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十篇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

关键词：法院调解；历史变迁；纠纷解决；未来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1-0071-04

现代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综合性、体系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包括了诉讼和诉讼外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这一体系中,法院调解制度因为能和谐解决争议、具有独特的效率价值而成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也是纷争频仍。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U”型的发展轨迹。那么，在这种历史变迁的背后到底蕴涵着何种原因？法院调解在我国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

一、法院调解：“U”型演变轨迹及其原因分析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事诉讼中“调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性文件中，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说服教育为基本工作方式的法院调解,被视为比判决更有利于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法院调解制度遭遇挑战。90年代以后，法院调解明显走了下坡路。法院调解结案率逐年下降，到90年代末下降到40%左右，2002年和2003年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分别为30.32%和29.94%。［1］近几年来，法院调解似乎出现了“复兴”之势。200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2005年的同类数据为32.1%。2006年全国民事案件有30.4%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其中一审的调解撤诉率约为56%。有学者将这种变迁的过程总结为“U”型演变轨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8年以后法理学界展开了关于“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保护权利、特别是私人权利的法律功能观得到了强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全国推广，尤其是以“一步到庭”为代表的对庭审、判决的强调和推崇。这种审判方式改革旨在提高法院的审判功能和庭审质量，改变传统的诉讼模式，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并且由此否定了以往把调解率作为评价(考核)法官行为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并与其奖励升迁直接挂钩的做法，从而减少了诱发强制调解的动机。同时，受改革开放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利益格局变化的影响，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但由于对司法公正尤其是对法官调解动机的怀疑等原因使当事人不太愿意接受调解。此外，法学界对法院调解的批评也一直在持续，认为调解与法治目标相悖，不利于实现法官的职业化。［2］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在意识上比较强调民事判决的作用，法院调解的运用逐渐被弱化。

20世纪代国外兴起ADR运动浪潮，强调纠纷解决的弹性化和多样化，从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首先，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是法院调解制度重兴的外部促进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各国对法院调解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法院调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立法赋予了法官在调解中的更多职权、规定了更明确的义务。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法律的全球化，法院调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潮流与相互借鉴是历史的必然。其次，“大调解”的社会背景是法院调解重兴的现实因素。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解决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国家提出了包括加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在内的“综合治理”战略，旨在重振人民调解的“大调解”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法院调解实际上是被当作“大调解”运动的一部分而被重新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再次背负起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重要功能。再次，法院调解的复兴还渊源于参与纠纷解决的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法官偏爱法院调解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解释：（1）由于司法的资源不足，法院面临着很大的积案的压力，而法院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因为法院调解相对于法院审判而言，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有一定灵活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地方习惯、行业惯例或其他社会规范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而不必像审判程序那样,必须遵从一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在纠纷解决的程序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简便快捷性；（2）有效缓解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危机。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了诉讼制度的程序主义，也带来了现代司法公正观念与中国社会正义观念的冲突，加上现行法律因其移植背景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有效性不够，致使法院的审判常常遭遇合法性危机。尽量采取调解手段，通过法官“做工作”，使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显得合情合理，向当事人讲解宣传法律规定，争取当事人对法律和司法的理解等等，成为审判获得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之一。（3）实现司法的政治任务。目前，社会上下都在大谈“和谐”，调解因为有消解矛盾的功效，似乎更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吻合。（4）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方式。调解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法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主动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所以，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对法官来说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作为受当事人委托参与纠纷解决的律师来说，法院调解也关涉着他们的实际利益：一是法官的调解偏好会影响律师，法官一般通过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而律师因为在平时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与法院工作人员和其他律师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互利关系，所以会迎合法院的调解偏好；二是调解还可以给律师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调解的省时、省力可以使律师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办理更多的案件，获得更多收益。可以说，人们对民事诉讼中诉讼调解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技术手段的需求，也是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和各方利益的政治行为。法院调解的复兴也就成为必然。

二、当前法院调解的态势：实际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凸显

基于前文的分析，法院调解经历一个低潮后重新回归主流似乎是发展的必然。然而，伴随着法院调解的复兴，其存在的弊端在实际运作中也暴露无遗。追根溯源，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其审判权本位的结构特征，其具体表现为“调审合一”或“调审不分”的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以下具体的问题：

第一，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法官行为的约束都被软化了。就程序法来看，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强的约束力，无论是案件的受理、审理的方式、步骤，还是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的作出，法官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操作；而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程序法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调解书或调解协议的不可上诉性，上诉这一极其重要的监督机制不复存在，促使法官严肃执法的压力也就消失了。从实体法来看，在判决中，查明案件事实是极其重要的，是作出正确判决的前提和基础，对案件事实的轻慢和懈怠可能招致判决被撤销的严重后果。在调解中，达成双方当事人均能接受的调解协议被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成为法官调解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则相应被降低了，使调解协议在实体合法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流动性。软化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的制约会为少数法官利用审判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了调解中的隐性违法，并且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高度个别化，不利于法院公平执法。

第二，可能会牺牲公正。调解与仲裁区别主要是，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并不需要对权利争议的是非作出严格而明确的判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争议的权利处置、补偿而达到一种妥协的和平状态。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从调解的角度看，牺牲部分权利换取和睦关系的恢复是合理的和值得的。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大可质疑了，恢复和睦关系不应该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

第三，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法官对调解的偏爱正在制度化，从而使得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调解具有了强制性。具体表现在法院调解运作的各个阶段：调解的启动由审判权决定，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启动随意性较大；调解过程由审判权掌控，从当事人之间信息沟通到调解方案的形成，基本上由审判权说了算；在促成调解协议形成方面审判权没有制约，容易出现强迫调解。调解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最重要的区别即在于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必须得到当事人认同。依据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由于法院调解过程中强制性因素的存在，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可以说在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强制与自愿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同时，选择调解还是判决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强制调解还构成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对社会公正的损害,对和谐社会的损害。

当然，对于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性因素，我们也应理性看待。法院调解的强制性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是和国家的审判权相适应的。审判权必须是具有强制力的，否则其权威性就无从确立。当事人提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以非常现实的态度选择自愿合作与妥协。但是，“自愿”只是当事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在外部是很难识别的。因此，所谓自愿原则是很难把握的，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状态，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贯彻的。所以我们不应一味简单地否定调解的强制性，我们所反对的应是那种非理性的强制。

三、法院调解的未来：废除抑或重构

笔者认为，法院调解经历了衰退后又再度复兴，这绝非偶然的现象，而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写照，更是其实践价值的彰显。正如埃尔曼所言：“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方式是一种重建任何冲突可能打乱的平衡的代价低廉的方式。”［3］“各国法律对于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肯定，事实上不仅缘于对法律诉讼过程中的种种麻烦和困扰的忧虑，而且缘于一种追求至中、和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调解往往意味着权利纠纷的当事人在争取或保护自己的权利方面互相妥协。相互妥协的精义在于‘互谅互让’，通过这种妥协，恢复或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4］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特别的政治价值的。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法院调解存续的必要性：首先，法律的不确定性是法院加强调解的逻辑前提。法律规则与客观世界无法实现一一对应关系，法律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概念通常由内容不甚明确的日常用词构成，立法技术的局限决定了许多案件仅依法律条文的字句进行逻辑推论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生活纳入一种有序和良性的发展状态，这是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法院通过采用调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双方通过交互合理性来融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张力。其次，法律文化传统是加强法院调解的文化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基于无讼的理念，国家正式机构仅承载有限的社会纠纷，大部分民事纠纷包括刑事纠纷交由民间自行解决，实行民间自治，必然导致纠纷解决方式的分化，即自治与吏治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机制的长期存在，也为法院调解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再次，司法资源的不足是法院加强调解的经济因素。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促使法院尽量采用省时省力的调解方式来结案。

在肯定应延续法院调解的同时，我们对于其现实存在的弊病也不能视而不见。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法院调解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审调合一”的模式造成的，基于此，似乎实现审调分离成为当然的理想选择。但是，当前承办法官调解的实践中强制调解的行为表征及其作用并不确定，其与当事人之间意思自由的关系如何定位，正当影响与非法强制如何区分尚不明确，承办法官主持调解与强制调解的出现及作用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无可靠的实证分析数据予以支持，而即使是调审分立，另设的调解法官同样有强制调解的权力和动力，并不能真正杜绝强制调解的出现，却因此需要增加额外的人员、时间和设置专门的程序阶段，不利于调解高效、及时解决纠纷优点的发挥。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审判由同一审判组织主持对调解中当事人的心理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也具有正面效应，可以促使当事人在调解中认真对待，合理提出己方的要求。如果将视野拓宽至域外，由于当代社会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评价功能的要求开始增加，单纯的中立第三方见证下的协商交涉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许多国家的此类程序在当代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由此更说明调解与审判程序的分离或许并非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对法院调解造成的强制还没有量化的数据支撑（事实上也几乎无法获得这类数据），但是从实证的角度看，调审合一造成的弊端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官既作为调解人又作为审判者参与纠纷解决，由于前文分析的诸种原因表现出对调解的偏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有时必然会采取或明或暗的强制手段，对当事人的心理施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强制其接受调解方案。所以，调审分离应是理想的选择。但是，也应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同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应区别对待。具体说，基层人民法庭实行“调审合一”。据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的通报，自1998年11月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后6年以来，全国人民法庭共办结一审案件12939822件，其中一审民事案件12830113件，占99.15%，占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案总数40.21%，我国共有人民法庭10345个，法官总数27942人，每个法庭人均2.7名法官。“一人庭”、“两人庭”还为数不少。这些数据表明，在基层人民法庭要实行调审分离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基层人民法院只能实行有条件的“调审分离”；中级法院可以实行“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因为中级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要比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少得多，但中院审理的二审案件又必须实行合议制的规定，加上目前各中级法院的人员配备不均，案件的压力不等等原因，所以“调审合一”为主、“调审分离”为辅的方案比较可行。也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种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理念和制度”［5］，但这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调审合一”所产生的强制因素的背离的基础之上，其实质还是主张审调分离，消弭审判权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压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真正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然，要对一项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厚根基并和现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的制度进行重构，这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逐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36.

［2］姚志坚.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J］.法学研究,2005(7):15.

［3］［美］埃尔曼.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0：156.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2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 分权 地方政府竞争

中国三十年来的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缔造了“增长奇迹”。而正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围绕gdp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张军、周黎安，2008）。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分权让利的改革战略，这就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也包括向国有企业的分权。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竞争，从而保证了中国在体制改革并不到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厘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逻辑必须了解具有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而这应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

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改革之前的央地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并融入一些前苏联体制因素，建立起了单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需要中央政府授权，服从中央的指令，并接受中央的监督。中央直接任命、调换和升迁地方官员来操控地方政治，并通过财政权控制地方经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弊端逐渐暴露，国家开始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1958年开始，中央进行了第一次权利下放，将大量的企业管理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劳动管理权、财税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在“”和“赶超英美”的背景下，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大，导致中央财力大大受损，也破坏了中央必要的统一性。于是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收回了下放到地方的权力。

中央的第二次分权始于1970年，当时出于两个目的：实现出于军事考虑的地方自给自足和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高增长目标。这次权利下放，追求地方经济自成体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调控，又造成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管理混乱，于是权力又再一次集中。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放权—收权”的恶性循环之中，放权随意性较大，没有法律根据，全属中央政府为解决集权体制的弊端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在这一时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时期的虚报粮食产量；各地纷纷学大寨，争当南泥湾等（刘亚平，2007）。但这一时期的政治取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地方政府的独立经济利益尚未被合法化之前，地方政府即使对某种稀缺资源有需求，也只能通过隐蔽的、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来表达。这种体现为“政治内幕”，更加隐蔽的竞争渠道难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但是这种竞争主要是争夺中央资源分配的竞争，竞争结果全凭中央政府的裁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仅仅扮演执行中央政府指令的工具角色，并没有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有效的激励因素。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分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展开，中央给予地方更多的自。如从1980年到 1984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1985 年的利改税改革，1987年的“财政大包干”。1980年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1983年启动了金融系统的分权改革。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放权让利，衍生出地方政府非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盲目，也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开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产生了分税制和加强中央银行作用，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明确划分税种，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上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适度收紧了中央权力，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传统的“活/乱”循环模式因没有随着“一放就活”格局的重新出现而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以往的“条条”为主转变为“块块”为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逐渐从改革之前的争夺中央资源的“奔向顶层的竞争”转向了发展本地经济的“扑向底层的竞争”。

改革前后的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

央地关系的变迁主要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以及这些权力的分配能否在制度上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放权程度甚至比改革开放之后还大些，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更为激励。因为改革前各地方政府均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工具，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同质性个体必然表现出比异质性个体更加激烈的竞争（洛伦茨，2000）。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统御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地区差异化较大，其竞争激励程度反而会降低。但是，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不是存不存在和激不激烈的问题，而是“为了什么而竞争”的问题。只有始于改革开放的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权才真正激励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竞争,就像张军和周黎安（2008）所描述的“为了增长而竞争”。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下，地方政府是纯粹的行政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争夺有限稀缺资源的“分蛋糕”式的向上的分配性竞争，而不是“做大蛋糕”的向下的生产性竞争。最终结果就是总量一定的中央资源分配到了某个地方，而社会资源总量和国家总财富没有明显变化。

改革之后的分权能够实现“增长奇迹”的原因在于其与改革之前的分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所引致的激励差异：第一，改革前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中央的政治压力，而非来自本身所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压力。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改革自和资源配置权，成为了地区经济的统御者，于是才有了发展辖区经济的意愿和竞争动力。第二，改革前的分权没有涉及政企关系，因为企业都是政府附属物。改革之后开始注重对企业放权，激励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也激励了地方政府对下放企业的扶持。第三，改革之后的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和财政收入分享权，使得地方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的增值促进社会总福利增长，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政治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第四，市场化取向的分权化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试点，创造了高度灵活、适应性很强的制度基础，促进改革的制度创新。

第五，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动是一元的，政治为纲。改革之后，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体制下，以gdp为最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决定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均直接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第六，改革之后的对外开放导致国际资源大量流入，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可以争夺的内容，地方政府竞争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分权改革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实不然，分权改革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分权化的大国治理结构并非中国独有，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化程度更高，甚至跟中国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分权化程度也比中国高，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分权化治理就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分权治理的另一面：集权治理。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特征是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政治集权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能够通过等级制将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决策逐级发包给地方政府，交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和实现。正是因为中央政府手中掌握有政治市场的稀缺资源——政治分配权和控制权，地方政府才为了争夺之而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标尺就是经济绩效。当各级地方政府都为了经济增长而努力时，全国的经济自然而然获得了高速的增长，可以说这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客观结果。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不会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在中央政府的“增长共识”之下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竞争，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集权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较短的变革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不恰当的政治和经济分权往往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不仅不能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掠夺之手”，而且还助长了地方私利的膨胀和地方保护主义。

制度变迁的解释

地方政府竞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主要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和分权以及分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而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紧密联系，即经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改革，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摆脱了“死乱”循环，引发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竞争，维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源于原有制度安排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中央政府的每次集权和分权都是出于改变当时困境，追求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也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随之变化。改革之前的混乱制度变迁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弊端使得价格机制扭曲、偏好模糊，新的获利机会短暂而微弱。改革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价格机制和显示偏好完善，制度变迁呈现良性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关系平稳，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及其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三阶段假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地方无博弈权，有的只是相互争夺中央资源，中央政府总管国民经济发展，是推进制度变迁的主体；转型时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市场在逐渐形成，具有独立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绩效以在地区竞争中占得先机，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保护本地企业，促进产权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产权保护制度”，地方政府是推行制度变迁的主体；当市场成熟、产权明晰、法治完善后，发展型政府应逐渐退出生产一线，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将由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微观经济主体推进制度变迁（金太军、赵晖，2005；金太军、汪波，2003）。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3

思想认识；开放；革命

1978年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而对于改革开放的评价，人们也更多用“新的伟大革命”给予阐述。但是在论证中，理论界却或多或少、有意或无意地将重点放在“改革”层面，而轻视或忽视了“开放”层面。如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中国学者更多从“改革”和“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异同点的比较来理解；在党的十七大后，又更多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的维度来分析。上述的论证重视了邓小平当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内涵，但是忽视了邓小平在谈论“改革”时更多地将其与“开放”联系起来，甚至将“改革”也视为一种“开放”。如1984年邓小平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中，就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1]；1985年在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同时，邓小平也明确强调“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2]。实质上，和这场“改革”相互并进、如影随形的“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新课题及其解决的实践，难度和深广度不亚于“改革”，乃至过去的“革命”；相应地，一旦相关思想释疑和实践顺利，功能和价值可媲美于“改革”，乃至过去的“革命”。

新时期伴随开放实践的开展及其深入，从思想认识的维度探讨“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内在意蕴，既有益于克服对“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片面化解读；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凝聚共识，攻坚克难，推进开放实践的深入持久性。

一、如何正确对待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外资本，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的开放性特征日益明显。正是通过敏锐地把握“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趋势，1978年以来我们党果断地实行了封闭自守向对外开放的转变。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开放的国际社会状态，表现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世界政治关系的开放性乃至世界文化的不断相互渗透性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具决定性和显著性的，还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开放性更多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即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这就决定了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国外资本的问题，以既能充分利用这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和条件，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同时又要警惕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风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受过去特别是近代历史的阴影、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实中资本运动的变化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回答和解决它时将呈现一种系列复杂性。如从历史层面看，社会主义中国通过开放引入国外资本，与近代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此“资本”与彼“资本”有无本质的区别。现实层面看，如何科学认识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利弊；较之过去特别是与我们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共处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资本的占有方式和运行方式方面有哪些新变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所推动和实现的现代化，自身内在特别是对人的现代化方面有哪些缺陷；两种社会形态之前所倡导的地区化，为何最终由国外的资本在当前主导了全球化。未来层面，目前由实体资本而逐渐转向虚拟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言；等等。可见，上述的种种方面，在思想观念方面无一不是一场艰巨的“革命”。既要摆脱传统历史旧习惯的影响，又要实行近乎固化的旧思想旧认识的变革，也还要不断推进现有观念认识自身的创新。

二、开放的社会交往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

在开放的国际社会别是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或者说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这一世情，1978年以来中国的主动迎入是否会将改变其社会主义性质，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思想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左”派在开放初就认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将会给西方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提供便利；在这种“阴谋”并没有按照“左”派的推测变成现实时，他们又无限地夸大资本的负功能或恶的趋势，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在开放初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特别是“”运动的过度化反思，认为唯有在中国通过开放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才能避免过去历史悲剧的重演；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其中出现一些问题后，他们又将其归咎于完全市场化和西方民主化等方面的不彻底。在充分认识上述的“左”、右错误思想所带来的危害性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它们实质上给我们的开放实践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开放的社会交往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而这个新课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因为它不仅仅要求我们突破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更在于我们在形成新判断、新认识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如何正确处理一系列关系的问题。如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开放性本身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一个内在特征；当前主动融入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中即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根本性、基本性制度的变革，还是具体制度的改变；等等。社会主义自身的本质和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又涉及到哪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特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特征即本质在现实的体现是否具有过程性、渐进性；在开放这一新条件下又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展开和逐步实现；等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并不体现其特定社会性质，而是可以供社会主义借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东西。这些问题有的在目前开放的实践中获得了一些初步认识乃至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有些问题尚需要我们进一步在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继续解放来给予逐步理解和把握。

三、两种类型的开放如何科学处理，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常将其称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因为相较于之前，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而谈论何为“改革开放”，人们一般又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实行割裂，认为就是对内关注于“改革”，而对外致力于“开放”。但是如果把“开放”视为一种广义的开放社会状态和性质，那么开放不仅仅存在着一种对外也包含着一种对内的意蕴，包括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开放和发展，即“打破地域的和经济、政治及精神生活的狭隘性、局限性与封闭性，放手发展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3]。从这种意义上看，原有的对内改革实质上也是一种开放。伴随实践的深入特别是国内的改革面临着“深水不过河”的状态，当前的对外开放又陷入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境，如何攻坚克难，科学处理两种类型的开放问题便愈发重要。而这本身也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因为它不仅仅在于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对“开放”的内涵给予解读，还在于就对外开放对对内开放的意义、对内开放如何深入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探讨。如对外开放对对内开放即改革的意义，不仅是提供了资金、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开阔了视野，提供了一些更加无形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标准。对内开放即改革如何深入方面，是否可以将之前改革的成功归结为通过国内内部的开放创造新的利益而得以不断推进的；而现在的改革攻坚阶段，是否可以将国内经济领域的开放推广到国内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这些方面的开放，又如何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等。

四、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如何界定，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

在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时，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将其归结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经验包含两个方面，即除了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之外，还在于这个旗帜具有“中国特色”。从改革开放之前，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式”探索，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有中国特色”，再到目前的“中国特色”，概念的变化背后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科学和系统的认识。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实践同样也应该体现出“中国特色”。对开放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的内涵进行一个科学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一方面不同的阶级、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得失对三十多年的开放实践进行评价时，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中国特色”的概括需要如何尽最大可能在克服基本分歧的基础上取得一种普遍性共识；另一方面，开放的实践远远尚未结束，当前对“中国特色”内涵的界定，需要如何能够做到在对以后相关实践进行指导中具有一种相对真理性。尽管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界定具有复杂性和难度性，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在一些方面能够并且已经达成了一定的一致性，如可以通过时空的比较即目前的开放实践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开放实践的区别，以及目前中国的开放实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实践的区别等方面，来认识这个“中国特色”；开放实践的“中国特色”体现于各个方面，不是单一的，如十政治报告将其归纳为道路、理论、制度的中国特色等层级上；开放实践道路的“中国特色”，表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统一、开放的过程性与奋斗目标的阶段性统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等，而这些是目前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所能够佐证的。

五、开放中革命传统如何保持，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

晚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所以出现严重挫折，原因是综合性的，但是人们经常认为对革命战争年代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或教条化运用是其重要因素；而在谈论改革新时期以来各个方面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人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比较，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相关方面“大不如前”，如革命时期的一些优良传统作风和做法被遗弃了。这些矛盾现象的背后，实质折射出人们对革命传统在新时期如何看、怎么办等问题方面的困惑。如果将革命传统作一个简单的区分，那么作为有形、具体的革命时期的一些做法、举措，是否适用于新时期需要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而那些无形的在长期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即革命传统精神，则无论是过去还是新时期乃至未来，必须旗帜鲜明而坚定不移地给予坚持。因为这些革命传统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崇高的品质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样也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但是解决了“如何看”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中很好地实现了“怎么办”的问题，毕竟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方向指导，具体操作层面往往会涉及到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错综复杂情况的处理和解决，更加需要我们首先实现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对实际行动发挥先导性作用。如革命时期所形成的革命传统精神内容方面，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结合改革开放的新情况给予创新发展；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传统精神，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是何种关系，在哪些方面两者有契合之处；如何利用这些契合之处，促进革命传统精神的现代化问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特征，如何将革命传统精神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中；等等。这些新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有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更多方面还是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逐渐的把握和理解。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8.113.

[3]李恒瑞.世纪难题的破解――社会改革开放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0.

参考文献：

①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许志功.改革开放的哲学沉思[M].北京：八一出版社，1994.

③赵智奎.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史（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④涂肇庆，林益民.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⑤乔治・索罗斯.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4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或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曲折和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分。岁月易逝，改革开放的情结难消。回顾和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本文试图与大家一道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评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尤其是效率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从法学角度看，法治在逐渐替代人治，秩序和公正正在建立；从政治学角度看，国民的公民权利比30年前大为增加了等等。正如茅于轼先生所概括的，30年最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不论如何评价，几乎人人都不会否认相比30年前，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富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大大改善了。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

－－－－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国的现代化发端于160年前的西方入侵，侵略者带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但救亡压倒一切，革命、战争不断，现代化夭折。1949年建国后本可以认认真真地搞现代化，但“革命”（阶级斗争）又压倒了生产。现代化的努力几经曲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如果没有意外，中国还将有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30年前的我们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之中。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赶上了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真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够超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封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搞限制商品经济，结果是封建专制回潮，法制的破坏，人权的践踏，文化的凋敝，经济的混乱。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在30年前提供的GDP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吗？都不是，是体制出了问题。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改制度，改规则，立新规，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主流。正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经济才得以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意外，我国GDP总量可望在30年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位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

－－－－大历史眼光：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的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时，李鸿章惊呼“三千年变局”开始了。期间虽经多次战争与革命，但我们仍处于中国皇权专制解体的百年振荡和变革之中，从那时候起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如果200年算一个周期，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年振荡和变革的延续，也就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200年“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延续。在这个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正在走出传统循环的周期律，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瞎折腾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乌托邦式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

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三个层面的转型有快有慢，但其进程远没有结束。

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从胡温新政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回归主流，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分权。从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财政包干的行政分权改革――扩大自的国企改革――发展私人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政治体制改革可略见一斑。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系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打开国门，迎接外资。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有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过或探讨过。可以说，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伦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当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但它鼓舞了整整三代人。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开明看，都是建国以来“政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南巡，止于本世纪初，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WTO，三是彻底结束短缺经济。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更由于缺乏相应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称为“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曲解和异化，如市场经济的扭曲，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及恶化，贪污腐化，诚信沦丧等等。

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未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最终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要措施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

30年改革开放究竟走到哪一步？还有多长的改革之路要走？如果改革开放贯穿于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与现代化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样只是走到了中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半截子”工程。我个人认为，理解改革的进程需要对改革定义，改革就是体制变革。所谓体制变革，一是社会机体组织及其功能结构变动或再造；二是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或西方政治经济学称之的“制度”变迁。从现代社会组织功能看，社会组织形态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公益性活动并带有强制性的政府组织（国家组织）；二是从事生产性、赢利性活动的市场企业组织；三是自愿从事公益活动的非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即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三者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迥异但定位明确，各行其道，共同构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组织形态。从社会机体组织运行的秩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规则制度，像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等等；另一类是无形的规则（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不同形态的组织既受统一的规则（制度）如宪法的约束，又受本组织系统的规则（制度）约束。

中国改革主要是改变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现代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NGO组织及其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政府组织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域，扩大私权和私域，以利于市场组织和NGO组织的生长。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一个理想的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组织）应是建立在“在民”基础上的治权（即行政权和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立的架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相互制衡；一个理想的市场企业组织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一个理想的NGO应是建立在公益性（或互益性）基础上非盈利性的自愿、自律的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较而言，中国市场组织生长最快，改革也最深；政府组织其次，NGO组织生长最慢。这有一点不符合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应是经济――社会――政治。NGO之所以发育缓慢，可能与对NGO的误解有关，NGO有不同的种类，不能因噎废食或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发展非政治领域的NGO。因为事实上，NGO缺位已成为社会的“短板”，解决这个短板，从而替代政府退出的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和行业领域，应提上改革日程，否则，改革会事倍功半。

从制度规则看，同样也是市场制度的创立和通行处于领先地位，滞后的是政府制度，更滞后的是NGO制度，由于NGO准入制度和监管规则的混乱，打着公益性招牌的各种赝品NGO随处可见，真正的NGO又无法健康地生长。因此，应当加快社会、政治领域的规则或制度重建，以利于促进市场企业及NGO的健康发展。

3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

－－－－坚持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教条，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等等。如果不破除这些旧教条，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也无从深化。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开放带动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开放带动的，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于是有了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开放使中国走出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坚持走渐进性改革的道路

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如从农村承包开始再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起步，逐步推向全国等等，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

事物往往是新不立则旧不破。改革就是以新代旧，否则就会散了和尚折了庙，又回到再请和尚重盖庙的老路上去。比如，发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的功能，就能替代政府的某些职能等等，从而促进政府的改革和转型；再如，用法治替代人治等等。

－－－－改革的主体生长先于规则的创立

是游戏规则（创立）优先还是游戏者（主体）生长优先？在大多数领域里，似乎是游戏者的再造（生长）先于游戏规则的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及体制的建立似乎走的是市场主体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创建的路子，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许许多多个体工商户――众多的分散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才可能有市场经济及其规则的创立，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理，中国民主政治规则的创立也必然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没有多元的非政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应当看到，上述经验既是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开放会带来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会使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者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会加剧寻租带来的腐败和政府的趋利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会将矛盾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主体生长优于规则创立的改革，会使改革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使法治难以推行并带来产权的无序化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体制规则和政策制订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更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制订和改变规则。欧美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控的因素在加大。另外，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相连的世界通行的法治规则，民主政治规则对中国的经济、政治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调整规则和政策，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其次是民生的压力。民生的压力还不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素分配不公以及公共品的逆向配置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生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民粹主义？

第三是民权的诉求压力。与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精英不同，大多数的民众的民权要求是源于民生问题，由于市场的权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会大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要求政府增大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政治诉求才日益高涨。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第四是改革动力的衰弱，或改革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合力”，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喻为“诸侯”的地方政府和喻为“王爷”的部门以及强势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的改革动力来自何方？有强烈改革诉求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利益受阻的多数“群体”却无改革的“权力”，握有权力的少量“群体”的改革动力却日渐式微，而不思改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唯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或化解上述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5～15年是中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国家（地区）看，一个强有力推行改革的中央政府、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基层的自治（民主）和公益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不能同时完成发展和转型的多重目标，甚至会陷入拉美现代化的泥坑。

总的来说，未来的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突破：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产权制度仍然处于不完整不健全状态。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人力资本的建立健全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力资本的可观察可测量（可度量）从而可交易性，但在中国，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核――个人信用就不可观察和不可量度，从而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类似美国国民信用记录的“安全保险卡”，理论界呼吁多年也无法在中国推行。再如，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论是采取集体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更谈不上产权交易和保护的法治化，另外，国有资源的产权也是界定不清的，这是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因此，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产权）及要素（产权）市场的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将土地产权分给农民并规范土地产权的流通、建立人力信用资本制度及分类市场交易规则、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是市民（或公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领域（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等）改革的新突破。公民（市民）社会的培育应从社会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与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管制和逐步放开等等。

三是民主法治上的突破。党政、政事、政教等等的如何分开和分离；人大议政权、审批权、表决权、监督权的逐渐落实和强化；党和国家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政府的雏形化等等。这一切都应自下而上的展开，首先从基层做起，有条件的基层政权要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加公共财政制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适当分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5

关键词：“改革” 十

“改革”是十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全文出现86次。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读《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篇文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篇文章中关于改革的深刻含义。

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原因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原因有：

第一，社会主义改革不是那种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也不是个别方面和环节上的细枝末节上的修补，而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第二，改革必然会涉及和引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调整。从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深度来说，他实际上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三，改革的目标同过去革命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是在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及其重要经验

文章中有一句话，说：“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那么，我们今天看来，改革是成功的吗？很明显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明显得到改善，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攀升，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等等。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道路”“一个体系”“一种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我们要亳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第三，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自己。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文章中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

从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基本的结论和经验呢？一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二是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是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贯彻落实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等。

三、十对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

30多年来，我们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推动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必须要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十报告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升。

1、改革开放是全党的共识，任何停顿和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没有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我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今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带来了富强的美好梦想。中国要想走得更快更稳更远，只能依靠改革推动。

2、改革开放是全党的宣示，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十报告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都进行了专门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巨大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十报告鲜明？的指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突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改革汇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那么，2012年同志所作的十报告，再次表达着今天对明天的宣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3、改革开放是全党的意志，科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的钥匙。任何一项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矛盾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科学发展去解决。未来十年，我们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改革，必须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配套、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对改革、发展与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任。“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今后深化改革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6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三)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意味着改革开放战略有其行动主体——中国人民自主实施，即中国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速度和进步，这是原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自主性也意味着中改革开放的方略、方针、方式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既不为传统的战略模式所束缚，也不为国外的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因此，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如“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目标，均具有开拓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与国情相联系的特色性。对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既没有选择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更没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失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从而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上生成自身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7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VAR模型同时考察了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对外开放会扩大区域差距，市场化改革会相对缩小这一差距。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区域收入差距加剧，而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进程是缩小区域收入差异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地区收入差异VAR模型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在过去30多年间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不平衡增长，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未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而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态势。这种不平衡既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以往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上述地区收入差异现象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贸易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是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入探讨这两个进程对地区收入差异的作用规律，对于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就贸易开放与区域收入差异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的贸易开放进程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地区得地理位置之优势，并在开放政策方面享有较多的优惠，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内陆地区才逐渐获得与沿海相同的政策待遇。Fujita 和Hu(2001)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指出，中国近年来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飞速增长以及明显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可能是中国近年来产业集聚和区域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陆铭等（2005）认为以贸易开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探讨市场化因素与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异关系的文献数量较少，Jian等（1996）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区际格局和收入格局，他们认为政府的集权政策加剧了不平等，但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却可以减小地区间的不平等。

总体而言，以往少有学者同时从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角度考察地区收入差异，也没有检验两者间存在何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会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分析这些问题既是对以往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来减小地区差距。本文从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这两个方面入手，通过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思考上述两个进程在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

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首先对全国的贸易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区域收入差异等变量进行测度。本文所使用数据基本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个别数据参考有关省份的统计年鉴，考虑到早期数据难以获得，选择的时间区间为1981-2007年，同时去除，重庆并入四川省。

贸易开放度（To）的测量：根据以往研究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外贸依存度与其他测量指标相比能更好的解释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群等，2003），因此本文使用外贸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的指标，即年度进出口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

市场化改革（M）的测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家国外研究机构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实证评估。樊纲和王小鲁等（2003）构建了1999、2000两年中国省际市场化指数，并分析了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差异。我们选择利用对非国有经济比重变化的测量来代替市场化改革。为了增强指标的代表性，选取了三个指标进行加权衡量：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通过对各省数据进行汇总可以得到全国层面的上述指标，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权重w1、w2、w3，将其作为各成分权重，最终得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度为：(1)*w1+(2)*w2+(3)*w3。用此方法计算的比值可以较好的反映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动态变化，进而反映市场化改革的不同。

中国区域收入差异的测量：选择泰尔指数（Theil）作为描述指标。泰尔指数最早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收入差距时提出，后也被多用于研究一国国内区域收入的差异，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t为t期的泰尔指数值，git为i地区t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t为t期的全国国内生产总值，pit为i地区t期的人口数，Pt为t期的全国人口数。T值越大，表明各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越大。通过对三个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泰尔指数在1991年之前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而在1991年之后又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变化，市场化进程和贸易开放度指标则一直保持上升趋势。1991年中国发生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大幕，贸易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则相应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由此可以设想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与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后面的分析将对此进行检验。

实证分析

本节利用VAR模型对To、M和Theil变量进行分析，对上述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因为取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的平稳性及可能的协整关系，同时能降低序列出现共线性、异方差的可能性，所得到的序列为LnTheil，LnTo和LnM。

（一）平稳性检验

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各组数据的时序图来确定各变量进行检验时是否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的确定是基于最小信息SC准则，由检验结果（表1）可得各变量均是I（1）序列。

（二）协整分析

由于是对多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且模型的样本个数有限，我们选择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原则，可以确定用于Johansen协整检验的VAR模型中滞后期q=3，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限于篇幅限制未报告检验结果。通过对协整系数的估计可以得到：

lnTheil=-2.13+0.197lnTo-0.173lnM（1）

（3.56）（-2.104）

R2=0.435 DW=1.523

估计结果中lnTo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贸易开放与地区差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的深化会加剧地区收入差异，这与一般的经验观察和理论相符。中国的对外开放伴随着明显的政策待遇差异，沿海地区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优势，而且还享受到与内地相比更早更多的优惠，因而其发展速度会远快于内陆地区。lnM的估计系数为负，这与Jian等（1996）的结论一致，即市场化的发展会缩小地区收入差异。但是一个随之而来的疑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地区差异总体上却呈现扩大趋势（图1）。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对外开放对于地区差异的扩大作用要强于市场化进程对于地区差异的缩减作用（见估计方程（1）中lnTo和lnM系数绝对值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化进程本身也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不同省份、不同区域间的市场化进程进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会影响到市场化进程在缩小区域差异方面的作用。

（三）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Cholesky分解技术，建立区域发展差异对于贸易开放度、市场化进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为了考察一个较长时期的变化规律，本文选择滞后期为20，分析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对区域发展差异有一个正向冲击，而且滞后影响较长，这说明贸易开放会持续性的扩大区域差异，这与一般的经验观察和理论相符，中国的对外开放伴随着明显的政策待遇差异，沿海地区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优势，而且还享受到与内地相比更早更多的优惠，因而其发展速度会远快于内陆地区。市场化进程在第6期之前对区域发展差异有一个负向冲击，这说明市场化进程会缩小区域发展差异，这与Jian等（1996），Raiser（1998）的结论相一致。但从第6期开始，市场化进程在缩小区域差异方面的作用逐渐弱化。

为了探求贸易开放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变量lnTheil和lnM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为已经验证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直接进行Granger检验，通过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lnTo不是lnM的Granger原因，同时不能拒绝lnM不是lnTo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以认为贸易开放的扩大会引起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这与我国实际相吻合，30多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的、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如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

结论

贸易开放、市场化进程和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贸易开放的深化会扩大地区收入差异，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会缩小地区收入差异。

贸易开放的扩大会引起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反向因果关系并不存在。

最终造成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仍然呈现扩大趋势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对外开放对于地区差异的扩大作用要强于市场化进程对于地区差异的缩减作用，二是中国贸易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本身也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不同省份、不同区域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度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统筹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贸易开放会扩大区域收入差异，但这是由于我国长期实施的差异化政策以及相应的区域间贸易开放发展不均衡所致。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要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通过完善的市场化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使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

参考文献：

1.Fujita Masahisa and Hu Dape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1(35)

2.Xiaolan, Fu. Limited linkages from growth engine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32)

3.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J].世界经济，2008 (9)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8

《决定》的出台以我省30年改革开放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新时期新阶段我省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人民立足省情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充分把握历史性机遇,率先改革,加快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积极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我省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培育块状经济,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商品市场,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我省率先联动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促进“走出去”、“引进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内外开放格局。我省率先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了城乡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我省30年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浙江加快发展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我省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继续走在前列的发展先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我省正处在人均GDP6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崭新起点,处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处在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仍然面临许多体制:一是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健全”,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二是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建设“不规范”,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放宽民营经济准入“不彻底”,许多方面存在着“玻璃门”;四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改革“不协调”,影响城乡区域的统筹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体提升;五是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政府职能转变进展迟缓,宏观层面改革相对滞后;六是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七是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对出口依赖过大;八是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不适应”,整合利用国内外先进资源要素促进省内产业升级的效果不够明显;九是“走出去”的环境支撑“不完善”,企业对外投资面临人才、融资、信息、中介以及政府配套政策等方面的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开放,是我省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历史性任务。省委审时度势,作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决定。

《决定》明确了新时期新阶段我省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明确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在总体要求上,强调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体制机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增添动力,为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在指导原则上,强调“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强调了围绕保增长、促转型,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把保增长、扩内需作为当务之急,把优化发展环境、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关键之举,把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作为重中之重,突出了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健全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立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完善生态建设保护机制等7个方面的改革重点,努力再创浙江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体制机制新优势。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设,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

强调了围绕惠民生、促和谐,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全面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全民社保体系、健全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等6方面的重点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将是我省近期社会领域改革的突破性内容。

强调了围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弘扬“浙江精神”,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突出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等3个方面的重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强调了围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提高行政效能,深化政治领域改革。《决定》强调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突出民主制度创新、加强地方法制建设、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制约监督机制等4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深化扩权改革、进一步扩大县(市)一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突破点。

强调了围绕拓展发展空间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构筑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决定》强调以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突出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扩大长三角和省际交流合作、完善各类经济功能区建设等4个方面的开放重点,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新格局。

强调了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决定》强调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载体,先行先试,重点是加快推进三大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启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力求使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示范引领全省改革开放。会上提出了全方位扩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思路,对各市及重点县市区都提出了改革试点的建议主题。

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决定》强调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突出抓好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营造深化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加强对改革开放的组织领导等3个方面的重点,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决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浙江特点

《决定》通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充分体现发展第一要义,将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将发展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并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将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决定》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作了重点部署。《决定》充分体现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充分考虑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内外开放、人与自然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所以,《决定》是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献,改革开放的系列举措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9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化企业；规章制度

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统计学似乎无法为改革与开放建立函数关系，更不是有了改革，我们就一定要开放，或者只要开放就必须改革。没有这些明确而必然的关系，我们觉得改革与开放可以用相关度来解释，但是相关度的大小都是因国家和地区而不同的。

之所以要用“兄弟”的关系来形容改革与开放，是因为兄弟的关系比较灵活，可以是一直在一起的血脉关系，也可以是后来相识的知己，没有极端的分离与依附关系。一切正如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一样。

文献中指出，“本质上说，改革开放最初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改革开放，但随之而来的，更深一步的改革却是思想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改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世界的发展和国家的成长过程与经验也深深认同了这一点。

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实质性变化

改革开放，我们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看上去这个词好像很空洞，离我们好像也很远，许多人甚至会觉得“这只不过是政治书上的一个高频词而已。”仔细回顾，90年代初，那时我们口袋里面揣的零花钱都“拮据”的以分和角来计量，能有五毛钱已经算是“富裕”了。如今，地上有五毛钱许多人都不一定会捡起来，很多人钱包里早已被百元大钞和各类卡撑的鼓鼓的。

1978年到2008年，光荣的改革，奋力的改革，突破式的开放，我一切都还在进行中，为的就是美好的绿色生活。

二、对身边国企变化的认识和思考

三十年中，我们所能由衷真切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点滴，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众多的变化中，选择了国企来写写我们自己的看法。

看着光谷创业街上的湖北三环集团高耸的大楼，极有气魄的企业“庭院”，就能想到这是一个在现阶段还发展的不错的公司。湖北三环集团，一家汽配生产商，正是我国国企改制的成功代表之一，2006年还被正式授予“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称号。

1986年12月5日，随着国务院一纸文书《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和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下达，“全名所有制企业改革”便浩浩荡荡的启动了。计划经济时代下，国企由国务院直接管理，生产数量计划，企业规模计划，员工福利计划，没有健全税制下的国企，盈利便全额的上缴于国家了。一切都在条条框框中的发展，企业和企业人都没有一种“付出就有回报“的指望，何以谈生产和改革的动力？

如今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国企在各种政治体制的扶持下，在现代社会企业竞争的洗礼中，渐渐成长。1978年到2008年，最初连一家企业都没有的深圳都已从小渔村的变成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城市，我们国家的企业走过三十年，一部分被完全的民营化“自谋生路”，另一部分实行股份制，国家已不再完全拥有国企，都只是国企的一个“普通的股权拥有者”。

从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92年)主要推行了企业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授权经营。第二阶段(从1993年起至今)主要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前15年的国企改革，主线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后15年的国企改革：主线是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

理论上，许多学者们国企的将此种变化看做是国企改制中最重要的制度，成为“产权明晰化”。产权的不清不楚，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因为国家统管，似的权利与责任也不分明，行政干预程度太高。幸运的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综合一些资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或许这些问题对改制后依然运行困难的某些国企来说，存在着一定的普片性。

（一）是生产效率低，人员结构不合理

襄轴5903名在岗职工中基本生产工人只有2800人，其它全为辅助和管理岗位。

（二）是历史遗留问题负担重

多年来襄轴形成的对职工劳动债务高达1.1亿元，包括应付职工工资、拖欠职工医疗费、欠职工住房公积金、应缴未缴养老保险等。

（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

由于历史原因和远离市区，企业承担着职工生活区的物业管理、职工就医、子女入托、入学及社区治安等社会职能，生活服务设施包罗万象，企业办社会包袱异常沉重。

（四）是企业技改和发展资金严重缺乏

资金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公司解困和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公司原有设备的改造和更新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面，一些轴承技术改革项目因投入不足迟迟不能建成达产。

针对以上问题，襄轴也提出一些改变。

（一）舆论先行，营造改革氛围。召开会议，提高职工的能动性。我们认为这点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职工的生产信心。情况糟糕时，福利没有保障，工资少，要重整旗鼓只有鼓起勇气再来拼搏。

（二）政企联动，加强改制领导。在加大政策宣传的同时，为加快推进公司改制工作步伐，确保改制工作的顺利实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精心组织，依法实施改制。改制方案从制订到通过；实际上这也是如何切实维护职工利益的一个过程。

我们认为企业效率要从两方面看，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后者主要靠科技技术创新。行政是生产的保障，所谓物竞天择，本着因事设岗、精干高效的原则，对各单位重新进行了定编定员，对所有管理岗位一律采取全员公开竞聘上岗。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0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