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著作论文范文10篇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学位论文；版权归属；授权

著作权即版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学位论文是指在校的学生为获取学位资格而撰写和提交的学术研究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位论文的数量剧增。一般而言，学位论文都较为成熟，其学术价值具有高、新、专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某学科领域最新研发动态及水平，因此成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学位论文的使用和传播的日益频繁，使得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笔者将通过对国内外某些高校具体做法的比较，对学位论文版权问题中的归属和授权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学位论文的价值

学位论文是学位制的产物，是学位申请者在研究导师指导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总结。选题上一般都是本学科需要解决的比较重要的、具有前沿性的理论或运用方面的课题，代表了本专业的发展方向。涉及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不乏新颖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一般具有质量高、专业性强、内容新颖、学术价值高、参考文献多而全、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等特点。

正是学位论文所特有的优势，使得它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成为在该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学生的重要参考资料。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对学术论文的利用也愈发频繁，因此包括论文的作者、论文的保管者和利用者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关注如何才能在尊重作者著作权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其中的版权归属及版权授权的问题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学位论文版权归属问题分析

2.1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归于学校还是作者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我国版权就是著作权。《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保护自动产生，即论文完成的时候，著作权就已经产生。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包括以特定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不论是否发表，都属于合法的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均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包括了人身权和财产权，而著作权人分为两类，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其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1)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对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做出明确或专门的规定。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无论伯尔尼公约还是世界版权公约，都几乎毫无例外对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做出了“回避”。因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学生自己做的选题和研究，应当属于学生的个人作品；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利用了学校的资源，并有导师进行指导，其作品应当属于职务作品，版权应该归属于学校。而国内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清华大学规定：“研究生学习期间凡教学计划内安排的研究课题(如学位论文、课程专题等)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外科技活动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为学校职务成果。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研究课题虽属研究生自选，但利用学校的条件(如名义、指导、设备、资金、技术资料等)所完成研究成果，也属学校职务成果。学校职务成果属清华大学所有，未经学校审核同意，不得自行转让或做其他处理，这一办法同样适用于本科生。”

学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然是将著作权法的第十六条规定做了过分有益于学校的扩大解释，是有悖于法的公平与正义精神的。据了解该校很多学生在入学之初就签署了遵守知识产权规定的保证书，如果不能用“失学的胁迫”去解释学生签订合同的情形，就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学生在法律方面的无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属无非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完全的版权；二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学位论文的署名权，学校享有学位论文版权的其他权利；三是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版权，但学校在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后两种情况是在学位论文被视为职务作品的情况下，才得出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学位论文认定为职务作品是非常牵强的。

按照法理学者的观点，学生就读期间和学校所形成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合同关系，那就是学生支付学费而学校要提供教育。学校在学生在校期间所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是为了完成“教育”这个特定的合同义务。毕业生撰写学位论文是为了“自己”获得专业学位，而不能认定为是为了完成学校所交给的“任务”。如果说写作学位论文也算完成任务的话，那也是毕业生自己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只有完成了得到学校认可的学位论文，才能取得学位。一言以蔽之，学位论文的版权应毫无异议的属于作者本人所有，即使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仅是学校大项目中的一个部分，他仍应该就他所负责的部分享有完全的版权。如果学校在相关学位论文的研究上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学校可要求享有该作品的优先使用权或者免费使用。

国内很多高校目前的做法已经证明了笔者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如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毕业生离校前要求毕业生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出示“独创性声明”或“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这事实上等于已经承认了学位论文的版权由作者享有。

2.2关于导师是否拥有署名权之争

近期，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复旦大学药学院闻韧教授与其学生张建革博士的署名权之争又在网上掀起了关于学位论文导师是否拥有署名权的热烈讨论。

部分人认为导师从学生的选题，到研究思路的指导，直至论文的写作完成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因此学位论文中包含了导师的劳动，在学位论文完成时应当让导师拥有署名权。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导师只是出于指导，学位论文完成期间整个研究过程。论文的作者都是亲力亲为，许多有用的数据，大量的实验都是作者独立计算和实践的结果，因此导师不应当具有署名权，作者只需在文章中表示感谢之情即可。

笔者在中国律师网络联盟论坛中看到与后者相同的观点。在知识产权部分关于导师署名权的咨询中，律师们普遍认为虽然导师对论文的最终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学位论文不享有任何著作权。但作者可以在出版物上以适当的方式提及论文导师及其所作出的贡献。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而许多学校的做法也是默认作者为唯一拥有署名权的权利人，但均要求作者在论文封面写明指导教师，而作者自身也会自觉地在论文当中提及教师的指导和帮助。然而大部分学校又在《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中都有导师签名一栏，可见学校在默认学位论文为个人作品，著作权归属作者本人之外，还默认了导师拥有一部分著作权。但在中国律师网络联盟论坛中，律师们普遍认为作者应当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3学位论文版权授权分析

在承认了学位论文属于个人作品后，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学位论文是未发表作品和版权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施行自动保护原则，即只要作品完成并符合著作权法独创性的要求就给予保护，学位论文自写作完成就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学位论文的作者享有发表权。在学位论文作者未公开其学位论文之前，学位论文就属于未发表作品。许多人认为答辩是作者发表的一种方式，但笔者认为答辩不能算作发表，学位论文的答辩具有强制性，是取得学位证书的必经过程，并且答辩只局限于一定范围，并没有为公众所感知，因此不能视为发表。

另外，国内外的大学都要求作者声明所提交的论文为自己撰写的，并且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综上所述，学校、个人和其他组织在利用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必须获得作者的许可和授权。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使用学生的学位论文采取的主要授权方式是与作者签订使用授权书，下面就是授权书内容：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姓名)：学号：专业：

所呈交的论文(论文题目)：

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自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签名：

签名日期：

笔者认为作者授权学校作为优先的使用者和保管者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在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没有学校资源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导，作者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将有所降低。而学校多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和交流为目的进行公益性模式的运作，其传播的范围也都局限在校园网内，不会造成作者利益的损害。且学校图书馆这样的论文保管机构有更好的能力保管和最大化论文的参考和学术价值，授权与学校合作的方式是双赢的。

然而在学位论文提供利用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侵权行为的就是在商业模式的运作当中，学位论文收藏机构在与数据库运营商的合作时侵害作者的利益。

在一个案例中，某中心与某数据公司签署协议，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该库称以“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收藏的论文为依托，将利用网络技术“向高校、公共图书馆、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公众提供学位论文的全文信息服务。”又称该公司拨出专款数百万元，希望广大硕士、博士尽快“联系授权并领取版权使用费”。而对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跃跃欲试的公司绝对不在少数，上述案例是一个引子，暴露了当前在学位论文数字化开发中存在的一些版权问题。

首先，该数据库运营商只是与收藏中心合作建设数据库，然而，收藏中心虽然是法定的学位论文收藏机构，但没有权利越过著作权人把著作权人的作品交由数据库运营商开发利用。因为收藏机构的职责是收藏特定论文的文本，而不是上网发表，上网发表的使用至少涉及作者的发表权和网络传播权，对它们的行使和论文收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有权决定运营商可以使用学位论文的，只有著作权人本身，即已经毕业的学生们。在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之前，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开发利用。

其次，著作权人的获酬上。在弄清上述问题之后，不难推断出真正有权利定价的也是著作权人。“领取版权使用费”这样的说法显得该开发商居高临下，欠缺合作的诚意，许多论文是在获得授权之前，开发利用之后作者才得以知晓。在定价上也存在问题，一个学术论文数据库，只拨出几百万的经费来付作者的稿酬。我国每年有大约10万篇的学位论文产生，假定该数据库收录10年内的论文，总数就有近百万篇，平均下来每个作者只能领到几块钱的稿酬，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每千字20元的最低标准相去甚远。显然，作者不论是否授权该数据库进行开发，其获酬权也得不到保障。公务员之家

最后，许多数据库运营商在具体使用某篇学术论文或某批学位论文的时候试图以公众需求为由挤压著作权人利益。许多数据库商宣称利用它们的平台传播科技知识能够使有关资源更好的发挥作用，作为一己之私的著作权理应让步。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质经不起推敲，因为商业运营的本质就是营利，因此数据库运营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廉价甚至免费利用他人的成果来实现自己的营利。实际上在维护公众利益和保护著作权这一平衡上，《著作权法》已经规定了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内容。

因此，笔者认为公众的利用是学位论文价值实现的最好途径和方式，但是不应当用这样的幌子来侵害著作权人的利益，不论是在保管还是在开发利用之前，都应当首先尊重作者的权利，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2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建国以来的本土潮汕文学，前30年尚未发现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后30年结集出版的也不多，但参与文学评论的作家及其评论作品却不在少数，这是潮汕文学发展在新时期呈现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的急遽发展变化，早先的农业经济时代不仅为商品经济时代所代替，也逐渐为信息时代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媒载体纷纷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竞相亮相。文学虽然被挤到了极为边缘的角落，但可供发表的载体却不少，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更给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表的园地却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给我们对文学评论作品的收集和统计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于这些散发于各种媒介载体的零散的评论作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无法进入我们的评介视野。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已经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做一番梳理和评介。我们的收集范围：一是本地作家的文论著作，包括部分收入较多（含有一辑以上）评论文章的综合性文集；二是本地高校文论作家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据此，我们收集到的结集文论作品共21种，其中非文论专集3种，评论专号1种。在这些文论著作中，文论专著有4种：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郑明标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苏东坡与佛教》。文学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的作品有7种：汕头市青年文艺研究会编的《文艺求索》、冷梅的《请原谅我的浅陋》、黄昏的《随心所欲：黄昏诗歌随笔评论集》、王睦武的《一蠡诗话》、林伟光的《书难斋书店》、郑云翔的《超越自尊——郑云翔文集》、陈耀城的《耕余走笔》。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有10种：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论稿》、郑明标的《绿叶无悔》、《绿叶无怨》、翁奕波的《潮汕文坛漫论》、黄育新的《“文化”宽容与文学成功》、林伟光的《书边散墨》、黄少青的《山河留影月留痕——黄少青散文文艺评论集》、颜烈的《金谷鸣蝉》、陈镇朝的《挑灯看剑》、揭阳市作家协会编的《揭阳作家》2009年评论专号等。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3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2．古典审美情结京派小说家受现实的触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老庄主张的心灵恬淡虚静和情景无为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重义轻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为人宗旨不谋而合。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道路、志趣爱好行为方式的形成，最早的甚至最重要的影响，常常发生在“童年—少年”时期。朱光潜出生书香门第，是朱熹的后裔，祖父为清朝贡生，父亲熟读经史百家，以开设私塾为生，在此背景下，朱光潜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朱曾说过，“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5］。朱光潜自幼熟读或背诵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散文名篇，得到极大的收获，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古文）上，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5］。朱光潜在《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我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处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6］。他在文中提及许多中国传统著作，如《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等等，以及许多西方的古典著作，如《荷马史诗》《圣经》等。他说：“史是人类活动进展的轨迹，它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我赞成多读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据这个观点。”［6］包括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眼里也包含着古典的气息，“陶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4］显然朱光潜不仅热爱并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并认为这些古典可以古为今用，改善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这也是京派古典审美情结所在。

3．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大多数京派作家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但在吸收西方理念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中国文化，也没有因执着于传统而完全忽略西方的先进观念。他们用含蓄的方式表现出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包容。朱光潜的中立包容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学贯中西上，西方学术文化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和人生道路的确立。他对新文学的接受，始于香港大学的学习，当时朱光潜最钟情的就是英国文学，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培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以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为最。作品伸张个性的精神和忧郁感伤的情调与朱光潜产生共鸣，其中洋溢着的古典趣味和朴素风格使他看到了陶渊明的身影。可见，朱光潜的包容在于寻找中西文学的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不谋而合的西方美学思想最令他着迷。朱光潜在《理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说道：“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是一种文化刚生发的现象；由异趋同，由杂多趋单一，是那种文化已成熟的现象。人类心灵常需要综合，把繁复的事态加以简单化，所以每种文化思想在生发初期所有的分歧和矛盾到后来才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系统里面。”［6］另一方面，朱光潜还将中西文学进行对比，为中国文学开辟领土。他认为中国文学演化的反常表现为：抒情诗最早出现，叙事诗不发达中国文学情感丰富而想象贫弱，很少能跳出“我”的范围，用纯客观的方法去描写事物；爱自然，而缺少神秘。但是中国的抒情诗西方不能比，自然流露、简单淳厚，极意刻画，精细深刻均为西方诗人所不及。由此他指出，中国文学最应学习西方文学的方面是批评研究。中国批评笼统庞杂，不成系统，材料收集方式也落后，对著述体例影响很大［7］。

三、朱光潜主编刊物中体现出京派特征

朱光潜曾经筹备、编辑或主编过众多杂志，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录》《民国日报文艺》等10多种刊物。其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杂志》被认为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朱光潜任主编。该杂志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为目标。朱光潜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忱［8］。该杂志的作者多为京派的学者型文人，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他们理论与创作并重，注重以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建立文学的“乌托邦”，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呈现出浓郁的纯文学气息。京派的文学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该杂志发扬京派文学观念，指出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的文以载道说是条窄路，提倡多探险，多尝试，让不同的学派思想在骚动发展甚至冲突斗争中自由发展，用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在读者权重中培养纯正文艺的风气。以京派作家为中坚力量，如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李建吾等，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京派文学的主张之一，从这个角度，《文学杂志》有少量的其他流派作家作点缀，这也正表现了京派所倡导的宽容并包的态度。可以说，朱光潜在担任《文学杂志》主编期间，团结了不少京派作家，以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思想为宗旨来创刊和编辑，它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众多作家，也成为广大学者分析和了解京派文学的重要途径。他所表达的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被大量引用，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重要文学观。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4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2．古典审美情结京派小说家受现实的触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老庄主张的心灵恬淡虚静和情景无为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重义轻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为人宗旨不谋而合。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道路、志趣爱好行为方式的形成，最早的甚至最重要的影响，常常发生在“童年—少年”时期。朱光潜出生书香门第，是朱熹的后裔，祖父为清朝贡生，父亲熟读经史百家，以开设私塾为生，在此背景下，朱光潜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朱曾说过，“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5］。朱光潜自幼熟读或背诵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散文名篇，得到极大的收获，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古文）上，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5］。朱光潜在《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我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处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6］。他在文中提及许多中国传统著作，如《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等等，以及许多西方的古典著作，如《荷马史诗》《圣经》等。他说：“史是人类活动进展的轨迹，它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我赞成多读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据这个观点。”［6］包括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眼里也包含着古典的气息，“陶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4］显然朱光潜不仅热爱并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并认为这些古典可以古为今用，改善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这也是京派古典审美情结所在。

3．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大多数京派作家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但在吸收西方理念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中国文化，也没有因执着于传统而完全忽略西方的先进观念。他们用含蓄的方式表现出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包容。朱光潜的中立包容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学贯中西上，西方学术文化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和人生道路的确立。他对新文学的接受，始于香港大学的学习，当时朱光潜最钟情的就是英国文学，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培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以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为最。作品伸张个性的精神和忧郁感伤的情调与朱光潜产生共鸣，其中洋溢着的古典趣味和朴素风格使他看到了陶渊明的身影。可见，朱光潜的包容在于寻找中西文学的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不谋而合的西方美学思想最令他着迷。朱光潜在《理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说道：“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是一种文化刚生发的现象；由异趋同，由杂多趋单一，是那种文化已成熟的现象。人类心灵常需要综合，把繁复的事态加以简单化，所以每种文化思想在生发初期所有的分歧和矛盾到后来才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系统里面。”［6］另一方面，朱光潜还将中西文学进行对比，为中国文学开辟领土。他认为中国文学演化的反常表现为：抒情诗最早出现，叙事诗不发达中国文学情感丰富而想象贫弱，很少能跳出“我”的范围，用纯客观的方法去描写事物；爱自然，而缺少神秘。但是中国的抒情诗西方不能比，自然流露、简单淳厚，极意刻画，精细深刻均为西方诗人所不及。由此他指出，中国文学最应学习西方文学的方面是批评研究。中国批评笼统庞杂，不成系统，材料收集方式也落后，对著述体例影响很大［7］。

三、朱光潜主编刊物中体现出京派特征

朱光潜曾经筹备、编辑或主编过众多杂志，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录》《民国日报文艺》等10多种刊物。其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杂志》被认为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朱光潜任主编。该杂志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为目标。朱光潜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忱［8］。该杂志的作者多为京派的学者型文人，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他们理论与创作并重，注重以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建立文学的“乌托邦”，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呈现出浓郁的纯文学气息。京派的文学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该杂志发扬京派文学观念，指出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的文以载道说是条窄路，提倡多探险，多尝试，让不同的学派思想在骚动发展甚至冲突斗争中自由发展，用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在读者权重中培养纯正文艺的风气。以京派作家为中坚力量，如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李建吾等，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京派文学的主张之一，从这个角度，《文学杂志》有少量的其他流派作家作点缀，这也正表现了京派所倡导的宽容并包的态度。可以说，朱光潜在担任《文学杂志》主编期间，团结了不少京派作家，以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思想为宗旨来创刊和编辑，它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众多作家，也成为广大学者分析和了解京派文学的重要途径。他所表达的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被大量引用，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重要文学观。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5

一、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在学院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勇挑重担，承担了教学内容跨度大的十几门课，包括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文学阅读、英美诗歌赏析、莎士比亚选读、大学英语、视听说、理论语法、欧洲文化入门、论文写作等，每年400多学时。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论文40余人次。

二、发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20余篇，并有多篇获奖。其中《论田纳西?威廉斯的柔性戏剧观》、《陌生化与威廉斯戏剧中俗语及外语语句的诗意》、《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哗》、《译介?批评?方向——西方妇女戏剧在中国》、《主流文化下的独特声音：评北美华裔作家水仙花及其创作》、《变形与真实——试析〈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变形技巧的运用》、《性别身份与舞台表现：从〈欲望号街车〉到〈美梦重圆〉》等均发表在CSSCI检索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妇女研究论丛》及全国一级学会会议上。

三、主持了多项教科研项目。有“加拿大文学研究”（加拿大大使馆资助项目）、“创造多维语言环境，加强学生能力培养，使大学英语教学再上新台阶”（获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优秀成果二等奖）、“大学英语优秀课程建设”（被评为*省大学英语精品课程）、“规范公示语翻译，改善*市国际语言环境”（*市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外语教学质量”、“ESP与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建设”、“规范刘公岛旅游景点翻译，营造和谐城市形象”、“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艺术研究”、“田纳西?威廉斯早期戏剧研究”等十余项。

四、主编、参编、专译了多部著作。主编3部，包括《科技英语阅读教程》（外研社），《大学英语四级强化训练》（外研社）、《大学英语六级强化训练》（外研社），副主编和参编3部，包括《外语学术论丛》（重大出版社）、《计算机英语》（外研社）、《新编英国文学教程》（山大出版社），其中*编写部分有70余万字；出版个人专译著《古典哲学的趣味》（译林出版社）；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大出版社）、《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出版社）等多部著作及学术期刊中发表译文。

五、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担任院长以来，不断强化团队精神，坚持民主决策，注重发挥教学名师的带头作用，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及时了解并帮助解决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1．注重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进，狠抓教学质量，经过努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次性通过率一直高于全国重点院校15-30个百分点。05年专业四级考试通过率100%。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中学院被评为贡献突出单位。

2．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支持教师的提高与进修。先后4人考取国内名校的博士，派出46人分别赴英、美、韩等高校访学与进修。

3．注重学术氛围的营造，学院连续4年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80余篇。承办了国防科工委委属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研讨会和全国加拿大文学研讨会等。

4．组织完成了三期*市干部韩语培训任务，培训学员近300人；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在南山小学建立了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师生自愿赴贵州革命老区，义务为赤水市所有小学英语教师62人进行英语培训，该社会实践团连续2年获*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称号。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6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7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从哲学、社会学、病理学等方面对疯癫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早已提到迷狂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黑格尔《精神哲学》将精神疾病分为三类:痴呆、真正的傻、癫狂或精神病。此后经过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阐释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理论。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癫史》对疯癫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19世纪的疯癫形象，发现了从理性堕落到非理性，最后变为恶魔和病人这样一个疯癫演变史，其中的权力观念、考古学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理论改写了传统的疯癫史和学者对疯癫研究的视角和立场。［1］但文学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点。他曾说:“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在这方面……我努力地寻找某一特定时期产生的所有非文学的话语。”［2］对疯癫研究的影响在病理学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传统精神分析学从生物学角度分析神经病症的构成和发生;新精神分析学理论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则侧重于从社会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个体的神经症。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学中疯癫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疯癫研究的指导性理论。针对福柯和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理论，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迦塔利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学说，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体性———“精神分裂”和“偏执狂”。它们是人满足自身欲望的两种方式:前者倾向于固守并绝对化某种特殊的观念或信仰，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后者则否定任何绝对的权威、超越任何固定的边界，拒斥任何普遍的价值，具有颠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论家对疯癫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阐释。巴赫金在《小说理论》［4］中提到骗子、疯子和傻子等边缘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5］中谈到文学中真诚与复杂的自我观念，认为真诚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感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乱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度发展，带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革新，形成了各专业领域的特色。学者运用各种理论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作了不同的阐释。国外PQDD网站和亚马逊网站收集相关论著百余种，具有如下特色和优势。首先，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疯癫研究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女性疯癫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权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分析了19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权制文化对妇女和女性文学的歧视，认为在父权社会里女性作家被压抑，疯癫成为被压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隐喻。该书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其显著，对女性主义运动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不足之处在于，作者选择研究文本时并没有真正走出男权主义的立场。“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过对狄更斯小说中疯癫女性的研究，阐释了社会对女性精神错乱的界定及精神错乱的原因和表现，得出了疯癫具有性别属性的结论。在对待女性精神异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权力观点研究狄更斯的作品，为读者解读作品中那些被传统误读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疯癫被忽视，但佩德拉•瓦罗瑞重点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作品中的男性疯癫，认为当今时代男性疯癫都是作家对社会伦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堕落表现出恐慌的隐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现较女性精神状态稳定的神话。20世纪文学中男性疯癫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气质的丧失，帕拉迪斯•戈登对此作过详细论述。［9］此外疯癫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瑞贝卡研究了泽尔达•菲兹杰拉德、普拉斯、苏桑娜•凯森、凯特米丽特、劳伦•斯莱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们的传记，发现了女性疯癫的两种形式:一是具有天赋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残，二是因为蔑视社会习俗而被贴上了疯癫的标签。［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种理论被运用，整体研究成果丰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权力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隐喻理论研究外，学者还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解读文本。如菲尔蒙•索莎娜通过对巴尔扎克、奈瓦尔、福楼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学者的研究，探讨了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文化之外文学“疯癫”的独特性。［11］其关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讲述疯癫的话语，话语如何揭示文学与权力、文学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伯格斯托姆•卡尔运用福柯、巴赫金、德勒兹和迦塔利等理论分析了从让－马丁•沙可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运用疯癫美学阐释现实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方式方法。［12］国外学界对各断代文学史中的疯癫现象都进行过整体研究，包括古希腊、浪漫主义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现当代文学中的疯癫现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认为，20世纪美国小说将疯癫隐喻为“荒原”，目的是要逃离“荒原”世界。［13］作者过多地将疯癫的起因归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忽视了主体自身的决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将整个西方文学纳入研究范围，对疯癫作了明确的文学界定，即“一种无意识压倒意识，并控制了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的状态，而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和相应的情感，这些感受和体验都是混乱的、不合时宜的”。

该著作系统地理顺了从古希腊至20世纪文学中的疯癫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认为疯癫是对时代的医学、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学观念的反映和质疑。作者对众多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疯癫文学史。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的疯癫形象及叙事研究是美国文学的特色。吉尔若•鲍尔结合人类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理论，研究了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认为黑人疯癫与美国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疯癫是美国民主的隐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国外疯癫研究主题多元化，可与爱情、复仇、谋杀、战争、犯罪等主题结缘。“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简•奥斯丁、瓦尔特•司各特、夏洛蒂•勃兰特等作家作品中为爱痴狂的女性为研究对象，阐释了19世纪英国的医学作家和小说家对疯癫、女性气质和叙述传统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别论述了小说中复仇、道德、谋杀、战争与疯癫之间的内在联系。［17］疯癫研究的文本对象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诗歌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强调疯癫在情节发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员对于疯癫表情的演绎。诗歌中的疯癫研究则更多地强调诗歌语言的非理性和诗人创作时感受到的迷狂和灵感。近年来出现大量疯癫主题诗集，揭示诗人进入疯癫的历程，以及诗人如何利用疯癫来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说研究方面，科博•罗伯特研究了内省小说中的疯癫形象，认为它们为批判社会提供了舞台，因为疯癫能够从异常视角提出关于社会现实的另类“真理”，人物的内省是对当代社会传统的逃避和抛弃。［18］但作者将内省活动看成是疯癫者唯一的心理活动指向，忽视了文化的意义和作用。除英美等国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学界广泛关注。汤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过俄国特有的圣愚形象，从文化角度阐释了俄国的宗教样态、社会行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态以及知识分子的特征。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中疯癫现象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论文和少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暂未出现相关博士论文和专著，尤其没有对西方文学某个断代史文学的疯癫形象进行系统研究。从哲学层面看，学者对疯癫的关注起因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①尤其是刘本战的译本，曾引发了国内对福柯以及疯癫思想的研究热潮，福柯成为疯癫的代名词。此后《福柯思想肖像》、［20］《福柯的界线》、［21］《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22］等著作都介绍了福柯的疯癫思想以及他与德里达之间围绕着《疯癫与文明》长达十数年的争论，即理性话语能否说出非理性的沉默史、笛卡尔思想是否排除了非理性等问题。近年来相关著作和译著多不胜数，但多止于对福柯的疯癫理论的介绍和阐释，缺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专著。疾病与艺术之间联系紧密。在希腊时期，艺术家就是病人，诗人就是疯子，他们从迷狂中获得灵感进行创作。浪漫主义时期抑郁症给诗人们以灵性和敏感力。20世纪艺术和精神病之间的关系成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躁狂症、抑郁症为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及思想带来深度，有民谣说“在天才和疯子之间存在一条细细的红线”。20世纪以来疯癫与天才的关系更受学界的关注。普鲁斯特说:“一切伟大的文学和宗教作品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据CNKI上搜到的信息，国内成果最早见于《叔本华论疯癫与艺术创作》。［23］《文艺理论研究》转发了杰弗里•梅耶斯的《疾病与艺术》，详述了各种疾病在不同时期对艺术家的影响，包括肺结核、癌症、忧郁症、躁狂症、梅毒和癫痫等，它们既是人类的大敌，又是人类的益友，迫使人不断前进。［24］自《疯癫与文明》之后，国内出现了大批相关著作。余凤高、郭海平等学者都讨论过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关系。国内也译介了不少作品，如《躁狂抑郁多才俊》、《疯癫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等从文化或病理学角度阐释了艺术与疯癫之间的联系。疯癫成为20世纪的流行病。从文学层面看，疯癫研究同样以《疯癫与文明》的译入为起点并渐成热点。在CNKI中，1979－2010年题名含有“疯癫”的论文共193篇，1979－1999年间只有3篇与文学有关;2000－2005年间相关论文37篇，而2006－2010年间相关论文就有100余篇。10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女性疯癫成为研究重点。男权、父权制度是女性疯癫的主要原因，女性作家将疯癫作为反击男权的符码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刘风山认为，女性利用疯癫及疯癫叙事来反抗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思维与话语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疯癫是现当代美国女性反抗父权文化压迫的武器。［25］该论文揭示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在表现疯癫、反抗父权以及结局上的不同，为女性疯癫的演绎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图景。疯癫是女性作家追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演变的结果，是女性自我表达和反叛的最极端的形式之一。疯癫女性作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沃尔夫传》［26］记叙了作者疯癫的一生，《“卡尔萨•卡桑德拉”的疯癫诗学》认为，埃尔萨•冯•弗雷塔格－洛林霍温的诗歌艺术与她本人的语言观和强烈的女性气质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达达派女诗人通过语言、身体行为批判了社会。［27］疯癫与隐喻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焦点。范瑞平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不仅是一些不合意的生命现象，它还含有文化因素，是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表象，在文学中成为修辞手段和叙事方式，表述作者的观点。［28］苏珊•桑塔格的“IllnessasMetaphorandAidsandItsMetaphors”于2003年被译入国内，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揭示了疾病隐喻的发生和表现，认为疾病是对社会制度和病态文化的隐喻，精神病是排斥异见者的手段，她反对将疾病工具化、政治化。［29］此书引发了对疾病隐喻的热议。近三年来各刊物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论当代西方电影中的疯癫隐喻》分析了包括《飞越疯人院》在内的几部影片，认为疯癫是反派先锋、欲望化身、信念呼唤和天才的隐喻。［30］理论阐释疯癫形象成果虽多，但理论运用滞后，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文本缺乏创新。国内学界善用拿来主义，利用西方各文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疯癫形象。在《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中，作者从文学狂欢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疯癫具有或隐或显的狂欢化色彩，并从反面说明狂欢化并非仪式－演出和广场语言的表现，其本质是突出边缘视角而感受一切相对化的世界。［31］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32］等论文的标题即已揭示其所运用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夏光、陆扬较早引进了精神分裂分析学，批判资本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33－34］但目前仅见陈靓、方成等学者的成果。［35－36］研究文本过于集中在被译介过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厄舍古屋的倒塌》、《黄色墙纸》、《最蓝的眼睛》、《飞越疯人院》、《钟形罩》等被多次重复阐释，国外较次要作家作品受到忽视，例如美国罗伯特•库弗，以及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斯等作家的作品。疯癫叙事等文本内部研究和疯癫主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研究尚嫌不足。国内研究成果多为被重复阐释的个案研究，散见于各种文学史书和杂志中，未出现相关专著或博士论文。网络上仅有《从愚人到疯癫的嬗变》，该文认为15世纪以来德国的“愚人文学”在经历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演变为“疯癫文学”。作者跳过现代资本主义阶段中两种文学的演化而直接论及后工业时代的疯癫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的关系;其次愚人与疯癫的概念以及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清晰。［37］美国评论家麦克葛莱瑞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疯癫》认为，浪漫主义时代疯癫是人性的外在表现，是爱情和欲望的混合;［38］彭予2003至2006年发表了系列论文阐释自白派诗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如《美国自白诗的疯癫主题》辩证地讨论了诗与“疯”之间的关系，诗人必然具备超乎常理的“疯”性，但疯并不必然等于诗，诗是在理性控制之下的“疯”，因而作者纠正了“疯”就等于诗的传统看法。［39］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鲁迅和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是常被研究的议题，《中西古典文学中的疯癫形象》比较研究了中西文学中疯癫在表现程式、意义、审美情感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

三、结语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

multipleapproaches,twotrendsofdevelopmentseemtohavebeendominating

inrecentyears:onebasedonlinguisticsinthewidesense;theother

markedbyahistorical-descriptiveorientation.Whilethetwotrendsof

developmentarecontrastivewitheachother,theyshareonethingincommon,

namely,bothbeingessentiallyempirical,formingacontrasttotranslation

studieswithasomewhat‘purely’theoreticalorientation.Thepresentpaper

offersadiscussionofsomerecentdevelopmentsinthefieldbywayof

reviewingthreerepresentativebookspublishedinthe1990’s.Throughthe

presentreview,wemaygetaglimpsenotonlyofthecharacteristicsof

thetwomajortrendsofdevelopment,butalsoofcertainfeaturesofthe

theoreticalversustheempiricalorientation.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developments,representativebooks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参见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尽管翻译研究的方法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著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1991）；丁达·戈尔莱（DindaGo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著作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别的典型著作，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研究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来，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详见Shen

1999)。哈廷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语篇处理的理论模式。它包含语境、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这三大部分。在探讨语境时，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语域理论（the

theoryofregister），但将符号学和语用学（主要用于意图研究）也纳入了语域分析，如下图所示（Hatim1997:22）：

哈廷姆认为“规约性交际”（InstitutionalCommunicativeTransaction）、“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ion）和“符号互动”（SemioticInteraction）这三种语境成分对于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以该模式为框架，以英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翻译为分析对象，对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就语篇类型来说，哈廷姆区分了说明文和论证文这两大类。就语篇结构而言，哈廷姆主要对段落划分、嵌入主文本中的次文本的作用等展开了讨论。至于语篇组织，哈廷姆探讨了文本中的主谓递进、句间衔接手段、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等多种因素。该书在围绕作者提出的语篇处理模式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又扩大范围，针对语篇类型与礼貌策略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文本以及如何翻译非虚构性文本中的反讽性成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与众多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译学研究论著相类似，该书以一个理论模式为中心，逐层推进地展开讨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2)

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该书十分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譬如第11章在探讨语篇中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时，注重对权力关系和和意识形态之影响的探讨。(3)

该书探讨的是超过句子这一层次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并关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参见Nord1991）。(4)该书还注重对翻译总体策略的探讨。譬如在探讨直接/间接引语时，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写新闻报导时，习惯用间接引语。在将英文新闻报导中的直接引语译入阿语时，译者应采用一种间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这样方能在修辞功能上达到对等。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该书较好地揭示了语篇的组合机制和交际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为译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见。正如诺伊贝特和施莱夫所言，语篇语言学模式将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的层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词汇的层次上”，因此为译学研究提供了“比句子语言学更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Neubert

&Shreve1992:24)。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而且注重通过翻译研究来检验和丰富这两个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仅仅将语言学模式当作工具的译学研究。该书证明“在进行对比分析时，若不以话语为基础就无法达到完整。同样，缺乏对比基础的话语分析也难以达到完整。翻译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最为适用的研究框架。”(Hatim

1997:xiii)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与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译学研究形成对照，采用历史描写主义方法的译学研究一般仅关注文学文本。基特尔与弗兰克主编的《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是这一新的译学研究潮流的代表。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德国戈廷根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者。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三篇论文，集中探讨在18世纪的德国，通过法语这一中介将英文作品间接译入德语的翻译实践。第一篇论文根据法国语言文化对译文影响之大小和德国译者对于法国的不同态度，将间接翻译英国小说的译者分为四类，并对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此揭示出18世纪德国翻译文化的复杂性。第二篇论文通过实例论证指出：虽然以法语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在1770年左右就已销声匿迹，但在非虚构性文本之范畴，这种间接翻译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该文对造成这两者不同步的各种历史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三篇论文专门探讨了以法语为中介的本雅明·福兰克林自传的德译。该文分析了福兰克林自传的不同译本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及其蕴含意义，并挖掘了造成这些不同特点的意识形态、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动态因素。

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美－德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译者的不同译法。该部分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集中分析T·S·艾略特的《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法文和德文译本。该文旨在建构一个由数种参数组成的模式，用于描写原文中的文化指涉（cultural

references）和译者在译文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六种参数：1.文化指涉的明晰度（从最为微妙的文化内涵到明确无疑的文化上的陈词滥调）；2.

范围(或者特属于某个地区、某个阶级，或者属于某个国家，或者具有文化普遍性)；3.性质（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等等）；4.历史维度（文化指涉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5.

语篇类型；6.一体性或者融合性（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指涉与作品融为了一体）。这六种参数为分析不同译者对《荒原》中文化指涉的不同译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但该文指出，对其它作品的译文或者其它文学/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进行研究时，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参数或者删减既定参数。此外，在一个情景语境中显得十分重要的参数，在另一个情景语境中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同样，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源文化中最为平淡无奇的文化指涉有可能会在译入文化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该部分第二篇论文集中分析德国译者在翻译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时，对于物质文化词语的不同译法。该文认为，这种分析可以达到三个“特殊的”（distinctive）目的。其一，就同一原文而言，可以发现不同译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可以揭示出译者对于原作品、原作者和翻译艺术的看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目的为文学翻译研究所共有，而不是文化词语译法研究所特有的。只有第三个目的方真正具有特殊性，即揭示同一文本的先后译者对于原文中社会与自然背景的不同熟悉程度。该文十分注重探讨译者由于不熟悉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而偏离原文的各种现象。第三篇论文将研究焦点对准政治文化，探讨了德国译者在政治审查制度的影响下，对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所进行的各种更改。该文证明在这一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为“通过译文与原文的比较，我们可以比仅仅研究原文更为准确地估量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Hulpke

1991:74）。第四篇论文探讨德国译者在翻译马克·吐温的《田纳西州的新闻业》时，对于美式幽默的处理方式。鉴于德国和美国在对于幽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了各种改动，并增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成分，以求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类似的幽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该部分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注重对描写模式的建构或对普遍规律的挖掘。作者只是将具体文本当成说明描写模式或者具有普遍意义之问题的实例。

第三部分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探讨戏剧翻译中，人物名字和头衔的译法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含义。该文采用历史描写的方法，对三个世纪以来法语－波兰语和波兰语－德语/英语的戏剧翻译进行了系统研究。就人物名字而言，主要有以下五种译法：1.

照搬不译；2.根据译入文化的拼写和发音规则来同化原名；3.用译入语的对应名字来替代原名；4.仅翻译原名的意思(语义翻译)；5.仅传递原名所用的某种艺术手段（以反映出人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至于人物头衔，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

省略；2.添加；3.照搬；4.更改；5.语义翻译；6.替代。如该文所示，人物名字和头衔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示因素，在翻译中常常会导致两种历史语境、两种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冲突，面临这些冲突的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来进行处理。该部分后两篇论文均围绕可译性这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该书采用的历史描写主义的正轨。（详见Shen

1995）

总的来说，该书展示了译学研究中历史描写方法的主要特点和作用。它揭示了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种种不同译法，挖掘出各种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此外，还在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翻译程序、翻译方式、翻译原则以及研究参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仅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揣测性的回答，不少结论也带有推测性。这反映出历史描写方法难以克服的一种局限性：今天的翻译研究者在探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时，难免会遇上缺乏确切“事实”或第一手资料的障碍，故只能根据已知情况作出种种推测性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不乏洞见和启迪意义。

三

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均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是纯理论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将查尔斯·S·皮尔斯的符号哲学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除了对皮尔斯的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之外，该书还对一些具有“辅助性”或者互补性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包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沃尔特·本雅明的语言理论和罗曼·雅克布森有关三种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均在符号学和翻译理论之间起着某种桥梁的作用。

该书的中心主题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translationissemiosis）。符号阐释过程（semiosis）涉及三种因素：符号、该符号的所指物、该符号的阐释符号（interpretant）。“阐释符号”指阐释者在阐释原符号时，自己头脑中产生的新的符号。符号阐释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第一个阐释者在对一个符号进行了阐释之后，就生成了一个新的阐释符号。第二个阐释者又可以对这个阐释符号进行阐释，从而再生成一个新的阐释符号。这个过程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生成一个连绵不断的阐释符号的链条。也就是说，阐释过程构成一个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翻译可视为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见下文）。此外，根据皮尔斯的符号理论，阐释过程对于符号的生命至关重要。符号只有通过阐释/翻译，才会富有意义。当一个符号再也得不到阐释/翻译时，其生命就会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的目的就不是再现原文的意思，而是体现和调动身为符号的原文的意义潜势，使其能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应当指出，这个“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的概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对译者提出了难以调和的两种不同要求。若追根溯源，则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这一“符号阐释过程”有两个不同的重点：或者是所指物，或者是阐释符号。当该过程以所指物为重点时，一系列翻译行为的目的就是使符号和所指物逐渐达到对等──对等就是阐释/翻译过程的终点。戈尔莱区分了三种翻译对等：指称对等（referential

equivalence）、意义对等（significationalequivalence）和质量对等（qualitativeequivalence）。“质量对等”指译文和原文具有同样的感官或者物质特性，譬如“同样的长度、段落划分、押韵结构和/或标点选择”（Gorlee

1994:175；参见申丹1997）。就这样的翻译对等而言，可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并无多少本质区别。

与此相对照，当这一过程以阐释符号为重点时，注意力就从翻译对等转到了如何帮助符号（原文）发展这一问题上。译文作为阐释符号，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原文不断生长。皮尔斯说，“倘若一个符号不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发展得更为充分的符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符号”（Gorlee

1994:121）。同样，思想必须不断在“新的更高的翻译中生存和发展，否则它就不是真实的思想”（同上引）。根据这一进化性质的理论，译者“应该能够而且乐意破坏他们的‘传统’职责，偏离常规”，应该创造性地“通过增加来背叛[原文]”并“通过减少或者歪曲来背叛[原文]。不然的话，他们所生产的只会是呆板的直译，没有生命的复制品。假如翻译仅仅只是制造原文的影像，那么它就只会使符号阐释过程走向衰竭，因为它编织出来的是千篇一律，缺乏差异，甚至完全雷同的图案”（Gorlee

1994：195）。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以发展为宗旨的观点与上文提及的以对等为宗旨的观点互为矛盾，难以调和。在书中，这两种观点有时相互渗透，混淆不清。它们对译者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译者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说，以等值为重的观点容易为译者所接受并身体力行的话，以发展为重的观点则是相当难以付诸实施的。该书要求译者破坏他们的‘传统’职责，背叛原文，但是却没有通过任何实例来说明怎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该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翻译实践相脱节。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将翻译与同一语言内部的符号阐释等同起来，忽略了翻译这一跨语言文化的符号阐释过程的特点。戈尔莱在书中也不时表现出类似的片面性。如前所述，皮尔斯的符号阐释过程呈线性递进形态：原符号[通过阐释者的阐释]导致第一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后者又[通过阐释者的阐释]导致第二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后者又导致第三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如此等等。戈尔莱将这个阐释符号生成阐释符号的模式直接用于描述翻译：原文[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译文甲的诞生，译文甲又[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译文乙的诞生，译文乙又导致译文丙的诞生，如此等等。但实际上，除了通过一种中介语言的间接翻译，一位译者通常不会翻译前人的译本。无论前面已有多少译本，后面的译者还是会翻译原文。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不妨这么描述翻译中的符号阐释过程：原文本符号[原文]导致第一个阐释符号[译文甲]的诞生；然后，[已经经过一次翻译的]原文本符号导致第二个阐释符号[译文乙]的诞生；然后，[已经经过两次翻译的]原文本符号导致第三个阐释符号[译文丙]的诞生，如此等等。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前面的译文对后面的译文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第二个符号阐释行为开始，我们在考虑原文本符号时，不仅要考虑原文，还需考虑已有的译文在译者阐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详见Shen

1996）

总的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有两大长处。一是综合了各种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将之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二是借助皮尔斯等人的有关理论，为考察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取新的生命力的进化过程。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该书的理论探讨有一些脱离实际之处。这是该书的一大弱点，也可谓译学的纯理论研究或大或小的一个通病。

以上探讨的三本著作各具特色，各有其特定的分析原则、阐释框架和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我们管中窥豹，分别看到了当今几个较有影响的译学研究派别的一些特点，看到了其不同的长处和局限性。当然，西方译学界派别繁多，研究方法纷呈不一，本文主要通过三本著作所展示的画面难免具有笼统性和片面性。但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探讨，帮助增进对西方译学研究新发展的了解。

引用书目

Gentzler,Edwin.1993.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London:Routledge.

Gorlee,DindaL.1994.SemioticsandtheProblemofTranslation,WithSpecial

ReferencetotheSemioticsofCharlesS.Peirce.ApproachestoTranslation

Studies12.Amsterdam--Atlanta,GA:Rodopi.

Hatim,municationAcrossCultures:TranslationTheoryand

ContrastiveTextLinguistics.Exeter:UniversityofExeterPress.

Hulpke,Erika.1991.“CulturalConstraints:ACaseofPoliticalCensorship.”

InterculturalityandtheHistoricalStudyofLiteraryTranslations.Eds.

HaraldKittelandArminPaulFrank.71-74.

Kittel,HaraldandArminPaulFrank,eds.1991.Interculturalityandthe

HistoricalStudyofLiteraryTranslations.Band4:GottingerBeitragezur

InternationalenUbersetzungsforschung.Berlin:ErichSchmidtVerlag.

Neubert,Albrecht&GregoryM.Shreve.1992.TranslationasText.Kent:

KentStateUP.

Nord,Christianne.1991.TextAnalysisinTranslation.Theory,Methodology,

andDidacticApplicationofaModelforTranslation-OrientedTextAnalysis.

Trans.ChristianeNordandPenelopeSparrow.Amsterdam:Rodopi.

Shen,Dan.1995.“Review:InterculturalityandHistoricalStudyofTranslation.”

Babel(InternationalJournalofTranslation)41:245-248.

Shen,Dan.1996.“Review:SemioticsandtheProblemofTranslation.”Babel

42:53-57.

Shen,Dan.1999.“Review:CommunicationAcrossCultures.”Babel45:185-188.

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

multipleapproaches,twotrendsofdevelopmentseemtohavebeendominating

inrecentyears:onebasedonlinguisticsinthewidesense;theother

markedbyahistorical-descriptiveorientation.Whilethetwotrendsof

developmentarecontrastivewitheachother,theyshareonethingincommon,

namely,bothbeingessentiallyempirical,formingacontrasttotranslation

studieswithasomewhat‘purely’theoreticalorientation.Thepresentpaper

offersadiscussionofsomerecentdevelopmentsinthefieldbywayof

reviewingthreerepresentativebookspublishedinthe1990’s.Throughthe

presentreview,wemaygetaglimpsenotonlyofthecharacteristicsof

thetwomajortrendsofdevelopment,butalsoofcertainfeaturesofthe

theoreticalversustheempiricalorientation.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developments,representativebooks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参见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尽管翻译研究的方法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著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1991）；丁达·戈尔莱（DindaGo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著作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别的典型著作，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研究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来，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详见Shen

1999)。哈廷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语篇处理的理论模式。它包含语境、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这三大部分。在探讨语境时，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语域理论（the

theoryofregister），但将符号学和语用学（主要用于意图研究）也纳入了语域分析，如下图所示（Hatim1997:22）：

哈廷姆认为“规约性交际”（InstitutionalCommunicativeTransaction）、“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ion）和“符号互动”（SemioticInteraction）这三种语境成分对于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以该模式为框架，以英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翻译为分析对象，对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就语篇类型来说，哈廷姆区分了说明文和论证文这两大类。就语篇结构而言，哈廷姆主要对段落划分、嵌入主文本中的次文本的作用等展开了讨论。至于语篇组织，哈廷姆探讨了文本中的主谓递进、句间衔接手段、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等多种因素。该书在围绕作者提出的语篇处理模式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又扩大范围，针对语篇类型与礼貌策略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文本以及如何翻译非虚构性文本中的反讽性成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与众多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译学研究论著相类似，该书以一个理论模式为中心，逐层推进地展开讨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2)

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该书十分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譬如第11章在探讨语篇中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时，注重对权力关系和和意识形态之影响的探讨。(3)

该书探讨的是超过句子这一层次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并关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参见Nord1991）。(4)该书还注重对翻译总体策略的探讨。譬如在探讨直接/间接引语时，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写新闻报导时，习惯用间接引语。在将英文新闻报导中的直接引语译入阿语时，译者应采用一种间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这样方能在修辞功能上达到对等。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该书较好地揭示了语篇的组合机制和交际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为译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见。正如诺伊贝特和施莱夫所言，语篇语言学模式将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的层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词汇的层次上”，因此为译学研究提供了“比句子语言学更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Neubert

&Shreve1992:24)。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而且注重通过翻译研究来检验和丰富这两个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仅仅将语言学模式当作工具的译学研究。该书证明“在进行对比分析时，若不以话语为基础就无法达到完整。同样，缺乏对比基础的话语分析也难以达到完整。翻译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最为适用的研究框架。”(Hatim

1997:xiii)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与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译学研究形成对照，采用历史描写主义方法的译学研究一般仅关注文学文本。基特尔与弗兰克主编的《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是这一新的译学研究潮流的代表。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德国戈廷根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者。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三篇论文，集中探讨在18世纪的德国，通过法语这一中介将英文作品间接译入德语的翻译实践。第一篇论文根据法国语言文化对译文影响之大小和德国译者对于法国的不同态度，将间接翻译英国小说的译者分为四类，并对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此揭示出18世纪德国翻译文化的复杂性。第二篇论文通过实例论证指出：虽然以法语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在1770年左右就已销声匿迹，但在非虚构性文本之范畴，这种间接翻译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该文对造成这两者不同步的各种历史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三篇论文专门探讨了以法语为中介的本雅明·福兰克林自传的德译。该文分析了福兰克林自传的不同译本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及其蕴含意义，并挖掘了造成这些不同特点的意识形态、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动态因素。

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美－德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译者的不同译法。该部分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集中分析T·S·艾略特的《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法文和德文译本。该文旨在建构一个由数种参数组成的模式，用于描写原文中的文化指涉（cultural

references）和译者在译文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六种参数：1.文化指涉的明晰度（从最为微妙的文化内涵到明确无疑的文化上的陈词滥调）；2.

范围(或者特属于某个地区、某个阶级，或者属于某个国家，或者具有文化普遍性)；3.性质（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等等）；4.历史维度（文化指涉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5.

语篇类型；6.一体性或者融合性（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指涉与作品融为了一体）。这六种参数为分析不同译者对《荒原》中文化指涉的不同译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但该文指出，对其它作品的译文或者其它文学/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进行研究时，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参数或者删减既定参数。此外，在一个情景语境中显得十分重要的参数，在另一个情景语境中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同样，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源文化中最为平淡无奇的文化指涉有可能会在译入文化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该部分第二篇论文集中分析德国译者在翻译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时，对于物质文化词语的不同译法。该文认为，这种分析可以达到三个“特殊的”（distinctive）目的。其一，就同一原文而言，可以发现不同译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可以揭示出译者对于原作品、原作者和翻译艺术的看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目的为文学翻译研究所共有，而不是文化词语译法研究所特有的。只有第三个目的方真正具有特殊性，即揭示同一文本的先后译者对于原文中社会与自然背景的不同熟悉程度。该文十分注重探讨译者由于不熟悉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而偏离原文的各种现象。第三篇论文将研究焦点对准政治文化，探讨了德国译者在政治审查制度的影响下，对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所进行的各种更改。该文证明在这一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为“通过译文与原文的比较，我们可以比仅仅研究原文更为准确地估量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Hulpke

1991:74）。第四篇论文探讨德国译者在翻译马克·吐温的《田纳西州的新闻业》时，对于美式幽默的处理方式。鉴于德国和美国在对于幽默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了各种改动，并增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成分，以求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类似的幽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该部分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注重对描写模式的建构或对普遍规律的挖掘。作者只是将具体文本当成说明描写模式或者具有普遍意义之问题的实例。

第三部分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探讨戏剧翻译中，人物名字和头衔的译法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含义。该文采用历史描写的方法，对三个世纪以来法语－波兰语和波兰语－德语/英语的戏剧翻译进行了系统研究。就人物名字而言，主要有以下五种译法：1.

照搬不译；2.根据译入文化的拼写和发音规则来同化原名；3.用译入语的对应名字来替代原名；4.仅翻译原名的意思(语义翻译)；5.仅传递原名所用的某种艺术手段（以反映出人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至于人物头衔，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

省略；2.添加；3.照搬；4.更改；5.语义翻译；6.替代。如该文所示，人物名字和头衔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示因素，在翻译中常常会导致两种历史语境、两种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冲突，面临这些冲突的译者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来进行处理。该部分后两篇论文均围绕可译性这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该书采用的历史描写主义的正轨。（详见Shen

1995）

总的来说，该书展示了译学研究中历史描写方法的主要特点和作用。它揭示了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种种不同译法，挖掘出各种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此外，还在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翻译程序、翻译方式、翻译原则以及研究参数。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仅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揣测性的回答，不少结论也带有推测性。这反映出历史描写方法难以克服的一种局限性：今天的翻译研究者在探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时，难免会遇上缺乏确切“事实”或第一手资料的障碍，故只能根据已知情况作出种种推测性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不乏洞见和启迪意义。

三

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均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是纯理论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将查尔斯·S·皮尔斯的符号哲学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除了对皮尔斯的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之外，该书还对一些具有“辅助性”或者互补性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包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沃尔特·本雅明的语言理论和罗曼·雅克布森有关三种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均在符号学和翻译理论之间起着某种桥梁的作用。

该书的中心主题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translationissemiosis）。符号阐释过程（semiosis）涉及三种因素：符号、该符号的所指物、该符号的阐释符号（interpretant）。“阐释符号”指阐释者在阐释原符号时，自己头脑中产生的新的符号。符号阐释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第一个阐释者在对一个符号进行了阐释之后，就生成了一个新的阐释符号。第二个阐释者又可以对这个阐释符号进行阐释，从而再生成一个新的阐释符号。这个过程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生成一个连绵不断的阐释符号的链条。也就是说，阐释过程构成一个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翻译可视为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见下文）。此外，根据皮尔斯的符号理论，阐释过程对于符号的生命至关重要。符号只有通过阐释/翻译，才会富有意义。当一个符号再也得不到阐释/翻译时，其生命就会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的目的就不是再现原文的意思，而是体现和调动身为符号的原文的意义潜势，使其能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应当指出，这个“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的概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对译者提出了难以调和的两种不同要求。若追根溯源，则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这一“符号阐释过程”有两个不同的重点：或者是所指物，或者是阐释符号。当该过程以所指物为重点时，一系列翻译行为的目的就是使符号和所指物逐渐达到对等──对等就是阐释/翻译过程的终点。戈尔莱区分了三种翻译对等：指称对等（referential

equivalence）、意义对等（significationalequivalence）和质量对等（qualitativeequivalence）。“质量对等”指译文和原文具有同样的感官或者物质特性，譬如“同样的长度、段落划分、押韵结构和/或标点选择”（Gorlee

1994:175；参见申丹1997）。就这样的翻译对等而言，可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并无多少本质区别。

与此相对照，当这一过程以阐释符号为重点时，注意力就从翻译对等转到了如何帮助符号（原文）发展这一问题上。译文作为阐释符号，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原文不断生长。皮尔斯说，“倘若一个符号不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发展得更为充分的符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符号”（Gorlee

1994:121）。同样，思想必须不断在“新的更高的翻译中生存和发展，否则它就不是真实的思想”（同上引）。根据这一进化性质的理论，译者“应该能够而且乐意破坏他们的‘传统’职责，偏离常规”，应该创造性地“通过增加来背叛[原文]”并“通过减少或者歪曲来背叛[原文]。不然的话，他们所生产的只会是呆板的直译，没有生命的复制品。假如翻译仅仅只是制造原文的影像，那么它就只会使符号阐释过程走向衰竭，因为它编织出来的是千篇一律，缺乏差异，甚至完全雷同的图案”（Gorlee

1994：195）。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以发展为宗旨的观点与上文提及的以对等为宗旨的观点互为矛盾，难以调和。在书中，这两种观点有时相互渗透，混淆不清。它们对译者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译者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说，以等值为重的观点容易为译者所接受并身体力行的话，以发展为重的观点则是相当难以付诸实施的。该书要求译者破坏他们的‘传统’职责，背叛原文，但是却没有通过任何实例来说明怎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该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翻译实践相脱节。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将翻译与同一语言内部的符号阐释等同起来，忽略了翻译这一跨语言文化的符号阐释过程的特点。戈尔莱在书中也不时表现出类似的片面性。如前所述，皮尔斯的符号阐释过程呈线性递进形态：原符号[通过阐释者的阐释]导致第一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后者又[通过阐释者的阐释]导致第二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后者又导致第三个阐释符号的诞生，如此等等。戈尔莱将这个阐释符号生成阐释符号的模式直接用于描述翻译：原文[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译文甲的诞生，译文甲又[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译文乙的诞生，译文乙又导致译文丙的诞生，如此等等。但实际上，除了通过一种中介语言的间接翻译，一位译者通常不会翻译前人的译本。无论前面已有多少译本，后面的译者还是会翻译原文。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不妨这么描述翻译中的符号阐释过程：原文本符号[原文]导致第一个阐释符号[译文甲]的诞生；然后，[已经经过一次翻译的]原文本符号导致第二个阐释符号[译文乙]的诞生；然后，[已经经过两次翻译的]原文本符号导致第三个阐释符号[译文丙]的诞生，如此等等。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前面的译文对后面的译文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第二个符号阐释行为开始，我们在考虑原文本符号时，不仅要考虑原文，还需考虑已有的译文在译者阐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详见Shen

1996）

总的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有两大长处。一是综合了各种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将之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二是借助皮尔斯等人的有关理论，为考察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取新的生命力的进化过程。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该书的理论探讨有一些脱离实际之处。这是该书的一大弱点，也可谓译学的纯理论研究或大或小的一个通病。

以上探讨的三本著作各具特色，各有其特定的分析原则、阐释框架和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我们管中窥豹，分别看到了当今几个较有影响的译学研究派别的一些特点，看到了其不同的长处和局限性。当然，西方译学界派别繁多，研究方法纷呈不一，本文主要通过三本著作所展示的画面难免具有笼统性和片面性。但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探讨，帮助增进对西方译学研究新发展的了解。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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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篇10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第六，要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并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养方面，只要有条件，无论博士、硕士、学士，都要培养，每一位散曲研究学人，都应尽自己所能，从学科后继有人，从民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情，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权威专家在涉及到学科发展规划时的话语权的支持，有关刊物编辑们对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有关单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以及媒体对有关学术活动宣传报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先哲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会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散曲学面临的危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来共同面对，大家一起重视，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纪走向新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当22世纪的学人们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中，既不愧对前贤，也不愧对后生，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何贵初编，玉京书会(香港)iWs年出版。

②《中国散曲学史)(续编)，杨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iWa年出版。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赵义山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