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十篇

历史学家篇1

谢天谢地,母亲找到一个证人,证明儿子死时坐在副驾驶位置。去交通大队交涉却无结果。母亲不死心,继续寻找证人。一次一次往出事地点跑。终于找到另一个证人。证明儿子死时确实坐在副驾驶位置。最后交通部门重做结论,儿子无辜。此时儿子遇难已过四年。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儿子是清白的?母亲答:直觉。又问,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了四年?母亲答:凭我是他的母亲,别说四年,四十年也能坚持。

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亲情,不等于没有感情。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时,执著程度未必逊于这位母亲。其幸运在于,历尽沧桑,当事人犹在;然而,要是当事人三缄其口,坚持要把真相带进坟墓,情况又会如何?

冯亦代先生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文汇报》次日刊发文章中说:“近年来,冯亦代因病已不便写文章了,黄宗英觉得有些史料当事人不写,就可能失传了,劝他写一些记忆中的‘碎片’,留作史料。冯亦代却一本正经地说:‘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黄宗英说:‘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黄宗英觉得他固执起来像一座石墩。”

原来,“有些事”是党组织让他做的。冯亦代一度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厂(即造币厂)副厂长,对重庆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尤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冯亦代仗义疏财,有“路路通”、“百有份”之称。不管、军统、中统还是青洪帮、袍哥,都能“吃讲茶”、“折肩胛”、“叙金兰”、“排名次”……对冯亦代这段经历感兴趣者,不止黄宗英一人。有来访者亦问:“您能谈谈那时候的故事么?”冯亦代沉默了半天,说:“有些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

坚持把真相葬入坟墓者,当然不止冯亦代一人。潘维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硕士时,导师是外聘教授陈翰笙。在潘维心目中,“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曾获“苏联英雄”称号、二战时期著名谍报人员左尔格在日本被处死,其人竟然是陈翰笙介绍去日本的。这且不说。“1944年,根据日本的情报,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这不能不让潘维格外好奇。“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国内如此,国外亦然。2005年1月,尼克松总统秘书罗丝・伍兹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这马上成为美国各大媒体头条新闻。老太太离开权力中心多年,惹人关注,只因她是“水门事件”当事人。罗丝・伍兹在世,肯定有人心存幻想,希望有一天,老太太会说出事件真相;老太太一死,意味着“水门事件”空留谜面永无谜底。

“水门事件”发生在1972年,五名男子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总部安装窃听器被捕。其中一人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然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搞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掩盖水门事件的同谋者,最高法院裁定尼克松须向官方交出有关的录音带。尼克松深知美国总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选择了交出而不是销毁这些录音带。录音带录音时间总计240个小时,其中有一段尼克松与其幕僚长海德曼谈话,长达18.5分钟被消磁。“水门事件”沸沸扬扬,扑朔迷离,皆因此而起。罗丝・伍兹解释说:18.5分钟空白是制作副本时不小心按错了键,又恰好接到一个电话,未能及时发现造成的。而专家经检测后确认,这段录音是分五至九次被抹掉的。于是,消磁内容就成了当代美国历史上一大悬案。

尼克松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也知道只有说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或者说是由罗丝・伍兹自作主张或者是在我的直接间接要求之下由她蓄意洗掉的,人们才会欣然接受。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洗掉录音带,我也完全相信罗丝所说的,她也没有。”

罗丝・伍兹曾在法庭和大陪审团面前为此宣誓作证,并未因违法受到。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说“尼克松没有真正的密友”,但实际上尼克松对罗丝・伍兹非常信任,甚至视她为家庭成员之一。舆论怀疑罗丝・伍兹对录音带做了手脚,尼克松更是跳进密西西比河洗不清,只好辞去总统职务。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迄今亦无来者。罗丝・伍兹离开白宫后,一如既往,对陪同总统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只字不提。

人证不能如愿,退而求其次,大做物证文章。2001年,美国国家档案局郑重宣布,将竭尽全力恢复录音带上被抹掉那18.5分钟录音,发言人透露,恢复这段录音至少耗时一年。结果科学家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近两年,但仍然无法恢复录音带中空白。2003年,发言人声明:“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切手段来再现那段被抹去的录音;不过,我们现在只能尽量保存这盘磁带,希望下一代人有能力破解这一关键的历史证物。”

历史学家平生职责所在,就是努力发掘事情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发掘真相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找到当事人、亲历者。可惜当事人各有自己的原则,政党组织有纪律,地下工作有秘密,秘书职业有操守,当事人做得都没错。但作为史学家,探求真相也没有错。这实在是一个难题。

历史学家篇2

自有高考以来，文科历来被冷落，只因为就业范围太窄。而我，却天生是文科的钟爱者，如果让我选择，我想做一个历史学家。

历史，是永不消失、永不改变的。上至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尧舜禅让，下至康乾盛世、鸦片战争、武昌起义，都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每当我翻开历史读物时，就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去俯瞰那辉煌、灿烂的上下五千年文化。

我看到后羿骑着一匹骏马，高举弓箭、一个一个射下了那为祸至深的九个太阳；我看到大禹挽起裤脚，不辞辛苦地治理黄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我看到越王勾贱卧薪尝胆，最终挫败吴王夫差；我看到汉武帝雄才大略，通西域、击匈奴；我看到武则天勇于尝试，知人善任，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看到朱元璋忍辱负重，最终开创大明基业……

历史，不仅是王朝、皇帝的交替变更，还有文化、经济、对外交流的进步。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昂贵庞大的竹简到精美价廉的薄纸，难道不是中国的进步吗？

历史，也并不仅仅是简单记录事件发生。学习历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从真实的历史时间发展进程中提炼出规律性、原理性的东西来指导我们当前的生活。这是建设一个繁荣、文明、发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

历史学家篇3

历史小科（满分=100）

A类

B类

2016年

44

41

2015年

42

39

2014年

42

39

2013年

40

37

2012年

38

35

历史学大科国家线一览表

历史大科（满分>100）

A类

B类

2016年

132

123

2015年

126

117

2014年

126

117

2013年

120

111

2012年

历史学家篇4

>> 徐梦秋：一位“红色历史学家”的蜕变 历史学家的难题 未来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的“思想草稿” 历史学家的争论 《历史学家的技艺》书评 历史学家眼中的湖北抗战 历史学家的悲剧 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 “形象历史学家”沈丛文 他曾希望成为历史学家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序 公司需要历史学家吗？ 忆历史学家方诗铭 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历史思维”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时评家：活出历史 徐梦秋：从“红色历史学家”到可耻的叛徒 自学成长的历史学家何光岳 寒士高华:最勇敢的历史学家 孟宪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开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一位历史学家的负面清单 一位历史学家的负面清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苏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论历史》是霍布斯鲍姆80高龄的时候编撰的一本著作。写了一辈子历史，又功成名就，按理说应该到了心满意足回望来时路的时节了。然而，书中跃然纸间的却更多是谦卑与惶恐。不过，如果说霍氏对于历史的定义与功能感到有些忐忑的话，他对于历史不应该成为什么模样，以及历史学家不能做什么事情，却依然非常笃定。在这本关于历史的书里，霍氏给我们列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负面清单。

自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关于“历史”的标准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件可疑的事情。如霍氏所言，所有历史研究都隐含了选择，却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他尤其表达了对历史研究越来越碎片化趋势的担忧：历史研究领域虽大幅扩张，但主要的史学期刊已经开始变得像古董市场一样，所有的内容都来自过去，但是这些内容彼此却不产生联系，学者对于哪些问题是基本，哪些问题是重点，仍未建立共识。

霍氏认为这是历史学过于“跨界交流”的“恶果”。他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学若不抱着开放的胸襟，欢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批评的话，那么可能会被贬低为一门完全主观的学科，甚至不再是一门学科。他也不反对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借用技术及观念，因为这样做的确是有用而且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所反对的是把历史货品放到一堆毫不相干的货柜里面。他认为并没有所谓的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史或精神分析史，历史就是历史，如此而已：历史所谈的不外乎是在人造的制度之中所存在着的意识、文化以及有目的的举措。

这种姿态不难理解，因为像霍布斯鲍姆这代人总是更青睐“总体史”，也即历史学家应该着重研究人类的转变，以及各种事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然而他对于把历史过于“抽象化”也保持着本能的警惕。在他看来，历史学正在从叙述性转向分析性与解释性，从研究独特而个别的事件转到构建规则乃至于通则，但他觉得历史学家的兴趣就恰好在于规则所要排除的那些微观的事件与情境。

这也是他对经济学最“抱怨”的地方。霍氏认为经济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是一门只从真实世界挑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然后将这些方面叫做“经济行为”、其他就统统不管的学科。历史学家则不能够事先决定要把哪些方面剔除掉，而只能决定应处理哪一部分，而哪一部分要予以忽略。如果让理论对于历史学家产生重要性，那么理论至少要能做到贴近社会事实这件事。即便在模型中，也不能不顾实际生活的复杂，不能把经济学孤立于社会的历史变迁之外。

经济学家希望能再度整合历史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将历史学改造成一种回溯性的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必须植根于历史，不可能在毫无损失下弃历史于不顾。在霍氏看来，问题在于经济学家知道经济学需要历史，但不知道该如何将历史放入经济的领域中。

此外，经济学这门学科本来就带有提供政策选择的目的在里面，而选择总是要受到制度以及历史的限制。比如说，在分析农业变迁与经济增长时，绝对不可以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区隔开来。霍氏认为这么做等于是放弃了对经济的历史分析，也就是动态分析。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分析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积极转变的机制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考虑，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来看事物的成败，这是一种历史的思维。

除了界定“历史的场域”这一难题外，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还有一块灰色地带，那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总是会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意图的影响。用霍氏的话说，历史这门学科像是条独木舟，在个人品位、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甚至流行趋势的波浪中载浮载沉。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独木舟，能将我们精准地载回到过去，从而发现驶向未来的航道吗？

对此霍氏并无十足把握。他从对意大利北部某地区二战末期一段与德军屠杀有关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事件的保存以及历史记忆，完全是独断的。为什么有些经验成为通行的历史记忆，而有些不是呢？大众的历史怎会与当地人的历史如此格格不入，甚至于毁了他们的历史？大众的历史，用所谓证据以及逻辑所写成的普世史，是否能跟这种地方性而纯属当地人记忆的历史接轨呢？

无独有偶。《西方兴起》的作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表达了同样的惶惑之情――历史学家总是从他们自己时代的移动舞台上研究课题的，其结果是使“过去”不断改变着轮廓。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他对过去的观点，反映着他自己时代的体验，并与一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而这种传统带有它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切痕迹。

有意思的是，荷兰历史学家、《零年：1945》的作者伊恩・布鲁玛似乎也一样悲观：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蠢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烈火。

不过霍氏再一次通过负面清单的模式重申了对历史学家职责的坚守，如果我们不确定能从过往的历史中得到“不偏不倚”的遗产，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去回归到一个完全不存在、完全有意捏造的事物中。

伊恩・布鲁玛在悲观之余也强调，人们还是有必要去努力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过去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他坦承自己写《零年：1945》的初衷是想探寻他父亲的经历，这能够帮他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的重重阴影之中。

而霍氏也依然认为历史学家能够在过去、现实和未来之间搭起某种意义上的桥梁，历史学家对于探索未来，能作的贡献还很多：发现人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找出人类活动的环境、区域、潜力及结果;区别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以及各种先见之明。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本书是历史学家、思想家霍布斯鲍姆晚年的综论性著作，收录了22篇历史研究心得和体会。书中讨论了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底层历史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

《论历史》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黄煜文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01

一周书情

《大国经济新常态》

任仲文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02

新常态，新在哪;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GDP;中国经济的出路究竟在何处。直面尖锐问题，本书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

[美]尼古拉斯・韦德 著

陈华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03

作者通过基因图谱从遗传学、生物学、历史学等视角，追述人类在史前五万年中的演化，通过跨学科领域的思考，阐述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内在根源。

《慕课：人人可以上大学》

[美]乔纳森・哈伯 著

刘春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3

作者用可读性的语言介绍慕课从哪里来、在做些什么，面对的纷争和挑战是什么，慕课的未来将到哪里去？以及将为未来教育带来哪些革命性变化。

《月光落在左手上》

余秀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家篇5

关键词国家 国际 历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30-36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或国家间关系、世界的结构与进程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野。[1] 与此同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等已不能解释世界变化,特别是冷战前后的变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区域使两门学科走到一起,国际关系研究便有了“向历史学转向”和“向社会学转向”。[2]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社会学开始出现于国际关系学科之中,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复兴了,其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沃勒斯坦、霍布森(John M. Hobson)和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等,[3]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BISA)也成立了“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

人们用不同名称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国际社会学”、“世界社会学”等,但历史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其中充斥着众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派别界入加重了这种混乱,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大致统一。霍布森把“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分为八类:新韦伯主义的、建构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后现代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等,[4] 内容涵括太多,本文只能从其核心或要义方面简述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一、 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这是历史社会学吸引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中无时间变化的结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继承了行为主义的反历史主义传统,因而被指责为“现世主义”(presentism)的、 “现世崇拜”(chronofetishism)的和“现世中心论”(tempocentrism)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向历史学转向”。[6]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受政治理论影响很大,尽管沃尔兹结合经济因素阐述国际政治结构,但忽视了其他因素,这是学论(asociologism)的,[7] 其后果导致了国际与国内区域的分离,国内政治是有等级的,国际政治则被称为“没有政府的政治”,从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8] 因为国际区域并不是独立于国内事务之外;单位或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等级结构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它们可以共存;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国际体系,而是很多,两者相互联系。

变化的根源来源于行动层面,产生以上弊端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这个层面,尤其是国家层面。例如,在行动与结构关系图式中,沃尔兹强调结构对行动或个体的制约作用,但排除了对单元或国家的分析,忽视国家和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家因此被踢出分析之外。[9] 此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10]因为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威利亚体系之上,非欧洲地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和社会建构的方式没得到认同,无政府主义偏好是欧洲中心论的自然延伸,等等。[11]

为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应以历史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然而,与历史社会学本身一样,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也边界模糊,其中不仅有一批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学者,如霍布森、马丁•修(Martin Shaw)、林克耐特、沃勒斯坦和布赞等,也有一些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如费丽莫、艾肯伯瑞和克莱斯勒等。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特征,既可以是诱导式的或演绎式的,也可以建立在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或因果关系理论之上,在它们的一端是理性选择、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路径依赖、即时性(temporality)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另一端则为文化的、后殖民的和后结构主义方法。[12]

在方法论中,结构―行动问题尤其突出,其中至少包括结构主义、行动至上和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的三种观点。结构主义强调人类行为的深层次的、普遍的原因,以及它对行动的限制作用,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行动至上论则相反,否认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等)的限制性作用,只从具体行动中探寻它们存在或变化的规律与法则,某些韦伯主义者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观点认为两者相互建构而融为一体,他似乎想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宏理论”。[13]

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与众多学科和思想派别相关联,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影响最大,因此,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方法论上的大致统一,即历史化、社会学化和人本主义(humanism),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特殊社会变迁的类型,变化和“情境化”。

首先,历史社会学坚持整体主义(社会学化) 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其中多种要素如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或历史结构,不管是以世界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分析,还是考克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生产、交换或经济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新韦伯主义也把世界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都“嵌入”社会之中,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建构,一种因素不能还原成另一种因素。它们都从整体中寻找部分的含义,战争、革命、、国家体系或世界革命等“国际”现象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才有意义。

其次,整体主义主要是空间上的反映,而“变化”则是时间上的表现,二者相互交织。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很多“不言自明”的前提,主流学派很少去质疑它们,历史社会学家则不然,他们往往探究这些“前提”的来源,尤其是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而任何事件都存在于时间长河中,他们对变化情有独钟,往往运用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去探究事物发展的历时性,揭示“国际”或“世界”舞台上存在的规律及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结构,从世界历史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力图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并以此批判欧洲中心论。

最后,反对国家中心论,主张人本主义,即从人类个体出发,研究社会或国际关系的变化,反对国家中心论。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作用十分突出,但它镶嵌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相互建构。这种作用也溢出国家社会之外,进入国际舞台,成为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中的个体(包括国家)。

二、“国家”和“国际”的重新概念化

历史社会学能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什么?[14] 多数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重新概念化。20世纪50-7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把国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没把它与民族、社会等概念区分开来,国家研究成为空白。[15] 更为奇怪的是,国家被剖为两半,分别置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的“两重生命”,前者发掘出国家的内部特征,而后者分析其外部特征。[16]

70年代,伴随着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国际关系学科中出现了第一次有关国家的争论。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拥有较高的独立性,是理性的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主要对有关安全的“高级政治”感兴趣;而非现实主义者(包括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多元论者)则相反,他们声称国际间的相互依存使国家变得破碎,国家越来越把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等“低级政治”置于“高级政治”之上,国家的作用正在衰退。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把国家从分析中“踢出去”了,历史社会学要求运用社会理论理解国家,并把它重新引入分析之中。[17]

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是历史社会学中两大主要学派,而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学派活跃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当作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政治或国家体系是一个独立领域,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国家放在社会或世界整体中,并以生产、劳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权力等分析国家及其体系的进程、特征、行为和利益。其中,经济、生产和劳动是基础,这种分析方式被认为“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现代国家只是它的派生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中心和资产阶级获取剩余的工具,国家被牢牢套在世界经济或体系之中,缺乏国际行动能力。为克服这种决定论,葛兰西追求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合法性,科克斯(Robert M. Cox)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生产具有中心地位,生产结构形成阶级,而阶级结构是国家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国家又受世界秩序的束缚;同时,国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与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紧密相连。[18] 罗森伯格认为国家并不是“自主的”政治行为体,它受社会关系结构和历史结构的制约,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19]

对新韦伯主义者而言,国家建立在制度之上,是拥有武力和管理职能的集权化群体,不但在内部与其他群体,而且在不同地域与其他行为者争夺资源,国家、社会和政府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形式。[20] 他们摆脱了“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方法,追求多元解释模式,强调国内外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多原因分析(许多相互依赖的权力来源)、多空间性(相互依赖的多空间层面)、权力来源和行为体的半自主性、关于历史和变化的复杂观点(历史性)等,分析更加复杂。[21]

例如,斯科奇波尔认为国家对内维持秩序,对外与他国竞争,国家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相互作用,它还要适应国际社会,尤其是战争对国家的影响,国家革命与国际战争关系密切。[22] 梯蒂也有相似分析,但他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欧洲国家形成的国内外条件。[23] 与他们相比,迈克尔•曼的分析复杂得多,他认为国家处于多重社会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的网络中心,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多形态的(polymorphous)的(如资本主义的、军事主义的、代议制的、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的和父系的等),它既是国际冲突的产物,也受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认同和规范等国内因素的影响。[24]

霍布森则总结了他们的分析,把结构和行动结合在一起,区分了国家的两种行动能力:国内行动能力(domestic agential power)和国际行动能力(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坚持国家同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国内和国际行为能力,企图在两者之间搭建沟通桥梁。[25] 此外,马丁•修追溯了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布赞重新诠释了“安全”,一些学者指出了国家地理边界的社会和规范含义,等等。英国 “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小组的议题更广,包括殖民地独立与;欧洲、和帝国;战争、帝国与民族国家;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民主与专制,等等。[26]

总之,历史社会学把国家当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质。同样,社会或国际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有把国家放置其中理解才有意义,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中国内外因素互动是解释国家的关键。这是 “国际”分析的出发点。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很不成功,沃尔兹的国际体系仅仅指国际政治体系,是静态的和国家中心论的。布赞修正了沃尔兹的分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把国际体系分成军事、政治、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四种边界并不重合体系,相互作用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因素不能起决定作用,这与迈克尔•曼的观点相似。他运用世界历史观点考察了国际体系进程,认为世界并不总是无序的,等级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共存。[27]

对英国学派而言,国际体系可以进化为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这种束缚,如马丁•修提出了“全球社会”(a global society)观点。冷战后,全球社会正在形成,它不同于国家社会,是由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关系组成的复合体,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世界,其中,现代生产、市场、交流、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等联合起来的力量与全球的、地区和地方的各个部分及其差异相互作用。他重点分析了全球社会中战争与安全的不同含义与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全球、地区或国家层面的复杂原因。[28]

马克思主义很少用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概念,而是从生产、劳动、生产方式、资本积累和积累方式等角度研究世界整体,最有影响的当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对他而言,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不同的体系都建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而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剩余的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或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并最终扩展到全球,其中不停息的资本积累是发展的动力,也存在着中心―不平等关系,国家间体系或国际体系只是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

国际社会研究依赖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相似性,“国际”没有得到很好的概念化,为此,罗森伯格引入了托洛茨基的“不均衡和复合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概念。“不均衡”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世界是由众多的差异组成的,这些差异包含社会间的、面积大小的、文化形式之间的、和物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而众多社会之间,以及它们不同的水平和形式在时间上共存,即“非同时的同期性”(asynchronous simultaneity)。“不均衡”导致“复合的发展”,即没有一个社会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总之,社会发展是一个由差异组成的整体,也是历时性和同期性结合的产物。[29]

总而言之,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不同,历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或世界整体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涉及到国际或世界、国内和个体三个层面的互动,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军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三、历史社会学为国际关系带来什么?

显而易见,历史社会学的新视角为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新思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社会学究竟能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什么?这仍然是争论的中心话题。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作用,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两者的结合存在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人质疑这种结合。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疑国际关系学科中既定的、毋庸置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前提,运用历史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它们的含义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尽管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仍深嵌于政治学中,而历史社会学则以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为基础,充分地吸纳了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两种视角衍生出不同的知识体系:一种以社会为基础,另一种则从国家出发,聚焦于国家体系。再者,理解不同流派的历史社会学也涉及到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对人、世界、社会和国家等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也影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同样,认识论的差异带来不同方法论。这一切使得国际关系不再囿于政治学、经济学的窠臼,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第二,在批判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时,引入“行动”层面,尤其重要的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并打开了这个“黑匣子”,揭示其社会内涵;通过国家把国际、国家和国内三个层面的所有因素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分析国际行为的国内根源或国家行为的国际根源,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的分割,从整体理解部分,或从部分看整体,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情境性”分析为国际关系研究添入了更多内容,如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关系,战争、革命对国家的作用等,也使建立综合解释模式成为可能。

第三,在强调行动与结构的互动时批判“静止的”观点,把国际关系置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以历史观点重新审视它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变化的原因。变化来源于行动层面,如国家、国内社会、革命、阶级冲突、认同和合法性等都能引起国际结构的变化,而对变化的分析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并以此挑战国际关系中“不证自明的” 理论前提和“共识”。

第四,冷战后,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正在发展巨大变化,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面临着严峻考验,历史社会学更关注这时世界的复杂变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以突破冷战思维的局限,探寻世界变化的逻辑。最后,历史社会学崇尚实证研究,引入大量史实进行证伪,把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以确立具有实际解释意义的分析框架。

总之,这些变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议事日程,如在构建“世界社会学”时,霍布森指出了实证和规范研究的十个关键分析领域,其范围大大超过了既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然而,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两者结合仍然有很多问题。[30]

首先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也是最基本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而历史社会学则从社会出发阐述“社会间的”特征及其变化,两者很难相容,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为新现实主义提供完整的国家理论。

其次,历史社会学的国际分析中有着现实主义的传统,如韦伯、斯科奇波尔、梯蒂和迈克尔•曼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出一辙,其结果是国内与国际研究之间缺乏粘连性。然而,历史社会学毕竟与国际关系学不同,它并没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当作是既定的前提,相反,它引入时间概念,具体地分析它们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揭示其新含义。尽管如此,二者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在经典历史社会学中,“国际”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古典社会学理论处于学科分离之前,是整体论的,目的是创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理论,并没有建构起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后来的社会学高度关注某一或某些社会内部,而对国际研究的依据是“与国内研究的相似性”,因此,“国际”一词没有严格的社会学定义。在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学科之前,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但不同的学者对此看法迥异。

第四,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历史化,但忽视了史学理论。[31] 然而,对历史的理论化有着太多争议,如兰克学派与年鉴史学派就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实证史学的代表,后者则强调“一体化史学”。既然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但众多的史学理论仍然让人无所适从。最后,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学派,各种竞争性观点充斥其中,如何把它们抽象成简洁的理论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言,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流派,来源于不同的认识论,如何把它们拿捏在一起十分困难,只有从方法论上去把握。

另外,历史社会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有的学者担心它会被国际关系驯服;[32] 历史社会学强调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建构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果变量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实际上是建立综合性的解释模式,而学术界对此极力反对,在具体分析中更难以把握,如霍布森的财政社会学分析便是如此。正由于这些问题,历史社会学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的独特视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目前正在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一轮的综合也与之有关。或许,它将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注释:

[1]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

[2]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8, pp. 1-3.

[3]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 344.

[4]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0-41.

[5] J.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1-148; Martin Shaw, “State the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6;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22;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7] Walter Carlsnaes et al.,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2002, p. 75.

[8]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9]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 66-69;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18-22.

[10]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 British Social Science”(renew),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April 2000, p. 11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1;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37页。

[11] John M Hobson,“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p. 414430.

[12]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6-349.

[13] [英]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90页。

[14] 这个问题出现得很早,有关讨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如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在2004年12月19日和2005年3月5日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国际关系遭遇历史社会学”。

[15]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 61.

[16] Richard Little,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Realist Assault: Competing ide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20, 24-34.

[17]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

[18] [美]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页。

[19] 洪邮生:“一种有‘本体论’深度的视角: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评介。”[英]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256―272页。

[20]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4-5.

[21]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4.

[22]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l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9.

[2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1, 58-59, 76.

[24] Michea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Ⅱ: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5-56.

[25]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7-235.

[26] .

[27]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8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p. 26-28.

[28]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p. 17-19.

[29]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07-310.

[30] John M. Hobson, “On the Road towards an Historicised World Sociolog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9-284.

[31] “History and Theory in the New Soci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by Paul A. Kowert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3) 5, pp. 7779.

历史学家篇6

历史进步与历史退化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这在他对古代人类社会中的评价中能得到体现。“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民’,一般都可想象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流传的故事的确是蒙昧的。”[1](P80)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无疑要比原始社会高。同样,在风俗习惯上,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古代社会不如他所处的社会。“古代的习俗是很野蛮简陋的,希腊人在古代都剑不离身,他们娶妻都必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1](P80)另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渐趋完善的。“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由人类无数个别经验进行日新的变革。”[1](P81)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承认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但在亚里士多德社会历史观里,又存在历史退化论的痕迹。亚里士多德认为,“治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家务管理有关的部分农、牧、渔、猎,另一种是指有关贩卖的技术经商。……前者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须,这是可以称道的。后者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物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乎自然而应受到指责的。至于由贩卖发展起来的治富的极端方式———钱贷,则更为可憎。”[1](P31)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介绍了古希腊城邦经济的发展过程。人们首先是自然地,不凭交换和经商取得生活资料,即从事农、牧、渔、猎。为了“以有余而换不足”,人们进行物物交换。又由于某种原因,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不便,就产生了金银等一般交换媒介。这使得物物交换被物与货币交换所代替。人们的财富观念从占有物到占有货币。于是产生了牟取货币而从事贩卖的商人,以至产生“以钱生钱的”的“钱贷”。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由自给自足的农、牧、渔、猎,经济由物物交换———物与货币的商品交换———钱贷。尽管现代经济理念将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过程看作是生产力发展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历史退化的过程。这些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是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将这种否定和延伸与亚里士多德历史观相结合,这一过程就是历史的退化过程。与其历史进步相联系,就产生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的另外一对矛盾历史进步与历史退化的矛盾。

人类社会历史的自身发展和神秘自然力量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遵循善的目的或善的原则。《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他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其目的,各事物的目的也就是各事物的“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其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例如:教育的目的在于知识,医学的目的在于健康等。知识、健康的目的就是教育、医学这些活动的“善”。这里所说的“善”,与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善”的意义不同。平常所说的“善”,也就是与“恶”相对的概念,非恶既善,这属于道德上的名词,为狭义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应该作广义来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考察宇宙的性质是以哪种方式包含着善和最高的善的;是否它乃是外在宇宙并自在自为的,抑或是作为一种秩序;抑或是两种都对,像军队的情形一样。因为一个军队的善在于它的秩序也在于它的领袖,并且领袖更为主要;因为领袖不依赖于秩序,而秩序却依赖于他。”[2](P302)善是一切事物之功用(或效用)。由于各种事物的功用(或效用)不同,所以善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食物可解决人的温饱,衣裳能祛寒,房屋可遮风挡雨。同时“普遍的善”是同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的,“善”需要通过具体的、现实行动去实现。他形象的说:“如果一般地知道容易消化的肉可以消化而有益于健康,但不知道何种肉容易消化,那么你决不会由此得到健康。反之,一个人如果他只知道鸡肉容易消化而有益于健康,那么他还较可能得到健康”。[3](P319)亚里士多德的探讨与柏拉图一样,只是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善”的目的或原则,并没有系统的阐述、论证怎样成为宇宙的真正动力。这也影响了他以善做为世界原则或目的观点的说服力。虽然他从国家与公民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了善的社会功用与价值。但是并没有从他的对立面“恶”,辩证地论证善的功用。这也降低了观点的影响。不过,在这理论前提下,他将统一的物质世界人为地分割为神圣的天上和物质的地下两个世界:一方面是人类有限的物质活动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神,是无限的、绝对高贵的,是全部天体、一切事物最终的动力因和目的因。一方面他肯定了人类社会活动对自身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神虽然不再作为控制人世轮回和历史循环的角色频繁出现,但是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国家形成的最深层的自然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实现活动就是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的“善”的活动。在其自身的即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人类“最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从个体到家庭、村坊、城邦依次演化的根本动力是人们追求需要的满足。男女两性的结合是处于延续的目的,家庭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村坊的形成是为了追求更多生活的满足,城邦的形成在于追求“最优良的生活”。这充分说明,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自身来解释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虽然,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来理解社会的发展。但是,他毕竟开始从人类自身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社会内部来肯定社会发展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宇宙“善”的运动。他指出,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是“内在变化的动力”,“凡是具有这样一种根源的东西,就是‘具有一种自然’”。接着亚里士多德又提出,合乎“自然”就是合目的性。甚至认为整个自然界的有规律的运动现象都是出自某种目的的结果,这就陷入了神秘主义目的论。“国家出自于自然的演化”。此“自然”不是客观存在的、被人类改造的、为人类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而是当时人类难以描述、但又能真切感觉到的某种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也对自然和客观规律做出安排。“自然对每一个事物各赋予一个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宇宙善的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力量安排下,人的命运是生来就具有的基本属性,“世上有一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则自然成为奴隶,”[3](P16)在他看来,奴隶缺乏理性,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根本没有上述过幸福生活的外在条件,理性的沉思这种最高的幸福则是连一般自由民都不敢企及,更别谈奴隶了;奴隶制度的产生是宇宙运动的结果,在“追求优良生活”的目的引导下,“一切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安排者;“自然令动物各自按照觅食营生的便利而养成各自的习惯。”

历史学家篇7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准确地讲,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是认识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这个概念,决定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可延伸至其它领域。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有以下三条:

    ——首先,经济学研究总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正好与社会学由组织到个人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对比;其次,经济学总是追求最大化行为(maximization),而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偏好最大化,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我们的选择都是这样一种决策依赖于另一种决策,例如考博时一个导师招两个人,四个人考,是否考得上不仅依赖于你自身,而且依赖于他人考得怎样,这就是均衡。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博弈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发展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分,博弈已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方法。有人说,如果未来社会科学还有纯理论的话,那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由数学家纳什发现并因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纳什均衡就是所有人的选择综合在一块,不一定所有选择都能实现最大化原则,而能使所有人都达到最大化的选择就叫做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如果大家认为某个结果会实现,那么它就真的会实现,我们所讨论的制度就有赖于此,若不满足这个条件,制度就变成无效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诺,后者以前者的行动为自己行动的参考,以达到事后最优,实现动态均衡。第三个特征是信息,两个人进门,通常瞎子先进,因为人们通常礼让残疾人和女士,所以在博弈论中信息多反而不一定好,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难得糊涂”。

    一、经济学家看文化

    ——从文化开始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因我们都知道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则而存在,下面将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问题。

    ——文化就是一组人群的行为规范(norms)的稳定预期(expectation)和共同信念(common beliefs)。如果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文化便形成了。

    经济学家通常将文化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理性限定规范,阻止人们的某种特定行为的规范,不论这种行为将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多少,而形成人们的可行行为选择集合。博弈论从社会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若社会中,大家都去偷盗钱包,则社会肯定趋于毁灭,而文化的存在使得即使没有法律,人们的行为也将受到规范。

    ——第二种类型是偏好内生性规范,即某种规则随时间推移改变人们的偏好,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天长日久便对猪肉产生了心理上的生理反应,这便是内生偏好。

    ——第三种类型是均衡筛选规范,协调人们在多个纳什均衡中某个特定选择,此规范不改变选择本身而改变了选择的结果,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女士先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

    ——如果人们对集权制度极为忠诚,并非偏好使然,而是人们服从一种被选择的纳什均衡,因为在人们的预期中,往往先假定别人绝对会服从君主制度,从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便选择服从。领导的尊严便是这样形成的,在众多的均衡中,大家普遍认为会出现的便是Focal Point。

    ——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任问题,经济学在传统上将信任解释成为内在的偏好,即意识形态(如基督徒害怕上帝惩罚),现代经济学则解释为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谋求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便是囚徒单边困境。在双方都信任,则双方都得到最大化,若互不信任则效用都为零,但若一方信任对方,反之对方不守信,则守信一方便受损。从而形成一次纳什均衡,均衡以某个概率进行下去,便成为社会信任行为选择的描述。

    ——在多次博弈中是有可能出现不守信的情况,所以在有限次博弈中,信任就不会出现了,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任亦难以再出现。

    ——信任是市场经济中社会道德出现的普遍问题,交易离不开信任,而现代交易手段更是以信任为基础。

    二、经济学家看法律

    ——从博弈论角度来解释法律,即是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Third Party),其功能首先是改变博弈的结果——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其次通过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而改变人们对行为的预期。

    ——法律的意义便是通过改变人们的信念或对他人的行为预期,从而改变博弈的结果,在多个均衡下,法律起到重要作用,交通规则通过红绿灯、左右行、限速使得各种车辆、行人之间达到均衡。

    ——在英国的西斯洛机场专设有一个Meeting Point,便于接站,假设这个MeetingPoint不存在或散布于机场各处,就会使得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化机场中接飞机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Meeting Point一旦出现且固定在某个地点,从而改变人们行为预期,便为双方创造了相遇的最大可能,实现均衡。

    ——法律与社会均衡的Basu核心定理向我们阐述了任何能够通过法律实施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实施。这个定理的引理有两条,第一条是通过法律实施出现的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好现象,中国学术界许多约束多是这种自我施加的约束,从而形成许多禁区;第二条是如果有一个结果不是纳什均衡(即不能通过社会规范实施),那没有法律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法律呢?就是为了加快信息的实施传递,形成一致预期,从而实现纳什均衡的时间性,所以法律的产生是有意识的设计,亦有其自发的演进。英国早期法律产生便反映了法律做为规范存在的一面,英国的普通法最初是为了贸易便利,产生于Law Merchant。

    ——当然引理之中的法律不可实施性现在还有效而迅速地推动法律研究,于是产生了不完全合同理论,使得现实交易贸易也由此得到促进与保障。特别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常这样应用,写得清楚的典章制度交给法律,写不清楚的交给文化,这也就是管理专家、企业家现在所津津乐道的企业文化。

    三、经济学家看历史

历史学家篇8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妨先引用黄仁宇在书中对当时印缅战场局势的介绍：“在一九四二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国军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战术，国军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日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伽山，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决定成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止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此后数年，黄仁宇一直在祖父身边工作，直到东北内战期间远涉重洋就读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对于自己的这位长官，黄仁宇有着十分形象的评价：“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尔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黄仁宇这样说，“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一九三九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精疲力尽。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自身的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但是，作为国内抗日战场的一员骁将，祖父最初在印度度过的日子却并不快乐。个性傲慢偏狭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这时正与中国战区总司令在有关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驻印军的控制权等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在他看来，祖父的到来实在是多余的。于是祖父与盟方人员之间的冲突，似乎就不可避免了。祖父晚年在其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中，对此有过详尽的叙述。而身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以亲身经历就这些往事所做的追述，对于印证这一段历史，颇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这样写到：“……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军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援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黄仁宇不无愤懑地继续写到，“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和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的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值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知会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

史迪威无休止的刁难、无礼，终于使待人宽厚、性情平和的祖父也无法忍受了，只好做回国的考虑。黄仁宇回忆说：“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会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不过，美国人的这些做法并没有让中国驻印军的将士们忘记祖国。许多官兵不满史迪威等盟方人员的霸道行径，部队上下一度洋溢着激愤的情绪，几至酿成双方的。连一些中国将领也牢骚满腹，就像黄仁宇说的那样：“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的效忠。”祖父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强忍内心的痛苦，多方安抚部属，尽力维系与盟方的合作。同时通过适当方式与史迪威等的过分做法进行抗争。前线的中国将领为了保持与祖父的联系，也经常请他派员到各师团巡视。于是，祖父身边的参谋如黄仁宇、陈惟楚(田汉先生之子，又名田申)、潘德辉等就常到前线去，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黄仁宇就曾在惨烈的密支那围攻战中腿部负伤。黄仁宇回忆起当年的这些情形，似乎还颇有几分得意：“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知道我已到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联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缅北反攻战役结束后，中国驻印军陆续返国，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祖父于抗战胜利前夕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并于日寇宣布投降后不久，奉命接收上海。

历史学家篇9

备注：

A线考生：报考地区处于一区招生单位的考生。

一区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等21省（市）

B系考生：报考地处二区招生单位的考生。

二区系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10省（区）

考研国家线：

历史学家篇10

关键词：传统儒家教育观； 传承； 高中历史教学； 探讨

注：本文系2016年度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CJYC16113005）研究成果.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理论。 它所提出的有关教育功能、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观点， 符合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我们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准确把握传统儒家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并以此为切入点发掘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实质，探究其在完善道德、健全人格、尊重学术、身心俱健、致用创新、敬师爱生、培养情趣、创新发展等方面的规律，推动我国中学基础教育教学的发展。高中教育正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重要形成与积累阶段，不少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过分注重个人奋斗、个人发展，强调自我价值；但缺乏必要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协作、服务、奉献精神较差。这种缺陷的产生与我们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的脱节和出轨、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不无关系，导致一些学生道德滑坡、信仰迷失、素质不全。面对这种教育状况，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如何在高中教育阶段加强对中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那就是进行传统文化的补课，尤其是通过高中历史教学，运用儒家教育观全面推动师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形成良好的品格与人格，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传统儒家教育观有利于学生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统”思想教育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局面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之所以具有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优良传统，这主要是“一统”观在长期的历史熏陶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从孔子的“一言而丧邦”，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礼治”，到韩非的“法治”，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宇宙模式到朱熹的“理”、“气”之学，无一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荀子强调“四海之内，若为一家”，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渲也”，就是“一统”思想的集中表现。通过高中历史课教学，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价值展示出来，同时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意识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评价，让学生真正了解并在认真思考后，吸纳、接受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这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德树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儒家教育观有利于新时期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

教育部在2014年3月26日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在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悠久历史进程，感悟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和杰出人物的贡献，吸取前人经验和智慧，培养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抵抗困难挫折的能力；感悟传统美德与时俱进的品质，自觉以中华传统美德律己修身；了解传统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和特点，感受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接触和体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民俗风尚，了解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认识国家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实现的统一关系，自觉维护国家的尊严、安全和利益”。可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下一步重点是加大高中阶段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新指导纲要对我们高中历史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对下一轮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与课程开发的研究论证与探索推广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课题研究着眼于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对新时期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历史教育教学改革进行深刻的探索研究，运用孔子等儒家教育理念与新时期高中教学目标、方法、内容、方向及素质培养结合起来，推动高中历史教学创新，为新课改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三 传统儒家教育观有利于提高高中学生的道德素质与人文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优良传统，对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的人格，以及崇德精神、奉献精神、愚公移山式的实践精神及至爱国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就是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者。孟子则在继承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把道德教育的重点放在个体人格的完善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上。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的独立意志和尊严。荀子则是强调“外王”比“内圣”更具有现实的实践品格。他认为人类的心理、道德是在外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并逐渐内化、凝聚和积淀的。传统儒家教育观蕴含了丰富的素质教育理念，倡导“德行”教育、“言语”教育、“政事”教育和“文学”教育等。所以我们高中历史课程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再现，也不仅是把已有的是非评价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自主思考问题、分析是非善恶，提升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能力。

四.总结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始终存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例，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儒学的结果。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观念、情感、思想和态度，而他们又都可以溯源到儒学结构之中。当然，它也要受到历史的、阶级的约束，因而，在民族的心理结构中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克服其消极影响，教育学生学会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