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十篇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1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教育改革 普及教育

一、引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指1927年—1937年，这十年被称为光辉的十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都得到了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也迎来了民国以来的最好的发展阶段，各个领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尤其是教育的发展最为抢眼。在这个时期，我国仿造西方强国普及了义务教育，使国民素质得到提高，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政治的长足发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概况

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在1928年颁布了《教育部组织法》，明确的规定了教育部是全国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沿用至今。并设置了一系列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法规，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有了政策上的保障，为以后教育活动的开展和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这也成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教育的一大特色，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障。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教师的待遇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当时小学教师的地位远远超过县长的地位，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教师的待遇的重视与投入都相当的大，保证了教育活动的更好执行。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我国培养出许多的杰出人才，推动了我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理念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虽然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事业仍然蓬勃发展，不可阻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理念是不同于封建教育理念的，教育理念是整个教育体系最高的准则。老一辈的教育家，广泛的吸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教学理念和办学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经过了缜密的思考与去粗取精，形成了近代教育的理念。在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规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经过实践证明，教育理念关系到教育的方向与产生的成效。民主、自由与平等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教育理念，以最新的教育理念来知道日常的教学活动，这与当时腐朽的政治专制相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教育由于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开办了一些有特色的教育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力发展扫盲和普及教育并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延续以前的学制，把小学4年作为义务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加大普及教育的力度，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来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普及教育的成果十分显著。在普及教育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将扫除文盲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来。在政府成立的初期，就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推行识字教育，经过了十年的实施，国民政府的扫盲教育体系更加的完备，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2、职业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成果显著。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职业教育在教育领域中表现的最为抢眼。不仅在教育理念与宗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且还通过了职业教育法令，使职业教育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起来。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之时，适逢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低潮期，但是通过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与各省机关单位的努力推广，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法规，使职业教育的开展有据可依。不仅确立了职业教育制度，而且对职业学校的经费、硬件、软件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借鉴西方先进的教学体制的基础上，在1932年确立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离的学制体系。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给的比例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虽然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有限和各方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成效，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作法是毋庸置疑的。

3、学前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得到了发展。由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西方的幼儿教育思想已经传入我我国，两次的学制改革使学前教育机构也正式的纳入学制系统，学前教育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幼稚教育法案，这在当时都推动了学前教育的发展。

五、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利国利民的教育上，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的教育体制得到了完善，我国的教育理念也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国民素质也相当得到了提高。为我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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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2

关键词：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清末中国出现了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但它们只是“现代”大学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把握西方大学精神实质、恪守“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等核心理念的现代大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待民国前期政体的根本转换以及社会急剧转型所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对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进行分析研究，必将有助于当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一、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确立

民国的创立，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起点。中国大学教育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混乱状态下，历经民初教育改革、复古教育回流和新文化与新教育运动，沿着宏观法令框架与具体办学实践两个层面演进，开始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的颁行，及经由蔡元培革新后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一批真正意义上现代大学的出现为标志，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在宏观法令与具体办学实践两个层面基本得以确立。

民国元年7月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将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确定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部还于1912年—1913年制订颁布了民国第一个学校制度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其中的《大学令》、《大学规程》等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初步勾画出民初大学制度的法令框架。相对于清末高等教育制度而言，其主要变化之一是对封建流毒进行了革除，废除了忠君、尊孔的旧教育宗旨；二是对大学内部机构的设置做出了明确规定，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开始致力于建立体现西方大学精神实质的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思想的现代大学；三是进一步明确了以文理科设置为主的大学与传授实用知识的专门学校之间的区别；四是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了私立大学的举办权。这些变化体现了民初大学制度设计者对大学性质与大学办学理念的思考。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就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并在教育领域掀起一股复古逆流。继袁氏之后，北洋军阀张勋、段棋瑞又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但是，这一时期教育领域的复古逆流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此间，新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教育变革的推动力量。他们革新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所重视的是对教育自身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使得他们能够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这一时期，西方大学衡量学术水平的学位授予制度开始引入中国。1915年所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学位除国立大学毕业，应按照所习学科给予学士、硕士、技士各字样外，另行组织博士会，作为授予博士学位之机关，由部定博士会及审授学位章程暂行试办。”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这一时期文化教育领域一而再的封建复古回流，激发了与传统决裂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进而昭示了“五四”前后新教育运动的勃兴，最终促使教育事业走向正常的发展道路。

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10余年间，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在中国展开，这次改革运动是从改革学制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为教育改革扫清了封建路障。而这一时期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教育界生态环境最宽松的时期。中国教育界以开放的心态关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利弊得失与发展趋势。在对西方各种教育理论与思潮进行系统输入、实践与甄别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与多层次、多系统、多渠道的办学体制逐步为中国所接受。自此，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重心由日本转向美国。另外，“壬子癸丑学制”经过几年的实践，许多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已经暴露出来。经过数年的努力，1922年新学制得以颁行。“壬戍学制”所规范的大学教育和以前相比，主要区别在于：大学校与单科学校并立、取消大学预科、采用学分制与选课制、设课无男女区别等。随后在1924年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同时废止1912、1913年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国立大学条例》明确规定国立大学应附设专修科及推广部，内设董事会，负责审议学校计划、预算、决算及其他重要事项。这些规定基本抄袭了美国的大学制度。《国立大学条例》和“壬戌学制”共同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从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这一过程的完成。

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过程，基本上是沿着宏观法令框架与具体办学实践两个基本层面推进，表现出清晰的发展轨迹，但是这两个层面的推进有时并非齐头并进，如20世纪20年代以前，能够体现现代大学精神实质的内部办学制度安排则明显滞后，除教会大学因其特殊性，在内部办学制度安排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大学制度外，国人自主的大学内部办学制度安排，虽也在引进西方大学制度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但唯有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推动下，通过内部办学制度革新，于“五四”前后转化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蔡元培深受洪堡大学思想的影响，将其“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具体化，通过大学内部办学制度的安排，使原则性的大学制度转变为可操作性的具体实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也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一个杰出范例。

进入20世纪20年代，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在宏观法令框架和具体办学实践两个层面开始同步推进，并带有强烈的美国色彩。在具体办学实践层面的推进是以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体现现代大学精神实质的著名大学的出现为标志。成立于1921年的东南大学，在郭秉文的推动下，以美国大学制度为蓝本所进行的一系列内部制度安排，堪称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又一典范。郭秉文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制度，极为重视大学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相统一。在内部机构设置方面，东南大学设立了董事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东南大学虽也设有评议会，但它仅是一个议事机构，不同于北京大学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利机构，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

综观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表现出从最初的借鉴引进到结合国情不同加以修正与选择的过程，具体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大学预科年限逐渐缩短并最终取消。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民国前期中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以及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相适应的。

第二，大学设置标准由严到宽。民国前期大学的设置标准经历了由多学科到单学科的变化。“壬戌学制”规定，“大学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这一规定和民国初年相比，实际上是放宽了大学的设置标准。

第三，大学制度的设计从模仿日本转向借鉴美国。民初包括《大学令》在内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的。其大学预科的设置、国家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以及“大学—科—讲座”这一内部组织结构，都带有明显的日本大学制度的特色。而“壬戌学制”及《国立大学校条例》的主要内容则明显受美国大学制度的影响，其董事会及推广部的设立、选修课程的导入、系一级学校组织结构的确立，都是美国大学制度的主要特征。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但尚缺乏牢固的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萌芽于晚清的洋务教育，并且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功利目的出发，因此缺乏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传统，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尽管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思想曾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产生过深远影响，并因蔡元培等杰出学者的努力而在大学办学实践中得以基本贯彻。但这一发展时期总体上是短暂的，本质上作为一种文化机构的大学，当时只是暂时找到了能够为其栖身提供一定容纳力的社会土壤。

在《大学令》中，虽明确规定在大学内部设置教授会、评议会等机构，以试图真正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但是这些规定在随后数年间并没有被落实。20世纪20年代以前，能够体现现代大学精神实质的内部办学制度安排也乏善可陈。由于缺乏国家社会层面的制度基础，即便是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改造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藉由民国前期极度动荡的乱世，并在蔡元培个人地位与人格力量所搭建的平台支撑之下取得的。对此，刘军宁指出：“在自由主义制度上了轨道的西方大学里也许出不了像蔡元培那么伟大的教育家，其原因是那里的兼容并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上的，是靠自由主义的制度支撑的平台。无论谁做校长，这种制度平台的宽容性质也许会有摇摆，但不会有彻底的改变。可见，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既是北京大学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骄傲，但其中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台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制度的平台。”陈平原先生也指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者，才有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时之挥洒自如。”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确立，主要是在一批居于高等教育主导者地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凭借当时政局失序以及社会转型所提供的机遇和条件而取得的。

二、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动因

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大学不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自然演化，而是发端于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是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中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互为因果。中国近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成长，是现代大学产生与发展的深层根源。民国前期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革和发展是制约民国前期大学教育浮沉的动因。

首先，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趋向是促进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根本动因。民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确立，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得民国前期即便在极度动荡的现实环境中，政府的施政政策基本上仍能够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教育立法与政策引导等措施，尊重并顺应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大学教育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得以较快发展。从经济制度的变迁看，民国前期中国开始加快了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步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发展，部分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商品经济制度。这既为民国前期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经济基础，也为民国前期现代大学教育的办学指明了方向。

其次，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是制约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政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拥有绝对权威。现代政治学视野中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社会”（市民社会）缺乏生存的空间，导致中间社会力量的缺失、社会组织能力薄弱，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民国成立后，随着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作为社会迈向现代化重要标志的新型社会力量逐步得以形成并壮大。新型社会力量以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所组建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活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新型社会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推进力量。

第三，教育家群体的生长与多样化办学制度的形成。民国前期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与一批声誉卓著的教育家的名字紧密相联的。考察民国前期这批杰出教育家群体的构成，一般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深厚旧学根基的传统士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科举功名，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南通大学校长张謇、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为代表。这部分教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但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又能够放眼看世界，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中，他们主要在早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二是受过一定旧式教育的影响，但新学新知在其成长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且颇富锐气的较年轻一代的新型教育家群体。他们普遍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训练，在西方大学获得较高的学位，对西方现代教育理论非常熟悉，能够秉承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精神，并深刻把握现代大学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以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梅贻琦、郭秉文等人为代表。这批具有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杰出教育家群体，利用他们居于大学制度设计主导者这一优势地位，从理念和实践层面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最终促成了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

在总结这些教育家群体办学理念的时候，有学者认为“当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应该说这一评价是适切的，可以从这些教育家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中体现出来。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中以三事相告学生，“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励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体现了对学生为学先为人的殷切希望。叶公绰1921年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时发表的演讲也很有代表性，“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而1923年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则是与蔡元培“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脉相承的。梅贻琦则认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并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君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总的说来，在民国前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先是经由传统知识分子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后经秉承自由主义教育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直接推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开始形成，作为外来文化载体的现代大学开始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生根。现代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杰出教育家群体的诞生，在这一时期表现为—个共生的互动过程。

三、评价及启示

中国当前的大学制度创新，已经深入到大学核心理念层面。对于中国目前大学制度所存在的诸多欠缺，已有的共识是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主体地位缺失，大学系统存在严重的行政性泛化现象，缺乏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制度氛围。对大学精神实质虽有一定理解和把握，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方面则依然困难重重。因此，反思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可以对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大学制度创新需要在法制化轨道内运行。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在宏观法令框架方面经历了借鉴引进、结合国情加以修正以及最终基本定型等阶段。尽管由于当时政局失序，其法令框架相对粗糙，且难以完全得到落实，但其以法令来规范大学教育的发展并适时加以修正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当前大学制度创新在这方面具有民国前期无法比拟的优势，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以法治国”方略的提出，都使得中国的大学制度创新可以运行于长期而稳定的法制化平台之上。

其次，大学制度创新在不同层面的推进力度可以有所区别。民国前期现代大学的演进，在宏观层面与办学实践两个层面的推进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民国初期，大学制度宏观法令框架层面的许多规定是前瞻性的，很难在大学办学实践中迅速被落实，但这些法令为大学办学实践提供了高标准的要求，也为大学办学实践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大学在办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以后的教育立法所借鉴。中国目前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远较民国前期复杂多样，很难制定出高度统一的可操作性法令框架，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推进大学制度革新。比较切合的思路是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基本法令框架，同时给大学充分的实践空间。一方面通过基本法令来规范和引导大学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对其成功的办学经验，在合适的时候通过教育立法加以确认并推广，但不同层面改革的推进力度可以有所不同。

第三，体现大学精神实质的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借助学术力量的整体强化。中国当前大学组织的行政化泛化倾向严重，大学内部官本位盛行，缺乏鼓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都与学术力量整体有待强化有关。因此，当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在大学内部真正形成以学术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大学向其知识性机体的特质回归，并且积极倡导学术自由，落实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使得学术力量得以整体强化，从而为体现现代大学精神实质的大学制度创新提供理想的社会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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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3

[关键词] 民国时期 高等教育 教授 高薪制度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待遇情况

民国时期，为推动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民国历届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

1917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4等，每等又分6级，共24级。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元，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预科教授月薪140~240元，助教月薪50~120元。当然，各校在实行过程中又根据各自的情况制订了不同的标准，但浮动不大。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对教师薪俸的等级规定和发放形式建立了较完善的体系，教师薪俸额保持增长的趋势。1927年9月，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月薪160~260元，助教月薪100~160元。1929年12月制订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员薪俸现行标准》就遵照了这一规定，稍有不同的是将助教月薪最低定为90元，但同时规定助教可每年加薪10元。如清华大学，在1928~1936年期间，教授月薪300~400元，高的可达500元；专任讲师128~160元；教员120~200元，助教90~140元。资料显示，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因此，教授们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多数教授生活困难。但国民政府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确保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提高薪金、平价供应及实物补贴等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

总之，在整个民国时期，高校教授虽然说在不同时期待遇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教授们的薪金待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尤其是1927年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物价平稳，教育经费相对充足，这一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生活状况非常优裕，如不少教授出门有车、家有佣人、居处有独家院落，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

民国高校教师高薪制度得以推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教授高薪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民初之际，有识之士愈发重视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素质的作用。尤其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看到了西方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不管是民初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确保现代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教育经费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宪法中的规定，但是以宪法的形式来规定教育经费的数量，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各项开支中，要优先保证各地教育经费的使用。

其次，这一制度之实现，也得益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在兵荒马乱、内战频仍、军费开支巨大的民国时期，教授的薪水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与当时的高校规模小、教授数量少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因此，高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资料显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1936年，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员之总数。正因如此，教授们的高薪制度才得以基本保障。抗战前夕，曾任罗家伦助手、兼具清华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与近二十年来所未有。”试想，如果民国时期的高校规模与现在相当的话，那么在那个政治较量和军费开支优先的年代，教授们如此优越的薪水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保证不了的。

民国教授高薪制度的影响

1.促进了民国学术的卓越发展

高薪制度保证了教授们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使其可以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无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他们的教育、科研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

2.有利于知识分子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风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条件成为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精神独立的重要因素。比照当今学术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乎成为民国教授们的精神写照。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教授，之所以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除却时代和个性的因素之外，不能不说优裕的物质条件是其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

3.有利于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充裕的物质条件，使教授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仍有不少资金节余，这为他们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他们利用这些资金或是办学、或是资助青年学生留学、或是创办刊物，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例如，胡适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

参考文献：

[1]陈娜.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待遇情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7).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4

关键词：国民政府；军事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袭击，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虽然近代我国军事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但长期的内战消耗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致使抗战初期，我国军队无论在官兵素质还是在武器装备方面，都与日本军队相差甚远。因而，抗战初期，在日本军队强大攻势下，我国军队消耗巨大，各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受战争影响，抗战初期军事教育受到严重的冲击。但自1925年北伐战争之后，高度重视军事教育的政府，不但没有放弃军事教育，反而加强了军事教育的投入，使得我国的军事教育迅速转入了战时状态，为前线部队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一、军校的内迁和军事教育管理机构的改革

由于以四川、云南、贵州等为中心的大后方相对远离战场，有较为稳定的学习和训练的环境，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事学校开始向大后方迁移。内迁过程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政府和军队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实现了正规军事学校及各军兵科学校的战略性转移，避免了覆灭的灾难。但是在内迁的过程中，军校积累多年的宝贵教学资料和教学器材损失严重，教员队伍受到沉重打击。特别是海军所属的各军事学校，在抗战初期几乎损失殆尽。由于战争对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抗战期间迁入大后方的各军校的军事教育基本上都迅速转入了战时轨道。其中尤其是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航空学校等军事学校，由于属基础教学，也是国民政府军事教育的主体和重点军校，因此更维持了正常的教育训练，从而为战时军队培养了大批的各种军事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对战时军事最高机构―军事委员会进行重大调整，将一些行政的机构拨属行政院，将中央党部从军事委员会中独立出去，将平时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如训练总监部等移归军事委员会管辖。通过这次重大的调整，使军事委员会真正地成为了战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实现了对全国各地军队的统一指挥。

二、大后方正规军校的调整

1.陆军大学的加强。抗战爆发后，由于前线战争异常惨烈，战争结局超出了国民政府的预期，政府深感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军事素养的不足，不能胜任对日作战的需求。因此，为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也为了让高级军官在战争期间提高指挥水平，以便正确地指导战争，满足部队扩编和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一反西方国家在“与外国处战争状态，最高军事学府暂时停课，在校学员由参谋本部统一调整使用”的惯例，决定陆军大学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使中止停办。

2.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扩充。作为培养初级军官的军事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在战时得到了巨大的扩充。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由于战争激烈，战场消耗巨大，部队损失惨重，尤其是初级指挥军官，伤亡更是巨大。为抵御日军的后续攻势，必须大量补充初级军官并征集大批新兵，而从战场上升迁的初级军官又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训练，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为此，为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扩充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规模，争取培养更多的初级军官，提升前线初级军官的军事素质。

3.陆军各兵科学校的调整。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一度忽视了对于陆军各兵科专门人才的培养，因而在抗战爆发后，各兵科的专业技术人才十分紧缺，会操作大炮，工程机械、通信电台的士兵严重不足。国民政府为培养前线急需的各专门军事人才，一方面积极扩充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其各分校，同时加紧充实原有的步、炮、骑、工、轴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学校，加强各兵科的教育培养。此外还对军需、兵工、卫生、测量等特种军事学校进行了调整，进行分类训练。在各兵科学校设置各种急需的班次，分期集训各兵科正式军官，加强战时急需的理论和技术教育，提高其军事素养，并采取重点教育，缩短教育期限，施行短期速成教育，使受教育人员在短期内学会使用各种新式武器，返回部队后再转教其他官兵。

4.空军各学校的充实调整和海军教育的延续。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培养战时急需的海、空各兵科的军事人才，一方面对空军各兵科军事学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充实，增设了一些新军校，初步形成了战时空军的军事教育体系，同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海军教育，为以后海军的重建打下基础。

三、国统区士兵养成教育

抗战爆发后，国军在正面战场遭受惨重失败，政府深感士兵素质严重低下，因此在后方加强了部队的官兵的养成教育。第一是加强了部队政治训练，政治训练历来都是部队训练的重要内容，是确保部队战斗力的有力手段。大革命失败后，国军在其部队已无进步和革命的政治工作。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方法，加强部队爱国主义的政治训练。第二是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抗战初期，陆军有180多个师，到抗战后期，陆军已增至300多个师，部队急速膨胀。但新扩充的部队大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低下。为了增强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训练。第三是训练游击干部，军队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的战斗中，损失尤为惨重，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取得极大的战果之后，国民政府也吸收了八路军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正面战场应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扰袭敌人的方针。

四、国统区的地方军事教育

由于国民政府所属的军事教育机构在抗战初期损失惨重，加之前线部队消耗巨大，政府所属的军事教育机构已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在大力恢复重建直属军事教育机构的同时，在地方也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教育。

1.改变了兵役制度。近代，随着新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的出现，中国传统的募兵制已不能适应近代军事战争的要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新的《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并在全国建立了师、团管区，分层负责，配额征兵。

2.在地方学校开展军事训练。抗战爆发后，地方学校成为战时兵员的重要来源，国民政府调整了地方学校军事训练的主管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划，并通过各种决议案，以加强对地方学校的军事训练。

3.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为使国民都能承担守土抗战之责，国民政府在《兵役法》中规定凡年满18-45岁的男子都应参加国民兵训练，接受所规定的军事教育，以“加强其团结力量，养成其军事技能，激发其民族意识，以达到全民组织、全民兵役、全民国防之目的”。

参考文献：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5

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着领导、组织、协调、保障、监督等重要作用，是保障政府切实履行发展学前教育职责和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二十余年来，我国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但在近年我国社会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学前教育发展需要，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权责不明、权责配置模糊、统筹协调和财政保障能力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为破解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民进中央建议如下：

1.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省级统筹、以县为主”。

首先，明确并加强省级政府对省域内学前教育的统筹领导责任。建议各省级政府加强对教育、财政、发展改革、编制、人事社保、国土资源等各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制定全省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明确本省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并保障落实；加强对省域内学前教育的全面督察和指导，推动学前教育省域内均衡发展。

其次，明确并进一步加大县级政府对县域内学前教育的管理指导责任。县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管理指导县域内学前教育发展的主体责任，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学前教育发展的方针、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制定县域内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统筹管理本辖区学前教育；规范幼儿园教师人事聘任、考核制度，保证教师工资津贴与社会保障；保障县域内幼儿园的合理布局、规范运转。

2.明确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管理主体重心和财政保障重心的双上移。行政管理的重心从乡镇提升到县级政府；统筹管理的重心进一步提升到省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的重心则以中央支持下的地方政府为主，并且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有区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地区，财政保障的主体重心应该越高。同时，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程需要适应国情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稳步、循序推进。通过政策倾斜、转移支付等促进区域内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3.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及其调整是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重点加强中央、省和县的职责，同时注意发挥地市和乡镇的职能。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特别是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做到统筹有力、权责明确；要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学前教育的统筹权和县级政府对区域内学前教育的管理权。

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校外教育培训是青少年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校教育的有机补充和拓展，科学合理的校外教育培训，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由于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再加上现今社会就业压力增大，校外教育培训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共十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是目前青少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严重良莠不齐，主要存在政府监管缺失、无证经营严重、培训市场混乱、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加强监管，规范青少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1.防范风险，政府部门加强对校外教育培训的监管。一是认真做好培训机构师资和办学质量的督导评估与年检工作，加强抽查，监管到位，年检和抽查结果要在报刊、网站上公示。二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需报主管部门审批、备案。三是强制推行保证金制度。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之初，以一定的保证金额度作为抵押，防范风险。

2.权责一致，建议明确教育行政部门的首要监督职责。对于青少年校外培训，要健全相关法规加以规范，建议授予教育行政部门相关监管权限，同时明确其承担首要监督职责。建议各级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严格审查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对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予以登记注册并规范收费、对既没有办学许可证又不符合条件的应坚决取缔。

3.强化自律，依托协会促进校外教育培训市场扎实有序。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协会”。协会要科学设计校外教育培训标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研究制订培训机构行业规则，加强行业管理，着力打造教育服务品牌；定期开展社会培训论坛，加强区域内各教育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妥善协调校际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整个行业的凝聚力和公信度。

4.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提升校外教育培训的能力与水平。一是提高审批门槛。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办学，鼓励民办教育机构提高办学质量。二是积极依托社区。发挥社区教育体系的作用，建立健全青少年教育社会化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三是整合多方资源。发挥图书馆、书店、纪念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及青少年宫等在校外教育培训市场中的公益性、主导性作用。

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

“十一五”期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幅度超出中央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近20个百分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始终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5%。2010年，全国24个省区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15%以上。西部地区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基数低、增速快，东部和沿海地区基数高、增速慢，从而使东部和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是，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最高与最低省区的差距均在6-8倍之间。

同时，不同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差异明显，学前教育经费明显偏低，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快速减少。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使用规定中硬件方面占比较高，教师发展等软件占比偏低；经常性经费与专项经费没有打通，经费浪费现象较为明显。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突出的“严预算、宽追加”的现象。为此，民进中央建议：

1.进一步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

中央新增教育经费投入要在保运转、保工资、保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

2.积极推进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切实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明确政府财政预算中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数量指标并规定最低限额，并加强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行为的监督，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教育经费的落实到位、教育经费的投向与效益。对于中央财政资助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强化项目管理，建立行政、专家和社会中介机构相结合的项目评估体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

3.严肃预算控制、完善管理方式。

严肃预算控制，遏制随意性费用支出。教育经费预算要体现办学目标实现的实际需要，保证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并明确各级相关责任。预算执行中，要允许根据办学目标的变化，经过授权批准对预算进行调整，以使预算更加切合办学发展的实际。

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审核决定专项支出预算。对每年决定在教育系统要办的大事、实事，财政部门应优先安排或预留资金，确保重点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同时，积极推进项目绩效评价的试点工作，跟踪整个预算执行过程的财务监控。应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程序，逐步实现标准周期预算。推进信息化建设，调整和完善预算的编制及监控办法。

学术期刊改革不能单纯走市场化

近年来，非时政类报刊转制工作已经作为新闻出版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继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后，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也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学术期刊被作为“非时政类期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被纳入改革行列。《办法》中指出对于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原则上不再保留编辑部体制，这对于多数长期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编制的学术期刊来说，纳入企业化改革意味着将其推向市场，赢利能力将成为考量学术期刊的主要指标。但是专业性强、读者面窄、发行量小是学术类期刊的显著特征，核心期刊更是如此，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学术类期刊全国受众加起来，也不过两三千，可以说学术期刊是典型的“小众”传媒。加之网络的迅猛发展在为学术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传统的纸质期刊发行，因此有些学术期刊保本运行都很难做到，多数期刊无经济效益可言，内生动力不足，如果强行推向市场，很多就只有死路一条，也将给学术发展带来诸多弊端。

因此，文化体制改革不能急功近利，需要循序渐进，特别是学术刊物。为此，民进中央建议：

1.学术期刊改革应坚持公益为主，市场经营为辅的原则。发达国家创办学术期刊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外包括剑桥出版社办的很多杂志，为了要保持在这个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往往要往里面“砸钱”，学校每年给这些杂志补贴印刷费、编辑费。借鉴发达国家良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学术期刊改革也应坚持公益为主，市场经营为辅的原则。

2.学术期刊改革要“因人而异”，区分对待。对于带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包括一些基础学科、前沿学科的学术期刊，要继续实行事业体制；对于经营性的学术期刊可转化为企业；对于那些政府机关办的学术期刊，可以放到科研机构，因为科研机构有经费来源，能够维持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3.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合理退出机制。区别对待学术期刊的改革，要加强建立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完善学术期刊的准入、资质认定标准及退出机制，建立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标准，加强收费的价格管理。

促进中国电视剧市场健康发展

2010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1.4万集，2011年则近1.5万集，2012年仅秋季首都电视节目推介会上，就展出约1.5万集。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线视频行业用户已超过3.3亿，市场规模同比翻番达到62.7亿。中国已经成为电视剧生产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已经成为电视剧强国。

中国电视剧市场在空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产量相对过剩、成本增加、题材跟风严重等三大问题。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投机资本盲目涌入；缺乏良性竞争；分散化经营；行业协会调控手段单一且缺乏力度。为此，民进中央建议：

1.增强资本进入的导向性。调整政策支持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电视剧行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电视剧产品的效用；建立严格、长效的行业准入及退出机制，避免资金涌入无序性，使更多资金流入能力较强的经营机构。

2.引导促进网络播出平台的完善和规范。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超5亿，并且逐年呈几何形增长。利用网络进行收视的人群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电视收视群体，新的收视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这要求电视剧从业人员改变仅仅依靠电视台播放排期的固有模式，引导促进网络播出平台（手机、电脑）的完善和规范，确定制播联动、收益共享的机制，确立规范合理的会员收费制和广告插播制，保证网络平台收益的同时，确保原创知识产权。

3.建立鼓励创新的长效机制。对于创新且有一定品质的作品给予奖励和扶持。在相关评选中增加对编剧、原创的奖项设置，并逐步探索设立集体编剧机制，带动创作源头创新。

4.加强协会的调控力度。将行政主管机构的部分调控职能下放到行业协会，加强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及协调能力；规范行业协会，将行业内分散的性质雷同的协会进行合并；增强协会间的交流，及时公布协会内的各方面数据，引导电视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海洋教育

当前，世界各国竭力维护所属海域和岛屿的并行使管辖权，同时对海洋的争夺日益加剧，在这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另外，维护海上渔业活动安全、海上运输安全、海军舰船航行通道安全也是各国海洋安全权益的需要。对海洋权益争取和维护的力度，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近年来，苏岩礁问题、归属争端、黄岩岛问题成为焦点。但这只是我国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部分表现。

海洋意识是海洋强国之魂。海洋教育是一种综合性、长期性、战略性的教育。回顾历史，“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我国有海、靠海，却始终没有做好海洋文章。要想成为海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不能只是谈历史，说原则，发声明，提抗议。要有具体行动，必须从全民做起，加强海洋教育，让大家懂得历史、了解现状，加强全民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

1.加强全民海洋教育，提升全民族海洋意识。综合运用各种公共教育资源和渠道，加强海洋科普与海洋文化传播，有规划、系统地开展全民海洋教育。利用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媒体传播渠道，加强对海洋文化的传播力度，加强全民普及教育。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6

关键词：后大众化；高等教育；多样化模式

后大众化理论是建立在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基础上，由日本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有本章先生提出的。有本章先生在考察日本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后发现：当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停滞不前，与此相反，非传统的学生增长势头甚猛，其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传统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可能多次入学。这一发现也超出了马丁·特罗的预期，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后大众化阶段”(Post Massification)。

我国自1999年实施大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张，至今已超过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全国平均9.8%升至 2010年的全国平均26.5%[1]，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发达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高，已达到或接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2020年40%的指标，北京、上海、江苏等高校集中的大省、市则宣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或跨入普及化阶段，也出现了有本章先生发现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一些特征。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已经或即将在我国出现。本文对我国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多样化模式及其构建进行探讨。

一、“五维多元”：我国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多样化模式的应然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到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更加多样化。为顺应这一形势的到来，我国应当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多样化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本文选择了举办与投资主体、学生入学形态、学校类型、学校功能、办学层次等五个主要维度，提出了我国后大众化时期的“二元”、“二向”、“三类”、“三极”、“四层”的多样化模式，即“五维多元”模式。

（一）举办及投资主体：公办与民办二分天下的二元举办及投资模式

为适应我国后大众化时期的到来，我国应当建立以公办及政府投资与民办及非财政性投资的二分天下的二元举办及投资模式。目前要大发展民办高校，改变过去以公办及政府投资为主、民办及非财政性投资为补充的举办及投资格局。

从政府办学方面而言，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办学主体重心应当逐渐下移。一是应将办在地市的省属高校下放给地市办学或实行省市共建、共管，大力支持地市级政府办学；二是应当扩大到县级政府办大学，要改变县级政府办大学不多的局面。

从民办高校发展方面来看，目前民办和私立高校数量偏少，处于配角地位。据统计，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各级各类高等学校2429所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2]，其中民办高校640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6.34%，在这些所谓民办高校中独立学院占了311所。这些独立学院中有一半是校中校，实质还是公办的，只因国家不拨款，靠收学生学费办学，内部管理按民办高校机制运行而已。还有一半独立学院也是半公半民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除去独立学院，真正的民办高校仅329所，只占全国高校的13.54%。2010年，全国民办高校共有本专科在校生401.3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9.85%。形成这种局面是多方面的，但从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办学主体动力与实力、国外经验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民办高等教育将会得到较大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7

长期以来，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前教育，始终处于教育事业的边缘地带，相对于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短板”。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国人普遍对学前教育的科学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思想上的忽视和轻视；二是受基本国情制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学前儿童数以亿计，学前教育基础薄弱，推动发展需要大量人财物的投入，国家和地方政府迟迟难下决心。到2009年，我国学前教育的基本状况是：幼儿园总量与适龄儿童总量相比严重不足，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1%；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别大，农村幼儿入园率低于城市近30个百分点；民办园远多于公办园，独立建制的公办园占比极少，大量缺乏监管的民办无证幼儿园长期存在；相当一部分幼儿园办园条件简陋，严重不达标；幼儿教师紧缺，队伍不稳，质量偏低；经费无保障，收费畸高，缺乏规范；监管薄弱，甚而缺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民众的入园需求不断增加，“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并因此最终促使国家做出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决定。

姑且不论这是我国学前教育“迟来的春天”，还是正当其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学前教育尤其是幼儿园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与其作为我国学制起点的正规国民教育的地位不相符，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不相称，因此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不失时机地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已是势在必然。而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及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形势，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则是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这次国家做出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决策和部署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以往单独提出和推动某项教育改革发展有所不同，更加突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均衡联动发展的理念；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而非教育部启动部署，自上而下调动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协同行动，可谓规格高，威力大；三是注重遵循学前教育科学发展规律，兼顾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追求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为此，教育部先后颁布和下发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制定并组织实施幼儿教师“国培”计划；省级人民政府则负责编制并组织落实指导本省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使发展学前教育的各方面工作做到有章可依，有标准可对照；四是中央财政设专项资金，投巨资发展全国学前教育，仅“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就计划安排500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学前教育系列重大项目；五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和组织分别对全国和本地学前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评估，实行奖惩和问责制。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国家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方面更加成熟理性，更加求真务实。

从目前各省市自治区正在攻坚落实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来看，基本大同小异，概括起来，主要目标和任务是：逐年批量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其中以政府财政投建公办园为主；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培养培训力度；扶持改造民办园；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主要涉及经费投入，办园标准，督导评估，幼儿园收费管理，幼儿师资培养培训，幼儿园编制以及奖惩问责等方面。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的学前教育事业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国适龄儿童学前一至三年毛入园率将分别要达到85%、70%和60%，而各地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学前一至三年毛入园率指标最终都不低于上述比例，如果都能得以落实，国家“十二五”学前教育发展的入园率目标则可以提前实现。

然而，在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来看待和对待当前和今后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制约学前教育发展速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不是政策和制度，而是人的认识、思想、精神、行为以及客观现实。因为政策和制度既是由人制定的，也是人的认识、思想和精神的反映。学前教育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人们尤其是决策层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所致。因此，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观和学前教育发展观，以此为指导，立足于国情、省情、县情、乡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不断克服和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才能推动学前教育的科学发展。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8

关键词　建国60年；民办学前教育；公办学前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04(2009)09-0011-04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教育机构的所有者、投资人。从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到微观层面的机构管理、招生服务等都具有完全的控制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对政府职能转化的呼声日渐强烈，而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化改革也日趋深入。这种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导致了教育领域中原有关系格局的变化。形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三种力量，即学术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同时也形成了影响教育发展的三个主体，即办学者、管理者和消费者。所有这些变化都对民办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梳理建国60年来我国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影响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因素。正确把握民办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建国60年来我国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大致沿着公私并举――取消私立园――社会力量办园的过程发展。

1949年之前，我国幼儿园数量有限，且大多数是私立园，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如南京、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建国后，为解决参与我国工业化建设人员子女的学前养护问题。体现社会主义的福利性质。1951年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办幼儿园，提倡公私并举，并强调政府部门对私立幼儿园的领导。

从1952年起，教育行政部门着手接管部分私立幼儿园，开始了私立幼儿园公立化进程。在其后3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私立幼儿园基本消失。尽管私立幼儿园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基本消亡。但由于学前教育本身的特殊性质――具有福利、教育与养护等特性，因此，家庭式寄托、个别看护的形式在民间一直存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提出了“恢复、发展、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自此，我国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蔡迎旗，2003)。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随着“教育为本”理念的提出，民办学前教育同其他教育事业一起开始复苏。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阶段我国的民办学前教育主要处于恢复阶段。到1991年底，我国共有民办幼儿园1.21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7.35％：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为38.5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1.74％。

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我国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发展幼儿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将“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管道、多种形式发展幼儿教育事业”作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针。《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家长送子女人园需要负担一定的保育、教育费用；各地有关部门要在调研当地实际情况后，制定各级各类幼儿园收费标准，其收费必须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兼顾幼儿园的日常需要和家长的经济承受能力。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即使是社会力量办园，实际的资金来源大多仍以国有经济为主。例如，有些企业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其下属幼儿园的性质仍旧是公办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各级党政部门要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1993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民办教育发展方针。这一时期，我国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到1996年底，我国民办幼儿园已有2.45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13.06％；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为130.39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4.89％。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前教育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农村幼儿园成了发展重心；二是教育消费主体分化和细化，公众对学前教育多元化与高质量的需求日趋强烈；三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办的幼儿园大量转制，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成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教育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与加强管理”的方针。“九五”期间，由于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量的1.3％，因此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但因为缺乏法规调控与政策指导，民办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良莠不齐、管理缺位等难题。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这一时期，针对民办教育发展的种种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如《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在学前教育领域，支持和规范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就更多了，如《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关于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法规及政策促使我国的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开始步入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的阶段。《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为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民办学前教育事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到2007年底，我国民办幼儿园共计7.76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0.1％；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为868.75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36.99％。

尽管我国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符合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比率还是相当低的。例如，韩国私立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79.44％(2006年)，而日本高达87.1％(2006年)。这表明我国民办幼儿园在数量上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此外，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还有一定差距。例如，2005年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0％，中东欧国家为60％，我国仅为41％。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确定201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要达到55％。预计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将达到70％左右。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也为民办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二、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

1　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看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要提升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质量，迫切需要解决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在获得资源等方面的不公正问题。政府只有打破以往的“公私不一”的教育资源或资金投入方式，民办学前教育事业才能真正成为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之间会出现第三种中间组织。它是可以吸纳社会上多方资源的混合机构。这一混合机构的出现将意味着公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之间界限的淡化。随着政府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公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在经费来源上会出现趋同倾向。事实上在某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已经可以得到与公办机构相同的生均经费。因此，就发展中的我国而言，政府更应着眼于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规范指导，而非成为某一类机构的事实举办者。

2　从学前教育低普及率与学前教育质量亟需提升看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

(1)推动教育的多样化是民办学前教育的根本职能

教育的多样化与需求的差异性相关。学前教育本质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性都对学前教育的多样性提出了客观要求。为了尊重与呼应这种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体需求，学前教育机构必须对自身机构进行改革或重组，如追求课程特色化与儿童发展需求的整合、办学理念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契合等。

教育的终极关怀永远是教育本身，民办教育要承担的根本职责只能是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公立学校是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标志，而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则是国家实行教育民主化和多样化的另一标志”。

(2)增加教育投入是民办学前教育的派生功能

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市场，都承认发展民办学前教育有助于吸收民间闲散教育资源，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为了保证公共教育体系的运转，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中小学与学前教育阶段的基础性教育服务，满足个体最基本的教育与养护需求。而学前教育的特色发展则应更多依靠吸纳社会资金投入。

然而，在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问题上，政府的责任没有完全落实，政府在许多需要提供服务的地方出现责任缺位现象。在现有投资体制不能马上调整的情况下，政府应保证实现公共服务职能，解决低收入家庭基本的受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大中城市的快速发展。中产阶层对较高水平学前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这一需求会拉动民间资本投入。民间资本投入可以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教育经费供给有限与教育需求庞大的突出矛盾。

当然，增加教育投入不应该是发展民办教育的主旨，它只是民办教育的派生功能。任何教育(包括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根本目的都只在教育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如经费)。“民间兴学与办学的积极面假如一直未能获得肯定，民间办学者假如也一直未能意识到自己应扮演的积极性角色，则今天再怎么谈或怎么推动民间办学，都对整体教育品质的提升无济于事。”

(3)促进学前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是民办学前教育的另一派生功能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9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5-075-03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了极大破坏。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使高等教育适应了当时抗战与建设的需要，客观上保存了当时的高等教育，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效保证，也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最中心、最紧迫的任务是抵御外辱。政府适应抗战需要，适时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试图通过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促进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

1.及时调整教育政策

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需求，政府于1938年4月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关于战时教育的四项纲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纲领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确定了抗战时期教育的基本原则。

同时，这次大会还颁布了由陈立夫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全面表述了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纲要中的九大方N-具体的表述内容是：“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农业需要工业需要并重；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以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十七项要点则对学制、学校迁移与设置等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观点，认为“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这番话肯定了陈立夫战时教育政策和方针，从而结束了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的争论，为实施战时教育政策提供了有效保障。

2.内迁高校并整体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根据1938年4月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对于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的方案，有计划地安排了一批高校的迁移、合并。此外，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对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商学院等应设立的系别及名称做了具体规定，统一了大学和独立学院各系的名称，改变了各大学院校名称混乱的局面。同时，国民政府在1939年5月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使国统区高等院校的系科设置趋于规范化，改变了以往高校系科重叠及隶属关系紊乱无序的状况。通过内迁及适当合并一些高校，确保了中国高等教育能在一个高水平的基础上发展。

3.整理课程设置谋求教育的持续发展

抗战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自行拟定，虽有一定好处，也存在弊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政府在1938年对大学课程的整理规定了“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教育部在1944年9月正式公布经过几次修订的文、-理、法和师范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表，并在学生中试行。

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理、工、农、医等实科人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原有院校增设实科院系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所需增设一批医72学院与技艺专科学校。各个学校开设了一些特种教学项目，如理科增设的毒气化学、国防化学、火药学等课程；工科增设的兵器学、防空学、汽车驾驶等课程；文科增设的孙吴兵法、历史战争史料等课程；教育课增设了战时教育、军事心理学、战时中小学课程研究等。例如，当时的中山大学文学院增开“民众组织研究”课程，开办了防空救护训练班，电机工程系增开了“防空消毒”、“飞机修理”、“兵器概论”等课程。实科教育的扩充与加强，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实际困难，也有效改变了战前我国文实科发展畸形的状况。

4.创设贷金制度保证教育的稳定发展

随着高校的内迁，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国民政府建立了贷金制度，规定“凡经济来源断绝者均可申请，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以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贷金分全贷、半贷两种，主要是膳食贷金。到1940年时因通货膨胀等因素，学生生活处于极端艰苦的情形，教育部又将贷金改按实物计算，并且对非战区学生也开始按其经济情况实行全补或半补。从1943年起，教育部又鉴于贷金制在学生毕业后偿还不易，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公费生分为甲种公费和乙种公费两种，按照学生就学的科别加以区别对待，而非之前视其家庭情况而定。这些措施，对解决战区及贫困学生的就学困难，保证教育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战时救济费几乎占到教育文化费总支出的60％，抗战期间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的专科以上学生每年常达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贷金制的创设为那些在抗战时期无力完成学业的学生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保证了战时高等教育受教育对象的基本数量。

5.审定资格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育部在1940年公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中，对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些任职条件，教育部从1940年开始进行教员资格审查。在抗战时局艰难的情况下，有些地方教师的薪资被军费挤占，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对教师的最高薪、最低薪以及加薪年限与数量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高校教师从助教-到教授根据审查通过的职称与级别领取相应薪资。尽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教师的薪资规定较为具体并且要求严格执行，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时局的不断变化及战时通货膨胀等因素，使得教师的实际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较其他行业同时期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这种情况在抗战后期尤为严重。

但是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采取措施，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教师的窘境，却在一定程度起到了稳定师资队伍的作用。

二、教育政策的简要评述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推动了高等教育不断向前发展。据统计，到1945年，高等学校增加到141所，学生为80648人，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对现今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作为国民政府施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内迁高校的政策使得高校基本实力得以保存，不至于落入日本手中，控利用或完全毁灭，反而在高等教育的“质”与“量”上不断得以扩展提升。内迁也使得许多原本没有高校或高校很少的西北、西南等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专科以上学校，从而改变了高等教育在抗战前分布、发展极不均衡的状况，对内地各方面的建设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对课程设置进行统一整理使得全国的高等教育更为规范一致，既有利于加强教学管理工作，又提高了教学质量。其中，各高校根据抗战所需设置相应的应用课程，培养学生掌握抗战所需的科技知识技能，促使他们更好地投入抗战、服务于抗战。特别是在军费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依然能将巨资投入教育，创设贷金制及公费制度，极大地缓解了当时高校学生的生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源规模的不断扩大，培养出大批战时急需的以及战后恢复建设所需的人才资本。

再有，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力加强了高等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师资格审定政策使得一批合格的教师队伍得以保留下来；同时，薪资的严格统一使得教师的经济收入有了相对稳定的保障，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国民政府对教师科研学术的积极倡导、奖励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并激励了这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能够不断延续，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乃至求得整个民族独立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致因战争的破坏而完全中断。”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篇10

关键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分析

终身教育思想体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并形成于60年代，其对全世界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终身教育体系是对全社会所有人一生的教育需求而建立的教育体系系统，它包括所有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五个方面，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系统。可见，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延伸，时间上它包括婴幼儿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成人时期及其老年时期所有人生阶段，空间上它包括学校教育、企业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及其大众媒体教育等各种教育方法手段。

一、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终身教育体系效果的实现，若没有操作性强的科学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性。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包括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五个方面，其基于人类全面发展的需求，充分考虑了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学校教育系统的集体规模化优势，基本解决了人类适应自然界所需科学技术知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所提供的知识很全面，既有自然类知识又有社科类知识，既有逻辑思维知识又有语言交流知识，既有基础科学知识又有技术应用知识，涵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

其次，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功能性。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具有很强的功能性，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所需的各种知识，基于不同的人类群体提供相适应的特色知识。比如，中国东北某些地区的学校教育偏重俄语、俄罗斯文化，使学生更好地与俄罗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宁夏地区的学校教育具有特有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有力维护了当地独特的文化传统；广西地区的学校教育具有浓厚的壮族文化，其文化造就发展了广西大众。所有这些地区群体性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均具有特色知识、特色文化，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该群体教育体系的功能。

最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普遍性。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使全体国民均有平等的机会和条件享受良好教育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2012年4月15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明确了具体发展任务，包括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专业的知识体系，特别是义务教育法强制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

二、建立基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必要性

第一，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人类自身发展需要学校教育之外的终身教育、修养，“学无止境”才能更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人类的自身价值在发掘人的潜力改造自然界中实现，而要进行生产劳动和改造自然必须各类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终身教育可以给人类持续的知识和应用技能，还可以使人类怀疑知识，进而创新知识。此外，人类自身发展还包括道德、意志与境界的提高，道德修养仅通过学校教育远远不够，必须通过人类自身一辈子的自省，认识升华，加以提升，才能完成，而终身教育体系可以帮助实现此过程的实现。意志体现为思想自制力、持续力，它也要通过终身学习、体会来提高。人类的思想境界是一个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过程，境界的提高能使自我思想更包容，更豁达，终身的教育学习也能使思想境界提升。

第二，科学技术知识自身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异常迅速，日新月异，科技发现、发明越来越快，发明到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电子信息、天文物理、原子物理、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技术日益向高精尖方向发展，通过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教育只可以获得基本的传统性科学技术知识，落后于时展，难以达到理论知识的国际前沿，要想学到最新国际前沿的知识，只能靠学校教育之后的终身教育。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是一个知识极大丰富的时代，大量的信息知识均可以共享，每一个个体均可以查阅，所以，不需要单纯记忆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需要的是整合信息知识能够创新的人才，并要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

第三，社会发展的要求。进入新世纪后，人类社会发展速度加快，这得益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进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完成学校教育的劳动者只能满足基本的社会发展需要，而现在社会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语言交流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这些都需要终身的学习来提高，语言交流能力也需要终身持续的学习、领悟、训练，才能适应现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社会的发展，这均依靠终身教育来实现。另外，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信息社会，每个人均需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搜集和筛选能力，仅通过学校教育训练远远达不到适合信息社会的要求，这也需通过终身教育学习来提高。

三、目前基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终身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1.学前教育方面。虽然中国的学前教育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足，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数据表明，中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10年间一直维持在0.03%至0.05%之间，学前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至1.3%之间，相比而言，欧盟各国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0.5%，整个世界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平均水平约为3.8%。如此，导致了很多地方出现“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很多幼儿园硬件条件差，设施短缺，配套材料不环保等问题，此外，师资力量不合格，教学不规范的现象也很突出，比如，强迫学习较多，完善人格的开发娱乐活动较少，这些问题均限制了学前教育效果的实现。

2.学校教育方面。目前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教育是一种“知识本位、学科导向”的特征，这导致了大众异常重视高考、中考，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检验学校教育效果，学生学习水平主要依靠升学率指标，异常关注各类“状元”，各类竞赛，其教育方式产生不重视品德、情操等素质因素的培养，只重视智力分数，解题方法的训练。此种学校教育体系侧重考试成绩只能培养大量应试技巧强，只会解题的应试学生，使很多学生出现厌学，影响其以后学习的兴趣。

3.老年教育方面。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很重要的一环，本质也是教育。但是目前认识不足，认为老年教育就是文化娱乐、休闲、玩耍、消磨时间，这是错误的，老年教育其实是老年人多层次、多学科的教育课堂。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状态，老年人口很多，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思想封闭，内心失落，若再加上儿女不在身边，信息滞后，更加孤独空虚，导致其容易产生身体和心理问题。目前老年教育发展落后，很多地方没有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没有老年学校或老年大学，无法给老年人提供其所需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场所。

四、完善基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措施

1.学前教育方面。国家应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必要时进行立法保障。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这些政策需要认真贯彻落实，特别是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困难地区更应加大国家政策投入。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应落实主体责任、保证职责，加大对学前教育、幼儿园的经费投入，切实完成这项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任务。学前教育管理方面，应完善各项规则措施，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如校车接送、日常管理、质量标准等，建立高素质、稳定敬业的幼儿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

2.学校教育方面。当前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已经到来，国与国、人与人的竞争基本属于高精尖的较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的“知识本位、学科导向”的特征，改变应试教育，高分低能，改变人才招聘的学历限制，推行素质教育，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为根本目标；切实贯彻科教兴国，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有机统一在学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使此五方面教育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学生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真正知晓生命的意义并用一生去探索其意义，而不是只追求金钱、享乐。

3.老年教育方面。首先，改变全社会对老年教育理念，提高认识，使其真正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环节层次，社会政府各个方面应多关心老年教育，必要时立法保证其实现；其次，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应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加强投入；再次，进行必要的大众媒体宣传，老年人虽然衣食无忧，可其精神生活可能很空虚孤独，他们也有人生价值需要实现，从而为社会奉献剩余的光和热；最后，鼓励培育形成良好的学习型文化氛围社区，建立老年学校和老年大学，亦可以利用网络教育，各类社会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场所，可以提供无偿援助，义务授课、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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