在的。因此原文作者在说到译文对等性并遵循现实性原则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根据地指出“译文篇章只是从本质特点上对外语接受者产生的影响，而与原文对其接受者的影响效果并不完全一致”[Львовская,155]。

Л.К.Латышев为翻译交际功能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翻译满足了一定的需求，同时译者满足了社会需求，并由此指引社会制定。Л.К.Латышев的观点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翻译的社会功能概念。他认为翻译的社会功能是“翻译能够保证两语言间接地交流，这种交流与一般同语言交流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Латышев,15]，因此翻译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在作为语言中介者的译者帮助下参与交际的人们能够直接地交流。此外，翻译的社会功能在传统需求中也有所体现，根据译文篇章的传统需求，如果接受者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语言，就应该使接受者像看原文一样地理解[Латышев,10]。译文在完成其社会功能时所遭遇的障碍就是民族语言障碍。民族语言障碍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借助译文交流的交际者是操各种不同语言的，而且是因为交际者之间存在各种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此交际者隶属各自的文化。民族语言障碍的构成可分为：原语和译语体系与规范不同；操两种语言的人的言语习惯不同；操两种语言的人的信息储备存在分歧。译者的任务就是消除民族语言障碍，因此，翻译是民族语言的传播，即“交际的最直接传达，在此过程中译者要完成对典型的民族语言特征的转换”[Латышев,23]，同时保留交际参与者的个性特征。消除民族语言障碍后的交际对译文的接受者会产生影响，但是译文接受者的反应能完全符合原文接受者的反应是个理想状态，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正如之前所述，翻译已开始在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更宽的范围内研究，“交际”一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能够预测到一切带有需求、动机、目的，并对所理解的篇章有所反应的“活的交际者”的存在，由此在现实言语环境中产生的相互作用就是由翻译在两种语言的交际环境下完成的，这其实也是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Учеб.Пособие.М.,2002.

[2]Львовская З.Д.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исп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М.,1985.

[3]Латышев Л.К.Технология перевода:Учеб.пособие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с нем.яз.). М., 2000.

[4]Латышев Л.К.Перевод: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практики и метод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М.,1988.

[5]Федоров А.В.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Линк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2-е изд.,перераб. М., 1958.

翻译文章篇6

关键词：图里翻译规范；协议；误译

一、图里翻译规范理论

图里认为翻译是受到社会文化规范限制的活动，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的受到多种因素限制。在图里看来，规范制约所有种类的翻译，不仅是文学、哲学和圣经翻译（这并不是说用完全相同的规范约束它们），而且，规范能运用于翻译活动的任何阶段，能反映在翻译产品的每一层面。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分为两大类：元规范和操作规范。元规范指翻译的宏观决策，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与翻译方针有关的因素，二是与翻译直接有关的因素。翻译方针既涉及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指导篇章类型的选择，它也涉及与在特定时期通过翻译输入某种语言/文化的个体篇章、时代条件及面向何种读者群等影响翻译决策的问题。操作性规范属翻译行为的微观抉择，一般指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它影响篇章中语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因此也直接或间接的约束目标语篇章和源于篇章之间公认的关系，即哪些在转变中可能维持不变，哪些会发生变化。

二、元规范视角下的误译分析

（一）经贸活动需要合同协议类文本翻译

依据图里翻译的元规范，一个历史时期选择什么样的翻译篇章都是该特定历史时期所决定。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对外开放的纵深进行，特别是近几年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主动设计议题引领世界时代的到来，我国对外交流不断提高。而经贸交流活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各类合同协议是中外企业进行沟通的重要媒介，因

而协议类文本的在中外公司合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这类文本的翻译需求大大增加，最根本的受翻译的元规范影响。

（二）读者影响或制定翻译政策

从翻译的元规范理论可知，协议篇章翻译出现的原因。本案例中的《协议》是在中国一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公司签订的工程。《协议》读者向译者提出了译文要求，译文再述原文的意思，不必拘泥与原文的语序。下面就来分析，译者翻译的这句译文是否遵循了基本翻译政策。

例一：Any tender of the interest of both parties for bidding and/or any contract that may be awarded to the principle by any ministry or government authority or private sector party in Kuwait.

译者译文：

所有双方利益投标书，和/或协议可由科威特任何部门、政府机构或私人公司授予委托人。

公司读者修改译文：

项目是指经科威特政府部门，政府的权威机构或者私人公司所授予给由合作方共同参与的委托人的项目。

分析：合同/协议的概念在大陆法系与普通法体系中不同，并且每一条款所指内容根据具体的经济活动有不同的内涵，所以往往在一份合同中首先看到 “定义条款”。这句就出自该《协议》的定义条款，例一并非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它是对上文“project”概念的界定。根据公司读者制定的翻译政策，译者并没有遵循，首先是译者忽视了上文中的“project”，将主语误译为“ any tender”与“contract”，说明译者语篇意识不强，其次就是译文不通顺。

因此译者并没有遵循“再述原文意思，不必拘泥与原文的语序”这一基本的翻译政策。由于，两类主要规范（即元规范与操作规范之间）相互影响甚至互为条件（赵宁，2003）。因此，例一首先涉及是元规范问题，其次也涉及操作规范。

三、操作规范视角下的误译分析

操作规范涉及翻译的微观层面，译者接触翻译实践时就会遇到，属于方法论层面，但就这技术性问题在面对两种语言系统差异的处理问题也绝非易事。两种语言系统差异又涉及音系的、构词的、句法的、语用的等多种层面的差异。

例二：The Agent is authorized and hereby agrees and accepts such appointment of having the sole and exclusive right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greement.

译者译文：

人在此同意并接受委托人授予的独家权益并享有协议条款的专有权。

分析：此处因为讨论操作规范层面导致的误译，属于译者个人本身对翻译技巧的驾驭问题，无须与公司读者修改译文进行比较。

由于《协议》是来自科威特公司，原文的起草也并非规范英语。因为主语“the agent”后面跟的并列句既有主动语态，也有被动语态，这种句式在标准英语中一般不常见，给翻译本身带来了困难。而译文将第一个动“authorized”，处理成形容词“授予的”的灵活变通，将后两个动词紧跟主语，非常巧妙。但对于“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greement.”是对“ right”的限定修饰没能正确理解，可见译者是顾此失彼。

四、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必须受一定的规范指导，本文运用图里翻译规范的两个层面，即元规范与操作规范对某公司《协议》译文误译进行了分析，从翻译实践层面例证了图里翻译规范的指导意义，以期对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有一定的帮助。（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翻译文章篇7

【关键词】英语习语 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策略

前言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日常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习语将语言进一步升华，是语言的精华部分，其蕴含着英语语言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及文化信息，将各种文化及特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语从广义上来讲含括了比喻性的词组，也包含了谚语、俗语、格言等，习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英语作为最为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其历史十分悠久，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地理、习俗、历史遗迹等方面的影响较大。习语作为英语语言中较为特殊的现象，习语翻译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翻译者需要对英语习语理解准确，将语言翻译成为英语本族实际应用语言，使人们能够了解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因此，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讲，研究英语习语翻译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实际的应用意义。

一、功能对等理论的含义

翻译是人类活动行为之一，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翻译的目的是将源语言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通过翻译转换成为习惯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将原意表达准确，便于沟通交流和理解。一般情况下，翻译文本指的是将源语言和目的语言通过统一的文风及语法表达出来，文风和语法保持一致，也就是将两种语言意思“对等”。“对等翻译”作为现代翻译学的重要核心概念，是翻译的重要标准。一些西方的翻译学家在研究语言及阐述理论时，内容都与“对等翻译”紧密相连。虽然一些翻译学家在对“对等理论”的想法和理解各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翻译学者认为“对等”翻译代表着翻译的准确度，在实际翻译中具有重要意义。“对等”不仅仅是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则，其也将源语言和目的语紧密相连的指代方式。从内容上来看，翻译需要结合原作的主旨；从文字上来看，翻译需要表达顺畅；从文风上来看，文风需要和原文保持统一。现代翻译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阶段离都与“功能对等理论”紧密相连，其中美国翻译家Eugene A・Nida是影响较深的任务之一，“功能对等理论”是其在翻译过程中最为常用的翻译理论。Nida将毕生的精力用于翻译和研究《圣经》，其翻译理论主要源于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他人为翻译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沟通过程，因此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及动态对等理论。功能对等理论主要包括了词汇对等、语句语法对等、文章及问题对等四大方面。Nida认为翻译中意义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而文章的形式则为其次。如果翻译只在形式上对等，而没有将文章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及想要文化意义表达出来，那么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功能对等理论”将同一个信息，通过信息对等理论，将文章意义使用两种语言表现出来，虽然接受者语言环境不同，但是通过翻译读者依旧可以正确欣赏理解文章，与源语言读者阅读效果相同。

二、英语习语的几大特征

习语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习语可以看做是被提炼出来的短句或者固定式的短语，习语主要是从历史、典故、习俗或者宗教中演变出来的，是一种语言的习惯用法，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鲜明的形象。因此，习语可以称为是文化语言的载体。习语具有十分独特的特征，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保持和源语言一致的含义和可信度，也要保持源语言的文化底蕴，习语需比喻形象细致，尽最大的可能将源语言内容翻译成目的语，使读者能够获得和源语言读者一致的反应，将文章真实的含义表达出来。

不同的语言所处于的文化背景不同，习语能够向读者传递文章的真实含义，方便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因此，翻译对于译者来讲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译文向读者提出了很高要求，不仅仅译者包括读者在阅读文章时，需要了解文章作者的语言背景及所处国家的文化背景，只有了解其文化及语言，才能更好的理解文章，在阅读时理解减少偏差。例如，英语“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resh is weak”可能很多人在看到这个句子时，只是将句子直译过来，意思是“精神即为意愿，但是十分脆弱” 。如果从句子的表面看，并没有什么难的词汇，单词也相对较为简单，但是直译之后却与源语言想要传达的含义完全不同，很多读者并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真正含义，文章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比喻寓意。如果翻译成汉语，可以译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翻译更加符合读者的语言特征和习惯。由此可见，在英汉两种语言翻译中，习语翻译十分重要，按照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在英汉的翻译过程中习语翻译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三、英语习语翻译中功能对等理论的应用

1.全部对等翻译法。全部对等翻译法英语为Literal Translation，在英汉习语翻译中，内容无论是在形象上还是在涵义上都体现出了中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习语无论是字面上的意义还是形象上的意义所要表达的文化和意义都是一致的，相互相通的。由此可见，在遵循汉语的表达手法的情况下，翻译者可以通过准确的翻译，将英语习语所要表达的内容形象的保留下来，在翻译注释中可以不用太多注释作者所处国家的文化及民族特征，可以直接通过汉语了解其文化特点，虽然如此，由于汉语历史悠久，表达也相对复杂，想要达到十分理想的翻译效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如：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翻译成汉语为：血浓于水。

2.类比对等翻译法。类比对等翻译法英语为Equivalent Analogy.结合Nida的功能Φ壤砺郏类比对等翻译法指的是在汉语中找出与英语习语意思相对应或相近的词语来表达源语言所蕴含的信息，按照文章大意来翻译，不针对每一个句子逐字逐句的翻译，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更加容易理解文章的意义。此种翻译法，虽然从字面角度看并不相同，但是其所发挥的翻译功能和效果是一样的，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获得和源语言读者一样的心理感受。

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翻译成汉语为：有志者，事竟成。

3.抽象化对等翻译法。抽象化对等翻译法英语为Equivalent Description.如果源语言与目的语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较大，目的语读者很难理解英语习语所想要表达的文化和内涵，那么在翻译时就需要舍弃原来的意思从而进行抽象化的翻译方式处理，将对等的寓意翻译出来，最终达到功能与读者反映保持一致的目的。现阶段，很多英语习语都采用抽象化对等翻译法进行翻译。

如：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如果采用类比对等方式翻译为：传说中每个家庭衣柜里面都有一个骷髅。如果按照抽象化对等的方式翻译则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了解源语言的特色以及文化，不可以破坏其文化，虽然在翻译之后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消除了一定的语言文化相关差异，但是也可能造成读者因不了解源语言的文化及含义而出现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障碍。

四、结语

由此可见，在英语习语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源语言的背景、历史及文化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如果所表达的含义与源语言一致时，可以采用全部对等翻译法进行翻译；如果所表达的含义与源语言存在不同时，可以使用目的语的对等语言进行替换翻译，保障两种语言的读者能够获得一致的反应；如果源语言表达内容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词语时，则可以忽略一些语，在大体内容上保持一致。在英语习语翻译中应用功能对等理论，结合源语言的文化特点，将文章内容翻译成内容相同含义一致的语言，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琼.功能对等理论在英语习语翻译中的应用价值[J].价值工程，2011.

[2]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杨小勇.浅谈功能对等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2.

[4]郑岚.交际翻译理论与动态功能对等理论在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应用[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翻译文章篇8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翻译文章篇9

关键词：庞德；《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殿堂中的奇葩，从理论到实践都成就斐然。纽马克的关联翻译理论、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对诗歌翻译路径的探索，文化学派推崇的文化回归以及译界对归化、异化的再思考为诗歌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撑。翻译生态环境理论明确了诗歌翻译的应有之义。翻译生态环境理论肯定了原文、作者、原始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多个因素在翻译之中的综合作用。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特殊形式，有着更为复杂的环境系统因素。文学翻译的特殊性首先是由文学的艺术性决定的。另外就文学的语言特征而言，词语的言外之意总会得到彰显，甚至会出现多层次意义的交织与辉映。文学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手段，使原本清晰的意义变得模糊，原本确定的意义变得开放，这也是文学的美学价值所在。再者作者的意识形态、精神气质、表达习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文学翻译注重对风格的传递。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能动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就文学翻译而言，应首先对文本的语言、文化内涵、作者风格进行综合分析，在理解的基础上界定翻译的生态环境，再对翻译策略、方法、文本意义、译作风格进行选择，之后力所能及地进行基于这种选择的目标语转换。

一、《诗章》作者分析

庞德是诗歌形式主义大师，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作为意象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灵感与中国古诗意象密不可分。而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的代表作《华夏集》、《诗章》等践行了他的翻译思想，即译者需要传达原作者的思想状态，完美再现原作的精神，得其意而忘其形。

庞德一个独特的翻译方法是他是根据别人的注释和直译来翻译的。这就导致他在翻译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作”。他主张译诗应实现原诗的整体效果，而非意义对意义、韵律对韵律、节奏对节奏的对应。为了实现这种效果，他甚至删去、夸张了原诗的某些特征，而突出或强调诗的另一些特征。

翻译庞德的作品时，应重视他自身的翻译思想，这不仅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因为作者的翻译思想会隐性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形成部分隐性意义和风格价值。

二、《诗章》作品分析

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现代主义巨作，耗时半个世纪，共117章，使用了18种语言，其中用典错综复杂，部分内容晦涩艰深，令人叹为观止。首先看看诗人自己对作品的描述，1944年，他对《诗章》的读者说，“40年来，我一直在教训自己，不要写一部美国或其它任何一国的经济史，而是要写一部史诗，一部从‘黑暗森林’开始，穿越人类错误的炼狱而在光明中结束的史诗。”由此，《诗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和政治主题。他所谓“黑暗森林”，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唯利是图的贪婪和破坏性。他所谓“光明世界”，则是将目光于东方的孔孟之道，认为儒学伦理是古代东方文明繁荣昌盛的原因，也是现代西方社会失落文明的救赎。

就诗人的表现手法而言，除了意象派常用的省略、隐喻、并置、断续之外，诗章具有鲜明的破碎性（fragmentation）。正如诗人所言，“诗章的第一部分是筹备调色板。根据诗歌的需要，我必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颜料和成分。”在创作之中，诗人将这些颜色一块块涂抹到画布上，不同色彩之间轮廓模糊，甚至毫无过渡和关联。

米兰・昆德拉曾经指出，文学翻译中常犯的错误是译者常常将作者的风格和优美性混淆，而在一定程度上，某种有价值的作品恰恰违背了优美的风格，而他的艺术价值和独到之处也正体现在他的违背上。《诗章》中，诗人违背了当时强调韵律和节奏、空洞、无病的维多利亚诗风，诗歌内容平民化，语言清晰、准确、简洁。

三、《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庞德的《诗章四十九》是《诗章》的第四十九篇。据西方叶维廉等学者考证，这首诗由十个诗节构成，前六诗节基于庞德父母赠与他的一本配画诗册，里面是一个名叫佐佐木玄龙的日本人画的潇湘八景，每张画上都题有汉诗和日本诗。其中汉诗部分来自中国北宋年间宋迪绘制的潇湘八景。第七个诗节是庞德自创，第八诗节是日本皇帝的诗，第九个诗节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手稿翻译的，八九两个诗节的内容分别来源于中国古典名著《尚书》之中的《卿云歌》和《击壤歌》。最后的诗节又是庞德自创。

据查，庞德曾将这八首汉诗交给曾宝荪女士英译，而后在其英译诗和画作的基础上创作了这篇诗的前六节。所以在前六节诗的处理上，我们应该首先考虑译出诗画合一的意境之美，其次应该传达的是作者断续、破碎、交叠的语言特色并由此衍生的清新隽永、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继前六节诗写景之后，后四节开始说理抒情。第七节是个略显突兀的割裂，也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在一片悠然闲适的美景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创造财富的国家负债累累，鬼怪肆虐”的强烈对比，表现了作者对西方资本社会弊病的审视和批判，这是本诗的高潮部分。第八节直接用日语音译的《卿云歌》、第九节用英译《击壤歌》入诗，表现了作者对东方文明的尊重，对尧舜时期清明政治的推崇。第十节是个颇有深意的结尾。大胆揣测一下，作者所言“静寂的、足以制服野兽的力量”，应该就是鼓励将视野投向“第四维”――遥远的东方。整首诗意义流动，柔中带刚，文气贯通。翻译的时候，如何保持形散而神不散，或者确切的说，形碎而神凝，是译笔之艰。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此诗中“形”与“意”、“形”与“神”产生的矛盾，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体裁）来译。既能满足对作者意象派“破碎体”这一形式风格的忠实，又不至于毁伤诗的意境与神韵。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文化因素对译诗的影响。这首诗涉及三种语言的翻译，英译中和日译中。在异化翻译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的当今译坛之上，似乎英语和日语的“洋腔洋调”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翻译内容。然而，异化翻译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在内：即原作者秉持着对源语文化的尊重和偏爱，希望传递源语文化，而目标语读者认同这种偏爱，并渴望解读这种与目标语对立的原语文化。而就本诗而言，其创作内容就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挑战，《诗章》全本充斥着对古代东方文化、东方语言的推崇，所以，翻译中不妨大胆地按照作者之意，按照汉语（日语）的诗词风格来译。确定了第二点之后，第一点似乎也可以窥到一点门径：尝试用中国古诗词体进行翻译，可以满足“破碎的形象”与“如画的意境”的统一。而为保持前六个诗节与后四个诗节文气贯通，自成一体，不妨尝试形式稍微自由的长短句。

四、《诗章四十九》翻译评析

关于这首诗的翻译，许多前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行的一个版本是郑建青老师的译文，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郑译：

诗章第49号

郑建青译

赞七湖，有佚名诗曰：

雨，空江，孤旅，

冻云中现一团火，黄昏骤雨

船篷下一盏孤灯。

芦苇沉沉，弯弯，

竹林簌簌如泣。

秋月；沿湖山耸

浓弊锭

暮似云帘，

笼涟漪；而穿帘

是月桂尖长的枝刺，

芦苇丛荡一支寒曲。

山后佛寺的钟声

随风飘来。

四月逝帆十月归，

船溶入银波；缓缓；

太阳独耀江上。

一竿酒旗揽斜阳

斜光中几缕炊烟依稀

忽有雪飞江上

大地玉裹

扁舟似灯笼摇荡，

流水凝寒。而在山阴

黎民悠悠自得

大雁猝降沙洲，

云拢聚窗口

水渺渺；雁与秋并行，

渔火上空一片鸦噪，

光移北天际；

有数童掷石捕虾。

1700年康熙巡歇山湖畔，

光移南天际。

国屯富亦衰？

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

大运河虽为昏帝享乐而掘，

可它仍流至通县。

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掘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四度，安宁的空间。

其威制伏野兽。

就此诗整体效果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文气通畅，抒情言志，有刚柔并济之美。第八、九两个诗节采用回译法，也是合理的。郑译总体践行了奈达的文化翻译理论，尊重了目标语的的表达习惯和行文风格，另一方面，在每一诗节之中，为了较好地传递破碎性等文体风格，尽量做到纽马克所言“贴近原文的字字对译”。然而，也正是因为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译文对不熟悉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读者而言，造成了欣赏的负担。审视一下翻译的细节，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经过前面的分析，前六节有些地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之美没有得到较好的传达，例如，“而穿帘是月桂尖长的枝刺，芦苇丛荡一支寒曲。”这一句的意境，与“烟波浴桂华，笛吹寒影过芦花”相去甚远。“大雁猝降沙洲”，与“几行秋雁下寒汀”的意境也不甚相符，而后面紧接一句“云聚拢窗口”更是让人觉得突兀而无味。第七节“国屯富亦衰？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文意模糊，不够通达。第九节的“第四度，安宁的空间”更是让人有莫名之意，增添了读者理解的负担。

按照庞德的翻译理论，注重细节及能量。看重节奏、措辞和词语的变化。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应践行作者的翻译批评观念，在意象、音韵、节奏上细加雕琢，并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这种关于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切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同时指出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愿笔者的浅见能为《诗章》的翻译尽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沈括.梦溪笔谈校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翻译文章篇10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大体上可分为3个方面：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学派。前两种规范研究是规定性的，注重制定一定的语言学规范和文本类型样板；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现阶段已经式微；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著，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翻译规范；篇章语言学；翻译研究学派

规范（norm）是什么？如何看待规范？在翻译理论领域仍然没有公认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巴切（Bartsch，1987）：“规范是社会现实的观念的正确性”；图瑞（Toury，1980）：“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赫曼斯（Hermans，1996）：“标准化的心理和社会实体，人们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覆盖传统和法令的整个领域。” 本文对上述三个定义，把法令、规则和惯例采取了宽泛的定义都包含在“规范”中。吉瑞 - 列维（Jiri Levy）首次在1963年把“规范”（norm）和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1999）认为翻译规范早已开始，只是人们并没有使用术语“规范”，而使用的“规则”（rule）。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探讨翻译规范；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规范。

1.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更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典型的语言学派代表卡特福德（Catford，1965）定义了一种语言（目标语）的文字材料的价值相等于而不等同于另一种语言（原语）。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到二者在内容，风格和效果方面的一致性。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 1953年，他曾明确表示，翻译过程中语言的使用和翻译、语言问题应该放置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费道罗夫后，前苏联翻译理论界开始注重语言的学习和翻译理论。列茨克尔总结出了一套翻译转换方法――操作规范，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方法和修辞转换方法。 （蔡毅，段京华，2000）

2.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规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崛起，翻译学已经发展。篇章语言学文字定义的研究范围的主要目标为翻译，文本被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重建文本。翻译移位产生文本。原来的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句子结构，也体现在规律之外的句子。

规范研究最重要的要数德国人诺伊贝特（Neubert），他把翻译定义为“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Schaffner，1999）在他看来，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本可以转换，译者应首先对整个文本掌握盛大的陈述文本，然后划分成更小的个人语义单位。为了实现文本对等，文字翻译必须做到“连贯”。他强调，“协调一致”的文字翻译成更大的长度应遵循规范。 （Gentzler，1993）

翻译理论按不同的规律分为很多不同类型的文本。莱斯（Reiss）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文本（重点为内容和信息），形式文本（侧重于语言形式），呼吁文本（重点吸引读者）。翻译主要是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原语的约束。纽马克（1988年）根据文本的内容和风格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文本类型的划分与赖斯颇为相似。在此基础上，尝试翻译理论进行比较原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类型（prototype 或genre profile）系统模型的描述。不同类型的文本模式需要相应的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纽马克的倡导者，基于文本的表达功能，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被视为重要的翻译方法，应根据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基于文本的信息功能和基于文本的翻译应该是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上述两项研究仍然是规定性的。要求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或文本类型，其核心是寻求源文本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对等。

3.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规范

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崛起了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为以色列的图瑞，赫尔曼（Hermans）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翻译规范角度（Translation Studies）是图里，之后许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图瑞首先明确指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规范处于翻译和翻译过程中的中心位置。他对翻译的性质，类型，特点，较为深入的重建了规范方法。

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翻译规范的内在规则反映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一个特定的社会行为的约束。在翻译过程中所有决策受规范的统治。翻译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的产品在选择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规范的产物。 （Toury，1995），他的翻译规范区分三种类型：初步规范，开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翻译规范有两个固有的特点：1）社会文化的特殊性；2）不稳定。社会文化的特殊性的规范是指不必要的，它是不可能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在同一个文化中，或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行业中，如果是相同的，那么它仅仅是一个巧合。同一文化的不同子系统或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可能会产生一些巧合，或者结果相似。所谓的不稳定性强调变化，并非是由于固有的缺陷，而是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有时相当缓慢。

4.结束语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比较语言学）的规范研究、篇章语言学的规范研究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3个方面研究的起始基本上呈历时的线性关系。70 年代以来，翻译规范研究发生质的飞跃，研究性质从规定性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层次从句子上升到语篇、超语篇水平，研究范围从语言规范扩大致超语言规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现阶段翻译规范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和篇章语言学研究虽然仍在进行，但已式微，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方兴未艾，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

[1]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7.

[2]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12-319.

[3]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