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十篇

民国文学篇1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成就，包括其存在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的框架里已经受到其内在价值标准的影响，有了定评。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里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不必计较其政治倾向性而加以简单的褒贬取舍。换言之，在侧重时间意义上的民国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者可以少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可以较为自由地发挥研究的个性。对于某些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来说，他(它)们或许可以因此享受到更为客观的对待；对于文学史来说，这有利于更为充分地展现这一个时段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民国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不是先按某种内含的固定标准进行等级区分，而是把它们当做单纯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来看待，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允许研究者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但这同时又要求研究者在坚持个人标准的同时，必须采取学术的态度。所谓学术的态度，借用胡适之的话，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不说五分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努力做到客观公正，避免门户之见。当然，证据未必绝对可靠，一者因为证据的辨别和采用难免带着主观因素，二者因为我们不可能穷尽全部的证据，例外总是存在的。因此，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过程中，研究者要避免独断，就要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批评，所谓从善如流、勇于改正错误者是。这种谦虚的态度，可以促成学术探讨中的不断切磋、相互对话的风气，有利于学术民主的发展。当然，没有预设的标准并不是研究者没有标准，相反，不预设标准，是赋予了研究者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个人所意识到的审美的和历史的标准去进行文学的批评。如果他的批评违反了文学的审美特点和历史的规定性，就有可能招来他者的反批评，他应该承认他者有反批评的自由。自由的批评和交流，是学术自由精神的重要保证和生动体现。

不过话说回来，民国文学中的“民国”也并非单纯的时间概念而不带任何的价值倾向。同盟会当初发动反清革命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做了进一步阐释，把它发展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自然会由坚持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理想的辛亥革命赋予其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从而使民国具有现代共和国的特性。虽然提出三民主义理想与真正实现了这一理想是两回事，但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这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能否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正因为两者有相通之处，所以后来共产党人承认它可以作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并在此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这里的意思是说，三民主义后来如何蜕变，或者有没有真正实现，这是另外的问题，而它在辛亥革命这个民国的起点上赋予了民国以不同于历史上其它任何朝代的新的特质，则是明确无误的。民国文学的总体特征如何归纳，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它从起点上所获得的历史规定性给它后来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不

能不注意。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同时，对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合理内涵，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即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意味着在民国文学的框架内从事研究，有可能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不同于在现代文学的框架内所得出的结论。举一个例子，比如辛亥革命对于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民国文学框架内的评价肯定要高出一些，因为它赋予了民国文学以起点的意义。任何历史现象的起点，总是会在这一现象的后来发展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的，所以按民国文学的思路，辛亥革命虽然与文学的变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为文学的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按这样的思路，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就是一种顺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辛亥，何来五四”?这与现代文学的框架中给出的结论是有所区别的。在现代文学的框架中，迄今为止辛亥革命的意义相对要显得小一些。一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都不太重视文化和文学的问题，它与文学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是因为现代文学学科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要强调新民主义对于旧民主主义的超越，所以要更多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以便从文化上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以更为充分的理由，从政治上赋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更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涉及到很多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得出的结论与在现代文学框架中得到的结论是会有所不同的。至于这种不同有什么样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民国文学篇2

当然，要阐述清楚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仅仅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民国法制框架中去，正视法制的作用。

首先，左翼革命文学的起源和捍卫中华民国的法制相关。有关左翼文学的发生和探源，学界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文学起源于1920年代的大革命，认为邓中夏、沈泽民等共产党人较早开始了革命文学的提倡。把革命文学的提倡追溯到早期共产党人，显然是要构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正统性。但事实上，邓中夏、沈泽民以及后来的茅盾等人倡导革命文学时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且当时倡导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人和其他派别的作家。很显然，这个时期如火如荼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革命是孙中山和领导的“国民革命”。那么这场“国民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中华民国业已成立之后，孙中山仍然不断打出“革命”的旗帜，其目的究竟何为？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界定这个“革命”的性质和目的，那就是“护法”。所谓护法，就是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践踏和废止临时约法的袁世凯和其后的北洋军阀。孙中山也把自己南下组织的政府称之为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病逝后，继续进行了“卫法复统”的北伐。护卫临时约法，恢复国民会议，重建共和政府，再行民主法统，统一中华民国，这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理念，也是后来北伐战争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护法的国民革命中，才生发出了革命文学的需求。我们只需翻阅当时的报刊和书籍，就不难发现，护法的革命和革命文学是多么受欢迎和受追捧。1920年代之后，《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洪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学汇》等，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尤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大量倡导革命文学，其中就转载或发表了包括邓中夏、沈泽民等共产党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述。《民国日报》是的机关报，其创办宗旨是反袁护法，“’护法”也是该报长期宣传的一个目标。广州《民国日报》是在广州的机关报，它所开辟的《学汇》副刊着手建设广州的革命文学，并转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些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在上海发表几天后就被《学汇》转载。在广州《民国日报》的推动下，革命文学得到广州文学界的响应，同时人不断地邀请知名作家来到广州，推动广州革命文学的发展。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干将以及鲁迅等人就是在“护法”的国民革命理念吸引下，被邀请到广州，并介入到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中。郭沫若、郁达夫和鲁迅等人发表了大量提倡革命文学的文章，作了不少关于革命文学的讲演b在大量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其理论资源多种多样。有人从俄苏革命文学寻找理论依据，如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也有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启示，如郭沫若的《文学与革命》，也有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发现共鸣，如沈雁冰（茅盾）的《拜伦百周年纪念》。也有从阶级论立场来谈论，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不论倡导革命文学的理论资源多么迥异，只要一具体到革命文学中的国内“革命”，都无一例外指向“护法”的国民革命，包括早期提倡革命文学的共产党人也认可“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如郭沫若在《文学与革命》中称革命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郭沫若这篇文章中一个关键词。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指出倡导革命文学的“都是承认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的人”，陈伯达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郑伯奇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国民文学论》。

因此，我们说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正是基于对民国法制尤其是宪法的维护，是对民国法统的恢复。

其次，1928年后，左翼革命文学取得迅猛发展，仍和民国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不少研究者和文学史把上线定在1928年。的确，在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中，1928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被认为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一些后期创造社成员如李初梨、成仿吾等人强调1928年后的革命性质应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创造社成员在不断推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这就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所注意到的，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时，中国革命恰恰处在低谷。“‘革命文学’的争论，呼吁‘文学’转向‘革命’，但事实上作为‘大革命’失败的产物，却是‘革命’转向‘文学’的一种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和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之间反决定的悖论关系，用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话语很难阐述清楚。然而，如果从民国法制和言论出版保障的角度出发，也许会对革命文学在革命低谷时期的爆发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后，宣布结束军政，进入一党托管的训政时期。不论是“以党建国”的军政，还是“以党治国”的训政，所透射出一党集权专制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内部的派系分裂以及一些信奉理念的革命先贤的存在，更由于秉承民国共和法统原则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政府不断被督促着向的方向前行。在宣布进入一党训政的同时，内部也有对独裁专制的警惕。为了限制党治和集权，1928年，在孙科、胡汉民等人的建议下，实施“五权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这是孙中山民主的制度设计，也是他“护法”革命的主要目标。原本在时期实施的五权宪法制度在训政时期启动，这说明至少考虑到民主的分权和制衡原则。

20世纪30年代，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在知识界还发生了“独裁和民主”之争。关于这场论争，学界已有较多关注，本文无意在此细谈，但是这场论争可有助于我们洞悉民国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命题。参加论争的有主张独裁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和反独裁、主张民主的胡适、张熙若等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是著名教授就是资深编辑，或者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这些人大都留学欧美，受过民主法制的长期熏陶，因此他们提出的独裁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归因于民主素养的匮乏。在自由主义的丁文江等人看来，中国政府应像德意那样实行独裁专制加强国力，这就说明之前中华民国并非是完全的独裁政体。在胡适等民主派看来，国民政府不够民主，有独裁倾向。如果说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是，却允许人们有反对这种独裁专制的自由，这也不正说明了中华民国机制的有效。总之，民主和独裁可以自由讨论，“独立评论”，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

正如民主和独裁讨论折射出民国和法律机制的有效性，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的兴起和相互交锋同样得益于民国和法制。由于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压制，武装革命陷入低谷这是不争的事实。革命文学的提出正是由于革命之路被堵死，从而转向文学。大革命期间，火热的革命激情已经彻底点燃，青年们向往革命、追随革命成为潮流和风尚。在真正的革命期间，用鲁迅的话来说，“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由于国共的分裂和日趋保守，革命运动戛然而止。革命的行动比较艰难，革命文学就成为革命青年们仅有的慰藉和选择。而事实上，正由于革命先贤和广大知识分子所争取到的民国机制的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也获得较大的自由。并且在广大革命青年的期待下，在民国和法律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共产党人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除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引发巨大关注之外，左翼作家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的刊物，较为著名的有创造社的《洪水》《创造月刊》《新思潮》《文化批判》，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我们月刊》《引擎》《拓荒者》，左联成立后创办的《萌芽》《前哨》《文学导报》《文学》《十字街头》《光明》《文学界》等。这些刊物吸引了大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投稿，如夏志清所说：“一如所料，当时有一大批态度左倾，渴望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他们除了投靠左联出版的这许多杂志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左联就能够驾驭他们。一九三二年以后，左倾思想更为盛行。”

革命文学的兴盛，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行动受挫后革命者们无奈的选择，也渐渐成为左翼作家们主动认可的抗争手段。创造社被公认为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正统，他们也曾主动利用资产阶级的民国法律为自己保驾护航。1928年6月15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这种利用资产阶级法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张目的做法虽多次受到鲁迅讥讽，但其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这也说明了，民国的和法律机制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事实上，常常讥讽创造社聘请律师的鲁迅也曾利用法律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部打官司，并获胜。后来，鲁迅也运用法律武器状告书店老板李小峰，讨要稿费。

民国文学篇3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探讨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红梅，陈玉娟，查奇芬.提高信息资源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J].科技管理研究，2010.7.

[2]刘建英.论信息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现代情报，1998.12.

[3]刘冬梅.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问题研究以长春市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2014.12.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二：浅析地下水环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摘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国民经济发展

地下含水层按其水力学特征分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水和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3种类型。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砂砾石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水位埋藏浅，富水性强。该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为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江水的侧向补给、灌溉水的回渗补给及邻区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向下层承压含水层的越流排泄、农灌区的开采排泄、蒸发排泄以及向下游邻区的侧向径流排泄。潜水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一钙钠、钠钙型水1)分布于城区的、局中，铸碱性水、铁、锰和有机质含量普遍升高。由于人为影响潜水普遍遭受污染，日前E1出现较大范围的重碳酸、氨化物一钙钠型水，主要分布在大民屯、劳动湖和浏园一带，因此潜水已不宜生活饮用。造成潜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重、中污染区大部分在氧化塘和劳动湖一带，塘、湖水直接渗透污染潜水。2)工业渗坑、生活污水井遍布，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极易通过渗坑、渗井渗入地下。3)郊区菜田和农业区长期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经灌溉水和大气水而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4)工业废渣、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堆放，雨水将有害物质带入地下，简易厕所无防渗措施都是造成潜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含水层岩性以含砾中粗砂、含砾细砂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承压水水位埋深浅，承压水水头高度26.68～69m，富水性强。本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主要是上层潜水的越流补给及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承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是重碳酸一钙钠、钠钙水，属中偏弱碱性水，矿化度一般为0.22～0.49mg，除铁、锰含量略高外，水质可称为优质水，但在城区局部地带出现重碳酸、氧化物一钙钠型水，显示地下水的污染。承压含水层上覆亚黏土、淤泥质亚黏土，构成承压含水层区域隔水层但分布不稳定，岩性、厚度、埋深等变化较大，局部地带隔水层厚度1m或缺失，成为沟通承压水与潜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天窗。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勘探资料比较少，基本处于未开采状态，该含水层是齐市未来水源开采目的层。

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的产生和环境地质问题

齐市中心城区目前城市供水主要由市政供水和企业自备水源两大供水系统组成，其中市政水源7处，年开采量4015万m3，企业自备水源井187眼，年开采量3230.7万m3，呈污染趋势。工业及生活用水主要开采第四系中更新统孔隙承压水。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集中开采，承压水天然状态已被破坏，形成较大的封闭状的开采降落漏斗，降落漏斗呈椭圆形，长轴北东至南西向，漏斗中心在龙沙水厂，中心最大水位降5.121m，降落漏斗范围约200km2。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引发了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

1)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使原来单一的北部侧向补给变为四周环状补给，增加侧向补给带的长度，同时水力坡度的加大，也使侧向补给量得到增加，这就使处于龙沙水厂以南的大民氧化塘成为威胁水厂水质的一大隐患。

2)随着承压水层水位与局部潜水位差P的増大，使局部潜水向下部承压含水层的越流量得到增加，导致承压含水层的水质发生变化，局部地出现水污染现象，如第一机床厂和省农机厂等地承压水水化类型为HCO3一CL型，属污染类型，总硬度、矿化度、硫酸盐、氰化物等含量也高于其它地区。龙沙水厂至肉联厂一带，地下水中硝酸盐、氧氪、亚硝酸盐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饮用水标准，呈现超量、集中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是人为开采条件下地下水资源状态的必然体现，是很正常的现象，据1987年至今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开采降落漏斗在枯水期扩大，丰水期缩小，这是由于齐市含水层厚度大，地下水储存功能、调节功能比较好，枯水期消耗的水量在丰水期能够得以充分补偿，地下水基本处于均衡开采状态，因此开采降落漏斗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可通过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强度得到控制和恢复。但是也应看到开采降落漏斗的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的变化(潜水基本遭受污染，不宜生活饮用，承压水局部遭受污染)，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的话，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优质承压水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供水功效会越来越差，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失去可持续利用水源的有力支撑。

应对措施探讨

1完善与优化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对地下水资源的量和质分析和预警，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1987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富拉尔基区布设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点，目的就是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监测，掌握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但现在看来对这些监测资料充分开发、科学利用不够，还没有开展对地下水发展变化趋势预报和预警方面的工作。地下水预警系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是指在天然条件或人类活动作用下，对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达到某一质量限度时，适时给出相应级别的警戒信息。地下水预警研究包括地下水现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地下水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方法，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预警指标体系和等级值的确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等。具体说地下水预警就是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给予定量的描述，分析其所处状态，预测其变化趋势及其变化度。地下水的预警与一般的地下水水量、水质评价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以地下水的状态变化为识别指标，考虑地下水是否从一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或转移。2)预警的取值要反映一种变化趋势，重点不在于地下水资源状况属于哪一级，而在于与现状比较，其状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向坏的方向发展。3)预警评价侧重对不同时间、时段的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随不同时间而变的系列，加强了动态的描述。地下水预警系统的总体结构见图1。对于水资源管理者而言，通过地下水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动态性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为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水资提供依据[1]。

2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类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指对本系统地下水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估计。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地下资源评价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地下源评价与管理两者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地问题。齐市20a来来先后开展了齐齐哈尔市北市区供水水文地质初勘、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齐齐哈尔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等项目，对地下水的量和质都有了明确的概念，但却一直未能建立科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从而使我们管理工作未能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调配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产生了由开采降落漏斗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地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对其地下水资源开发前所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相对而言，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到产生了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地质问题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管理模式。上海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形成了以市区地下水开采区为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3m的蝶形沉降洼地。地面沉降造成沿江地区潮水上岸、地面积水、桥墩下沉、城市部分建筑物倾斜、开裂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应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让用水者获得最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3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优化配置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充分发挥其功效

优化配置水资源就是调整用水结构，分层、分质开发，分质、分类供水[2]采取相邻井中浅层(50～100m)和深层(100～150m)分段取水的办法，这样可以缓解开采降落漏斗的发展趋势。此外，对于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潜水，应在各项管理政策上鼓励用水者开发利用潜水，将潜水用于建筑施工、国林绿化、除尘、降温、消防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科学地将部分开采量分配到潜水，加大潜水开采强度，这样不仅可增加嫩江向潜水侧向补给量，使已污染的潜水得到快速更替，降低污染浓度，改善水质，而且，潜水开采量的增加造成水位下降，降低潜水与承压水之间的水压差，减少了潜水向承压水的越流补给量，从根本上保护承压水，将优质的承压水用于满足居民生活饮用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用水，地表水应用于用水量大且水质要求不太高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应因地制宜，地下潜水和地表水兼用。

4局部地段限制第四系承压水开采，开辟新水源

齐市中心城区中更新统承压水开采过于集中，鉴于目前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的情况，应限制增加开采量。为满足用水要求及应对用水紧急情况，在市区西北部的浏园和东北部的工人屯一带开辟新的水源地，保证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需求。

5加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节约用水

水资源管理要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加大供水管线，调整井点分布不均、过度集中开采的状况，不得随意增打新井，凡地下水资源必须按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井距和成井深度，在用水方面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地下水重复利用率。农业逐步采取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喷灌、滴灌代替渠灌、漫灌。生活、生活用水方面减少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对各业用水实施用水定额制度、取水许可证制度等，便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依法治水、管水的轨道，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6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1)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水资源保护法的要求严格禁止兴建有污染水源的建设项目。2)加强三度的治理，严格执行排放标准。3)加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7加强水文地质工作

凡是新建水源地要做好先期勘探试验和供需评价工作。富拉尔基区目前开采量较大，但没有做过专门的供水勘察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应及时开展供水勘察工作;第四系下更新统含水层和第三系大安组依安组含水层勘探资料较少，今后应进一步开展工作，为地下水资源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结语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通病，就是为长远着想者寡，急功近利者众，居安而不思危。当时间的脚步不断地向前迈进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忽视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紧接若是寻求控制和治理环境地质问题的办法，这又是一条艰难而耗资巨大的漫长之路。我市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或多或少还存在着问题，亟待解决。

1)未能实现分层、分质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受我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八条在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不得凿井取水的制约，大量优质承压水被用于建筑施工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

2)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空白区。市自来水公司在我市地下水开采量中占地下水的总开采量50%，本应列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自来水公司失于管理，使其各水厂的开采井布局及开采强度未能从宏观角度予以考虑，出现龙沙水厂采水井布局不合理，过量集中开采所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和由此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不加以重视的话，难保其它水厂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3)20a来在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水资源管理的科技含量很少，这不仅使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步入误区，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4)城市水资源管理要尽快实现科学管理，除决策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外，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技术过硬的队伍。但多年来我们囿于自家的天地，没有走出去，致使科技人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科学的新要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篇4

杨振宁说:“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就没有了……”［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尽管个体写作从思维到言说都独具个性，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从中能够体验到他们感悟世界的方式与言说世界的方式是相互统一的。比如司空曙《喜外弟卢伦见宿》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与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特定的统一是西方文化心理所不具有的，所以不仅西方诗人写不出这种“诗意”，甚至连通过翻译来“转述”这种“诗意”也几乎不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中思维与言说关系的“实”在与“虚”在两种形态中，正如前引陆机《文赋》所表明的那样，传统写作学研究早就关注到“实”在性的一面。在传统写作学研究中，对个体写作活动中思维与言说所处的相对分离而非必然统一的关系，对写作者如何消除这种分离以实现思维与言说的有机统一等等，都有具体深入地论述。对此，本文不再赘言。本文主要谈的是这种关系“虚”在性的一面，即呈现于集体写作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关系的必然统一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在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原本就是统一的，那么达成这种统一的那个载体是什么。二是集体写作必然会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制约乃至支配个体写作的进行，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关系的必然统一性对个体写作中思维与言说关系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个体写作活动以发挥其作用的。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只可能是同一的，那就是语言。语言既是任何个体写作中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都离不开的工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这便是为什么只有“中文诗”才写得出中国人认可的那份“诗意”，而“英文诗”不仅写不出这种“诗意”，甚至连用“英文”翻译来“转述”这种“诗意”都不可能的原因所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写作的背后是语言。

语言的存在也有实与虚两层含义。当我们说语言既是所有个体写作中进行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都离不开的工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时，表明的正是语言的“实”在性与“虚”在性这样两层含义。同时，语言存在的实与虚两层含义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因此它才能够既作为思维与言说的工具而必然进入任何个体写作，又能借此而发挥其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所具有的对个体写作中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及其关系建构的那种制约乃至支配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存在有实与虚两层含义，与索绪尔对“言语”与“语言”所作的区分相类似，但也有不同。我们所说的“实”，指的是语言的工具性存在，人们通过它才能进行日常的思维活动与言说活动，写作当然也不例外。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语言可以呈现为各种具体的言说方式:自我独白的、口头交流的、书面写作的……这种存在方式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我们所说的“虚”，则是指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语言整体中隐含的那种集体心理结构，即语言的本体性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的这种存在称为“语言”，即存在于所有具体“言语”方式背后的那种根本方式———语法体系，它是约定俗成的———集体性的。我们所说的语言的“虚”在性既包含了索绪尔的这层意思，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果说“实”在的语言表现为各种具体言说方式，它是个人的、当下的，那么“虚”在的语言不仅是各种具体言说方式背后的那种根本方式———集体言说方式，它是约定俗成的，而且由于实现这种约定俗成的依据只能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所以这种“虚”在的语言不再止于言说—表达的范畴，它实质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集体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关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必然统一体问题，洪堡特有过系统的论述。简要地回顾洪堡特的相关论述，对于理解“写作的背后是语言”，以及后面将要论到的“语言的背后是文化”所具有的写作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十分必要。洪堡特关于语言特性的论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1］48(评序)需要说明的是，洪堡特所说的“精神”，一方面是泛指人或人类所具有的那种构成人类本性的智力(智能)———思维特性，尤其是指构成这种特性之内核的智力(智能)———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洪堡特通常是在民族性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所以他说的“精神”，通常是指向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思维方式的。洪堡特说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就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精神”一词。

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洪堡特所说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强调的正是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集体言说方式，其内在的依据就在于民族的集体思维方式，这两者之间是同构———同一的关系。用洪堡特的话说，就是“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1］72－73。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1］52。一个民族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她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这种独特文化的创造是建立在这个民族独特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独特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又是“同一”(同构)于语言的，于是，语言也就自然成为了这个民族的根本标志，所以洪堡特说:“要给一个民族下定义，首先就必须从这个民族的语言出发。人所具有的人类本性的发展取决于语言的发展，因此，民族的定义应当直接通过语言给出:民族，也即一个以确定的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1］203这个“确定的方式”，按索绪尔的说法是民族语言中内含的特定语法系统，但更深入地看，它就是洪堡特所说的“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亦即洪堡特所说的“民族精神”。洪堡特曾有意识地强调指出:“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的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不过，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1］52－53这应当就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从精神出发”的原因所在。一种语言的民族特性和生命力就来自于被它“同一”了的那种“民族精神”:“精神在语言中生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所造就的肉体。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1］204总之，因为语言是“从精神出发”的，它通过将这种“精神”“同一”于自身而使“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保持着民族同形性，这种民族同形性把每一具体的认识倾向与其他民族的类似的认识倾向区别了开来。从这样的民族同形性之中，从每一语言所特有的内在动力之中，便形成了语言的个性。每一种语言都通过民族性而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也以同样确定的方式对民族性产生反作用”［1］202。这就涉及到语言“再反作用于精神”的问题了。

洪堡特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了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之后，进一步提出语言又是“再反作用于精神”的，这是从价值论意义上来说明语言对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所具有的根本作用。首先，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是一个民族从事任何一项人类活动的工具”［1］52，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项人类活动当然是构成人类本性的智力—思维活动，而“人所具有的人类本性的发展取决于语言的发展”，是“语言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1］20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特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发展自身智力—思维能力的需要，“语言产生自人类的某种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出自人类维持共同交往的外部需要，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1］25语言的这种“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的作用当然也表现在推动民族的集体智力的发展上，“因此，民族的智力特性或许同样可以被视为民族语言的作用结果”［1］47。其次，洪堡特不仅看到了语言对推动民族智力的发展及其特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根本作用，而且看到了这种民族智力特性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发展，在于它是可以为一代又一代的民族成员所传承的，而实现这种传承的“文化基因”只能是语言。由此，洪堡特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语言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使得民族的智力特性得以代代传承(当然也包括传承中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建构起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感知世界、言说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智力—思维结构。洪堡特说:“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正如个别的音处在事物和人之间，整个语言也处在人与那一从内部和外部向人施加影响的自然之间。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他完全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1］71－73洪堡特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语言才认识了这个世界，拥有了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这是可以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证实的，是可以为我们所自觉意识到的。但是，洪堡特所说的，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去生活，反而是“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语言在引导我们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把它所包含的这种“完整体系”(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传承给了我们，这却不是我们都能自觉意识到的，但的确是语言“反作用于精神”的伟大功绩所在。“民族精神”正是通过语言的这种“文化基因”的遗传功能而得以代代相传。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语言“反作用于精神”的两方面作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互动共进的关系，即语言在推动民族智力特性提升发展的同时，意味着它自身作为“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也是在不断丰富完善的，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语言世界观”将会为后来的民族成员提供更为丰富完善、更为新颖独特的认知和言说世界的“完整体系”，引导他们去创造新的世界……一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的确是由这种无形虚在的语言“书写”出来的。综上所述，正因为“语言从精神出发”，所以它必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语言又是“再反作用于精神”的，它在引导我们认知和言说世界的同时，也建构起我们认知和言说世界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这种建构作用既发生在语言作为工具而为我们所用的一切日常思维与言说活动中，也发生在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的所有个体写作中，这便是世界上任何一种集体写作都带有鲜明的特定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相互统一烙印的根本原因:写作的背后是语言。杨振宁之所以谈到中西诗歌创作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时，要用“中文诗”、“英文诗”来表述，正凸显了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由此看来，杨振宁所感受到的“中文诗”富有“诗意”和“英文诗”缺少“诗意”，作为一种写作特性，还不应该只限于诗歌创作领域。既然写作的背后是语言，语言所具有的那种“从精神出发”而与生俱有的民族特性，在“反作用于精神”时，就应当会在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所有写作活动中普遍留下自身的烙印。事实的确如此。杨振宁把富有或缺少“诗意”看作是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的一种普遍差异，并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而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钱基博也曾谈到过:“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则重精神也”［3］23。并认为这种写作上呈现出来的差异，反映了各自背后语言特性的差异。这种语言特性的差异还可以从中西语言学发展的不同路数中见出，“数千年来，中国无如欧美之文法书，而欧美文法学说，则日新月异，岂非以形式可说，而精神不可说乎?”［3］27举例来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时曾指出:“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4］9于是，那些“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西方人“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因为中国哲学写作与中国诗歌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4］10。在冯友兰看来，这正是中国哲学写作的魅力所在，因为“暗示才耐人寻味”，就像中国的好诗那样要“言有尽而意无穷”。

与中国哲学家一样，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写作同样“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所谓“诗话”就几乎是这样写作的。叶维廉曾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论述过中西文论写作的不同特性，其结论与上述冯友兰从中西比较中对“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的认识可谓不谋而合。叶维廉指出，西方文论写作“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的法则……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5］3。这种写作采用抽象思维方式与逻辑言说方式的相互统一建构起“洋洋万言娓娓分析证明的巨幅”，即使有些采用诗歌体式写作的文论著作，如贺拉斯或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也不过是韵文写成的论文而已。在这种写作中，文论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可谓是“明晰得一览无遗”了，所以它只需要“聆听雅教”的读者。但“这种程序与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批评文学中极为少见，就是偶有这样的例子，也是片段的”。中国文论家习惯于信手拈出文学中的例证，但并不作逻辑上的分析、推论，而是“只提供一些美学上的态度与观点”(名言隽语)，至于这“态度与观点”与那些信手拈出的例证之间有何瓜葛，文论家“点到即止”，他想表达的思想全凭读者去感悟，所以叶维廉说:“中国传统的批评属于‘点、悟’式的批评”。这种写作的特性表现为，“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即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因此，这种写作需要的读者是能够“参与创造”的读者［5］9。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文论的写作除了普遍采用这种“近乎诗的结构”来表达思想，让“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外，还有一种直接采用“诗的结构”来表达思想的写作方式，它当然不是西方文论中的那种韵文写成的论文，而是一首首符合中国人“诗意”追求的诗歌作品，但与一般诗歌创作不同的是，它所传达的“诗意”是希望“参与创造”的读者能够悟出的文学之“道”。因此，这种文论写作方式可以说把中国文论写作的“诗意”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典雅》:“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如果说这首诗作为文论，为读者提供了什么“美学上的态度与观点”，那只能是它的标题“典雅”，而这首诗本身则成为写作者试图表达其文论思想的一个“例证”。熟悉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读者很自然地会从诗中读出他所感悟到的那份“诗意”，而这种感悟既是阅读者在标题引导下对什么是诗之“典雅”风格的理解，当然也是写作者如此写作的目的所在。因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不仅“暗示才耐人寻味”，而且“暗示”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西方文论写作“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这样一来，它便“明晰得一览无遗”了，而且这种“明晰”是被限定在写作者的“一家之言”上，那么，中国文论写作往往只表现包含“抽象的意念”的“具体的经验”，因此它虽然“不够明晰”，但却能借助“暗示”唤起阅读者的“参与创造”，从而获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哲学家、文论家都采用这种“诗意”的方式写作?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很简单，如前所述，作为个体写作，他们都使用汉语作为思维与言说的工具，其思维与言说活动自然都要接受这种“语言世界观”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因为“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那么，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它是怎样为我们“传递”事物，如何“引导”我们的生活与写作的呢?对此，高名凯有关汉语特性的概括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启发。他说:“中国语言是表象主义的，是原子主义的———‘表象主义’就是中国人的说话，是要整个的、具体的，把他所要描绘的事体‘表象’出来。‘原子主义’的意思，是把这许多事物，一件一件，单独地排列出来，不用抽象的观念，而用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6］高名凯所说的汉语的两大“主义”，借用汉字“六书”中的说法，就是“象形”与“会意”。而这两者，也正是汉字的根性所在。从语言是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的角度来看，高名凯是从集体言说方式来解释“表象主义”的，当然也就同时反映了与这种集体言说方式“同一”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的特性，那就是在不脱离对事物的感性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对事物认知的直觉思维———“目击而道存”。“道”既然是由“目击”而“存”的，要把它说出来，便只能是“立象以尽意”了。汉语的这种“表象主义”特性集中体现在那一个个“象形”的汉字之中，从而在为我们“传递”事物的同时，也“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和写作。

同样，高名凯也是从集体言说方式来解释“原子主义”的，反映出与之“同一”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的又一种特性，即是整体性思维。要想保证在不脱离对事物的感性把握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对事物的认知具有“目击而道存”的本体性，就必须保证这种对事物的感性把握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把这种功夫叫做“仰观俯察”、“原始要终”。在这种心理世界中，纯粹个体事物的存在是无法确定其意义和价值的，它们只有被纳入到某种整体关系之中时，其意义和价值才能呈现出来。但要注意的是，对这种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把握所采取的仍然是直觉的方式，而非抽象的、逻辑的归纳或演绎。高名凯把汉语中的这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同一”特性称为“原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汉语“道法自然”的文化特性。自然中存在的一切事物或现象，就如一个一个的“原子”，其存在的意义是要由将它们结合成整体的那种关系来确定的。西方语言是把这种关系抽象成一套严密的逻辑形式语法，其基本单位便是带有种种形态标志的单词，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是被确定了的。汉语则是始终保持了这种关系的自然状态，至于“其中所生的关系”，那是要“让人看(直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语法关系来确定的。由此可以说，西方语言对关系的表达是直接的、外在的，汉语对关系的表达则是间接的、内在的。正如洪堡特指出的，“汉语只依靠词序，只依靠铸刻在精神内部的语法形式观念”［1］354来进行思维和言说。所谓“只依靠词序”，就是高名凯所说的“用原子的安排”。所谓“只依靠铸刻在精神内部的语法形式观念”，就是高名凯所说的“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在洪堡特看来，“在汉语里，完全要靠听话人自己努力去寻找几乎没有语音标志的语法关系”［1］177。因此，他从“语言世界观”的角度提出:“我仍坚持认为，恰恰是因为汉语从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明辨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锐意识。”［1］316高名凯所说的汉语只“用原子的安排”，就能“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正是由汉语培养起来的这种“敏锐意识”的体现。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如司空曙、温庭筠、司空图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往往只是并无明确的逻辑关系的意象并置或叠加，为什么在读者的心理世界中却能生成完整的意境;中国哲学写作和文论写作中，普遍采用彼此并无直接联系的“比喻例证”的方式，写作者要么是“道不可道”，要么是“点到即止”，为什么同样让“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这一切的答案首先就存在于汉语自身，汉语是一种要“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从而“会意”的语言。汉语的这种“原子主义”特性也集中体现在被索绪尔称之为汉人的“第二语言”的汉字上。在构成汉字造字基本方式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中，除象形之外，其余三种都是依靠构字部件的“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从而“会意”的。当汉字进入到言语活动(个体写作)中时，它的意义也是要通过“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才能为接受者所“会意”的。季羡林说:“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理念。”［7］而习惯于这种“表象主义”、“原子主义”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也就习惯于这样写诗，或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

在洪堡特的“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的命题中，包含着洪堡特对语言的文化特性及文化地位的独特认识。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它对今天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如前所述，洪堡特将民族语言视为与民族精神“同一”存在之物，“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集体的言说方式，就是因为它与集体的思维方式是“相互适合”的。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属于某个更高的层次，它不是类同于其他精神造物的人类产品”［1］53，而是按其本性能够统摄所有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的东西，不妨称其为“元文化”之物。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一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相互统一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因此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过程，语言所具有的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统一体的性质，必然会内在地制约乃至支配着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进行，并在文化产品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其中也包括写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特提出，语言总是处在“发生”(即活动)之中的，因为它只有通过对所有文化创造活动的必然地参与，它的文化特性才得以呈现，它才是“存在”的。因此，洪堡特说:“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1］56作为“新洪堡特主义”派中唯一一位哲学家的卡西尔，就曾秉持洪堡特的这种语言观立场而提出，对文化人类学的任务而言:“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8］7。的确，只有从“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的这种“元文化”立场出发，卓有成效地把握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创造活动中存在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活动的统一性”，即“创造过程的统一性”，由此实现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的整体性把握。这便是本文提出“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的用意所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留于“写作的背后是语言”，因为我们目的在于探寻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民族特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仍在语言之中。前面说过，语言有作为日常思维和言说活动的工具的“实”在性，以及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统一体的“虚”在性。如果上升到更高层面来看，语言作为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统一体还可以区分出实与虚两种存在形态:“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相对而言它具有某种“实”在性，例如它可以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而以语法体系的形式得以呈现。而“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1］53洪堡特把语言结构中内含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视为一种语言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存在，它当然只是一种“虚”在。洪堡特把对语言结构中内含的这种“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认识和把握视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1］53作为一种方法论，洪堡特强调指出:“我们不应把精神特性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然后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来解释语言的特点。……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所以，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解释精神发展过程的依据，那当然就必须把语言的发生归因于民族的智能特性，而这种智能特性则需要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1］53－54可以这样来梳理一下洪堡特的上述方法论思想，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来看，“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的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不过，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力量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这也就是说，从人之成为人，他拥有了智力和语言那一刻起，精神和语言便成为了统一体，“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而精神则是语言“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将始终伴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这是因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的精神特性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民族精神的代代传承基础上的，而能够承担这种文化遗传使命的，只能是将“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同一”于自身的语言。与此同时，精神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人在语言的工具作用下实现精神的发展，而这种精神的发展通过与语言的同构关系必然进入到语言之中。总之，是“语言使人逐渐上升到他所能企及的智力高度”。最后，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广义地把一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创造活动视为一种语言活动，因为它们都必然地受到语言中内含的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制约乃至支配。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创造活动成果视为集体言说方式的某种呈现的话，那么它所依据的只能是与之相应的那种集体思维方式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中的“元文化”，而其“元”之所在，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它只能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而“不应把精神特性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这便是我们提出“语言的背后是文化”的用意所在。在这里，所谓“文化”指的是洪堡特视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洪堡特认为:“通过这样做，我们就可以使比较语言研究达到最终的、最高层次的目标。”而对我们而言，则可以实现认识和揭示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的目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将中国文论看作是一种写作现象，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理论的形成与表达，与西方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始终是与具体的文学文本结合在一起的，总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品味、感悟、评价来表达的，很少有脱离具体文本的、纯粹抽象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独立建构。

它的所谓理论总是“散金碎玉”般地存在于对具体文本的品评之中，例如文本注释，例如诗话、词话、曲话，例如小说评点，甚至还有表达本身就采用文学文本形式的论诗诗。可以说，中国文论写作的特性就在于融文学理论的建构于具体的文本批评之中。从“写作的背后是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的写作之所以始终保持融文学理论建构于具体文本批评之中的特性，始终采取不脱离具体对象的、直觉领悟的，即叶维廉所说的“点、悟式”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来进行文论写作，当然是受到以工具形式而必然进入写作活动过程之中的汉语所内含的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的结果。对此，前面已有过论述，不再赘言。这里我们只简单说说最能集中体现汉语特性的汉字在这方面的阐释功能。中国人创造汉字，当然是为了达意，但其特点在于“立象以尽意”，它是通过具体的字符形式来“象”所要指涉的事物之“形”，而不是完全脱离事物之“形”纯抽象地指涉事物，所以我们说“象形”或“表象主义”是汉字的一种根性。而与汉字“象形”根性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根性，那就是“会意”。对汉字来说，“象形”只是手段，“立象”是为了“尽意”，只是这个“意”要让你去直觉的领悟。汉字的创造者通过对自然、社会、历史的“仰观俯察”、“原始要终”，把握其中所包含的“自然之道”，不仅将其融汇于“独体为文”的“象形”、“指事”字中，而且更进一步地将这些“独体为文”者作为构字部件，通过对其进行“原子的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以达到表达更丰富、更深厚意蕴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从汉语的“语言结构”中探寻到这种“民族语言”的结构特性时，它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依据和途径，将会引导我们去发现怎样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或者说是“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完成的“语言的背后是文化”的任务所在。这当然是一项更为复杂、艰巨的工作，它涉及到对汉语语法特性的深入分析，对汉语特性与中国文化特性“同一”关系的深入考察，乃至对汉语起源与中国文化起源“同一”关系的深入探寻……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本文只能采取举例的方式，就以上所提出的由汉语写作，如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以及中国哲学的写作中呈现出来的汉语特性，简单谈谈它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是什么。在以上所谈到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以及中国哲学的写作中，我们所看到的由汉语所内含的那种相互统一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这些写作活动所发挥的内在制约乃至支配的作用，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为始终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以及与之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它既是写作者之所以采用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的内在依据，也是接受者能够接受这种不脱离具体感性的言说方式的内在依据。当这种从大量的汉语个体写作的积淀重叠中呈现出的集体写作范式凸显于我们面前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这种集体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整体建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与虚的关系:言说所显者为“实”，思维所隐者为“虚”，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它们之间的这种建构关系又令我们想到了最能集中体现汉语特性的汉字特点，“象形”者当为“实”，而“会意”者则为“虚”。笔者认为，洪堡特之所以强调要探寻到“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必须而且只能“到每一种语言的结构中去发现”，在于他启示我们注重对隐含于汉语结构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整体建构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之把握。因为只有在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作为揭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那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把握。

我们之所以把隐含于汉语结构中的集体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整体建构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虚与实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中“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当然是有与之相应的学理依据的。举例来说，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首先论述的是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问题，因为“宇宙是一个总括一切的名词。万事万物，所有种种，总合为一，谓之宇宙。宇宙是至大无外的”［9］3。人当然是生活于“宇宙”中的，所以他自然需要思考、认识和把握关于“宇宙”的种种问题，并通过种种文化创造活动将这些认识传达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写作活动。在这些认识中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即“宇宙中之最究竟者，古代哲学中谓之为‘本根’”［9］10，亦即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这样看来，如何认识和言说这个“本根”(本体)，具有着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的性质，而中西哲学的确是在这一点上呈现出其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鲜明差异，“中国哲学家都承认本根不离事物。西洋哲学中常认为本根在现象背后，现象现而不实，本根实而不现，现象与本体是对立的两世界。这种‘本根是虚幻现象之背后实在’之观念，多数中国哲人，实不主持之。中国哲人绝不认为本根实而不现，事物现而不实，而以为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9］20这里所涉及到的中西哲学对本体与现象关系把握的差异，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术语来表达，就正是一种对虚实关系把握的差异，它作为“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从根本上制约乃至支配着中西文化不同传统风貌的形成。

在西方，至少从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开始，就形成了“现象与本体是对立(分离)的两世界”的文化心理传统。可感的现实被认为是虚在的、不真实的;可思的本体才是实在的、真实的。这虚实两个世界是分离的。人们生活在“现而不实”的现象界，却把建构“实而不现”的本体界作为自己精神的皈依。西方语言采用纯抽象的拼音符号建构起一个精密的语法体系，所呈现的正是建立在这种虚实分离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那种“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在中国，至少从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开始，就鲜明地呈现出“本根不离事物”，“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与本根即含现象”的文化心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包含“实”在与“虚”在两个层面:现象界因其可以感知，因而是“实”在的;本体界(道)因其只可意会，故而是“虚”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世界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现象界的“实”固然是因其可感，但更因其“于现象即见本根”;本体界的“虚”虽然是因其只可思虑，但“于本根即含现象”，“虚”是由“实”悟出。中国人的这种虚实两个世界融合为一的文化心理，呈现于汉语结构中便是“立象以尽意”的言说方式与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的相互统一，而那一个个从远古传至今天的汉字，更是时时刻刻都在让我们感受着“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的虚实一体之“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脱离汉语、汉字的民族文化心理特性而欲求得中国文论的不再“失语”，或是找到中国新诗的真正出路，之所以已被证明为不可能，原因就在于我们丧失了那个作为制约乃至支配汉语写作的“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的“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而那才正是中国文化得以傲视于世界的大智慧之所在。

民国文学篇5

姜彬先生（1921―2004）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和吴越民间文化研究的一位巨匠。早在20世纪40年代，姜彬先生出于一个革命工作者对于家乡和民生的深厚情感，就曾创作过许多歌颂当地民间生活和乡土艺术的散文与诗歌作品，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开始专心从事于有关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歌谣的学术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民歌选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等学术著作，对于我国传统的民间文学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背景下的新民歌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姜彬先生的学术视野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民间文学扩大到了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生产生活方式等广阔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化学领域，并把研究目光逐渐集中到“吴越地区”这一独特的地域环境之中。在此基础上，他先后撰写了《论吴歌及其他》、《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吴越民间信仰民俗》、《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等重要学术专著。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开拓了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也为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为了反映姜彬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纪念他为人文社会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叶辛、王文英、许家炯、邱明正等组成编委会，历时近三年的艰辛编纂而成《姜彬文集》。此文集分为五卷，前三卷为各个时期的理论著述，第四卷为散文，第五卷为集外的论文、序文以及部分散文未刊稿，总计190余万字，收录了姜彬先生的主要著作、论文、散文、序跋。同时，文集还收有附录、照片、手迹、条幅等珍贵资料，可以说是凝结了姜彬60年来的心血的结晶。

《姜彬文集》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一种大胆尝试，体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中国化的结果。文集中通过对诸多民间文化事象，如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的深入研究与阐述，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性意义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并且融注了中国学者对于本土民俗文化事象独特的理解与认识。《姜彬文集》所体现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探索了一条区域文化研究的新路。区域民间文化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个性与典型意义的个别民间文化形式。在《姜彬文集》中，正是通过对吴越地区大量存在的各种民俗民间文学事象的考察与探索，既总结了区域性民间文化的一些独特特点，也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许多共同的内涵与规律。

此外，《姜彬文集》中所体现的治学方法也应该得以高度的肯定。长期以来，姜彬先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采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与参与研究的方法，对吴越地区及上海地区大量的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事象进行深入全面的实地调查，组织编写了数百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并将这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许多具有很强创新意义的理论与观点，为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姜彬文集》，姜彬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定价：160元（全五册）

民国文学篇6

【关键词】中医文献岭南医学特点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民国文学篇7

关键词　外语教学　国民教育　跨文化公民

中图分类号　H09；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128－08

本文旨在讨论中小学教育国际化问题。问题的提出，源自我作为一个外语教育工作者的思考。我感到，既然中小学在其他多个方面都与国民教育相关，那么，外语教育最有可能成为国际教育的起点。因此，我将重点讨论语言教学与教育之间的潜在关系，然后将这一关系可以定位的视野扩展得更广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所关心的问题主要不是外语教育，而是一般学校教育所属“民族国家”的实质。

一、学校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第一目的是民族国家的教育目的。

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与研究并不缺少。人们已经常注意到，义务教育有创造和巩固青年人国家身份的功能，并使青年人确信自己是居住在某一民族国家里。Hobsbawm已从各种场合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当然，国家会使用日益强大的机器来与其居民交际，尤其是小学教育，灌输该“民族”的形象和传统，及国家的其他附属物，将一切贴附在国家和国旗上面，为此目的，常常“创作传统”乃至民族。

Kedourie非常中肯地描述了这一情形：

在民族主义理论看来……，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讲授知识和传统学问……，不如说是要完全从政治上将青年人的意志屈从于民族的意志。学校象军队、警察和财政部一样是国家的工具。

看看下面19世纪末法国一个学童习作本上的摘录就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道德　1893年1月7日星期六

祖国是什么?

祖国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国家。

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学校，你们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朋友，那就是你们的小小的祖国。……

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村庄不是孤独的。外出散步时，你们会看到邻近村庄的教堂塔顶。甚至参观过其中某几个教堂。你们会发现那里的人们过着与你们一样的生活，讲着和我们一样的语言。他们是你们的老乡，都是这个大祖国的孩子。

再扩展一下你们的视野，想象一下数以千计的村庄和城镇，它们相依为邻，座落在小山上，座落在被江河划开的平原中间的幽谷里，这个国家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陆地边境上有侏罗山、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这就是你们共同的祖国，这就是美丽的法兰西，你们必须心存敬爱才能呼唤她的名字。(我的译文省去了法语原文中某些词语)

在这里，“祖国”定义为出生地、生活方式、标志性的风光和地理边境，一切都冠以“德育”之名，在其后所论及的当代公民教育中我们还会发现这一术语。语言――“我们的语言”――也是一个社会所属物的标志，不过，它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因为在所谈及的村庄里，多数学生实际上讲着各种各样非标准的法语，正如Bourdieu所指出，这种现象，自19世纪初以来，是学校一直试图抑制和根除的。这一过程在英国也能观察到。执行这一过程的关键方式是通过阅读教学和使用教学读物，尤其是历史读物和公民学读物。这一过程，是从学习阅读开始的：

这些书籍所产生的影响是限制了学生主观世界的范围，因为在获取读写能力的过程中，被课本中呈现的和身份有关的词汇和句法所限制。……这些读本的支配语言就是这个自由民族国家的语言。

法语词组如notre langue(我们的语言)和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兰西)就是那个学生1893年1月学得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词汇中的一部分。与民族主义文学作品相比，在其假定的反面，在道德教育阶段，国际主义文学作品极少，国际主义及教育的文学作品更少。“进步教育”已经与国际主义相联系，因为所牵涉到的那些东西往往要求共同起作用，但是Herbst认为，这至多不过是相互支持而已，进步教育依旧和国家教育处于共生关系之中，从未摆脱过民族导向。另一方面，“和平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的影响日趋增长，二者具有国际导向，与我稍后要谈的见解相关，需要跨文化公民。

学校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在最近几十年已变得更为凸显，它总是现实性的，其作用在于创造后工业经济的“人力资本”。当服务及其相关产业变得至关重要的时候，人力资本而不是机器资本变得更为重要了。这一点在政治家的言谈中已显而易见，并由布莱尔高度概括，他在执政之初曾经宣称，“教育是我们最好的经济政策。”

教育的第三个目的，即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平等的手段，并非在所有国家都能实现。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点在选择性教育体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Bourdieu和Passeron认为：现存的社会差异出现了，这种社会差异是由综合教育制造的，人们也希望它确保机会均等。这种情况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明显出现了，然后在西欧的其他许多地方、在受苏俄教育实践影响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东欧也出现了。然而，必须指出，这一过程远未完成，例如，在德国，一种选择制仍在广泛延展，而且很清楚，即便在非选择制的国立学校，等级制度也存在――在英国，是由检查制度引起的，并将检查结果公开，给学生选择学校提供了参考――学生家长运用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源使这一现象得以加强。

某些西方国家还给学校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即促进民主过程的参与。最近十年，欧洲委员会一直为“民主公民教育”走向国际水准而工作。在此仅举两例。1945年以后的时期，德国特别强调politischeBildung／Demokratielernen，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在增加公民学教育。在英国学校，有“公民”教育，它已完成学校教育第一个功能的循环，因为全部英国课程，恰当地说，叫做国家课程，特别强调年青人与国家或民族保持一致。然而，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从何处开始何处终结，学生们将成为“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公民还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公民，并不是很清楚的。

当国家课程首次推出时，主要人物之一Nick Tare说过这么一段话：

英国历史、标准英语和英语文学遗产的提案之目的在于加强一种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意思是，一套国家课程，不只是一个满足经济需求的简单处方，尽管经济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不只是促进孤立的个体无限多样化生活选择的手段。它在帮助社会维持其身份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注意到英国性和英格兰性之间的界定是不清楚的。他是指英国的历史和英国文学吗?用一个更为时新的词语来说，就是“社会凝聚力”，这能把他的意思表达得较为清晰，也是具有国家课程的目的之一。这一目的在2006年开设的公民教育中得以加强。公民教育含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后期的法语道德教育课：“社会和道德责任”。从一开始，学生就要学会自信，在课堂内外学会对上级和相互之间要行为得体，符合社会和道义要求。第二部分介绍了一个新的观点，强调参与当前 的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学生离校后的生活。这种参与叫“社区参与”，学生要学会在生活中乐于助人，关心邻里和社区，包括通过社区参与和社区服务而学习。第三部分，从旧版科目里提升了政治生活的某些知识亮点，通过“政治素质”的观念教育，也强调了区别。

“政治素质”的教育要求学生要了解我们民主政治的机构、问题和实施，怎样通过技能、价值以及知识，在本地、在区域内、在全国使它们在国民生活中更有效率，这是一种比单纯的政治知识更宽广的概念。(参见dfes.gov.uk／citizenship／sec－tion.cfm?sectionId=3&hierachy=1.3-Accessed 2006)在这里，引人注意的东西是，将学习者的视野逐渐从地方扩展到全国，这一情形与19世纪的习字本“扩展你们的视野”非常相似，在该习字本里公民与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相连，即对上级和相互之间负有责任。

然而，这种视野在两种情形下会在国家边界上打止。学校教育总体功能之焦点强烈趋向于民族，不管是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还是在“我们的”国家作为世界地图中心的展示中，还是在公民身份作为“我们的”国家的国民之暗含的定义中都是如此。Billig对“平实民族主义”的曝光，主要是从媒体中得来的，但是，在学校里也有大量不容置疑和暗含的陈腐的民族主义，不管当今媒体在幼年时代的力量如何，学校依旧是强大的社会化场所。

二、义务教育中的外语教育

外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是矛盾的。传统上，外语在中等教育里开设，因此，当中等教育局限于部分人口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外语的。或者说，并不是在所有人享有中等教育的地方都包括所有科目，或都包括外国语。在上世纪60年代，似乎对小学开设外语有过心理学的热议。因为，据认为，儿童过了“关键年龄”之后就学不好外语。自那时起，这种观点在科学界受到大量批判，然而，它却好像合乎常理。有来自父母的压力，要求早点开设外语。在家长压力的后面是这种假定，外语学习是后工业时代获取文化资本走向成功的一部分，并且在政策制定阶层得到加强，相信外语学习是与人文资本的创造相关的。这种想法具有极强的表面效应，所说的外语就是英语，因为英语成了世界性的语言，尤其是在工作交际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尽管不怎么有效，但也有类似的争论。许多国家都把英语作为外语导人义务教育中，与民族语言并行，有的甚至导人了学前教育中。现在，外国语，特别是英语的地位之高是从未有过的，正在与民族语言平起平坐。

这一现象导致“英语热”，使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儿童寻求英语课程。例如在台湾。这是一种反应，担心儿童在与其成长的社会同一过程中外语会支配本民族的语言。此种担心在日本、中国以及台湾都可听到，尽管这是近期的现象，似乎也不是系统的观察和分析。

外语教育成为民族主义和学校教育功能的潜在威胁，但是，外语教学也可用来加强民族主义。在语言教学史上最为众所周知的是，德国教育制度自上世纪20年代起就使用语言教学，比较英国和德国，后者有更大的荣耀。近期，美国的语言教学已像教育政策一样与国防政策相连，首先是由于“人造地球卫星的冲击”，更近一些，是由于2001年9月的恐怖主义袭击。如Kramsch所说，使某些学者感到惊愕的是：

建议创建一个国际教育顾问委员会来监管大学里不同的研究部门，由第六条立法提供资金，此建议正在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这样一个委员会，将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的成员组成，监管所开设的学科材料、所教的课程、所聘任的职员和教世界各地语言和文化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便确保国际教育与美国外交政策相一致。

不管这些例子怎样，多数专家的意见是，外语教学应该扩展视野，的确应挑战想当然地由民族国家边界所囿的世界观点。教学大纲和学历管理委员会，一个负责英国国家课程的机构网站。对此陈述得很清楚，展现了许多当今的政策说明。

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来说，语言是文化丰富性的一部分。学习语言有助于相互理解，是一种全球公民意识和个人成就感，学生们可学会赏识不同的国家、文化、社群和人民。通过比较，他们更加了解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

对于探究“民族身份”和“观察世界的不同方法”，包括“、社会风俗、价值观、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对世界事件的反映”等，都有进一步的参考作用。这就是对于国际化、对于发展或对于个体教育的论述。在多数当今的英语课程中，中国也有同样的想法：

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就是教给学生目标语言中的历史、地理、地方风俗、传统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等。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有利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有益于发展学生的世界观。(《中国英语课程标准》)

然而，也有另一种说法，语言学习的工具价值是主要的，与创造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力资本相链接，就能在市场上竞争，这是最为明显的。全球公民成为国际工作者，这一说法往往来自教育部及其相关机构。这两种说法原则上不是相互排斥的，但后者已取得支配地位。

到此刻为止，我已描述了语言教学赖以发生的教育环境：它对于国民教育，对于民族的人力经济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国防和外交政策)有着挑战关系，通过教育和国家的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力资本，对个体成长有着潜在贡献。简言之，外语教育有可能成为“国际教育”，使学习者超出其国家边界的限制，同别国人民接合与共鸣，对导致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投以批判的目光，这种东西是他们的国家教育通过“平实民族主义”造成的，并且给他们以实用技术和知识来适应国际工作和生活。虽然这种说法很普遍，但实际情况是令人失望的。这不是教师们的过错，这在研究中已经证实。[参见Sercuet al(2005年)：一项比较研究；Gsbel(2009年)：一项在德国的研究；韩(2010年)：一项在中国的研究；Young(在出版中)：一项在法国的研究，美国和英国热切追踪着跨文化能力的发展。]问题在于，教师们不能系统地进行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外语教学，因为缺乏明确的教学与评估目标，例如，Liddicoate已为澳大利亚证实这一点，也缺少很好的实践和师资培训以供仿效。

三、外语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目标

虽然以既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成果作为教学基础和以“能力”作为课程预期结果都遭到批判，但是，这就是目前课程设计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者，而非教授的内容。这意味着课程和教学方法重在可观测的行为，即学习者在课程结束时能做什么；因此，课程评估也基于这一目标。然而，根据Ryle区分的“知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如何做”的行为性知识，学习者“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是有区别的。这两种知识的关系在语言教学与学习领域引发过激烈讨论，但至今未达成一致。两种知识的差别源于“了解语言”关注知识本身，而交际能力侧重技巧。因此，对学习者的评价从侧重语法知识的练习转向了通过运用语言完成任务的活动。

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来自于外语教育的文化层面，这直到20世纪的后25年才被纳入“知什么”的范畴。一个缺乏系统性的教学大纲阐述了学习者应了解的国家情况，通常都是琐碎的方面。例如，在考试中，学生要回答“德国城市里的rune Welle是什么”；答案是，这是保证交通畅通的秩序灯。这样的知识在英语中被称为“背景知识”，即德语中的Landeskunde(国家通识)。与之相比，如下是一些英国学校提倡在外语课程过程中和结束时描述教学成果(即学生能做什么)的提案节选：

教学目标3：跨文化理解能力

等级1

学生能够识别使用目标语言的国家和群体。学生在语言交流时有交际礼节的意识。

等级3　学生对使用目标语言的国家和群体有所了解，能够将这些国家和群体同自身国家和群体进行简单对比。

等级5　学生对目标语言国家和群体各方面信息有一定了解。能对比目标语言国家和群体同自身国家和群体的异同。

等级7　学生能独立探究使用目标语言的国家和群体并陈述探究发现。学生能解释目标语言国家和群体同自身国家和群体的异同。

优秀表现：学生能够探究并分析与目标语言的国家和群体有关的材料，并以适当形式(包括对结果分析的个人观点)陈述研究结果。

节选中出现的行为动词(如展示、探究、描述、对比等)说明对可观测的能力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知识”一词并未出现在文中，但“意识”一词违背了对“知什么”的命题性知识的依赖。因此，事实上，虽然“知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如何做”的行为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尚未定论，但这体现了两者的结合。此外，这种教学目标也反映了其它问题。首先，这些教学目标并不精确，很难指导教学计划和学习过程。其次，如何在学习中取得进步以及学习者能做什么仍是两个遗留问题，使我无法进一步探究。

在德国，第一外语的教育标准已经制定，跨文化能力被列为其中。而在其他国家，第一外语的教育标准被归为教育成果。这样一来，德国无法回避“知什么”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德国也与技巧、情感表达和态度相结合。如下细则是中学低年级学生要达到的标准。

知道所选英语或法语国家交流和交际时的具体规则，并能在熟知的社交中使用有相对应的语域知识：

对外国文化具有好奇心，对外国文化持开放态度，接受文化差异；

做好融入外国文化的准备，在外来文化的日常交往中表现得当；

能够接受新事物，能恰当处理新事物，不恐惧外来事物；

能考虑到文化中的敏感问题，能为国外的同伴考虑；

了解外国文化传统的感知方式、偏见和刻板印象，并能恰当应对；

能有意识地考虑文化差异、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能理解这些现象并合理合作。

与英国学校的提案节选相比，上述节选不仅包括能观测到行为的动词(如“使用”、“能理解”、“合作”等)，还包括表达态度和情感的词(如“好奇”“准备”等)以及表示知识结构的内容(如“知道具体规则”和“了解传统模式”)。此外，与英国国家大纲不同的是，此节选并没有试图制定教学成果的级别或者学习者的进步程度，这是很明智的。

为了实现这些教学成果，一些法国专家在德国出版了讨论如何在课堂中通过教学和测试达到目标的后续刊物。这本刊物介绍了一些适用的例子。这本刊物参考了我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也曾被其它国家(如新西兰)借鉴。这极大地鼓舞我以此模式为基础继续研究，如图1所示。

在图1模式下，我希望能集中研究批判性文化意识，这一领域有意识地涉及了政治。批判性文化意识定义如下：批判性文化意识，是一种基于明确的标准、对自身和其它文化或者国家的观点、行为及文化产物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在这一定义中，“意识”一词将“批判性文化意识”与有关“批判性语言意识”的研究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分析和批判具有文化意识性和政治目的的语言。同时，“意识”一词也将“批判性文化意识”与1945年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形成的“政治教育”相关联。提案原文将整体定义细分为以下更加具体的目的(能力)。

(a)能识别并解释文本以及事件中出现的自身或其它文化的或明确或暗示的文化价值。文化交际者可使用一系列分析方法还原文本或事件的发生背景(如起因或来源、事件、地点、其它文本或事件)，并阐述相关文化意识。

(b)能对与某一观点或标准有关联的文本或事件做出评价性分析，文化交际者要意识到文化观点及价值(如人权、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穆斯林信徒、基督徒等)并对这些观点和价值做出明确分析。

(c)能依照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根据明确的标准、有必要的谈判和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互动并协调。在意识到自身和其它文化的潜在冲突时，跨文化交际者能构建起对文本或事件的共同评价标准；在因信仰和价值体系不一致而无法构建共同评价标准时，能够针对冲突商讨协议并接受差异。

以上摘要也有一组动词：行为(识别、分析、互动和协调)，以及行为依据的知识(意识)。

在教师使用这一节选，包括“批判性文化意识”，来规划教学的例证中，一例是保加利亚的课程编制计划。在这一计划里，学习者从简单地比较本国和英国的圣诞卡片的练习开始学习，出乎教师意料的是，比较卡片演变成分析贫困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慈善机构的需求，而慈善机构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较普遍。这一例子生动而丰富，它论证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所有因素：发现能力、数据收集与分析、好奇心激发、对别国新认识的陈述能力、以及对学习者本国的批判性反思。而这一例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历史背景，比较卡片的练习的结果让教师始料不及。如果从圣诞节在保加利亚的变化来看，这一练习发展成了对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面貌的批判分析。当然，并非所有跨文化交际课都会、也不应该有如此演变，并非所有课堂都成为公民教育课。如果引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的话：这已达到了“政治素养”和“社会道德责任”的标准。这一现象在保加利亚课堂上十分显著。尽管如此，这一例子体现了外语教学对公民教育的潜在贡献。

然而，这些课程没有达到公民教育的“社会参与”标准。将这一例子及其他相似课程的目的和目标与公民教育相比可以发现，这些课程缺少社会的参与性――其参与性只是外语教学的过程。在保加利亚的例子里，学习者们具有批判性的分析精神，但是没有考虑或者依据教室外部环境来执行分析，而教师亦没有对学习者进行相关引导。因此，毫无疑问，教师无法积极敦促学习者在社会环境里实践。或许教师曾鼓励学生参与保加利亚的慈善活动，但是作为语言和文学教师而非公民教育教师，该教师，以及所有语言教学专业人士的思考和实践应该考虑新的层面，如课堂教学应该引入行为批判。这一理念已是欧洲理事会的民主公民教育的明文规定，是德国传统政治教育的最好体现。根据德国传统，我们发现，人们定义了世界上何种行为实现了参与跨国社区。但是公民教育的缺陷在于它示范了培养某种行为的教学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仅局限于整个国家社会。

另一方面，外语教学鼓励教师和学生参与跨国社区，这种情况会引发“跨国公民社会”和“跨国社区”的活动，正如Castles所述：

跨国社区是一个成员身份不由某一具体地域来界定的团体，因此它是对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理念的重大冲击……跨国社区强调人类整体，是跨国界活动的产物，它将个人、家庭以及当地团体联系起来。

教师们日益意识到，全球化和通讯科技使各个年龄层的学生成为跨国网络的一员。例如，教师注意到一些孩子因拜访远在出生国的祖父母而上课缺席，电脑和网络让远距离网友经常交流互动。但是问题在于，正如Castles所说，这些网络是否是具有政治目的和政治地位的跨国社区的先驱。

四、跨文化公民身份

为了更好地向外语教师和相关人士说明，我杜撰了“跨文化公民身份”一词。“跨文化公民身份”是指通过引入民主公民教育来拓展外语教学的范畴，并界定学习者有效参与跨国社区里需要哪些能力，从而教师可将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引进课程设计。这些能力可以十分详尽，有利于形成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的基础。

民国文学篇8

5月12日，中国首位“兼职农民”彭文华以湖南省宁乡县全民乡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的身份来到北京，与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后者将在南洲村投资数千万元开发几个与农业有关的项目。

“在这位80后大学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当代新农村的希望。”与彭文华握手后，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兴存说。

但彭文华还是不忘提醒在场的人，自己只是一个“兼职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长沙市商业银行的职工。

这位拥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和固定工作、丰厚收入的大学硕士研究生，在个人前途美好的时刻，却捐出自己买房子的钱修建乡村公路，并毅然提出要当农民，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难的背景下，他的行动引发社会各界深层的思考。

一周四天在银行上班，

三天呆在农村

“爸爸，我想辞职回来当农民。”

春节刚过，接到在长沙市工作的儿子彭文华这个电话，宁乡县全民乡南洲村村民彭甫军大吃一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我想回家来当农民。我准备辞职，我觉得家乡更是我发挥才能的场所。”电话那头，彭文华一字一句地说。

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惊呆了。儿子彭文华小时候聪明好学，后来考上大学，2004年的时候又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去年刚一毕业，彭文华就被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看中，任命他做三一重工驻北京代表。

有三一重工这种背景，加上自己的才识，彭文华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三一重工在北京的业务成倍增长，彭文华深得梁稳根器重。

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彭文华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写了一封信，阐明自己对新农村的建设观点和意见，并表达回农村工作的愿望。

3月底，彭文华收到了张春贤书记的回复批示，心情振奋，当即请辞了在北京的工作，很快被长沙市商业银行作为资源性人才引进来。

彭甫军连夜赶到了长沙。

“你这样做，10多年的书白读了，我和你娘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了。”彭甫军劈头就说。

“爸爸，这不丢人。应该是件很光荣的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沙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缺少什么，但在南洲村，我却可以和村民一起，一步一步让家乡富裕起来，比起在北京和长沙更能体现我的价值，我的决心不会改变的。”

儿子说到这个分上，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去找商业银行的领导。长沙市商业银行的领导对彭文华的志愿充满敬意，但他们也舍不得放这个优秀的人才走。一位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彭文华做个兼职的农民。

“当农民不一定要天天呆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发挥你的才能帮助农村建设，你可以继续留在商业银行上班，抽出一部分时间到农村‘上班’。”这位领导说。

南洲村离长沙并不远，彭文华提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他在商业银行上班，其余的日子，回南洲村去当农民，如果实在有冲突，他宁愿放弃在银行的工作。商业银行方面和父亲彭甫军都同意了他这个方案。彭文华于是给宁乡县委书记写信，将自己建设家乡的详细规划进行了汇报，提出愿意兼任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不拿一分钱报酬。宁乡县委和全民乡党委接到他的来信后非常重视，迅速行动，很快按程序办理了彭文华的任职手续。

中国第一个“兼职农民”由此横空出世。彭文华成为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村上修一条“环村公路”。

修建中国第一条“环村公路”

身材瘦削高挑的彭文华戴着眼镜，皮肤白皙。只是，他的衣服上沾满了黄色的泥土。他不好意思地说：“乡下就是这样，到处都是灰土。”

这是5月13日，记者在南洲村见到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彭文华的模样，其时，他在南洲村“环村公路”的扫尾工程现场，与村民一道挑土。

“这是我当农民做的第一件大事，它的造价是20万元，已经快要完成基础项目，下一步是水泥硬化。”彭文华带记者边参观边介绍。

据了解，全民乡南洲村地处宁乡县和望城县交界处，距离长沙市区22公里，总面积10平方公里，有村民4500人，整个地势成青山环抱之态，但因为交通不便，当地经济相当落后，在宁乡县是最落后的村庄之一。这里，也是养育彭文华的故乡。

“为什么修成一条‘环村公路’？在你的规划中，这条公路将有什么功能？”

彭文华告诉记者，在提出修建“环村公路”前，他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发现中国农村的乡村公路，无一例外地都是直通通一条线到底，公路修得笔直，也不宽，如果多走几辆车，别说车子要掉头困难，就是会车时要让个道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规划中的南洲村，将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大本营，将来一定会有大量的汽车涌进来，所以他从城市的环城公路受到启发，将这条公路修成环形。将来，无论车子从哪个方向开进来，都可以自由停放、让车，不会堵塞。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农村的乡村级公路中，确实没有一条是修成环形的，称南洲村公路为“中国第一条环村公路”，当之无愧。

捐出12万元私房钱

任何一个项目的启动，都离不开资金。彭文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南洲村“环村公路”的2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

“这条公路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土地征用工作也完全由村民自行协商解决。”彭文华说。

村委会主任则告诉记者，没有彭文华自己捐出的12万元，这条路根本开不了工，也不会有后来村民自行凑钱及一些老板捐助的事。

彭文华的12万元是从哪里来的？

“是他自己这几年积累的，我们没有给他一分钱。”彭文华的父亲彭甫军告诉记者，彭文华的手头有了一笔私房钱，原来准备在长沙买房子，没想到，他把自己买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修路了。

受彭文华的影响，从南洲村走出去的几个基建队老板也主动回来找村委会，纷纷免费提供各项机器设备，一条长20公里的“环村公路”很快就要竣工了。

引来几亿意向投资

“环村公路”修通了，长沙市商业银行职工、宁乡县南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彭文华的第二步，就是招商引资。

在他的规划里，要在三年时间内，在南洲村建成一个生态公园、一个垂钓中心，整个村庄将是长沙、望城、宁乡三地市民的休闲后花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他首先给自己的老东家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发短信，他的一片赤诚和科学的分析感动了梁稳根，三一重工决定将自己的后勤基地落户到南洲村。长沙市商业银行董事会也很快作出决定，把南洲村作为自己的对口支援户。

在北京工作期间，彭文华结识了许多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南洲村有一口山泉，水质优良，有开发价值。他向北京筑城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兴存征询合作意向，这位负责人派人来南洲村考察后，当即请他去北京面谈。5月12日，他们就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将在南洲村开发矿泉水、生态公园等多个项目。

“现在，有意向来南洲村投资的企业有10多家，意向资金近1个亿。”彭文华说。

全民乡党委书记周 淼感慨地说，在此之前，别说南洲村，就是全民乡，这样引资建设农村，做梦也不敢想。

独一无二的村徽

现在，南洲村村民手里都有一个小册子，小册子是南洲村的新村民手册，册子的封面由彭文华设计，上有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南洲村村徽，村徽由一个大写的“人”字和圆圈共同组成，下面有“NZC”三个字母。

彭文华解释说，设立一个村徽，是要让南洲村人树立现代意识，将南洲村作为一个品牌向外界推广。

他的“村徽意识”虽然还不太为大多数村民所懂得，但他们都表示坚决相信彭文华。

住在彭文华家对面的一户村民在这次修“环村公路”前，成了第一个“钉子户”，坚决不同意公路从他的菜地穿过，彭文华答应给他补偿，他不干。后来，彭文华自己承诺的12万资金到位，他本人坚持参加挖土、挑沙等重体力劳动，没几天，这名村民被感动了，主动提出不要一分钱补偿，同意“环村公路”穿过他的菜地。

“由这件事我想到，‘人和’是干成大事的关键，南洲村应该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所以我想到了要设计一个村徽，它的主题就是‘人和’。”彭文华说。

据了解，目前中国农村，还没有哪个村庄为自己设立了村徽。南洲村的村徽再次成了独一无二的新生事物。

“兼职农民”的价值

一位叫谢国芳的网友在听说彭文华当“兼职农民”后，感慨地说：“也许小彭在作秀，否则他不会事先向省委书记写信；也许小彭是一个小政客，正在为自己的政治前程进行投资；也许他像过去宣传的好多典型一样，一旦得到自己的政治回报就会离开而远走高飞……但至少他目前做的事情是实在的。毕竟他自己出资为村里修的那条公路已经动工了，毕竟他目前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上班，也确实去兼任村主任助理，每周要花3天去村里上班，而更实在的是，他是这个村里的人，他的父母都生活在这个村里，这就够了。”

共青团湖南省委一位负责人说，确实，长沙少一个彭文华不会缺少什么，但村里因为有了一个彭文华却是大不一样。他不主张大学生一律回去当“村官”，像小彭也只是兼职。但他主张大学生向小彭学习，不只盯住大都市，而到“广阔天地”小城镇以及农村去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民国文学篇9

1．中国文化的引入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英语学习有促进作用。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目的语国家文化的过程，教一种语言也是在教一种文化模式和思维习惯。因此，语言教学也离不开文化教学。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过程就是文化体验的过程。［4］在英语教学中恰当地给学生们增加一些用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内容和他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内容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例如在有关节日文化的学习中加入中国传统节日的相关资料，有助于他们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思考和实践如何恰当地在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内容以及学生所熟悉和喜爱的内容的英文表达作为现有教材的补充，使学生能够更加轻松自然地用英语表达这些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觉得离开英语课堂，英语的作用更强大。当学生不仅能够用英语讲出课本里的内容，也能用英语说出或者写出中国传统的一个节日、自己家乡的一个景区、自己熟悉的一个风俗或者是自己喜爱的一个作家等等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切地体会英语和现实需要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学生才是未来有能力促进中国本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更好沟通和融合的人才。

2．中国文化的引入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对于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尤其重要，因为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和前提。［5］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的内容，主要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伟大民族的悠久文化，增强他们的中国文化意识和爱国情感。其次，英语课堂中，中国文化的引入，是强调语言学习的兴趣和体验性，从而改变英语课程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忽视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的倾向。中国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引入，可以使学生感受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使语言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参与、体验、熏陶并自愿和自由地运用语言的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语言学习的过程也是感受目的语国家或本国文化的过程。比如说，jiaozi(饺子)，litchi(荔枝)，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jiayou(加油)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汇已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把这些中国文化内容融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当外国人听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词汇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与其相关的中国文化。［6］即便他们不知道这些词语的意思，好奇心会促使他们询问这些词语的真正意思，这样学生就可以把所学的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人，从而使中国文化在人们与异域人们交流的过程中被广泛的传播出去。这样既促进了学生的英语学习，也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

3．中国文化的引入可以培养学生对各种文化的接纳与尊重的态度。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她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并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这些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构成了我们的大家庭，因此形成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造就了不一样的民族文化，在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影响下，不同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的文化本身具有其它文化不可取代的价值，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该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不同生存方式，都能够对人类社会作出不同的贡献。［7］然而，很多学生缺乏对中国这个大家庭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缺乏对不同民族习俗、信仰的理解、接纳和认同。在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不应该重视一种民族的文化而忽视或忽略另一种民族的文化，也不应该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偏见和歧视。在各种文化和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本着聆听、接受、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各种民族文化。正因为中华这个大家庭文化的多元性，在少数民族或非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中，对学生实施的教育也应该体现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无论是英语课堂的内容上还是英语课本的内容上，都应该体现我国的民族多元文化，除了要设置汉文化，还要设置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从而树立学生民族平等与团结的观念，让学生在接触和了解到不同文化的同时，形成对各种文化的宽容和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二、结语

民国文学篇10

一、中国新文学

中国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农民所组成的国度，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时间中，自然经济、古老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深重的封建压迫，形成了中国农民特有的复杂稳固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风俗民情（或称“农民意识”）。“农民大国”的特点便决定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这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里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把农民作为主要的反映对象。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由于历史原因及诸多其他因素，农民形象众多，特色迥异。起因何在？我们有必要来探索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流变轨迹。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农民的作家。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中华民族的痼疾——“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最顽强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中，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故乡》、《风波》、《离婚》、《祝福》、《药》、《阿q正传》等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的儿女”——农民的形象。闰土原是个天真活泼、机灵淳朴的少年，成年后却变成一个沉默迟钝、衰老自卑、精神“木偶人”。鲁迅深刻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

二、农村新人

在这一个时期里，每一个作家在进行相关的创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矛盾。一方面来讲，每一个作家本身都承受着大小程度不一的虚幻理想所带来的影响，在进行创作过程中，缺乏深沉稳重的时代感以及历史感。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这一个时间阶段内，许许多多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都将农民的形象复杂化了许多，从三仙姑、老孙头以及陈红等等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沉重并且艰难的精神社会，以及小生产者本身所具备的一些劣质根本。但是，对于这些小农民来讲，这些是可以被允许存在的，而其主要的针对范围也只是局限为一些较为落后的转型任务，作为衬托农村新人的存在，也仅仅是起到了陪衬的作用而已。

但是，正式因为这样，使得这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形象，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显得概念的抽象、空白以及淡薄，最终也只是沦落成为了一抹过眼云烟。最终可以给我们遗留下的，是负面上的深刻的影响——是那些受到封建主义迫害而导致的灵魂发生扭曲的刚从奴隶身份转变成为主人的“常有理”、“老孙头”等等形象。这些形象最终给我们呈现的是深层次的历史以及丰厚的思想，这能让我们产生无限的思索。

三、文学终究于文学，还原于文学

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文学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时代。而对于农民形象的描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了大约四十多年的历史变化，使得作家们也终于真正的意识到了鲁迅先生陛下的阿q所谓何意了。而久经衰弱的五四文学精神也渐渐的回归到了原来的位置，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弘扬发展。作家们改变了曾经对文学的怀疑（对农民本身的生活保一味的赞扬），逐渐的对“农民的根本意识是阻碍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根本顽疾所在”的思想清醒的意识到，从而开始严峻认真的对待这一思想，剖析这一思想所表达的意识。农民作为阶级中的一员，在本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已经再难以保持曾经完美的形象。而在他们的笔下，对当代的农民意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以及透彻的展览。

四、小结

经过了上文中间断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中农民的形象所流变的过程分为以下几部分。

（1）1919年～1941年，以鲁迅先生为主的作家群体对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刻准确的描述，并且以历史为出发点对农民意识进行了透彻的揭露以及无情的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