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文10篇

民国范文篇1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民国范文篇2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民国范文篇3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对民初多党制政治失败的命运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缺乏实行多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明末清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新式工业逐渐增多,但仍然显得微弱和单薄,资本主义企业数量仍然很少,截至191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仅有562家,资本1亿3千2百余万元。据记载,1911年中国历年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约953家,创办资本额共计20380.5万元。民初全国资产阶级约10万人,约占全国4.068亿人的0.0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队伍还相当弱小,而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又分化为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仅仅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实现政党政治和多党制,无疑难以逃离覆亡的厄运。

2.缺乏对政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上是一种与西方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竞争、平等的念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产物,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党派意识,并积极投身到政党活动当中去,这是实行政党政治和多党制的必要条件。民初政党的名目虽然繁多,但许多政党是随意组合起来的,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知晓政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孙中山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就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坦然承认这一点。他们入党虽然各有目的，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牟利的工具,但的确不知道政党的真谛。更为可笑的是跨党者不乏其人“,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最多者竟跨10余个党,实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正因为如此,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政党被操纵在少数政客手里,任凭其万般舞弊,愚弄民众,最后酿成天下政党不应有的败局。

3.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政党所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民初的中国,政党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除短暂的南京政府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外,其余的都是封建专制政权和军阀独裁政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

民国范文篇4

关键词:民国政府货币改革废两用元法币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吴玉文①、刘方健②在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论及当时的货币金融政策。显然，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③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④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⑤

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货币也对中国货币统一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外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纸币，天津的汇丰、花旗、美丰、华北等银行发行银元纸币，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国银行发行纸币。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监管外资银行，一旦银行倒闭，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存款人。而外资银行倒闭确不鲜见。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停业，225万元纸币无法兑现；1926年，俄华道胜银行倒闭，发行的几百万纸币成为废纸。⑥

广东革命胜利后，统一货币仍是国民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首要任务。1924年，广东省总工会向国民政府呈文，提出“明令西纸（币）在市行使”的要求。⑦1925年8月，商务厅提出“重开造币厂，鼓铸合法国币，……货币先施行法定虚本位制度，便于通行全国及对外。严缉私铸，并酌收轻质私币，依法改铸，当商由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合力办理。”⑧接着，中央银行开始发行纸币，造币厂铸造正面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为党旗党徽的银元，作为标准货币。

真正的货币统一是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开始筹划统一货币。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财政部核议后认为“废两用元诚为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基础”。⑨于是“废两用元”开始提上政府议事日程。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召开，“决议废两改元，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⑩为此，国民政府聘请了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来华组织财政设计委员会，1929年11月，甘末尔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规定1孙（设计中的货币单位）等于美金4角。但是由于大萧条，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路上扬，而白银价格则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孙只值美金2角。若继续推行草案，中国无法承受黄金汇兑损失。货币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2年的白银对银元的兑换率波动终于成为国民政府统一货币的契机。1931年冬东北沦陷，大量银元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上海银元数量供求失衡。1932年上半年约5500万银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万元，银元兑换银两价格波动加大。上半年，银元兑换比率曾达到每百元兑白银74两，但5月末《凇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兑换比例下降到百元兑白银70两。价格波动使得商人无法适应，银元价格的下跌，使银两负债的银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废两改元的呼声又开始高涨。(11)

1932年，财政部邀请上海中外金融界领袖组成废两用元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先从上海开始实施废两用元。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第1098号政府公报以训令颁布了由财政部拟订的《银本位铸造条例》，训令“中央造币厂同时开铸，规定本位币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八八，铜一二，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12)该条例规定了银币的铸造权属中央造币厂，其他各厂局不得铸造，从法律上保证了货币的统一。条例还对流通中货币的重量、成色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允许原有的货币在一定期限内流通，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但对辅币未做出规定。

上海地区从同年3月10开始实施废两用元，由于减少了银两和银币之间的重叠流通，市场对新货币推行反映良好，财政部于是决定以上海地区废两用元的实施经验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政策。1933年4月5日，财政部第55号公告通告全国，自4月6日起实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行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之公私款项之收付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仍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13)公告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银两对银元的兑换率，并就银两向银元过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妥善处理，确保了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14)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15)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资料显示，伦敦银价1934年6月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银价迅速上涨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内银价上涨81%；同期纽约银价由45.4美分／盎司上涨到81美分／盎司，涨幅为78%。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16)

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17)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结果1935年银元走私额高达1.5-2.3亿元。(18)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1935年1-10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1.1倍。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19)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1935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调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籍以制止资源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於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20)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1930-1934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从这一天开始，外汇汇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银行则承担稳定市场汇率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21)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

国民政府虽然确立了与英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法币并非钉住英镑和美元不变。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的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法币政策实施以后，法币对外价值通过钉住英镑和美元得以实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卖出价14.625便士，买入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扩大了汇率买卖差价，卖出价14.75便士，买入价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银行无限供应外汇以保持汇价稳定。随后，法币对外价值逐渐下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减少外汇需要，防止资金逃避，国民政府实施安定金融办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间，法币对外比价逐渐下调。1938年3月，为防止伪组织以伪币兑换法币，套取外汇，又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22)

在主币连续改革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也统一了辅币的标准，并于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辅币条例，完成了本轮改革的最后一步。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现代化改革宣告结束。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货币改革运动的效果评价

货币改革运动是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实施对当时和抗战期间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国民政府和英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政治经济联盟，为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易于获得国际支持。从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进程看，“废两用元”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这是统一货币对外价值的前提；法币政策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产生极为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被迫推动的，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政策重新确定了货币的对外价值。

第一，这次货币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废两用元是国民政府在货币现代化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它使白银作为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实现了流通中主币的标准化，极大地简化了流通中的繁杂的手续，直接降低了流通领域中因货币问题引起的交易摩擦。同时由于国家上收了货币的铸造权限，统一了货币的铸造标准，稳定了商品白银和银元之间的定价，减少了经济主体因白银和银元价格背离造成的损失，稳定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废两用元币制改革在全国顺利平稳的实现，使得在中国通行了四百多年的银两制货币从此成为历史，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制度初步形成。废两用元推动了流通中主币的变革，终止了银两在中国流通的进程。但是辅币依然没有统一。真正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是法币政策。虽然在发行的初始阶段，法币政策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但最终法币还是顺利进入了流通领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

第二，货币改革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改革稳定了国内的金融形势，使“昔日彷徨中道、莫之适从者，今日已得有根据，可转为未来计划之预筹”，(23)即是说，这次改革使得前几年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大为减少，经济主体能对未来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货币制度改革也促进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如表1所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1933年币值计量），改革前的1933年为294.6亿元，1934年为269.0亿元，改革后1935年为290.9亿元，1936年达到309.4亿元。在这10年中虽有起伏，但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因此，1927-1937年被称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货币改革政策则是这个黄金时期的重要推动力。

表11927-1936年中国GNP总量及增长速度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GNPGNP增长率%年份GNPGNP增长率%

1927248.581932294.73.15

1928257.113.431933294.6-0.03

1929266.263.561934269.0-8.7

1930276.213.731935290.98.14

1931285.703.441936309.46.36

注：本表摘自赵新安：《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三，货币改革消除了国际市场上贵金属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经历了从贵金属——银本位——外汇本位的转换后，近代中国货币价值和经济活动受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逐渐降低。法币政策还消除了银价上涨造成的货币升值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36年初，对外贸易出现了几十年来所未有的盈余。虽然后来继续出现贸易赤字，但相对赤字出现了明显改善。1936年，全国出口增加1.3亿元，而同期进口增加值为0.3亿元。(24)

法币政策实施后，货币发行量逐步增大，在仅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法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3倍多。由于货币供给量迅速增加，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货币供给增加也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从1935年11月起中国物价指数摆脱了下降通道。1936年上海地区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了12.6%，到1937年6月物价指数又增长16%。(25)尽管这次货币改革造成通货膨胀是不曾料到的，实际上也是南京的财政专家们所不愿看到的，但改革仍然启动整个经济踏上了复兴之路。(26)

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告诉我们，政府若要降低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价值，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弗里德曼甚至主张稳定货币价值必须做到遵守“单一货币规则”。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战争，军费开支猛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战局不利，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源地相继陷落，当局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只得依靠发行货币补充军费开支，这使得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如表2所示，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度为14.1亿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货币发行量已经增加到5569亿元，比战争爆发前增长了394.5倍。为内战筹措军费，南京政府进一步增加了货币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从货币购买力看，1949年5月单位法币的购买力仅为1937年单位法币购买力的7×10[-14]。(27)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摧毁了法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信誉。解放前出现的金圆券代替法币流通，以及群众不愿意持有法币等，表明了法币使命的终结。

本表转引自郑学檬：《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法币的失败是国民政府违反货币流通规律，无视货币发行纪律的必然结果。虽然有历史原因，但是它的失败说明了以发行货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吴玉文：《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刘方健：《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家》1994年第4期。

③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④袁世凯政府在民国历史上应归为北洋政府时期，考虑到行文连贯性，作者不特别注明。

⑤⑥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69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56页。

⑨《国民政府档案一》(2)，245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11)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2)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按：此处1公分相当于1克。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381页。

(14)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5)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16)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79页。

(18)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9)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4-225页表。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403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13页。

(22)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页。

(23)杨阴浦：《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24)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6页。

(2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1962年版，第313页。

民国范文篇5

一、废两改元：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

纵观世界货币史，一般沿袭的是“贱金属—贵金属—纸钞”的发展规律。从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全中国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金融乱象丛生。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业往来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流通货币，但银两又是政府征税的本位货币。这就造成两种货币经常需要往复折算、交易与币制脱节的现象[1]141。针对上述金融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理论上阐释了统一货币、废两改元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为大规模铸造钱币、统一金融币制作准备。1933年3月，《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条例规定以“元”作为银本位币的名称，每元对应23.49公分银两，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银元可在一定期限内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过银两折算成“元”。民国政府财政部同时决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个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在上海实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之后，社会反响大多比较正面，它消除了过去两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作为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它推动了中国币制的发展。改革前，政府财税的本位币是两，但社会生活事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却基本用银元作为交易工具。银元与银两、现实需求与货币制度都相互脱节。银元与银两的往复折算一方面手续繁琐，另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黑市，吞噬着国家和百姓的资产。改革前，中国国内贸易多因货币品种繁杂、成色标准不一而内耗颇多，商贾们所涉商品的流通环节越多、流通距离越远，损失就越大。废两改元后上述列举的问题大多从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流通法币：民国金融改革的再一次进步

尽管银本币改革平抑了过去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但与国际金融体系横向对比，民国的银本位制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1933年，英国、日本、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4年，为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美国这种舍人救己、转嫁危机的措施致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来说，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紧缩、财政枯竭、金融萎靡、经济逆行。这种局面逼迫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83。在国际金融大环境骤变情势下，民国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再次进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1935年11月，民国政府财政部对外公布了新一轮币制改革的公告，民国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从表面上看，法币的发行流通并没有使银本位退出金融舞台，纯银仍然在发挥衡量流通钞票价值的货币作用。而且民国政府并未宣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失效。尽管如此，银本位制在形态上还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因为已严重紧缩的白银储备不可能支撑和衡量市场所需的法币量，也就是说，流通中的法币本质上完全达不到法定含银量的要求。民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财政部规定发行法币的三家银行可以不受任何国内限制买卖外汇，并规定1法币可兑换0.125英镑或0.3美元。这一规定说明，失去银本位支撑的法币可以用外汇汇率及其价值来衡量，可见以流通法币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外汇本位制”的特点。流通法币的金融改革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进步。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本币的历史，符合当时国际金融发展的大潮流，也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法币的发行与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终爆发。例如：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就是变相搜刮民众财富，从而积累了民怨；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挂钩的外汇制度，使英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货币为工具操控中国财政、经济大局；法币作为一种纸钞，其发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为政府后来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实行金圆券：恶性通胀后的紧急金融改革

如前所述，流通法币的确使中国很快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深受日本侵华之痛，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国家经济受战争影响深陷泥潭，恶性通货膨胀步步逼近。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指定的货币发行银行总共发行法币14亿多元，至1940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78亿多元，1945年突破1万亿元，1948年竟达到惊人的663万亿元。从1935年到1948年，流通法币量增加了47万倍[3]122。伴随法币量猛增的是物价猛涨，中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基本已无法控制中国局势的政府在1948年夏天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实行以金圆为本位币的币制，限期以金圆券收兑法币。1金圆券等值0.22公分纯金，可兑换300万法币。中央银行总共向市场投放金圆券20亿，并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全面取代市场上流通的其他货币形式。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的初衷是要把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从恶性通货膨胀中挽救回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早已风雨飘摇，根本无力应对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这一措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即宣告取消，金圆券改革失败。

民国范文篇6

关键词：重庆；陪都文化；民国建筑；保护传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重庆民国建筑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朱军、张觅对建筑遗址、区域、类型等进行统计并提出保护策略，指出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杜香兰等综述了抗战遗址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状况，提供了抗战遗址的修复方法；欧阳桦从园林景观的角度介绍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民国建筑的造园手法、形态特征和地域特色。由此可见，对重庆民国建筑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类型介绍、现状描述、历史文化价值、保护方法和建筑风格等方面，而对于其建筑的本身的空间等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

二、民国时期的重庆建筑艺术

（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以及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打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随后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这也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文明，中国建筑亦跨入“近代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南京危及。随后，提出：“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至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战前的重庆是“旧城区之一隅，道路狭隘，房屋简陋，犹遗有古城市之残迹”。国民政府西迁后，大批人口迁入，重庆成为全国政治、文化、工商业及教育中心，建筑建设也随之蓬勃发展。

（二）建筑特征及案例

民国建筑在重庆本地化特征最明显，一方面是受巴渝山的环境条件限制，如重庆大学和自来水厂的设计中就因为钢筋混凝土难得，而采用了重庆本地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另一方面，抗战迁都之后，建筑设计师们通过前期的诸多实践，充分熟悉和掌握了中西方理念精髓，拥有了比较自如的驾驭能力，故而在条件简陋、时间紧迫的条件下依然能针对性地创作出贴近生活、充分满足使用功能又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的作品。“就地取材”、“临时简易”是重庆战时建筑的特点。其实看起来不中不西，确实又简洁实用。从单纯模仿到中西结合，再到结合当地特点、实际条件的设计理念，不同于克隆，而是是对洋建筑的改进和再创造，是建筑设计的进步与发展。抗战八年，产生的众多建筑，其中最富纪念价值的是尧庐官邸、宋美龄旧居等。这一系列建筑简朴而不失庄重典雅。重庆特有的青砖、青石、青瓦建材，砖砌装饰、人字坡屋顶等细节也体现了重庆的地域特色，体现出陪都时期深沉内敛的朴素风貌。

三、重庆抗战时期建筑的保护

在重庆抗建筑保护和开发中，因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教育，从而成功开发出了以弘扬“红岩精神”为主题的景区和线路。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呼声日增，重庆相继修建了黄山抗战遗迹博物馆以及歌乐山抗战文化传统街区等。我们应该着重情谊发掘当地文化延续历史，致力于打造具有历史人文内涵的重庆特色。四、结语通过对于西方建筑史中近代历史长河，民国建筑的研究，我深刻认识到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要性，继续传承文化更为重要。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传承中，首先要了解其发展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并将其融入漫长的历史寻找与观察，汲取精华，去除糟粕。了解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实现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这些基础作为支撑，我们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和继承，以便后人可以从历史和文化中学习。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重庆地区的建筑为研究核心内容，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民国时期的思想来源和设计风格，力求全面了解中华民国的建筑。此次研究的目的不是想提供一个现成的、可套用的模式，而是希望通过对民国建筑风貌的深入研究，从而引起社会对历史建筑保护的共鸣，提出社会现状的问题以及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活跃时期，研究与学习民国建筑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也知道了许多优秀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在建筑风貌都拥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因此在保护建筑的同时，我们还要传承这些文化的本质上的特征，发展其灵魂。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地位高于任何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内修建和改建了大量建筑，这些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是重庆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体现。重庆抗战时期建筑尽管处在战争年代经济等各项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建筑外观多朴素装饰甚少，但其建筑中包含了优秀的设计思想、较高的建筑艺术内涵、地域特色和精神文化内涵，是一组不容忽视和遗忘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KongML，ZhangJH.TheTransformationProcessoftheChongqingHabarfromthe1890stothe1950s[J].JournalofEnvironmentalInformationScience，2011，39（5）：127-132.

[2]孔明亮，刘智阳，杜春兰.重庆民国建筑外部空间环境及构成要素[J].新建筑，2016（06）：18-22.

民国范文篇7

关键词：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杭州；开展情况

历史是一面铜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校体育发展至今，自近代以来已有百余年。推行素质教育之工程，已有十年有余，可效果甚微。六艺中的“射”与“御”虽是体育内容，却没有像西方的球类运动发展成为体育项目。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光阴，期间军阀割据、政权林立、思想混杂，学校体育却得以在夹缝中得到较好的生存空间，由于宁波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之一，而宁波与杭州又地理位置相依，因此杭州的近代化进程自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杭州的近代学校教育亦始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提倡与创办。

1清末杭州学校体育教育

1．1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本土适应过程

1840年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清•126•朝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1］。西方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也相继传入中国。正是趁着“西学东渐”这股劲风，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逐渐瓦解。可以说，没有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就没有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生长，也就没有学校体育的开展和发展［2］。据杭州市志（体育篇）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求是书院开办之初即聘日本人富长德藏教体操，这是杭州学校设体育课的开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杭州蕙兰中学设体操课，并且在1903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在高等小学堂以上设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课［3］。在当时保国强种的社会潮流之下，社会各界均认为中国人武力孱弱，唯有强身健体，发展武备才是上策。学校体育也是顺应趋势，兵式体操即为近代体育课程的雏形。

1．2体育课列为学校课程内容

中国近代学校的体育课程源于清末维新派的“尚力”思想，维新派主张军国民主义，《癸卯学制》中规定“体操科”为授课内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开始发迹。民国成立之初，仍然保留了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并在1912年颁发的教育宗旨明确“军国民教育辅之［4］”民国初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对学校体育课的内容和课时安排都做出了规定，壬戌学制要求中小学体操课改成体育课，田径和球类项目与体操一道出现于学校体育课程之中。至此，学校体育进入“双轨制”时代。

2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缘起

2．1“西学东渐”思潮引入了近代学校体育活动

盛行于清末民国初的“西学东渐”让中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机制和教育体系。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传统的教育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培养所需人才的要求，故传统教育体制在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分庭抗礼下黯然退出［5］。开办新式学堂，并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打破了中国一直以来没有体育课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兴起。

2．2教会办学丰富了学校体育内容

教会学校是指西方宗教团体或者传教士个人创办的各类学校，是近代中国一种特殊的教育形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办学规模逐渐扩大，由沿海城市延伸到内陆城市，杭州也因此兴起了教会办学的趋势，教会学校不同于中国传统官学与私学的其中一点就是兴办体育。如教会创办的蕙兰中学与之江大学开展学校体育活动。除田径与体操外，三大球项目在一些教会学校得到了较好的开展。民国十年以后，之江大学、蕙兰中学都在校内建起篮球场，以满足篮球运动竞赛与推广的需要；排球运动在之江大学、蕙兰中学和弘道中学也相继开展；足球在辛亥革命出现在杭州后，外籍人员先后在之江大学和蕙兰中学教授足球［6］。20世纪初，正值竞技体育由欧洲传入我国，后经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传入杭州，项目主要为田径与各种球类竞赛，大部分项目主要在学校开展。杭州学校体育兴起大致是因为教会学校开创的学校体育课程［7］。

3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开展

3．1幼稚园体育：保育为主，游戏引导

191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明确保育为蒙养院之主要任务。而保育的具体项目有唱歌、谈话、手艺和游戏等［8］。据1935年出版的《杭师大附小概况》记载，该幼稚园（民国时期幼稚园即为蒙养院）将游戏安排在下午两点半至三点，教师组织学生在该时间段进行跑、跳、飞和学小动物叫的活动，既体现了遵循教学规律的原则，又激发了幼儿的兴趣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黄金十年。杭州的幼稚园办学规模也较前期有所扩大，其中公立幼稚园增加了3所，私立幼稚园则增加了6所。这些幼稚园当中大多采用设计教学法，以“儿童为本位”启发式教学，保证课程的实施。

3．2小学体育：双轨制与重视女子锻炼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之初，即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办法规定高等以上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体操，以发展学生的体魄和锻炼意志。这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所相吻合。尽管兵操在民国初期的中小学体育课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兵操的地位也相应的下降。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力提倡废除学校枯燥乏味的兵士体操课。据《国文教科书》摘录的百年小学体操图，记有击毬、跳绳、习体操、练兵操、角力等体育活动［8］。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师生提供了选择的空间。这或许就是盛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双轨制”体育教学现状的缩影。特别是1915年的一幅女子小学教师荡秋千图，侧面反映民国时期的女子在新思想的时代下，也慢慢踏出深闺投身户外体育活动，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冲击了男强女柔的传统观念，女子并非天生就生而柔弱，只是缺乏合适的外部环境去解放身体［9］。

3．3中学体育：训练与竞赛带动体育氛围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同年9月，又公布《中学校令》。明确提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此之前，传教士司徒雷登就曾认为：“中学时期为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人格的养成、人生观的规定、宗教信仰的坚定、道德态度的发展，都是在中学期内实现的［10］。”民国杭州的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缘起是由基督教的发起而兴办的，广大的传教士最初带着上帝福音来改造中华国民思想的同时，也为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奠基的作用。自民国建立后的十年，杭州女子中学校增加到五所，而相对的男子中学却仅有盐务中学一所。这也反映了女子体育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且被关注程度在这一时期高于男子，女子受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由杭州贞才、育才、蕙兴三女学合并成立弘道女中，这三所学校均为美国基督教创办，其办学侧重于培养学生活泼、愉快、合作等品质的运动项目，与呆板无味的兵式体操截然相反［8］。彼时的弘道女中在教学规模上有中学、高小、初小三部分，并附设幼稚园，属于民国时期杭州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杭州弘道女中还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国术队等。从而说明女子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已慢慢变得丰富。

3．4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

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以之江大学、浙江大学两所学校为代表。它们的学校体育开展氛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历史的更替中显得更加烨烨生辉。之江大学校刊（体育会会员学生自治会致远）曾记载，本校教职排球队于10．16首度向暴风排球队挑战，遂于是日下午作友谊赛。此为本学期球赛之先声，故球场四周人群挤塞，情况热闹异常。教联队麾下猛将如云，如体育主任张强邻、体育教员周剑飞，均披挂上阵，复有戚光宇、陈时振等。之大还成立了体育会，下辖的球务部最近与本校各体育团体合办足球联赛，篮球与广东，雄风作友谊赛排球对抗［11］。此外，之大有关体育工作的来往文书及上级一般通知中大会口号和运动员誓词中可窥见体育在当时之大的风靡。浙江大学的体育设施在当时相当齐全，其有田径场、足球场各两片，篮球场10片。并配有体育办公室一个，浴室1间，急救室1间，体格检查室和储藏室等。这样的设施配备符合师生运动的条件要求。其开设的体育课程设置有：游泳、田径、球类、技巧等，还组织校内校外比赛。校内比赛有：篮球班级赛、篮球院际赛、网球公开赛、排球公开赛、足球院际赛、春季运动会、越野赛跑；校外比赛有：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田径及全能排球比赛网球比赛［12］。首先，浙大具有齐全的体育设施，还有急救室和体格检查室等，保障了学生参与锻炼与竞赛的基本条件。其次，教授的课程也丰富多样，使不同类型学生选择性加大。再次，丰富的项目和层次不一的竞赛活动，调动了学生的体育活动积极性，特别是那些体育爱好者，更希望有机会在运动场上展现风采、为校争光。

4结论

民国时期杭州学校体育，是杭州近代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现在一些百年学校体育的发展仍能从民国追寻足迹。对民国杭州蒙养院、中小学和高校学校体育的研究则表明，各有特色、符合体育教学的发展规律仍是当今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主流。幼稚园的保育，中小学的课程多样性与重视女子体育参与，高等学校的场地设施保障与校内外各种竞赛，层层相扣，体现了体育教学的阶段性与层次性，值得现今学校体育工作者去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曹守和．浙江体育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68．

［2］陈晴．明末清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

［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体育篇）［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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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月之．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0．

［6］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州文史丛编［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20．

［7］浙江省体育志编撰委员会．浙江体育志［M］．杭州：方志出版社，2003．

［8］杭州市体育局，中国体育博物馆杭州分馆．杭州百年体育图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6，25，43．

［9］王浩．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民国范文篇8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

是年（民国18年），省农矿厅筹建省立苗圃和省会造林场，设立滇南第一林场，林场设森林警察区署。

民国19年（1930年），云南省农矿厅公布《各县区植桐办法》，计11款（条）。规定各县区政府设置林场，每年种桐5000株以上，各村每年种桐50亩以上，其县乡人民住宅四旁，亦应酌量种植。是年12月，省政府颁布《云南造林运动章程》。其中规定各地接到《章程》布告之日起6个月内，分别成立林场，逾期不建立者，即由该管官厅将其山场收回，招人承领造林。是年，省政府制定《云南造林运动宣传大纲》阐述了云南造林运动的6个步骤。"云南全省荒山，就调查所得面积计算，已有二万万亩左右。"规定：10年内把全省的荒山荒地种植完毕。每一个村须就公有荒山中成立一个造林场，每县至少应设立50个以上的造林场。上述《章程》、《大纲》呈奉省政府公布施行后，出现群众造林高潮。据民国21～22年（1932～1933年），据实业部全国造林考成表（云南部分）载：云南编制林场3900余个。如元谋县建设局编制林场68个，会泽县编制林场93个，各设管理员1人。会泽林场造林成活约95万株，育苗1.7万株。民国23年（1934年）实业厅林务处对云南林场进行调查，公布统计数：共调查64个县局，3964个林场，总计面积920.57万亩。林场所有权分3种：公有20个县，占64个县的31.25%；私有5县，占7.81%；公私所有39县，占60.94%。又据《民国三十年林务工作报告》统计，全省编制林场个数、面积与上公布数相同。自民国28～30年（1939～1941年）各县造林面积共157.3万亩，占总经营面积920.57万亩的17.09%，成活树木6420万株。这说明全省林场迅猛发展，已达到了顶峰。

民国20年（1931年），省农矿厅公布《云南农矿厅林务处第二林区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6章20条。规定路南县拖沟寺所有各山场力加整理，定名为云南农矿厅林务处第二林区模范林场，设场长、事务员、技术员各1员，林警2人，巡山4人，林工4人。是年，各县拟定造林实施办法，建立苗圃。如迤东各县开始建立苗圃，鲁甸县在县城东门外先农坛建立苗圃1亩培育乌桕苗。是年，省建设厅和盐运使署拨经费饬由黑井场柴本借贷所，于黑井古新寺侧创建小规模林场1个，面积约10亩。

民国21年（1932年）3月24日《义声报》载：全省编制林场1600个。"各县应成立之苗圃及籽种承发所共有40个县"。11月18日，昭通县编制林场37个，除第一号中山林场为公有外，其余36个均属私人林场。

民国22年（1933年），《云南推广造林运动章程》，经实业部修正核准，省政府公布施行。规定每个县建立面积在200亩以上的林场50个。是年，实业厅林务处在昆明北郊右营建立省立第二苗圃；省实业厅在河口建立云南实业厅河口育苗场，于1935年改为河口第三育苗场。

民国24年（1935年），建设厅筹建海口河沙防造林场，由省林务处副处长的杨克学力兼任场长，于民国27～28年（1938～1939年）实施造林，并造林1万多亩；是年，省建设厅在个旧筹建个旧矿区造林场；在昆明东郊建第三苗圃；在黑盐井筹建黑盐井造林场；在白盐井筹建白盐井造林场。黑白盐井两个造林场的造林业务均由省建设厅负责，每年派员督种并函盐管局备案，直至1945年1月撤销。

是年7月，省政府公布《推广造林章程》，规定"各地方办理造林，须扩大范围同时举办，并限定由民国24年起至30年，共6年以内一律完成"，各林场每年造林面积至少须占该林场全面积的1/5以上，各林场实施造林均定于每年春夏秋3季举行；各林场设森林巡警，代用森林警察。民国25年（1936年）4月8日，云南省总司令部和云南省政府公布施行《云南省会近郊墓地的造林办法》；省政府公布《云南省会近郊墓地造林保护办法》；4月16日又公布《云南全省县区近郊荒山墓地造林办法通则》（计21款）。按上述规定，当年省建设厅在昆明古幢庵建省会墓地林场；在昆明黑林铺建省会药用林场。

民国26年（1937年），省建设厅在昆明的妙高寺建省会保安林场，在昆明铁峰庵建省会纪念林场；10月，省建设厅筹建呈贡果木品种试验场。1939年2月10日，云南省政府委员会606次会议决定成立呈贡果木试验场，共有私荒500亩。

民国27年（1938年）6月，省建设厅在宜良西门外的二公里处建宜良工艺植物造林场，由刘秉政技术员负责筹办。《云南新商报》于1938年6月9日作了报道。是年，滇西企业局在一平浪筹建一平浪农林课（林艺股）相似林场性质，负责山林经营，解决一平浪盐矿区生产生活用材。民国28年（1939年），省建设厅采用奖励办法实行造林，选定"华坪等19个县先成立林场，作人民指导模范"，并拨给办林场专款。民国29年（1940年）2月，省建设厅建柞树林场，面积约4000亩，王嘉猷任林务主任；4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小马村船房陆家营建立桉树林场，由技士李方伯负责；8月30日，川滇铁路公司拨款筹办林场；9月1日，省建设厅林务处与昆明建筑材料公司签订合办路南拖沟寺林场协议。民国30年（1941年），省建设厅林务处直属林场有省会林场、禄丰村油桐林场、白盐井林场、黑盐井林场、海口砂防林场、保安林场、妙高寺林场、第一至第五林场、纪念造林林场、墓地造林林场计15个；新建省直属第一、第二两个苗圃和楚雄蚕桑推广部。各县相继建立一批苗圃。《民国日报》1942年11月19日载，省建设厅派员到保山县枯柯河坝团山坝建立迤西热带作场试验场，试种木棉，营造金鸡纳等防疟植物。是年，河口热带林场培育的金鸡纳（桉树），经过9次试验失败终获成功，已有开花母树250株，二年生幼树2000多株，幼苗2万株。民国31年（1942年）1月，农林部在丽江设金沙江流域管理处，秦仁昌任处长，员工20多人，设有森林警察队30余人，并建立苗圃。4月1日，思普企业局筹设樟脑种植场，仿造日式蒸馏试验樟脑生产之最佳方法，在云南省尚属首例。

民国32年（1943年），省建设厅在省会昆明建立省会造林林场。

民国33年（1944年），省建设厅林务处选定昆明西站外虹山一带为速成林场场址，占地950亩，种有楸木、洋槐、扁柏、蓝桉、白杨、华山松栎类等树种。有管理员杨春1人负保护之责。2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小屯后建立省会纪念林场。据《朝报》2月27日报道，省建设厅在黄土坡和定光寺建林场两处设专人管理，每年植树节在此植树。

民国34年（1945年），省建设厅林务处新增设第二育苗场（昆明屠羊场）和林务处迤氵育林场。民国35年（1946年），云南锡业公司造林队在个旧成立，在个旧的马拉格矿山周围造林，时有员工20人。1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建昆明林场，何弘德任场长。12月1日《观察报》载《建设厅拟就36年度各县乡镇造林计划公私荒地作林场》，年底县报每乡镇设林场一所，苗圃一处，林场、苗圃设乡管理员。省建设厅训令各县成立植树节示范林场。民国36年（1947年），省建设厅在昆明金殿右侧，建立昆明华南林场（原为林务处筹设）。民国37年（1948年）3月，省建设厅制定《云南省乡镇造林实施细则》，共13条。规定全省各地以乡镇为单位，分别设置500亩以上的林场，分4年办理完竣，每年造林3万株，共计12万株；除林场外，每一居民应于夏季就村庄四周以田头沟边屋旁隙地，最少植树5株。6月7日，省政府训令建设厅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是年，一平浪煤厂设立一平浪林区，对周围200余里森林设员监护；楚雄县政府批准民间创办的楚雄县纯武林场，并发给经营执照；腾冲县尚存来凤山、宝峰寺和国殇墓园纪念林场3个；保山县还保留宝盖山、龙泉、保岫公园林场和蜈蚣山植树示范林场4个，且多数林场名存实亡。

民国38年（1949年）1月，云南省建设厅训令颁布重新修订的《云南林场管理规则》，计8章21条。规定本省境内之公私森林均应进行登记，并编制为林场。是年，曲靖县制定《夏季造林实施办法》，并在廖廓山林场、麒麟山林场、各乡镇山场等处栽树、点播，共出动2350人，点播飞松一公石六公斗，植树1万株。

民国范文篇9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

是年（民国18年），省农矿厅筹建省立苗圃和省会造林场，设立滇南第一林场，林场设森林警察区署。

民国19年（1930年），云南省农矿厅公布《各县区植桐办法》，计11款（条）。规定各县区政府设置林场，每年种桐5000株以上，各村每年种桐50亩以上，其县乡人民住宅四旁，亦应酌量种植。是年12月，省政府颁布《云南造林运动章程》。其中规定各地接到《章程》布告之日起6个月内，分别成立林场，逾期不建立者，即由该管官厅将其山场收回，招人承领造林。是年，省政府制定《云南造林运动宣传大纲》阐述了云南造林运动的6个步骤。"云南全省荒山，就调查所得面积计算，已有二万万亩左右。"规定：10年内把全省的荒山荒地种植完毕。每一个村须就公有荒山中成立一个造林场，每县至少应设立50个以上的造林场。上述《章程》、《大纲》呈奉省政府公布施行后，出现群众造林高潮。据民国21～22年（1932～1933年），据实业部全国造林考成表（云南部分）载：云南编制林场3900余个。如元谋县建设局编制林场68个，会泽县编制林场93个，各设管理员1人。会泽林场造林成活约95万株，育苗1.7万株。民国23年（1934年）实业厅林务处对云南林场进行调查，公布统计数：共调查64个县局，3964个林场，总计面积920.57万亩。林场所有权分3种：公有20个县，占64个县的31.25%；私有5县，占7.81%；公私所有39县，占60.94%。又据《民国三十年林务工作报告》统计，全省编制林场个数、面积与上公布数相同。自民国28～30年（1939～1941年）各县造林面积共157.3万亩，占总经营面积920.57万亩的17.09%，成活树木6420万株。这说明全省林场迅猛发展，已达到了顶峰。

民国20年（1931年），省农矿厅公布《云南农矿厅林务处第二林区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6章20条。规定路南县拖沟寺所有各山场力加整理，定名为云南农矿厅林务处第二林区模范林场，设场长、事务员、技术员各1员，林警2人，巡山4人，林工4人。是年，各县拟定造林实施办法，建立苗圃。如迤东各县开始建立苗圃，鲁甸县在县城东门外先农坛建立苗圃1亩培育乌桕苗。是年，省建设厅和盐运使署拨经费饬由黑井场柴本借贷所，于黑井古新寺侧创建小规模林场1个，面积约10亩。

民国21年（1932年）3月24日《义声报》载：全省编制林场1600个。"各县应成立之苗圃及籽种承发所共有40个县"。11月18日，昭通县编制林场37个，除第一号中山林场为公有外，其余36个均属私人林场。

民国22年（1933年），《云南推广造林运动章程》，经实业部修正核准，省政府公布施行。规定每个县建立面积在200亩以上的林场50个。是年，实业厅林务处在昆明北郊右营建立省立第二苗圃；省实业厅在河口建立云南实业厅河口育苗场，于1935年改为河口第三育苗场。

民国24年（1935年），建设厅筹建海口河沙防造林场，由省林务处副处长的杨克学力兼任场长，于民国27～28年（1938～1939年）实施造林，并造林1万多亩；是年，省建设厅在个旧筹建个旧矿区造林场；在昆明东郊建第三苗圃；在黑盐井筹建黑盐井造林场；在白盐井筹建白盐井造林场。黑白盐井两个造林场的造林业务均由省建设厅负责，每年派员督种并函盐管局备案，直至1945年1月撤销。

是年7月，省政府公布《推广造林章程》，规定"各地方办理造林，须扩大范围同时举办，并限定由民国24年起至30年，共6年以内一律完成"，各林场每年造林面积至少须占该林场全面积的1/5以上，各林场实施造林均定于每年春夏秋3季举行；各林场设森林巡警，代用森林警察。民国25年（1936年）4月8日，云南省总司令部和云南省政府公布施行《云南省会近郊墓地的造林办法》；省政府公布《云南省会近郊墓地造林保护办法》；4月16日又公布《云南全省县区近郊荒山墓地造林办法通则》（计21款）。按上述规定，当年省建设厅在昆明古幢庵建省会墓地林场；在昆明黑林铺建省会药用林场。

民国26年（1937年），省建设厅在昆明的妙高寺建省会保安林场，在昆明铁峰庵建省会纪念林场；10月，省建设厅筹建呈贡果木品种试验场。1939年2月10日，云南省政府委员会606次会议决定成立呈贡果木试验场，共有私荒500亩。

民国27年（1938年）6月，省建设厅在宜良西门外的二公里处建宜良工艺植物造林场，由刘秉政技术员负责筹办。《云南新商报》于1938年6月9日作了报道。是年，滇西企业局在一平浪筹建一平浪农林课（林艺股）相似林场性质，负责山林经营，解决一平浪盐矿区生产生活用材。民国28年（1939年），省建设厅采用奖励办法实行造林，选定"华坪等19个县先成立林场，作人民指导模范"，并拨给办林场专款。民国29年（1940年）2月，省建设厅建柞树林场，面积约4000亩，王嘉猷任林务主任；4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小马村船房陆家营建立桉树林场，由技士李方伯负责；8月30日，川滇铁路公司拨款筹办林场；9月1日，省建设厅林务处与昆明建筑材料公司签订合办路南拖沟寺林场协议。民国30年（1941年），省建设厅林务处直属林场有省会林场、禄丰村油桐林场、白盐井林场、黑盐井林场、海口砂防林场、保安林场、妙高寺林场、第一至第五林场、纪念造林林场、墓地造林林场计15个；新建省直属第一、第二两个苗圃和楚雄蚕桑推广部。各县相继建立一批苗圃。《民国日报》1942年11月19日载，省建设厅派员到保山县枯柯河坝团山坝建立迤西热带作场试验场，试种木棉，营造金鸡纳等防疟植物。是年，河口热带林场培育的金鸡纳（桉树），经过9次试验失败终获成功，已有开花母树250株，二年生幼树2000多株，幼苗2万株。民国31年（1942年）1月，农林部在丽江设金沙江流域管理处，秦仁昌任处长，员工20多人，设有森林警察队30余人，并建立苗圃。4月1日，思普企业局筹设樟脑种植场，仿造日式蒸馏试验樟脑生产之最佳方法，在云南省尚属首例。

民国32年（1943年），省建设厅在省会昆明建立省会造林林场。

民国33年（1944年），省建设厅林务处选定昆明西站外虹山一带为速成林场场址，占地950亩，种有楸木、洋槐、扁柏、蓝桉、白杨、华山松栎类等树种。有管理员杨春1人负保护之责。2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小屯后建立省会纪念林场。据《朝报》2月27日报道，省建设厅在黄土坡和定光寺建林场两处设专人管理，每年植树节在此植树。

民国34年（1945年），省建设厅林务处新增设第二育苗场（昆明屠羊场）和林务处迤氵育林场。民国35年（1946年），云南锡业公司造林队在个旧成立，在个旧的马拉格矿山周围造林，时有员工20人。1月，省建设厅在昆明建昆明林场，何弘德任场长。12月1日《观察报》载《建设厅拟就36年度各县乡镇造林计划公私荒地作林场》，年底县报每乡镇设林场一所，苗圃一处，林场、苗圃设乡管理员。省建设厅训令各县成立植树节示范林场。民国36年（1947年），省建设厅在昆明金殿右侧，建立昆明华南林场（原为林务处筹设）。民国37年（1948年）3月，省建设厅制定《云南省乡镇造林实施细则》，共13条。规定全省各地以乡镇为单位，分别设置500亩以上的林场，分4年办理完竣，每年造林3万株，共计12万株；除林场外，每一居民应于夏季就村庄四周以田头沟边屋旁隙地，最少植树5株。6月7日，省政府训令建设厅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是年，一平浪煤厂设立一平浪林区，对周围200余里森林设员监护；楚雄县政府批准民间创办的楚雄县纯武林场，并发给经营执照；腾冲县尚存来凤山、宝峰寺和国殇墓园纪念林场3个；保山县还保留宝盖山、龙泉、保岫公园林场和蜈蚣山植树示范林场4个，且多数林场名存实亡。

民国38年（1949年）1月，云南省建设厅训令颁布重新修订的《云南林场管理规则》，计8章21条。规定本省境内之公私森林均应进行登记，并编制为林场。是年，曲靖县制定《夏季造林实施办法》，并在廖廓山林场、麒麟山林场、各乡镇山场等处栽树、点播，共出动2350人，点播飞松一公石六公斗，植树1万株。

民国范文篇10

省档案局于1996年工作会议上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省内各个档案馆广泛开展并完成民国档案的鉴定研究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任务，内江市档案馆成立了以局长姚世全同志为组长、编研科三位同志为成员的课题组，在对馆藏民国档案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鉴定和存毁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开展对民国档案鉴定研究工作是适时和有意义的。正如美国档案学家詹姆斯·b·罗兹指出的那样：“对那些不再有用的文件进行销毁，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动。它腾出了办公空间为人们所使用，还腾出了在现行事务处理中所需要的存贮文件的设备。如果这项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的话，能经常地腾出一些文件存贮空间和归档设备，从而减少和避免这方面的开支。”但是，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民国档案的鉴定研究工作也应持慎重态度。因为一旦作出了允许某些民国档案实体(多数为孤本)销毁的决定，其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包含在这些民国档案中的信息将无法从其他任何材料资源中获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如何进行民国档案鉴定这项工作，或许是整个档案工作中责任最为重大，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专业活动之一。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对于促进与帮助制定民国档案鉴定的有关法规和本馆民国档案的优化有所助益。

一、档案调查

参加民国档案调查的成员为：杨修武、叶自明、连莉。

内江市档案馆现存的民国档案，主要是民国元年门91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期间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部分资中县、内江县行政、党团、军警、法院、银行、税务、厂矿、学校和曾设在内江境内的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四川省高等法院十分院、四川酒精厂等单位所形成的以及部分其它地区流散在内江的档案。这批档案卷帙浩繁，数额较大，据1995年统计，计有全宗37个，案卷38541卷，排列总长度为645.05米。

民国档案调查工作主要分三个层次进行。

(一)我们把摸清馆藏民国档案整体情况及其构成作为第一个层次。在这一环节中，通过较为全面的核实与统计，并列项分别进行了计算，以达到获取有用数据的目的。

(二)第二个层次，以案卷级为计算单位，选点对资中专署全宗共计4480卷档案进行了列项统计，重点了解了该全宗的档案构成。同时，对其中的部分档案进行了较为详细调查，特别是各县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民名册和涉叭耸路矫娴娜康蛋福随后，还从文件来源这一角度，对部分档案进行了选点抽查?/span>

(三)第三个层次，以文件级为计算单位，选点对广汉酒精厂全宗进行了列项统计，较为详细地调查和研究了该全宗的文件构成。该全宗原无卷内目录，我们在编制卷内目录的同时，对文件逐份逐页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此外，为了弄清文件的份数与页数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分别列表作了统计。

在调查过程中，根据现行的有关规定，以历史的态度，结合民国档案的实际，拟制了“民国档案价值鉴定表”。在此基础上，选点分别对资中专署的部分档案和广汉酒精厂的全部档案进行了鉴定模拟实验，并形成了“广汉酒精厂全宗鉴定模拟实验报告”。

尽管在档案调查中做了上述工作，但由于时间和人力方面的原因，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选点中偶然因素极大。因此，此调查结果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仅供参考。

二、分析结果

我们对调查的情况和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馆藏民国档案的整体结构：

如表1所示，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司法档案所占的比例极大，达到44.67％，而这批司法档案中，诉讼档案竟占99.09％，据了解，这一状况在其他档案馆也都普遍存在。四川联合大学陈贤华教授曾在荣县档案馆做过调查，该馆保存的三万多卷民国档案中，诉讼档案就有1.8万多卷，约占60％。这在民国档案的整体结构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全宗内档案的构成——资中专署

可以说，资中专署全宗内档案的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比较完整。但就其保存价值而言，“选举”一项(均为各县造具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民名册)似乎无必要全部保存。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部分档案所占的比例较大。单就卷数而言，即将近占去总数的五分之一；若以其排列长度推算，因其多为厚卷，估计所占的比例将更大。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全宗内文件的构成——广汉酒精厂

通过表3和表4，反映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即民国时期对文件的选留以至最终形成档案是有所侧重的，并非某些人云亦云一概贬之为“有文必档”。从广汉酒精厂这个全宗来看，作为一个工厂，反映其生产、销售的文件无论从件数还是页数上看均是最多的，分别占56.77％和35.91％；其次是反映人事、劳工方面的，分别占24.86％和34.36％；第三是反映基建、设备方面的，分别占7.78％和15.41％；最后是机构及其他。从总体上看，这些文件的选留应当是合理的。

(四)档案中文件来源的比例

从表5中可知：民国档案中自身形成的文件依然是主要的，所占的比例最重，达58.30％；其次是来自上级机关的文件，约占22.12％；而来自下级机关的文件居末席，只占18.58％。

(五)档案存毁率：

表6和表7反映出，所调查的两个不同全宗的部分民国档案，经初步鉴定，不需要保存的所占比例不大，分别只有10.25％和11.57％。

另据有人对某馆馆藏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警察局及部分区乡等11个全宗(单位)统计，可剔除的约占15％。

三、讨论意见

下列意见是我们对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认真讨论研究而产生的。

(一)对于数量较大而确无保存价值的某一类型的民国档案，可采用“选样保留”，以达到优化的目的。

属于这一类型的民国档案，至少应包括这么两个部分：一是诉讼档案。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档案反映的多为一般性的民事纠纷(如、斗殴、赖债、毁约、侵利、盗窃、吸毒等等)。其利用价值十分有限。二是各县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民名册，从利用情况和研究价值这两个方面来看，均无继续保存下去的必要。而这两部分档案数量巨大，前者占整个馆藏民国档案的44.67％；后者虽然只占馆藏的2.25％，但在该全宗中却占去了五分之一。这两部分档案若处理掉，可减轻将近一半的库存压力。

而这一类型的民国档案是否还有(如学籍档案等)?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研究加以确定。

(二)对于数量较小的民国档案，无论其价值大小，除少量剔出外，原则上不宜作大的变动。

我们认为，对于民国档案的鉴定和取舍，不应囿于现行文书档案的鉴定模式。如先制定一个详尽的《民国档案保管期限表》，然后逐件逐页地去鉴定、剔除，此举且不说需耗费大量人力，实际上在为数众多的基层档案、尤其是县级馆是很难把握的。弄不好，就会造成玉石俱焚的恶果。

在对民国档案的调查和分析中，我们曾对两个不同全宗的档案进行了模拟鉴定，实际上应当剔除的不过分别为10.25％和11.57％，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若为这些微瑕而去大动干戈，甚至承担某种风险，实在意义不大。

更何况，我们通过分别从案卷级、文件级两个方面的调查和分析，事实上其构成也基本上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