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政策十篇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1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都受到冲击，我国作为设界经济主体之一，制造业加工业领域和出口行业遭受的冲击最明显，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下行发展。在出口贸易额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急需要增加内部需求，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因此我国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我国财政预算赤字，国家在社会分配中所占比重增加，国家利用财政支出调控国民经济稳健增长，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注入新的活力。中央经济会议决定实施以“增支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国民经济各基础行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国家财政支出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金融政策走向适度宽松的目的也是防止经济下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金融政策的宽松主要表现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资本更多的引导向市场进行投资，充分激发资本的盈利能力，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多的效益和价值。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国家都给予税收政策照顾，作为行业度过暖冬期的保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稳步提高，通货膨胀率逐渐下跌至2.53%,国民经济运行在正常区间内，为我国政治独立与民生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总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是依据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制定的，对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因素进行调整，提高国民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中平稳发展。

 

2.增发长期建设国愤，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债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是收益最稳定的金融债券，国债高于同期定期储蓄的收益率是吸引资本投资的重点，国家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偾，将社会的流动资金收回财政重新社会分配，建设国债用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例如建设桥梁，修建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金融危机时，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财政计划并取得巨大成功，我国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国债建设支出，振兴我国的建筑行业，以钢铁冶炼建筑原料为行业开端，到建筑承包个体，提供社会劳动岗位，最终工人可以获得劳动报酬，便利的交通能够促进E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建设获得的经济收益用来支付国偾的利息支出，社会资本在国家调控下创造经济价值，提高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同时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业，固定资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建设、水利建设、电力建设都会在不同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引导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增长。社会资本投资固定资产，是稳定资本流动的金融措施，有效防止我国资本向外流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当降低资本的流动性，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对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3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的调整重点放在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方面。税收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再分配的主要途径，税收税率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是国家社会流动资本减少，社会总需求降低，在出口贸易额持续走低的实际国情中，我国急需扩大内部需求，用国内的需求能力拉动经济发展，因此要扩大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实现增大社会总需求。社会需求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中小企业的纳税支出，这一部分资本就可以作为社会需求计入国内总需求，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企业对外招聘可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就业问题，企业进行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家通过对不同行业领域的税收政策做出不同的调整，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要求，对存在经济泡沫的行业提高税收税率，放缓行业发展，减少经济泡沫释放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增加社会剩余资本，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创建宽松的经济复苏环境。

 

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

 

居民收入的调控是加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居民消费支出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居民进行储蓄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国现在贫富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有一定差距，其二是我国居民的储蓄心理，习惯为将来做准备储蓄，而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的两个形成原因，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差距缩小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收入提高的同时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很明显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居民消费心理预期由社会保障体制、消费习惯、生活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国民经济应当把社会保障计划纳入其中，医疗养老等社保水平提高，解决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能够刺激当下消费，国外先进完善的信用卡制度值得我国借鉴，要培养民众适当的超前消费的观念，生活观念由温饱向享受转变，能够增加享受型资料的消费。以收入政策调整为基础和核心，辅助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共同增加消费支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5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

 

利率政策是金融三大政策之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到关键阶段，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存款利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奉在规定范围内浮动，各大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银行利率的变化紧随市场利率的脚步。利率是经济的基本组成因素之一，能够影响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利率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供求关系，并通过自身的调整和运动反作用于资本供求关系，平衡资本供求矛盾。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各大商业银行拥有利率定价权利，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差收窄，储蓄利率收益走高，贷款利率更加优惠，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调整利率这一基础因素，能够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全局，利率市场化紧随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步骤调整，国民经济战略根据运行的实际问题阶段性做出调整，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能够有效调节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仅仅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开端，紧随其后汇率政策、金融衍生产品都会进行创新性改革，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6总结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民族经济 发展 财政 税收 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 “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 《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态势 财政支出 税收 财政政策

财政属于经济范畴，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财政主要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大类，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根据国家当时所处的经济形势、社会状态等，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可以影响国民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态势政策与收支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财政政策的类型有三种：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收支情况也有三种：财政赤字、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财政结余。

对于一个国家究竟出于何种财政态势，我们往往通过对财政脉冲的计算结果来判断。财政脉冲是一种财政经济上常用的算法，主要用来估算某一国家或政府实际的财政刺激力度。国际上通用的计算财政脉冲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为：简单脉冲度量法、MF度量法、OECD度量法以及BLANCHARD度量法。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FM）一般采用MF度量法。

二、财政支出和税收

财政支出主要是指为实现国家的各种职能，由财政或者其他负责部门按照预算的计划，将集中的国家财政资金支付给相关的部门、集体、人员或事物的活动。财政支出的原则主要有：量入为出、讲求效益、统筹兼顾等。财政支出的分类有多种，在此主要介绍三种：按照经济性质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以及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按照最终用途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划分为消费性财政支出、补偿性财政支出以及积累性财政支出；按照国家职能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划分为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经济建设费用财政支出以及社会文教费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国债，本文主要介绍税收。税收是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国家依靠其政治权利，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无偿性强制性地通过征收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一种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一般来说税收具有三种特性：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税收的职能有组织财政收入、监管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调节等。

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可以影响到国民总需求，从而构成财政政策，所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政策问题是非常重要，可以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税收和财政政策的确认需要根据当前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国家的财政态势决定。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成正比关系，即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刺激国民总需求，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的减少会抑制国民总需要，从而使国民收入降低，所以说财政支出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扩张性力量；然而税收对国民收入来说是一种紧缩性力量，这是因为税收与国民收入成反比，即税收的增加会抑制国民总需求，从而降低国民收入，税收的减少能够刺激国民总需求，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

三、不同财政态势下对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对应着三种财政政策类型：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财政政策的首要问题不应该是谋求财政收支平衡，而应该是利用财政收支政策使得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达到平衡的状态，即当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出现差额的时候，通过财政收支政策对这一差额进行补偿，从而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包括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财务政策的变化应该根据经济周期来确定，所以财政政策应该是松紧交替。本文采用的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一观点。下面我们就分别分析不同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情况。

紧缩的财政态势：紧缩的财政态势是一种是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情况的财政态势，此时，国民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财政支出相对出于较低水平，国民总需求相对被抑制，国民收入相对降低。对应的经济周期是衰退期或萧条期。此时，应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达到刺激国民总需求的目的。

中性财政态势：紧缩的财政态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国民总需求逐渐增加，当其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时，财政态势呈现中性，或者是扩张的财政态势经过一段时间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后，国民总需求逐渐降低，使得其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财政态势呈现中性。这种情况下，税收经过调整已经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财政支出经过调整也处于中间水平。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态势，对应的经济周期往往是衰退期与繁荣期的过渡点，以及复苏期与萧条期的过渡点，但是由于人们的预期以及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这个态势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极其容易发生变化。

四、结束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财政政策是根据国家当时所处的经济形势、社会状态等，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可以影响国民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的经济行为。一个国家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根据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分析了不同的财政态势下，采用的不同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主要介绍了紧缩的财政态势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处于中性财政态势的条件以及经济情况，扩张的财政态势下的紧缩性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 发展 财政 税收 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 社会 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 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 中国 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 企业 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 教育 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 经济 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 企业 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 交通 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 工业 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 发展 ，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 经济 发展 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 现代 工业 ，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 社会 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 问题 。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 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 分析 ，他的 研究 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 企业 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 时代 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 影响 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 历史 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 科学 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 发展 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 企业 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 问题 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规律 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 自然 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 教育 、 科技 、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 影响 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 目前 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 “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5

【摘 要 题】宏观经济运行与

【关 键 词】通货紧缩/有效需求/宏观经济政策

【 正 文】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危机的，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几点思考

（一）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思考

1.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中短期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它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几乎是无效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此项政策虽保持了的较快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已明显地出现了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拉动了内需的增加，但在启动构建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未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的空间，出现了一些“与民争利”的现象。要知道只有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民间经济兴旺发达，经济才有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基础。

其次，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表现为：（1）持续使用国债资金，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改革取向的目标相抵触。（2）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国债项目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了国债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3）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易产生腐败。（4）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由于需进口大量的工程机械、材料等，短期内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拉动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诚然，近年来，在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的。

2.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阶段性淡出。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选择，笔者认为阶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值得强调的是，“淡出”按相机抉择机制，不能说到了一定时期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周期很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樊纲，2003）。由此，与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波动周期相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国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淡出不仅为时过早，而且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其完全淡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外需增长强劲。（2）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已基本竣工。（2）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控制。（4）民间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5）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达到或超过警戒线。基于这些条件还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在3年内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淡出的过程，可以采用逐年减少国债发行量，直到将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围上。这个力度和范围一般以达到基本抵消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的为宜。

3.新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转变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债发行，但国债投资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不能从所投入的项目上取得直接回报，因此造成目前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和内需增长乏力的强烈反差。鉴于此，国债投资要注重把刺激需求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议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对有市场、有潜力的制造业的投资。二是拿出适当比例的国债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民营。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五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的目标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要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场商品大大超过其自身需求，需要寻找外部市场以维持其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剩余产品无法在农村市场上消化掉。这也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国企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注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种手段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不仅是发行国债，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手段，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今后可作其它选择。例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刺激经济增长等。

第四，构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是预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政策实施引发的风险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在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建设上还要重视财政制度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发挥作用机制。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三）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为此，笔者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

[1]Porter，P.and G.Scully，Institution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Public Choice，Vol.82，17～36，1995.

[2][美]曼昆：《学原理：下册》（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俭贵：《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经济学家》2002年2期

[4]于祖尧：《解析经济形势　探讨经济政策走向》，《经济学动态》2002年8期

[5]于广义：《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的几点思考》，《宏观经济》2002年8期

[6]叶振鹏　焦建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取向与制度基础》，《经济学家》2002年3期

[7]樊纲：《关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若干新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4期

[8]刘国光　刘迎秋：《结构性松动，抑制通货紧综趋势》，《经济研究》2002年10期

[9]邓聿文：《资本外逃：经济的隐忧》，《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

[10]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黄丽珠等。2005财政货币双稳健解读［n］。金融时报。2005-01-04.

［2］尚长风。财政约束下的财政政策级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3］王国清。财政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4］马晓。财政制度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5］从明。重视研究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5（1）。

［6］何乘材。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与评价［j］。经济研究参考。2003（81）。

［7］文建东。公共选择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8］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民族经济 发展 财政 税收 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

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

、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 “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8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项怀诚 . 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J].中国财政，2003.

[2]凯恩斯 .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译

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苏明. 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高培勇. 公共财政 ： 经济学界如是说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GDP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87-03

一、货币政策一般理论回顾

可供货币政策当局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3大类。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指以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为对象，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信用和货币状况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指以某些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或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为对象，只影响某些特殊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和货币状况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消费信用管理、不动产信用控制和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直接信用控制和间接信用指导两类。前者是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进行控制，其手段包括规定利率最高限额、信用配额管理、流动性比率管理和直接干预。后者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大体包括：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指导性信贷计划和信贷政策等。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 ”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

货币政策一般情况是和财政政策共同使用，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特征，其中，时滞性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政策制定到货币当局采取行动这段时间，外部时滞又称影响时滞，指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开始直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为止的这段过程；而反经济周期调节指的是货币政策的“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当经济过热时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准备金率等，反之则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与信贷等。

二、从指标看2008－2011年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1.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

CPI指数是用来反映一个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虽然CPI在反映通胀水平上有一定的不足与缺陷，但是并不影响我们观察近年来我国通胀水平的大体走势。

■图1 我国2008年至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走势

分析图1不难发现我国近年来通胀水平变化程度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2008年上半年还是处在一个较高通胀水平上，到了2008年末至2009年上半年却又达到一个负的通胀水平，即通货紧缩，进入2010年明显可以看到通胀水平在不断的攀升，截止2011年4月份我国CPI指数达到153。一般说来CPI大于5%就是处在一个严重通货膨胀的水平。

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GDP增长率反映的是总体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虽然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依然能够保持很高的增速。

■

图2 2008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

主要依据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简单的概括如下：2008年前3个季度经济保持高速的增长，同时也面临着高的通胀水平，从第四季度开始至2009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速有所下滑，没有面临通胀甚至产生紧缩的压力，2009年后两个季度至今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基本维持了10%左右的增速，但是也必须看到通胀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所以，自然而然的把2008年至今的经济基本面分为3个阶段：前期面临的是快增长高通胀，中期面临的是增长下滑同时伴随通货紧缩，后期至今增速回升同时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所以，根据货币政策的“逆经济风向行事”规则，前期应当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中期应当是宽松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期应当是适度从紧到从紧的货币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今年来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一个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也面临着种种困难，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高通胀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的差距，所以笔者认为至少最近10-20年里，我国的主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只有努力“把蛋糕做大”，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据此笔者认为总体上的货币或者财政政策都应当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

三、2008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一)2008年的货币政策——前紧后松，适时而变

中国人民银行自2008年1月25日至2008年6月25日连续5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幅度为0.5个百分点。然而，2008年9月25日央行对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同时决定从2008年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2008年10月15日起又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2008年10月9日起再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2008年12月25日起又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08年12月23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从2008年12月25日起，继续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以看到，2008年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断上调然后又下调的过程，从1月份至6月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不断上调到9月份至年末的不断下调，同时9月份开始还伴随着存贷利率水平的不断下调。另外，央行在2008年总共公开市场业务交易98次，同样的是前期多发行央票而后期多回购央票。

不难看出，我国2008年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前期收紧到后期宽松的过程，这与2008年一开始防止物价水平增长过快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无关系。然而，我们从GDP增长率的走势图可以看到，2008年后期的政策转向效果并不是很好，虽然降低了通胀的水平，但是明显的使本来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速变慢。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也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业稳健运行。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灾区、“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加大。

(二)2009年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增加流动性，保增长

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速自年初起逐月加快，到11月末，两者增速分别达到34.6%和29.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高峰。从信贷增长情况看，全年贷款余额达到40万亿元，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的历史高位，比上年多增4.69万亿元，是2007年新增贷款3.64万亿元的2.63倍。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正因为如此，从上年10月起，中央银行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稳步回收市场流动性。在货币市场操作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停滞的双重作用下，2009年12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回落，M1和M2增速分别比上月回落了2.25和2.02个百分点，降至32.35%和27.68%。尽管如此，仍然比上年末分别高出23.29和9.86个百分点。另外，2009年央行没有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水平进行调整。

(三)2010年的货币政策——应对预期通胀，政策取向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1月18日起连续7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于2010年底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央行之所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主要在于2009年货币供应量过大导致过多的流动性以及带来的高通胀预期、资产泡沫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奠定了货币政策的基调。同上年相比，该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应该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力度，适度回收流动性。同时要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强化金融风险管理。所以，从应对预期通胀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从宽松变为适度宽松。2009年为保增长而侧重于保证充足的货币供给、增加市场流动性；而2010年为防通胀，同时要继续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应更加注意政策的精细化操作，确保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实现既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又防止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目标。

(四)2011年以来的货币政策——继续应对通胀水平的走高

从2011年1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来，至5月18日再次上调已经合计年内5次上调准备金率，此阶段上调之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21.0%的历史高位。并且，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1年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从过往的几个月来看，GDP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但是CPI指数有居高不下的态势，而且国内负利率的时代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因此，很多专家学者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很大的加息空间，甚至有学者指出今年加息至少100个基点以上。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国债负担率；挤出效应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把财政政策大体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三类，其中中性财政政策与另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中性财政政策则不是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导向性的操作，它的本来含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

我国自1998年8月起开始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功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积极财政政策一般包括了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的内容，1998年以来，基于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选择的是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债投资的逐年扩大，据统计，1998-2004年间，我国累计发行了9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再加上银行的配套贷款，六七年间这部分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规模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每年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其它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为我国扩大国内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和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只能是阶段性、暂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随着一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应适时适度做出相应调整，才能更加科学地调控宏观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其沿着健康、稳定的发展运行轨道前进。

伴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行，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效应突出，国民经济领域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一些风险和制约的因素也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1、政府财力方面。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到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能够用于宏观调控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基本上是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来进行的，但长期实行已经给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量埋下了隐患。

2、财政风险方面。这些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它加大了财政风险，突出地表现在加大了赤字风险和国债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额与累积余额迅速增加，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率）和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都有大幅度提高。1998—2002年，我国的赤字率从1.2%上升到3.0%，国债负担率从10%上升到18.1%，赤字率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有的国债资金甚至被挪用等，这些都会影响国债的投资效益，增大国债风险。

3、“挤出效应”的问题。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目前经济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个角度认为，我国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理由：一是“挤出效应”的条件之一是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而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二是目前我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存差，不存在政府和民间部门在信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问题；三是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投资渠道狭窄、制约因素较多；四是入市门槛高，投资项目的资本盈利率普遍偏低等。当这些因素消除后，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引起“挤出效应”。而另一个角度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不管原因如何，从财政收支总体来看，都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相应地，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这明显属于“挤出效应”范畴。

4、防止原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问题。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规模控制不够，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原有体制的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妨碍我国入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寻求对我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的诉求。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态势，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债资金投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其影响规模要几倍于国债投资规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政府官员的任命制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争投资、大干快上、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弊端，项目投资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比较明显和突出。

这些问题和矛盾导致的结构性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表现性方式就是投资膨胀，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从而诱发通货膨胀。央行的今年四月PPI数据显示：煤炭价格同比上升33%；成品油价格同比上升3.5%；钢材价格同比上升33.4%；铜价同比上升49.5%；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限电。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种以国债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退出，而代之以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2002年5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时说：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需要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我国的财政政策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比较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2004年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公开表示，明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如何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向较为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过渡“火候”，我个人认为应当充分适应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在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探讨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财政手段。

1、调整财政政策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转为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要目标。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一直是刺激经济增长。我国GDP的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1998—2000年，平均7.7%，2002年达到8%，2003年更达到9.9%.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足和出口不足的问题，它们已经出现了较快增长，甚或出现了局部过剩问题。目前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而前述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深层次症结都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人数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更有利于直接解决居民减收增支预期的压力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加内需的治本之策。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由单一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来说，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减少赤字预算。国债规模应该根据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首先要坚持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大致平衡的方针，要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比如把赤字比率控制在3%以内。根据这一要求，在经济不景气时应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和投资；当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应该缩小赤字，减少国债发行和投资。其次要考虑社会总投资和民间投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要求，即在社会总投资规模已定的条件下，民间投资不足，就应增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活跃，就应减少政府投资，并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根据上述要求，联系当前我国实际，应当逐步减少长期国债的投资规模。二是要推进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力度，加大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国家政策有关，被总理称为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财税角度看，就应该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当前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有一定成效，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为了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应该考虑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首先在西部和贫困地区实行。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三是要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里讲的适度减税，是指结合税制调整，对一些主要税种的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和调高一些税种的税率。因此，可以称之为适度的结构性减税。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减税在国际间具有波及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税费总负担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偏高；适度减税，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减税的税种主要有：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76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需要增税的税种主要有：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最后还需要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尤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它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业率之比为0.48-0.66，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资金在中小企业将安置比大企业多一倍的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加大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　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