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范文10篇

翻译学范文篇1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郑州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等举世闻名。近年来，河南推出了十条生态旅游线路，其中黄河风情、探寻伏牛、梦醉花都、神游太行等线路深受中外游客的青睐。河南省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确立了河南省旅游景区到2015年达到年均接待海內外游客四亿人次的目标。然而河南省的旅游翻译却并没有提出相匹配的目标和要求，依然存在着如译文“过信”、“人本”不足、缺乏协作与监管等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审视下的河南旅游翻译

就全球化语境下的旅游翻译而言，译者应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对旅游经营者的意图、源语的文化专属、语言特征、的语游客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游览期待等进行多维度的考量整合。旅游翻译存在的问题不是翻译本体系统单方面所能够解决的，旅游翻译目标的总体实现需要翻译教育系统、翻译市场系统、翻译管理系统的协作与配合。依据“人本、中庸、尚和”以及“多维适应”［1］的生态翻译学思想，笔者分别对河南省的旅游翻译进行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视角的审视。

（一）语言学视角审视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2］针对旅游文本翻译，译者应特别关注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善于把握、分析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及其各自特点，时刻不忘译文应体现的语语言特征。然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旅游翻译而言，这做起来可比说起来难多了。比如，河南尧山旅游区内的一处景点有一块大石板，大石板上以中英文对照的格式刻着尧山核心景区游览线路图（Yaoshancorescenicareatourcircuitdia－gram），其中“现在位置”一词，对应的英文为“Nowlocation”，这是典型的用英文单词排列的汉语意合结构。译者按照汉语语序，逐字对应，却完全不顾英语语言的生态语境，致使英语形合的语言特征荡然无存。线路图中的“现在位置”即“游客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译者应依据源语的情景语境，以的语读者为本，构建翻译文本，并根据英语语言表达习惯转换为：You’rehere（近看不像，远观传神）。旅游翻译的特殊性要求译者注重游客的认知水平及游览期待，尽量选择游客容易理解的语言表现源文内容，必要时还要做相应的信息增删，使译文契合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譬如河南博物院二楼展厅中关于“帝乡南阳”的中英文文本。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刘秀定都洛阳后，将南阳设为南郡，地位仅次于京城洛阳，世称帝乡。南阳以“大郡之都，连城数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而成为当时中国六大都会之一。LiuXiu，FoundingEmperorGuangwuoftheEasternHanDynasty，startedhisascenttothethroneatNanyang．AfterheestablishedhiscapitalinLuoyang，LiuXiumadeNanyangthesoutherncapital，secondonlytoLuoyangandknownastheEmperor’shometown．AsoneofthesixleadingmetropolisesinChinaatthattime，Nanyangadministereddozensoftowns，boastingprosperingbusinessinalldi－rectionsandunparalleledwealth．汉语表达常把情感体验与客体描述合而为一，易于滥用主观性修饰语。英语民族注重客体思维，造句成章服从逻辑规则［3］34－35。上述源文中的四字短语“大郡之都，连城数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词语对仗工整、声韵和谐悦耳，读起来韵味十足。译文则平铺直叙，突出主语主题，注重形合，信息安排采用“突显”语序，完全达到了与源文功能对等的目的。

（二）文化学视角审视

“文化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翻译要在文化中发展，就会受到文化环境中多种生态因素的影响”［4］，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我们不妨以中国旅游网关于洛阳关林的英文介绍为例，LordGuan’sForest（Guanlin）TheLordGuan’sForestislocated7kilometerssouthtoLuoyangCityinHenanProvince……Theforestconsistsofhundredsofancientpineandplumtrees；thisisafamousviewofLuoyang。［5］关林是埋葬三国蜀将关羽首级的地方。“关”指关羽，那么“林”是何意？在我国封建社会，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中国旅游网不顾历史文化背景，望文生义将“关林”对应为“LordGuan’sForest”，实乃谬以千里，使的语游客如坠雾中。翻译中真正的对等应该是词语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都是相当的［3］2。如果将“关林”译为“GuanYu’sMausoleum”，似可较好传递源语的文化信息，以及千百年来国人对关羽的深厚感情，从而体现出“尚和”的生态翻译学思想。由于历史原因，中原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碰撞时，常常采取超然态度，致使中原文化很难对外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而这与翻译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再以河南博物院二楼展厅中洛阳龙门奉先寺的中英文为例。龙门石窟奉先寺始建于唐高宗初年，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历时近20年，武则天曾为此捐助脂粉钱两万贯。FengxianTempleatLongmenGrottoeswasfirststartedinthefirstyearofEmperorGaozong’sreignintheTangDynasty，whichlastednearly20yearstillitscompletioninthesecondyearofShangyuanperiod（675AD）．EmperorWuZetianmadeacontributionof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totheproject．如果从语言层面上加以考量，上述译文可谓上乘，但如果以生态文化视角加以审视的话，上述译文则仍有许多不足之处。“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仅向的语读者传递出“贯”是一种货币单位，而源语“两万贯”的文化内涵信息，即武则天省脂粉巨资捐献修建奉先寺，则在译文中没有体现。据查，我国唐代一贯铜钱相当于现在413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6］，那么两万贯折合人民币超过8千万元。所以，上述译文应增补这些信息就显得非常必要，即“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roughlyequalstoRMB80，000，000atpresent”。

（三）生态学视角审视

依据生态翻译学，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核心，围绕核心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基础，翻译市场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平台，翻译管理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保障［7］。这种整体论的生态翻译观对旅游翻译具有整体的指导意义。旅游翻译管理生态系统是旅游翻译生态体系维持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笔者认为，省市各级政府的外事办公室、旅游局、旅游公司、旅行社等单位，应该与翻译公司、翻译协会之间沟通协作，从全局出发共同商量旅游翻译的总体规划与目标，监督翻译过程、评估翻译产品。然而依据笔者所做的实地考察，以及对相关职能部门、旅游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河南旅游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目前尚未健全，翻译在旅游中的重要性还有待政府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认同。全省多数旅游景点翻译、公示语翻译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从对翻译公司、旅行社以及旅游景点的调查问卷来看，河南旅游翻译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待规范，从事旅游翻译的工作人员比较混乱，缺乏有效的资质审查与监督管理。多数地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旅游门户网站缺少相关的英文文本，一些著名景点如少林寺、龙门石窟的英文网页尚不完整，部分专栏点击后没有内容。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河南旅游业的发展。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于跨文化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具有跨文化存在的意义。但目前河南旅游翻译市场生态体系还处在形成阶段，翻译的跨文化产品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河南的翻译教育生态体系建设已经起步，河南省可招收翻译硕士（MTI）的高校目前已有五所，另有三所高校获批开设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这些高校的翻译课程设置应注重中原文化的译介，以培养专业的本土中译英人士。

翻译学范文篇2

[关键词]大学外语;翻译;学习策略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者在自身条件、学习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等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其学习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可以说，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的教与学及其理论建构均有巨大的影响。

翻译学习策略是指学生对翻译学习所采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既包括直接作用于翻译学习的特殊思路,也包括间接支持翻译学习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毫无疑问，在翻译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优秀的学生还是其他的学生都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选择和使用了若干学习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学生往往选择使用了一些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学习策略，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呢?影响学生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的因素有以下六个方面:①学习者的目标语水平;②学习者的文化背景;③学习者的个人特征;④目标语学习环境;⑤学习策略观念;⑥目标语学习时间。这些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共同构成影响策略运用的因素，从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因此，教师应从这些因素着手，增强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意识。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只有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才能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获得翻译学习的成功。

为了了解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2006年10月笔者在本校2004级和2005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150份问卷，回收136份问卷，有效问卷是127份。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①学生在翻译中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采用的翻译学习策略比较少;②在学生所用的策略中绝大多数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他们较少了解并使用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翻译学习策略。为了更好得发挥翻译学习策略的效能，笔者结合大学外语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了几种既适合学生学习特点，又有利于提高翻译水平的翻译学习策略。

1图式策略

人一生下来就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开始认识周围的人、物体、各种事件和各种情景，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模式。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的知识系统。人们把这种知识系统称为图式，它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1]。图式实际上是一些知识的片断，它以相对独立的形式保存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对言语的理解其实就是激活大脑中相应的知识片断的过程。如果面对的新信息在我们大脑中没有现存的相类似的图式，就会对理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图式”引入翻译学习策略研究，使译者能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翻译时，文本内容可以激活译者头脑中相关的图式，这有助于译者预测文本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翻译时如缺乏背景知识或不能恰当地运用背景知识，既不能成功地激活图式，理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中应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需要激活图式才能正确理解的语言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翻译。应用图式策略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翻译中常常出现图式应用错误的情况，尤其是文字表达比较含蓄的时候;二是学生所拥有的认知图式并不一定都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或者都已经完善。因此，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记忆语言形式及其功能，又要帮助他们调动相关图式，正确运用技巧弥补在字面上没有表达的意义，还要帮助他们修正或充实对事物的认知图式。

2推理策略

推理是从已知的或假设的事实中引出结论，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维活动出现，经常参与许多其他的认知活动[2]。推理是文本结构的内在特征，不是译者凭借想象所作出的随意行为，翻译时有些文本需借助推理才能达到正确理解。翻译时人们在看到文本的内容后，往往会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做出一系列推理，这些推理为译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把文本中的所有内容都联系起来，使人能充分理解每一个句子。

翻译时采用推理策略可以增加信息，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促进言语的理解。教师要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推理技巧，如从文本的整体结构进行推理，从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线索进行推理;根据逻辑指示词进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释和定义对某些词句进行推理，上述这些推理理解技巧一定要和正确地识别语言结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否则这种推理就成了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测。

3猜词策略

学生的概念能力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所谓概念能力是指在理解原文过程中如何对语言文字的零星信息升华为概念的能力，是原文材料的感知输入转化为最佳理解的全部过程。一个学生在词汇贫乏时，词句、段落形不成概念和对关键词在原文中的含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得不到文字信息的反馈，就会陷入对内容的胡乱猜测，所以要指导学生使用猜词策略。

翻译中的猜词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根据词的构成猜测生词词义，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构词法知识，特别是词根、前缀、后缀的意义;②根据意义上的联系猜测词义，句子的词语或上下文之间在意义上常常有一定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可以猜测词义;③通过换用词语推测生词词义，在文本中常会出现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种意思，难易词语交换使用的现象，据此可猜测生词词义;④利用信号词，在上下文中起着纽带作用的词语叫信号词，注意这些词语对猜测生词词义有时能起很大作用;⑤结合实例猜测生词词义，有时，在下文中给出的例子对上文中提到的事物加以解释，可以结合例子中常用词猜测所要证明的事物中的生词词义，反之，也可以猜测例子中的生词含义。

4语境策略

语境就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它既指言语的宏观环境，也指言语的微观环境[3]。微观语境是词的涵义搭配和语义组合，它使意义定位在特定的义项上;宏观语境是话题、场合、对象等，它使意义固定化、确切化。在翻译中，既要考虑微观语境，又要考虑宏观语境，两者相互结合才能确定话语意思。语境的实质是认知的，是人的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与反映在短期记忆中的具体的交际情景和说话人的言语刺激合作用的产物[4]。翻译中译者除了利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获取句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必须根据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思辨、推理，找出原作者隐于明说之后的意图，以形成自己对原作意义的认知心理图示，进而确定相应的译文形式，准确表达原义。

语境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选词造句、篇章结构以及语体形式均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构成了正确翻译的基础。教师在指导学生翻译实践时，不但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琢磨，译语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上面列举的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有的适用于整个翻译过程，有的适用于翻译过程的某一阶段，这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彼此促进和补充，学生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可以交替应用几种策略，在教学中，老师也要指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参考文献]

[1]刘明东.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2，(6):55-58.

[2]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8.

翻译学范文篇3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a,(2).

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李田心.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中国翻译》,2000,(5).

林璋.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外国语》，1999,(6).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事实胜于雄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

王东风.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9,(1),(2).

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外国语》，1996,(5).

吴义诚.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外国语》,1997,(5).

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张南峰.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外国语》，1998,(3).

翻译学范文篇4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a,(2).

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李田心.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中国翻译》,2000,(5).

林璋.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外国语》，1999,(6).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事实胜于雄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

王东风.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9,(1),(2).

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外国语》，1996,(5).

吴义诚.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外国语》,1997,(5).

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张南峰.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外国语》，1998,(3).

翻译学范文篇5

[关键词]大学外语;翻译;学习策略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者在自身条件、学习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等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其学习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可以说,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的教与学及其理论建构均有巨大的影响。

翻译学习策略是指学生对翻译学习所采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既包括直接作用于翻译学习的特殊思路,也包括间接支持翻译学习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毫无疑问,在翻译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优秀的学生还是其他的学生都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选择和使用了若干学习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学生往往选择使用了一些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学习策略,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呢?影响学生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的因素有以下六个方面:①学习者的目标语水平;②学习者的文化背景;③学习者的个人特征;④目标语学习环境;⑤学习策略观念;⑥目标语学习时间。这些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共同构成影响策略运用的因素,从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因此,教师应从这些因素着手,增强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意识。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只有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才能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获得翻译学习的成功。

为了了解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2006年10月笔者在本校2004级和2005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150份问卷,回收136份问卷,有效问卷是127份。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①学生在翻译中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采用的翻译学习策略比较少;②在学生所用的策略中绝大多数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他们较少了解并使用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翻译学习策略。为了更好得发挥翻译学习策略的效能,笔者结合大学外语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了几种既适合学生学习特点,又有利于提高翻译水平的翻译学习策略。

1图式策略

人一生下来就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开始认识周围的人、物体、各种事件和各种情景,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模式。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的知识系统。人们把这种知识系统称为图式,它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1]。图式实际上是一些知识的片断,它以相对独立的形式保存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对言语的理解其实就是激活大脑中相应的知识片断的过程。如果面对的新信息在我们大脑中没有现存的相类似的图式,就会对理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图式”引入翻译学习策略研究,使译者能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翻译时,文本内容可以激活译者头脑中相关的图式,这有助于译者预测文本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翻译时如缺乏背景知识或不能恰当地运用背景知识,既不能成功地激活图式,理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中应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需要激活图式才能正确理解的语言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翻译。应用图式策略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翻译中常常出现图式应用错误的情况,尤其是文字表达比较含蓄的时候;二是学生所拥有的认知图式并不一定都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或者都已经完善。因此,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记忆语言形式及其功能,又要帮助他们调动相关图式,正确运用技巧弥补在字面上没有表达的意义,还要帮助他们修正或充实对事物的认知图式。

2推理策略

推理是从已知的或假设的事实中引出结论,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维活动出现,经常参与许多其他的认知活动[2]。推理是文本结构的内在特征,不是译者凭借想象所作出的随意行为,翻译时有些文本需借助推理才能达到正确理解。翻译时人们在看到文本的内容后,往往会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做出一系列推理,这些推理为译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把文本中的所有内容都联系起来,使人能充分理解每一个句子。

翻译时采用推理策略可以增加信息,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促进言语的理解。教师要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推理技巧,如从文本的整体结构进行推理,从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线索进行推理;根据逻辑指示词进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释和定义对某些词句进行推理,上述这些推理理解技巧一定要和正确地识别语言结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否则这种推理就成了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测。

3猜词策略

学生的概念能力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所谓概念能力是指在理解原文过程中如何对语言文字的零星信息升华为概念的能力,是原文材料的感知输入转化为最佳理解的全部过程。一个学生在词汇贫乏时,词句、段落形不成概念和对关键词在原文中的含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得不到文字信息的反馈,就会陷入对内容的胡乱猜测,所以要指导学生使用猜词策略。

翻译中的猜词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根据词的构成猜测生词词义,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构词法知识,特别是词根、前缀、后缀的意义;②根据意义上的联系猜测词义,句子的词语或上下文之间在意义上常常有一定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可以猜测词义;③通过换用词语推测生词词义,在文本中常会出现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种意思,难易词语交换使用的现象,据此可猜测生词词义;④利用信号词,在上下文中起着纽带作用的词语叫信号词,注意这些词语对猜测生词词义有时能起很大作用;⑤结合实例猜测生词词义,有时,在下文中给出的例子对上文中提到的事物加以解释,可以结合例子中常用词猜测所要证明的事物中的生词词义,反之,也可以猜测例子中的生词含义。

4语境策略

语境就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它既指言语的宏观环境,也指言语的微观环境[3]。微观语境是词的涵义搭配和语义组合,它使意义定位在特定的义项上;宏观语境是话题、场合、对象等,它使意义固定化、确切化。在翻译中,既要考虑微观语境,又要考虑宏观语境,两者相互结合才能确定话语意思。语境的实质是认知的,是人的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与反映在短期记忆中的具体的交际情景和说话人的言语刺激合作用的产物[4]。翻译中译者除了利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获取句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必须根据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思辨、推理,找出原作者隐于明说之后的意图,以形成自己对原作意义的认知心理图示,进而确定相应的译文形式,准确表达原义。

语境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选词造句、篇章结构以及语体形式均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构成了正确翻译的基础。教师在指导学生翻译实践时,不但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琢磨,译语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上面列举的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有的适用于整个翻译过程,有的适用于翻译过程的某一阶段,这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彼此促进和补充,学生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可以交替应用几种策略,在教学中,老师也要指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参考文献]

[1]刘明东.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2,(6):55-58.

[2]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8.

翻译学范文篇6

关键词：词汇；语言差异；翻译学习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翻译学范文篇7

于两种倾向之上，保证人的生命活力对翻译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元翻译；反翻译；非翻译

缘起

笔者曾在提交给“第二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的论文里提出“元翻译”、“反翻译”和“非翻译”这三个概念(Cai,1998)。经过几年的思考，仍然觉得它们对翻译学研究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再作此文，重新对它们进行了界定和探讨。盼方家正之。

精神改变自我的可能性：“元翻译”

人们用言语的多元性建构语言的单一性及完整性。言语的现实总是因此背离语言的理想或概念状态，但在语言那里存在着人们对一种集体意识的寄托——文化在语言的统一性中成为整体，并且印证着人们在整体中的那种身份标记，即拥有共同语言的现实表现。这样，拥有共同语言首先意味着已经进入一种共同的文化，即处于共同的思想倾向的意向化现实中；其次，这样的意向化现实消除任何偏离它的思想动态，即它将人们的精神运动收缩在它自身的范围中，并且试图用这个范围代替人们的精神的运动范围；再次，由于语言总是以理念、理想或理性取代复杂的言语表现和多元状态、或简化这样的表现或状态，人们的精神运动总是处于语言的简化与言语的多重性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之中；最后，精神在其根本处则总是倾向于一种对自身的不同性的印证，即它总是不断更新、或以不同形态来表现它自身及其更新。除了它自身之外，它不认同的态度对一切都一贯有效。

翻译学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民主评议党员和创先争优工作，达到增强党性，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二、民主评议党员的内容

1.是否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2.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3.是否在本职工作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改革，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4.是否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纪、政纪、国法，做到令行禁止。

5.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

三、民主评议的方法与步骤：

民主评议活动在党委领导下，以支部为单位以自我评议为主，相互评议为辅，通过以下方法步骤进行。

1.学习教育。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章》等有关理论和文件为主。

2.自我评价。个人在党小组会上(没有党小组的支部，在支部大会)进行自我评议，对照党员标准，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明确努力方向。

3.民主评议。党员对其自我评议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党员标准，对党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将本支部参加评议的党员名单及简要情况向群众公布，进行公示征求群众对党员的意见。

4.组织考察。支委会对党员评议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综合，形成组织意见，转告本人并向支部大会报告。

5.表彰处理。民主评议的党员要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对评出的优秀党员由党组织给与表彰;对评议出的不合格党员，区别不同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对评议中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明，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6.总结验收。党员是否都参加了评议，优秀党员是否给予了表彰，不合格党员是否得到了处置，作为总结验收的主要内容。

四、创先争优评选办法

1.先进党支部评选办法，按照党委制定的《党支部工作量化评估表》100分标准，自评达到90分可以申请作为先进党支部条件填写先进党支部申报表与单行事迹材料。由党委考察审批。

2.优秀共产党员与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办法：

(1)优秀共产党员条件：

A.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与业务知识，学习成效显著。

B.在工作、学习与社会活动中能起先锋模范作用，成绩突出。

C.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与校规，在创建文明校园活动中能起模范带头作用。

D.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E.热情培养与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在党员发展工作上成绩突出。

(2)优秀党务工作者条件：

A.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方面能起到带头、辅导作用。特别在领导党员学习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成绩显著。

B.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质和扎实的党建业务知识，熟悉党务工作。在党务工作中能完成党委规定的党的工作。

C.群众基础好，有较高威信。从实际出发，开展富有特色的党建活动与坚持“”活动。

(3)评选比例：优秀党员不超过正式党员的10%，优秀党务工作者可在支部委员与总支委员中推荐1名作为评选的候选人。

(4)凡报送评选材料必须填写报批表与单行材料。并由支部委员会与支部书记盖章。

五、几点要求：

1.凡在校的正式党员均必须参加民主评议活动。已离校的正式党员，在本市工作或学习者必须回校填写民主评议机电党员表交支部考察，未在本市工作或学习的党员，要求向党支部写出书面汇报或材料。

2.预备党员也应参加民主评议党员会议，个人按思想汇报进行发言，不填写民主评议表。

翻译学范文篇9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bstract:Nida’sideasontranslationhavegreatinfluenceonChinesetranslationscholars.Hisrecentstatement－”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willsurelyhaveanegativeimpacton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Thispaperaimsatanalyzing,fromthreeperspectives,thereasonsforNida’schangeofviewsontranslation.Itwillalsogiveare-evaluationofthepositionandroleoftranslationtheoriesintranslationstudies,aswellasexploretherelationof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iontheories;translationpractice;descriptivestudy

一、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重新认识翻译理论

1.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翻译学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翻译专业各类学位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必须加快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尽快转变学科理念，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搞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材建设工作。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一)继续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并进行批评研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目前仍处于强势，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引进无疑是走捷径。纯翻译学理论也像纯语言学理论那样对所有语言有广普的适用性，只有应用翻译学才会反映出各语言文化的特性。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主张与大量引入西方译论是不应该有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