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创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文学创作篇1

1.文学批评社会政治化有余，美学自由化不足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艺术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换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活动，它既关乎文学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将艺术与审美有机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深层次揭示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及从美学的角度发现该作品的深远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能条理清晰的阐述该作品对文学和美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3.构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体系，达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有效融合

文学创作篇2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题材;人类学诗学;原始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4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ZW022）

作者简介：何小平（1970），男，湖南新邵人，博士，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创作初期，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沈从文展示了一幅幅动人的湘西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画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的湘西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沈从文用艺术和审美的方式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湘西文化，湘西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沈从文文学创作初期的湘西题材创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读者对一种异质文化的好奇，而是力图通过构建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来达成对现实的反拨、对现代文明的虚伪的批判目的。因此，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选择和利用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反思性和批判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属于地方性文化的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批判的文化思想资源来重视，沈从文是先驱者。沈从文通过他的审美创造，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文论等不同类型的文体中，提出了湘西地域文化、汉儒家主体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反思问题，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身处传统和现代变革之中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化的过程中，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使我们意识到，文化的求异性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文化同一化带来的危险。把湘西文化作为反拨现代都市文化弊病的文化思想资源，沈从文的这种文化思考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内在精神尺度是契合的，这也是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根源。

一、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沈从文创作初期，其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特征，首先表现在内容上，是对湘西文化各种文化表现形态的展示，这些文化表现形态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沈从文的初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发现很多的有关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正是这些地方性知识本身构成了湘西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这些地方性知识包括了湘西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的人性表现，也包括了原始宗教、少数民族的日常礼仪礼俗，以及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与各种口头文学、工艺制作等民间艺术样式。所有这些地方性知识，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也是湘西文化异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所在，这些也是湘西人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和审美趣味的独特性的形成根源。重情重形式，浪漫而厚重正是湘西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共同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湘西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性特征，本身综合了各种文化生活样式，将各种文化及艺术样式糅合在一起，共同孕育了湘西人的重情爱美的生命意识。在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特征的理解上，国内外学者大多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文学应该表达地方色彩方面，沈从文比当时的理论倡导者走得更远”[1]（P40）。笔者认为，湘西文化系统中的这些地方性知识，是沈从文的文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在众星闪烁的现代作家群体之中，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用湘西文化的这种地方性对抗着儒家理性文化的同质化，表现出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

地方性知识，是阐释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意在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系统以及独特的文化表达样式，这些具有独特特征的文化样式，正是反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化的必要的、可靠思想资源，反映了人类反抗文化同质化、追求文化异质化的根本诉求。从全球范围而言，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文化的同质化，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同质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同步进行，表现在西方的经济强权在全球范围内到处表达它的强势话语，推广、实施自己的文化模式，运用意识形态的渗透、文化输出，甚至用军事干涉，企图用自己的文化模式去全面覆盖其他区域文化，这直接导致其他文化的弱化乃至慢慢消亡。这种文化同质化的情况在国家之间如此，在国家内部的区域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撞，必然会出现强势文化运用自己的经济强势对处于经济弱势的民族区域文化进行挤压，形成了强势的民族文化对弱势的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这种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问题，在沈从文作品中有大量的反映，比如其小说《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就是对这种同质化弊病的象征性写作，小说控诉了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种罪恶，同时也说明了汉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同质化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措施，使边远之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了消亡，这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文化的同质化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文明多样性被毁灭的后果是严重的，事实上只有文明形态的多样化、文化样式的多元化才可能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怎样对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后果呢，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有大量的思想家在寻找积极合理的方法，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矫正文化同质化的有效方法就是“地方性”（localize）――求异，不管它的结果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抑或异中求异。在他们看来，尊重每一种文化样式中的地方性知识是表达我们人类宽容和相互理解的必须态度。只有深刻认识到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达到对各种事物的本质的深度认识。对文化理解来说，也只有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才能达成对每一种文化的本质的认识，才能真正去善待不同文化生活中过活的人们，这样也才能尊重他者。尊重了他者，也才能真正地尊重自己。

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利用湘西文化来达成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逻辑上和人类学家运用异质文化来反拨西方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策略和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他用湘西文化中地方性的知识的“异”去对抗现代文明中的“同”，这样就大大地强化了湘西文化中异于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异质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沈从文通过他的文学创作，保存了很多相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来说很不一样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包括了湘西文化生活中的种种类类与方方面面，比如民间礼俗礼仪，民间格言、艺术样式、宗教和信仰模式等，所有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其本质都指向了湘西文化的精神本质，沈从文用文学的方式来达成对这些文化因素的理解和剖析，来展示湘西特质文化中的人们是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中相互协调关系以及如何向外人表现自己的。

首先，湘西文化生活世界中的人性的自然和谐、朴实真诚的文化特征构成了反观都市文明人性堕落的参照系数。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的样式，全息地反映文化的各种蕴含，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核心思想是对于人性的思考，沈从文围绕人性，展开了对湘西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对比，在对比中透析两种不同文化的本质以及差异。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作品，反映了湘西的农业文化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充满温情的人之间的关系，淳朴厚道人格品性等，这些正是人作为“类”的健康的生活样式所必要的内涵，而这些充满温情的人性内容，在现代都市里显得那么的局促和稀少。沈从文对湘西这些充满温情的人性书写的目的，是要把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存续到现代都市文化样式之中，“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使它“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2]（P5）。人性思考是艺术的重大主题，人性思考也构成了沈从文湘西题材处理的核心问题，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人性问题的重视――“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洁实，匀称，形体显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P5）

其次，沈从文湘西题材文学作品揭示了湘西文化中独特的社会心理。这是一种异于都市文明别突出的地方性群体心理。这些历史造成的群体独特心理体现了湘西人比较一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从而展示了湘西文化中自我认同、处理和他者关系的方式的迥异之处。我们知道，除了苗家、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外，湘西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有遗留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的古楚文化。巫风习习，娱人敬神；宿命而倔强，耿直赤忱；世世代代在这边远荒蛮之地所遭受的苦难隐于心而浸入骨髓，这种历史性的悲苦、忧郁和苍凉之感显隐于举手投足之中，所有这些陶冶了湘西人的悲天悯人、大仁而大爱、重情爱美的心理与气质。

再次，湘西文化中独特的宗教。湘西文化中“霄神山鬼，娱鬼嬉神，事出有因，巫风习习，法术诡异”[4]（P157）。这些宗教合成了湘西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也包括了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格调特征、道德和审美的风格及情绪，也更表达了湘西人的世界观，即他们所认为的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图景，也体现了他们最为全面的社会秩序观点：“在与实践中，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之所以表现出合乎理性是由于它被证明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地适应了该世界观所描述的真实事态；这个世界观所以在感情上有说服力，是由于它描绘成一种反映真实事态的镜像，这种镜像情理精当，符合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相互对应和相互确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一方面它使道德与审美倾向客观化，将它们描述为隐含在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世界里强加的生活状态，描述为得到不可变的现实格局支持的纯粹常识。另一方面，它支持了那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信仰，唤起深藏的道德与审美情感，作为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信仰的真实性。宗教象征符号在具体生活方式和特定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了基本的一致，这使得双方各自借助对方的权威而相互支持。”[5]（P103）沈从文笔下的带有地域性的独特的宗教知识体系正是湘西生活方式生存的确证，是湘西文化特质的浓缩。

另外，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中，用文学的手段记录了湘西文化中的宗教及信仰仪式。我们知道，仪式是承载情绪、感情以及经验的意义的方式，具有公共性，它们傍生、神话等而不可分。仪式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文本，里面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秘而不宣’、‘半充分言明’以及缄默的意义而言，仪式是较为集体和公开地予以‘陈述’的事件，因而具有经验的直观性，因而对仪式的描述和分析早已成为建构民族志文本的主要工具。仪式作为一种将社会的强制性标准转换为个人的意愿，创造社会化情绪引起角色转换，提供治疗效应，制订社会行动的规范。”[6]（P92）沈从文有大量的作品记录了湘西文化里面特征鲜明的宗教和信仰仪式，比如《凤子・神之再现》以及《神巫之爱・晚上的事》，对湘西苗族的娱神驱厉宗教、信仰仪式进行了深度细描。在这些作品中，苗族的“还傩愿”形式、程序及细节描写详尽，也比较细致地记载了巫师作法事的道具（牛角、钢剑和缯帛做成的法物），还准确地记录下了每场法事的时间，也明确界定了巫师和法事主人的关系。程序历历在目，苗族巫师开始颂赞天神，准备迎神从天下降，巫师助手引喉唱歌娱神；在场男女老幼三百人也齐声合唱。在内容上，娱神戏剧表演各种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寻夫和苗民的古代洪水故事。沈从文认为，在湘西苗族文化中，“还傩愿”这种宗教、信仰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各种审美和艺术形式，能集中体现湘西的文化精髓，比如“还傩愿”中的娱人敬神的歌，跟楚辞同样温雅。沈从文通过对湘西文化中带有鲜明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的考察和描述，展示的是湘西文化的浪漫精神特质，这些带有原始意味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孕育了湘西文化中热爱生命、张扬个性、重情爱美、善幻想、重形式等一系列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正是湘西文化精神中最为内核的文化因子。

二、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中的原始主义倾向

沈从文在初期创作阶段中，用审美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乌托邦世界，把异质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用来审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沈从文在寻求文化重建的思想资源时把目光投向了边远之地的湘西，因此说，沈从文的初期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原始主义色彩。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特征具体体现在他的原始主义创作倾向上。

回归人类原初的淳朴和简单，寻找人类健康、合理而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样式，这是原始主义思潮的出发点。作为是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原始主义思潮本身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的基本宗旨就在于通过批判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以达到追寻人类的健康和理想的文化生活样式的目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目光是向人的内心或者人类的原初状态。“广义而言，原始主义是指一种尚古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反映人性的一种基本情感和特征；狭义而言，原始主义是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以原始批判现代为主要特征，它或者重新塑出原始人的心态和情操，或者运用神话的想象方式表现原始主题。”[7]（P23）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相反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因为人在主体性极端膨胀的情况下面，科技理性得到了张扬，引发了人自身道德水平的下降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再，人内心的那种幸福感难得持久。为了审视这种自然破坏和人性失落的情形，原始主义思潮在艺术上的反应就是力图通过审美的方式，维护人的感性生活，表达人类对人和自然的原本具有的和谐状态的诉求。原始主义的基本动机，就是在寻求人类理想的健康文化样式的根源。作为艺术的重要样式的文学，必须担当起文化寻根的重任，所以原始主义创作应运而生。当然，原始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对人类精神的呵护上，具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在追寻人的生存本真化状态的终极目标上，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于是达成了契合。因为随着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功利性宗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扭曲了自身的心灵，分裂了人格，人性的失落、人与人关系全面恶化就成为了常态。为了纠正人类文化生活中成为常态的各种异化样式，克服人类的各种扭曲异化状态，审美和艺术责无旁贷。沈从文作为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其湘西题材中的原始主义倾向是其浪漫主义创作的典型实践范式。

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去重审视人原初状态下的本真简单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即使面对近现代湘西文化在应对外来文化的侵扰而出现种种变异时，他依旧努力去挖掘湘西文化在变异中所保留下来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因素，诸如湘西文化中的人性的淳朴真诚、浪漫热情等。在现代文明和湘西区域文化之间的价值判断上，沈从文并不是在做一道“二选一”的数学题，他并不是把湘西文化看作唯一的健康的方式，其原始主义倾向在主观上也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因为沈从文在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对他心理的高压，也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沈从文力图用湘西的文化资源来营造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镜，来反观现代文明的弊病，企图用原始的淳朴真实、浪漫热情和活力，哪怕是一种自然野性，也能够成为反拨现代文明弊病的思想资源，来达到改造现代文明而更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的目的。所以，原始主义创作倾向是沈从文文化反思的一种必然选择。

三、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沈从文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的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沈从文本人所接受的人类学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当时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沈从文通过很多途径也自觉地吸收了一些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曾深入地梳理与分析了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接受情况，在其沈从文研究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里，金介甫专门用“科学人道主义：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人”一节，讨论了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来源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接受状况比较复杂，其中对沈从文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本人多方面接受了西方人类学知识，并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推广，影响了很多人，沈从文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由于周作人的影响，沈从文还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人性原初向度的挖掘，面向人的内心深处挖掘出人性的原初本真状态。在人类学思想的导引下，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人类学诗学特征的彰显成了必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审美与艺术本身以及文化领域方面都有及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提供的启示

首先，沈从文本人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沈从文研究本身的视角的拓展提供了启示。文学与人类学二者之间，不可分离。二者共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人类是二者共同的本体。而文学是具有人类性的，因此天生应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而言，人类学不但要研究人类杰出的文化理解，而且特别要研究初始的、蛮荒的、野性的形象性思维和现代文学的关联。这因为“起源”最容易显露“本质”，“开始”能够预示“演变”。流发于源，本生于根，文学人类学应对文学和人类学进行贯通。另外，从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而言，文学里有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人类学材料，其意义与功效仅次于“田野”，这正是叶舒宪所提倡的第三重证据法。文学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具有文化承载的功能，那么把文学、文献文本的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互动。[8] 既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人类学诗学色彩，那么我们在探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应该多点文化自觉意识，多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真正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以及艺术创作思想。

其次，对文学创作题材选择的启示。文学在两个方面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一是在文本的写作上吸收了人类学写实的手法，另一方面是在文学内容上出现了大量的异族叙述异国情调和异域内容。为了寻求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本真形态，在人类学学走向异文化和荒远绝域寻找文化资源的时候，一些文学家也有了非常相似的精神追求，沈从文即如此。沈从文通过艺术和审美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审美乌托邦的湘西世界，来对抗都市现代文明与儒家理性文化的虚伪与堕落。沈从文人类学诗学特征最明显的是他的异域题材的选取。许多选择异国异域题材的作家描述了许多异城异质的人生图景，把这些人生图景作为他们在所处的恶劣的现实环境的反观之镜。异域题材作家离开近在咫尺的现实，把自己理想的正面投向远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化他者当作他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对照：“他仿佛怀着一种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信念：在异国神秘莫测的朦胧气氛之中找回因异化而失去的近处的家庭般的温馨，由此就不难解释下述并不少见的现象：异国题材的作家瞥见异国情景便浮想联翩，就如回到久别故土的早已熟悉的田野，……在异国神秘莫测的黑暗之中，重新获得这种家庭温馨。”[9]（P124）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中湘西题材的选择不是仅满足了许多人对湘西文化的好奇，更主要是把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来反思现代文明的弊端，那么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在题材选择上的特征也符合了现代文明批评的需要和文化反思的需要，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的原始主义倾向，契合了中国当代寻根文学追寻文化之根的基本诉求，我们不能断定寻根文学源于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创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判断，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思路，那就是“只要有家园，无处不乡土”，当人在现代文明中迷失自己精神家园的时候，这种精神家园的寻找与重建之路就是不可停留的。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构建就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人类精神之家实际就在我们人类内心里，人的本真、善良不灭，美就常存于人世间。

（二）在文化上的意义

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营造了一个湘西世界的理想之境，这是一面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光之镜，在此镜中，我们能洞观湘西理想世界的真，人性的善，也能反观到现代文明、都市世界的种种堕落。当中国在种种危机中寻求自救时，很多的思想家都在思考，是全面西化还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是两条最具代表性的道路，很多的文化精英的思考都没有脱离这两条道路。当然，沈从文的基本动机还是在于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一种文化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复兴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沈从文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用感性的审美形式来做出应答，他的思考是属于审美性质的，而非政治实践性质的，当然不无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浪漫的诗意。

但是沈从文在寻求中国文化自救的文化资源时，他的视角是独特的，而且事实上他也寻找到了一条和上面两条道路具有根本区分的道路，他的文化自我更新或者说文化重建的资源来自于湘西古楚文化中的合理的具有生命力的要素。因此，如何克服民族文化危机建设新的文化模式的问题上，沈从文的思考异于其他人，是属于第三条道路，所以说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具有了极大的文化意义，他的湘西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文化的象征意义，沈从文所营造的湘西世界成了国家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文化资源，所以沈从文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思考是独特的，他的这种独特视角的文化思考有反过来又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所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独一无二的。

四、沈从文创作初期人类学诗学创作的缺失及其突破

在沈从文早期湘西题材的创作中，从都市批判的目的出发，其人类学诗学创作中所构建的湘西世界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是对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寻，这种现象性的说明对沈从文来说，是审美的，也是形而下的。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创作本身也存在有缺失，缺失在于他初期创作中还缺少历史理性。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遭受到失败，因为湘西文化自身也面临着文化的转型，它本身也处在裂变之中。在沈从文创作初期，沈从文并没有完全达到对湘西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本身还缺乏对湘西文化的理性反思。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因为作为沈从文审美理想象征的湘西世界在面对外来文化的侵扰下，自身也在失去原本的真实状态，健康的人性也在走向扭曲和变异，人性中神性的要素也如同都市文化一样走向了堕落，这种无言的痛楚实际上常沉浸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久久地挥之不去。

可以说，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选择，是沈从文到北京后，身处巨大的文化冲撞的一种感情选择，沈从文在乡情之下，其湘西题材的作品构建的是一种对湘西世界的审美幻象，因此说，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沈从文文化困境的来源。在后来的创作中，沈从文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再去重审他在创作初期所展演过的湘西文化时，他思考的核心已经是湘西文化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了，而不是仅仅是把湘西作为一种审美乌托邦的象征性世界了，此时已经说明，沈从文已经走出了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时的思想困境，比如《边城》、《长河》等作品，就是他的象征主义写作，关注的是湘西文化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全面转型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沈从文从湘西区域文化意识到华族整体文化意识的逐步归聚，他的文化思想在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深刻，他的文化思想的深刻性就体现在他的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上。特别是沈从文在他的创作晚期，即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立足于人的生命生存及其发展，对生命的各种具象进行抽象的哲思，这阶段沈从文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上都以人的生命存在为起点，以人类为本体进行抽象抒情，关爱人类成为这个艺术家、哲人的生命的最后归宿。沈从文创作晚期，沈从文已经完全突破了其创作初期的历史理性的缺失，以人类生命的关爱为己任，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哲人思想的最深刻处，他如此诠释自己的人类之爱――“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类，解释得比任何人庄严与透入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浮着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10]（P188）

参考文献：

[1] 杨瑞仁．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 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年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7]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8] 萧兵．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J]．文艺研究，1997（1）.

[9] [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M]．曹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Shen Congwen’s Anthropological Creation in His Early Days of Creation

HE Xiao-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文学创作篇3

作文是一项综合型，创新型的语言表达训练，是一项艰苦的创新劳动，“文贵于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文训练是一条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那么如何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激发创新欲望

小学生的好奇心强，又争强好胜，据这一特点可来用下述方法激发其创新欲望：

1、利用报刊上同龄人的有些习作，特别是身边的人来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我常拿本校学生在《作文精选》《作文指导报》上发表的文章让学生阅读，读后让学生思考他们的作文为什么能发表？好在什么地方？引导学生明白：这些文章关键是挣脱了俗套，写出了新意。如果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能有一点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意识，那么大家的作文同样也可以发表。这样以来，在好奇心、好胜心的驱使下，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就会被激发出来，从而为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把握时机，创造条件，设置成功机会。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一旦被激活，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渴望创新、渴望成功的强烈欲望。我就不失时机地让学生“旧文新作”，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反映独到的个人见解，揭示新颖的思想观点。接着还引导学生参加一些征文活动，争得一次检阅自我的机会，创造一次尝试成功的机遇。从而更加充分地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欲望。

二、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有了创新欲望，不等于有了创新的能力，它只是创新的原始动力，要使学生有创新的能力还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下边

我就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读与写有着紧密的联系，读为写提供了知识的积累和表达的方法。因此，我们要利用课堂的阅读教学来训练学生发散性、灵

活性、独特性的思维方式，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1、抓住契机，启发想象

创造性想象是整个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因此，我常在教学中鼓励学生根据教材展开丰富的想象，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一

是让学生根据课题进行质疑，二是在课文的空白处进行想象，如《渡船》一课，当船上的人们为年轻的妈妈找到陈大夫时，问学生：“年轻的妈妈此时的心情怎样？她会对人们说些什么？”也可在课文的结尾处激发学生想象，把作者言尽意犹的意思进行猜测。

2、及时引导，启发思维的求异性

求异思维是一种沿不同方向、不同范围，不因循守旧的思维，独创思维是指思维新颖，不同寻常。

在阅读教学中，利用课文内容，着意扩展学生思路，多角度思考。如在语音的形象生动方面设计“一意多写”的训练，让学生

用不同的句式，不同的语序表达同一个意思。如《中国石》一课中“小姑娘洗干净了拣来的石头。”可以作如下变换：

A小女孩刷净了拾来的石头——换词

B拣来的石头被小姑娘洗干净了。——被动句

C拣来的石头，小姑娘洗干净了。——变序

D小姑娘把拣来的石头洗干净了。——把字句

3、灵活多变，训练思维的变通性

阅读教学中，要训练学生思维的广度和灵活性，多侧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敏捷多变，少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如教《夜莺的歌声》，可以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小夜莺，遇到危险时，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敌人。

三、多渠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有了创新的欲望，具有初步的创新思维还不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要注意作文的奠基工程

学生是否有创新意识，取决于他们知识面的宽窄，生活经历的深浅。知识面宽，生活阅历深，创新就有坚实的基础。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学生的创新的基础工程：

A多看，拓宽视野

多看，一是引导学生多看适宜他们的书籍，无论是诗歌、童话、寓言、神话还是小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看，开卷有益嘛。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和语言，还可以用前人的智慧撞击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乘前人想象的翅膀飞翔。二是引导学生做生活中的有心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身边的人、事、景，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假丑恶，感悟世间为人处事的道理，领悟宇宙间的奥妙与规律。三是引导学生投身于社会，投身于大自然，让亲身的感受撞击他们智慧的火花，把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相结合。

B多实践，长见识

“知识是宝库，但开启这个宝库的钥匙是实践。”因此，我们要给学生实践的机会。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动手抄小报。这是一项既有趣又艰苦，既能扩展知识又能培养能力的创造性劳动。因为学生在动手抄小报时，既要写文章，又要查资料，设计版面，还要工工整整地抄写。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小制作、小发明。这样的活动要经过深入的

思考构思，准备材料，动手制作，甚至还要经受多次失败的考验。学生在设计制作中创新，在失败中寻求原因进行

更新。我们也可以引导学生作游戏，进行小竞赛，如吹泡泡、空中吃苹果、扳手腕、猜谜语、用几何图形拼画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丰富见识，开启心智。当然，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做一些日常事务，如叠被子、削苹果、钉纽扣等，让学生在做中找窍门。在实践中，学生要动脑动手，会碰到困难与挫折。既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失败的烦恼。这样丰富的生活内涵，就为他们的创新写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要引导学生多角度作文

a)多角度作文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体裁上的多角度，即写作形式上的多角度，引导学生用同

一题材写出不同的文体。如《假期见闻》可用镜头特写的形式写。二是主题上的多角度，引导

学生根据事物不同特点立意，用同一题材写出不同立意的文章。如学生以《兔子》为题作文，

有人以兔子的三瓣嘴作文章，说明嘲笑别人没有好下场；有人从兔子的短尾巴入手教育大家不

要说谎；有人抓住兔子长耳朵的特点，反映它机警胆小的特点；还有人联想《龟兔赛跑》的故

事做文章，启发人们有错就改就是好样的等。三是叙述人称的多角度，可用第一人称，也可用

第二人称，还可以用第三人称。

b)要激发学生在作文中展开想象。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二想象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

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在作文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可让学生写一些想象作文，如《二十年后的我》《假如我是------》《假如我有了钱》《花朵与洒壶》等，这类题目趣味强，想象空间大，符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察中展开想象与联想。如学生在写蒲公英的动态时，仅局限于蒲公英在微风中舞蹈，而不善于联系周围的事物，写出一个长江场景。我就对学生进行指导有学生就写道：“一阵微风吹来，蒲公英就翩翩起舞，池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好像为它们伴奏；树上的喜鹊拍打着翅膀，似乎在为它们指挥；树叶‘哗啦啦’响，仿佛在为它们鼓掌。”这样就使作文生动形象，想象力也得到发展。

c)可指导学生进行组合性编写

组合性编写就是引导学生把两份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文章，通过一定的手段巧妙安排，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生能迅速找到不同材料的结合点，巧妙安排，合理想象。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是很有帮助的。

3、要转变作文教学观念

我国著名教育家刘佛年说：“什么叫创造？我想只要有点新意思，新思想，新观念，新设计，新意图，新做法，新方法就称得上创造。我们要把创造的范围看得广一点，不要看得太神秘。”因此，我们在作文教学中，不要统得太死，限制题材，体裁，中心，字数等。而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写出一点新内容，吐露一点新思想，发表一点新见解，构思新颖，文风活泼一点的文章，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今后有可能走上创新之路。因此，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做到：

一要进行开放式的教学，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使学生的写作有源源不断的丰富素材。

二在作文中要让学生“自主”，不要束缚太多，让学生写有兴趣的话题，不拘形式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表现出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地表达。

文学创作篇4

由于梁启超的思想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流质易变”的特征，国内学者在对梁启超的思想状况进行研究时，大多偏向于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认为前期主要为强调政治启蒙与社会变革的功利主义，而后期则为强调情感趣味和非功利的审美主义[15]。这种划分自有一定道理。然就梁启超的一生经历来看，、保皇运动、参与立宪、联袁合作、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等，都体现了梁氏在时势大局中极强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一如他自己在1915年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16]这一自述事实上可作视为梁启超一生经历所做的最好注脚。有意思的是，在1912年，梁氏曾在报界欢迎会上做演说称：“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17]由此观之，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与办报活动是密切相关和连为一体的，这就自然对梁氏新文体的价值旨向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创作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18]。面对步步紧逼的外侮欺凌、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腐败黑暗的朝廷政治、愚陋怯弱的国民素质，梁启超表现得极为痛心，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开篇就对衰微颓败的政治时局以及无动于衷的国民做了形象描述：“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19]正因为意识到国之衰颓将倾，梁启超和康有为才发动了“公车上书”，试图寻求救国之道。梁启超后来的许多报章之文，无一不是针对这一时代大格局所发。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实施变法的有效措施，育人才、兴学校、废科举、兴学会、译西书、变官制等，都是梁启超开出的救世良方。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新文体风格和旨向。关于《清议报》的宗旨，梁氏曾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20]所有这些，其实质也都是爱国政治活动的体现。到了1902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他连续发表了系列政论文章《新民说》，认为“新民”一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1]。几乎无一不是围绕拯时救弊而发。综上，梁启超是一个最富于爱国热情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曾将自己一生的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概言为“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主张”[22]。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办报实践也是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报章媒体所发表的政论文章，体现了梁氏不断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而“新文体”作为承载梁氏政治思想的工具，其价值旨向也就必然服务于爱国救国的政治主张，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

二、新文体的创作特质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就“新文体”的创作特质做出过具体说明：“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3]梁氏的这一自我分析总结影响了绝大多数后人对其新文体所做的评判。较具代表性的，如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就据此将梁氏“新文体”概括为七点：1.平易畅达；2.杂以俚语；3.杂以韵语；4.杂以外国语法；5.纵笔所至不检束；6.条理明晰；7.笔锋常带感情[24]。与此相关的论著还有很多[25]，然都不脱上述框架，此不赘述。笔者认为，不论对梁启超的新文体的创作怎样分析，其特质都不离它的过渡性质。梁启超曾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过渡时代”，这种过渡性自然不仅仅体现在梁氏的政治思想方面，在其“新文体”创作特质上也体现得同样明显。首先，从句式结构来看，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充斥着大量的骈偶结合的体例。如：“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26]这样的句式在梁氏政论文中俯拾皆是。《与碎佛书》更甚，通篇都是四六文句式。梁启超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27]。梁氏写作必然留有骈文及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烙印，体现出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过渡形态。牛仰山对此做出评价说，从梁启超散文语言的发展上看，“还不脱帖括的蹊径，并带有‘骈四俪六’影响的痕迹”[28]。其次，就语言风格而论，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体现为“言文参半”的特质。如上文所述，梁氏报章文的价值旨向是服务于其爱国救国的政治主张，而要达到“开民智”的启蒙目的，就必然要求在语言风格上做到平易畅达，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之故，梁氏在“文学革命”中十分注重“言文一致”。“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29]梁启超认为，文字与语言的分离是造成中国民众蒙昧的根源，而要解决此问题，则需做到言文一致。“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30]在此种观念的支配下，梁启超的散文，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论证议理，都尽量突破传统古文的藩篱，使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体现出文言书写向白话书写模式转变的过渡趋势。再次，从语法词汇上讲，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中表现出一种外国语法与多种词汇相混合的杂糅性。梁启超曾一度鼓吹学习日本文的益处：“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31]梁氏新文体散文受日本词汇和语法影响很深，他自己也说“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32]。日文新词汇在梁氏散文中随处可见，这就必然影响到其新文体的创作。实藤惠秀对此做出评述说：“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掺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33]也正是借助日语这一窗口，梁氏还大量引入西洋词汇，如“烟士披里纯”、Revolution等等。这些外来语法和词汇，在梁启超笔下又经常和中国的古文、佛书、成语、谚语、俚语、俗语等交织一起，形成一种最不合“古文义法”的杂文学。这种兼容并包的语体方式也是新文体散文在过渡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综上，梁启超新文体散文脱胎于传统文学章式，又与外来词汇语法相杂糅，表现出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创作特质，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三、新文体的历史影响

梁氏新文体的历史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对此做出合理估计，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当时几类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做出具体分析。首先，当然是梁启超自己对自己的评价。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创作有着这样的评价：“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34]“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35]依照梁氏说法，其新文体散文在当时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了民众和学者的热情追捧，二是引发了“老辈”顽固守旧派的恨之入骨。后来评价者也多从这两方面入手对梁氏新文体散具体分析。在一个新旧交织的年代，这两方面的反应也恰恰能显示出梁氏新文体思想的价值所在。照梁氏的思维逻辑，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梁氏新文体散文在当时受到民众怎样程度的追捧？要对此做出判定，想必发行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据梁自己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6]这种销量，就当时来讲堪称是空前的。众所周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均创办于日本，却受到国人如此狂热的追捧，想必也是梁氏始料未及的。张朋园的考证认为，《清议报》的平均销售数目，总在三千至四千份，读者人数当不下四五万人[37]。而《新民丛报》远甚于《清议报》，在第一、二、四年，销量均在一万份上下[38]。从这一数据大致可以看出梁氏报章体散文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据此，黄遵宪有评述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大无过于此者矣。”[39]从中可以想见梁氏新文体散文对当时舆论空气带来的强烈震撼和深刻影响。如前所说，梁氏新文体散文还受到“老辈”顽固守旧派的痛恨。梁启超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社会效应，很重要一点即在于他宣传的思想有着强烈的战斗色彩。他不仅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而且也极力鼓吹输入西方的社会学说，建立民主制度，并且还试图运用西方近论来对中国的学术进行整理研究。他的新文体散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让传统的守旧派感受到巨大的威胁，如正统士夫叶德辉等“老辈”认为，梁氏之学的目的即是“乘外患交侵之日，倡言乱政，以启戎心”[40]。他们也极力反对梁氏报章体散文的创作，并对其大加挞伐。“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41]事实上，守旧的批评恰恰深刻地揭示出梁氏新文体散文的创作特点及其影响，如思想上对传统政治的巨大冲击，形式上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词，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风气，等等。顽固派的批判完全可以视作是对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最佳诠释。由此我们也可得知，梁氏新文体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传统的思想文化及文学范式以极大冲击。其次，还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当然是五四后学对梁启超新文体散文所作的相关评价。这方面的评述，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梁氏新文体散文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最佳说明。尽管五四时期的那些“新青年”对于传统都采取极力的破坏主义态度，但是他们的破坏也并不是毫无根源的。如钱玄同这个主张废除汉字的极端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1917年，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对梁氏新文体散文的影响做了十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42]钱玄同的信应该是其真实看法的流露，由此该信也充分说明了梁氏新文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事实上，可与之参读的还有胡适写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之文学》，以及周作人写于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等。钱、胡、周三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对于梁氏屡次三番的高度评价，完全可以看作是梁氏新文体散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凭证。从这个意义上看，梁启超新文体创作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文学创作篇5

关键词：中学语文；作文教学；创新

时下大多数同学一提到作文就瞠目结舌、痛心疾首，谈作文而色变。其中关键的就是无话可说、无事可写或话题陈旧，这就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让作文耳目一新、别出心裁。

一、开门见山，点好“龙睛”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见眼睛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标题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好的标题可以吸引读者、给人耳目一新。 因此在命题过程中必须把握命题的多样性、诱发性和命题的生活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原则。如《他是谁》、《香烟的自白》、《地球妈妈得病了》、《我真傻》、《教师的“洋相”》、《1+1=100吗？》、《差生，难道真差吗？》等题目新颖别致、幽默风趣、含意深刻、活泼自由、往往会激发学生浓厚的写作兴趣。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立意即确立文章主题或中心思想，写文章要善于从不同方面挖掘文章的主题以确保主题的多样性和新鲜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章似山不喜平，切忌“千人一面 、千人一眼 ”。时下，多数学生往往不加思索便信手拈来，东拼西凑，且美其名曰：“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更有甚者，克隆复制，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所写作文或空喊口号、或无病、或虚情假意、或胡乱编造、不一而足，令人望而生厌。

我们应抛弃那些假大空的口号式的主题，追求真善美。抒写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悟，应追求主题的立体感、血肉感、流动感。给人以新感受、新启发、或深刻的教育。用全新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去审视、思考问题，反应新生活，紧跟时代的脉搏，研究新问题、反应新生活、提出新观点、抒写新感受。还应做到主题的开放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张扬个性。

三、我手写我口，莫论他人事

创新作文的材料必须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能表现人物个性，揭示事物本质。要写鲜为人知的材料，即新颖、新鲜的材料。最好写别人没写过的内容，或者是大多数读者未知的领域或未知的情形，人无我有的鲜活材料。尤其是要发现些好新生事物，写出你生活中发现的“新大陆”。

要写有个性特点的材料，即有特殊性，或者是同中有差异。个性是文章的生命，要使文章有鲜明的个性，就要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我就是我，独抒自己的性情。切忌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步人后尘。《红楼梦》下的人物纷繁复杂、但个个栩栩如生、没有任何雷同之感，一看就是黛玉某人而非宝钗。这归根于作者独具匠心、写真正的“我”而不是模仿他人，才使得作品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活好比一丛花草，新鲜的材料好比是鲜花，就看我们怎么采撷。

四、语不惊人死不休

要反复的推敲，仔细的斟酌，写他人所未写，说他人之未说，想他人之未想、保持语言的新鲜感。古人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要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比如：一谈到失败与成功关系就随口“失败是成功之母”，老掉牙的论断就不如“失败是失败之母”，“成功是成功之母”等新鲜。鲁迅说：第一个把美女比做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算是人才，第三个就是蠢才了。时下一些网络流行语适时地用也会增添几分情趣。新鲜的语言是生活的保鲜剂，相反陈词滥调会使人听而作恶。作文亦如此，要注意语言的多样性、保持语言“陌生化”、做到意犹未尽，让人悟“言外之言，弦外之音”，切忌“万人一口，万人一词”陈式化，老调重提。

五、新“瓶”装新“酒”，换“汤”也换“药”

当今世界商品讲究的是包装，好的包装令商品焕然一新、让消费者倍受亲睐。创新作文也需要适时的“包装’推出自己的“新品牌”，这当然要求创新作文内容的同时也要创新作文的表现形式。就“环保“话题为例，一谈到环保就大发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议论。俨然一个领导的口吻很难让人乐意接受。相反，变换一下表现的形式和视角效果会截然不同。比如有些同学就写《地球妈妈得了肺癌》从地球母亲得病引起话题分析原因 ，造成悬念引发读者思考。《地球妈妈给儿子的一封信》以书信体的形式别开生面，转换视角。《河神祖母与小鱼儿的对话》以对话的形式娓娓道来，更增添了几份新意。《鱼儿的诉讼状》以诉讼状的形式，有理有据，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谁是地球村的真正‘杀手’》以反诘的语气质问，不言而喻。《外星人眼中的地球》以局外人视觉看待问题打破常规、旁观者清。这些都用拟人的笔法，多样体裁或书信或对话或寓言或童话让人耳目一新，从多层面多角度分析问题，增强了主题的多样性，避免的空洞的说教增加了理性的思考，是文章主题有了更深的内涵。做到既要新“瓶”装新“酒”，才会感到酒香，既要换“汤”也换“药”才会药到病除，才会发挥创新的作用。

文学创作篇6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作文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作文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那么，怎样才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文呢？这里简介四种方法。

一、“契机”创新。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点回忆，一个场景等，都可以触动同学们的思绪，成为作文的“契机”。有了这个契机，头脑中杂乱无章的生活积累突然会变得有序，一个原本平凡的事件突然会闪耀着光彩，几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物、事情，突然会产生特殊的联系。写父亲的文章可谓多矣，朱自清却写出了与众不同的《背影》，这就是因为父亲的一封信成了他写作的契机。中学生作文也是如此。曾获得“世界邮政日”征文一等奖的辽宁省学生曾晖在总结经验时写道：“苦思冥想几天，也没想出一个思路，收到朋友来信，我脑子里便来了灵感。”“找准契机就把握住了纲领，我写得很轻松，很潇洒，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国当代作家何大霖曾打了一个比方：“好像有一堆柴在那里冒烟，就是烧不起来。”所以我们教师要善于“拨弄”、引导，为学生作文提供契机。

二、“逆转”创新。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曲径才能通幽，曲折才能生姿。作文最忌的就是平铺直叙，要在自然中求变化，流畅中求跌宕，才能做到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例如杨朔《的荔枝蜜》由“不大喜欢”蜜蜂起笔，接着是吃蜂蜜而“动情”，听蜜蜂事迹而“心颤”，最后愿“自己也变成一只蜜蜂”，欲扬先抑，波澜起伏。鲁迅是逆转达手法的高手，《药》中老栓为儿子治病而买人血馒头，结果小栓在一片“好药”的议论之后死去；《一件小事》中，“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后来在人力车夫的实际行动教育下，终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起初觉得有些迂的车夫成了“我”须仰视才且“时时记起”的人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巧设文章“转折点”。

三、“求异”创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要引导学生多角度观察、思考,在相同的表象中找出不同的因素来,摈弃陈规，发前人所未发，立意求异。文学史上有许多求异创新的成功范例。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就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成的名篇。一样的咏梅，两者迥然不同。陆游笔下的梅花，处境偏僻，心情寂寞，饱受风吹雨打，极度消极孤苦，然而互相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不怕狂风暴雨飞雪，敢于傲雪开放，并且昂然向上,向百花报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曾有一年高考作文题就是“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前者为“常规”,后者就是“求异”。平时可以从一些成语或俗语入手进行训练。如“班门弄斧”与“弄斧到班门”（前者讽刺在行家面前卖弄，后者提倡能手竞争），“毛遂自荐”与“自遂自退”（前者指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后者提倡能上能下，反对终身制）；再如“物极必反”与“物极未必反”，“欲速则不达”与“不速则不达”，“大器晚成”与“大器未必晚成”，“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与“各人自扫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等。因此，我们要培养学生辩证求异正反说理的能力。

文学创作篇7

在傣族文学史上,民间叙事文学是非常发达的,那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诗曾把傣族民间文学推上了一个文学的高峰,并成为傣族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文化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着世界的每个角落,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正在不断失去其成长的土壤。而作家文学创作以其特有的优势和灵活变化的表现形式,占据了现当代文坛的主导地位,民族民间文学在主流强势话语权下的淡出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傣族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了一批傣族作家,他们用汉语或本民族语言创作了一些在傣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但是相对于其他作家文学较为发达的民族来说,傣族当代作家文学无论是从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内容和艺术创作手法上较之主流文学仍有很大的差距,相对于民间文学在傣族文学中的影响和地位来说更显得相形见绌。今天傣族文学仍以民间文学占优势地位,而以书面文学为主要载体的作家文学没有发展到主导地位,这与傣族历史上的文学传统、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不相称的。 傣族文学史上有灿烂的民间叙事文学成就和悠久的文学传统,怎么到了这个充满现代变革和活力的时代里就黯然无光了呢?是傣族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傣族作家自身的问题呢?傣族文艺界和学术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曾多次正式或不正式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是傣族历史文化在当展失去了平衡;有的认为,傣族当代文学作品脱离了群众,应注重民族语文作品创作,加强党和政府对作家队伍,特别是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帮助;有的认为是傣族传统文化中佛教文化影响过深,制约了傣族当代文学的发展。这些观点和认识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制约当代傣族文学繁荣的原因。笔者试图从傣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实际,对这一民族文学现象的内部机制问题做几点思考,期望能够起到抛转引玉的作用。 一、作家文学创作无法超越传统 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傣族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大都是从民间歌手转变而来的,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初本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并在该出生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熏陶,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风尚,已经从内到外主宰了这些作家的思维和行为。由于他们受自身文化素养的限制,视野狭窄,不能自觉吸收和借鉴他民族优秀的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创作只是停留在经验创作和对民间传统文学创作的模仿上。他们的作品主题比较单一,情节发展雷同化、公式化比较明显,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难以理解社会上的各种复杂的思潮和人物,塑造出的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这就使他们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得过于肤浅。这形成了傣族当代文学中第一代作家的创作局限:从民间文学起步,却走不出民间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的范围,不能进入更广阔的艺术世界。另外,就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内涵而言,他们仅仅熟悉和了解本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一些表面的风尚习俗,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系统而深刻的了解和体悟。由于傣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作家自身素质的局限,导致了这一代作家拘泥于传统文学的形式,形成一种传统的自我封闭,他们不擅于和现代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和融合。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全然是陌生的。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本土与外界的隔阂,开始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傣族著名的诗人和文学研究者岩峰曾这样描述这一代作家:“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能用民族文字创作的同志,却又看不到当今世界,吸收不了当代的新知识,与当代的中国文学和当代世界文学脱节,既不了解当代的文艺思潮,也没法阅读当代文学名著,甚至连鲁迅、茅盾、郭沫若、泰戈尔、法捷耶夫等大文豪都不知道。”①传统歌手和现代意义的诗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和角色定位及不同的创作任务和社会使命。传统歌手面对的是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文本,它的任务是传播这些已经写定的文学遗产。而对现代诗人来说,它面对的是发展中的现实生活,它的使命就是要对生活进行加工和提炼,创造出传统文学所未有的民族新文学。从歌手到诗人或作家的角色转换,这就要求改变歌手们狭窄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改变他们在长期的传统文学熏陶下所形成的感知生活、摄取生活的习惯和进行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所惯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之适应时展的要求。跳出传统文学创作的藩篱,去创作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作品,这是时代要求歌手们必须跨越的鸿沟。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代傣族歌手式的作家们始终没有完成当代文化语境下对传统文学语境的超越,这为傣族当代文学发展设下了传统文化上的障碍。 二、文学创作中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脱离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产物,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文学艺术本身,更在于它可以审美地观照民族文化心理、文化精神、文化方向甚至文化前途和命运,因而民族感情、气质、理想和愿望的表达是文学作品中民族特质的核心。正如果戈理所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夫的无袖长衫,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②从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性的建构已转为对自在、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民族意识的追求。这里的民族性表现为民族的传统与现实的融合,是一种在本土文化影响下,共同人类的不同表现形式,共同前进方向下的不同思维模式,以及共同追求中的不同感情宣泄方式。 傣族作家们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的是一种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转型进行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傣族新时期的文学不能再是一般性的浮泛的歌颂,而必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的精神矛盾、民族生活、民族心理和民族命运,作品需要一种深沉的具有文化穿透力的现实主义力量。应当在文学作品中颂扬和解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代表性人物和反映新时代下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和民族的前途。只靠竹楼、孔雀、大青树等傣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和花筒裙、传统婚恋、民俗节庆等奇风异俗的描写作为所谓的民族特色来点缀文学作品,来满足别人的猎奇眼光,这未免会使文章显得过于肤浅和悲哀了。傣族当代文学的表现主题仍旧停留在对新事物、新生活和新气象的歌颂赞美,以此来表现出傣族人民在新时代下情绪、愿望和追求。这种主题在创作上,无论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缺乏深度和创新,作品在读者中的反应很微弱,虽然也出现过类似当时七八十年代主流文学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性质的文学作品创作,但大多不过是受当时主流文学影响下的一种简单的摹仿。#p#分页标题#e# 此外,上世纪“”结束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当代傣族作家,由于前期的养成性教育的影响,他们形成的社会思维和艺术思维,差不多是汉族的,拥有的是汉民族看待世界的习惯性的文化眼光。用这种眼光去描绘和表现本民族生活,无意中带上了一种猎奇的心理,片面追求所谓的“边地文学”中的“异族情调”,缺乏把握本民族历史和生活的能力,欠缺一种能够震撼人心的深度。这样的情景下,需要一种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回归,许多少数民族的作家源于流淌在自己体内的血液而感悟出来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们走上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回归之路。民族文学要获得成功,作品创作中要有民族特质,要求我们的作家要把根深扎在民族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同时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精华,从而开阔我们作家的视野,丰富作家的知识和理论素养。但是作家要重新审视和认识、理解本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一蹴而就的事。这就需要作家静下心来,花时间、下功夫扎扎实实地对它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挖掘和积累。只有对本民族的整个历史文化有一个系统、深刻地了解研究,具备深厚的本民族文化功底,才可能创作出具有深刻民族性的作品来。对作家个人来讲,只有这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 傣族作家们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往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对继承民族中传统的东西表现得若隐若现,而对现代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风格,在接受和表现中往往流于形式和盲目跟风。有些作品出现了民族性和个性的冲突,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简单、生硬的结合。现代文化背景下,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外域文学思潮的影响,民族作家(尤其中青年作家)现代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作家们应从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出发,从民族生存的环境和特殊经历出发,突破旧框架,摆脱题材的共性模式,逐渐深化自己对民族主体的认识,应从民族题材辐射,把对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前景的认识和思考,与对生命、人性、宗教、民族、人类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融为一体,从而拓展题材的时空领域,不断深化题材所包容的意蕴,加速题材民族化、现代化和多样化的融合过程。而傣族当代作家们很少在这方面更深地迈入,很少有作品进行尝试,而往往局限用传统的模式装载一些表现得非常陌生的现代性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创新力。当代傣族作家由于自身民族文化功底浅薄和现代文艺素质的有待提高,再加之自身生活阅历的不足,导致了创作中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脱离,从而限制了傣族当代作家自我超越的实现,并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后遗症。 三、强势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难摆脱“双语”困局 傣族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双语作家的出现,这也是这一时期傣族文学显著的特点。双语作家的出现有着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双语作家的出现,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对环境变异适应的结果,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的创作涉及对两种语言或两种以上语言的驾驭能力,而且还必须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思维的转换,这就要求作家具有跨越不同思维定势和文化心理的能力。说通俗点就是熟练地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把本民族真正的感情世界和民族性格表现出来。对一个民族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描绘,本民族语言有着不可替代作用,本民族语言更能自然、贴切和充分地反映这一民族的生活和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要让他民族的读者了解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双语作家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更知道怎样的文学表达才更能接近自己民族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双语作家们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作家是这个民族的代言人”。眼下生成双语作家的社会环境还依然存在,从双语创作对民族文学的促进作用的角度来看,双语创作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但毋庸讳言,要做成功的双语作家,傣族作家必须能够娴熟地驾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同时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要做到这一点,傣族当代作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少数民族的双语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接受了他民族的语言的同时又丧失了自我的表现,这是值得深思的。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是一种文化符号和信息符号,不同语言的真正差异在于不同文化语境下概念构造的不同。双语作家们必须学会借鉴另一种语言中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从而丰富自己的表达。而一味地模仿,试图以此赶上“时代潮流”,从而进入“主旋律”,这不仅不可取,而且是有害无利的。这种跟风似的简单摹仿导致作品中民族特质的消失,作品不能表现出本民族千百年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事物和描述事物的方式及民族的审美感受、美学理想。这时期傣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看到在艺术语言上用汉族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和把握世界,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特有风格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文学的艺术语言表达上,而且在主题、人物塑造、结构安排、情节发展等方面都有类似的现象出现。近年来傣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相对活跃于民语文的创作,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虽然用傣语文创作更贴近本民族的生活实际和文化心理,但由于受现代文化的冲击,傣语文创作面临着自身生存问题的考验,首先是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主流文化无法认同,使其被主流文学边缘化。这使民族文学创作陷入了“圈子里人写给圈子里人看”的困境;再则是傣语文创作在主流文化的强势语境下,作品的本民族接受程度正不断受到弱化。在德宏和西双版纳两个傣族自治州,今天仍有傣语版的报纸和文学刊物,这些报纸刊物每期都刊载用傣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据笔者调查了解,这类傣文作品的读者很少,读者只有很少一部分懂傣语的本民族中老年知识分子,年轻的读者很少,有的甚至不知道有这类刊物。加之近年来傣语的普及率降低和社会功能的弱化,这种困局显得更为突出了。 四、主流文化话语中文学批评的缺位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承的,文学批评不仅能够引导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在作品和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从而使创作与阅读形成一种互动。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往往会由该作品的文学批评而引发,好的文学评论对好的文学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正确的评论导向会引导作家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发展,而错误的评论则会误导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缺失,特别是来自本民族文学评论家的文学批评的缺席,使本民族文学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这种阐释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这其中不免会产生误读。在这种没有独立文学批评的背景下,往往出现主流文化表现出对异质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具体体现为主流文化的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出的原始化、异域化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的猎奇,这反过来促使民族作家对这种视野的满足,从而限制了作家思维模式的拓展,缺乏对文学作品中民族性本质的挖掘和表现。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傣族当代作家们的身上,如他们作品中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特的民风民俗,比他们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思想艺术内容更能吸引人的眼球。这种缘于另一类文化的需要而对民族文学的误读,有时会改变一个民族作家的创作走向和选择,使其最终丧失自己民族文化身份和立场,导致其作品自身文学价值的缺失。从整个傣族当代文学发展史来看,无论是“第一代的作家文学”,还是“第二代的作家文学”,傣族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始终是缺位的,而本民族的文学理论家们更津津乐道于传统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评论。由于傣族当代文学评论的缺失,傣族新时期文学作品的问世,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傣族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关注和评价,只有任其“自生自灭”。傣族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的作品引起文坛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文学作品符合主流政治环境的需要,这从当时许多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都是侧重于政治感情的宣泄上就可以印证这种说法,而且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结束后,随着傣族第二批作家的出现,这种有文学创作而无文学批评的文学现象却一直没有改观,以致出现了傣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来看,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在中国主流文学和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处在被边缘化的现实中,而这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中的缺席是不无关系的,建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今天越来越显得重要。#p#分页标题#e# 从目前来看,无论来自本民族的文学批评,还是外民族的文学批评,都缺少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批评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和研究,难以对傣族当代文学作品的个例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准确的艺术定位,对创作中诸如作品的民族特质、民族表达,尤其是作为作品活的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和重塑等关键和共性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更不能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本民族文学,界定本民族文化和所批评对象的文化传统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往往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处于表面和平庸的阐释状态,不能给作家以一种明确的方向性导引,缺乏那种通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透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论穿透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傣族当代相对较为活跃的民语文作品创作同样面临着有创作而缺失文学批评和相关翻译介绍的局面,民语文作品创作陷入了“圈子文学”的狭隘局面,民语作品创作的批评环境更不容乐观。面对这样的困境,需要建构主流文学环境下傣族自己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话语,使之产生正确解读傣族当代文学文本的文化语境,这要求文学批评话语需从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对政治话语的依赖转移到对文化语境的关注,从而使傣族当代作家文学的批评话语更贴近文学自身的发展。 与此同时,需要培养一批熟悉傣族文学且具备较高主流文艺素质的文艺批评家,使傣族文学融入主流文学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话语。 综上所述,傣族当代文学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断层令人堪忧。当代傣族作家如何从强势文化语境下摆脱这种困境而崛起,是摆在傣族作家和研究者面前的严峻课题!这需要傣族作家们在创作中不断挖掘和继承傣族优良文学传统的同时,还要善于学习和借鉴现当代文学中先进的创作方法和理念,敢于突破和创新,从新的视角上用适合的文学语言来解读本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创作一批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只有这样傣族作家文学创作才可能得到本民族和主流文学界的认同,才可能走出当前的困境,繁荣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创作。时下,傣族当代作家文学要发展还有许多路要走,有很多事要做,这里只能做些浅显的探讨,希望能够对傣族当代文学发展有所启示。

文学创作篇8

对照时展的要求,我们学生的语文学习特别是作文上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作文本来是发展学生智力、创造力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创造性实践。然而,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束缚了学生智力、创造力的发展,学生观察力、分析力差,看问题视野狭窄,思路迟滞,材料东拼西凑,文体不清,词不达意。因此,我们进行学生作文创新能力培养实验的目的在于引发学生进行积极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能有话想说,有事可叙,有情可抒,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为不迷信权威,有创新意识,有自主写作习惯的时代新人。具体而言,意义有三个:(1)探索作文创新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从实践上不断丰富素质教育理论,为实施高层次、高水平的素质教育作出贡献。(2)解决学生认识水平低下的问题。(3)解决学生作文水平不高的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牵动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

因此,我们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各种途径,开启学生想象创新的大门,让他们潜在的智慧因素活跃起来,壮大起来,并使其不断迸出耀眼的火花。作文创新教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营造创新氛围

创造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氛围环境。为此,应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教师应采取生活再现、表演展示、实物演示、音乐渲染等手段。诱发学生创新的热情,让所有的学生进入“我要写”的精神状态。

1.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权威抑制创造,创造性教学需要民主。只有教学民主,学生才能积极思维,大胆想象,不断产生新观念,否则,学生处处看教师的脸色行事,唯教师的观点是从,其思维必然狭隘僵化,乃至枯竭。民主平等首先表现为人格的平等。教师视学生为朋友,平等对待,态度和蔼,教师与学生的思想及情感都应受到相互尊重,既不盲从教师,也不迁就学生,彻底打破师传生受的旧框框。

民主平等还表现为要允许、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与教材、教师意见不一致的观点,不要迫使学生钻入老师预先设计的“标准”答案中。教师的强制性教学是极为有害的。爱因斯坦曾尖锐地指出,用强制、恐吓的办法对待学生,是学校中最坏的事,它窒息了真正的科学动力。所以,教师一定要尊重学生的意见,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

2.延迟评价,激励创新

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愿望和成功的需要。成功,作为目标,它是行为的动力;作为结果,它是新的更进一步的行为动力。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有赖于积极持久地从事创造活动,而这种活动需要他们创造成功的支持。反复地创造成功,能使他们形成积极进取的心态。因此,教师应从容易办到的地方入手,帮助学生实现创造性成功,教师要珍惜学生的每一个创造上的成功,不论这种成功是多么微小。例如,让学生给自己的周记本取名,并在扉页上写上几句话。“虽然不能永远留住流星,但请尽情欣赏这瞬间的光芒。”“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对学生出现的这些既形象又含有哲理的话,给予了热烈的赞扬,让学生在成功中学习,前进。

教师要给每个学生提供创造成功的机会,这就得实行延迟评价。学生寻求答案,特别是新颖独特的答案,有个思维过程,教师过早评价,往往会成为思维展开的抑制因素。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给学生以充分的时间,让学生驰骋联想,各抒己见。例如,教学《警察和赞美诗》时,我提了一个问题,苏比入狱的情节是否有悖于情理?学生纷纷从不同角度作回答,不过早加以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有一种“安全感”“自由感”,他们无拘束,无顾虑,针对问题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和言语活动,既启发别人,也受别人启发,形成了一种活跃的智力激励环境。

3.张扬教师个性

语文教学比起其他学科来,教师的主体参与意识更强烈、更投入。这种主体意识既渗透在他们研读教材的过程中,又涌动于他们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思想认识、社会阅历、性格爱好、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教材的认识、处理,必然烙上强烈的个性印记,并把它宣泄于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探究思路、把握主旨、鉴赏意境中。魏书生的民主和幽默,钱梦龙的机智,于漪的声情并茂,使他们的教学充满了个性,充满了创造的魅力。

4.提高思想境界

能否民主平等的对待学生,能否千方百计地激励学生,其前提往往取决于教师本身的思想境界。只管教书而不知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是目前不少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语文教育是人文性、思想性等的综合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和升华。所以,没有高尚的思想意识情操是不会对教育事业起到杠杆作用的。思想意识高尚与自己的事业创造出的价值是成比例的。心理学家安娜・罗在1951年研究了23位杰出的生理学家之后指出:“在所有这些人的历史当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献身于自己事业的那种持久而热烈的精神。”热爱学生,对学生负责,诲人不倦,是教师的人生责任,把完成这一责任看得高于一切,才会产生强烈的创新精神,才会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中,为祖国培养更好的人才。在实施作文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验中,教师一定要不断增强人生责任感,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5.诱发创新热情

放胆表达,拓展创新思维空间。所谓放胆表达,就是教师提供一种或几种习作的范围,然后放手让学生自己命题,自己选材立意,不限体裁,不规定字数、时间,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让学生的习作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这时,学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鼓励学生放胆表达,不是说就可以不需要教师进行习作方法的指导,而是说学生刚进入习作状态,教师不宜用太多的框框束缚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习作时考虑较多的不是写作的方法,而是学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至于教师的写法指导应在学生完成习作初稿之后,指导时要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学生的习作才会有真情实感。

6.拓展创新思维

交流合作,激活创新思维的火花。交流合作就是让学生之间的信息和情感通过交流产生思维碰撞,从而激活他们创新思维的火花。合作的形式通常有小组合作和全班合作两种形式。小组合作的成员构成,可以按学生的作文程度搭配成组,也可以采取自愿组合的形式。这里指的是交流合作,是指在学生习作初稿完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互评互改。

二、深化创新变形

所谓的“变形创新”,指的是在原有的生活或材料的基础上,根据表达的需要,对其内容或形式给予一定程度的变化,使之与已有的有所不同。课本中经常所教的诸如缩写、扩写、仿写、改写(包括变换人称写、变换文体写、改换顺序写等)之类皆属于“变形创新”的方法。这种做法对于初学者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对这些写作的知识与技巧有更深的感受,而且也能较好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形式,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交给他们一把打开作文大门的钥匙,教会学生在平时的阅读中如何去学习写作。与此同时的另一种形式更值得提倡――那就是对“生活素材”的变形创新。生活是文学之源,不管你写的是什么,都来自于生活。

三、激活创新契机

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点回忆,一个场景等,都可以触动同学们的思绪,成为作文的“契机”。有了这个契机,头脑中杂乱无章的生活积累突然会变得有序,一个原本平凡的事件突然会闪耀着光彩,几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物、事情,突然会产生特殊的联系。写父亲的文章可谓多矣,朱自清却写出了与众不同的《背影》,这就是因为父亲的一封信成了他写作的契机。中学生作文也是如此。我国当代作家何大霖曾打了一个比方:“好像有一堆柴在那里冒烟,就是烧不起来,扣人心弦。”例如杨朔的《荔枝蜜》由“不大喜欢”蜜蜂起笔,接着是吃蜂蜜而“动情”,听蜜蜂事迹而“心颤”,最后愿“自己也变成一只蜜蜂”,欲扬先抑,波澜起伏。鲁迅的《药》中老栓为儿子治病而买人血馒头,结果小栓在一片“好药”的议论之后死去;《一件小事》中,“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后来在人力车夫的实际行动教育下,终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起初觉得有些迂的车夫成了“我”须仰视且“时时记起”的人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巧设文章“转折点”。

四、启发创新联想

在提倡写实的氛围中,联想似乎已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词语了,然而“想象”是创新的思维灵魂,只有让“想象”插上翅膀,我们才能飞上蓝天,飞向一个广阔而崭新的天地。安徒生的瑰丽的童话世界,虚幻的科幻作品,现在电视上儿童最喜爱的“多来A梦”,现在世上隆重登场的“哈利波特”,不都是想象的杰作吗?现在的学生,那种三点一线式的单调而紧张的学习生活,确实不能提供学生以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因此每次课堂或考试中的作文里无不充溢着那种机械模仿式的作文,虽然做一些变形处理,但内容,形式等近乎雷同的文章可以说数不胜数,而有创新意味的则是屈指可数,真是提不起改作文的兴致。这不能怪学生,因为他们的生活天空只有那么宽,而教学却又始终强调一个“真”,为了分没办法,总不能不写呀!针对这种情况,教育是不是该反省呢?想象是根据写作的需要,融合自己的生活积累,本着艺术真实的原则,虚设所需的各种材料,构思成文。当然,联想不是虚假,它是艺术的真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学生是在弄虚作假。其实,只要学生能展开想象的翅膀,不管他飞得多高,它永远都离不开生活的土地。

五、优化学生的创新品格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思想是语言的内核。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而思想的质量则决定了语言的表达质量;浅薄的思想必然产生无味的语言,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就只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修养、精神品质决定了文章的价值取向。因此,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优化其创新品格是写出有创造性作文的关键。

组织专题讲座,强化当前中学生应当弄清的十种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法制观念、集体主义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开拓创新观念、自强自立观念、时间观念、艰苦创业观念。

让学生搜集积累如下几类材料:自我与时代类(世纪之交的思考、展望二十一世纪以及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等成果);自我与祖国类(爱国主义、理想与情操、一国两制、勿忘国耻、反腐倡廉、香港澳门回归);自我与学校类(尊师重教、知识的能量、文化学习、育人环境等);自我与传统美德类(关心他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道德修养、艰苦奋斗等);自我与家庭类(自强不息、生存能力、良好习惯、孝敬父母、回报父母等);自我与生态环境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

在这种灌输、引导、实践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使他们的作文和做人能进入更高的境界,为作文创新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重要。作文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知识水平、思想素质、思维习惯等的综合反映。学生作文如养成了创新习惯、强化了创新意识,不但可以提高作文水平,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提高创新能力,突显他们的特色,张扬他们的个性。总之,我们要大力提倡,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写出具有个性特色的文章来。为学生日后成长为开拓创新型人才奠定基础。

文学创作篇9

关键词： 灵感 实质 作用 获得

灵感源于古希腊文，原意为神的灵气，表示一种神性的着魔，由古希腊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用以描述诗人创作时的那种热情奔放的精神状态，至今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自古以来，灵感就与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人类文明史上传为佳话。作为一种最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文学创造极需通过灵感的点化和突破，极大地丰富写作材料，拓宽内容，升华主题，感染读者。

一、文学创作灵感的实质

灵感的产生带有突发性，事先毫无预感，是很多文学创作家苦苦追求的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它能使作家在创作时“灵光一闪”，文思泉涌，势不可遏，“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都是受灵感的顿悟而发。很长时间以来灵感一直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创作家的一种无从把握的神力，是一种神灵感应。实际上灵感酝酿于潜意识之中，是任何创造性工作都会发生的复杂心理现象，是人脑对客观现实反映的特殊形态，建立在长时间的准备、经久的实践和沉思之上。它是思维运行发展到关节点时产生质的飞跃，是作家综合心力的集中爆发，是长久酝酿的产物。作为一种思维突变性飞跃方式，灵感对文学创造活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文学创作灵感的作用

文学创作决不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繁杂多变的信息刺激作简单地拷贝，它必须逐步渗入事物的里层，穷其本源，获取根本性认识，通过语言文字载体，使人类的一切得以相互传递和交流，并使人类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后人对前人的成果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突破、超越。这些都得借助于灵感，它能帮助探索事物发展的奥秘，获得本质的认识，推动认识的发展。文学创作过程中闪现灵感的火花，它将燃亮作者的思维，平添文章的新意，强化写作的质量。我国晋代文学评论家陆机在《文赋》中写道：“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应感之会”指的就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文思豁然开朗，情感突然强烈，形象突然清晰，语言畅达的灵感爆发阶段，此时灵感如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作者的思路，使之茅塞顿开，文思如泉涌。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其中的神来之笔，如一句绝妙的话、一个精彩的戏剧场面、一个动人的艺术形象，都常发端于灵感涌现之际。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三、文学创作灵感的获得

灵感需要文学创作家的辛勤付出。文学创造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作家在获得素材后，必须苦心经营，几经推敲，方可成文。“灵感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艺术大师列宾的这句名言揭示了灵感的本质特征，即：灵感以创作家们热烈而顽强地致力于创造性解决问题为基础，需要以劳动的热情培育和辛勤汗水的浇灌。任何成果只能从辛勤耕耘、奋发进取中获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灵感是一个不喜欢拜访懒汉的客人。不管什么人，如果闭目塞听，无所事事，灵感决不会垂青于他。

灵感需要文学创作家大量的知识积累。任何灵感触发的佳作都是作家调用平生的记忆信息，厚积薄发而形成的。知识，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精神文化财富和认识成果，它正确反映了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的客体自身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是灵感产生的直接土壤。大量知识的日积月累，在作家头脑中建立起许多间断的、暂时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作家长期研究和思考某一类问题的过程中，挥之不去，驱而不散，时而有序，时而无序，不断撞击，经常变换，一旦受到某种情境的刺激，就可能像接通了电源，立即大放光明，这就是灵感的闪现。大量知识的积累为灵感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工作。

灵感的产生离不开文学创作家的实践经验。作为最有突破性、创造性的一种认识，灵感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植根于创作家们的实践经验。文学创作家的生活和写作实践经验越丰富，灵感越有可能出现，一个经验贫乏的人是很难产生灵感的。俄国画家列宾曾说，人们在那儿高谈阔论着天启和灵感之类的东西，而他却像首饰匠打金锁链那样精心地劳动着，把一个个小环非常合适地联接起来。去除空谈与幻想，踏踏实实地前进，对自己追求的目标进行坚忍不拔的劳动，积累丰富的实践生活经验，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灵感。

总之，灵感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期待我们去发现它。艺术大师罗丹就曾一语破的：“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任何人都不应当抱怨没有灵感的青睐，而应当培养一双“发现”的眼睛，博览群书，积累广博的知识，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培养敏捷的思维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进行艰苦的实践。只有对创作的孜孜追求和不畏艰难的长期努力，尊重灵感发生的规律，才有可能在无法预定的某个时间，迸发出“顿悟”的灵感，使认识攀上一个新的高台，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得灵感之光，取得成功的硕果。

参考文献：

［1］于光远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文学类：524.

［2］路德庆主编.中国写作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390.

文学创作篇10

论文摘要：决定大众文学品质的，不是创作主体的身份、地位和生活阅历，而是与精 英文 学创作主体不同的独特的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这就是：线性想象，扇形心理，以及表现欲望等。要做到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真正融合是不容易的，这种融合也没有必要成为文学 发展 的方向。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i}y的确如此，若从精英的角度看，大众文学属于粗劣产品，它的存在有失文学的水准，是不合宜的;若从大众的角度看，它适合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他的存在却又是完全合宜的。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精英文学如此，大众文学也如此。

大众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创作;二是受众的阅读。前者是它产生的理由，后者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本文探讨的正是这一方面。

很明显，无论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界都存在着两个群体:精英文学创作群体和大众文学创作群体。这两个创作群体的不同，主要的还不在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从大众文学最主要的部分小说来看，它的作者和精英文学的作者一样，大都是文化水平较高同时地位也较高的人。黄禄善《美国通俗小说史》所论及的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后半期美国180余位通俗小说家中，标明是大学毕业的就有120余位，而风许多人都毕业于哈佛等名牌大学，不少还是博士或大学教授。从国内情况看，几位通俗小说大家，金庸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梁羽生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古龙毕业于 台湾 淡江大学(淡江英专)。赵树理虽未上过大学，但他中师毕业(1925年进山西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这在上一世纪20年代的旧

而精 英文 学就不同了。虽然，从传统观念看，故事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但与人物相比，它毕竟是次要的。到了20世纪，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更是被 现代 派逼到了边缘角落，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批评家阿多尔诺所说:“叙述者实际上不讲故事了。”卿，这故事情节的退却和边缘化，正好凸现了精英文学的特点。精英文学的作家们，他们的注意力无一不在人物形象上。为了塑造人物，可以借助于故事情节这一手段，也可以不借助于这一手段，这也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小说真正的描写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与僵化的社会之间的冲突。”l卿我国文艺界在上20世纪60年代曾有“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的讨论，这次讨论没有明晰的结论。但是无论“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都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是精英文学的视角，并不是大众文学的视角。

就总体而言，从本质上说，精英文学是人的文学，精英小说就是人物小说。高尔基的经典名言“文学是人学”，就是对精英文学来说的。相反，大众文学则是故事文学，大众小说则是情节小说。为了塑造人物，精英文学的作家们，无一不耗尽精力，呕心沥血，想象、虚构能凸现人物性格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以及生活细节，中外的精英文学名著都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想象能力是“点’，性的，因为人物、场景、事件和细节都是“点”。精英文学成功的标准，主要就在于人物这个“点”上;而大众文学的作家们，他们无一不在费尽心机、搜肠刮肚想象事件的 发展 ，以情节吸引、感染读者。他们想象故事的能力是“线”性的，这“线”，就是故事情节的发展流向。

二、扇形心理:大众文学创作主体的又一独特之处

还是那本《美国通俗小说史》。在该书所列的180余位作家中，又有近70位担任报刊编辑、记者，或广告人、推销员。我国的大众文学大家金庸、梁羽生，都当过众所周知，报刊是以大发行量为目标的。这种报刊工作人员的职业习惯，造就了大众文学作家的迎众心理。其他许多作家也因生活拮据，把创作当作挣钱的手段。所以，自 工业 社会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东西方一体化的市场 经济 环境里，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中，大众文学作品都和报刊一样，追求畅销即最大的受众面，并以此作为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