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十篇

民国历史篇1

看看《史记》，最早的“汉族”就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根据人类考古学，最早的人类出自东非，匈奴和“汉族”来自同一个祖先。希特勒这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者的下场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大量的移民人口，也没有怎么害怕污染了他们本民族的血统。个人认为，中国的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中了儒教的毒害，儒教的所谓“夷夏”之分，对今天的民族和谐团结非常不利，某个国学大师在媒体上甚至公然指责纪大才子，是服务于清朝的汉奸。

一.匈奴

在秦汉时期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中国古代的匈奴和欧洲的匈人（匈奴）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同一民族。近年来使用DNA等测试手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

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

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北魏俘赫连定，夏亡。夏国的国都统万城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东亚留下的唯一的遗迹。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

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

二.东胡

东胡是一个古老的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东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一名最早见于成书年代是先秦的《逸周书》，《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的东胡人墓葬被认为是对上述说法的旁证。

春秋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战国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和赵国北部，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曾多次南下侵入中原。

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衰落。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从此东胡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

三.乌桓

秦末汉初（前3世纪末）之际，匈奴王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东胡人北迁至鲜卑山和乌桓山，各以山名为族号，分别形成鲜卑人和乌桓人。乌桓山即现大兴安岭中部的东西罕山。乌桓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室，常要向匈奴进贡，匈奴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趁匈奴内乱之时进攻匈奴，把匈奴赶出大漠以南。东汉对乌桓优抚，允许乌桓人部分移居太原关内各地，驻牧于辽东属国，乌桓人大多归附于汉。乌桓南迁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留在塞外的部分乌桓人民，亦附鲜卑，常助鲜卑寇边。

东汉末年，辽东、辽西等地的乌桓大人趁乱称王。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蹋顿统一现辽宁一带的乌桓各部。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袁绍官渡之战之后败给曹操，其子袁熙、袁尚投奔乌桓蹋顿，形成残余势力。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战于柳城，斩蹋顿诸王，从此乌桓彻底衰落，地位为鲜卑取代。

五胡十六国时期，乌桓与各族杂居，形成“杂胡”。乌桓和匈奴的混血后代“铁弗”人赫连勃勃立国胡夏。

唐朝时嫩江以北有乌丸国，传说是乌桓后人所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派兵征伐，之后乌桓融入其他民族。

四.鲜卑

汉朝时期，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合称东胡民族。鲜卑起源于辽东塞外鲜卑山，后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哈古勒河附近。鲜卑起源自黄帝之孙曰始均,《晋书》记载：曾在晋代受封为“鲜卑都督”的慕容[email protected]，“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有熊氏，就是黄帝部落。

87年鲜卑崛起，在2世纪时继承匈奴领地，称雄塞北。4世纪西晋灭亡后，陆续在华北建立前燕、代国、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及北魏等国，而漠北则由鲜卑别支柔然称霸。439年北魏统一华北，之后时常与柔然发生冲突。而后北魏经历六镇之乱后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西魏随后也分别被北齐、北周所篡。最后北周统一华北，于581年因杨坚篡位而亡。称霸塞北的柔然汗国也于552年为突厥汗国所灭。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在青海建立的鲜卑别支吐谷浑汗国则维持到663年为吐番汗国所灭。

三国时期在乌桓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鲜卑崛起。

在西晋至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分为三大支部。

(1)东部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

其中段部曾和晋阳的刘琨联合，后被羯人的后赵击溃，融入中原。有人认为该部与宋朝时期的大理段氏有关，但并无实证。

慕容部的慕容?于五胡十六国前期创立的大燕国，史称前燕。前燕于能臣慕容恪死后衰落，慕容暐（字景茂）在位时亡于氐人苻氏的前秦，而慕容恪之弟慕容垂在此之前已降前秦。384年，在前秦淝水之战败于东晋之后，慕容垂复国建立燕国，史称后燕。同时慕容暐的弟弟慕容冲（小名凤皇，前燕的中山王，大司马）也建立了一个燕国，史称西燕。394年西燕被后燕所灭。后燕后被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击败后北逃。留在南部的一支后燕皇族由慕容德率领成立南燕，南燕后被东晋所灭。(慕容?、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等人均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出现在虚构人物“慕容复”的“大燕皇族世系表”中。）

宇文部与高句丽通好，但败给了慕容?的前燕。之后南北朝时期宇文氏篡西魏成立北周。北周后为外戚杨坚所篡，成立隋朝。宇文部落中的迭刺部后来是契丹创始时期的“契丹八部”之一。

(2)北部，即中部，有著名的拓跋部，以及与其多次交战的柔然。

386年，代国后代拓跋圭自称代王，建立北魏。北魏后来统一中国北方，在南北朝初期与南朝对立。北魏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代替。

柔然与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拔氏多次交战。柔然被突厥系民族击败后，分为南北两支。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之一。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之一。参见柔然。

(3)西鲜卑

慕容?之庶兄慕容吐谷浑率部从东北迁到青海东部，称为吐谷浑。吐谷浑在鼎盛时期占据现青海、甘肃、新疆南部、四川西部。663年（唐龙朔三年），吐蕃攻占吐谷浑全境，吐谷浑灭亡。

史书上的看法认为，鲜卑与匈奴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赫连勃勃成立夏国。

在阴山以北，鲜卑与敕勒融合形成乞伏部。383年，前秦的乞伏国仁在淝水之战之后造反，后在现甘肃榆中成立秦国，史称西秦。400年，西秦被羌人姚氏的后秦击败，乞伏干归投奔南凉。409年乞伏干归重建西秦。431年西秦被赫连氏的夏国所灭。

秃发氏与拓跋同源。397年，后凉的秃发乌孤叛变独立，建立南凉。414年南凉灭于乞伏的西秦，秃发部人投奔北魏，被赐姓“源”。

部分被其他民族同化，部分演化为柔然

五.柔然

柔然，鲜卑人的一支。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柔然源于东胡族，4世纪中叶附属于拓跋部，主要游牧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拓跋部南迁后，进居阴山一带。5世纪初，首领社仑迁居漠北，合并附近的部落组成联盟。

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和通辽市一带）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如乌孙服属。

鲜卑人拓跋部创立的北魏政权曾多次与柔然互相征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柔然牟汗纥升盖可汗，肃清其在戈壁以南的势力后，认为柔然人智力低下，像只会蠕动的虫子一样，下令改称柔然为蠕蠕。

552年，柔然人在蒙古高原被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汗国崩溃。柔然王室由邓叔子可汗率领，南逃至西魏，西魏太师宇文泰不敢收留，将此部三千余人收捕，交突厥使者全数斩杀于长安青门外。

另一部柔然西迁中亚，后同当地一些嚈哒部落为逃避突厥追杀进入欧洲，称阿瓦尔人，占领了中欧潘诺尼亚一带。568年，巴颜可汗建立了阿瓦尔王国，后阿瓦尔人又携同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南下巴尔干半岛，602年，攻打拜占庭不克。这些军事行动使得整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了。公元9世纪初，阿瓦尔王国被查理曼大帝击溃，阿瓦尔人定居下来，成为现代匈牙利民族族源之一。

还有一些柔然人逃至外兴安岭一带，融入当地室韦民族。室韦人是蒙古人的祖先。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民族也有柔然族源。

六.契丹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后建立辽朝。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当代英语也有用"Cathay"来表示中国，如CathayPacific（国泰航空，“中国太平洋航空”）。

七.蒙古

蒙古族是东北亚主要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除蒙古国外，蒙古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及临近省份以及俄罗斯联邦。全世界蒙古族人约为1000万人，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国境内。鄂温克族（2万7千人）和土族（24万人）也有时被认为是蒙古人的分支。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

汉朝时期，东胡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分为乌桓和鲜卑二族。乌桓在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鲜卑一族崛起，在西晋时期鲜卑主要分为段部、慕容部、拓拔部、柔然部等。其中柔然与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拔氏多次交战。柔然被突厥系民族击败后，分为南北两支。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

《旧唐书》有“蒙兀室韦”，“蒙兀”与“蒙古”是同名异译，在蒙古语中意为“永恒的火焰”。

蒙古诸部中，东蒙古来自室韦诸部，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嫡系后裔。宋朝时期，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系民族的统治逐渐衰落，东边的包括成吉思汗祖先的室韦诸部开始西迁至蒙古高原内部的。室韦诸部在突厥语中称作鞑靼。西部蒙古诸部则在同一时期在由突厥或突厥化的部落的基础上形成。

明朝时东、西蒙古分称为鞑靼和瓦剌。

八.突厥

突厥是中亚民族的主要成份之一。现在全球约有1.3亿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他们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后裔。这些人的分布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的新疆，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突厥人主要讲突厥语。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跟蒙古语是兄弟语言。

突厥带有匈奴的血统。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住在现今中国西北地方。现代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是突厥的直系后裔，他们认为突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48年立国的北匈奴。西元6世纪突厥部落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初归附于柔然。西魏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破柔然，建立政权，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建立了官制，有立法，有文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攻灭东突厥，在武则天时期，再度建立后东突厥帝国。约在7世纪末8世纪初，最后亡于回纥。

九.回鹘

回纥，中国古代民族名，亦称“乌护”、“乌纥”、“韦纥”、“回鹘”。回纥是维吾尔族及裕固族等族的前身。在唐朝的同时代，回纥和吐蕃在北方和西方立国，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回纥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西元前三世纪为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联合体。该部落群有狄历、敕勒、铁勒、丁零等名称，都是相同发音的音译。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这些部落共有袁纥、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

北魏时，东铁勒袁纥游牧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且为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

隋朝称韦纥，隋大业元年，袁纥部因反抗突厥的压迫，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成立联盟，总称回纥。

唐天宝三年（西元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王庭(牙帐)设于鄂尔浑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为主。唐朝时，回纥取“迅捷如鹘然”的意思，改作回鹘。

立国后，回纥因历史的关系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很好，不像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要对农业国进行骚扰与掠夺。回纥曾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版图最大时疆域东接室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

回纥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上内讧不断，于846年被所属部黠戛斯所亡。

三路西迁

一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

一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

一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后来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就是现在的裕固族。

其中前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

十.女真

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清朝以后，“女真”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

《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新宾县二道河子畔的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国，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

1644年女真人（满洲）入主中原，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清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国日后版图的基础。

十一.党项

党项是古代西北的一个民族，是羌族的一支，又称作党项羌，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党项族原居住在四川松藩高原一带，以畜牧为生，唐朝中期时，受到吐蕃所迫，主要北移至今天宁夏、甘肃、陕西交界一带，原居地的党项族人则受吐蕃贵族役使，被称作弭药人。北移的党项则分为八部，唐末，其中较强的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曾被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李。

至宋初，首领李继捧归降宋，但族人拥立李继迁叛宋自立，李继迁之孙李元昊称帝，成立了西夏，统治西北地区达约200年之久，西夏为蒙古灭亡后，党项族被蒙古人称作“唐兀”，属色目人的一族，在元朝时还有部分甚为活跃，但其后逐渐与其他各族融合，党项之名逐渐消失于中国历史上。

据近年来人类学家的查访，在四川地区尚有党项族人的后代，可能是西夏灭亡后南移的党项人与弭药人融合而成，此外在安徽、河南等地也有党项人的后裔存在。

十二.羌

羌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现主要聚居区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和汶川县。现有人口30.6万人（2000年）。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

羌族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聚居于中国西北，秦国曾与羌族展开过战斗，至汉朝未止。三国时羌族开始迁居中原，分布于中国中部的山部地区。五胡十六国期间，384年羌人姚苌利用前秦苻坚淝水之战兵败后，关中空虚之际，自称万年秦王。386年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后秦。

北宋到南宋时，1038年至1227年期间，羌族的一支，党项族曾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史称西夏。

十三.氐

古代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之一，氐族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氐族与羌族同源。曾有说法，指属于藏族（古代的吐蕃人）一支的白马藏人。春秋战国时始以氐为族名，居于中国西北部。汉朝至三国期间，氐族曾两度大迁徙，至关中一带居住。其时还有如羌族的少数民族迁入关中。十六国时晋室南下，氐人便在北方建立前秦、后凉、仇池等政权。随著长居于中国日久，在唐朝时代，一部分氐族人与吐蕃人相融合，而其余氐族则与其他民族相融合。

十四.吐蕃

今天的藏族，吐蕃王朝是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古代王国，由松赞干布到达磨延续两百多年，是西藏历史上创立的第一个政权。按照藏族历史的传统，松赞干布是第33任吐蕃国王。846年，达磨赞普被杀，吐蕃分裂为贵族领主割据的局面。元朝后受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

十五.羯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源于小月氏﹐曾附属于匈奴﹐故又称“匈奴别部”。匈奴衰亡后﹐南匈奴及一些原附于匈奴的部众﹐于魏晋时代散居上谷郡与汉人杂居。他们以农耕为主，信奉“胡天”（祆教）。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为十六国之一﹐后渐融入其他民族之中。部分旧史解释说羯胡主要散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

时至今日，山西﹑河北及陕西渭水北诸山间也多有此族。他们与汉族杂处﹐主要从事农业﹐相貌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通常用火葬﹐信仰“胡天”(祆教)﹐姓氏有石﹑支﹑康﹑白等。

十六.丁零

敕勒，中国古代民族，属于原始游牧部落，又称赤勒、铁勒、高车、丁零（丁灵、狄历）。敕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在冒顿单于时臣属于匈奴。南迁入中原的敕勒被称为丁零。鲜卑人因北方的敕勒人使用车轮高大的车子，称之为高车。汉朝击溃北匈奴之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与中原的汉人交往。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敕勒人和柔然人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在中原的丁零人曾建立翟魏政权。

4世纪中叶，生活在阴山一带的人大都已鲜卑化。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鲜卑语的牧歌，后被翻译成汉语。敕勒人在北魏时期大量参加鲜卑人、汉人的战争，其中大部和丁零人一起逐渐融入汉族。

敕勒中北方的一部臣服突厥汗国，后来成为回纥，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境内的雅库特人也是敕勒人的后裔。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民国历史篇2

【关键词】民国，历史教育，遗产，任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1-05

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丰富性已埋没得太久，真正有所开发只是近些年的事。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亦埋没的太久，以至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不感慨，我们曾丢弃了多么宝贵的一份历史遗产。现在到时候了！找回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史，找到我们自己理应有的学术担当。

一、坚持历史教育研究的批判立场

历史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历史教育研究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历史课程应该如何定位？历史教育研究者应该有怎样的研究视野和胸怀？20世纪的前半期（至1949年），我国学者不间断地追问了这些问题，旨在为学校的历史教育定位，在努力为养成共和国的新公民找出一条正确的历史教育之路。这条路的起点，是用进步主义史观代替传统的王朝循环史观，是在否定“向后看”的历史传统的同时，试图将历史教育的目光引向前方。其目标是建立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并唤醒民族复兴大业的学校历史教育新体制。

从梁启超所指摘的传统史学的“三恶果”，①到蒋梦麟对“泥古余焰”所集习的“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的“新历史”，以及受之学子的“无异饮鸩毒而甘美酒”的历史知识的讨伐；②从光汉的“中国的史学家，只晓得记学校，不晓得记教育”，故“中国的教育，只有虚文，没有实效”的控诉，③到何炳松用社会进步史观替代旧式史学陈陈相继的“因果之说”，④整个20世纪前半期欲建的学校历史教育新体系，无处不带强烈的批判色彩。

因为，他们认识到，“历史为己言己行事实之记忆”。⑤如果没有对旧史学“六弊”⑥的批判，就不会有一个“新民”的视野，不可能创立“新民”的教育。正是在批判之中，人们渐进地摆正了学历史的三个目标。其一，学术的。不应加任何道德致用的观念。其二，应用的。把历史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基础。其三，教育的。理应使人类的经验成为丰富个人能力的条件。当我们把后两个目标运用于学校的历史课程时，则必须用批判的眼光审清以下观念：

1.“古已有之”的观念。轻视一切新事物，认为今人不如古人，社会是一步步退化的。

2.“自古如此”的观念。强调一切都是先人苦心创立的，后人只能守成不能改革，即便“托古改制”，也没有成功的余地。

3.进化的观念。认为人类是渐渐演进的，一件事有他的因有他的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社会改革是必需的，而且理应关注到历史的潜势力或历史背景。

4.革命的观念。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常理，不管哪种主义又何等的激烈，从长远看，未必是洪水猛兽，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①

前两个观念，要在批判中抛弃。后两个观念，亦需有批判性的分析。为此，学者们确定了两个限定性目标：一是学习历史要追求真相，历史教学应重视为了讲真相而必备考证的和叙述的功夫；二是学习历史要信奉真理，即历史教育必定赋予历史一定的意义——学习有价值的历史，这个意义由历史哲学产生。甚至强调，教学的最大目的就是讲有意义的历史。

有意义的历史，首先是针对传统的无意义的“帝王教科书”而已。以“帝王教科书”为对象的历史教育，其实质是士大夫阶级用来练习做官的工具，对于一般民众，除了伦理教化外，再无其他作用。故就整体民族的历史态度而言，既随意也善忘。因为“国”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尽管“家国天下”一直是正统灌输的观念，但是毕竟常常变换的王朝，让忠孝分裂，维护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育，在士大夫和官场，不在民间。民间的有是“榜样教育”，它主要依赖宗法制形成传统，只要求百姓明白服务的对象而且不能越矩。②

然而，当固有规矩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遭到破坏，特别是在对抗近代国家、民族的打击，“一家一姓”的“家国”再也无力回天时，时代就必然地呼唤历史来抒发民族的凝聚力；在树立针对国民的学校历史教育时，又不能不以“民族精神（近代观念）涣散”的事实，深入批判旧史观的狭隘，不能不以“民族自信力（近代认识）如此脆弱”的呼喊，深刻批判旧教育的麻木。甚至祈望“为了要求我们民族有复兴的一日，则必须要藉历史教育来培植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光大我们固有的文化道德，认清东方本位文化的优越与伟大的地方”。③

显然，批判的价值在于建树，建树的基石则在有新的史观指导。对于旧史学影响下的历史观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适应国情树立新史观指导下的有民族性的历史教育的迫切性，学者们有着普遍的共识。不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依据的历史哲学各有源头，关于学校历史教育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定位，抑或历史学习的价值，稳健的、犀利的派别各有所长。

梁绳筠较早阐释道：“历史者其学术界中之价值最晦者乎？以言娱自悦情，不如文学艺术；以言实际应用，不如物理化学；以言扩襟，探索真理，不如哲学；以言敦厚风俗，培养道德，不如伦理；充其分亦不过知古代之生活，悉现在之由来而已。呜呼！历史之价值，本自遁世无闷，安可不为之大声疾呼作积极的宣传乎！”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批评价值及其标准：“就批评的本质观察，以判定其价值；就被批评的功用观察，以判定其价值。”④前者，讨论真理的性质、真理的证明、真理的旁证、真理的享用。后者视其能否满足人生的需要，视其满足需要的程度。具体言之，可列出八类需要，即资鉴、道德、爱国、宗教、训练、保存、文学、艺术。不过，将它们放到教学实际中看，“常常因小失大。不是由此强化主观，就是由此繁生偏见，因此历史教育价值理应有一套严格的批判系统”。

比如，因强调“资鉴”，而“泯没许多宝贵之史料、泯没历史之真相，盖自注重资鉴者观之”；因重视“道德”，“且多抱垂训主义以治史”。说到“爱国”的功用，则流弊滋深。一是易“养成人民偏狭的心理态度，国民戚戚然，日以国事为爱，种族之界限，俨若鸿沟，而忘其为时间人类之一，贻误其对于世界应有之贡献，及人道应负的责任”。二是尊重了国家，却“有危于世界和平”的倾向。“其人民认国家为最高之机关，惟一之精圣，世界上只有所谓我国，无所谓他国，只有所谓吾族，无有所谓他族，凡所以能拓大吾国家光荣吾民族者，虽捐踵糜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吞灭异己，奴隶胞类，亦在所不顾。”⑤

历史教育的真功用=价值，在前辈学者看来，在使人明白现代社会之由来，在能供给解决问题的历史背景，在供给经济问题的普通工具，在促进世界和平。九十年后，我们对此又有多少贡献呢？我们是否已经确立了一整套对历史教育价值的批判系统呢？值得深思与反省！

二、继承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态度

对于历史教育研究的稚弱现象，如今的研究者除了无奈还是无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教材教法剥夺了历史教育的学术性。近10年来，似乎有所转变，但屈于历史学、教育学的陈见，让历史教育研究真正进入学术视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条路并不是完全没有开通过，恰是因历史而使其荆棘丛生——路还在。

诸如，研究教科书，必要明白：其内容与教育目标是否契合；学生从中能得到什么；就形式而言，又于学生的兴趣如何。所以，编写教科书除需审慎的态度外，还应有科学的技艺，而促使科学的技艺合理运作的基础，便是学术态度。①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教学中心由教材转向学生。具体言之，则是建立这样的教学观：“给我们知识，使能用以求更高深的学问；给我们情感的经验，使生活分外丰富；给我们社会观念，使能采取正当的态度；给我们正当的习惯和思维的方法，使人生合理与有效，扩大生活的境界与改造我们的人格。”②

为此，建立在学术意义上的历史教育研究，一是要追求教育的真义，即“意味着人类的一切能力之解放，从双手的解放到头脑——思维——的解放，乃至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解放”；二是通过学术解明“绝不能桎梏人性的自由和智慧的生长和发展”的真教育，当如何实现。显然，合理的历史教学、教材、教法研究，被融入历史教育研究。无上位的历史教育研究，下位的历史教学、教材、教法就失去了学术位置。如同一个人有行动的四肢，没有健全的头脑一样。所以，充实有学术性的理论的能量，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践行动更有力量。

林仲达说的好：“唯有在民主的政治下，才能保证它（教育）不以人类的血为游戏，才能使人类获得其控制历史与控制自然的知识和能力，而走上光明幸福生活的前途。”据此，历史教育在追求人的政治、经济、人格的自由解放，要求“实现新社会之真的普遍的文化”的基础上，应该“足证真的民主教育力量之伟大，它不仅变革了客观世界，而且改造了人类自己”。③

从操作角度看，学术态度“诚以教学法的条件，特为施教的资具”，并引导研究者，不因只留心于容易的工作，而疏忽了远大的期望。尤其引导教育者，既可对付当前的要求，又可顾及将来的准备。如米里斯（Millis）的历史教育“三重价值说”认为，文育（含情操、观念解放和改造）的价值最高，应用（含准备、职业、社会性和道德性）的价值次之，训练（含智力、学习态度和有用的习惯）的价值第三。而李非强调说，低估训练的价值是因为未能“使人类学习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未能重视传授“历史方法”。抑或说，教历史若“不善运用”，其学习价值则会降低。历史的学习，不啻使我等“变平面的人生为立体的人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④

说到底，若排除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教育者难有判断教学高下的准则，更无须有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追求；若贬损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性，研究者难成解决真问题的本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最要紧、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三、健全历史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

历史教育的研究领域甚宽，“大言之，关于世界；小言之，关于一国一人”。即便仅就教学本身而言，也不是单向的教材、教法研究，更不是针对某一部教材、某一类教法的研究。需要有三大条件，以满足具体内容的具体规划和研究。它们是：增进个人的社会性发展；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具体规划和研究的内容是：发展个人的社会领悟力；发展与社会生活相融通的文化演进观念；陶冶和培养关心社会的倾向；发展历史情怀；涵养公共理想；发展正当的国家观念；发展正确的国际观念；涵养对知识的永久兴趣；训练依据事实下结论的能力；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判断能力；发展想象力；训练合作精神；培养美感。⑤尽管在放宽研究视野时，在学术的严谨性上不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提出这些课题并依此所做的历史教学研究，是不是比今天我们言及的教学法还有价值呢？

再从具体研究的视野看，或许更清楚明了些。以陈衡哲的《历史教学与人类前途》一文为例：

“历史教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人类前途却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我的着眼处，是在那一个‘与’字。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利用历史，来帮助人类得到一个更为光明的前途。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利用历史，俾将来的人类，在政治方面，可以有协作和互助，而无枉费能力的争斗；在情感方面，可以彼此更相了解，更能有同情之心；和人类今日在纯粹学术上的互助和了解一样。”

人们生活在战乱的年代，没有普遍的幸福可言。只有承担扑灭战争的责任，人们才能够为实现普遍的幸福朝前进步。那么，历史教育能够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看一看中外古今的各种历史书籍，便知颂扬武功，奖励仇外，以及种种毁人誉己的态度，是许多历史家不以为耻的。”“人类的误解，及武力的蔓延，既已从历史之中，得到了他们的滋养料。”

自然，利用历史教育去减少或消灭这种滋养料，是历史教育的一个责任。为落实这一不能推卸的责任，我们既要有策略又要有视野。概括地说，一是为了人类解释许多误会，应改良狭义的爱国心，扩展世界观念。“假使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奖励相残相杀的事业，来抬高战争的身价”，那就是知法犯法，是难得宽恕的。“把人类全体放在自己国家之上，并不是不爱国”，而是把爱国的根植于人类爱真理之上，这是广义的、彻底的爱国。“能把爱国与爱人类，看成一件事，便是能靠了历史，尽力的去为人类造一个共同的观念和共同的文化，俾爱国的情愫，能建植在爱人类的基础之上。”二是以研究和教授历史为途径，“去揭穿许多武人政客的黑幕。我深信，战争是武人政客所造成的”。历史教学要帮助青年学生寻找真相，将武人政客的阴谋暴露在他们眼前。这是“一件神圣的责任，凡是研究或是教授历史者，都不容躲避的”。三是为青年们确立一个伟人的定义。“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为青年们找出一个人生的模范来，应该为他们下一个伟人的真定义，为他们指定一条人生的道路。”①

用今天的话说，以上三端，即祛除误解，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念；揭穿黑幕，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念；确定伟人的真意义，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念。当然，文章议论的切口不大，可谁又能说其视野不及这般的宽呢！毕竟文章的主旨是要把历史教学引至“人类往上走的道路”。

的确，历史教育的研究视野，关乎历史教育的认识深度。尤其是当受时代大潮左右时，历史教育的成败，往往就取决于研究视野的宽度和学科认识的深度。比如，近代国家的成立，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提供了政治家野心把历史当作工具的机会。他们一边利用历史教育刺激国民情绪，一边极力排除历史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前者把培养爱国思想作为历史教育的唯一用途，不仅强调“重视自己，轻视他人，只求自身利益，不顾他人利益的偏狭思想”，而且极力推崇权力，宣扬霸道，把人民捆绑于武力扩张的战车。后者排斥历史教育的民主性，将历史教育尽可能个别化、特殊化，反对“总体史”强调为了现实服务的政治史，进而使其成为一种单纯的道德科目。②结果是，历史教育失去了批判性和应有的人类文化情怀，不仅全无智慧，而且只能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遮蔽了历史教育的视野。更可怕的是，它实际服务的对象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意识，都因此背离了现代历史教育精神。

四、开创历史教育研究的新局面

“自历史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以来，历史教育因之也成为研究问题之一。”③换句话说，自有独立的历史课程以来，历史教育因之发生的问题远比历史研究复杂的多。其一，以科学的历史学作为科学的历史教育的基础是天经地义的事。④然而，当历史面对青少年学生做有价值的教育时，它就没有对付文本那么简单了。针对文本存在着追求纯粹学术性的研究条件，针对人的历史教育皆具有价值抑或主观的前提。其二，青少年学生理解历史有着诸多阅历和心智上的困难，为了让他们接受并理解“他们理应知道的东西”，不能不借助相当丰富的教学手段，以便把故事讲得生动易懂。然而，当这类手段过于节制或过于放肆时，又无不将历史的教育问题放大，乃至伤害青少年的健全人格。对此，前辈学者看到的问题相对集中于：

（一）关于教育目的。提倡以学生为中心，并视历史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使历史知识成为青少年了解人类和人性的“人学”；既“当然是与我们现在生活有关”，又把它“做成一种公民教科”，以图“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①

（二）关于教科书编写。主张避免陈陈相因的关系，诸如缺乏理论系统，把知识处理得破碎零星；反对教科书中充满人名、地名；诟病材料过多，学生徒事记忆，学习无益，抑且无味，以及文字冗杂不够洗练的课本。②

（三）关于教师状况。提倡改善教学环境，避免职业倦怠。诸如兼职过多；工作时间过长，“任教愈长，预备愈少，敷衍日甚”；学校与学生不重视历史；待遇微薄；设备太差等。

（四）关于社会态度。强调全社会应该重视历史教育，认为轻视历史教育，则形成“其上焉者，以历史为艺术品，其下焉者，乃视历史为斗争的利器”的结果。

（五）关于历史研究。主张历史研究不能推卸历史教育的责任，历史教育也不能脱去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使自身演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③

简言之，这里所提倡、强调和主张的内容，就是历史教育棘手且突出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如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加深。八九十年前，已经有的“学生中心论”“联系社会生活”“服务人生”“健全人格”等种种的学科教学观念，70年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公民”的、“人本”的和“世界主义”等种种的学科视野，作为今天的新课程的时髦话语，依然不那么容易接受。

回顾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或许可以免去不少烦恼——现在遇到的问题不过如此，而且应更有条件解决的；或许可以增强自信——如果承认社会、学术的进步，就能找到更聪明的办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着重提炼出民国历史教育研究批判的立场、学术的态度和视野三个方面。事实上，有历史教育存在，人们就必须面对这三方面的挑战，因为它们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由此决定历史教育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民国历史篇3

这个过程试图通过不同的教育手段，使不同民族、阶层、性别的学生能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互相欣赏，最终追求文化和谐之美的一种境界，这也与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平等政策一致。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对中华文明的勃兴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历史教科书中对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取舍、描述以及评价标准，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质量，同时也将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教科书中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怎样呈现少数民族内容，是多元文化教育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全日制义务阶段历史课程标准》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将历史课程的性质明确地定位于:“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2］(P1－5)基于课标中已隐含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因此在当前初中人教版、北师版、华师版三套《中国历史》教科书各具特色的情形下，笔者选用华师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华师版教科书是作为新课改下实行“一标多本”的一个代表，相对其他两版的内容兼具“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

一、华师版《中国历史》中与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统计

华师版《中国历史》少数民族相关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呈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融合、少数民族的族名与活动区域、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中与主流民族(汉族)的交往为重点，注重历史发展的时序性。

(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融合

教材中主要有统一的国家与巩固，张骞通西域，北方民族大融合，文成公主与，宋与辽、西夏的和战，元朝的民族关系等主题。

(二)少数民族的族名与活动区域

华师版《中国历史(7－8)》先后出现犬戎、匈奴、大月氏、乌桓、室韦、革末、吐谷浑、山越人、南诏、鲜卑、氐、契丹、女真、吐蕃、回鹘(畏兀儿)、党项、回、突厥、蒙古族、高山族、基诺族、珞巴族、壮族、彝族等25个少数民族的名称。“西汉时期，今四川西南、贵州、云南等地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3］(P56)“鲜卑族拓跋部原来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过着游牧生活。”［3］(P84)

(三)少数民族代表人物

教材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主要有蚩尤、匈奴人堂邑父、大宛王、孟获、孝文帝拓跋宏与其祖母冯太后、松赞干布、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铁木真、忽必烈、和卓木兄弟、郑和、五世达赖、康熙帝、乾隆皇帝等。

(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北方民族大融合一课中提到:“民族融合在社会生活方面凝结下来的成果非常突出‘胡人汉服’、‘汉人胡食’和汉族改变席地而坐的习俗是最生动的例子”，“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原来是披发左衽、窄袖、长领长袍，而女子则冠帽夹领、小袖短袄，孝文帝改革后，胡人穿宽大飘逸的汉服成为一种时尚”。“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方凳等胡氏家具传入中原地区”［3］(P86－87)，“俗信佛教;僧人衣冠为红色，因称‘红教’”，“明初，宗喀巴创新教，僧人衣冠为黄色，因称‘黄教’。”［4］(P75)“旗袍原是满族妇女所穿的一种服装”［5］(P132)。“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在海原县清真寺做礼拜”［6］(P64)。

二、华师版《中国历史》中与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分析

(一)组织形式相对简单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与传统是多民族的不同经历相互渗透的结果，没有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应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与所有文化社会群体平等的政治、社会、文化地位。”［7］(P1－3)但教科书中对此内容还没有形成足够的重视。首先，教科书提到少数民族25个，约占我国历史上160多个民族的16%，比例偏低。其次，处理方式多是简单提及无实质性介绍或相应扩展，如我国古代的革末、乌桓、室韦、山越人、氐等古代少数民族和新中国成立后划分的基诺族、珞巴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是简单提及族名，而无实质性的介绍，并且相当的内容是在教科书的课文辅助系统中，如副文等不做学业要求的次要部分中呈现，最后这些内容彼此间缺乏固有的联系，无系统性。以上这些组织形式的选取和运用，不利于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形成客观、公正的认识，与新课改“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的理念相偏离。此外，在内容分配上，大部分少数民族相关内容出现在七年级课文中，而在八年级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内容相对较少，只在八年级下册的第12课《民族团结与民族统一》中涉及，给学生留下课程内容断层的印象。

(二)选材角度较单一

华师版《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即在正文中穿插使用了大量的插图。这些插图生动、形象，将课文要表达的内容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如七年级下册《辽、宋、金、西夏并立》一课中“鎏金银鸡冠壶”和“还猎图”就是以这种方式较好地展示了辽代在金银器艺术中的成就和契丹族服饰特点。然而在教科书中出现的为数不多涉及少数民族内容的插图中，相当的内容是反映少数民族贵族或少数民族男子的插图及介绍，少有反映少数民族平民阶层和少数民族妇女角色的插图或内容。少数民族平民阶层与女性角色的内容边缘化，将造成少数民族内部非主流文化背景的学生价值观定位出现模糊，间接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学习机会的不均等，与多元文化教育所追求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相违背。与此同时，教科书中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呈现方式也过于单一，很多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都是通过与主流民族斗争的形式呈现，容易给学生留下少数民族都是野蛮的、好战的等刻板印象。

三、思考与建议

班克斯(J．A．Banks)把多元文化课程的实施策略分为:贡献途径、附加途径、转化途径、社会行动与决定途径四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编排方式。“贡献途径，是将课程重点放在少数民族的英雄人物、纪念日等鲜有涉及族群文化的内容上;附加途径，是指将少数民族的内容和概念纳入到主流文化课程之中;转化途径，指改变原有的课程结构，让学生试着站在不同民族的观点分析相关概念和内容;社会行动与决定途径，指针对当前存在的相关社会问题作出决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的方法。”［8］(P43－47)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可知，目前华师版《中国历史》对少数民族内容的处理，采取的是最容易实施的贡献途径与附加途径这两种较低层次的编排方法，处理此部分内容，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导致的问题:容易造成学生流于知识的表面化，以片面的、孤立的视角，考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立体地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除华师版外，笔者通过翻阅其他版本的教科书，发现其他版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存在种种类似的现象。为此，教材在编写上要加强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整合性与系统性，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融合问题上要避免主流民族立场的倾向性。

(一)加强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整合性与系统性

目前历史教科书中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编排有待改进。内容之间在教科书中是以零碎分散的方式、点状的结构，出现在教科书中。时空跨度大，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因此加强内容间的联系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由于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所有少数民族史实全部囊括其中，但至少应系统地反映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并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起到过重要影响和作用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内容则可建立专门的少数民族资料库编入华师版《中国历史》的《附录》部分，供学生阅读和学习。

(二)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融合问题上，避免主流民族立场的倾向性

首先，少数民族相关内容多是以与主流民族联系的形式出现，存在汉族中心倾向。内容选择标准，多以与汉族联系的紧密程度为参考依据，如匈奴和突厥等民族出现频数较多，因为它们分别与汉朝和唐朝的联系相对紧密。其次，以陪衬的形式来烘托主流文化内容，在不同民族之间，华师版教科书中少数民族人物或其形象的呈现多是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相伴随的形式被动呈现。为此在今后相关民族主题内容的编排中，编者应以更宽广的视角选取史料。在重视传递主流价值观传统的基础上，也应兼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承认文化多元并尊重文化差异。

民国历史篇4

关键词：民国历史建筑；文化特点；文化价值；历史特色

民国时期的建设历史，大概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持续到成立了新中国之前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与外国签订了屈辱性的条约，把中国在将近一千年以来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的旧社会打开了。虽然，南京条约的建设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屈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闭关锁国封建统治的倒塌带来了许多国外的文化特色。比如西方的建筑文明特色历史，使得中国传统的建筑开始一步一步走入现代的建筑的新文化时期。在那之后，我国渐渐地出现了一批中国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相互结合的新类型的建筑，这一体系统一称为民国时期建筑。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相互结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使近现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的风格。

1 民国建筑的分类

民国大部分的历史建筑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成四种分类。

1.1 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种建筑主要就是把从前传统的建筑的功能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继承下来，可分为普通的居民建筑和传统的宫殿式的建筑。

居民类由木材质、砖头木头材质结合的结构比较多，一般是单层的形式。古代的百姓比较喜欢用人字形的屋顶，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双层或者是多层。

现如今，保存上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并不是很多，最具有标志性的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南京的中山陵了。

1.2 新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类型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是中西结合的一种建筑。这一形式不仅有西方现代文化的建筑的技术以及需要的功能，同时还有非常之浓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风格，可以说，完美地结合了新型的功能、技术、造型以及旧时的民族传统风格。在民国时期，这一种类型的建筑在国内一直非常受欢迎。

1.3 西方古典式的建筑

这一建筑最重要的基础结构就在于古典的柱式，重点突出建筑的轴线，主从之间的关系十分讲究，对称以及建筑的比例特别严谨。这一建筑类型在17世纪的后期才开始在法国地区出现并受到推崇。不过，这一种建筑的风格一般在宫廷或者是比较大型的纪念式建筑才会出现。这一种建筑风格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期的校园里面。

1.4 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

这一种类型相对来说更加注重与时俱进的样式，根据时代的建筑技术的进步，采用新型的材料以及新型的结构，建造出具有当下时代的特色的建筑。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的出现，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这一种建筑拜托了时代的束缚，不仅仅新型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外形美观同时功能实用，所以一出现就受到了欧洲地区建筑的推崇。

2 民国建筑的造型

104年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地区陆陆续续地快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国时期风格的建筑。这一类建筑种类多样，互有差异的风格，把所在城市的独特的风格地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方建筑与中国的近现代建筑相互结合组成了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和独家创意的建筑类型。

民国时期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因为风格独特所以建筑成为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说起民国时期，我们脑袋就会想起民国的建筑，不管是对于那个时期还是现代或者是未来，民国建筑都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的，它代表着一个历史，代表着当时特有的建筑风格以及类型。而民国时候的建筑也都有着自我特色的造型。

民国时期的建筑造型变化，是从西式的传统类型―中式的传统类型―现代的形式逐渐进行发展的。不管是从外形上面，还是在内饰上面，都是保留了中西合璧的古典主义的特色的。建筑的体积以及雕塑感非常强烈，左边和右边的建筑的结构包括门窗，都是采用的对称分布的形式。

3 文化价值观

民国时期的建筑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标志着一个时代。所以，民国建筑物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 民族性与科学性

在那个时期，中国各个建筑师们经过不断地探索，利用现代化的建筑的材料，结合西方的功能组合以及划分，然后在局部设计的时候添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一步一步地形成民国时期特有的一种风格。

3.2 属于中国特有的固有式的建筑观念

民国建筑在结构组件以及细节之处用以具有传统风格的纹理样式进行处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西文化结合的民族风格的建筑模式。不仅仅有对传统的方式的反思，也有对于国际建筑的展望和结合。

民国时期的建筑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非常注重传统历史文化风格的继承，所以这也属于特殊性和民族性。中国古典式的建筑，其实不管是从建筑所需要的时间还是经济费用都不适合近代中国，因为建筑过大，花费过重，甚至最重要的就在于建筑的设计并不一定具有科学性的结构布置。但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在面对国际的影响之下，对于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建筑文化有所接受，融合了国际性但是又不失去传统的风格文化味道。

民国时期可以说打破了陈规，形成了固有的特色，风格和实用性科学性并重。那个时期的建筑代表着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其具有的价值。民国时期的建筑代表中国社会终于摆脱了封建的统治，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始接受世界，并与世界的文化进行融合，创造出特有的文化风格。

参考文献：

[1] 王俊杰.民国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性探析――以近代南京建筑为例[D].河南大学，2013.

[2] 卢海鸣.南京民国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J].科技与经济，2002（3）.

[3] 朱光立.中西合璧与中国近代建筑的融合发展――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办公楼为例[J].档案与建设，2015.

民国历史篇5

关键词：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土司制度；和亲

一、我国古代民族政策产生背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曾经是各个朝代、各种政权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各个朝代和政权的统治者在作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决策的时候，都不得不着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便有了民族政策的产生。我国历史上民族政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照顾民族利益，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歪曲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压迫，使各民族纷争不已，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教训。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从古代开始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这种汉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格局，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关系问题演变发展的基本动因，也成为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政策、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特定的基础。

二、我国古代民族政策资源丰富

随着我国的历史悠久，有关于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方式也很是丰富。

（一）歧视、压迫政策

中国传统上一直强调和重视“定分”。“定分”是指首先把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民族，基于统治民族或主体民族的歧视概念，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社会地位，然后使其定格于国家和社会内，及通过法律等使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确定下来并不得逾越。即把一国内各民族按照统治民族的意愿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或等次，然后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对民族的统治。

早在中国民族形成过程中和产生后不久，就从最初的民族差别和我族与他族不同的观念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华夷之辨”。这是指把主要由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为首的民族演化而来的民族称为“华族”，而把中国周边地区演化而生的民族称为“夷”族或“蛮”族，就是所谓的“西夷”和“南蛮”。在最初的民族划分上，已经朦胧的萌生了民族歧视的概念，因而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各个朝代的汉族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把各民族化为不同的等级，没有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归入卑、贱的社会地位并用法律或制度确认和固定下来。这可能跟中国的民族多寡悬殊、汉族始终处于主导的或统治地位有关。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汉族逐渐滋生和形成了大民族主义。

相反，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自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和迫使其他民族臣服的力量。所以一旦他们凭借好斗狠勇和一时的军事优势取得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把原本卑、贱的社会地位强行提升到尊、贵的地位，则往往需要把各民族的社会地位通过划分和确定等级重新作出安排。

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汉族以外的民族建立和实行统治的封建王朝-元朝。元朝继承了原在中国北方建立的金朝实行的氏族等级制度，也对全国的民族分类依次排出等级，但又与之存在不同。他们认为民族有四类：第一类也是最高等级理所当然是蒙古、第二类是色目人，这些是原在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属于卑、贱的“夷狄”；第三类第三等级是汉人，汉族从统治地位降到第三等，元朝统治者原是处于弱势被统治地位加之人口较之又少，君临天下自然会引起汉族的不满和顽强的反抗，大幅度降低汉族的地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第四类是较晚征服的南人。

（二）怀柔、同化政策

中国绝大数少数民族现在居住在边远地区，分散在荒漠、高山峻岭之中，就是历史上汉族的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结果。他们以“天子”自居，要各地夷狄诸蛮族八方朝贡，臣服其治下，稍有违拗，动辄举兵来伐。民族压迫的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贫穷和不发达的历史状况，而且还造成了各民族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思想感情上的不信任、疏远的隔膜，甚至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对立、敌视的情绪。

在这种条件下，历史上的不少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秦“属邦律”就开创了王朝政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少数民族的先例，其中确立的中央监督下的民族自治、保障少数民族酋领法律特权、和亲通婚以及民族同化等成为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法律所遵循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然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则是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羁縻政策的发展，又是羁縻政策的完善。所谓羁縻，抛开咬文爵字的若干解释，实际上就是自先秦至宋王朝时期推行的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即以怀柔安抚为主，武力镇慑为辅，恩威并施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化，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宽松也逐渐变得强硬，最后发展、演化成一套有较严格管理规则的土司制度。羁縻政策则是土司制的雏形。

土司制度滥觞于元代，盛行于明代，到清代逐渐衰落，然而它的最后消亡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民主改革时期。

羁縻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来实现的。封建王朝封授少数民族酋领以某种官职称号，世长其民，只要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不过问其内部事务。这就是“因俗而制”、“以夷制夷”。尽管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体现了阶级压迫的实质，然而它还有另一方面，即怀柔羁縻。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所呈现的是羁縻怀柔、和平交往为主，武力镇慑为辅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民国历史篇6

摘要：中国古代民族乐器品种繁多，类型广泛，创造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作品。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很多种类的乐器，这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无限智慧和超凡的创造力。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中华民族固有的乐器和民族乐器固有的形式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中国民族乐器作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乐器顺利地被传承下去。

关键词：民族乐器；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J61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12-01

我国的民族乐器是我国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创作形式。我国的民族乐器历史悠悠，早在河姆渡时期，也就是7000多年前，就有了骨哨，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半坡村就有了笛子和管等气鸣乐器。在新时期时代，更是有了钟、罄、铃等乐器，商周时代出现了萧、古琴、五弦、十弦等乐器。秦汉以后就有了角，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筝、琵琶、阮等。要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将其时代传承下去，我们就一定不能背弃我们的民族乐器，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乐器才不会在时代的长河中逐渐消失，我们的民族乐器才会被发扬光大。

1、中国民族乐器的历史

1.1、我国古代民族乐器的起源

我国古代的乐器，在其产生和出现的初期，都具有各自的实用功能。除了作为一种演奏工具，它们最初都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或者生产工具。在吕氏春秋中所提到的磬，就是一种用鹿皮做成的鼓，可以用来当做一种生活器皿，也可以用来敲击来为舞蹈伴奏。在汉书中提到的缶，就是一种喝酒时候用来盛装酒的器皿，也可以用来当做一种敲击的乐器，来为歌曲伴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人民逐渐发现一些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工具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于是，这就产生了最早期的乐器。

1.2、我国古代乐器的用途

中国古代的乐器不仅仅表现在乐器的生产和生活功用，也被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鼓被作为士兵们出征时候的一种信息，金作为士兵收兵的时候的一种信息，钟用来作为清晨起床时候信息的传递，锣是开道时候的工具，口弦是我国古代一些民族用来传递爱情的工具。

1.3、乐器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国古代乐器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石器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金属的乐器，只有在生产技术相对发展的同时，才能从石器时代的石制乐器，发展到拥有冶炼技术时期的金属乐器，当然，只有养蚕业出现以后，才会有丝的产生，进而出现弦乐器。

1.4、大规模古代乐器的发掘

在古代乐器的发掘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巨大的地下乐器墓穴，一共保存了多大124件的古代乐器，在制作、造型、彩绘等技术方面都彰显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发展盛世，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乐器的辉煌历史。

1.5、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

在汉武帝时期，张骞下西域带回来很多外来乐器，横笛就是那时出现的。在汉灵帝时期，出现了竖箜篌。在东晋时期，又出现了琵琶、唢呐、扬琴等。文献记载中，拉弦乐器的出现是在打击乐器和弹弦乐器之后出现的。元代以后才逐渐出现了胡琴和奚琴等拉弦乐器。

2、我国古代乐器的传承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古代留下的各种乐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的古代乐器已经面临着失传的绝境。国家为了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可以更加完整的留下来，采取种种方法来挽救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乐器。有一些乐器已经被写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保护起来。以下我们不能一一介绍，举几个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代表性的乐器做详细描述。

2.1、我国古代乐器传承之满族腰鼓和腰铃

腰鼓和腰铃，作为我国古代满族人民祭祀歌舞中的两种乐器，是具有满族特色的乐器，在现代社会，会玩儿腰鼓会耍腰铃的满族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会制作这两种乐器的人也少了很多，只有一些制作世家将手艺一代代的传下来。为了使这种民间技艺不失传，国家已经将其写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2、我国古代乐器传承之蒙古族乐器马头琴

马头琴是内蒙草原的象征，它是从唐宋时期的拉弦乐器奚琴演变而来的，声音婉转低回，音量较轻，是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现代以后，人门对马头琴进行改良，使其音效更加完美。音量和音域都照古代有了显著的改善。已经成为一种适宜在室内和室外演奏的乐器。2006年5月，为了保护我们祖先伟大的作品。马头琴已经成为首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乐器之一。

2.3、我国古代乐器传承之黎族灼吧

灼吧是具有黎族特色的传统乐器，是有着独特文化情愫的竹乐器。灼吧是2008年6月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的第二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记录着黎族的丰富内涵，容混了黎族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原生态民族乐器。灼吧是有着独特外形，竹制的气鸣乐器。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吹灼吧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在一些大型的黎族庆典活动中才能见到灼吧的演奏。

3、结束语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后人代代相传的古代乐器。这些乐器，每一件都有着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在西方文化逐渐侵入我国的现代社会，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传承下去，只有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得到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民族才会更加的强大。虽然一些古代乐器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但是有更多的古代乐器已经濒临灭绝，或者已经失传，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还依然存在的古代乐器，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仅仅只见到关于这些古代乐器的文字记载。

参考文献：

民国历史篇7

蛮族入侵者在原来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他们的大大小小的王国以后，并没有轻视罗马人的文化遗产。相反地，他们竭力仿效他们所称羡的优越的罗马文明中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罗马法。某些蛮族王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用了罗马法的适当部分，这些部分后来被称为“蛮族罗马法典”；另一些王国虽然未以这种方式采用罗马法，却运用他们学到的罗马法的立法技术，以类似的形式将日耳曼的部落法加以整理，形成了所谓的“蛮族法典”。但是，这种整理编纂法律体系的努力并没有达到过去罗马时期的那种盛况；它犹如昙花一现，不久便凋谢在混乱状态之中。罗马法在法律实践中销声匿迹，地方法和习惯法起而代之，封建法在此基础上逐渐生成。罗马法作为一种复杂精致的法律体系，与中世纪初期原始、野蛮的状态是格格不入的。罗马法基本上成了一种学者法，这主要归因于教会法的保护；在当时，教会是学术活动的中心。不过，在意大利的及其它深受罗马文化的地区，罗马法的某些残余仍然被适用着。

可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却朝气蓬勃地继续发展着罗马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倾覆后的那个世纪中，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罗马法发展史上也许是最重大的事件。这就是公元530年前后查士丁尼法典的颁布；这部法典是对整个罗马法长期发展的系统。罗马法的这一精巧编排导致了特别重要的结果。1187年，正当高等学府开始在欧洲纷纷涌现的时侯，意大利创办了波伦亚大学。因为有《学说汇篡》可资（它是查士丁尼法典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昔为钦定之法学教本），法律的讲授时兴起来了。波伦亚大学创办伊始，便将法律列为它的四大科目之一。其后，把法律列为大学标准课程很快就风靡于欧洲大陆。而大学里讲授的法律正是罗马法，所依据的教材又是《学说汇纂》。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而然地力图将他们在大学里辛勤学来的法律运用于实践。这样，使形成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力量，推动着罗马法思想的复兴并使它在实践中重新获得了法律的尊严。

这里我们不妨展示一下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法制的生动画面。中央王朝政府非常软弱，而地方封建贵族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就阻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统一法律的推行，而助长了地方习惯法的优势。古罗马的昌盛和统一代表了中世纪欧洲所梦寐以求而又无力实现的理想。那多半是虚构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种渴求的表现，它希望基督教世界能够在同教皇领导下的宗教统一相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皇帝统治下的世俗统一。罗马法，尽管人们对它不甚了了而且运用极少，但用为一种优越的法律，作为实现法律统一的理想之所在，却享有崇高的声望。虽然对它的直接适用受到禁止，但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主张对它的类推适用（尽管它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王朝对罗马法的“接受”也不乏其例；以此为根据，法官和行政官至少有权以选择的方式适用罗马法。促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法律罗马化的发展趋势。

法律的统一作为众目所瞩的目标，日益显示出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王权成功地使封建领主服从于它的统一治理，狭獈的地方法体制便愈来愈不合时宜。地方法通常是不成文的，因而随着地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法律统一呼声的日益高涨，地方法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切性便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样的情形下，成文的罗马法是一剂现成的济世良药。而且，查士丁尼法典也为法律统一提供了技术上的样板。中世纪解决这一的种种尝试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卡斯蒂尔[①]王国的阿方索十世制定的《七编法》（Siete Partidas）。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法律（曾作过两次重大修订）构成了西班牙法律的基础，直到1886年才被一个按照拿破仑模式制定的法典所代替。

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法国的法制是由若干地方习惯法拼凑而成的。不过，这个国家存在着北方习惯法区和南方成文法区的划分。罗马法作为“合理的根据”在原则上为整个法国所采纳，因而逐渐得到承认。在成文法区，关于罗马法在南方的适用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地方法似乎还不确定，不过，适用罗马法是允许的，只是对这种适用在表面上不作强行规定罢了。地方立法权只是偶尔地赋予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而使习惯法取得成文形式的主要推动力来自1453年查理七世颁布的《都尔一蒙蒂尔告谕》（Ordinance of Montias-les-Tours）；该告谕规定，法国的习惯法应一律采取成文的形式。由于地方各级对这一法令的执行拖拖拉拉，时断时续，这项工作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基本上完成。从本质上讲，这既不是法典编纂也不是法律罗马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较小的、较模糊的以及相互重复的习惯法逐步被淘汰并为较大和较强的习惯法所吸收，从而在原先的大约三百种习惯法中产生出大约六十种成文的习惯法体系。1670年成文的《巴黎习惯法》成为习惯法的魁首；如果其他习惯法规定的解决办法不敷应用或者含混不清，就可以《巴黎习惯法》。魁北克在1866年采用拿破仑式的法典以前，也一直是以《巴黎习惯法》为法制基础的。

习惯法的删繁就简和整理编排，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法典编纂奠定了基础。而且，习惯法汇编的起草者往往借助于罗马法的条文来补救习惯法中的缺漏和偏差。在近代初期，罗马法进一步注入法制，这主要应归功于以“罗马法学家”著称的名声显赫的法学著述者们；这种注入工作固然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但我们也不妨说，这是承袭了古代罗马帝国法学家们的传统。

法律的这种发展状况使人们愈来愈难以安守现状；仅仅是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命令的法典。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可伏尔泰对它却毫不宽容，他以它为靶子，发出了利箭般的尖锐抨击。他有一句名言：在法国，一个人每到一地就要变换一种法律，就象驿马每跑过三十哩就得换一匹。很明显，在法典编纂的思想里包含着的，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独创的东西。查士丁尼法典的榜样和传统始终伴随着欧陆法律发展的进程，它们的不朽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在法典编纂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七编法》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建立了一种可称为全国性法典的法律汇编，不过这些法典都没有对他们的邻国发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法国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曾颁布过四个“大法令”（Grandes Ordonnances）[②]，这四个法令实际上就是四种不同的法典，它们适用于整个法国。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变革动因，那长期禁锢着法律实践、阻碍着法律进步的愚昧和保守习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却依然如故，这是实现“经过全国性法典编纂而统一法律”这一光辉理想所难以逾越的障碍。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虽然对后来的拿破仑变革影响甚微，却毕竟是第一部近代类型的全国性法典。

民国历史篇8

一、历史和现实的汇合：“统一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复合概念。

国家的“统一”指一个国家受一个政权控制或统治。讲我国的统一首先要明确“中国”的含义。“中国”最初的含义是众国之中和中土之意，在历史发展中其含义不断丰富，从中原王朝的代称逐渐演变为涵盖全疆域的国号简称。随着清朝的建立，特别是随着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中国”具备了包括我国整个领域和在这一领域内的所有民族的完整含义。中国的统一，不是指我国的某一部分地区或某一民族的统一，而是指我国整个领域和居住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民族的统一。因此，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民族建造的，而是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建造的。[1] 中国统一体，在时间上包括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时间段。

当代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袭中华民国时期的疆域，[2]这个疆域并不能代表历史中国的疆域。1955年，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确定了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的原则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3]这个原则是教学中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基准。

“多民族”是从属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下位概念。“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各民族的总称，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概念，所谓“多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和民族构成。

中华民族的称谓虽然出现在近代，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中华民族不是一源而是多源。从考古发现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和特征清楚地反映出在我国辽阔土地上很早就存在着华夏、东夷、南蛮、北狄东胡、西戎等不同的几个文化中心或系统，[4]说明我国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大体形成。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问题，苏秉琦先生把全国范围内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并提出满天星斗说，指出“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5]98“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5]118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五方之民的说法，《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着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6]此后数千年，中华民族内部结构不断变化，一些民族兴起，一些民族衰亡，一些民族迁徙，一些民族与别的民族融合，一些族群向边疆乃至海外迁徙，另一些边疆民族则向中原汇聚。但不管其内部结构和民族构成怎样变化，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数千年来包容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恒久主体。凡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域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都属于中华民族。

综上所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包括了空间（我国的领域）、内部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管辖（中央政权）等要素。在教学中可以这样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内涵是指我国全部领域内生活的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处于同一政权的控制和统治之下的国家；外延是指现有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中国领域以及生活在这个领域内的现有和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我国56个民族以及他们祖先的历史和曾经生活在中国领域内、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

二、历史向现实的演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一以贯之从不间断的历史过程，梳理这个历史过程，笔者以为，教学中应该把握以下几个特点。

1. 发展性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存在着始终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既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日益形成民族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点，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因此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统一、分裂复归统一的现象，每一次统一都具有发展阶段的性质。这种发展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疆域逐步扩展，逐渐形成我国辽阔的版图；二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不断加强，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不断强化。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形成多民族国家，出现了所谓天下共主的“天子”和天子统治下的所谓“五服”诸侯的现象，天子除了在自己的王羁行使完全的统治权，与诸侯的关系只是臣服、纳贡关系。“我国真正形成为多民族国家，即形成在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存在多民族，是秦汉的统一。”[4]秦汉不仅统一了华夏民族，而且直接统治了许多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从而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它的疆域除了部分地区，几乎相当于我国今天的版图，它所包括的民族也几乎是我国所有的民族或者是他们的先民。在以后的发展中，我国各族之间虽然也充满矛盾和斗争，也出现分裂局面，但每一次分裂客观上都是在为更大的统一创造条件。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民族融合，孕育了隋唐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辽宋夏金的并立征战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朝代――元朝；经过明朝的发展，到清朝，最终奠定了我国辽阔的版图，形成今天我们统一多民族的伟大国家。

2. 多样性

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民族缔造的，而是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人民在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从而使我国历史呈现出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面貌。

多样性首先表现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相互影响上。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秦汉时，夏族或汉族发展到新的更加成熟的阶段，其他民族，如匈奴、西域各族、东北诸夷和乌桓、鲜卑、挹娄、西方众羌和西南夷、南方百越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各类政权，各民族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出现较大规模的融合。隋唐北方蒙古高原有突厥、回纥，西南有吐蕃、南诏，东北有，它们开发着祖国的边疆，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同两宋并立，先后完成封建化过程。元明清大一统，我国各民族都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各民族都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政治的统一，经济的交往和日趋一致，文化的交流和相互促进，使我国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也不能分离的关系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多样性还表现在有的民族虽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的文化和血脉却融入新的民族，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贡献新鲜血液，提供新鲜养料。如匈奴雄踞漠北几百年，后为汉所败，北匈奴远遁，鲜卑遂徙居匈奴之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7]据研究，建立北魏的鲜卑拓拔氏，“拓拔”的含义是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北魏孝文帝改革使鲜卑文化进一步融入汉文化中，匈奴、鲜卑的血脉，浸染在汉民族体魄和灵魂中。隋唐时期，各民族交往密切，多民族色彩更鲜明，唐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樽酒行》）“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李贺《龙夜吟》）等诗句，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多民族风情。

3. 交融性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之间由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出现了民族融合。这种交融性对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民族心理尤为重要。

我国古代在区别不同民族时，主要强调文化习俗的区别，即所谓“华夷之辩”。“华夷之辨”并不是辨别体质、语言等外在差异，而主要是指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这种观念，使中国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并不看重种族和血统，而是看重文化，即孔子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如杞国本夏禹之后，但杞桓公因用夷礼，孔子作《春秋》不再称其为公而贬称子。相反，如果行为符合仁的要求，即使夷狄也值得称颂，孔子就说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8]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和融合既表现在少数民族从四方内迁，也表现在汉族不断向四方发展。汉族人口向边疆发展的主要方式是中原政权募民实边，徙罪民于边，以及因贫困、灾荒、战乱而向四方迁徙，他们既改变了迁徙地的人口结构，传播了汉族先进文化，又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融合于当地民众，成为当地民族的一员。

民族融合更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内迁，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自东汉以来，西北边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率内迁。这些内迁少数民族起初尚保留自己的部落组织和语言习惯，但随着北中国陷入极度动荡、混乱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背井离乡，被驱赶到新的地区，以致内迁各族的部落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直至消失殆尽。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原有的经济生活和语言习俗随之发生变化，民族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内迁各少数民族到中原后，最终适应了汉族的较高文明，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经济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制度的相应变化，内迁各少数民族政权一般都经历了由胡汉分治到采用或模仿汉族封建统治机构和制度的过程。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它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又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4. 凝聚性

在我国各民族中，汉族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其影响力和辐射力持久而强大，因此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以汉族为核心进行的，各族人民交错杂居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交错杂居。

中国历史上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语言各异，但在文化上却呈现明显的认同趋势。各民族，虽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分，但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君临中原者则自称中国。比如匈奴自称其先祖为夏后氏，羌族为姜姓别支、有扈氏后代，鲜卑为黄帝子孙。铁弗匈奴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强调自己的夏后氏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鲜卑拓拔氏自述为黄帝之裔，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见于史籍。契丹、女真入主黄河流域后，都以自己为中原正统，视偏安南隅的宋为南蛮，这种文化心态成为数千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元朝、清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他们的统治并未造成中国文化或文明的断裂或剧变，中国人历来把元朝、清朝看作和其他朝代一样的正常的改朝换代。这样，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将自身的特点带入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富于生气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和心理素质等方面趋于汉化，共同的文化心态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构建并日益强化，使我国各民族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文化上形成不可分离也不能分离的关系。这种凝聚力，使西方殖民者瓜分中国和的企图最终无法得逞。

三、历史在现实中的呈现：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教学建议

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教育在当今尤为重要。在教学大纲指导下编写的高中《中国古代史》（人教版）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新课程改革后，按新课程标准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限于体裁，“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史实削弱不少。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只有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大体上按时序规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有关史实的学习。鉴于此，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加强地理、政治等相邻学科的知识联系，使今天中国版图疆域、56个民族分布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内容纳入学生历史学习的原有认知结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告诉我们，有意义学习的先决条件是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中应具有可以同化新知识的适当观念，当学生对祖国辽阔的疆域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有所认知后，祖国的疆域是如何形成的、各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生活和交往的等认知，就会构成学习新知识、同化新知识的适当观念，并与新的学习材料产生联系，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如此学习“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学生就不会感到历史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距离。

（2）以教导学，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教学既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发展，又要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更要让学生认同这种发展。而这种理解和认同均超出了学生的原有认知水平，需要教师加以引导。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从“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入手，对中国历史进行梳理，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特征，构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整体框架，帮助学生达成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理解和认同。

（3）以学定教，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人，有相当强的独立学习能力。因此，教师应充分运用不同时期历史地图等材料，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比较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疆域的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和当时民族关系的状况，认识今日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注意中国的边界绝不限于中原王朝，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4）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片面强调某一民族作用的做法，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高度看待历史，突出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把“多民族”置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和组成的地位进行思考。

冯一下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我国民族关系思想经历了古代华夷观、近代民族同化论、现代民族融合论和新世纪民族交融论的发展，《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地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概括为交往、交流、交融关系。[9]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巩固，历史教学应该反映这个事实和趋势，架构起历史和现实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绪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8.

[2] 谭其骧.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民国时期全图（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71-72.

[3] 葛剑雄，谭其骧. 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J].新华文摘，2011（21）：102.

[4]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 陈注. 礼记集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4.

[7] 范晔.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7：888.

民国历史篇9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与外国签订了屈辱性的条约，把中国在将近一千年以来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的旧社会打开了。虽然，南京条约的建设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屈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闭关锁国封建统治的倒塌带来了许多国外的文化特色。比如西方的建筑文明特色历史，使得中国传统的建筑开始一步一步走入现代的建筑的新文化时期。在那之后，我国渐渐地出现了一批中国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相互结合的新类型的建筑，这一体系统一称为民国时期建筑。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相互结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使近现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的风格。

1 民国建筑的分类

民国大部分的历史建筑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成四种分类。

1.1 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种建筑主要就是把从前传统的建筑的功能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继承下来，可分为普通的居民建筑和传统的宫殿式的建筑。

居民类由木材质、砖头木头材质结合的结构比较多，一般是单层的形式。古代的百姓比较喜欢用人字形的屋顶，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双层或者是多层。

现如今，保存上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并不是很多，最具有标志性的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南京的中山陵了。

1.2 新民族形式的建筑

这一类型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是中西结合的一种建筑。这一形式不仅有西方现代文化的建筑的技术以及需要的功能，同时还有非常之浓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风格，可以说，完美地结合了新型的功能、技术、造型以及旧时的民族传统风格。在民国时期，这一种类型的建筑在国内一直非常受欢迎。

1.3 西方古典式的建筑

这一建筑最重要的基础结构就在于古典的柱式，重点突出建筑的轴线，主从之间的关系十分讲究，对称以及建筑的比例特别严谨。这一建筑类型在17世纪的后期才开始在法国地区出现并受到推崇。不过，这一种建筑的风格一般在宫廷或者是比较大型的纪念式建筑才会出现。这一种建筑风格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期的校园里面。

1.4 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

这一种类型相对来说更加注重与时俱进的样式，根据时代的建筑技术的进步，采用新型的材料以及新型的结构，建造出具有当下时代的特色的建筑。西方现代主义类型建筑的出现，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这一种建筑拜托了时代的束缚，不仅仅新型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外形美观同时功能实用，所以一出现就受到了欧洲地区建筑的推崇。

2 民国建筑的造型

104年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地区陆陆续续地快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国时期风格的建筑。这一类建筑种类多样，互有差异的风格，把所在城市的独特的风格地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方建筑与中国的近现代建筑相互结合组成了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和独家创意的建筑类型。

民国时期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结合，因为风格独特所以建筑成为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说起民国时期，我们脑袋就会想起民国的建筑，不管是对于那个时期还是现代或者是未来，民国建筑都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的，它代表着一个历史，代表着当时特有的建筑风格以及类型。而民国时候的建筑也都有着自我特色的造型。

民国时期的建筑造型变化，是从西式的传统类型―中式的传统类型―现代的形式逐渐进行发展的。不管是从外形上面，还是在内饰上面，都是保留了中西合璧的古典主义的特色的。建筑的体积以及雕塑感非常强烈，左边和右边的建筑的结构包括门窗，都是采用的对称分布的形式。

3 文化价值观

民国时期的建筑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标志着一个时代。所以，民国建筑物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 民族性与科学性

在那个时期，中国各个建筑师们经过不断地探索，利用现代化的建筑的材料，结合西方的功能组合以及划分，然后在局部设计的时候添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一步一步地形成民国时期特有的一种风格。

3.2 属于中国特有的固有式的建筑观念

民国建筑在结构组件以及细节之处用以具有传统风格的纹理样式进行处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西文化结合的民族风格的建筑模式。不仅仅有对传统的方式的反思，也有对于国际建筑的展望和结合。

民国历史篇10

第1课与第2课实际上讲述了一个问题，即清朝前期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进行的斗争。本课则是侧重在：1.清朝前期统治者进行平定叛乱的斗争，反对内部分裂势力以巩固统一。这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人民希望安定的愿望，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保证了平叛斗争的胜利。2.采用加强、新疆地区行政管辖的办法，巩固统一，使和新疆成为和其他18个省平级的省级行政区域。3.妥善处理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尤其是蒙藏首领的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这不仅维护了清朝前用的统一，也为近代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分裂奠定了基础。

教学目的

1．基础知识：三藩叛乱的平定；册封达赖、班禅的制度，设置驻藏大臣；粉碎回部反动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设置伊犁将军；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清朝的疆域。

2．思想政治教育：①使学生认识清政府为反对内部分裂势力而进行的平叛战争，既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人民希望安定的愿望。②认识清政府通过斗争和妥善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③使学生明确，清朝前期的疆域，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奋斗中逐渐形成的，它奠定了今天我国版图的基础。

3．能力培养：①通过从“三藩叛乱的平定到回部反动贵族大、小和卓叛乱的失败，说明了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②通过“从唐朝到清朝，地区与中央的关系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思考，培养综合分析能力。③通过“少数民族首领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一问题的思考，培养分析概括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加强对的管辖；土尔扈特重返祖国。

难点：加强对的管辖。

教学方法讲述法。

教学过程

中国历史第三册，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清朝的历史，二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书中的第1课至第4课介绍的是清前期的历史。第1课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提问：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学生答后，教师讲）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什么时候巩固，怎么巩固下来的呢？（导入新课）

（同学朗读课前提示后教师指出）课前提示告诉我们四个方面的内容，先讲第一个方面。

一、平定三藩叛乱

清军入关前后，明朝原辽东边将耿仲明，尚可喜和吴三桂先后降清，为清政府东征西讨成为镇压农民起义，打击南明势力的先锋。（简单解释一下南明）由于他们对清王朝有功，所以被清政府封为潘王。（指书上图讲三藩的位置）吴三桂驻守云南，尚可喜驻守广东，耿仲明的后代驻守福建。三藩。各自的封地拥有行政、收税、官吏任免等大权，统有军队。他们占地一方，称王称霸，欺压百姓，目无中央。三藩中，吴三桂的权势最大，书上的小字和昆明铜殿的插图说明了这一点。（指导学生看书）

三藩势力的发展，严重威胁了清中央政权的巩固。康熙皇帝曾讲；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于是1673年下令撤消三个潘王。此令一出，吴三桂首先举旗叛乱反对中央，其他两藩相继响应。康熙帝果断地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1681年平定了三藩叛乱。从此拥有各种大权的世袭藩王制被取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保证了社会的安定。清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贵、两广、福建地区的有效管辖，加强了对东南、西南边疆的统治。

西南地区除云贵外，还有。的藏族人民信奉喇嘛教（佛教的一支），喇嘛教的宗教领袖地位最高的是达赖和班禅。

二、达赖、班禅和驻藏大臣

（同学朗读书上有关内容，根据课本回答）清初是怎样加强对地区管辖的？（学生答后老师总结）

1．确定宗教领袖的封号

两个宗教领袖封号的确定，表明清中央政府承认他们在宗教、政治上的领袖地位。

2．确立达赖、班禅的册封制度

（解释什么是册封）册封制度的确立，表明中央与是隶属关系。是中央政权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3．设置驻藏大臣

1727年开始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驻藏大臣的权力高于达赖、班禅。仅举一例，有关的一切对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清政府通过以上措施加强了对的管辖。请同学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唐至清，地区同中央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学生回答，略）

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新疆天山南麓居住的是维吾尔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清朝时称这一地区为回部。18世纪中期，回部的反动贵族大和卓与小和卓发动了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

三、粉碎大、小和卓的叛乱

1．粉碎回部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

叛乱发生后，乾隆皇帝派军队镇压。维吾尔族人民痛恨大、小和卓的残酷统治和狂征暴敛，支持拥护清军平叛。1758年，大小和卓兵败被杀。清朝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

2．设置伊犁将军

1762年，清朝设置了伊犁将军。这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置的最高官职。负责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的军政大事。清朝军队驻扎新疆各地，设置哨所，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统治。

请同学们思考：“从三藩叛乱的平定到回部贵族大小和卓叛乱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学生答后教师总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人心所向，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清政府的平叛战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支持，从而取得了胜利。

我们再看看北部：北方居住的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在明末清初，蒙古族按照活动地区的不同，分为漠南蒙古（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漠北蒙古（大致外蒙古）和漠西蒙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清朝建立后，漠南蒙古归属了清朝，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我们重点介绍的是漠西蒙古中的一支，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感人经历。

四、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部原居住在今新疆塔城附近的地区，由于受到其他部落的排挤，17世纪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居住。

1．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

（投影仪打出重返祖国图，指位置）后沙俄也向伏尔加河下游扩张。控制并压迫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后沙俄加强了控制，强制征税征兵，并修筑堡垒，准备镇压反抗，（指图）为了反抗压迫控制，26岁的首领渥巴用决定武装起义，东返回国。

2．渥巴锡率部重返祖国

1771年年初，武装起义爆发了，他们杀死了俄国军官，烧毁了自己的宫殿、村落和无法带走的东西，渥巴锡骑在马上，高举着彩条旗，带着17万部众，分三路离开了居住140多年的伏尔加河下游，踏着积雪，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祖国前进。

大队人马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就跨越了千里草原（指图），渡过了乌拉尔河，进入了冰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沙俄派骑兵追击，9000名土尔扈特战士担任后卫，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追兵殊死战斗，全部壮烈牺牲。渥巴锡率大队人马战胜了严寒酷暑，1771年终于完成了东返祖国的壮举。

清政府得到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消息，忙派人前去迎接，并赈济了很多物资（看赈济物资插图），又划定了牧地，分地安居。乾隆皇帝还在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接见了渥巴锡。亲自撰写了碑文，树立在庙的两侧。土尔扈特重返祖国，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基础上，到清前期我国的疆域四至就确定下来了。

五、清朝的疆域

（指导学生看书上的有关内容后，投影仪打出清朝疆域里，指图说明疆域四至）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赤尾屿等；南：包括南海诸岛。清朝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这个疆域奠定了今天我国疆域的基础。为了便于同学的记忆，请看图示：

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50多个民族，清政府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专管少数民族事务。把全国划分为18个行省和5个将军辖区，两个大臣辖区共25个省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盟旗。在清朝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边疆地区得到了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小结，布置作业，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