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十篇

启蒙写作论文篇1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启蒙写作论文篇2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 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 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一点点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启蒙写作论文篇3

【关键词】革命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启蒙文学史^ 写作

【基金项目】盐城师范学院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与课程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2YCTCJY00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5-0069-02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曾经一统天下的“革命论”文学史观因为附着了太多功利性而备受质疑，尤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更是标示着三十年代启蒙论史观的回归，使得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话语频道，“诉说着‘人的文学’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以及文学史在表现它们时所表现出来的美感和质地。”这样，“去阶级化、远离革命，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了这时文学史叙述的趋势和选择。”[1]

但当时文学史教材写作尚处于“解冻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出了对“启蒙”和“革命”的纠结，一方面力图突破五六十年代文学史革命论的局限，给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以客观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摆脱以《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参照，把思想性置于审美追求之上，注重文学的认识和教化作用的文学史编写思路，表现出了一种启蒙与革命论纠缠的矛盾心态。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与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该著者力图秉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对“左倾”思潮进行反拨，但限于“乍暖还寒”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框架和阶级分析的阐释方法构建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的窠臼，编者无法对一些尚未的“”作家的创作实绩作出正面评价，甚至对一些诸如京派等左翼文学之外文学流派的文学史地位也无法客观评价。

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综史性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不难看出著者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把中国现代文学定位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之中，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要作家专章专节中，著者一反过去一般文学史中介绍作家生平、思想、创作的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对作家的定位和对作品的阐释上，增加对作家专“论”的力度，融进了著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深入而又独特的思考。

“当代文学”实际在40年代初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设计和规定了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进程。“当代文学”被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因此当代文学史便是描述社会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情况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更高的文学规范和发展目标。这一基本方向的规定，确定了当代文学的实践方向，也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到80年代中期，约有十多部当代文学史出版，主要有：1980年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完成的《当代文学概观》;1983年张炯、朱锫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1985年公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等。

而其中最早完成、影响也很大的当代文学史则是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的《当代文学概观》。该著主要是通过对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创作成果的评述，概观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在编写体例上与前面提到的一些文学史写法相比略有变化，在《前言》中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整体描述，不去单写文艺思潮，同时在章节安排上也不按时期划分，而是依照文类分为五编：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戏剧创作、短篇小说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该著最受人称道的是最早在文学史中对新时期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如诗歌中“带有哲理色彩的抒情诗”（即后来的“朦胧诗”），做了明确肯定，此外，该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筛选不拘泥于政治性标准，而更加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因而在当时得到较多肯定，并被许多院校采纳为教材。

总之，当时文学史家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及其启蒙话语实践因其对政治性书写的自觉疏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最大限度地贴近了文学现代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追求，彰显了文学的审美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度出现继上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又一次繁盛局面，“实现从革命史教育的急功近利的单一状态向认知、教育、审美等多功能的复合教育转变”，[2]为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受众的知识和欣赏能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忠.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J].中州大学学报，2013，（10）：1-9.

[2]曹金合.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2011，（7）：86-95.

启蒙写作论文篇4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WwW.133229.Com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启蒙写作论文篇5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理论上的障碍，造成文学思潮史的研究混乱不堪。在中国的文学理论语境中，文学思潮概念来自前苏联，是附属于“创作方法”论的。苏联文学理论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反映现实的方法，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它们分别被规定为客观性、写实性与主观性、抒情性。文学思潮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是创作方法的历史表现。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主）与浪漫主义（次），文学史就被描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替或者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而其他文学思潮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则被贬低、被排除或者被否定了。这种文学思潮观抹杀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使之成为一种风格学的概念，从而虚构了一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循环交替的文学史，掩蔽了文学史的真实的内涵。那么，如何界定文学思潮，从而找到文学史构造的核心呢？我认为文学思潮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现代性即时间性的自觉，它启动了历史。因此，现代性发生前没有文学思潮出现（虽然有文学的风格、流派的演变），只有现代性产生后才有文学对它的反应，而这就构成了文学思潮。由此，就应该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学思潮，从而就产生以下关于文学思潮的定性：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国家理性）；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启蒙理性）；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理性的身体性和符号化的解构。

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另一个障碍是已经定型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由于苏联文学“创作方法”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被阐述的：五四文学思潮属于现实主义（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郭沫若和创造社），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更高发展。新时期以来，学界逐步抛弃了这种简单、僵化的文学史叙述，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理论基点，特别是对文学思潮的理解混乱，因此往往采取了只考察文学现象而不谈文学思潮的叙述方式，比如新时期文学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流派，但却避免作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判断。这种叙述方式注重了微观分析而丢弃了宏观叙述，虽然克服了以往机械的文学思潮划分（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分法），但也导致文学史的构造缺乏主干，所以仍然不像“史”。当然，仍然存在着用过时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概念描述的现代文学史，但这种文学史叙述显然已经不具有合理性了。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我把五四文学思潮定位于争取现代性（科学、民主）的启蒙主义，把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定位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古典主义，而把新时期文学思潮定位于启蒙主义的恢复。同时，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后期、后新时期也并存着反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在新的文学史叙述中，对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的定性最为重要，也最富于挑战性。启蒙主义历来被定性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而不是文学思潮，无论是在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都没有它的位置，新古典主义之后就是浪漫主义。虽然柳鸣九先生曾经提出欧洲17世纪文学属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并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也没有被学界主流认可，更没有用于命名中国文学思潮。我认为，存在着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它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欧洲17世纪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文学都属于启蒙主义。

此外，对“革命现实主义”即革命古典主义的认定同样重要。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当时还仅仅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共同性——理性主义着眼，而缺乏理论上的论证。现在进一步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界定新古典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绝对主义国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义是对以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革命古典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欧洲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革命古典主义，这个传统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并且传播到中国，演变为中国的革命古典主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样板戏”）。这样就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思潮有了明确的定性，并且揭示了它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线索。转贴于

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把五四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看作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征，这是单线历史观的产物，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规律。我认为，应该分析中国现代史的特殊性，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争取现代性就意味着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现代文明；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以及现代性的外迫性，争取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也就要排斥现代西方文明。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历史任务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揭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根本矛盾，从而对“救亡压倒启蒙”作了深度的理论阐释。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理论出发，我认为五四以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压倒和取代了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也导致了反现代性的历史运动；“文革”后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也导致了这样一个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五四以后，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取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新时期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又取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同时，运用这个理论，也对其他非主流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规定性进行了阐释。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的最后一个困难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源性和后发性，因此与西方不同，各种文学思潮不是相继出现、区分鲜明，而是同时出现、同时存在；它们纠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界限不那么清晰，甚至一种流派、作家、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倾向和多种文学思潮的元素，如老舍不同时期的创作就具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倾向；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极其纷乱歧异，对同一个流派、作家、作品的定性纷争不绝，难以形成共同的叙述；至于各个思潮之间的消长、替代更难以得到充分、清晰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这一情况，也造成了文学思潮史写作的巨大困难。这就要求在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定义文学思潮概念的基础上，紧紧地抓住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这一核心，比较明晰地划分各种文学思潮及其流变，确定各个流派、作家、作品的性质，并考察和揭示各种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文学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多向性。

启蒙写作论文篇6

关键词：乡土文学；启蒙；批判蒙昧；返归自然；改良人生

“五四”是启蒙的时代。受“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五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特色。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建构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启蒙思潮是一种包蕴着丰富思想蕴涵的思想潮流，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封建的批判，其终极目标是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因而，在文学中对启蒙意识任何单方面的阐释都只会遮蔽启蒙思想的多样内涵。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鲁迅以及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作家群的乡土文学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蒙昧落后乡土的蛮风陋俗，更多呈现出批判蒙昧主义的启蒙理性精神。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并没有中断启蒙精神，而是表现出决然不同的启蒙精神。实际上，乡土作为现代中国广大未开化民众的栖息地，曾经有许多的现代知识者从这片浸满血与泪的栖息地走出来，当这些现代知识者回过头来重新打量这片栖息地的时候，永远会寄寓或悲悯哀怜或欣赏迷恋或理性审视的复杂情感。事实也是如此。从三十年代废名、沈从文等乡土作家的崛起，可以看出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不再以简单的批判来书写乡土，而是把乡土描写成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情调，乡土成了这些寄寓都市的启蒙知识者返归自然的精神皈依之所。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对乡土既没有迷恋也没有批判，而是突显出对落后民众人性的审视，沿续了“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性精神。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表现出丰富的启蒙思想。

一、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

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五四”是中国由漫长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时期源发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乞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1〕(P5)这一时期，小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往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地位，提高到改革社会、开启民智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五四”知识精英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精神状况是制约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了健全的国民精神，中国的面貌才会焕然一新。因此，他们认为启蒙民众，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是中国社会由贫弱向现代转变的必然之路。鲁迅在这点上是最有代表性的。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P512)在这样文学观的作用下，“五四”文学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中国“五四”乡土更多呈现出破产凋敝的景象，其中既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古老乡土的入侵掠夺，造成血与泪的惨象，又有古老乡土上的蛮风陋俗和生活在古老乡村的愚昧不幸的民众自身所制造的惨剧。五四作家用悲悯的目光扫视大量残存蛮风陋俗的乡土，便抑制不住地把乡土上这些落后愚昧的民众以及一切封建因素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对封建蒙昧主义展开批判是五四乡土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虽然鲁迅的乡土小说以其超越一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远超出了乡土小说的范畴，人们习惯上并不把鲁迅归结为乡土文学的行列，但鲁迅的小说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起着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他对乡土文学的关注以及最能代表五四乡土文学的成就的切实创作都表明我们在讨论五四乡土文学时不应把鲁迅排斥在乡土文学之外。鲁迅的乡土小说最典型地表现了五四乡土文学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他把小说的视角聚焦在凋敝破败的乡村，正如《故乡》中所描写的乡土：“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此外，更多地描写乡土上愚昧不幸抱残守缺的未开化民众，《故乡》里润土满脸的皱纹显出一副穷困木讷的样子，一声声喊“我”老爷更使人震惊于他的愚昧麻木。《祝福》中祥林嫂最令人感到恐怖的不是她的不幸，而是她问有没有鬼而显出来的极端愚昧。《风波》里使人担忧地并不是在封建主义压迫下民众生活的一天不如一天，而是七斤面对皇帝坐龙庭的传言表现出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P512)正是抱着这样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想，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着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以审视的目光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不幸的民众的精神病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因此，“五四”乡土文学以其强烈的批判性而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理性精神。这种启蒙精神是启蒙思潮最根本的思想特征，因为启蒙本质上毕竟是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最终任务是批判封建主义，把人从封建专制的绳索上解放出来。这种揭示病苦、批判封建愚昧的启蒙精神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早期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其后在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也基本上沿续“五四”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立场来书写乡土。在乡土作家群的笔下，乡土呈现出一幕幕破败落后的场景，乡土上的民众呈现出极端愚昧麻木的病态神情。《菊英的出嫁》（王鲁彦）通过对冥婚的描写批判了古老农业社会的落后性以及残存于古老乡土上的蛮风陋俗，使人对这种落后深感震惊。台静农更是擅长表现宗法制乡土社会上麻木不仁的民众。《烛焰》写存留于乡间的愚昧的冲喜恶俗，为了用冲喜恶俗挽救吴家少爷奄奄一息的生命，翠儿在结婚的第二天便成为寡妇，这一幕幕血与泪的控诉让人震惊于民众的愚昧落后。《负伤者》描写乡间卖妻、典妻的落后现象，都是极其惨烈的事件，衬托出民众的麻木无知。蹇先艾的《水葬》最能承续鲁迅批判的启蒙精神。一个小偷被处以水葬，在水边的围观者都是鲁迅《示众》里的麻木不仁的看客，甚至被葬者本人居然都对此麻木不仁。小说揭示出封闭乡村的大众灵魂，指出一种国民的精神病苦以引起疗治。五四乡土作家群笔下的乡村世界展示出一幅幅贫穷野蛮、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残存的生存图景，而在这生存图景下挣扎的是一个个愚昧麻木的民众。这些作家刺破乡村民众身上蒙昧主义的脓包，以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强大力量审视那些处在野蛮原始乡土上落后麻木民众的灵魂，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精神。

“五四”乡土文学是典型的启蒙文学，无论是鲁迅还是乡土作家群，他们的创作都以批判封建、批判蒙昧为最终指向。他们以乡土为切入点，描写了在乡土上挣扎的民众，既写了他们悲剧性的一面，又写了他们愚昧落后不觉醒的一面。这些乡土作家以启蒙理性精神审视着破败凋敝的乡土，揭示民众的精神病苦，渴望以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疗救民众。他们的作品既对禁锢人的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又批判了乡土上民众怯弱、麻木、冷漠、愚昧等种种蒙昧主义。“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色彩。这种启蒙精神是启蒙思想的最基本最初级的形式，主要表现在现代乡土文学的早期阶段，当然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也依然隐约能够看到这种启蒙精神的影子，但不是主要形式。随着乡土文学的发展，三四十年代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特征。

二、归依山水：返归自然的启蒙主义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五四”表现出批判蒙昧主义的启蒙精神之后，在三十年代并没有中断启蒙精神，而是在发展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表现出与五四启蒙精神决然不同的思想特征，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启蒙思想是与封建主义相对立而出现的，启蒙者首先看到了封建主义的种种弊端而对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成了启蒙思潮最显著的特征，因此，“五四”乡土小说表现出启蒙精神基本形式：批判封建蒙昧主义。但是，启蒙的任务不仅仅是批判封建主义，它是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自己未来理想王国和精神归宿。因此，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主义的种种弊端都提出了自己的种种设想。封建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看不到人的价值，以神性来压制人性，束缚人的发展。针对封建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卢梭提出“返归自然”的口号。“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们在橡树下饱食，在原始的小河里饮水，在供给其食物的树下睡觉。人们除了因年龄、健康和体力等的不同所造成的自然不平等或生理不平等外，没有任何财产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没有‘我的’、‘你的’观念，没有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没有服从和被服从、奴役和被奴役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一部分人享有损害他人的各种特权。人们在道德上是洁白无暇的。”〔3〕(P113)由此看来，卢梭“返归自然”的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返回到充满生机的自然界，其次是返归到人性的本真状态。所以在卢梭构筑的理想国中都充满了郁郁生机的大自然，大自然作为人类的最终归依之所。人类不仅应该生活在自然之中，人性也应该是自然的，与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三十年代沈从文、废名的乡土文学便能很好地表现这种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这表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批判封建蒙昧的启蒙精神，而是蕴涵着丰富的启蒙思想。事实上，西方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西方启蒙思想一点，西方启蒙思想必然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影响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因此，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必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乡土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便深化发展了启蒙精神，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

沈从文的小说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共存、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仅大肆渲染美丽异常的湘西自然风景，而且也大肆描写淳朴善良的湘西自然人性，这正表现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启蒙思想。自然问题、人的自然本性问题是卢梭整个启蒙思想的切入点。站在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卢梭指出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天堂，人不能违背自然的发展进程。基于这样的观点，卢梭把人分为“自然人”和“人为的人”，认为自然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合乎人的天然本性的，并且断言“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因为在卢梭看来，“生活在绝对孤立的、人们之间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没有‘我的’、‘你的’这种私有观念，没有受到‘文明社会’的不良习俗的影响，他们是自主的个体，只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3〕(P76)沈从文小说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最真实的表达了这种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风景与自然人性的完美统一。小说中蜿蜒曲折的小溪、清澈透明的河水、星星点点的山村、笼罩着茂密树木的连绵起伏的大山构成了湘西神奇美丽的生活背景。翠翠美丽如水，健康而充满生命力，这一切都展示出一种不悖乎自然的充满郁郁生机的自然的生命状态。不仅如此，翠翠更表现出自然的人性美：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这种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更加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

奇异美丽的自然山水，古朴纯厚的乡村风俗，翠翠宁静自足的生活，淳朴厚实的人性美，整个小说展现了一部充满自然力的生活画面，这自然的生活画面是作者童年时期理想化湘西世界的梦幻表现，即一切自然的都是美的，都是好的。至于沈从文其它的描写湘西的小说，如《柏子》、《长河》、《阿黑小史》、《龙朱》等都抹不掉大片美丽如画的风景，脱离不了生命和人性的自然本真状态，甚至对湘西那种大胆自然的性爱形式都充满了肯定，这一切都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沈从文描写都市的那些小说，对现代都市文明充满了厌恶，所以，沈从文的笔下的都市社会，男性必定萎顿自私，女性必定淫乱虚伪。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表明沈从文倾心追寻湘西自然的生命状态，流露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废名更是采取一种对文明社会弃绝的姿态来描写乡土。废名笔下的乡土世界宁静和谐、波澜不兴，是一种桃花源般的、最原始的自然形态。《桥》中的史家庄白跺青墙，三面是大树包围，瓦墨一般的黑。村外大片的稻田，层层的青山绿水给人带来无限的绿意。《菱荡》中的陶家村泥墙瓦屋，大片的青山绿树，树阴遮得叫人无风自凉，菱荡深不见底。废名笔下的人物闪动着人性美的光辉，三哑叔讨米来到史家庄被史家奶奶收留，除非史家奶奶升天，三哑叔是不会离开史家庄的，史家奶奶饱经风霜而乐善好施，三哑叔知恩图报侍奉史家奶奶，陈聋子在陶家村更是其乐陶陶，这些都显示出一种未受文明社会熏染的自然的人性美。

与“五四”乡土作家浓烈刺目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废名更多地表现现代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戕害，而把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归宿，这与十八世纪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批判社会文明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是相通的，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因此，三十年代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表现出的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与批判封建蒙昧的“五四”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构成了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理性。

三、审视人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如果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五四”时期是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三十年代是返归自然的启蒙主义，那么到了四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又表现出了新的启蒙精神。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在启蒙精神上继承了“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更多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对国民性的批判，表现出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这种启蒙精神在四十年代赵树理、丁玲等乡土小说中有很好表现。赵树理是陕北土生土长的作家，小说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因此，赵树理通常被看作是最熟悉农民的作家，被看作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是最能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的作家，但实际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又和解放区文学存在明显的隔阂。赵树理的小说虽然写了解放区的新人，写了解放区农民翻身的自觉要求，但是赵树理的小说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性的审视和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歌德”为主的解放区文学存在明显的偏离。赵树理小说在思想上更多承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以一种人性审视的目光来描写解放区农民。在鲁迅看来，在中国要达到“立人”的目的，首先必须扫除积压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劣根性，改造国民的灵魂。所以，在鲁迅的笔下展示了一个个麻木不仁、愚昧落后、因袭着封建奴役创伤的国民的灵魂。赵树理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小说是启蒙和反封建，但从赵树理对农民问题的展示以及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都表现出赵树理小说其实从启蒙和反封建的角度深刻地审视人性，批判国民的精神奴役创伤，表现出了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这样，赵树理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就有了与鲁迅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1〕(P479)我们对赵树理笔下的人物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赵树理小说表现出来的改良人生的启蒙思想。赵树理的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类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二诸葛、老秦、金桂婆婆便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年轻一代农民，这类农民有小元、小昌、小二黑、小芹等。在老一代农民中，《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封建迷信的深信不移使得二诸葛更多地表现出愚昧落后的一面，多年来愚昧落后的生活使得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算命占卦上，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创伤使得二诸葛怯于反抗的压迫，赵树理深刻地批判了二诸葛身上因袭的封建社会精神奴役创伤。如果说二诸葛是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而灵魂受到扭曲，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剧，那么《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则是一个受到封建奴隶思想的毒害而甘心做奴隶，是做奴隶的悲剧。农村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象老秦这样背负着封建精神奴役创伤的农民，封建恶霸势力才会一次又一次在农村逞强。《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不仅被封建的思想观念所束缚，而且还要顽固的将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当作传家宝传给金桂。在未觉醒的老一辈农民中，赵树理清晰地展示了他们身上陈袭的国民劣根性，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对于新一代农民，赵树理更加敏锐地揭示出封建思想对他们思想的蚕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艰巨性。《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当上了村里的干部，不久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封建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以及权势欲顷刻急剧膨胀起来了，骑在村民的头上作威作福。《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本来是积极分子，在农民中思想觉悟颇高。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觉悟颇高的农民一当上农会主席就趾高气扬起来，不仅为了点滴好处和原来地主的狗腿子小旦混在一起，而且为了自己的私利硬逼着软英嫁给他儿子。所以小元、小昌等农民在思想上还没有洗涤干净封建思想的残余，他们的革命要求和阿Q居然是这样的如出一辙。“鲁迅和赵树理都看到了重要的是农民必须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创造新的生活。”〔1〕(P481)当然，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定要求，赵树理不可能过多的去写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赵树理的小说都隐含着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赵树理对国民性的深切关注。赵树理的小说批判因袭着封建毒素、带着旧社会脓包的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描写这种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改良人性，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另一位代表性作家丁玲在描写新政权下的乡土的时候，也不忘展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其乡土小说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丁玲一方面描写了农民翻身解放的积极要求，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另一方面这位女作家“五四”时期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启蒙精神又重新浮出水面，即使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小说中，丁玲也同样展示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表现出背负着封建脓包的农民在解放的道路上的犹豫、徘徊以及他们还有后退的可能。《我在霞村的时候》更多的展现了民众身上麻木愚昧的封建意识，以及主人公贞贞对乡村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的强烈不满和大胆反叛精神。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节烈、贞操观念的超越以及对周围麻木民众的倔强反抗都表现出批判国民性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在医院中》也是以一个具有“五四”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解放区的一所小医院，它显得是那样的压抑破败充满官僚主义，人人显得是那样的自私麻木，没有一点人性的关怀。由此可以发现，丁玲在四十年代解放区创作的乡土文学坚持了她“五四”时期一以贯之的人的觉醒的启蒙精神，丁玲对带着封建血肉脓包的民众劣根性的批判，剥露出自鲁迅以来的文学中始终突显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

四十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创作是在解放区这块明朗的天空下进行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使得它不可能象“五四”乡土文学那样在启蒙精神的烛照下对乡土展开猛烈批判，也不可能象三十年代乡土文学那样归依山水。尽管如此，在政治话语的遮蔽下，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话语依然没有被完全埋没，它总是隐晦曲折的渗透在小说文本中。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在批判封建意识的同时，更多的承续“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突显出对人性的审视，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使得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

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这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的发展轨迹。“五四”乡土文学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对保留有大量愚昧落后封建意识的乡土展开猛烈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勾勒出未来清晰的理想社会和提出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问题，而只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批判的基础上；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此期的乡土文学并不只是简单地批判封建蒙昧，而是在启蒙精神烛照下清晰勾勒出与束缚人的封建社会决然对立的理想社会，那就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返归自然的理想社会形态。可以看出此期的乡土文学表现出来的启蒙意识较之“五四”有了发展，从简单的批判到对理想社会的勾画；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意识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性的审视，上升到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通过改造人的深层价值秩序来完成“立人”的目标，触及到启蒙主义的终极理想。所以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较之三十年代又上升到新的高度。从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三个时期启蒙精神的分析可以清楚窥见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启蒙精神经历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这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启蒙精神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启蒙的关系，也可以更好的揭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所应有的深广性。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启蒙写作论文篇7

论文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启蒙　人性意识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 历史 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性爱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

启蒙写作论文篇8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近110年来的中国文学内部的重要议题：包括文学的启蒙与反思、文学本土化与全球化、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等。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的欢迎词揭开序幕，他的发言对百年忧患下的中国文学进行了一个总体概括。

启蒙话语成为了此次论坛较为集中的议题之一。浙江师范大学的高玉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启蒙”这个词本身的外延和内涵在文学革命和文学评价体系中的不确定导致了文学启蒙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启蒙的重担。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指出：中国的“启蒙”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在于启蒙不仅仅是自由、民主、科学的启蒙，还包括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启蒙。而北京师范大学杨联芬教授关于启蒙与革命、启蒙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的关系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对前两位学者关于启蒙话语反思的补充。首都师范大学的段从学明晰地阐述了“反思启蒙，不是否定启蒙，而是呼唤一种更为精致的启蒙”的观点。武汉大学樊星教授，则以“改造国民性”作为启蒙话题的补充，指出“中华民族的以柔克刚的适应性，面对苦难时候的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也是“启蒙”的内涵之一。

新文学史的重述与思考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也是此次论坛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批评了“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指出当代文学学科应当从现在的跟踪式批评的状态回到“史”的状态。在随后的讨论中，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对这一观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程光炜老师强调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体现了当代文学的焦虑：当代文学被现代文学视为次等文学，研究的时候信心不足。现在强调历史化有它合理的方面，批评和历史化能分得那么清楚吗？我觉得不那么好分清楚。我觉得批评不能忽视历史的作用，批评是要开发问题，而不是封锁历史。”山西大学苏春生教授从新文学110年来的书写体制入手，深入分析了如何消除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怀疑的方法，即：书写文学史的时候，要用学术的态度，而不是党派的态度；不分敌友、不分雅俗，不分体裁，还原历史现场的史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对文学史的功用及限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当代文学史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过度地对文学史的依赖，表达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看重，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叙述者本身的局限。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指出，我们需要的现当代文学史，不仅仅是大陆现当代文学史，还应该包括港台现当代文学史，因为当代文学基本同时发生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之林提交的论文从对“十七年文学”的再评价中，指出“我们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前人的局限。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张力关系。尽管紧张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不能成为文学史判断某一时期文学惟一的根据”，应该尽力发掘被时代语境遮蔽的历史真相。洪子诚教授在论坛上也谈了自己重读和修订他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感悟：“我想把文学研究做得感性一点，不要理论性那么强。另外，个人一点。面对历史对象，稍微降低评价范围，多从自己感悟出发。”他指出“在普遍性的叙事之外，在我们的研究里头，我们需要多部文学史，多种面目的文学史，而不是统一规定的文学史。”

对于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的讨论，在此次论坛中也多次涉及。温州大学的孙良好，以诗歌与影视改编入手谈了自己对有关新文学雅俗互动的思考，他并对影视作品的改编问题总结为“亦步亦趋到随心所欲”。北方工业大学的谭旭东详细论述了媒介环境变迁下的新文学的发展：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文学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和审美内涵。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桃洲分析了网络时代中国诗歌在压力与困境下的突围，他对网络时代的中国诗歌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网络冲击对诗歌的发展有帮助。浙江师范大学高玉则表示了相反的观点：“我对网络时代的诗歌、文学都很悲观。文学空间越来越小，从事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诗歌越来越悲哀。”南开大学李润霞的发言，对网络通俗小说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分层，她认为“不管是何种的创作心态，都值得尊重。虽然网络小说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繁荣或者一时的黯淡，就对网络文学盖棺定论。”她也对网络文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谢冕谈了他对新文学的阶段性与总体性的看法：“总体性，可能指的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以及历代的作家诗人创作的积累经验所形成的文学经验。阶段性，中国新文学110年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多动荡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先人希望通过文学来改造、促进社会，于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提出一些文学的任务和使命，提出的时候甚至觉得是最好的、惟一的。提出的任务往往是排他的，对中国文学的传统往往忘记了，造成了断裂。这给中国文学的传统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口现在还在流血。我觉得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文学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不是批判打倒，而是在宽容、尊重的前提下，已经进入了合理的建设的范围。”他提出，文学是快乐的，是给人一个梦的，我们应该重视文学的审美功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文学的快乐中狂欢，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地震、比如世贸大楼的坍塌，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启蒙写作论文篇9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启蒙写作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中特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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