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6:34:08

自由思想

自由思想范文篇1

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政府论》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集中论述自由与法治思想的地方。如果撇开这种思想的阶级因素及历史局限性,他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仍旧有着借鉴价值。

关键词:自由;法治思想;启示

一、洛克自由与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洛克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政府论》就是在紧张的政治与思想斗争中写成的。可以说他是近代英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对西方政治理论在近现代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的人物,美国哲学家梯利认为:“他代表了近代的精神:即独立和批评的精神,个人主义的精神,民主的精神,表现在16、17世纪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中,并在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中达到顶点的那种精神。没有一个哲学家比洛克的思想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和制度。”研读了他的《政府论》,尤其是下篇,对他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与法治思想深有体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人无法与自由分离,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他论述到要摆脱绝对的和专断的权力,并把它与维护人类自身密切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的自由是以他的理性为基础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只有遵守来源于理性的自然法才能获得自由。在进入社会状态,形成国家后,人们按理性的指导以及实在法的规定,随意处置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不受其他人的随意支配,这样才能得到自由。他认为自由与生命共存,它是人的一种道德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使自己受制于绝对权力或奴役自己。

进而他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进行了辩证论述。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个人享有的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他说:“在有政府的情况下,人的自由就是遵守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全社会都承认的,长期有效的法律。”还说明了自由以法律存在为前提,法律是自由的保障。“就法律的真实意图来说,与其说它是一种限制,倒不如说它是指导一个自由和聪明的人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论人们如何误解,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而不是取消和限制自由。在有能力使用法律的一切状态里,哪里没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是免受他人的限制和暴力,在没有法律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就突出强调了法律是自由的保障和前提条件。

2.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思想

他从政治社会和政府的宗旨开始论述,指出:人们之所以联合成国家,接受政府的统治,其重要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他还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安全、稳定和公共利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对政府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实行依法治国。他说:“安稳地享用自己的财产是人们进入社会的重要目的,社会中制定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和途径。”由此可见,运用法律,依靠法律实现社会目的的重要性,这包含了依法行政的思想颗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论证到绝对专制权力及没有明确的、长期有效的法律的统治都不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所运用大法律必须是“永久性的,成文的,公布过的和人们所共知的法律来管理人民”;而不是用“临时性的专制性的法令”。并且要求“铁面无私的官员”来根据这些法律解决纠纷,他认为当政府的最高执行权放弃职守,从而已经制定好的法律不能再得以执行,就会明显把一切引向无政府状态。从他这些对法律的要求,对执法者的要求可以看出科学、符合社会发展目的的法律与合格的执法者在依法行政、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还从反面论述到,法律一经停止,暴政就开始了。“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在政治上不可能存在,与人类社会也是不协调的。”统治者、治国者必须运用法律来行使权力,没有法律的政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他强调了依法行使行政执行权管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3.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这是由他维护自由的思想引申出来的,既然人们自由地享受自然权利,平等地订立契约,那么在体现人们意志的法律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方面,对于执法者来讲:对不同的人,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普通庄稼人都应该一视同仁,并不因为有特殊情况而有出入。这些执法者决不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而应以法律规定来严格执行。否则就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专制。另一方面,对守法者来讲,任何人都不能逃出它的制裁。洛克强调说每一个人和其他最卑微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那些他自己作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所制定的法律。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的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他还特别指出虽然立法权力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立法者也不能凌驾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也必须遵守这些法律。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法律最终是为公众谋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目的。

二、对自由与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

1.对洛克自由与法治思想的简要评价

洛克从论述自然状态开始到社会状态的法律,进而阐述法治这一系列的思想在西方政治、行政思想发展史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不仅是对霍布斯这方面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又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为政治、行政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实践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作为英国阶级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又对英国当时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他的追求自由,依法治理,三权分立的思想成为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和渊源,也为英国向现代法治化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他的这些自由与法治思想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明显带有资产阶级的倾向性,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提出的理论思想只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才得到真正实践,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有些还只是纸上谈兵。他的“自由”是整个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阶级自由,没有实质上的劳动人民普遍享有的自由;他的“法律”实质上也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执行权也是掌权者所行使的,人民没有与统治者同等权力和政治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阶级背景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对他进行苛求。不过,比较起封建社会人治、剥夺人们权力、不平等观念还是前进了一大步,这远远超过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总之,对于洛克的自由与法治思想我们应采取科学批判的态度,撇开他的阶级因素和局限性,借鉴其中对今天行政管理实践有价值的部分。

2.自由与法治思想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

结合我国现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洛克的自由与法治思想进行思考,我认为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应更加重视。

(1)必须依法加强行政执行权的行使与监督。洛克曾说过:“如果统治者一连串滥用职权、搪塞了事、阴谋诡计,那么民众对统治者的图谋一目了然,一旦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便起来反抗,政府就会遇到障碍”。所以政府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必须依法落实,不能仅凭以前的强制命令,延续传统的人治模式。科学的执行应以国家宪法、行政法等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当前尤其要加强有立法权的机关对行使行政执行权的机关的监督,即加强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大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虽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主张三权分立,但是对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还是十分必要的。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实质就包含着对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制约与规范,这对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具有重大作用。所以权力机关要不断地追踪、调查,看行政执行权是否依法行使,执行情况、结果如何,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通过人大的强化监督,禁止和防范商品交换原则进入行政机关的执行活动当中,使行政人员尽职尽责行使执行权。否则,严重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不仅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而且很可能使政府从内部瓦解,更有甚者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应特别强调依法行使行政执行权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

(2)必须保证行政管理、治理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获得更多自由并得到保障。洛克说政府的宗旨是“公众的利益”,并在论述自由与法律的辩证关系中讲到自由是法律的保障。所以要使人民在国家社会政治发展中获得更多自由就必须有相应法律来保障。为此,在认真执行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党和政府还要领导人民严格按照法律制定程序,使人民在新社会形势下的意志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把他们渴望的自由上升到法律高度,得到权威确认,继而通过全社会的遵守法律,实现自由。这样往复循环,不断提高自由层次,就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3)必须彻底贯彻依法行政过程中的平等原则。洛克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足见他的远见卓识,而现在我国依法行政过程中仍然没有完全落实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思想早已写入宪法,但实践与之总是相脱节,这不得不引起深思。当前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腐败现象仍然相当程度地存在着,关系风、人情风,法律面前不一视同仁的消极现象仍没有杜绝。尤其是金钱和法律的交易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比如有巨额财富的人和有高位职权的人犯法或违法就与普通老百姓、庄稼人犯法不一视同仁,这又怎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和应有的自由呢?所以平等原则必须坚决彻底地贯彻。一方面要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严格执法意识,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执法不公平合理,不一视同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民群众权益和自由的侵犯和践踏。同时,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够真正理解我们社会主义法律的实质和具体法律条文,做到对法律的不折不扣地执行。另一方面是对全体人民的普法教育只能加强而不能中断。真正使人民群众懂得法律,进而守法,从更高层次上认识到违法、犯法行为就是自己的某方面自由的丧失。通过这样的普遍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地维护法律,并且能运用法律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监督行政人员的执法权的行使,对于不一视同仁、不公正执法者大胆批评、揭发。总之,通过行政管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努力,使得平等原则在当前的依法行政过程中彻底贯彻,使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无视法律的存在。

总之,洛克自由与法治思想的论述对我们今天行政管理过程中,依法行使行政执行权,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自由,贯彻执法平等原则有着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这也是我们向着高效能行政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通史(上)[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368—392.

[2]洛克.政府论(下)[M].商务印书馆,1983.

自由思想范文篇2

论文摘要:关于法律命题的叙述马克思鲜有专论,论文Ⅰ是其少有的因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的关于法与自由这样的经典法理学论题的著作范例之一。马克思对于辨论的总体评价是无论是出版自由的辩护者也好,还是出版自由的反对者,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倾向上的不同。马克思对这些人的态度是坚决而明确的“愿上帝让我摆脱我的这些朋友吧!”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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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命题的叙述马克思鲜有专论,论文Ⅰ是其少有的因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的关于法与自由这样的经典法理学论题的著作范例之一。其中汇集众多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引证的经典论述。几乎不加掩饰的,激情洋溢的批判与戏谑令我们读来唏嘘不已,或许这是不成熟的马克思,而是保留过多黑格尔、费尔巴哈印记的马克思,或许这也不像稳重而隐晦的哲学家,而更像激情而武断的批判者,但这些能够成为我们阅读的障碍吗?在光明缺失的暗夜,即便是门缝中挤进一缕灯光也会给人带来过豁然开朗的喜悦和欢欣鼓舞的快乐。

文本的内容是直白又明显的,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黑格尔那种类型的论说。叙事的风格也是层次清晰而又流畅的,完全不见德国哲学家惯有的晦涩。单就哲学价值而言,本文可能算不上什么上层之作,但是对于法科学生而言,要研读马克思法律理论文本又是必读文本之一。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基于对普鲁士社会状况和政治的洞察入微了解,首先展开了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包括对君权、立法权、行政权这三大权力的批判。本文是其早期著作系列中对于立法权深刻批判的集中之作。通过对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中关于出版自由和等级议会的探讨,旨在说明辩论的实质不过是等级特殊利益的集中亮相,当时的普鲁士仍然处于自由不完善的境地,出版自由还不曾成为一种真正的普遍的自由。自由需要通过法律加以实现,那么出版法因而显得不可或缺。以下我将立足于法理学学科来具体分析文本中关于自由思想的表达。

一、辩论中各出版自由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由的误读

普鲁士各省的等级议会由四个等级组成:首先是诸侯等级的代表,他们是受封的德国皇族的代表,根据出身的权利,族长是省议会的当然议员,其次是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再次是城市的代表,最后第四等级是乡的代表。作为普鲁士各省之一的莱因也不例外,第六届莱因省议会召开实际上是该议会中断多年以后的一次重新登场,辩论中各种观点、各种权利要求的纷纷亮相也不足为奇。“在辩论其他问题时,各等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出版自由问题上则不然,反对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这本不足为怪,赞成出版自由与反对出版自由原本就是两种竞争的价值判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而在这一届省议会上为出版自由辩护的人,一般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真正关系的。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出版自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然而上述那些维护出版自由的人,即使是没有出版自由的,虽然他们也生活的很美满的”。维护出版自由的人对于自己辩护的主题却没有由衷的热爱之情,他们只能举出“一些十分一般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敌人特别有力的证据”如果我们由此看出等级议会中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胜任,那么整个省议会都是这样。可见,这场辩论只不过是一场没有交锋的表演,如果说有辩论存在的话,那么也不过是一场隐匿的论战,即,马克思对整个议会开火。

尽管没有真实的辩论,马克思还是详述了每个阶级代表的辩护内容,首先出场的是反对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的辩护人。他们的观点是清晰而明确的,但他们的论证却是含糊而孱弱的。观点是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但是书报检查制度同出版放肆比较起来却是一种较小的恶,在他们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推翻了出版自由。在这一论证中把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看作优秀出版物的基础,而对“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内书报检查制度给德意志精神的进步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置若罔闻,这是无法理解的。同样,在援用具体个案支持其论点时,诸侯代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苍白和无力也是不可理喻。他们认为德意志精神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需要某种限制,“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族人民的论战,他怀着满腔的高贵的愤怒痛斥出版自由,说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不谦逊的语言”

其次出场的是贵族等级的代表人。与诸侯代表人的不同的是他不是反对人民而是反对人们。“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为所欲为的自由成了等级议会的特权,贵族等级辩论人把这种特权,这种违背人民和政府的个体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而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了个人的欲望。除此以外,贵族等级还用议会自由的不完善以及在那个时代代表所要遏止的危险来增强自己证明的力度,给人一种强有力的假象。接下来给城市等级的辩论人出场了,他对于出版自由的态度隐含在他如下的宣称之中“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可靠的办法”他所关怀的不是什么出版自由,并不是他的理性要求要求他这么做,而是那些在其身边的琐碎的利益。因为无法防止坏人参与到出版自由这一美妙的东西之中,那么,出版自由本身也就成了投鼠忌器的东西了,因为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欲望和党派的统治,那么他对出版自由的前景也就难有信心了。

简单罗列关于出版自由的反对者与辩护者的论点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要论证的自由都是其所在阶级的精神的自由,而不是人民大众最普遍的自由。即便是在自由的辩护者那里我们也无法窥见人民的影子,即使在以法为之称论据的论证中,我们也看不到代表普遍利益的法的影像,而存在的只是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这其实不是关于自由的一般概念的明显的辩论,毋宁说是一场马克思与各阶级代表之间的隐匿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即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在自由的观念中法的位置在那里!

马克思在这里所体现的思想与反方传统的法与自由的关系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自古希腊起,哲学家们便把法与自由联系到了一起,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不应该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时)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西塞罗有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启蒙思想家洛克更是认为:"法律就其真正涵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不仅如此,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除颁发的论述反映了其早期的思想对黑格尔的忠诚。理念或者说思想是世界构造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体现出自由理念的出版自由法才是符合概念内在要求的法律,否则,即便具有法的某些形式特征,也不能称之为法律,充其量不过是非正义的法律,按照自然法的观点,这类法律是不能称之为法的。

二、通过法律实现自由

自由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人的本质;共产主义;自由

一、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体现

(一)马克思“自由思想”与“异化”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的推崇之上。马克思继承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才是实证的,是其批判的基础。在序言中,马克思说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他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从“异化劳动”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是从四个层次:劳动产品、劳动、人的类本质和人自身四个方面层层递进进行论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认识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大,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是工人贫穷的原因,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因此,工人无法把握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其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消耗的劳动越多,劳动产品对于工人的反抗力量就越强大。

在分析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的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工人自身的东西,而是用来否定工人的东西。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工人参加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且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异化劳动首先使人脱离外部世界,自然界不再为人类所把握。其次,异化又使人自身,使其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最后,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进入社会的全面异化阶段,即人与人的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向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异化劳动导致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工人生产出的与自身异化的人——资本家,控制整个劳动产品,工人的劳动。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更加导致了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介意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因此,工人要得到解放,必须解除异化劳动,才能达到整个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工人解放,才能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此时,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人才能重新获得其本质,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此时,劳动也不会成为痛苦折磨,而成为人们必须的实践活动。

(二)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

在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马克思首先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是,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理论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在此,马克思直接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第一重关系。人是自然人。人的存在依赖于自然产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是统一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界处于基础的地位。“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的生命也不能创造,他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同时,自然界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产资料。“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最后,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达到和谐统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人改造自然界的过程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的进行生产,只有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能够真正证明自己。自然界与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三)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统一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型的终极形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作为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一种积极的否定,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肯定(占有和复归);这种复归是一种保存,是对以往人的本质发展成果的完全保存和肯定,是连续性上的中断。同时共产主义作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是对以往历史之背离人的本质的一种反动和批判,因而它实质上是对人的存在状态问题的一种解答和回应。马克思认为“社会”就是“人的”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契机。

二、马克思“自由”思想对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手稿》中主要体现在以上三个方面,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纯精神形式的自由的要求和思想活的解放的要求,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对于其的超越主要体现在自由思想的完成上。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其自由思想的实现上:通过扬弃和自我异化的实践劳动来获得自由。

黑格尔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无约束状态,是思想成为自身的结果。黑格尔认为“理性乃是有目的的行动。”“精神的东西是本质或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关系着和规定了的东西。他在和自为存在——并且它是在这种规定性中或在它的他在性中仍然停留于其自身的东西。——或者说,他是自在而自为。”从《精神现象学》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原意在于论述理性的目的就是通过自身而回到自身,回到经过“异化”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自身。而共产主义社会,在“异化”的过程来讲,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自身相异化,不断自为发展所达到的更高一个阶段,是马克思“自由”思想实现的终点。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实践劳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通过实践劳动来摆脱异化,实现人的本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使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因此,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真正成为人,只有重新掌握劳动,掌握劳动产品。使劳动真正称为自己的劳动,成为获得自身的手段,因为“劳动是为每个

人设定的天职。”而另一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自由只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不能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

总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更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阐述与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发展,总体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更清楚黑格尔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和马克思自身的独创性发展,为理解马克思提供总体性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自由思想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积极的自由;中国新闻实践

一、密尔自由主义基本观点及时代语境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观是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强调了思想自由和个体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题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对于思想讨论的自由,他围绕真理和真理的利益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保证;其次,这种自由是我们确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讨论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变得完全、全面的条件。此外,密尔在书中还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在把人的行为划分为涉己和涉他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的准则。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每个思想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密尔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古代社会以纵向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等级次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正被现代社会水平方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复存在。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密尔认为,当时世界上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延伸。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有序性使得个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个人独立性开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贸易中变得重要起来。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权利,直接决定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新社会运转的有效程度。因此,密尔深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地提出一个界定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的准则。

由此,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个人自由,把以往仅限于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政治自由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多数的暴虐”和“习俗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和谴责。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自传人中国的那天起,就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与文化背景进行着本土化改造。“立人”与“立国”,“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命题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始终构成一对张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也随着形势的变迁,跌宕起伏地拉锯在现代报人的内心。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主题是“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课题交织在一起,故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外,还有“面对强权的主权”,而显然后者的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未能成为时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种种原因,将“社会”译成了“政府”,将“个人”译成了“人民”,严重背离了密尔《论自由》的主题。而他的误译则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密尔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也变成了“政府”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密尔的“限制社会暴虐”主题,则变成了“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问题,㈣致使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一直缺乏正确理解的传统。

随后,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自由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们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抛弃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实践。

二、密尔的自由观对当代有启迪意义的两个方面

当前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深人进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当前我国市民社会日渐成熟,个人权利、民主、自由成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当下的语境,认真解读这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新闻实践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其中,密尔的积极自由思想和他对于自由讨论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

1.关于密尔的积极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理念认识层面,大多数人只看到密尔要求社会对个人实行最小干预这一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密尔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容易形成认识误区,应该厘清。

(1)自由是和社会联系的,不是纯粹个人的,因此赞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对“霸道的自由媒体”。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修正和补充。按照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最终通约成的简单的快乐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乐,如何将这样的快乐与共同体的福利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密尔通过修正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困境。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仅仅从量上考察快乐的做法是荒谬的。人是具有高级官能的,不同快乐之间是不能通约的。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感性肉体的快感,人有人的快乐。密尔承认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纯真的私人间相互关爱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真诚关心的感情。”而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就源于此,人类获得一切高贵快乐的动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价值彰显出来。因为个人最终的价值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的增长又源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进步的前提是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拥有了自由,才会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中达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乐,并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社会幸福以个人幸福为基,个人幸福又以个人自由为基。密尔把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自由以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密尔从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他进一步指出,当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时,国族无需对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扩大个人的自由机会,增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密尔的新闻思想其实已经包含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对今天的新闻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错误地夸大了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对立,也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推进自由的积极作用。有种偏激的说法就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只有跟政府对着干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表现。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效应。就业、医疗、房价等多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衍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导致政府的信誉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不加分析地“大声疾呼”。然而应该看到,当理性思维受到情感的过度影响时,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不是新闻媒体的一己私利,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简单地视为言论自由。媒介不应拒绝政府合法、适度的干涉,在商业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尤其必须加强自律,谨守职业道德。媒体权力如果恶性膨胀,势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媒介人员应该认识到新闻自由是和整个社会进步和共同体福祉相联系的,只有在推动社会真正进步的过程中,言论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个人积极行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鼓励张扬个性,反对“自由而沉默的大众”。密尔不仅强调自由与权利,同样也强调责任与义务。“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患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政治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教育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论坛,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公务员之家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

自由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李强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大体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李强把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卢梭的批判有关: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因此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柏克、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李强,1998:286-287)。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强,1998:64)。《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其曾作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

从此可以看出,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如果洛克(JohnLocke)不对菲尔麦(Filmer)的“君权神授”思想的思想进行批判,也许菲尔麦的思想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了;相似的是,如果贡斯当不对卢梭进行批判,也许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还有待时日,也许其学术地位还主要依靠他那不足七万字的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并也仅局限于文学方面。

二、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贡斯当政治思想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他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它所引起的影响几乎使贡斯当的其它政治思想湮没无闻,因此贡斯当的有关自由的言论引起了特别重视。伯林称贡斯当的那篇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拉明·贾汉贝格陆,2002:38),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后来又出现对“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讨论(昆廷·斯金纳,2004:81-111;应奇,2004,5:52-57)。

纵观国内外有观贡斯当自由思想的研究,可以把其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是对贡斯当所属的自由传统进行归类,一般认为贡斯当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的研究。哈耶克认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是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阐发的,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强制的不存在是自由的本质。而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开创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一种集体的目标中方能实现。哈耶克在讨论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时,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其中就包括贡斯当(其它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认为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差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61-82)。

克兰斯顿在《自由主义在法国》(克兰斯顿,2000:84-85)一文中认为贡斯当属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作者把法国的自由主义分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和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两种),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虽然克兰斯顿的分类不同,但他表达的是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国外学者伯林,国内学者李强、顾肃等人也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但冯克利在《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一文中虽然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根据贡斯当对社会由“成长”或“进化”而生成的习俗,采取十分尊重的态度,而这种尊重正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把贡斯当看成一个保守主义者(冯克利,1999,5:128-13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忽视了贡斯当的思想背景。贡斯当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以休谟、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尊重传统和习俗,尤其尊重对自由进行保护的制度传统,因此不能因其对传统的尊重而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把他归结为“带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更合适。同时贡斯当并不赞成柏克式的对传统不加鉴别的继承,他尊重的只是与自由有关的传统,对奴隶制度毫无尊敬之意。

其二主要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的区分是否合理进行评论,哈耶克、伯林以及约翰·格雷三人的看法可见一斑。一种是批评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虽然哈耶克并没有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直接进行评论,但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205)。哈耶克在1973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自由主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世纪有些作家否认古人知道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由下述情况可知,这种否认是不能成立的: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哈耶克,2000:111)。从这可以看出,哈耶克并不同意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的观点。

另外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也认为,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存有缺陷,主要缺陷在于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实际上古代的共和国特别是雅典和罗马,承认许多所谓的个人自由,他们缺少的只是个人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限度的观念(圭多·德·拉吉罗,2001:158)。顾肃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中大概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贡斯当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古代人并不只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顾肃,2003:305)。

另一种态度是支持性的,以伯林为代表。伯林认为,在古代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对政治理想的个人自由进行讨论。孔多塞(Condorcet)曾指出,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一说法也似乎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中国人以及所有其他存在过的古代文明(以赛亚·伯林,2003:197-198)。从这可以看出,伯林至少是同意贡斯当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包括个人自由,而不像哈耶克、拉吉罗等人对贡斯当所作的批判那样。

还有一种持中间主义态度,约翰·格雷就是这种观点,他在其著作《自由主义》(约翰·格雷,2005:3-4)中开篇就提到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他说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揭示了这样一个洞见:在古希腊人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念并不是指一种有保障的个人独立空间。……但是贡斯当的洞见也很容易被夸大,其本质上的合理性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中自由主义观念的萌芽。约翰·格雷既指出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区分的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之处。

其三是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局限性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贡斯当的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对伯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从上文曾指出的伯林对贡斯当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伯林的《自由论》一书的导论就是以贡斯当的格言“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作为卷首语的(以赛亚·伯林,2003:3)。

李强曾经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贡斯当不是一个十分思辨的思想家,但他有文学家的敏锐,有政治家的现实感,加之他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因此,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有独特的魅力,特别是他关于自由以及极权主义式暴政的分析,尤为深刻,对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批评,对民主可能产生暴政的担忧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更明确的阐述。贡斯当的影响有可能通过托克维尔作为中介影响到J.S.密尔,真正将贡斯当自由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伯林(李强:1998:302-303)。

就贡斯当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与伯林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的关系而言,人们经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积极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等同与“消极自由”。但刘训练曾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属于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的一种。因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仅限于政治自由,它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现代的”理性主义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义自由(刘训练,2004:52-54)。从这也可以看出刘训练显然受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积极自由分类方法的影响,该书中曾把积极自由分为三种,分别以斯多葛派、柏拉图和康德、卢梭为代表(戴维·米勒等,2002:288-289)。

就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所面临的局限性而言,江宜桦在《贡斯当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一文中论述了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点局限:其一是人们一般把自由主义分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特殊主义的,理由是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并没有普适性,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其二是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价值问题,在贡斯当心目中,政治自由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还是作为维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仅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贡斯当始终语焉不详(江宜桦,2002:485-488)。VladimirGligorov在BenjaminConstantandCarlSchmittGotoRussia一文中探讨了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按理说,根据贡斯当认同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合法的权力来源自人民,他就应该承认王权也应该源自人民,就应该由人民来选举国王。但如果国王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这就会腐蚀王权的中立性,王权就会成为一种能动的权力而打破权力之间的平衡,那么他所精心构思的中立的王权就不复存在。因此贡斯当主张王权只要是中立的,怎样获取并重要,无论它是通过选举、继承还是僭取的(VladimirGligorov,1997:271-282)。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也反映出贡斯当在人民主权学说上的不坚定性。

其四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进行介绍,并进行简单评论,这也是国内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常见的现象。一般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现代人的自由”主要是私人生活不受干涉。比如启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应奇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以及潘小娟、张辰龙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等。在启良的著作中,作者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现代人的自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三、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因此他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就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言,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OriginsofFrenchRomanticLiberalism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作者主要是通过对贡斯当早期著作以及一些通信材料的解读来进行研究的。作者认为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以1794年为界,1794年之前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忠实信徒”,自称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态度,赞同大革命推翻旧的专制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虽然这时他对大革命也颇有微词,但他认为那是为取得一定的革命果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时革命应该立刻结束,着手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果实而不应该再往前发展。从1788年至1794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只是间接地感受法国大革命。从1794年底开始,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一个革命的参与者,从一个革命的支持者变成一个革命的严厉批评者。此时他更担心革命的过度发展,他走的是一条异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而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从而认为革命应该立刻中止(K.StevenVincent,2000:610-617)。另外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problemofmoderncharacter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也表达了贡斯当希望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避免狂热主义的愿望,革命中的狂热主义只会带来惨烈的后果(K.StevenVincent,2004:5-21)。这两篇文献是有关贡斯当生平及著作(尤其是贡斯当的早期著作)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法国的皮埃尔·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以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赞同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表示震惊,因此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作者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持两条线路,一条是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原则所表现出的敌意,另一条是批判在大革命中人们试图在现代社会恢复古代人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往往犯这种“自由的时代错乱症”。但作者认为贡斯当并没有将大革命的不幸主要归结为人民主权的观念,而是归结为大革命的领导者对古代自由观念的崇拜(皮埃尔·莫内,2004:112-123)。从总体上看来,作者认为贡斯当是一个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四、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

贡斯当在欧洲大陆最早对卢梭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这集中体现在贡斯当对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的反思上,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任剑涛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曾对贡斯当和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这样评论道:人民主权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须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并且它肯定是置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的。否则,社会就会象手握权力的暴君一样邪恶。由此,自由主义将人民概念下落为一个基于政治共同体具体成员的个体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于是,当卢梭将人民主权与集体相联结,走向了专制主义。当自由主义将人民主权与个人相联结,则导向宪政民主。因此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被神化了的“人民”必须下落为“公民”,以至“选民”,否则将极可能滑向卢梭祈求人民主权却反而走向极权的境地(任剑涛,2004:230-231,247-248)。

秦前红和武立强撰写的《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一文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对比(秦前红武立强,2003,4:14-21)。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公意”与“普遍意志”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公意”与“普遍意志”的英文都是“generalwill”,(BenjaminConstant,1988:175)由于译者在翻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时没有对“generalwill”采用通常的译法,而把它简单地翻译成“普遍意志”,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笔者也曾撰写《论邦雅曼·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一文对卢梭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对比,拙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之间的异同,探讨贡斯当怎样把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借以厘清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具体内涵。拙文认为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把自由作为各自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之处在于:人民主权学说的范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以及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直接民主抑或间接民主等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权,相信最终的权力必须源自人民。从总体上来说,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但他谴责的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他谴责的而是大革命的残忍与横暴的特征,无论何时,他仍然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捍卫人民主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这也是他在早年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地方之所在。另一方面贡斯当也对人民主权学说也表现出一定的敌意,原因在于人民主权在大革命中往往成为暴政的口实,同时他也害怕拿破仑借口人民将主权授予他而为其专制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虽然在有关权力的来源问题上贡斯当与卢梭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关于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他们之间是针锋相对的。

自由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自由软件Linux源代码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

笔者在《赞自由软件》一文中,将软件按商业性质进行了分类,阐述了自由软件的世界潮流,浅析了自由软件的存在基础,界定了水利水电系统内的专业软件是“还没有成为商品软件的转让软件”,极力倡导自由软件的广泛交流。接着在《再赞自由软件》中,介绍了自由软件的起源、自由软件的国际国内组织、Internet上的自由软件资源,对自由软件的意义、自由软件的思想、自由软件的情怀等等,进行了一些浪漫式的理想主义的探讨。本文《还赞自由软件》,对自由软件的崇拜已经到了极其疯狂的程度。

是笔者的神经质?还是业界正在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自由软件真的就如此美妙绝伦,如此魅力无穷,如此的值得我们一赞、再赞仍不过瘾,乃至今天还要大张旗鼓地赞之又赞?这里请读者随着神经质的诱导,让我们先看看Linux后再说吧。

1Linux是什么

Linux是什么?首先,她是一个软件,一个优秀的自由软件!一个被称之为自由软件的典型代表作,被封为软件业界的自由女神,目前敢与微软叫板的操作系统。看过《泰坦尼克号》吗?这部1998年轰动全球的巨片,制作时,数百台计算机上动画翻滚的工作平台就是在Linux系统上完成的。Linux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自由软件,是1998年软件技术的最大热点,这是圈内业界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的。《计算机世界》列出的1998年国际IT业界十大新闻中,将Linux誉为“明日之星”。笔者在这里先卖弄一番,从各类报刊杂志甚至Internet之类的时髦媒体上东摘西录一些关于Linux的出身、成长、成熟、壮大、出名、流行和火爆的精彩片断,供圈外朋友们过把瘾。

Linux的原作者Linus(LinusTorvalds),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一个不甘于寂寞不守秩序的人。在学习Unix课程的时候,Linus发现排队等待上机是如此的漫长和无聊,干脆自己掏钱买了一台PC机,开始编写程序。最先写的程序只有两个进程,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他修修补补,不断添加新东西,命名为Linux,并将源代码上载赫尔辛基大学的FTP服务器。至此,Linux像只丑小鸭在网络上轻轻松松地诞生了。Linux后来成长为白天鹅则更是得益于网络的奇妙。在网络上,一些思想自由,类同于Linus的电脑迷程序狂网络疯子们为Linux的完善提出了大量的建议,甚至为其插入自己编写的程序代码段,当然,所有的代码都是公开上载的。后来证明,这样的在线洗礼终于使Linux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

Linux在Internet上行走如飞,迅速成长壮大闻名天下。1991年,Linus(当年仅19岁)发表了Linux的正式版本V0.0.2,1994年发表了Linux内核的1.0版本。经过世界各地软件高手们的精心培育,博览众家之长,综合了最先进的编程技术,凝聚了最丰富的软件智慧,Linux逐渐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当今的计算机业界,Linux高质量的性能和高透明度的技术光辉逐渐变得无可争议。最新版本的Linux内核是1999年1月的V2.2.0。Linux摆脱了王牌Unix的阳春白雪,走进了大众化的个人电脑,使PC机具有工作站的性能。从技术角度来讲,Linux几乎覆盖了所有其它版本的Unix系统。今天,Linux的内核已经经过了重大改进,成为386、486及Pentium系列机器上的一个真正32位多任务、多用户的Unix操作系统,并且已经移植到多种硬件平台。

Linux的用户群如何?看看媒界的报道您会惊呼:在全美的ISP的服务器中,有26%是使用的Linux;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发的超级计算机使用的操作系统是Linux;中国自由软件库120GB自由软件的服务器操作系统是Linux……;Linux建立用户群所花费的时间只是其他操作系统达到同样数目用户的一半。Linux是免费的,一张光盘可以在若干用户中流传,因而在全世界广为流行,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97年至1998年,Linux交货份数增长了3倍,目前用户达到700-1000万。众多软件厂商加盟Linux之后,其用户群的剧增将是毫无疑问的。据此,有人认为Linux最终将会取代Windows。

2Linux的自由思想与奉献精神

Linux的思想是自由,Linux的精神是奉献。自由,人类梦寂以求的美好向往。对于程序员来说,自由支配自己的想象力去写程序,这是多么美妙的工作!多么诱人的乐趣!Linux是一个自由软件,她的成长历程又是一个宣扬自由思想和奉献精神的以Internet作为人类协作基础进行伟大创造的动人故事。Linux背后的力量是知识的力量,是精神的支撑,她所面对的是商业的力量,是金钱的诱惑。知识的本质在自由,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精神,而商业的本质和追求都在金钱。金钱可以战胜一切,但不能战胜自由和精神。

Linux对IT业界的最大贡献正是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程序员的思想,完全抛弃了电脑狂的包袱,根本解除了对计算机疯子的束缚,给了这些疯子和狂徒们最大的思想活动空间,使得他们在毫无顾忌的环境下肆无忌惮地自由狂奔,风驰电掣般地高速运转,昼夜兼程地编写程序,并将他们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给全人类。可见,Linux自由思想直接产生的是Linux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支撑着Linux的发展,激励着程序员的不断创新。“在Linux社区里,存在着一群永远值得敬仰的自由英雄。我们无数有着相同信仰的朋友,一击之遥,一屏之隔,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而亲密相连。智慧、友谊、支持、还有Linux!是我们的全部语言。无私地奉献,无偿地帮助,是我们的为友准则。倘若换成商业软件商,可能吗?微软,可能吗?”这就是一位Linux的自由开发者发自肺腑的呼唤(参考文献14)。著名的自由软件联盟的宗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奉献自己的思想;每个人的贡献必须公开源代码,允许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维系Linux社区的也就是这样的宗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Linux社区的道德准则。

正是Linux的自由思想和奉献精神,才使得她的发展如此迅猛,功能如此丰富而强大,生命力如此顽强和茂盛。从自由者们的高级需求来议,那些软件高手和计算机狂热者,谁不希望自己使用的操作系统中的某些东西是自己开发的?!自己编写的程序被他人使用,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多么风光荣耀和欣慰自豪的报酬!这种精神的获得,灵魂的升华,不是金钱胜似金钱。再说,有机会能自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编程工作之中,更是一种真实的快乐。只有那些感到自由、心甘情愿地工作并认为工作得有价值的人,才能在工作中创意迭出,锐意进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有人称软件人才都是些怪才,此话一点不假,不信请您注意一下周围的计算机疯子,循规蹈矩者是成不了电脑高手的!

自由思想是软件业界的最高境界,也是软件开发的基本环境。业界举世公认的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体现的更是软件科研机构的时间、空间和研究思想的自由支配。《数字化生存》和《数字世界与数字中国》,让尼葛洛庞帝的大名蜚声全球,他创建的多媒体实验室成果频出,人才辈出。尼葛洛庞帝不但数字化思想十分自由,他的人才思想则更为自由:不招收成绩全优的大学毕业生,而只吸纳那些个性与众不同,不循规蹈矩的学生或其他人才加盟。他说:“我们对这些人从不管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给任何压力,不仅不管这些人是在家里上班还是在实验室里上班,甚至不管他们一年到底出不出成果,没有任何业绩考评”。可见,尼葛洛庞帝的自由已经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最能体现出挥洒自由的企业文化氛围的微软公司,员工的办公室是绝对的个性化展示,有淡雅的闺房,也有摇滚的乐室,顶尖的程序高手不修边幅,穿背心、拖鞋上班的员工没人对他们产生异议。有人下定理:各路软件高手在一起聚会,穿着最随便最自由散漫者一定是微软的员工。难怪《计算机世界》刘九如总编,在去西雅图微软公司总部参观后感慨万千,思绪万千:正是这些自由的思想空间和激发知识创新的环境,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最新的产品,一次又一次地在市场掀起新的波澜,非常敏锐地拨动着全球信息技术业界的每一根神经。

学术界呼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计算机业界倡导自由思想和冲破封闭。这是科学的总结,也是知识的根基。

3Linux的特征—公开源代码

自由软件进一步细分为公开源代码和不公开源代码的自由软件。Linux属于前者。许多应用程序和工具软件尽管也是无偿提供给用户使用,也属于自由软件之列,但并不公开源代码,仅提供编译后的可执行程序。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是否拥有源码并不重要,但是对于政府部门、军事科学机构来说,必须要求公开源码以保证其没有“后门”或漏洞。我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一直没有放弃过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研究。Linux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开全部源代码的自由软件,任何用户都有权使用、拷贝、扩散和修改源代码,同时有义务对自己所做的修改发表声明。

人们希望Linux最终能成为一个跨时代的标准平台,正如同是普遍公用版权成员的TCP/IP一样。这样,软件的开发不再依赖于某一种平台,更不必因此而跟着类似Windows这样的操作系统不得不拼力追赶却又望尘莫及。开放的平台、开放的软件、自由的竞争,IT业界为之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所看中Linux的还是它的源码开放。

Linux公开源代码的自由成长过程,为软件开发方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自由软件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Linux这个诞生于网络、成长于网络且成熟于网络的奇特操作系统,使正统的软件工程学这种以往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软件开发金科玉律,受到了以Linux为代表的独特的“集市中心”式软件开发方式的挑战。Linux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软件开发模式:一群自由软件爱好者以松散的形式,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软件集市中心。他们互相讨论,共同努力,创造了Linux的辉煌。Linux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就,它包含了太多人的智慧与辛勤劳动,它是Internet发烧友们的宠儿。

Linux为网络操作系统吹来一阵清风,不但自己公开源代码,同时也为业界带来了一股源代码大公开的热潮。Novell公司宣布将公布部分Netware核心源代码,Netscape的浏览器源代码已然公开,Java更不用说了,而大家最关心的Windows,据最新消息微软已经公开了部分NT源代码。也许未来的软件世界将会由此打破封闭的传统,进入一个开放的世界。

之所以业界一片公开源代码的呼声,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封闭没有出路的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开放是必由之路,公开是明智选择。有人预言,源码开放将在1999年成为一种流行,并将成为全球软件业的趋势。

4巨星捧月Linux

1998年是Linux年,Linux在学术界之外赢得了尊重,一大批知名厂商支持Linux这种源代码公开的Unix的免费版本。Intel、IBM、HP、Sun、Informix、Oracle、Sybase、CA、Netscape、Compaq、Dell等著名软件和硬件公司都在支持Linux,中国的四通公司也决定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开发以Linux为平台的应用系统。众星捧月,并不仅仅因为Linux是源代码公开的自由软件,它有许多引人之处,例如配置灵活、强大的多机种联网功能、可以运行许多其它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且速度快,以及其它操作系统达不到的功能等等。Linux的内核非常稳定可靠,效率很高,集成什么软件进来,它就能做什么事,自由软件和商业软件都可以方便地集成进来。Linux在功能和稳定性方面已经完全成熟了。

Linux既然是自由软件,众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厂商加盟予以支持,还收钱吗?收钱后还叫自由软件吗?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笔者的回答是:质疑者没有搞清楚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个基础平台,例如Windows操作系统;后者是应用系统,例如在Windows上运行的字处理软件WORD和电子表格EXCEL等等。Windows之所以占了PC机操作系统90%以上的装机量,也就是有众多的应用软件厂商的支持,应用软件十分丰富。而另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和稳定性均强于Windows的32位操作系统IBMOS/2,则由于应用软件不多,结果就十分凄凉。Linux是免费的操作系统,Windows是要钱的操作系统;Linux是商业开发区不收钱的地皮,Windows的地皮费却十分昂贵。商家和用户将选择谁?已经很清楚了。不过软件业界的市场惯性也会阻碍技术进步,例如,一些优秀的汉字输入法比流行的五笔字型要先进,就是推广不开;OS/2比Windows先进但却没有市场。因此,并非所有用户一见免费晚餐都会蜂涌而至,就象Windows替代DOS一样,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炒作,快十年了,Windows从3.0升级到了Windows98甚至已经了测试版的Windows2000,也没见彻底取代DOS,许多用户至今对DOS仍然恋恋不舍,只不过今天的市场上的确很少能见到DOS的应用软件了。如果有一天,到处都是Linux应用软件而少有Windows应用软件,软件巨无霸Microsoft就该退居二线,Windows也就寿终正寝了。

另一个需要搞清楚的概念是Linux的发行版本,这要从自由软件的“根”GPL(GeneralPublicLicense,普遍公用版权协议或译为通用公共许可证)说起。GPL是美国人R·Stallman发起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和自由软件联盟创建的保护自由软件的条款。GPL条款规定从Internet下载自由软件是免费的,其它形式(光盘、磁盘)获得时只收费用,这就使得Linux的发行费用十分低廉。GPL条款对推动自由软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Linux置于GPL的保护之下后,多家技术力量雄厚且善于市场运作的商业软件公司也加入了原先完全由业余爱好者和网络精英所参与的这场自由软件运动。商家将Linux系统的内核与应用软件和文档包装起来,并提供系统安装界面和系统设置管理工具,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发行版本。Linux的发行版本,增加了更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和众多的软件开发工具,极大地拓展了Linux的应用。最常见的发行版本有:Slackware、RedHat、Debian、OpenLinux、SuSE等等。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自由软件库freesoft站点就是使用RedHat发行版本搭建的,不比商业系统软件差。Linux商业版仅售50美元,而WindowsNTServer4.0的50个用户版本则高达4700多美元,其中Linux包括的内容比NT丰富得多。注意,发行版的Linux从Internet下载仍然是一分钱不花。

5自由软件在科学研究上的重大贡献

Internet得以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其技术基础是TCP/IP协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知道TCP/IP是自由软件的经典之作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而另一个科学研究上的世界性重大突破也要功归于自由软件,也许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就是Internet梅森素数大寻找。

1996年初,美国数学家乔治·沃特曼在Internet上创建了GIMPS(GreatInternetMersennePrimesSearch,Internet梅森素数大寻找),公开了自已编写的测试梅森素数的专用程序和梅森素数专用数据库,当然是一个可以任意拷贝任意使用的自由软件。该软件可以适用于各种档次、各种型号的PC机,而且既可以在前台也可以在后台运行,还可以随时终断和重启。GIMPS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数学爱好者,他们联合起来用联网的个人电脑进行对梅森素数的探索,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科研大军。

所谓梅森素数是形如2n-1的数,n也是一个素数。这是17世纪法国数学家马林·梅森提出的猜想。随着n的增大,2n-1也变得非常大,要验证它是否是素数就十分困难。在数学难题中,梅森素数是古典的数论难题之一。梅森本人生前只发现了12个这样的素数,其中还有5个是错误的,而这5个错误又是在梅森去逝后的300年间经数学家们的艰苦劳动才发现的,可见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发现一个梅森素数是多么的困难,纠正一个错误的发现又是多么困难。计算机出现之前,人们知道的梅森素数只有12个,即n=1,2,3,5,7,17,19,31,61,89,107,127,最大的一个是2127-1,这是一个39位数,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1953年6月,美国数学家利用SWAC计算机,一下发现了n=521,607,1279,2203,2281这样5个新的梅森素数,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随后的42年间,即1995年止,人们通过计算机只进一步发现了17个梅森素数,这就是说,即使是利用超级巨型计算机,平均也还要用2年半的时间才能发现一个新的梅森素数。

利用Internet寻找梅森素数却获得了巨大成功。GIMPS在短短的两年中就发现了3个梅森素数,即n=1398269,2976221和98年2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一名19岁的学生发现的3021377,显然,GIMPS大大加快了发现梅森素数的步代。Internet梅森素数大寻找的网址::/prime.htm,有兴趣者可以一试。

TCP/IP和梅森素数大寻找的成功,奠定了自由软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价值。在计算机业界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自由软件就没有今天的计算机世界。

6技术封锁的尴尬

千错万错,有一点没有错,那就是批判“知识私有”。知识属于全人类,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然而,这些任何人都提不出反对意见的大道理,在现实社会中却经常撞车。

计算机业界的技术封锁是有惨痛教训的。首先发明Windows的苹果公司,因不愿将自己的科技成果与别人分享而痛失了巨大市场,现在已经猛醒,走上了开放之路;IBM在PC的发展道路上也吃过同样的大亏。

近来喜闻一家广播电台设立了一个咨询热线,向公众提供大量过期专利技术。据说申请了专利还要交钱给专利局以便将你的专利管起来,多少年后没人要则过期作废,这不白交了多年的冤枉钱吗?也许不去申请专利而一开始就公开那点雕虫小技,别人学去或投入生产,赚钱了给点回报,不给也无所谓,既然是有用的发明,何必又要将它关起来呢?放了多少年后,技术进步了,自己的发明也落后了,送都送不出去,真是冤得慌。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例如,那些早期卖数千元一块的汉卡、前两年还十分火爆的解压卡、红火天下的流行软件,现在你就是好话说尽硬要送人,没人要!我就遇到过这样的软件开发者,用Foxbase编的管理系统,又是设密码防拷贝又是价格数千元居高不下,实际上没几个人用,很快新的系统出来了,开发者再言不收钱也要将自己的软件推出去时,也就落到了昨日黄花无人问津的凄凉境地。

《中国计算机报》1999年第6期有一条200来字的消息报道:16岁的爱尔兰少女SarahFlannery开发出了一种Email安全加密技术,其加密方法的速度要比现在广泛使用的RSA加密方法快10倍,在爱尔兰科学家及技术展览会上轻易地摘取了冠军。许多人建议她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但她却不愿用这项技术去挣钱,打算公开发表源代码。

技术上的完全公开是自由精神的基础,不计名利的创造激情则是自由精神的灵魂。Linus没有将自己开发的Linux拿去卖钱,爱尔兰少女不为金钱所诱惑,美国人R·Stallman倡导全球性的自由软件,众多的程序高手参加自由软件的开发,Internet和各类计算机媒体经常有公开发表的自由软件和源程序代码,所有这些,得到了人们的敬佩,社会的公认。比尔·盖茨搞软件垄断,挣钱不少却官司缠身,反托拉斯和反Windows联盟再加上Linux浪潮,使得他挣钱越多日子越难过。

7万岁!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的思想,自由软件的精神,自由软件的情怀,自由软件的魅力,……,自由软件的一切,充满着激情与希望,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展示出时代的风采,预示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步入高级阶段,自由软件成为必然。

我崇尚自由软件,欢呼源代码公开,因为我就是自由软件的受益者,也是自由软件的提供者。早年曾经从专业的需要编过一些小程序在有关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过源代码,同时我又从公开的源代码中汲取了养分。在研究运输问题的多重最优解、线性规划的多重最优解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研究边坡加固等课题时,参考了若干求解类似问题的自由软件源代码,才编写出了这些特殊问题的求解程序。就连我提供的自由软件“韦港字典”,也是得益于别人公开的菜单源代码。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没有众多公开的源代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研究课题和自由软件的,至少要走许多弯路。

我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工程地质计算机应用软件到底向何处去?如何使我们的专业软件走上良性循环的健康轨道?我曾经梦想,组建一个工程地质软件研究机构,把一大批技术和管理精英聚集到充满活力的环境中来,建立类似Intel公司的企业'''');">企业文化,无拘无束、开放自由的研究气氛,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同舟共济、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充分施展各自的才华,建立行业软件标准,开发出各类优秀工程地质软件。但是可能吗?Intel有这样的团队,中国这样的团队却很困难。北大方正,联想集团这样的少数成了气候的公司,有气质非凡的领导人,在计算机发展初期,通过艰苦创业度过了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中关村的其它许多公司就不行了,合作几天即散伙,多数公司成不了气候。

我们这几年写了大量发展专业软件的探讨性文章,也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八方奔走争取有关领导和单位对专业软件的重视和投入,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中国IT业界的一句行话:决策者不明白,明白者不决策。许多基层工作的地质计算机专家告诉我,他们所处的环境基本如此。社会实践提示我们,较为可取的是走自由软件之路,步Linux之后尘。我坚信这条路是对的,这也是我热心于自由软件的根本动力。

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理念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全国范围内的“政府上网工程”已经启动,各单位建立自己的Intranet并与Internet互联势在必然早迟而已。在一片网络声中,到处都要建网,需要大量的工作站和操作系统。既然自由软件Linux是优秀的网络操作系统,发展前景看好,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她。报载一个外国人的经验:要建一个Intranet,如果用市场上提供的软件,即使只支持少量的用户,也要花成千上万的美元,但采用Linux平台,任何人只要有一台旧的486,几块网卡,业余时间花几个小时就可以建起一个Intranet。这当然要计算机网络高手才行,只要我们有信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网络高手。

自由软件代表着技术上的趋势和潮流,自由软件的追随者们将开发自由软件当成自我发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崇高追求。Linux是软件业的自由女神,她所代表的是自由软件文化:自由;网络是全人类的自由女神,网络文化倡导的是:互不相识而互相帮助,互不相识而团结协作。

自由软件思想与知识产权意识的对立,合作发展互利与集成先进效益的统一,开放源代码与技术封锁的冲突,公开交流与闭门造车的矛盾,对立统一冲突矛盾,网络文化是开启这些传统锁链的金钥匙。

带上网络文化金钥匙,搭乘自由软件免费快车,飞驶在Internet信息高速公路上,奔向新的自由!

Internet上的Linux站点:

Linux新闻中文版:.hk/~voidoo/ulinux/lugnews.html

香港Linux协会:

中文Linux计划:/linux

将你的PC变成Linux工作站:http:/202.96.140.52/personal/peng/

Linux软件集萃:/lsm

最好的Linux和Unix信息:168.160.224.35/gjwzxy/linux.html

中国自由软件库:/freeware

Linux在线:

Linux焦点(或称Linux中心,为国际性Linux网站):

台湾交大工资LinuxWWW资讯系统:linux.csie.nctu.edu.tw

太阳城软件资源:

红帽子公司Linux站点: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鹿《Linux的发行版本及其他》,计算机世界报1998年11有30日G1版

(2)陈一飞编译《不花钱建内联网何乐不为--推荐一种Linux建网方案》,计算机世界

报1998.12.7E15版。

(3)高丽华《成长的秘密》,计算机世界报,1998年10月5日A3版

(4)毛永捷《Linux自由飞》,每周电脑报,1998年第31期。

(5)叶勇等《99产品前瞻(一)》,每周电脑报,1999年第1期。

(6)纳兰《Linux故事》,软件世界,1998年12期。

(7)《软件综述》,中国计算机报,1999年第1期。

(8)曹建《Linux兼容并包挑战Windows》,软件报,1998.12.12。

(9)姜奇平《经理人的两难处境》,计算机世界报,1997年11月17日。

(10)吴鹤龄《“梅森素数大寻找”带来的启示》,计算机世界报1998年5月25日。

(11)世超《自由软件时代即将来临》,中国计算机用户,1998年第21期。

(12)刘九如《挥洒自由》,计算机世界报,1998年11月30日B4版。

(13)郑雅心《尼葛洛庞帝哗啦啦地狂》,计算机世界报,1999年1月18日A17版。

(14)姜奇平《知识的力量VS商业的力量》,互联网周刊,1998年10月19日。

自由思想范文篇7

一、新闻教学中德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1.教师方面的原因

德育意识不强。一些老师认为,大学生已经成人,应该已经树立起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所以在教学中只是传授知识,而忽视育人。一些教师认为新闻这个行业技能很重要,只要让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就可以了,德育教学可有可无。

德育教学方式比较单调。在德育教学中许多教师习惯于灌输,这是由于缺乏对德育的根本性认识与有效模式的参考与借鉴,因而陷入知识传授式或空洞说教式的困境中。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导致了德育教学效果低下。

2.学生方面的原因

追求思想的自由。这是大学生的显著特点,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尤为突出。这里涉及到新闻专业方面的内容。在新闻史论方面,新闻教学中会涉及到西方新闻自由的知识。学生在接触这些知识,会受到这些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

思想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接触各种信息的途径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方便快捷。特别是3G时代的到来更加强了这个趋势。他们在接触海量信息的时候,受到这些信息所承载的思想的冲击。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容易在这些多元的思想中迷失。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讲更是如此,他们更容易在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中迷失。

二、如何在新闻教学中加入德育内容

1.教师要有德育意识

在2010年9月17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在新闻教学中,教师要树立德育意识的观念。一方面要授业解惑,另一方面还要传道,也是育人。

2.教师要起模范作用

笔者就“你认为的好老师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对新闻专业两个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道德素质排在诸条件中的第二位。可见学生对老师的道德素质的期待之高。德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教育者长时间的对受教育者进行熏陶。教育者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素质,就会让受教育者对教育的内容产生怀疑。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让学生对所学的德育知识产生认同感。

3.注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大学生希望在学习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希望平等对待。教师要尊重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以设置德育教学的情境为例,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手段。比如提问的方式设置情境,让学生互相讨论设置情境,通过将相关案例设置情境等等,尽量的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这样可以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认同和发挥,通过相关情境去感知德育的内容,进而内化成自己的道德意识。

三、德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德育知识的储备

教师在平时要多注意德育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关注古代的德育知识。另一方面关注现代的德育知识。古代的德育知识有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可能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实际,要注意结合现代的德育知识来讲。这样能让古代优秀的伦理道德资源扎根于现实社会中。

2.经常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

德育教学的时候,教师只有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教师要了解学生思想动向,首先要尊重学生,对学生有关爱之心。这样学生才乐于和老师沟通,便于教师了解真实的情况。其次要注意当代学生的沟通方式。现在很多学生喜欢把自己的问题写在博客或者微博里面。教师应该经常关注学生博客或者微博,及时的了解他们学习上和思想上的状况。根据具体的问题,及时的给予相应的引导。

3.把握好时机

如果引入德育内容的时候时机不好,会取得不好的效果。这里面要把握两点。一个是引入的德育知识要起到调节课堂气氛的作用。从生理上说,人的听觉注意力维持的时间有限,一般只有5至10分钟。超过这个界限,就会产生听觉疲劳。这个时候就可以引入相关的德育知识,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一个是要注意学生的兴趣。如果某个德育内容学生感兴趣,就可以稍加阐述;如果不感兴趣,那就适可而止。

自由思想范文篇8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在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市场主体建设、理论研究开展和政府行为实施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一、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产业革命前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一方面残余的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束缚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谦恭顺从、禁欲、忍耐等传统信条也束缚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处于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在英国资产阶级力求实现商业自由竞争的呼声中,斯密从理论上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1759年,斯密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1776年他的巨著《国富论》出版,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被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奉为至宝。在实践中,斯密的经济学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理论上,它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经济自由主义,竞争和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斯密的思想是这一学派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的政策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一种经济思想总是有它的哲学基础的,斯密在《天文学史》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相互联系规律的科学,而哲学体系在很多方面就像机器,发明它是为了在想象之中把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不同活动和后果连接起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以自然法则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斯密受到赫奇森的哲学思想影响,赫奇森特别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主张人人都有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活动的自由。斯密还受到大卫·休漠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同情学说”。休漠认为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认为人的德行是利他的,人的同情心使“利己”和“利他”相一致。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扎根于斯密的哲学思想之中,这种哲学思想也构成了《国富论》的一个基本部分。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对自由的渴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即“对别人的遭遇的关』,}L"”则是道德世界的出发点,而人们又总是在自爱的心理指导下追求私利的。这些心理相互制约,支配和决定人们的行为,形成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考察市场秩序时,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及其行为出发,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私利的重要性。斯密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是,在考察经济生活时他区分开作为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活动的人,而驱使经济人努力的动机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本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并指出,人们在自爱心理引导下追求私利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无形中促进了全人类福利的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从经济理论上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斯密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他认为分工一旦确立,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极少部分的需要,其他大部分生活需要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即每个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交换不是恩惠和赠予,而是有偿的物品流转。商品交换的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如果人们要享受更多的物品,就必须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来获取交换的媒介—货币;要使自己的产品顺利的转化为货币,取得盈利,必须投资和生产社会上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越是追求其个人的利益,就越会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社会财富的增长就越快。因此,斯密主张,在人们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应该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与其他人竞争。就是说,国家应该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采取自由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公平的制度下,按各自的路线自由经营,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使社会财富增长。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破除封建专制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映。

斯密认为除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外,经济学说以及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直接关系国民经济财富的消长。如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并且片面强调财富是金银,财富仅产生于流通领域,否认社会财富包括各种物品和消费品,看不到工农业是财富生产源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重商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种种限制政策,对商人经济活动的干预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富论》里,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对经济的种种干预政策,并且从原则上否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和主张,提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国家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经济的自由。但是,斯密也不是主张完全不要干预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主要有三项应尽的义务和职能:第一是保护国家安全,第二是维护社会安定,第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某些公共设施的经济方面的职能。斯密也不否认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采取某些保护政策的经济职能。直到现在,斯密提出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问题,保护主义和自由放任问题,依然是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斯密思想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在我国现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借鉴意义。

(一)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方面的借鉴意义

斯密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对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社会传统观念的改造和更新,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务员之家

互利原则是斯密推崇的基本原则。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态之中,同时也面临着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便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社会便像是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爱和感情,社会必定要减少许多幸福和愉快,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完全着眼于势利的互恶行为而被维持下去;倘若这种互利的准则也被抛弃,不义行为的盛行将毁灭社会。因此,斯密推崇互利原则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道德准则。《国富论》认为互利原则既是自利的界限,也是他利的实现条件,互利因此也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应有的道德准则。

斯密认为在商品交换之中,以自利为出发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实现互利的途径。因而,关于众多人争论的“斯密问题”,斯密实际上在他的两部著作之中已经阐明。《道德情操论》论述利他.为,《国富论》论述了利己的重要性,利己是解决并达到利他的最优路径。因此,斯密的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人们长期重农业生产,轻商业流通,重义轻利。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对市场经济误解很深,将“自利”看成“自私”,将“利他”与“利己”完全对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必然引发人们思想的深刻革命,尽管任何一个全新的事物在被人们认识和接受的初期,都会引起争论和误解,但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缩短人们的思想转型过程,其中,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便是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经济认识误区的有效办法。通过对斯密思想的了解,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可以学会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这不仅会在交易活动中给双方带来长期利益,还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经济人”假设的借鉴意义

“经济人”首先是自由人,有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是一个财产独立的人,拥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建立与市场原则相一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相应的市场方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价格信号为导向,调节经济活动。经济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引导下,会自发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我国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创建实现这些目标的微观主体,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形成与两种转变相适应、进而推动两种转变得以实现的经济增长主体。这个经济增长主体的特征是,一方面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本性与要求,另一方面同其他主体相比,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必须具有绝对的市场实力或技术实力,从而使其他主体隶属于自己。以上两点,正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自由思想范文篇9

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宗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与其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政治斗争史。人类只有获得解放,才能达到彼岸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中,一再阐明和发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概念。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73。1867年在《资本论》中再一次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历史运动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指出:“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P95“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伟大的政治抱负,它表明了马克思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以及将共产主义与人类本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不自由的时期和自由的时期。马克思认为自由既是人的目的也是历史的目的。不自由的时期是指封建专制以前的时期,那个时期人类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明显受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是合理的完成的。自由作为一种抽象的客观意识发挥着作用。而马克思以自己的实践的自由观区别于黑格尔,马克思强调自由的历史的目的性,为了现实中的人获得自由。另外,青年的马克思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

历史的任务在于把自由的本质表现为普遍的自由。青年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自由需要设立合理的政治机构,必须变革封建政治。尽管此时马克思的自由观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但它赋予自由的革命意义诸如争取民主的革命精神、反对封建统治等等,是确定无疑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伟大的出发点,才使他的自由观更加科学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劳动分工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从分工理论看见了人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限制。分工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分工有着强制的性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人们只有通过分工劳动才能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生活一方面“聚合为一种通知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无忧的物质力量”。[2]P38另一方面,又“扩大了生产力”。人们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变为异己的、外在的力量,压迫者人类自身,。这不是人类的“自身联合的力量”,不是人的自由。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分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城乡的分工使人们屈从与分工,成为受局限的“动物”,丧失了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高度的分工促成了人们的不自由。所以只有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才能获得去的自由的条件。而这个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因为现代生产力的总和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只有无产阶级才有适应生产力的能力。但是由于占有都是有局限性,有限的生产工具和交往束缚着人的自主活动。占有要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联合要通过革命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异己的力量。人类自由地实现要消灭分工,重新驾驭物的力量,而“没有集体,这是不能实现的。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期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P84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考察,也丰富了他的自由思想。卢梭曾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在于私有制的存在,私有制分化了阶级。马克思把现实中很多矛盾的对立归结为私有财产与人的对立。“独立的私有财产,及抽象的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私人,是政治国家的最高构成。政治的‘独立’被说成‘独立的私有财产’和‘拥有这种独立的私有财产的人’”。[1]P375在这里,没有人拥有自由。马克思向往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财产私有的条件下,人的自由遭到否定。这个否定的力量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的对象作为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相对立。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幸福,而是不行,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之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P93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回复人自由的关键。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自由不仅有国家和法律即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决定,而且生产方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占有人的生命,氧气一切异化,从而扬弃宗教、国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受到物质生产关系制约的,是通过实践中升华的状态,而不是抽象的消极的自由。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的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现的自由是打破封建的桎梏、挣脱封建的人身依附而取得的人身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并不是“彼岸王国”中的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剩余价值,是要找出真正束缚人类自由的原因。资本主义虽然挣脱了了封建制度人身限制。但是马克思从资本总公式G-W-G’矛盾的解决说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能够创造价值,劳动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劳动出卖,他首先是要成为自己的肉体的“自由所有者”。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穷的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生存,只得出卖自身。马克思深刻的揭示出资本中的“自由”的内涵:“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4]P112要扬弃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自由的局限性,实现无产阶级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马克思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首先,要享有政治自由的经济基础,其次,无产阶级要获得政治自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通过资产阶级的法律途径。而是要拿起革命的武器,不能被资产阶级的表象迷惑而动摇实现真正自由的决心。马克思赋予人的自由的本质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解放,“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地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题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自由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李强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大体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李强把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卢梭的批判有关: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因此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柏克、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李强,1998:286-287)。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强,1998:64)。《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其曾作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

从此可以看出,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如果洛克(JohnLocke)不对菲尔麦(Filmer)的“君权神授”思想的思想进行批判,也许菲尔麦的思想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了;相似的是,如果贡斯当不对卢梭进行批判,也许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还有待时日,也许其学术地位还主要依靠他那不足七万字的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并也仅局限于文学方面。

二、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贡斯当政治思想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他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它所引起的影响几乎使贡斯当的其它政治思想湮没无闻,因此贡斯当的有关自由的言论引起了特别重视。伯林称贡斯当的那篇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拉明·贾汉贝格陆,2002:38),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后来又出现对“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讨论(昆廷·斯金纳,2004:81-111;应奇,2004,5:52-57)。

纵观国内外有观贡斯当自由思想的研究,可以把其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是对贡斯当所属的自由传统进行归类,一般认为贡斯当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的研究。哈耶克认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是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阐发的,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强制的不存在是自由的本质。而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开创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一种集体的目标中方能实现。哈耶克在讨论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时,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其中就包括贡斯当(其它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认为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差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61-82)。

克兰斯顿在《自由主义在法国》(克兰斯顿,2000:84-85)一文中认为贡斯当属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作者把法国的自由主义分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和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两种),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虽然克兰斯顿的分类不同,但他表达的是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国外学者伯林,国内学者李强、顾肃等人也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但冯克利在《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一文中虽然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根据贡斯当对社会由“成长”或“进化”而生成的习俗,采取十分尊重的态度,而这种尊重正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把贡斯当看成一个保守主义者(冯克利,1999,5:128-13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忽视了贡斯当的思想背景。贡斯当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以休谟、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尊重传统和习俗,尤其尊重对自由进行保护的制度传统,因此不能因其对传统的尊重而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把他归结为“带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更合适。同时贡斯当并不赞成柏克式的对传统不加鉴别的继承,他尊重的只是与自由有关的传统,对奴隶制度毫无尊敬之意。

其二主要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的区分是否合理进行评论,哈耶克、伯林以及约翰·格雷三人的看法可见一斑。一种是批评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虽然哈耶克并没有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直接进行评论,但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205)。哈耶克在1973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自由主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世纪有些作家否认古人知道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由下述情况可知,这种否认是不能成立的: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哈耶克,2000:111)。从这可以看出,哈耶克并不同意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的观点。

另外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也认为,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存有缺陷,主要缺陷在于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实际上古代的共和国特别是雅典和罗马,承认许多所谓的个人自由,他们缺少的只是个人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限度的观念(圭多·德·拉吉罗,2001:158)。顾肃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中大概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贡斯当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古代人并不只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顾肃,2003:305)。

另一种态度是支持性的,以伯林为代表。伯林认为,在古代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对政治理想的个人自由进行讨论。孔多塞(Condorcet)曾指出,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一说法也似乎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中国人以及所有其他存在过的古代文明(以赛亚·伯林,2003:197-198)。从这可以看出,伯林至少是同意贡斯当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包括个人自由,而不像哈耶克、拉吉罗等人对贡斯当所作的批判那样。

还有一种持中间主义态度,约翰·格雷就是这种观点,他在其著作《自由主义》(约翰·格雷,2005:3-4)中开篇就提到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他说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揭示了这样一个洞见:在古希腊人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念并不是指一种有保障的个人独立空间。……但是贡斯当的洞见也很容易被夸大,其本质上的合理性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中自由主义观念的萌芽。约翰·格雷既指出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区分的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之处。

其三是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局限性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贡斯当的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对伯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从上文曾指出的伯林对贡斯当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伯林的《自由论》一书的导论就是以贡斯当的格言“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作为卷首语的(以赛亚·伯林,2003:3)。

李强曾经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贡斯当不是一个十分思辨的思想家,但他有文学家的敏锐,有政治家的现实感,加之他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因此,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有独特的魅力,特别是他关于自由以及极权主义式暴政的分析,尤为深刻,对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批评,对民主可能产生暴政的担忧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更明确的阐述。贡斯当的影响有可能通过托克维尔作为中介影响到J.S.密尔,真正将贡斯当自由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伯林(李强:1998:302-303)。

就贡斯当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与伯林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的关系而言,人们经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积极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等同与“消极自由”。但刘训练曾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属于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的一种。因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仅限于政治自由,它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现代的”理性主义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义自由(刘训练,2004:52-54)。从这也可以看出刘训练显然受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积极自由分类方法的影响,该书中曾把积极自由分为三种,分别以斯多葛派、柏拉图和康德、卢梭为代表(戴维·米勒等,2002:288-289)。

就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所面临的局限性而言,江宜桦在《贡斯当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一文中论述了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点局限:其一是人们一般把自由主义分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特殊主义的,理由是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并没有普适性,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其二是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价值问题,在贡斯当心目中,政治自由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还是作为维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仅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贡斯当始终语焉不详(江宜桦,2002:485-488)。VladimirGligorov在BenjaminConstantandCarlSchmittGotoRussia一文中探讨了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按理说,根据贡斯当认同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合法的权力来源自人民,他就应该承认王权也应该源自人民,就应该由人民来选举国王。但如果国王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这就会腐蚀王权的中立性,王权就会成为一种能动的权力而打破权力之间的平衡,那么他所精心构思的中立的王权就不复存在。因此贡斯当主张王权只要是中立的,怎样获取并重要,无论它是通过选举、继承还是僭取的(VladimirGligorov,1997:271-282)。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也反映出贡斯当在人民主权学说上的不坚定性。

其四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进行介绍,并进行简单评论,这也是国内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常见的现象。一般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现代人的自由”主要是私人生活不受干涉。比如启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应奇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以及潘小娟、张辰龙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等。在启良的著作中,作者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现代人的自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三、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因此他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就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言,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OriginsofFrenchRomanticLiberalism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作者主要是通过对贡斯当早期著作以及一些通信材料的解读来进行研究的。作者认为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以1794年为界,1794年之前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忠实信徒”,自称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态度,赞同大革命推翻旧的专制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虽然这时他对大革命也颇有微词,但他认为那是为取得一定的革命果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时革命应该立刻结束,着手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果实而不应该再往前发展。从1788年至1794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只是间接地感受法国大革命。从1794年底开始,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一个革命的参与者,从一个革命的支持者变成一个革命的严厉批评者。此时他更担心革命的过度发展,他走的是一条异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而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从而认为革命应该立刻中止(K.StevenVincent,2000:610-617)。另外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problemofmoderncharacter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也表达了贡斯当希望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避免狂热主义的愿望,革命中的狂热主义只会带来惨烈的后果(K.StevenVincent,2004:5-21)。这两篇文献是有关贡斯当生平及著作(尤其是贡斯当的早期著作)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法国的皮埃尔·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以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赞同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表示震惊,因此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作者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持两条线路,一条是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原则所表现出的敌意,另一条是批判在大革命中人们试图在现代社会恢复古代人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往往犯这种“自由的时代错乱症”。但作者认为贡斯当并没有将大革命的不幸主要归结为人民主权的观念,而是归结为大革命的领导者对古代自由观念的崇拜(皮埃尔·莫内,2004:112-123)。从总体上看来,作者认为贡斯当是一个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四、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

贡斯当在欧洲大陆最早对卢梭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这集中体现在贡斯当对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的反思上,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任剑涛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曾对贡斯当和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这样评论道:人民主权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须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并且它肯定是置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的。否则,社会就会象手握权力的暴君一样邪恶。由此,自由主义将人民概念下落为一个基于政治共同体具体成员的个体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于是,当卢梭将人民主权与集体相联结,走向了专制主义。当自由主义将人民主权与个人相联结,则导向宪政民主。因此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被神化了的“人民”必须下落为“公民”,以至“选民”,否则将极可能滑向卢梭祈求人民主权却反而走向极权的境地(任剑涛,2004:230-231,247-248)。

秦前红和武立强撰写的《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一文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对比(秦前红武立强,2003,4:14-21)。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公意”与“普遍意志”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公意”与“普遍意志”的英文都是“generalwill”,(BenjaminConstant,1988:175)由于译者在翻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时没有对“generalwill”采用通常的译法,而把它简单地翻译成“普遍意志”,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笔者也曾撰写《论邦雅曼·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一文对卢梭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对比,拙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之间的异同,探讨贡斯当怎样把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借以厘清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具体内涵。拙文认为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把自由作为各自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之处在于:人民主权学说的范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以及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直接民主抑或间接民主等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权,相信最终的权力必须源自人民。从总体上来说,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但他谴责的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他谴责的而是大革命的残忍与横暴的特征,无论何时,他仍然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捍卫人民主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这也是他在早年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地方之所在。另一方面贡斯当也对人民主权学说也表现出一定的敌意,原因在于人民主权在大革命中往往成为暴政的口实,同时他也害怕拿破仑借口人民将主权授予他而为其专制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虽然在有关权力的来源问题上贡斯当与卢梭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关于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他们之间是针锋相对的。

小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他的两种自由观(尤其是其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关注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而很少从总体上把握贡斯当的宪政理论(这方面比如他的分权学说)以及他的宪政理论与两种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关联性而言,一般认为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其时这是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误解。贡斯当认为两种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能在现代社会极力张扬某一种自由,而应该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既维护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同时政治权力又要受到有效的制约的宪政制度。因此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相关研究以外,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在甘阳和HelenaRosenblatt各自撰写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并不深入。甘阳,2000:89;HelenaRosenblatt,2004:23-37)、贡斯当的宪政理论的主要内涵(尤其是他对代议制民主的追求以及他的分权学说与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之间的对比)以及他的宪政民主思想能否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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