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十篇

启蒙文学篇1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入，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文学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制主义(‘全面’)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日般渴求着灵肉统

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参考文献】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4]弗洛伊德.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张履狱.“人性”在向什么“挑战”[A].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感情危机[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

[7]朱光潜全集：第5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8]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9]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舒婷.诗三首[J].诗刊，1980，(10).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2]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A].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2册[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13]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4]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15]李陀.创作通信[J].人民文学，1984，(3).

[16]李泽厚.两点祝愿[N].文艺报，1985-07-27.

启蒙文学篇2

小学低年级学生所掌握词汇量较少，缺乏生活经验以及沟通能力，同时其写作技巧尚未入门，因此很难写出真正的作文。倘若教师在这一时期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过高的不合理要求，往往会“欲速则不达”，不仅难以收到满意教学效果，还可能导致学生从心理上对作业产生厌恶之感。笔者就此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教学的有效策略，希望有所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小学作文 启蒙教学 策略

对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而言，启蒙教学是起重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做好启蒙教学，保证其有效性，才能实现预期教学目标，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小学学生自二年级起开始学写作文，如何训练并指导学生实现从遣词组句到组段成篇这一潜移默化的写作过程呢？笔者从基础句子训练、看图说、写话能力训练以及写作训练三个方面入手，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的有效性教学。

一、基础句子训练

句子训练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对教材中涉及的各类句式展开强化训练，并遵循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原则，做到持之以恒。首先应进行句子完整性的相关训练，鉴于低年级学生在遣词组句时经常出现遗漏、缺项的问题，例如主语或者谓语缺失等等，因此教师应在一年级针对句子完整性予以加强，指导学生早期形成句子的完整性概念。明确告知学生句子的构成与功能、所包含的要素，指导学生对句子加以辨别，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或者将残缺句子补充完整。然后可以引导学生尝试造一些内容相对充实的句子，以强化训练其作文能力。课堂上可以通过口头造句的方式来锻炼学生，这样不仅可有效节省课堂时间，同时又有利于强化学生反应能力，直接增强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而对于书面造句则应要求句子通顺且完整，不可有缺项（包括标点符号）。例如在二年级语文上册识字3中，在带领学生们识读“笔”“灶”“尖”“歪”“尾”“看”这些生字后，笔者结合图形讲述字义，然后要求学生用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字自行造句。很多学生都能给出简单的句子，如“我用铅笔写字”“我不小心把笔尖弄断了”“我看到一棵树”等等，而有些较为聪慧的学生在句子中嵌入了多个生字，如“我看到××（同桌）咬着笔尖，歪着头往窗户外边看。”，这一句较之前的句子显然更为生动活泼，更富有场景化，其内容更为充实。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这位学生，并指导其他学生将自己所造句子进一步充实，如“我用铅笔写字很漂亮”“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树”等等，虽然有不少都是依样画葫芦之举，但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已殊为不易。总而言之，遣词造句是作文启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引导学生造句时不仅要重视结构完整性，还应确保内容充实，高质量完成该环节起步教学任务。

二、看图说/写话训练

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应从一年级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于写而言，说则是重要的基础；于命题作文而言，写则是必要前提。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看图说话是训练其说话与写话能力的一个基本形式，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做足功夫，重视培养学生看图说话的能力。教材中具有丰富多样的训练形式，此类训练形式各自训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形式始终服务于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研究，对教学训练要求以及目的有充分认识，合理设计训练步骤。就一部分说话以及写话课来说，教师不仅应做好备课工作，还应进一步设计板书词语或者搜集素材、写好例文，由此才能在课堂上有效引导学生，使其有话可说，这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参与作文练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小学二年级下册《快乐的节日》一文教学为例，笔者首先播放了《快乐的节日》这首欢快的歌曲，并向学生们展示了相关图片，有的是林间倏起倏落的飞鸟；有的是园中五彩缤纷的花朵；有的是风中挺立的白杨树；还有的是一群群穿着美丽衣裳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笔者在播放这些幻灯片后要求学生看图说/写一句或者一段话。学生们在看到直观的图片得到启发，其对于文中的所描述的场景有了具象认识，很容易就能完成教师给出的任务。

三、写作训练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生而言，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而单纯枯燥无味的讲学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视作文如同苦差事。教师应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兴趣，通过生动有趣的素材写作训练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使之感受到写作的乐趣。首先应基于学生年龄特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激发其学习热情。例如笔者在课堂上讲述了《龟兔赛跑》这一经典小故事，要求学生们听完后对故事情节加以复述，或者分角色表演，学生们纷纷踊跃发言，这就为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因为从“有话要说”到付诸于笔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倾诉过程。其次笔者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要求学生每天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家务事，然后根据家务劳动来写作文，这样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下所写内容显得特别真实、且富有生活气息和个人情感。以李某某学生所写的《我和爸爸妈妈包饺子》一文为例，文中这样写到：“今天爸爸妈妈决定包饺子吃，我也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于是也动手包了起来……爸爸妈妈很耐心地教我按住饺子两端，轻轻一捏就好了。可是我不会包，每次捏完的饺子不是方的，就是扁的……这次包的饺子，很多都破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包的饺子。”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李某某同学，并将这篇作文读给其他同学听，学生们表现的很有兴趣，听完后好奇地问这位李同学包饺子的技巧和感受，并纷纷表示晚上回家也要和家人一起包。笔者微笑着及时制止了同学们的讨论，然后选择其他几篇同样优秀的作文开始讲评，引导学生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并体会写作的乐趣，其积极性大为提高。

启蒙文学篇3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启蒙文学篇4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中国文学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其现代性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浓烈的启蒙思潮氛围中，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出现，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两次转型都是在启蒙文学思潮的感召下，高举着以人为本人文理性精神旗帜。然而，五四时期“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终因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人性开掘难以全面而深刻。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现出来。本文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渐进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篇言:“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一直纠缠着人类。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探索人类心灵情感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深刻体味到，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渴望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疆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

然而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便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尚未超越政治情感控诉。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仍呈现着、担当着政治社会化启蒙，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吴炫在《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第一讲“伤痕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中指出:“在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性内容去张扬，这一点非常明显。于是用我的‘穿越’理论来看，《伤痕》、《一代人》、《随想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家个体穿越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容的贫困。.刘心武的《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仍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个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以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颠覆了“”的政治理念。《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政治的全面颠覆。这个阶段连爱情也不例外。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上的小说《眼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魏荣“我”受到锻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的鼓励，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睛”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睛”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眼睛”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爱情意识形态化了。可见在这个阶段，作家仍无法穿越“”给人们心灵造成伤害的种种政治层面，作出文化、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中国文化推向全人类性的思考。

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首先在于从人类的角度写出人的本能生存、欲求。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取代了一切世俗感情，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翁的配偶设置。因而，“”后，一批作家终于从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政治阶级意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胆抒写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的人性，写出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性的最基本自由。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小说，恐怕还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知青”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强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小说写出了人的本能欲求苏醒之后“崭新世界”对人的强大的诱惑和人的不再压抑这种诱感的情感历程。而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大胆正面描写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冒一段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人性解放和弘扬的尖锐号角，做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作者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人，对压抑人性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树立了其在启蒙文学中的意义。

何谓启蒙?“启蒙”原意指照亮。如果说描绘人性本能欲望、生存状态是一种展示，那么倡导理性、贯注理性更是一种照亮，照亮了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了人主体丧失的心灵阴影。新时期一批作家重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在情感的抒写中作出人性的理性思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是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也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性精神向往，更使得压抑已久的自我情感得以释放，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朦胧诗精神的实质便是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的凸显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巴金的《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踏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可见丧失理性便丢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历史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川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考，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构，不管她是谁”。男人需要爱情，需要女人，因为有了爱情和女人，男人才成为其为男人，然而男人又不能为女人所占有，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男人还得干更重要的事情，仅仅纠缠于男欢女爱的男人是不足挂齿的，而曾经沉溺于，最终又不为此所羁绊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点，在张贤亮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恰恰看到了在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中，在情感与理性的交战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薄弱的一面。

应该说，重构主体自我人格的理想人性，构筑和谐的现代人性，是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在承继前期启蒙动力纵深挖掘的又一步。当然，这期间经历着一番迂回曲折的前进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又一批作家冲破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考焦点“向内转”，重塑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推动新时期文学启蒙意识现代性地发展。

在这里，单提王安忆。在王安忆的创作文本里，将男女两性这一人类性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身和生活卑俗的超越。在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之恋》文本里，可以看出王安忆已没有太多传统的积淀和束缚，她对性的正面肯定和颂扬，是当时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同样是关于的文学，和张贤亮相比，王安忆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向性，即试图完全摆脱张贤亮式的外在化文学主题，而牢牢把握主体的精神活动天地—纯粹的体验的感受，建立真切的主体自我。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有了更大的进步和自我突破。与“三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再是生命本体的外延阐释，而是直接切人本质性的探索。李小琴与小队长因为，所以从不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不为自己身处“绝境”而担忧受怕，他们忘却和丢弃了旧日的仇恨，忘却和丢弃了现存的利害冲突。过去、未来已失去意义，他们只“在的满足中得到生命的再造”，“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劳伦斯曾说过:“性意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人的性意识和很少被人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连自然属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确认，而且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王安忆的系列文本里，能够大胆地抒写了性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关怀生命自身，重构理想人性自我，这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消解和颠覆。

启蒙文学篇5

纵观一些经典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实录，发现有一共同点：一堂课的精彩之处出现高频率的瞬间，多是在抓住阅读材料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时。为此，笔者在阅读教学中开展了启蒙教育实践活动，一时间“启蒙教育”竟然成了阅读教学的点睛之笔。在此，我将结合实践中的点滴之感，抛砖引玉。一、启蒙教育在阅读教学中的特征启蒙教育，以前在阅读教学中多是处在无意识之中。有意识的在阅读教学中开展启蒙教育，在实践中发觉，它犹如给传统的阅读教学方式、方法和策略等注入新的血液。如：一是，可以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增设一个启蒙教育教学环节，丰富教学资源环境；二是，可以把启蒙教育作为了一个教学目标，对学生产生影响。1、启蒙教育在阅读教学中是课堂智慧的体现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自古无场外的举人”，“这是范进的格言”，前一句是《范进中举》一文中主人公范进说的一句话，后一句语文老师对同学们说的。这是笔者在读初中时，我的语文老师在阅读教学中对学生讲的一句话。为什么多年前的一句话多年后还有学生仍旧记忆犹新与受用？这个案例实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对学生所搞的启蒙教育，从中可以看出，启蒙教育在阅读教学中作为了一种新的精神生产，实是一种教育智慧，并以一些鲜活的“智慧”在影响学生的发展。2、启蒙教育在阅读教学中是灵感的闪现我还想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如：“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赤壁之战》一文的教学已进入了尾声，突然班上一个同学站了起来，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于是我便抓住这一问给学生讲解：此文是根据我国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有关章节来改写的，公元208年的冬天，孙权手下的周瑜、黄盖等针对曹军的弱点，在赤壁用计打败了曹操。这是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关于曹操的好人坏人之论，中国历史书中写到曹操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伟大的诗人，他一生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历来是不以胜败论英雄的，刘邦打败了项羽，谁能说项羽不是英雄。此时我又因势引导，提示同学们在课余最好阅读如《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书籍，去了解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以此最终完成了对学生这一问题的解答。从笔者的教学实例中也已感悟出，阅读教学中的启蒙教育是“教与学”灵感的闪现，关键在于要善于抓住能进行启蒙教育的契机!3、启蒙教育只是一个过渡，能及早的给孩子未来的发展导向。阅读教学中的启蒙教育，它能使学生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内在性要求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的意识。如：我曾记得读初中时，我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唐伯虎三点秋香”的故事，于是才有我以后在读师范时，在工作后，只要是能见到有与唐伯虎相关的书籍、资料、影片等，无不是如渴的去见识。阅读教学中的启蒙教育能启迪学生的兴趣与理想，具有发展性。启蒙教育只是一个过渡，能及早的给孩子未来的发展导向。二、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实践启蒙教育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身”，如果我们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们连门都没有引进去，我想“修行在自身”的话就不要谈了。为什么有的学生会对阅读教学感兴趣，我认为是他在这门学科上遇见启蒙老师了，他的启蒙老师可能在你之前，可能就是你，是启蒙引导着他跨进了这门学科的门槛。用哲学理论的说法，事物的发展由外因和内因两种因素决定，那么启蒙对学生的学业发展来说，不就是一个重要的外因了。阅读教学中的启蒙教育，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让我的教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启蒙教育，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1、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学生天生的好奇心是对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的基础。好奇心又是兴趣的先导，从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就要激发好奇心，从而使学生主动阅读，“迷”上阅读。为此，教师为学生选择的阅读教学内容必须是学生感兴趣的，是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的。教师要善于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观察学生，了解学生的兴奋点，并善于把学生自发的观察纳入到教师有组织的阅读活动中去。为培养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教师还要鼓励和接受学生的新奇想法和做法，并给予学生提供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如：教学中学生产生类似“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想法，学生有这一问，教师之我在教学中能够引起重视，并训练迁移，这样的阅读教学，学生不但在课堂上学到了书本上从没有的，更能给学生以后的学习导向，去找到自我需要的东西。课内与课外都是发展学生阅读兴趣的很好场所，那里有丰富的阅读材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想象、创造。从小培养的阅读兴趣会成为学生以后喜爱阅读的强大动力。可以说，阅读教学课堂中通过启蒙教育所培养起来的兴趣，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2、多渠道地在阅读教学中开展启蒙教育活动在阅读教学中巧妙、灵活组织启蒙教育教育活动，如果教师能巧妙设计、有效组织教学活动，就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和主动性。例如，《琥珀》一文的教学，学生在教学中已明白琥珀化石形成的条件，作教师的我本给学生出了一个紧扣教材的提问：“给你松脂球，你能否将其变为化石？”班上同学们说不能时，作教师的我结合科技的发展提醒，就有同学回答到：“化石的形成要几千年，但这是常规。以前铁树要六十年才开花，如今的新科技不是让它几年就能开了吗，我今天还不能将松脂变成琥珀，明天也许我行，不是再需要万年，而是几年就能让松脂球变为化石。”我的阅读启蒙之花又还开到了课外，有不少的学生还真捡回了一些化石，着手研究了起来。就是这样的阅读教学课堂，学生正是在浓厚的学习兴趣的推动下，才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阅读活动之中。3、在启蒙教育中创设愉快宽松的阅读环境在学生回答课堂问题时，教师创设愉快宽松的阅读环境，是寻求学生的真实认识及其来源的源泉。如：《理想的风筝》一文的教学，教师提问：作者为什么只要春天一到，就想到了刘老师？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教师有意启蒙，就有了这样的答案：也许是作者因春天来了，通过燕子飞回，由燕子而想到了刘老师的那两只双飞的燕子风笋，想到了刘老师的高大形象。老师，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向刘老师那样的爱护学生，爱护生活的教师。在启蒙教育中创设愉快宽松的阅读环境中可以看出，学生会根据自己对阅读材料的真实感受做出回答和解释。因此，在启蒙教育中创设愉快宽松的阅读环境，才能尊重和接纳每一个学生的观点和兴趣。

启蒙文学篇6

学界繁复治史和百年新文学历史的荒芜形成明显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虽然不乏学识，但缺少史识。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坚守。丁帆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历史主义的幽灵中寻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对文学史的兴趣萌发于酝酿“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80年代，由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乡土美学建构，到富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勘探，再到知识分子立场的不懈追问，他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选择了一条看似老套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路线图。自觉的启蒙意识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首先应是智识史，其次才是文学史。丁帆的文学史观存在历史与美学两大精神要素，与他文学史研究中的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曾有两位西方学者系统表述过对历史主义思想谱系的不同看法，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尔将历史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前奏，看成了“个体零星工程”的敌人。无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主义，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都受到了波普尔的激烈质问。梅尼克则令人信服地阐明，启蒙运动作为历史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二者之间存有很多共同点，启蒙历史学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历史知识的力量”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历史主义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的“普遍化的观察”，而是一种“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的“个体化的观察”。丁帆显然采取了梅尼克的历史认知方式。虽然他也激烈地抨击极权政治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话语可能性之内认可历史主义，甚至为某些现象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美学：“如果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中庸方法来解析这种现象（保尔形象的经典化，引者注），便可以‘历史的和美学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

丁帆刻意要在历史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在文学史中嵌入启蒙精神。一些发生在中国大陆历史事实也证明，未经启蒙精神熏陶的历史主义是行之不远的。1960年代初翦伯赞的历史校正，1970年代末热血青年们短暂溢出政策边界的历史纠偏，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众声喧哗，都成为历史求真精神的昙花一现。在历史蒙蔽还未破除的当代中国，放弃启蒙，片面追求历史主义，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为娼，将文学史捆绑在专制的历史权力秩序内。很多启蒙斗士已经在各种“后学”中改弦易辙，但丁帆从未放弃过对历史言说权力的争夺。作为一名对文学制度保持醒觉的学者，丁帆对在制度中发生变形的文学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历史与美学为双翼，以文学中丰富多变的人性为人文依据，也能兼及文学的形式问题。他以乡土文学、女性文学、自然文学等文学门类的研究表达美学见解，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则了启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预言了一个文学的病态语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之中。”这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称颂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观求实，拂去文学的专制尘埃，还文学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为文学的现实问题找到历史根源或形成历史镜像。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注重历史认知的祛魅、祛蔽，让历史主体在思想光照中走出无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风范”的文学史认知价值进行了初步阐述。他大刀阔斧地将缠绕百年文学的藤蔓斩断，以“民国文学”为经线，重新拉起汉语文学发展的复线结构。这等于他已经为大陆文学的美学困局找到了颇有价值的现实参照：大陆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让人亲切的现实面目走在不远的对面。尽管他为自己“闪烁其词、词不达意、欲言又止”的文风深感自责，但还是成功揭示出，“从1912年肇始的‘民国文学’一直延伸到1949年，进入台湾后，开始从一个正统的地位逐步进入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总总的文流和现象所遮蔽和覆盖”。

丁帆认为，文学史家故意将新文学开启时间提前与延后的治史行为与“国体”与“政体”为参照的惯常做法相悖，这种“无视或贬抑辛亥革命历史价值”的错讹举动，与上世纪思想界的“五四”权属风波有相似之处——人们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半点进步。在丁帆看来，对1912至1919这七年的遗漏，与对“十七年”文学与“”文学历史内容的删减，就史家而言都是对真相的故意遮蔽，属于同一治史误区。“今为辛卯，何为辛亥？”正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典型的历史追问，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历史惯性中的蜕变也不言自明。这种洞见是在长期思想铺垫的基础上实现的。1990年代末，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立场问题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行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崭新认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学史观。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投射出他们的精神史。用思想唤醒历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观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学省察意识开始形成。尔后，对“”的认知促使他发现极权文化的暗影，并对文学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点和审美审视，与此同时，民间话语立场作为独立思想的价值得到了关注。这同时也得益于丁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从这样的研究获取的成果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重叠的问题和精神悖谬，是有待阐明的思想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的治史实践，也锤炼和升华了这种启蒙文学史观。

二、以断代作为治史的结构要素

对丁帆在中国百年新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启蒙文学史观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个学科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的思维元素，“断代”即是其中之一。与断代相关的“节点”“语境”“转型”等概念，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语素。“断代”，这个历史描述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指治史者对历史客体在一定历史观念下的区分。考察一位当代文学史家的史识，可以通过分析他的断代观念来完成。

在晦暗的文学史面前，充当启蒙者的文学史家要行使个体主动权，他面对体现出时间特性的历史客体，要进行重新分区和整理，以确定文学史描述的对象和单位。一切当代史的断代都会对治史者形成治史品格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史的断代更让人觉得棘手，种种因素导致这一问题不能安然作为纯粹的学术课题加以探讨。文学史因政体问题形成了文化分野，对大陆学者而言，治史有制度藩篱，包含一定程度的禁忌。像丁帆这样以启蒙为历史之眼的文学史家，对文学史断代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基本要素。与大多学者规避政体和文化分野、将文学史纳入客观编年的做法不同，丁帆对百年新文学断代问题的思考较多。他认为，“文学史的断代不能依据当代人的好恶来随意进行时间的放大和拉伸”，他主张选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作为新文学的断代依据。这种选择体现出一种直面的品质。特别是他基于“朝代”的断代意识，对乖张的规避行为提出种种质疑，打开了一个类似于阿伦特所言的“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一切伪饰都被还原，那种类似于上流社会制造的“罪孽周围”的“高尚气氛”将在这样的文学史行动面前烟消云散。文学史断代思维的重中之重是对历史节点的把握。百年中国新文学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被他一个一个找出来：“辛亥”是一个被人为遮蔽的文学断代盲点；1949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转折点，其史学意义也被阐明；由对“”的关注前探到1949年，再反观当下，再闪回到辛亥革命——这种节点意识表现出他对文学史经线的反复寻找，寻找在文学史中起关键作用的“文学风范”的前因后果。这种文学史断代意识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有时体现为割裂和舍弃，如他对两岸乡土小说异质话语的解剖与拆分，但更多时候则体现为文学的整合和归纳。文学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历史整一性在断代的两种策略中凸显出来。这种断代观念对应的历史建筑行为十分清晰：治史者不但对文学演进中审美特征作历时勾连，也对文学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共时区分。丁帆主张在历史描述中打通古今文学隔膜，对“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割裂作了史家的自省。他善于描述文学在转型期的状貌，中国乡土小说于世纪之交的转型，新旧文学的分化，都进入了他文学分析和历史描述的视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理论，他对新世纪文学语境和存在本质作了准确的历史分析。

在文学史研究中，类似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勘察经常出现，没有清醒的文学史观是无法做到的。丁帆还是较早看到“十七年”文学历史实质的学者，他打通“十七年”与“”的历史割裂，破坏了这个一向安全的文学史单元。进而，他用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学”的错位，展示“十七年”文学与“”文学紧密的历史关联，为进一步论述文学三个三十年断代创造了理论策动点。丁帆连续对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进行审察，形成多元化、多视角的文学史观。断代的共时区分则促成了丁帆文学史观中独特的比照史学，比如，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比照为身居文化分野中的汉语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另外，对文学现实文化语境的分析则进一步形成深刻的历史醒觉，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不断重申，思想和审美在历史观念中的存在格局也在不断调整中。一座新文学的历史建筑，从断代方法可以看出它的建筑法则和建筑者的魄力。丁帆比平庸的建筑师们更愿意背着当代文学史结构中“一个重重的问号”前行，并愿意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学术性代价”。

三、浪漫主义情怀与文学史活性

丁帆的文学史观充满人性关怀，人性思索的深层意识贯穿他的治史过程。历史主体的觉醒，可贵的自由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正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标高”，并把它们作为启蒙史学的原动力。由于丁帆把浪漫主义作为启蒙文学史观的精神支撑，他的文学史描述往往充满人文活性。在丁帆的历史视域中，分布着一些游离于历史时间之外的存在物：永远能获得审美眷顾的那些乡土美学、男性文化视阈无法抵达的一部分女性写作、能带来生命炫丽图景的都市欲望，都一遍遍帮助他在历史权力的较量中保持恒定的美学立场，保持恒定的文学史整体观。因存在审美和人性的多视角，他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对历史本文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历史并不为思想性而削弱文学性。他对乡土小说多元与无序格局的历史描述，正是以人性在都市欲望中的痛感为着眼点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启蒙思想者的立场催生了丁帆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乡土文学与自然文学的研究，它们是文化批判与浪漫主义的美学趣味充分融合后产生的文学史景观。丁帆对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女性话语的困惑一直忧心忡忡，在文学与历史中寻觅美的和人性的存在，并因此不惮于思想的裸奔。因此他能够将乡土文学的历史考察拓展到文化形态比照的领域，也能考量现代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启蒙文学史观对丁帆学术和精神的回馈：他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再度介入，对新的论域的拓展，都显示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较高审美能力的文学史家的学术活力。他对人性与生态、人性与文明之间的悖论在文学史中的呈现了如指掌，不断从容回答着怎样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审美之类的文学难题。

丁帆也许已经意识到，只有保持类似于以赛亚•柏林那样的对专制和艺术的双重敏感，才不至于在历史描述中错过在专制体制下的艺术繁荣，或错失对一种艺术繁荣的可能性的培育。启蒙史观这种梅尼克式的作为前奏的“中庸”的历史主义，在柏林那里又成为关于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历史理性和自由精神中包含的艺术的“必然性”相混合，形成启蒙意识与浪漫主义相反相成的“历史意识”——也许只有这样，文学的历史才真正能成为一场风味悲壮的音乐会。因此，丁帆的文学史往往是既有强壮的思想骨架，也有丰满的艺术血肉的活体。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启蒙视域中乡土浪漫主义的一次美学延伸，作家作品妥帖安居于这个至今依然有生长点的历史有机体；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思想之潮与人性之潮、审美之潮共同奔涌，让这部断代史具有历史理性与个体激情共生的风格；《中国当代文学新稿》在同期同类编著中的历史活性也十分明显，清醒的洞见和审美的片刻迷醉都能从中觅得。如今，启蒙揭橥与浪漫情怀共同支撑的文学研究还在丁帆的学术生命中延伸：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的专门研究，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整理，对系列中国新文学史观的重新践行，都是值得期待的学术研究进程。思想史观与文学审美史观在丁帆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启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营养，从未偏废，他因此能够看到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能在文学史断代中对乖戾的历史封建保持清醒，在维护文学史生长根基的同时把握纷繁多变的文学现实。民国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也必将在知性与审美对这些研究进程作双重渗透。丁帆对文化制度的不懈质询是以历史的整体观为前提的，民国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的影响将在他的新著中不断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乡土文学的衍生研究领域也必将继续承担对历史痼疾的美学撬动，人性史观也保证了中国新文学史中薄弱的人性意识被充分陈述和镀亮。

在当下，一位文学史家要做一个清醒的历史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革新者。对于沉陷在“小文学史”中的各种研究误区，丁帆直谏不讳。他探索并洞悉文学史观中的软骨病，拒绝对西方历史策略的简单对接，但他与先进的文学史观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隔阂。这些已经被理论眩惑的青年学者抛弃的启蒙话语，帮助丁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标点。他并非是蚕食他人的文学史据地，而是对沉浸在文学的其他历史兴味中的蒙蔽之态和封建力量深感痛心，进行了不断的棒喝与警策。他因此清点出被庸俗历史学埋葬的很多文学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民国文学史源点的考证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于那些关于历史主义、甚至新历史主义的散漫常识，他的态度尖锐而直接。启蒙使他从不离开现实理性，但他的启蒙史观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启蒙史观的急促表达中，丁帆在复杂的历史雾霭中透露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清醒的见证力。当然，任何一名当代治史者，都不可能对整个百年文学进行在场的细描——丁帆需要同行者，在多种文化力量拉锯战式的混乱格局中，一起为蛰伏在不远处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补启蒙这一课。虽然他以中国当代启蒙者的满腔诚意向以赛亚•柏林等学者致敬，体会到了浪漫主义的真正用途：一个较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往往满目疮痍，但他们却可能怀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这不影响他看到那些文过饰非的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留待校正的错讹、必须揭橥的真相。

启蒙文学篇7

低年级的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想尽办法引导学生不认为写作文是一种苦事、难事，让学生愿意写，快乐地写。

一、想法让学生产生写作的兴趣

如果能让写话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实际，他们就愿意写、乐意写、也有话可写。写话后再得到教师的肯定或表扬，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或欣赏，他们会感到满足，感到幸福，会把写话看成一种生活需要，并自发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

二、引导学生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和真景

生活中的作文材料很多，但生活中的人、事、情和景，初写作文的学生往往缺少“抓”和“写”的意识，需要老师或家长的点拨、揭示加指导。

三、拓宽孩子创造积累写作材料

平时，学生只能天天重复着“家中――路上――学校――路上――家中”的过程，生活的范围有限，所以应鼓励孩子多见见世面，领略和感受积极的、丰富多采的社会和自然生活。

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起点，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如果学生对周围事物缺乏认识，硬要他们去表达，去反映则是不可能的。对学生来说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是观察。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对事物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写出来的文章才会真实感人，因此，作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自主观察的能力，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并启迪学生创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自觉探究者和发现者，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

五、注重学生的语言积累

启蒙文学篇8

水下面是什麽？”“是土。”“不，呢叫泥，记住了吗？那你看莲花上有泥吗？”“没有。”“好宝宝这叫出淤泥而不染，跟妈妈读一遍…~”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爸去服兵役了，因此我每天只能与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即使是这样，我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

我的妈妈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她曾用白开水来形容自己，有时甚至连水碱都让人难以发现，可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人却给予我精神上最大的爱抚。

在我两岁的时候并不认识字，因此经常对一些图片很感兴趣。爸爸远在他乡却每月为我寄来两本小画书，所以我常常伴着那夜朗星稀的夜空，独自回味家庭中曾有过的温馨与舒适…

妈妈每天很晚才从学校赶回家，这时便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会带我出去玩，会教我读书识字，还给我讲故事。吃过晚饭，我们总是到楼下转转，那时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就是我的课堂，这课堂很悠扬。妈妈时而朗诵一首诗，时而朗诵一段散文，我或睁开大大的双眼望着她或玩弄着手里的小玩具，而妈妈不管我是否明白，依然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直到我不耐烦时，妈妈才教我一首最悠扬的诗歌，就这样，日积月累。我会念的诗歌很多，唐诗宋词外加元曲，都以成为我的最佳玩伴。

妈妈教我识字的办法很特别。当我们走在小溪水边，妈妈会让我把手神道水中，让我把自己的感受说出后，慢慢教我“水”字该如何写，在把感受“凉”写出来，大自然就是我生动的课本。

到了家中妈妈或是批改作业，或是备明日的课，我则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翻看着爸爸寄回的小画书，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妈妈工作完毕。妈妈白天甚至会上四节课，晚上又劳累到半夜，但她总是满带笑容地听我讲着一个个并不完整的故事，一个个并不生动的故事…~~

躺在床上，妈妈抱着我，拿起小画书，指着一个个汉字帷幄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她并不将书放在一旁，而是让我复述一遍，我总是把故事添油加醋的又讲一遍。从中我认识了汉字，锻炼了记忆，有学会了看图写话…

四岁那年是爸爸最后的一年的军营生活，妈妈已经开始教我写日记，尽管每天写的只是些流水帐，但妈妈总是表扬我，使我对日记充满了兴趣，慢慢的妈妈教我使用一些形容词，给我经书每一个词的用法，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学会了适当的使用形容词。

启蒙文学篇9

一、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

写作兴趣是小学生写好作文的重要保证。然而，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不是生而有之的，是在他们的大量课内外活动中，通过教育进行激发和培养出来的。所以，教师必须注重在多种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

在写“心里话”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低年级作文训练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兴趣和自信心上，使学生从小养成敢于写、愿意写、乐于写的良好习惯。

如果能让写话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实际，他们就愿意写、乐意写、也有话可写。写话后再得到教师的肯定或表扬，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或欣赏，他们会感到满足，感到幸福，会把写话看成一种生活需要，并自发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

我教一年级语文时，就鼓励学生给我写心里话，把这项活动作为收集学生信息和习作的途径。我曾这样对学生说：我能看出，同学们都很喜欢老师，信任老师，都很想把心里话说给老师听。老师也很想多听听同学们的心里话，但是这样的机会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全体同学的需求。

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起点，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如果学生对周围事物缺乏认识，硬要他们去表达，去反映则是不可能的。对学生来说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是观察。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对事物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写出来的文章才会真实感人。以往的作文教学出现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对观察的指导与重视。因此，作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自主观察的能力，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并启迪学生创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自觉探究者和发现者，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如我教学生写习作《我喜欢的水果》时，我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下手，着重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水果的形状、颜色和大小，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养成仔细观察事物好习惯。①看一看：课堂上，我积极引导学生仔仔细细地观察自己带来的水果是什么颜色，它们的颜色有没有发生变化，形状是什么样子的？②闻一闻、尝一尝：让学生知道，光凭眼睛看事物，是了解不全面的。不是我们经常吃的东西，通过我们的鼻子闻一闻，亲口尝一尝，品味一下它的酸、甜、苦、辣如何，使学生更加全面地把握这些水果的特点，调动学生学习作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③摸一摸：课堂上，我引导学生用手摸一摸自己带来的苹果，从而使学生加深对这种水果的了解。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懂得了观察水果不仅要仔细看一看，还要闻一闻、尝一尝、摸一摸，调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它们在颜色、形状、味道等方面的特点，使学生逐渐养成观察的习惯。

三、注重为学生创设情境

“情动而辞发”，大凡写作，都是为了抒发感情，而老师在指导学生作文时，总觉得很难找到学生情感的激发点，因而写出来的作文不是形式雷同，就是干巴巴的。而在教学作文时，让学生身临其境，在情境中受到感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写作的热情，让学生想写。从研究学生的心态入手，培养学生愉快的情绪，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在实践中，为使学生感到学习写作是一种乐事，我努力创设适合学生写作的教学环境，以情感设入营造兴奋、和谐的氛围。

四、注重学生的语言积累

启蒙文学篇10

在近代中国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冲撞中，戊戌维新启蒙运动面临的是政治文化的双重危机。在“救国”总目标统摄下，启蒙策略呈现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其内在悖异性已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

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变幻莫测的混乱秩序中拉开序幕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互动，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逐渐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引发出许许多多无法疏导和化解的激情。尽管当时启蒙的基本诉求非常明显，但传统思维在“救国”总目标的统摄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反传统言论丝毫不影响近代启蒙者对传统资源作深入而广泛的应用，这使得启蒙在中国并不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的革命，而是如何使用传统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启蒙策略因此显露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康德曾将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勇敢地去认识，坚信自己的理解成为启蒙的真谛。然而，“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启蒙策略正是理性缺乏的集中表现，其内在悖异性已然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这其中，运作最成功的就是对文学的“使用”。尽管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已成定论，然而传统文学资源和文学精神是如何被启蒙所用，其内部复杂性又是如何呈现的，还有待于深入剖析，本文便是一种尝试。

一

启蒙作为思想运动，最基本的工具是语言，语言的变化往往渗透出思想的变化。第一代启蒙大师首先选择在语言变革上作文章，开展“白话文运动”。早在1887年，从事外交活动的黄遵宪就曾将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进行比较，提出文字与语言合一的主张。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里，他强调“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要求“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欲令天下之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指责中国两千年来的文言窒息了民族的发展，第一个打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大旗。1899年，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要求报刊行文词汇尽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上述倡导“言文一致”的主张旨在推行“民主”，让更多的平民受教育，因与形势非常契合，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大量白话报刊和作品开始纷纷涌现。

然而，尽管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白话文热潮，启蒙者对在文学层次上引入白话应用，却还有一个渐次的认识过程。梁启超曾于1896年反思过“中国文学，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的原因，指出:“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也。” ① 这时，他看到了言文分离问题的存在，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学语言变革的必要性。1897年，在到湖南时务学堂任职时，订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这里透露出只有“言文一致”的白话才能做到“辞达”，起到“觉世”作用的信息，言外之意，运用白话能作应用文学，却不可能用来“传世”，或者说白话根本达不到正统诗文所追求的“传世”境界。“言”只是再现表象或内在观念，而“文”则意味着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对这一理论的呼应，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大量“觉世之文”，创立了“新文体”。但由于还未完全意识到语言变革的重要性，备受欢迎的“新文体”也还是始终没有摆脱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精心研究西学，才发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② 也就是说，当暗中把主张俗语革命的欧洲文学史作一映衬时，梁启超才开始将视线投向文学自身，发现语言变革不光“保国保种”，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的“文学”也开始接近明治时期在日本得到普及的literature一词的译语，而不再泛指“文章博学”。

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向另一种语言系统的挑战，晚清白话文运动彰显的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新旧消长。当变动不居的现实与用来描绘现实的固定符号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分裂和张力，启蒙现代意识与旧有的语言体系即因无法融合而逐渐发生迸裂，人们不得不抛开自身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去另辟蹊径。然而，白话文运动作为戊戌维新启蒙的一部分，也是启蒙的结果，其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而不是文学近代转型的主动诉求。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曾呼吁过只有打破禁忌，自铸新辞，“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拘牵，方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他身体力行，辑录研究山歌，并将之与《诗经》并列，成为近代重 视白话审美的第一人。然而，这种吸取民间语言美的做法并未受到近代启蒙者的重视，打动无数士大夫的也只是其“言文一致，方能保国保种”的功利论断。这正说明对白话的开发利用，曾在时局的推动下，一度膨胀为救国愤世的社会共同意识，成为传统“经世致用”思潮的集中反映，可视为“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策略验证。在传统观念中，白话是不配表达精英思想的，采用白话来宣传国家民族观念，启迪民众，无疑是士大夫阶层俯就大众水平的反传统行为，然而，透过反传统外壳呈现出的却又是利用新的语言利器来阐释普及传统思维方式的内理，其目的仍是正统的“治国平天下”意识。这样，近代启蒙者就无法看清日常政治语言与文学审美语言的区别，根本无视语言的艺术特征，直接拿白话来为启蒙所用，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和实质内容的一部分，造成白话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只从政治启蒙立论，忽视作为语言生命性之审美启蒙的先天缺陷。实际上，晚清文坛主导潮流的依然是文言、白话并存不废的现象，用白话翻译与创作都谈不上成功，即使是倡导白话的理论文章也是用浅近一些的文言写成的，并非真正的白话文。同时，白话的浅白又反过来限制了近现代思想的传播和现代意识的表达。这不仅仅是传统遗留或过渡旧痕的问题，而是“使用”策略的内在悖异使然。要想使新的语言系统与新现代思想和审美观并行不悖地融合到一处，自觉达成完全契合，必须等到再一轮思想文化启蒙高潮席卷而来，才彻底完成。

二

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启蒙的先导，终于在深入开展中使近代启蒙者看清了自身不易察觉的文学中心感，这种曾经的文学优越感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更加显现出不合时宜的自大。于是，从相信“文学”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演变而来，以拯世济民为己任，一度在国家政治危机中视诗文为雕虫小技的第一代启蒙者，在从政治舞台上碰壁后，迅速回头转而迫切要求文学的全面革新，并顺理成章地将其推到历史的前台，相继掀起诗界、文界、小说界（包括戏曲）三界革命的高潮。甲午战败后，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曾荟萃北京，在对“新学”的狂热崇拜中，开始创作大量“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 ③ 。而在此前，曾以外交官身份游历西方的黄遵宪也已尝试写作“新派诗”。其时，他的《人境庐诗草》稿本正迅速流传，远比“新诗”更能赢得读者。黄的诗不仅写景抒情，笔触细腻;刻画人物，个性突出;描摹他国风光也是新异瑰玮，对新思想、新名词运用自如，丝毫不显得生硬造作。尤其是《今别离》四首，充分证明旧诗是完全可以表达现代事物的。不过，梁启超当时并不赏识黄遵宪的诗风，直到自己成为戊戌维新的劫余人物，流亡异邦，也有了置身于他者文化的经历后，才慨叹当年“缘法浅薄”，重新将黄遵宪的“新派诗”搬出来，推为“诗界革命”的最佳范本。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西方文化对中国诗歌近代转型影响的深且巨。1898年，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办，其中特辟诗栏，不断刊登既有新名词又有流俗语入诗的“新体诗”。从此，“自由”、“共和”、“民主”等等日译新词大量入诗，“新诗”和“新派诗”开始向着政治启蒙的方向合流。1899年12月25日，漂泊在东京至夏威夷海途中的梁启超，因受日译英语“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启发，终于在《夏威夷游记》里，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戏谑旧诗人为“鹦鹉名士”，发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呼吁，认为欲“成其为诗”，必须做到:“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时的他推许黄遵宪为诗王，尽管对其诗“新语句”尚少还颇有遗憾。在分析了近代诗人运用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之后，梁启超倡言“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他看来，西方的政治态度，进化论思想，自然科学知识，爱国精神以及崇高的人格等等，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思想、新意境。利用诗歌推动社会思潮的启蒙意图充分显现。自1902年起，《新民丛报》辟出“诗界潮音集”专栏，其中刊载了蒋智由的《卢骚》，代表着“诗界革命”进入鼎盛阶段。同时，梁启超继续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鼓吹“新体诗”的创作理论，不过，一个微妙的变化引人瞩目，那就是革命纲领被重新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语句”一项已悄然抹去。黄遵宪再次被抬高为“近世 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由此前对其诗“革命”意义的肯定转移到后来偏重文学成就的褒扬，凸显出此时梁启超对诗歌“旧风格”的无比重视。

从堆积新名词到追寻新思想，再到留恋古风格，这一“诗界革命”前后各有侧重的诗歌创作过程，清晰地折射出“使用”悖论的内在精神线索。当新名词络绎于笔端，不曾提防的是美的境界正渐行渐远，这促使梁启超逐渐淡漠了对新名词的追逐，流露出对古风格的珍爱。他之不决意打破旧形式，努力去创造新风格，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古体诗进入艺术鉴赏博物馆的日子也同时来临了。因为新的现实世界已经无法迁就古老的审美趣味。想用新语造新境，又想不露痕迹，点化自然，这种良苦用心源于“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内心藩篱，说明诗歌创作动机还在为传统思维方式所驱使。不肯为了外部的反传统启蒙而抛弃对中国古诗意境的偏爱，更显示出外来文化冲撞下近代诗歌转型的内在被动。当梁启超主张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以俗语入诗，提倡诗歌的通俗化，音乐性和史诗式的宏伟规模时，可视之为对旧诗传统用语的新突破。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口号，更以其浅显和自由观念向着数千年的因袭挑战，这些似乎都在宣扬一个完全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写诗时代的到来。然而，匆促、慌乱、因应失据的近代启蒙语境使得使用新语句与制造新意境之间时时捉襟见肘，更与努力保留“旧风格”常相背驰，不得已陷入补偏救弊的革新尴尬。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创作专以堆积新名词取胜的“新学之诗”是使用传统反传统，对诗歌传统形式的突破还未有自觉意识的话，那么，“诗界革命”中“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④ 的反传统姿态，终于在努力实现传统审美趣味面前，将古诗革新的步伐逼到了无法前进的死胡同。这就暗示着“用新意境入旧风格”才是古体诗新生的唯一途径，旧诗是根本不应当被彻底取消或替代的，说明随着近代启蒙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借用“诗界革命”表现新思想新精神的积极性便大大削弱，诗歌自身的文学价值问题也才因此而浮现出来。然而，传统思维羁绊正如革命决绝态度一样鲜明无比，充分证明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中思想层面可能性与纯文学形式可能性之间的难以协调。

三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代文学各种文类转型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与“诗界革命”难舍旧格律、古风格相辉映的是近代散文文体的大解放。我们看到，梁启超始创的“新文体”，无论语言体例，结构修辞，还是表情艺术，甚至标点符号等等，都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此前，尽管近代散文也在潜变，但主要还是八股文控制社会，桐城派笼罩文坛。随着近代启蒙运动催生出新的公共领域，政论散文在报刊中执舆论界之牛耳，成为宣传维新思想最合用的工具。“新文体”应运而生，并因多发表于《时务报》、《新民丛报》，而又被称作“报章体”、“时务文体”和“新民体”。1899年12月29日，在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三天后的《夏威夷游记》里，梁启超又提出“文界革命”，称赞日本新闻主笔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等著作“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断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并始终在自己主持的报刊上不懈地进行文体改革实践。

中国古代向来政论文发达，散文被用作输导、传播启蒙思想的得力工具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传统载道文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古代散文面临的是迟滞的现实和单一的思想，而在变法维新运动中产生的近代散文，却运载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内容和崭新的反传统精神。从戊戌时期的鼓吹变法，批判守旧，到流亡日本期间偏重“新民”之说，介绍西方文化，近代散文传达出的可谓是振聋发聩，“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破坏之论。而梁启超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革命起点，足以说明西学东渐是促使“新文体”产生的直接文化因素。“新文体”在创作中融入了若干日本文体的硬性成分，自模仿后进一步醇化，逐渐打破了传统义法，冲决着传统古文“文”与“道”、“义”与“法”的桎梏。多种文化的交叉影响造成了“新文体”独特的表征，这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总结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随着近代散文容量不可遏止地迅猛扩大，被内容决定的形式迫切要求变 幻多姿。比诗歌转型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新文体”最大限度地挣破了古旧的形式，对传统古文体式，外国词汇语法，民间俚语俗语，一概兼收并蓄，使之在与古代散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能尽情挥洒、酣畅流泻下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可谓使用传统文类“激民气之暗潮”，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反传统目的。当读者从“新文体”中读到庄子风格的联想比喻，《左传》笔法的委曲详尽，《史记》语汇的生动流畅时，心中激起的已不再是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情感而是渴望在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迅跑的激情。因而，和“新体诗”比较起来，“新文体”既有感情与理智，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更有着思想和文体的双重自由。

“新文体”之突破传统规范，被老辈痛恨不已，诋之为反传统的野狐禅，然而，它开了一代新风，推动着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散文如《瓜分危言》、《亡羊录》、《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等，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句式骈散杂糅，舒卷自如;气势纵横驰骋，深沉激越，极具说服力和煽动性。他的传记体散文，如《谭嗣同传》、《罗兰夫人传》等，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表现人物栩栩传神。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对当时渴望新思想、新知识的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浅近的文辞不但打破了士大夫垄断读者受众的局面，更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乐于接受，广受启迪。黄遵宪曾赞扬新文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⑤ 严复赞之曰“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⑥ 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⑦ 。然而，正是这“魔力”，又使人不禁心生疑窦。比之僵死的古体散文，“新文体”确实有着饱满充沛的感情，一往无前的锐气，和铺张扬厉的作派，不过，它的以煽情见长，华丽铺张，往往使说理成分深深匿藏于激情迸发的外壳，洗尽铅华之后不免失之空泛。读者会一时被情感的波涛裹挟而去，无法进行冷静的理性反思，这就在鼓荡民气，启发蒙昧之时，偏于造势，无形中再度助长了不利于启蒙的传统思维习惯，而新的精神权威和偶像很可能就蕴含在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中。“新文体”引发的所谓“若受电然”，“举国趋之，如引狂泉”的盛况除了表明国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和空洞的爱国情绪外，西方真正的理性精神并没有被我们所吸收。作为反传统实绩出现的“新文体”，无形中暗合和普及的还是传统文化心理。

四

如果说，在诗歌散文的变革中，中国传统精英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因启蒙而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还看不出多少矛盾冲突的话，“小说界革命”则最明显地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迎合启蒙策略的悖论特点。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篇专论。他们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理论引入小说研究，认为小说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反映了“崇拜英雄”、“系情男女”这些人类之“公性情”，即普通人性。因为“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初，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打算“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康有为早先编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的《日本书目志》，专设“小说门”，在该书“识语”中，康有为对“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的事实十分重视，从而萌发以小说进行启蒙教育的想法:“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然而，第一代启蒙大师在借小说启蒙的过程中迅速忘却了其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反映了普遍人性这一最初发现小说价值的出发点。他们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使用”本意。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者，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对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启超在1902年于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用那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道出了小说应有的启蒙角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 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抬高小说地位，而是找到了启蒙与彼时大众文化样态的联结点，无意中打开了重建文学格局的突破口。要知道，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文坛曾一度出现过“文学无用论”思潮，梁启超即认为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谁耽于吟咏，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危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 ⑧ 。这里所讲的“文学”甚至还不包括小说，也就是说，连弄文学都已是玩物丧志，那么，“壮夫不为”的“小技”更不在话下。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却一下子把小说家抬到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的地位，宣称小说对于广大群众，“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避，不可屏之物”，小说的社会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这前前后后看似贬低诗文抬高小说的言论，既充分体现了各种文体样式在启蒙家眼中曾经的位置，又可清晰辨出启蒙天平向大众的再度倾斜。自此，小说不但顺理成章地与诗文同列于“文学”这一神圣的名称之下，并且远离“小道”称谓，真正成为可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的大学问” ⑨ 。实际上，正是小说的娱乐性使其艺术活力远远大于诗文，成为其独立性的重要标识。从启蒙应直接诉诸广大国民而不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一角度出发，小说可在寓教于乐中使启蒙思想更迅速地植入人心。梁启超深谙此点，为了配合启蒙思想宣传，他无情解构了传统文论对小说的既成定位，第一个喊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响亮口号。他总结出多种旧小说叙述模式，并将之与国民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其“鱼烂”于才子佳人，绿林侠义，官场公案，妖巫狐鬼等等诲淫诲盗的叙述思想之中，直接把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当古小说中蕴藏着的旧意识形态无法再催生出新的变革社会的思想，梁启超强烈的批判精神便为“新小说”的孕育开辟了航道，而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与当时社会改革关系更为直接的政治小说。他在《清议报》上翻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在国内轰动一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对小说开欧洲文明风气之功无比神往:“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他不无乐观地规划和憧憬着“新小说”中的新人物、新理想和新的时代精神，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借书中之人物，抒发一己之政见，期望借助小说的“熏、浸、刺、提”不可思议之力渐渍深入于国民脑质。西方小说译本的大量出现开始帮助中国小说逐渐改变传统意识和程序化格式。而“政治小说”引进中国，最终“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建立全新的小说观念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小说界革命”真正的革命意义 ⑩ 。

尽管如此，启蒙者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思想观念的断乳。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也有其传统根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还重申了其师康有为的观点:一则“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说加以“教之”、“谕之”、“治之”;二则小说“终不可禁”，因此不如“从而导之”。显然，康梁眼中真正“美”的文学还是“六经”，小说不过是适合“愚人”的下等文学。为了迎合大众，近代启蒙者不得不拓展文学载道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借用小说的通俗性宣传精英思想。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使其具备了载道资格，“道”便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因而，“新小说”观念中的传统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其理论精神依然是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反映。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重任的反传统姿态，传达出的仍是传统文学关乎世道人心之核心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乃国民之魂”与小说的第一特征在于“俚语”这两种观念之间划出了鸿沟。随着小说地位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想像中的读者对象也不自觉地从普通大众逐渐倾斜回爱国精英。当看到很多翻译作品的译文完全是用典频繁的文言，而不是适宜于启发蒙昧的读物时，就更充分地证明此点。回顾小说的发展史，《汉书·艺文志》曾确立了小说乃“史”的附属品这一共通观念，随着白话章回小说的兴盛，又出现了 小说可供一时娱乐之用的看法。其实，这正是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从“史”中独立，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而“小说界革命”使启蒙性成为小说娱乐性的免罪符，无形中再度确认了其从属性。可以说，近代启蒙者不顾忌小说在传统文类中的卑下地位，不探讨其内部发展规律，一上来就从政治上肯定其对改造国民和社会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早期启蒙文学思想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以及“使用”策略的所有矛盾复杂性，这也正是近代小说发展中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外来影响诸种因素互相纠缠、冲突的特质。“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对此即有着非常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新中国未来记》具有先导意义，很多艺术逐新尝试使其成为别开生面之作。例如，效法西欧、日本小说，直接状写社会变革潮流，把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推上一个新阶段;结构采用倒叙法，为近代小说打破平铺直叙的僵局树立了楷模;叙事引入演说体，在不同政见人物的往复诘难，批驳辩论中刻画人物形象，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本在新意簇拥的外表包裹下，仍有着传统滞后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支配作者写作技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与传统相比并没有多少新突破。就拿作品采用“幻梦倒影之法”来说，开场还是先抖出了一个传统叙事模式中的“大团圆”结局，只不过这个“大团圆”已自个人命运膨胀至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为了这个传统“善”的文学观念支配下的“大团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煞费苦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做了种种预设。很显然，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创作主体自觉吸纳了未来决定论，然而，这种在当时颇先进的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却在倒叙手法的引导下，悄然转化为古老轮回循环论的变相。“中国在小说中被设计成一个世界超级强国，使人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来，1962年的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年欧洲‘曾发生过’的事情。”11 为了让骨子里仍遵循“士志于道”传统的新知者实现启蒙伟业的“大团圆”，作者不惜把维新和革命思想转换形式硬塞入到叙事中，结果不可避免地流于解释，成为羁绊，文本因而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吊诡、彼此削弱的情状，使读者不期然读到一个用艺术创造忌讳的模式化理性讲述出的与启蒙精神相背离的非理性故事。

与此同理，晚清无论是政治小说还是谴责小说，大都或是用“旧小说之体裁”载运“新意境”，或是用新的艺术手段承担传统载道之义，古典小说的内蕴都或深或浅地存在着。也许是对旧制度的暴露攻击、诅咒批判构成了与古代回目形式完全矛盾的新内容，也许是完全崭新的艺术动姿摇曳出传统观念之剪影，所不同的仅限于所载之道是今道而非古道而已。同样，戏曲改良亦可作如是观。当时的所谓“说部”、“稗史”，既指小说，也指戏曲和弹词。戏曲有着和小说同样的遭遇，被认为是文苑之“附庸”，因而“小说界革命”本身也就包括戏曲。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小说丛话》中经常论及戏曲改良问题，并于1902年11月，在《新小说》的《本报之内容》上，明确宣告“欲继索士比亚、福录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宣称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打破了鄙视戏曲的偏见。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劫余灰传奇》和《新罗马传奇》，标志着传奇杂剧已从供少数人玩赏的贵族艺术，转变为面向现实和民众，旨在“振国民精神”的启蒙教育工具。《新罗马》还成为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起着扭转风气的关键作用。它的词藻不为音律所拘，开辟了传奇杂剧创作的新途径。与“新小说”同步，戏曲改良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体制，使剧本可以较为自由地抒写，打开了改良传奇的新格局，同时又在过分追逐改变人心风俗，振奋国民精神上难脱载道旧徽记，再次证明了传统思维模式始终在控制着中西交融的近代文学语境。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来新旧杂糅的近代诗文、小说（戏曲），内里映衬出的实际是激烈的文化冲突景象。近代启蒙主体的身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焦虑，有挣扎，有迎合，但更多的还是过分自信地拾起传统文学样式激烈地去回应。近代文学的转型也就不可能主动地在思想艺术双方面进行充分的孕育和准备。众所周知，贯穿晚清文学三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流亡。当远离了个体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后，流亡中的启蒙者更加明确地要求选择东西方文明各自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经过冲突而达于调和，以期造出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就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可是，他又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也。”12 将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东方文化，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自大意识。表明彼时启蒙者的目力所及还只是西方文明现成的思想成果和具体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运转的思维方式并未逸出传统框架，骨子里仍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中国文学经过“革命”洗礼必将再现辉煌。所以说，近代文学在中西对抗过程中嬗变的复杂性并不像“挣脱传统又回归传统”描述的那样清晰可辨，而将其说成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更是将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实际上，在近代，当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开始失范，新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如期而至。在使用传统文类反抗传统思想，和使用反传统精神实现传统规范方面，晚清文学改良无处不显露出急于求成中的慌乱和尴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在发展的可能性中孕育着阻碍发展的可能性。所有矛盾的焦点均集中在传统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根本就没在启蒙运动中转换，从而导致各方面的革新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与传统旧梦重温。这一切只有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才能够大踏步解决。

注释

①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载《时务报》第4册（1896年）。

②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③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

⑤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

⑥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⑧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

⑩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