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文10篇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第一，文学创作商品化、流水线化。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己经确立，文化的产业化使得一向被认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写作和出版逐渐地失去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由庙堂式的精雕细刻逐渐转向集市型的复制生产，作家和出版商对利益和物质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合法性。〔’〕消费写作模式已经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产业，作家退化为码字工人。大量的文学作品按照文化工业的程序，经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包装宣传，在流水线上无限复制。在消费写作的模式下，商业化市场、出版社(编辑)、作家、媒体、受众只不过是文化生产流水线的某一环节。而文学生产的策划和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传统写作时代无关紧要的出版社(编辑)，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市场嗅觉敏锐的编辑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读者的趣味，并谙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出版运作。而相反，编辑经纪人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头上套着神圣光环的作家，沦落为出版社赚取利润的工具—。正如谢刚认为的那样，“一个文学制作和策划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将像商品一样，投人到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运转中，批量地生产给读者。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有些时候，甚至有没有作家都是无关宏旨的，只需要技巧娴熟的“写字人”就行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有好的策划。

文学作品在畅销情结的驱使下导致的商业化媚俗化，使得某些畅销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畸态性质。舒也指出，“这种畸态之一便是轻内容重包装:文学不再以内容的丰富取胜，而是强调封面装帧的花哨和内文标题的刺激诱人，‘艳’、‘欲’、‘裸’等颇具煽情挑逗意味的字眼，开始频频现诸小说标题。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二则是重制作轻创作。许多畅销作品只是在商业目的的驱使下，成了性暴力和粗鄙的简单拼凑，没有任何创作可言。”〔’〕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三就是，文学创作的潮流化。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是，纪实文学、追踪报道、历史题材、名人艳史，读者迷恋的是驻颜术、古装戏，于是很多作家一窝蜂从事这样的快餐化写作。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展现当代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反映现实复杂性，描摹文化现状与人性现状的文学经典却集体缺失了。今天的文学生态正如黄发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写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之作几乎绝迹。在废话横行的年代，不甘寂寞的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所淹没，只能加人到垃圾制造的文化狂欢之中。

第二，文学传播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写作”，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艺术”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孔子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社会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政治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审美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内部也在分化。赵勇认为，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从文化层面考察，存在着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19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也认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ia〕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分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赵勇所论述的“知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既有认识。赵勇认为，如果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于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

第二，价值立场:从启蒙辩证法向欲望辩证法转化

在写作立场上，陶东风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概括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他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进人去精英化时期。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16〕舒也也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精英意识的衰微，作家的立场逐渐从1980年代的道德理想化，转向1990年代初的道德迷茫和疑惑，最终滑向世纪之交的道德虚无。当昔日被祭起的启蒙和理想沦落为被自动放逐的言辞，道德感的旁落便差不多成了文化转型时期某些精神萎缩的集体表现。

事实上，1990年代的文学转型也不是铁板一块，其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张光芒用“启蒙辩证法”和“欲望辩证法”来指称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轨迹，亦可谓非常有见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f沙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第三，审美体验:从人化审美向物化审美转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苏醒，人成为文学审美的中心。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次得到了确认，文学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表达具有了合法性。但是，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等等又使“个人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人过度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关注身体而不再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因此，李建磊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和文艺学展开了对时期人性禁锢的批判性反思，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1990年代以后的个性发展在经历了群体意识的退场之后则再度走向了从解放到迷失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了苏醒一发展一迷失的文化/审美逻辑。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二、形式主义文论视野下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上个十年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研究热已降温。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仅有68篇，其中关注小说艺术形式的论文24篇，超过研究成果的l／3，出现了“形式的转向”。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研究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关注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孙兆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归纳出艾特玛托夫不同时期小说的结构方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和隐喻型的意象结构。其二，探讨小说中的神话功能和结构规律。此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手百年》和《断头台》等作品中包含神话传说元素。他们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挖掘小说中神话模式的原型意义，进而呈作者对人类的现代处境及其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神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中国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艾特玛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学者通过借鉴和改造原有的结构主义模式，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来评析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阎保平在《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星系结构》中认为，“世界”是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结构特征是众多各自独立的世界构成的“星系结构”。还有学者将结构主义分析与其他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阐释方式。孙兆恒《也谈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结构特征》一文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又借鉴俄国形式派对作品情节与情节分布的讨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同时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得出小说具有隐喻型的意象结构的结论。可以说，中国学者对形式文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艾特玛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艾特玛托夫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动着艾特玛托夫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文化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硕士论文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著：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文化研究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能力教育;素质教育

1978年，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徐中玉先生和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共同倡议下，中断了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得以重新开设。但大学语文既没有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又没有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课程遭遇尴尬。本文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现状与教学对象需求的详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办法，试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探索一条新路。

一.大学语文的契机与窘境

从中学到大学，没有了高考的指挥棒，大学语文拥有许多发展的契机：一是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受到国家层面及专家越来越高的重视。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此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二是大学语文相比较于中学语文，无论教与学，都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的弊端、痼疾是显然的。受限于书本和考试，语文的教学和学习都变得枯燥无聊。过于重视成绩，忽略传统道德修养的应试教育，在人格的养成上也是有缺陷的。大学语文在丰富课堂，活跃思维，健全大学生的道德、人文修养上，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相随的，大学语文也面临尴尬处境。窘境之一是从重视到忽视，从主要到次要。语文作为母语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基础学科和主要学科，无论中考还是高考，语文都是重要的一科。进入大学后，作为中学语文的延续，大学语文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课时比较少，一般就是一个学期（不到英语课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设，课程性质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基础必修课，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一般是几个小班的合班，在多则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上课。大学语文虽然还会安排考试，高分虽不易，及格应该是没问题的。从课时安排、课程性质、上课人数多上都能体现大学语文课的边缘化。窘境之二，大学语文教什么？课程名称是对课程本质属性的揭示，作为概念的课程名称应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语文”的直接语源是“语言文字”（“言语文字”）。“语文”之“语”指口头语，“言”和“语”所指有异，所谓“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虽都属口语，但涉及交流则多用“语”；“语文”之“文”则指文字，一般指书面语，但深究之，此“文”，包括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以及“连缀成文”的文字，而“连缀成文”的文字通常指文字的一般运用（即“文章”），所谓“集诸句以记事物之状况，表现其意思而使之成为篇段者，谓之文。[1]亦即：语文＝口头语言＋（文字＋文章）。但语文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学科定义。叶开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实际上指母语）教育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把丰富的语言、文学内涵抽空，干瘪成一种粗糙语言文字工具。”[2]从“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之日起，对这一课程争议不断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这也是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不明确的主要缘由。于是，大学语文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侧重中国古典诗词；有的侧重西方文学；有的侧重语言学；有的侧重应用文写作……什么都可以教，仿佛大学语文就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窘境之三，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为了推进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少大学纷纷行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武汉大学组建了国学班，东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网络课程，湖南城市学院开发了中国大学语文教学网，设有“语文常谈”、“实用写作”、“教研基地”、“名作欣赏”、“在线作业”等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边缘化的大学语文，教改研究亦积极踊跃。迄今有关大学语文教改的论文就有上百篇，硕士论文也有15部之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2004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大学语文”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提出大学语文应“兼顾工具课，突出理论知识性”，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学语文大同小异),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3]史灿方2007年《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大学语文改革的理念反思》，要求从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目的、大学语文如何开、大学语文如何考上，理清大学语文改革思路。他认为大学语文开设目的重在解决语言文字的基本功和学生的语言知识（主要是运用语言的背景知识）修养。大学语文如何开上，教材方面，选文要在“精”字上做文章，须注意一要避免与中学篇目的重复；二要考虑经典性、思想性和时代性；三要考虑可读性和效果性。教学方面，首先是基本功的训练要加强；其次是思维能力要培养；再次是强化说和写的训练。大学语文如何考上，应该建立大学语文水平测试标准化的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字词句运用、常用文体写作能力、阅读鉴赏能力、选文内容知识、思维能力（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一般演说能力等。可以综合测试，也可以分模块测试，如汉语基础能力测试、阅读与写作能力测试、口语表达能力测试、语文知识修养测试，或者分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两部分。[4]两位专家的教改思路可谓周详细致，虽有差异却都十分注重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和修养性。但对于理工科专业学生来说，这样的教改思路，显然承载太多，要在短短的一学期完成，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国内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不乏热烈，但至今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仍争议不断，教改效果收效甚微。

二.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分析及改革尝试

面对大学语文课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契机与窘境，如何抓住契机，摆脱窘境，笔者以为，教学改革不能从教育方单方面出发来制订计划，而要更多兼顾受教育方的需求与接受。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言，结合笔者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程的需求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点：大学语文应该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学语文课堂应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思维开放，百家争鸣的课堂；大学语文不应脱离实际，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爱与美的教育以及哲学教育都是他们感兴趣并迫切需要的，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也是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的内在需求；教学方法上，延续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强调字、词、句、篇的常规教学方式是不受欢迎的，应从以教师为主型转到学生为主型，学生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这几点都鲜明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对刚刚过去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的厌恶，对未来大学学习的期待，充分体现了处于青春期大学生对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的要求以及对中学教育空缺的情感教育人生教育的需求。从大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的需求看出，对语文人文性的需求远大于对工具性的需求，与专家对工具性的强调形成强烈反差，可见学生对长期语文教育强调工具性的逆反心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脱离语文的工具性这一基本特点。大学语文应是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的课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中对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能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依此思路，笔者以为，大学语文应进一步明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针对非中文专业理工科学生主体，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列为全校性公共必修基础课，教学目标是培养非中文专业人才的语文综合能力素质与人文素养。在短短一个学期时间，目标不能订得太高也不能太低。语文综合能力素质简单可概括为书面表达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包括抒情能力、描写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和说明能力五种能力，对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可能在短期奏效，课堂教学主要是文学美学启蒙，引发学生对文学、美学、哲学的兴趣，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学会爱，学会思考人生。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以往单纯的语文教育，取而代之是能力教育、人生教育。教材内容设计上，侧重文学美学启蒙及相应的五种语文表达能力的训练。在文学写作中存在五种表达方法，分别为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和说明，相对应的能力即表达感情、表达形象、表达事件、表达理论和表达知识的能力，相对应的人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以及应用实践。在理论讲解上，通过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来思考人生与哲学，进行文学美学启蒙，从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实践训练上，通过相应的抒情能力、状物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及说明能力的训练培养语文表达能力，在人际交往中实现正确和流畅的表达和沟通，在文学写作及应用写作上掌握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结构成篇的能力。在道与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实现知行合一，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同时，训练大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依此思路，教材内容可分为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和应用写作实践五大部分，每部分体例，大体上，除导入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可分为理论导引和范文解读两部分，并辅以延伸阅读和写作实践。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哲学、美学、文艺学。当然所有内容的讲解都建立在文学篇目讲解的基础上，不会脱离语文的范围，而混同于思想品德修养课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以情感教育为例，理论讲解部分，需解决情为何物、情分几种和如何抒情几个理论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爱是什么”引发的课堂讨论，可以从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千古之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讲解基础上阐发。不同于政治或哲学课，理论部分的讨论对每一个同学的回答都采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只作引导，不设定标准答案。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往教师填鸭式教学，以讨论式教学为主，将课堂交给学生，一次课设定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讨论，不断深化，变教师唱主角模式为学生为主、师生互动模式。以审美教育为例，从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美呀，请为我停留”引申出“什么是美的”这一主题讨论，并进而讨论男性美与女性美的标准，在讨论结束后再由教师对哲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作一简单介绍，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自然会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手段上，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适当播放音乐、视频对丰富课堂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有着显著作用。考核办法上，考核方式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向形成性评价转变。加大平时分权重，尤其是出勤、课堂发言、课堂作业情况。可以总成绩为平时、期中、期末成绩各占20%、30%、50%来计算。期末为开卷考试，主要为应用文写作和文学写作。相应于教学方法的转变，尤其需要鼓励学生平时多发言多参与，可要求学生至少发言5次，一次2分，5次就可以拿满10分平时分。出勤分满勤为10分。另外，以课内考核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考核转变，鼓励学生，尤其是课上不愿意发言的学生，参加各种人文类竞赛或活动，如校园十佳歌手、主持人大赛、新闻摄影竞赛、读书周、话剧周活动等，无论参加还是拿奖都可以加平时分，但总分不超过5分，仍鼓励课堂多发言。期中的考核以小组合作分工表演为主，演绎经典影视剧或话剧桥段，通过表演，加深同学之间互助合作，交流感情，也锻炼口头表达与肢体语言表达能力。

作者:陈小亮 单位: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注释:

[1]吴瀛中国国文方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1

[2]叶开.百年母语教育一直走在歧途上[N].东方教育时报,2013.10.29．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高校；化学专业；毕业论文；培养模式

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尤其是对于化学专业等理工类学科来说，本科毕业论文是考察毕业生综合能力素质的试验场，不仅对学生大学期间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检验，而且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了独立创新意识[2]。因此毕业论文的实施完成是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重要教学实践环节，是各个专业教学计划中主要的教学任务之一。但是当前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这一教学工作的质量。产学研协同就是大学、企业单位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教学情景、生产环境和科研资源等不同优势，实现产学研合作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研发，形成集生产开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于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3]。如何将产学研协同这一理念与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解决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目标所在。

1当前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本文以信阳学院化学专业教师为调查采访对象，相关调查的问题主要放在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上面，现结合调查结果将存在的问题进行列举和分析。1.1学生前期科研论文训练不足。众所周知，对于理工科尤其是化学专业的科研和学习，文献查阅能力、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含图表制作)、科研实验动手能力及英文文献阅读能力等都是要务必掌握的四种技能。据本次调查采访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于科研实验动手能力和英文文献阅读能力的掌握程度明显好于文献查阅能力和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化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学校开设有四大基础化学实验课程，设置了一定比例的综合性实验教程，并且还增设了仪器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使得学生对红外、双光束紫外、液相色谱仪和原子吸收等仪器的使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为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学校大力支持和鼓励学生对于英语的学习，四六级通过率较高，且开设有专业性较强的专业英语课程，不仅增强了学生英语学习的基本功，而且提高了综合应用能力。但是对于文献查阅能力的训练，也只是在很少一部分学生中开展，这些学生主要是在跟随导师做一些科研或者创新项目的过程中掌握的，大部分学生直到毕业论文开始前，文献查阅能力还处于启蒙阶段[4]。对于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几乎所有的学生掌握程度都很差，这是由于平时接触科技论文期刊的机会很少，学生对于阅读和写作的历练就更少了，同时对于数据制图软件如origin的使用还不太熟练[5]，这都导致毕业论文普遍存在口语化严重、逻辑混乱、参考文献引用错误以及格式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十分影响毕业论文整个教学工作的进程。1.2时间仓促影响论文质量。由于大四毕业生在这最后一年里还有考研和实习的任务，所以毕业论文的准备基本从上一年年底开始，也只是选题和开题两项工作，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学生才能真正开始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工作中去，到五月初举行论文答辩截止，前后也仅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需要完成科研实验、论文写作修改和答辩准备等任务，这对于多数学生和导师来说都是十分有压力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使得科研实验偏向结果导向型实验，以降低论文数据的完成风险，而且本应学生细心打磨、字斟句酌的毕业论文最后也沦为导师大修、学生小改的地步。从而致使最后成型的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创新性不足，学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6]。1.3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问题。通过对论文题目来源的调查和统计发现，有95%的论文题目来源于指导教师的科研或教改课题，科研属性较强，与以往的知识点脱节严重，同时远离实际生产生活，对于学生来说深奥晦涩，导致学生在选题的时候也是一知半解，对于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研究的目的理解起来也很困难，无法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求知和探索欲望，从而使得学生成为受导师全权把控的提线木偶。

2产学研协同理念融合改进的意义

2.1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产学研协同理念将高校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与当地企事业需求和科研机构丰富资源平台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增强独立创新意识，强化专业知识结构，从而提升个人竞争力[7]。对于化学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来说，大一、大二是学习基础知识的主要阶段，学生对所学知识在应用方面的了解较为浅显，同时高年级学生接受科研方面的训练机会也很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中尤为突出，因此毕业论文工作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这时再通过产学研协同模式教学实践，势必会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了个人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2.2提升教师科研水平。由于企事业单位的需求都比较贴近实际、轻理论化，多数学生还不具备从实际体系中提炼、筛选、总结科研问题的能力，此时就需要导师帮助学生找出问题的关键，再结合专业知识提炼出可操作的课题项目，并联系科研机构以寻求合作。因此这个过程也可以帮助导师申请项目课题，提升科研实力。2.3促进三方发展。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在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强强联合中，实际需求得到了专业化的解决，势必会促进其发展；对于拥有大型仪器、前沿技术等丰富资源的科研机构来说，此类合作可以提升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含金量，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地方民办院校来说，在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培育出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也能提升学校在当地的知名度。可见，将化学专业毕业论文实践教学进行产学研协同模式改革，对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3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改进探究

接下来就要结合产学研协同教学这一理念，深度挖掘学校和当地已有的资源，有针对性的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从学校、企业和科研单位三方入手对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改进进行探究，从而构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基于产学研协同的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新模式。3.1学校方面。毕业论文教学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的推进各项工作的进行，学校和学院层面需要针对当前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进行顶层设计，首先针对学生前期科研论文训练不足的问题，可以在大三学习阶段开设科技论文检索和写作方面的课程，但要以切实提高学生能力为培养目的；对于时间方面的问题，可以将大四后期才开展的各项工作前移到大三来开始，从而拉长战线，考虑到学生考研和实习的任务量，毕业论文的宣传教育工作可以放在大三上学期开始实施，这样也能更好的配合科技论文检索和写作方面课程的开展，选题和开题工作就可以随即开展了，而最主要的实验阶段就可以从大三下学期与实习、考研等穿插进行，到了大四下学期学生和导师的主要精力则可以放在论文的撰写上面。经过上述两项改进，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能给产学研协同改进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创造了充足的时间空间。3.2企业和科研单位方面。企业和科研单位作为产学研协同改进的另外两方，需要结合自身现有需求，整合单位资源，深度融合到学校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进程中去。就信阳学院所在的信阳市来说，有化工、矿物加工、环保材料、茶叶加工等企业与化学专业的联系较为紧密，企业可以邀请高校教师和学生前来参观考察，并就实际生产中的现实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形成具体的科研攻关项目交由教师负责，再由教师分解细化课题提炼出毕业论文的题目交由学生进行开题、实验等工作，企业也要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在这一过程中务必使得学生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实际问题进行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对毕业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有更深层的理解，也能提高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兴趣和信心，从而解决了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存在的难题。鉴于当前高校尤其是信阳学院这种民办高校在化学专业建设上面还存在短板，例如贵重仪器缺乏、设备运行费用昂贵以及仪器标准认证这些环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高校也应加大与当地一些有实力、有行业资质科研单位的合作以弥补这方面不足。就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这部分来说，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8]，学校的导师负责论文开题、论文写作以及答辩环节，而科研单位的导师负责科研实验和数据处理这些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两位导师需要进行充分的沟通，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学习到标准化的实验操作、接触甚至掌握一些精密仪器的使用以及实验数据的处理，从而提高自身在考研和就业中的竞争力，而且这也能够降低学校导师的辅导工作量，使之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完成其他的教学任务，同时减少师生比不足带来的压力。3.3毕业论文产学研协同培养模式时间表以上对产学研三方在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中所需要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进行了逐一分析，接下来需要将具体的教学工作结合时间安排进行说明，下面以一届学生为例，如下表所示：

4结语

本文通过将产学研协同理念融合到化学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工作中，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论文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并培养和改善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虽然这种培养模式还处于探索实验阶段，但其能很好地促进了产、学、研三方的互动融合，并提升协同合作的质量水平，如果能够很好的解决该模式下毕业论文工作与实习、学生考研之间时间上的矛盾，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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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祁文静，饶灿，胡萍萍．地方院校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完成过程中学生科研素养培养[J]．绿色科技，2020(03)：231-232．

[6]刘波粒，刘泽军．浅析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滑坡的原因及其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7(07)：89-90．

[7]周莉，朱虹，胡惠媛，等．应用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校企联合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38(04)：193-196．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5

但是，文学史上始终存在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的根源和指向迥异于经典。这种文学是以突破、创新和载入文学史的史册为旨归，也不是以显现作家的天才和深刻为能事。这种文学追求的是通俗，追求大众普遍接受的风格。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大众文学。显然，早期的文学并未显出经典体系与大众文学的分野。文学源于大众的自发创作，并且自发地在大众之中传播。这时，诗与众口传唱的民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诗作心口如一，明白晓畅，职业诗人擅长的字雕句琢尚未出现。如今人们还可以从《诗经》的“国风”之中读到这样的诗作。朱熹曾经解释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注：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其实，即使是小说这种大型而复杂的文类也曾经是某种民间文化基本的形式。班固认为，中国的小说源于民间传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宋代之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新兴的文化娱乐形式——“说话”以及说话所依据的“话本”——很大程度地导致了中国小说的兴盛。现代社会的文学体制之外，民间大众仍然拥有自己的文学——这些作品的形式、风格与传播方式与文学史对于经典的评选以及推广迥然相异。鲁迅曾经发现：“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注：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如果说，经典和职业作家之间的层层选拔形成了文学史的金字塔结构，那么，民间的大众文学力争的是读者的喜闻乐见。这时，编辑、文学批评、文学教学、文学评奖等一系列文学体制更像是多余之物，富有个性的美学理想或者深奥的文学形式不受欢迎，读者的喜闻乐见几乎是作者写作的唯一动力。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言的。

二、大众文学的传播

显然，民间的大众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许多历史时期，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管理者都对于这个系统保持了特殊的关注。中国古代即有“观风”的传统——观察民间的诗乐了解社会风俗之盛衰。《礼记·王制》之中已经有“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可以证明：“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风”——搜集民间的诗作——之说甚至延续至今。总之，即使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来，民间的大众文学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种种民歌、民谣以及各种民间传说之中包含了众多的体现国情民意的信息。

当然，许多职业作家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民间的大众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美学风格上，民间作品的清新、质朴时常对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作家——更大的范围内，许多艺术家——都曾经在才思枯竭的时候投身于民间的大众文学，从而在另一种迥异的美学风格之中寻找自己的灵感之源。如果说，古代的政治家是在“礼失而求之野”的理念之下转向了民间，那么，许多作家往往是在抛弃华丽、典雅和矫揉造作的时候重新谛听民间的天籁之音，并且发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但丁宣称俗语的高贵，普希金号召年轻的作家倾听老百姓朴实的日常口语，（注：参见《苏联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别林斯基认为民间的诗朝气蓬勃，天真单纯，这种诗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纯洁无瑕的素质，在于它的朴素无华的、并且常常是粗糙的形式”，（注：参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101页）高尔基甚至发现，从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奥赛罗到哈姆雷特、唐璜，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形象均是源于民间传说。（注：参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至63页）文学史可以证明，中国的诗、词、曲、小说都曾经从民间的大众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形式启示。许多时候，职业作家时常重新倾倒于民间文学的巨大魅力，发出由衷的赞叹。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作家可能将这种美学风格的选择与文学功能的认识结合起来。白居易不惮于“元轻白俗”之讥，他力求“老妪能解”的诗风显然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宣言的美学体现。他甚至不顾儒家诗教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强调新乐府诗的风格必须“其言直而切。”这时，倾向于民间的美学风格与关注民间百姓疾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仅仅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只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可能入选某一种文集而得到正式的刊刻。因此，口口相传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古代诗话曾经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中国的许多古典诗词即是在广泛的传唱之中流芳百世。一批生动的历史故事通过“说话”艺术之中的“讲史”得到了传颂——这是一批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前身。口头传播为主的时代，许多经典之作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分野不太明显，它们的传播形式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的待遇。可以发现，文学体制的完善是与近现代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相伴而行的。文学体制如何显明对于经典的特殊尊重？无论文学杂志、出版机构、学院里面的教科书还是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人们都可以从中发现通俗的大众文学所遭受的轻蔑。如果说，印刷文明时代的传播媒介通常是由文化精英主持，那么，通俗的大众文学只能处于边缘状态。相对于印刷成册的经典之作，通俗的大众文学常常仍然停留于民间的口头传播之中；即使打入传播媒介系统，大众文学也无法占据主流的传播渠道。如果没有特殊的商业包装，它们只能屈居于某些小报或者不入流的刊物之上。这是以经典为主的文学体制为大众文学设定的位置。换一句话说，从编辑的判断、出版机构的审核、文学批评家的评价到评奖委员会的挑选、文学教授的课堂讲解、教育机构指定的文学教科书，诸多方面的权力和舆论只能允许大众文学进入这个级别的传播形式。

也许，电子时代的传播形式可能对已有的文学体制产生强大的冲击。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正在为民间的大众文学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网络文学的发表仅仅是按动鼠标把自己的作品送上电子公告牌；编辑、印刷成本、权威批评家或者文化管理部门均已无法制造障碍。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社会学。许多遭受文学体制压抑和遮蔽的声音得到了出其不意的释放。网络已经不再是控制在文化精英手中的公共空间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文学似乎返回了文学的原始状态：人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利用文学形式抒情言志，或者叙述种种白日梦。网络文学废除了经典体系派生的种种规则，包括作家的身份。众多的声音一拥而上，坦然地踞守自己的一方空间。这时，网络空间作品时常是一种即时性消费；没有多少写作者像推敲经典那样精益求精。文学体制的撤除、作家身份的丧失是与精英或者经典那种载入史册的渴求背道而驰的。这将为新型的大众文学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平台。

三、大众文学的两种涵义

从民粹主义、启蒙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图景构思，一大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断地提倡走向民间，深入大众。对于许多作家说来，“民间”、“大众”、“人民”这些概念无不象征着文学的真正方向。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批评家之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对于“人民”的文学给予了热忱的赞颂。尽管《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宁娜》赢得了至高的赞誉，后期的列夫·托尔斯泰仍然极端地认为：“人民有自己的文学——这是优美绝伦的；它可不是赝品，它就是人民里边唱出来的。并不需要高级文学，也没有高级文学。……既然还有这么多巨大的真理要说，为什么还要讲精致呢？”（注：《托尔斯泰日记选》（1851年4、5月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第191页）另一方面，多少有些矛盾的是，许多作家和批评家时常又会有意无意地承认：民间的大众文学粗糙简陋，质木无文，远远低于作家文学水准。例如，在另外一个场合，托尔斯泰埋怨作家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放弃高级的长诗或者长篇小说，从而写出农舍里面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读得懂的歌集、故事与童话。（注：列夫·托尔斯泰《那么我们怎么办》，（1886年），《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第338页）的确，上述这些观点无不表明了作家对于民间和大众的重视；然而，这些观点之中时常混杂了大众与作家之间的两种关系模式：第一，大众是作家的启蒙对象；第二，大众是作家的真正导师。事实上，这两种关系模式所寄存的历史语境之中，所谓的“大众文学”具有迥异的涵义和功能。

中国的五四新文学明确地将那些被贬为“引车卖浆之徒”的大众请到了前台。文学必须运用白话文的首要理由是，白话文是通行于大众的语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之中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即是清除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屏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当然，在五四新文学的主将那里，倡导白话文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文学为根据地推广一种妇孺皆知的白话文，进而利用白话文开启大众的心智，推介“科学”与“民主”的文明思想，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这时，白话的大众文学否定的是文言文，而不是产生经典的机制；事实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仍然写出了白话文经典。无论是《尝试集》还是《狂人日记》，作家仍然扮演文化英雄的角色。这时的“大众”是启蒙主义语境之中的大众。换言之，大众并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的真正主角，大众是作家们的启蒙对象。启蒙与被启蒙仍然隐蔽地显示了作家与大众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话文是否等同于真正的大众文学？这个尖锐的问题很快就提了出来，而且在左翼理论家那里得到了否定回答。左翼理论家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所操纵的白话文毋宁说是一种“新文言”。（注：参见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理论集二》。）左翼理论的声援之下，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围绕“大众文艺”的论争。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作家与大众之间的等级关系逐渐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中颠倒过来了。无论是批判“普罗”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个人感伤主义还是指责白话文之中的“欧化”倾向，这一切均表明了人们对于启蒙者——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资格产生了怀疑。作为一种矫正的策略，左翼理论家强调的是通俗。郭沫若曾经用夸张的口吻号召：“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们说五百四十二万遍的通俗！”（注：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理论集二》之中郭沫若、郑伯奇、华汉（阳翰笙）、史铁儿（瞿秋白）等人的文章）这时，诸如唱本、歌谣、短剧、绘图本小说、漫画、木偶戏、连环画、故事小说等传统的大众文学形式才真正开始浮现。这显示出某种新的理论意图：大众必须代替知识分子而晋升至主体的位置。

四十年代初期，在革命的圣地延安发表了经典性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页）在他看来，如果作家不愿意投身于工人、农民和士兵之间，无条件地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甘当大众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将一事无成。在这一份权威的文献指导下，通俗的大众文学远远不止是某一种文学类型，它们纳入了“革命”的范畴。从周立波、赵树理到不计其数的新民歌写作者，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到《林海雪原》，人们在“革命的大众文学”名义之下遇到一批活跃的作家和反响巨大的作品。这时的大众是革命的主力军，作家服从大众也就是投身于革命洪流的具体实践。从革命领袖的号召、作家对于大众文化形式的虔诚到大众对于这些作品的拥戴，这一切无不显示了革命语境之中“大众文学”的内涵与建构方式。

四、批判与肯定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学”更多地是在商业社会之中得到定位。这与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商业价值的发现有关。报纸和畅销书曾经为出版者乃至作家带来巨额利润。电子传播媒介——电影、电视以及新兴的计算机网络——崛起之后，机械复制的生产能力与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致使大众传播一跃而成为利润最为丰厚的行业。加入电子传播媒介淘金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梦想。

某些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意味了指向日常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19世纪某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艺术”曾经扮演市场以及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文化或者艺术被遵为物欲横流之世的“人性”守护神。（注：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但是，报纸、畅销书，或者电影、电视的出现之后，文化产品终于堂而皇之地演变为商品。这时，经典体系之外的大众文学顺利地转换为一种商业化的文学类型。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学经常被当成了畅销文化商品的同义语。尽管以维护经典体系为己任的文学体制仍然对于大众文学不屑一顾，然而，后者却常常以市场宠儿的姿态占尽风光。这时，大众不再意味了“民间”，不再是被启蒙者，也不再担当革命的主力军；商业社会的语境之中，大众的身份被界定为“消费者”。

大众身份的重新界定证明，强大的市场体系正在深刻的改造所有的社会关系。商业社会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倾向于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认定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启蒙与被启蒙、革命者与同路人——作家的多种文化身份均被弃置不顾，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供求关系被单独提取出来，并且纳入商品流通形式。印数和版税比例规范了作家与商业机构的利润比例之后，读者就是市场的主角了。按照行之有效的消费原则，“读者就是上帝”几乎是一个必然的口号。读者的旨意决定一切。如果作品的主题和形式超出了读者的视野，他们的拒绝购买就是一种毫不客气的否决。这时，经典体系乃至传统的文学体制都将遇到挑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模式无形地压缩了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主要意义不再是启蒙、反抗、批判或者开启一个异于现实的维度——大众文学主要承担社会的娱乐性消费。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文学的生产方式。如同商品生产的更新换代一样，投入市场的大众文学也日益精致。如同弗·詹姆逊所说的那样，这时的大众文学已经远远超出了质朴的传统民间文化范畴。（注：参见詹姆逊《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王济民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一种商业的诱饵，大众文学的精致主要是在趣味性方面下工夫。大众文学没有心要苦心孤旨地企求突破传统，大众文学的指标是趣味性与适当深度的结合。紧张的情节，曲折的故事，欲罢不能的悬念，释卷之后洞悉谜底的快感以及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这一切均可以视为大众文学生产的基本框架。考察过一定数量的大众文学之后即可发现，某些题材长盛不衰：惊险、侦探、情爱、恐怖、黑幕暴露、名人传记、异国情调、宫闺秘事。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学的杰作时常是某种模式的化身。可以看到，大众文学的作坊里面存放了许多制作故事所习用的“文学模式”：灰姑娘加白马王子模式；多角爱情与有情人终成眷属模式；蒙冤与复仇模式；血缘纠葛模式；孤胆英雄与美女相助模式；落难书生与风尘女子聚散模式；追捕与反追捕模式；缉拿者与凶手身份逆转模式……这些模式内部包含了人物的位置、行动起讫与冲突程序的大致规定。尽管不同的故事之中人物各异，然而，一旦投入这些模式运行，这些人物所产生的功能却十分相近。无论是被遗弃的公主、默默无闻的女仆抑或被后娘虐待的弱女子，她们总是始于一次无意的邂逅，继而被一个英俊而富有的年轻人悄悄地爱慕，随后，爱情与对方的权势总是打消她们的惊诧、疑虑与监督她们的敌对势力，从而将她们从逆境之中送到一个温柔妻子的位置上；无论是冷峻的侦探、多事的记者抑或武功盖世的大侠，他们也总是卷入疑案、逐一查究、反遭诬陷威胁、终于揭开道貌岸然的领导是主凶的真相。这些模式的兼并、组合时常制造出某些更为复杂的编码方式。如果说，经典体系对于僵固的模式怀有高度的戒备和厌恶，那么，大众文学却常常利用这些模式将人们所关注的材料组织成熟悉的故事。这些文学模式的风行可以追溯人们的无意识心理，性和暴力的冲动可能是某种重要的添加剂。或许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恰恰是这种无意识心理有效地庇护了一大批情节雷同的作品反复印行。

一些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学与商业社会的共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法兰克福的两个主将——看来，文学丧失了自律性而沦落为商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说，文学早就进入市场成为作者谋生的手段，那么，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批判的是——现在的大众文学竟然赤裸裸地将赢利视为首要动机。纳入投资、大规模生产和赚取利润的轨道之后，文学只能像生产者迎合消费者一样取悦读者。这时，文学将丧失真正的个性。大众文学所提供的享乐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的基础是，对于现实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为了资金的快速周转，大众文学的模式化生产几乎是必然的。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只能训练出没有思想的大众。（注：参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商业的意义上，大众文学口口声声惦记的“大众”不过是收入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另一些理论家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学的否定过于悲观了。大众并不是只能无所作为地呆在指定的位置上，听从种种俗气的文学作品调遣。大众知道如何从这些作品之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意义。大众是一个活跃的群体，他们完全可能逾越大众文学的作者预先设定的主题。所以，商业意义上的成功不一定是文化意义上的失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于大众的鄙视暴露了精英主义的立场。按照精英主义的观点，大众似乎只能自卑地仰望遥不可及的经典——这种观点更像是维持所谓“高雅文化”的借口。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许多人简单地将大众视为乌合之众，他们仿佛“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根据这个证据，群众形成了对文化的永久威胁。”（注：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77至379页。）这显然是一种俯视大众的态度。的确，雷蒙德·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学派主张，首先必须在肯定大众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面对大众文学。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情欲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7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08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8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9

写文章固然要有方法，写出好文章自必更讲究方法，然写文章的方法作为教学课程，写文章方法的书作教科书，并且要我来做，总感到忐忑不安。坊间这一类的书还不在少数，从过去的“八股义法”到现在的“论文指导”，类似“指南”、“揭秘”、“宝典”、“金手指”、“法术、法程”的论文、作文指导书籍，真所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西方那样一个物化态势严重的社会，研究写作指导和教学早已从单打独干、辗转抄袭过渡到开宗立派、模式纷呈乃至蔚为潮流，比如形式法、学科中心法、现时一传统法、修辞法、表露法、模仿法、程序法，等等不一而足。或谓其不然，在我看来，也未可厚非，看文法指导类的书并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然也；听老师讲论文写作不能代替撰写论文，然也；不懂得一般的论文写作规则就可以写出好论文，未必然；不听老师讲解论文格式和普遍性写作要求就可以完成论文撰写，未必然。中国先贤早就说过，“文有大法，无定法”，“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这里的体与法，说的就是写作的规则和撰写要求。西方人有写论文规则八条，被称为美式八股：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假设论点，三是想要论证或论辩的论点，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五是新的材料、信息、数据，六是统计分析，七是结论，八是作者的见解。据此来看，美式八股也不过是美国学校和学院专业人士、教师所要求的论文写作格式和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要求内容和元素特性，对于学生或初入此道者，没有指导类的书籍或没有在教学环节中得以贯彻，恐怕也是难以掌握的。那么就规则而言，倒是应然中的必然，而就格式要求而言，则是必然中的应然了。在中国来说，一向反对文章作法和设立作家学校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说过文学创作要掌握“画眼睛”，这种不应该如何如何写的技巧，其实这也应算作是写作规则的。

写作规则和格式要求看来还是必要的。没有写作规则对写作活动予以规范，写作的成果或者说作品、论文就不能在学术界交流，不能在社会上传播，写作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没有格式要求来条理、规整写作内容，思绪和论点的文字表达就丧失了逻辑，要么让人不能了解文章的真实意义，要么杂乱无章，论点被淹没在叙述中，同样使写作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我开的这门课，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既要讲学位论文写作特定的、规范的格式要求，又要讲学位论文规范格式规则指导下具体的写作要求。当然，规则是普遍性、普适性的，只要在学位论文范围，就必须遵守，这是规矩。而要求则随用而用，在写作实践中，当然需要遵守要求，但论文阐述的内容不同，要求则随之有更动，要求的规范性、规制力取决于具体性、针对性。为此，我感到，讲格式要求须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具体内容与实际要求相结合，一是论述要素与写作逻辑相结合，不能单纯讲规则、法程、要求，还得讲具体写作内容，讲规则的运用和适应要求的技术方法。

《金德万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程作如下安排：首章是缘起。次之讲学位论文的形式特征和写作逻辑，包括写作的形式特征，专讲写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劳动方式，有目的性，求真、求善、求美，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有特殊性，形式与内容统一，文心与文德的规范要求，是一种艰辛的劳动；有必要性，价值与意义、谋食与闻道、自由与必然，是一种必要的劳动。还包括写作逻辑，专讲写作的有关规律。再次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的说明，内容很多、规范性强，具体要求必须落实。随后讲学位论文写作的基本要素，包括立意、选题、材料、论证、论据与推理、结论，等等。

二、关于作为形式语言的写作格式

《中阿含经》五五《阿梨吒经》记录佛佗言云：“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当担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便欲弃舍，……况非法耶？”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论》乃言：“善法应弃，何况不善法。”佛学中法系教义名词，乃梵文Dharma或巴利文Dhamma的意译，达摩、达磨、昙摩、昙无、昙都是其音译。法的含义和用法非常广泛。《五事毗婆沙论》卷上：“应知法声，义有多种。谓或有处所说名法，如契经说：汝应谛听，吾当为汝意说妙法；或复有处，功德名法，如契经说：苾刍当知，法为正见，邪见非法；或复有处，无我名法，如契经说：诸法无我，当知此中无我名法。法谓能持，或能长养；能持于自，长养望他。”此中能持、长养都是持的本义。《杂阿毗昙心论·界品》：“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凡持有特定性质和相状的现象，都称为法。《成唯识论》卷一定义作“法谓轨持”，窥基《述记》解释说：“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捨自相。前句指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能唤起认识的功能，使人们可以认识。后句指概念的稳定性，表现为自身本质之规定。《因明大疏》卷二释云：“法有二义：一能持自体，二轨生他解”，即表明了这个意思。随后该疏又就二者在判断中的功能申说“初之所陈（有法），前未有说，可以后说分别前说，方有屈曲生他异解”。易言之，“有法”为主体，“法”则为主体具有的属性，在概念上说，二者有同质性，从逻辑上说，二者又是相对的，即有法相对于法。法乃主体有助于目的实现的工具，有法一切法，法即为筏；法乃言语行为思维能持正见正行正意的轨则，诸法无我，筏即为法。比之于写作，写作系人借助语言文字的工具表达思维成果的行为方式，写作者有所思，即有所写，有所文，此时写作为写作者之筏；写作乃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写作者的思想，所言如所思，语言文字的表达在写作者所思和所言的框架内进行，此时，写作乃作为写作者之法。法相庄严，法意澄澈。

钱钟书先生解释讲经所言乃谓“戒执著胶固，免于今语所讥‘教条主义’尔”。他说，柏拉图语录尝言，至理而不可求，则涉世风波，唯有以人间颠扑不破之义谛为筏；若夫天启神示，譬则固舟也。斯乃西方古“筏”喻，寓“捨”义于言外；盖天道苟明，则如舟楫既具，无须以人道为筏矣。喻之筏者，亦可以喻之车，喻之梯，事异功同，如赵贞吉《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若行者抵家，则并车释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则并舟释之矣，何有如抴？学者而至入圣人之门，则并其名言丧矣？”；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雍正四年下记戴震语：“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捨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当世哲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谓：“倘明吾旨，则由吾言而更上陟焉，吾言遂无复意义，亦犹缘梯而升，尽级登高，则必舍梯也。”万按：此出《逻辑哲学论》，原文郭英译为，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明：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他可以说是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推掉了）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乃类释家“登岸舍筏”、“过河拆桥”、“到岸不须船”等命意，亦犹道家“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之旨。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语词）与意义的关系，语言（文字）与写作的关系，都属于人类活动中活动目的与使用工具的关系，兹事体大，不是很容易就说清楚的。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这是指一般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话，汉语、英语等。语言的形成和转换规则构成语言的语法，包括词法、句法和文法。如果转换规则已经形成了，那么这种语言就是形式语言，其语法就是形式语法。我们所说的“格式要求”就是形式语法的一部分。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写出了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好比是乘筏登岸了。这时候，“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学位论文的一切法则，一切格式有没有必要“担戴”而去呢？当然没有必要，有那本学位论文足矣，这就是登岸弃筏。我讲这门课，就是说明学位论文写作的格式要求，就是讲学位论文的写作语法、写作规则，讲得好，诸君能明确我所讲的意义，自然有助于学位论文的写作，讲得不好，也不是无法（筏），那就只得靠诸君自己再寻舟楫，以登彼岸了。

说到讲得好不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形式语法是人为的再创造，围绕学位论文这一写作目标归纳出共约性的一些写作规则，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则、格式，这是有难度的。一切人为再创造的形式语言，应该说既有语法的、格式的要求，也有意义的、特别学科范围的约束。学位论文要传达写作者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的信息，舍弃语法的信息要求，写出的是一篇专科的论文，舍弃语义的信息要求，写出的是一篇空洞的徒有形式的文字。这就要求回到舟楫，回到法（筏）上来，把该明白的弄明白。我们知道，在自然语言中，由于这种语言在符号上具有实用的机能，除了传达信息以外，还表现着语言的相关联系，比如传达感情、情绪，燕山雪花大如席，写这首诗的人不是睡毛毡的草原牧人，除传达了雪大、天寒，也带着乡情和地域遥隔所引发的惊诧的感觉。听者或读者不仅依靠语言的语法和语义来接受理解，也依靠听者或读者的心理联想、依靠他积累下来的个人的以及受社会制约的运用语言的全部经验。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历史地产生的，并且不仅起到传达信息的工具作用，而且具有心理的交际手段作用，所以语法和语义都要适应这种机能的要求。设想一个状况来说明：

在一次集体性聚会中，主持人提出创意，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设想自己是新郎或新娘，以此身份讲一句成语，具体要求是：“在新婚之夜，我说……（一个成语）。”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语言陷阱，可以说是一个恶作剧，只有说得得体才能避开这个陷阱，但谁也逃脱不了身陷阱中。某甲说：“新婚之夜，我无可奈何。”某乙说：“新婚之夜，我一针见血。”某丙说：“新婚之夜，我兴高采烈。”某丁说：“新婚之夜，我一言难尽。”说话的人极力避开可能联想到性、身体，有关的床笫之言，最终还是无一幸免地落入陷阱中，引发大家的哄堂大笑和秘响旁通的点评。这个搞笑的游戏设置了一个状况，成为疏而不漏的天网，语词成为这个特殊语境中必定被捕获的猎物，在天下滔滔的语林中无处藏身，其意义总是逃脱不了天网的范围。格式也好、法则也好，这个设定就建构了这个语境的天网，说话者或者说写作者无论使用哪一个词、哪一段话，都受到这个天网的规约，语词的意义已经脱离了语词本身，不得不群蛾扑火一样地向婚床上堕落。这个状况表明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引起二十世纪以来众多人的研究。面对这一现象，要问的是，谁或者哪一只看不见的手导演了这场捉弄人的事件，是格式、规则还是语词、语言本身？是语境还是语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追究这一游戏的规范者是“权力”，他还进一步追究了把这种约定或格式化形成合法化所导致的后果并且将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联系起来。请注意，真理的生产与学位论文撰写是有联系的。他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实施”而强制实现的。

三、关于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问题

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希望在一个民族全体成员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方式中，寻找符合民族生活深重内涵的民法规则，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这种立法主张曾经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说：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然而，就在发表此文的不到半年时间里，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就曾这样说过：

可是，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恣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极端任性。

在同一文中，马克思还说：“任何伦理关系的存在都不符合，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本质”。“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针对“任何合乎伦理的事实都可能被理解为胡说和谎言的证明”，马克思指出：“这是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并不会由于人们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而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要求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是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而消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再次地申述了这一观点：“立法者并不创造法律，它只是揭示和表述法律”。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则以更简洁的语言再次申言：“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应该说，马克思在更具有普遍性的领域实际上认可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主张：立法只是在记录和表述一个民族既存的各种事实。立法者如果制定出事实的、公认的民法，是能够准确地揭示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秩序的观念，那么说在民法的（法理性）、民风的（伦理性）、民俗的（事理性）层面上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底线的标准，因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标准。法律本就是立法者对立法律条的制定，也可以说立法者以立法写作形成法律。立法写作必须既遵守立法的程序规范，符合立法程序充分反映民意的规则要求，还须遵守法律条文表述规范，符合律条制定的格式要求。中国古代有著名的“约法三章”，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侯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栗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索隐》注云：“杀人，伤人及盗。”《集解》应邵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苛政，但至于罪也。”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几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罪其身坐，合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我以为排校本今按是，唯两处标点错误，一“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此处逗号应移除；二“杀人者死，”此处逗号应改为句号，否则，“伤人及盗抵罪。”之句号应改为逗号，以符合语气流畅，而又三章各有分别。

在法学学科类的写作活动中，语文学、语辞学、语法学的格式要求十分严格，标点的误定、误置造成意义的缺漏和表达的失真，这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外文献的传译，信达雅的要求十分明确，格式原本就具定了，但应用格式仍然会出现误差，这种误差又造成歧义，甚至不知所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去年故世的罗尔斯教授在经典政治学理论著作《正义论》中提出“正义二原则”，译本是这样以汉语来翻译的：

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政治学、法学及哲学学科对这一表述作下述理解：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合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平等自由原则）。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其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的公平平等原则）。

对于这两大正义原则的翻译和理解，我们不能怪罪于何怀宏先生准确而又稍嫌刻板的译笔，更不能怀疑原意表达上的生涩，只能将写作中的误差和理解上的误识归咎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解能力还不够，还力有未逮。我将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这样来表述：

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资格去要求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充足配置，而这种配置要相容于对所有人的同样配置；在这种配置中，平等的政治自由且只有那些自由的公平价值，要得到确保。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相容于原则要求：（1）它们要依系于在机会的公平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2）它们要最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成员。

或许这样的写作仍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罗尔斯原则的真义，无怪乎他老人家要花费一部厚重书籍的笔墨来阐述这两大原则。为此，我为两大公平正义原则的重新表述再申述如下：

其一，罗尔斯的正义之思，无论在《正义论》,无论在对待诸如正义、良序社会（wellorderedsociety）、良资或益品（goods）、社会之“好”（既有良善、和睦、洽切等道德、理想的意义，也有需求、喜好、适宜等功利、实用的意义）等基本概念，还是其包括理论切入点、思想进路在内的运思途径，无论将其理论立场说成是激进的，还是贴上正义上激进、自由上保守的标签，不能否认，罗尔斯致力于追求和索解的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而无法逃避，既然我们之间的价值观相差如此之大而无法统一，那么，必须采取哪些原则去规范和协调社会成员彼此的言行，才可能得到具有社会成员个体性差异的社会性普遍共识？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的问题，即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形态和特征，才能保证每个个体都能完全按照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去生活，或者说，国家怎样才能保障公平平等的权利，以便使所有个体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在他看来，理论基点在国家上的重置多少游离开《正义论》的立场，但这是一个个体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个人必须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其个体化，同时又要在个体化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化，关键是个体基础上的社会认同。

其二，在罗尔斯看来，正义不是超越于人类的现实条件并可能为人类的现实生存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对于先行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合作条件的公平规定。这个社会合作条件总是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基本结构之中，用于规范良序良俗社会基本结构的这一正义原则就不仅必须得到其成员的普遍同意，进而言之，正义原则更在于其必须诞生于普遍同意。这里的普遍同意，就是社会认同、社会共识，正是核心价值的反映。

其三，罗尔斯在证成原则的“无知之幕”理论预设中涉及到基本益品的概念，在英文原文中是以goods来表述的，这个词一般译为物品、商品，但罗尔斯赋予其新意，只能译作益品，或译为良性要素、良资，却不能简单地译成物件、物品、物资。在罗尔斯的语境中，设若社会成员各方是理性的，而之所以是理性的，乃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他们的天赋和自然资质怎样，无论他们的价值观和基于其上的生活谋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实现相应的生活目标，作为先决条件的总需求必须在基本程度上得到充分配置。这一充分满足基本要求的配置包括有：各种权利、各种自由、各种机会、收入、财富以及实现自尊所需的各种社会基础资源。这里包括其中的所指就是基本益品，乃是作为社会生活先决条件的基本要素，有物化的成分，更多是精神性的，也可以用“好东西”名之。俞可平先生出版了一本好书，书名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东西在此的用法与上述意义毫无捍格之处。

其四，正义原则的实现有赖于体现程序和实质正义的制度建设和相关规则体系。罗尔斯提出的“切分蛋糕”模型（为了使最后拿到蛋糕的人拿到的那块蛋糕是最大的，就应该有制定蛋糕分配规则的人最后去取蛋糕）正是一种体现程序正义又确保实质正义的操作规则，又称权力后置规则。我们知道，为了谋求一个好社会的理想境界，在制度安排上应该以民主原则保证公平，以制衡原则促进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得，体现实质正义。那么，既要立足于民主，确立得到普遍认同的利益实现机制；又要立足于制衡，确立权力利益后置规则，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民主认同，普遍共识要求机制运行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当代合法性概念的实质要求，权力利益后置，则指权力行使者的利益获取放在众人之后。这一规则要求权力拥有者或者公权执行人以理性谋划来实现对其私欲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以内在利益秩序的“需求性制衡”来取代外在的权力界限的博弈性制衡。而且，这种规则设计的实际效力同样必须以民主认同为基础和保障，否则就只会流于形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乃是对这一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表达。“切分蛋糕”这一权力后置规则可以“七人派餐”来进一步演绎模型。七个人分派份饭，可能出现四种情况：一是七个人采取轮流分派的办法，但人是有私心的，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掌握分派的时候才能吃得最好。二是七个人中选派一个公道的人掌握派餐，一开始分派比较公平，大家吃得也满意，时间一长，人们纷纷拢络派餐的人，结果是大家普遍感到不公平。三是组成三人一组的派餐委员会和四人一组的监督委员会，这样派餐的公平是达到了，但分到手的饭菜都是冷冰冰的，因为争论这一碗那一碗是否公平需要时间，监督这碗多那碗少又需要时间。四是仍然采取轮流分派的方法，只是增加一个规则，那就是派餐的人最后去取自己那一份饭菜。这样为了保证分派的人能吃到与大家同样的饭菜，执掌派餐权力的人首先要保证分派的公平，其次要快速地分派好饭菜，因为他并不知道那一碗是别人不取剩下留给他自己的，又要保证自己不至于吃冷饭。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但每一碗饭菜分派是公平的，而且还热气腾腾。这个派餐的故事喻示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典例。第一种制度安排，表示原始的民主规则，因为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种规则虽然符合私人领域的利益需求，在社会领域或者说在集体生活、社会共同体中实行则结果很不好。第二种制度安排，表示贤人在位的贤者、精英政治，深入一步追究则可以说是一种德治为表象的人治体制。同时也说明了，环境与人的关系，贤者、精英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不能构成一种长效机制，最终的结果非但并不理想，实际效果也是很不公平的。第三种制度安排，表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其核心是权力在施行过程中必须实行制衡机制以限制权力，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却又带来效率上的危机。第四种制度安排，既不同于现代民主体制，也不同于原始的民主规则，而是对二者的构成与整合，也就是说，用民主原则保证公平，以制衡原则促进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掌权者利益后置正是实行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机制。

写作者借助语言文字以写作的方式来表达思维的成果，在写作活动中，写作者必须服从于作为写作手段的语言文字的格式要求，语言文字的法则对写作者实行控制，而写作者思维成果的对象性学科领域又以学科的规范对写作者实行表达意义范围的控制，这种控制同样落实到作为工具手段的语言法则上，当然这属于语义学的法则，学科范围、学科规范、学科界限属于学科背景的问题，这就使得写作进入思想史的范围，其实成功的写作成果本身就构成思想史的史料。诸君会提问，思想史研究是否因此而与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语文学、修辞学、文字学、词汇学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关联呢？正缘于人们的思想总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且诸如概念、术语、范畴这一类思维的基本元素或要件也必须借助于语言的符号作用来构建思想的完整体系，语言乃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在思想史研究中，不注意语言中语文学的、修辞学的、文字学的、词汇学的各种语言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必定会发生各种离奇的误解。在哲学研究中，二十世纪曾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强调哲学中的语言学要素的重要作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曾多次强调：“语词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氏的重要贡献之一也就是从语言入手，由此将他的哲学探索深入到现实哲学的核心之中，槌幽探险、阐隐研几，以求问题的解决。解读思想史著作文本自应注意“语词的意义”，把握特定的语境。写作成果无不是语言文本，特定的语言文本负载特定的语言意义，此乃不争之事实，却为相当多的研究者所忽视。另则，从语言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语言中的各种要素及其附着的意义也是变动和发展的，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往往含义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理解上必须从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特定语词的含义。昆延·斯金纳在1988年发表的《对我批评者的一个回答：在意义与语境中》一文中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在其辩论中用法的历史”。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思想史发展的状况、探究有关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探究有关思想史问题的意义，则须运用修辞学、语文学、语用学、语言学的方法手段，对既有的思想史研究文本作出别开生面而又切中肯綮的诠释。实现思想史研究具体写作与语言学的贯通。贯通乃是整体观的具体化充分的体现，并不是输入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就能达致的。同样以昆延·斯金纳与博·斯特拉思主编的《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为例，面对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的话题，特别注意在历史语境中用历史的方法描述并分析变化中的国家——这个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名词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家的历史、理论基础及其前景进行反思，时间横跨中世纪直到20世纪后期。将思想史变成话语史，将思想史放在思想文化和话语的背景中加以诠释，这是贯通性写作一个极高妙的范例，因此泽被士林，影响既深且广。公务员之家:

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问题是主体活动与主体自身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写作看作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看作为脑力劳动，看作为以思维活动为主，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手段，创造精神成果的必要劳动。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就成为劳动和劳动者的关系。马克思在考察“专属于人的劳动”时特别地提到蜘蛛与蛛网，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候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识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一）写作是一种劳动方式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劳动是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适合于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而且是人类能够创造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劳动与活动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必要的价值性，以写作这种劳动和恋爱这种活动来说明。说写作，孜孜矻矻，勤于笔耕，或者现在换笔了，的的答答，思绪与字符在屏幕上跳跃；说恋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则紧张迫切，一则温婉舒缓，在文字的表达上都有着节奏上的差异。恋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活动，有活动主体，彼此互为对象，有活动目的，通过恋爱这种交往活动，增进相互了解、融通感情，建立排他性的、共约性的爱情，但爱情是不可以价值来衡量的，应该淳然是感情上的共通与共约，当然在商业的物化社会中，恋爱可能带有物质性的条件和物质性的要求，但就活动的目的建立爱情而言，只能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写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活动——劳动，有劳动主体，即写作者，有劳动目的，通过思维活动创造有价值的作品，学位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活动创作出符合学位论文要求、可以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目的是明确的，价值也体现得十分鲜明。

（二）作为劳动方式的写作要具备基本的劳动要素

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使用人类自己的工具进行的。作为劳动方式的写作主要归属于脑力劳动范畴，主要由思维活动的投入和精神产品的产出体现出来，因此写作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劳动要素：其一，写作者创造作品的活动，也就是写作者本身；其二，写作对象，写作的思维活动集中所在的知识系统及其基础性的历史世界和现象世界；其三，写作工具，创造作品所需使用的语言文字及语法语义规则。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篇10

六朝时代著名文论家刘勰说过：“积字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前三句讲的是材料积累和提高观察、分析能力的重要性，最后一句是讲辞章修养方面的作用。开宗明义说的是材料的重要。刘勰的论断是历万古而常新的。从现代信息学的观点看，没有大量的材料的储存，怎能从中检索出所需要的有效的信息来？打个比方吧，要设计某项工程，总得考虑所用的材料，考虑到这些材料的数量、质量、规格，不然图纸再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俗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道出的也都是这个道理。

我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视材料学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组织很大一批力量编纂各种各样的类书，其中有一些就是供文人采摭词藻和典故用的。如清代就编纂了《骈字类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材料性的工具书，每一部往往是煌煌数百卷。

在蒙学教育方面，为了体现知识灌输和积累的目的，所编的读物常常是涵盖了那个时代知识领域各个方面的材料的汇聚：历史地理、岁时节令、礼节风尚、人生哲理、处世之道，等等。其著者，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这些启蒙读物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极大，因为它们语言凝炼而又隽永，运用起来适应性很强。最初接触时往往在童年，熟读成诵，好多片断长久留在记忆深处，使人终身受用。以博洽著称的中国革命领袖，到了晚年仍不能忘情于少年时读过的《增广贤文》，要秘书去搜求来再看看。他的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题目，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的名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都出于这本小书。

学会运用材料，是作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基本训练，我们传统语文教育相当重视，当代国外母语教育中也非常重视。国外中学乃至小学的作文教学，都非常注意培养青少年利用图书馆去积累资料、运用资料去撰写论文的能力，从小训练学生写卡片，写读书报告。材料的积累、化用和裂变，会散发出比这些材料总量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力量，也会为一个人的文章增色添彩。唐代诗人李商隐作诗文好用典故，作诗文时常常把一本本书胪列在案上，被人讥为“獭祭鱼”；被人誉为一代闲适之宗的周作人，晚年散文常以联缀古人文章片断来见志，也被同代人讥为“文抄公”，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运用材料方面的高超技巧和文学上的卓越成就。

改变目前重视运思训练，忽视积累和运用材料能力的培养状况，需要作许多的努力。

二怎样帮助中学生积累材料呢？

其一，既要使集聚的材料贴近时代，贴近中学生，又要注意适当地扩展范围。

指导学生搜罗写作材料时，要注意“热门话题”，即在写作表述中常涉及的，但也不必仅限于此，还要注意扩展视野，正如鲁迅所说，青年“大可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①”，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非常有限，枯燥了”②。因为积累材料不只是为了今天写作和应试的需要，也是为了完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提高素养。

其二，不要只着眼于材料的类型，还要注意其写法。

材料的汇集，不仅是为了引用、化用，也是为了借鉴。对于同一题材，可以描述，也可以阐述，可以议论，可以是扌离文铺采的刻画，可以是寥寥几笔传神的白描，还可以是直率的人生感喟，富有哲理性的感悟。对同一事物、事件的表现或评述写法的不同，学生能好好体会，就不难把握不同文体的写法和不同的表现方法。

其三，帮助学生掌握积累材料的方法。

中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应该建立自己的材料库，学会编索引，写读书卡片、笔记，写读书报告，也要对一些重要的材料作必要的记忆。

作为一个有较完善知识结构并且能初步进行研究的人，应该是外贮和内储相统一的。现在中学生大部分不会积聚材料，更谈不上养成积聚材料的习惯，又不肯作必要的记忆，这些是很令人担心的。

三汇聚材料是为了运用，这里着重地谈谈在写作上借鉴和引用的方法。

材料的借鉴方式有三：

（一）师其意。就是从材料的阅读中拓开思路。就内容而言，或是沿着材料所揭示的观点深入下去，提出更为深刻的观点或主题；或是逆着材料所揭示的观点，提出相异或相反的观点。就表现形式而言，或是从材料提供的表现方式（包括角度、方式、用词）受到启发，运用了与材料相近的套路；或者另辟蹊径，运用了相异的方法，如材料中用的是烘托，而写作者用了反衬。

（二）袭其神。就是广泛借鉴，超越原作，创造新意、新境。诗词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句是比兴，以春天景色描摹出社会主义中国繁荣昌盛的气象，很有气势。实际上诗人是杂收并化用前人的成句：“年年老向江城寻，不觉春风换柳条”（唐·韩《晦日呈诸判官》）；“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唐·白居易《杨柳枝词》）。不过韩止于人生感叹，白氏近于工笔描摹；诗人合用两者，另生新境，袭其神，有着融会贯通再创造的意味。写作者不能止于对材料表层意义的理解，要好好涵咏品味把握原作的神气，重新创作。

（三）、沿其形。就是化用原材料的成句，以适应自己表达的需要，也就是套用。套用得合适，和自己构想的部分混然一体，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下面两段习作都是写老师的，分别套用了名作中两个片断：

例一：一年多来，我和我的老师朝夕相处，我从她那里学到知识，更受到教育。她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都是伟大的，虽然她的名字并不为许多人知道。文章的第二个句子是从鲁迅《藤野先生》中套来的，仅因为表现对象性别不同，把“他”改为“她”。

例二：奇怪，今天我听讲是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连平时最吸引我的蝉声，此刻也失去了“魔力”。文章和都德《最后一课》中写小弗郎士听课的感受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原作中为“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教室里是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两相比较，改动得并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看，借鉴是种模仿。人们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小孩子学大人说话，学学就会了。他们自然地熟悉和掌握种种句型，并能根据需要，造出无限多的句子。学习写作也是如此，借鉴不借鉴，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快慢之分。

最后谈引用。引用材料，可以丰富文章内容，使文章生辉增色，不过要恰当，适度。所谓恰当，就是选用的材料有典型性，能够说明问题。所谓适度，就是截取的材料不多不少，没有多余的话。

引用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明引，一为暗引。明引有直接引用原文，有概括引用其意的。直接引用原文的，要交代出处，连字句标点都不应改动。暗引要用自己的话来转述，不能直抄原文。现在不少中学生不会引用，或者引用得不当，不合乎规范，这都要教师认真指导。学会积累和运用材料，不只是语文学科的事，但是作文教学应该予以更多的注意。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