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自由刑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0:56:40

自由刑

自由刑范文篇1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报应刑论以刑罚功能的正义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一种痛苦或恶害，对罪犯科处刑罚，就是以恶害报应恶害。对罪犯以恶害进行报应就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报应刑论认为，短期自由刑是理性、自由、法制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对危害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的一个重要刑种，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表现。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轻重不同，刑罚的严厉性也应随之不同，重罪重刑，轻罪轻刑，轻微罪就应该是非常轻的刑罚。这样，从长期刑到短期刑都有独到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短期自由刑在刑罚阶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具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是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理论，是以刑罚功能的功利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也称为“保护刑论”或“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即保护社会或防卫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刑罚保护社会的目的，只能由教育犯罪人，把他们改善成善良的社会人来实现。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目的刑论对短期自由刑的社会效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改善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报应刑论从已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但无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不免得之公正，失之功利。目的刑论从未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功利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却不能正视其正义性的价值，不免得之功利，失之公正。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在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都不能科学地认识短期自由刑的存在本质。现代刑罚理论发展的趋势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与调和，刑罚一体化理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是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公正与功利的统一。短期自由刑是实现轻微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刑种，符合报应刑论罚当其罪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正义性。虽然短期自由刑在实现预防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并非完全没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判处短期自由刑，能短时间内剥夺其再犯能力，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经过短期的改造一般都能悔过自新，因而具有特别预防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一般人来说，会产生有罪必罚、轻罪轻罚的公正印象，强化守法意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标。在实践中，自从短期自由刑被提出质疑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许多刑法学者提出种种措施，甚至建议取消短期自由刑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在1950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挪威代表指出：短期自由刑的弊害论，不是不能批判的教条，挪威自实施短期自由刑以来，该国的累犯调查数字表明，短期自由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缺乏刑罚的适应性。瑞典代表格里逊更指出，该国短期刑之初犯，于刑满释放后40年间，并无再犯之记录者接近90％。（注：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M]（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1.）可见，只要短期自由刑运用得当，措施得力，同样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总之，短期自由刑除具有惩罚犯罪的正义价值外，还具有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不能仅因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其全部价值。实践证明，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的种种不当做法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改进其有缺陷的一面，使其符合我国刑罚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追求。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于适用短期自由刑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导致负面效应的轻微犯罪分子，实行替代措施，易科非监禁刑；其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一）易科非监禁刑

在刑罚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罪犯本来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即使对他们不进行关押改造也不会再犯，如果对他们关押改造，不但于预防再犯的刑罚功利目的无益，而且容易被交叉感染，降低了自尊心，导致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之路。根据“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谦抑思想，对这类犯罪人就没必要关押。然而，从刑罚正义性的角度出发，对于实施即使轻微犯罪的人也应予以惩罚，以体现刑罚的公平价值。易科非监禁刑就是适应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替代型刑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易科非监禁制度改进短期自由刑。

1.易科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社会内处遇，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使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易科社区服务，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且也是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比率极低，几乎成为刑事立法上的一种虚设，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惟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为改变此种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健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刑事立法，加强罪犯综合的人格演变调查和法律预测，细化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第二，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惩罚报应的刑罚思想，树立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观；第三，改进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建立一整套得以监督、管理、改造、撤销为内容的管理体制。

2.易科资格刑。易科资格刑，是指通过剥夺实施较轻犯罪行为的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或享有某种权利，以代替短期自由刑执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行为人凭借自己享有某种资格、权（力）利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渎职犯罪的犯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虐待罪表现为利用亲权虐待家庭成员，等等。如果对这部分犯罪人剥夺实施一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不但能抑制一定犯罪的发生，而且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对于那些适用资格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来说，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因此，对利用一定资格实施较轻犯罪情节的犯罪人判处资格刑，既能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又不必关押，从而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短期自由刑改良的有效方式。

由于资格刑的性质有别，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格刑。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禁止驾驶；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注：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489.）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而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社会公共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之外的内容。因此，实现资格刑的非政治化是我国充实剥夺法律权利刑罚内容的趋势。在我国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中，已对行为人的从业资格有了一些规定，刑法中应该充实资格刑内容，如剥夺职业资格、剥夺一定民事权利等。特别是在我国没有设置保安处分的情况下，实现资格刑的详化、具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全社会的作用。这样，通过剥夺受刑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刑法在一定期限内不仅把犯罪人置于政治社会之外，还将其置于市民社会一定区域之外。

3.易科罚金刑。对短期自由刑易科适用罚金刑，不但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削弱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可以使不少应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因罚金的代替而免于入狱执行，避免狱中交叉感染。同时，因犯罪人没有入狱的经历，不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消极影响。

但是罚金刑的适用应该慎重，为追求最佳的适用效果，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罚金刑只适用于某些贪利性、经济性犯罪，不利于惩治和改造罪犯的一律不得判处罚金；其二，为使犯罪人所实际遭受的痛苦一致，保持刑罚的公平性，罚金刑的数额的确定应当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即以富者多罚，贫者少罚。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以下消极现象：（1）没有独立的执行场所。我国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一般实行“就地消化”的关押原则，我国目前只有大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设有专门的拘役所，大多数县、市的拘役都是在看守所或附近的监狱执行。一些地方限于监舍条件，往往将拘役犯与其他罪犯混合关押，加之管理不善，犯人之间极易交叉感染，从而增加其人身危险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更是往往与其他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恶习的传染更是难免。（2）监管人员对短期自由刑犯缺乏应有的重视。短期自由刑犯一般是过失犯或初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往往不能引起监管人员的足够重视，再加之我国将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监管人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长期自由刑犯的监管和教育改造上，以至于对短期自由刑犯疏于管教，造成改造效果差的后果。（3）短期自由刑犯缺乏改造的热情。大多数的短期自由刑犯是因一时失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愿意把自己当做罪犯，不愿意配合监管人员的管教措施，有的自暴自弃，消极改造，甚至抗拒改造。（4）许多刑罚执行制度未能具体贯彻到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中。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个罪犯的改造情况，许多刑罚执行制度，如减刑、假释等未能有效落实，短期自由刑犯缺乏这种激励机制的鼓励，不愿意积极改造，存在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1.设立专门的短期自由刑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的区别之一是主观恶性不同，如果将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大短期自由刑犯的人身危险性，不但起不到预防再犯的作用，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同时，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在改造方式上也不应一致，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较短，服完一定刑期后就将出狱，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应重在思想教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突击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将短期自由刑犯关押于专门的执行场所，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改造的效果。

2.实行严格的分类制度。目前，我国对同一监所内的罪犯按以下五大类型犯罪进行分类：（1）盗窃犯型；（2）其他财产型犯罪；（3）性犯罪型；（4）暴力犯罪型；（5）过失和渎职犯罪型。然后，在对罪犯按犯罪类型分别关押的基础上，再实行二次分类，如，按罪犯的犯罪历史和主观恶性程度，把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关押；同一犯罪团伙的罪犯分别关押，等等。实行这种严格的分类制度，有利于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进行交叉感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造。这种分类制度对短期自由刑犯更为重要，短期自由刑犯一般不具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其犯罪意识处于可变阶段，容易改过自新，也极易被交叉感染，加深主观恶性。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更应坚持分别化行刑，提高改造效果。

3.提高刑罚执行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热情。行刑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罪犯的改造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视程度高，必然责任心强，能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改造效率会大大提高。因此，行刑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学习教育、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行刑人员的思想认识、管教水平。同时，罪犯的改造热情也直接影响改造的效果，改造热情高，必然会积极配合改造措施的实施，迅速、彻底地消除犯罪意识，放弃重新犯罪的意念。为此，行刑机关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例如，加强思想教育，实行累进处遇制度，采取各种奖励机制，以消除短期自由刑犯的消极情绪，提高罪犯改造的热情。

4.认真落实减刑、假释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是我国行刑机关进行改造罪犯、提高改造效果的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适用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因此，减刑和假释都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罪犯。行刑机关应该认真考察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短期自由刑犯进行减刑，对于假释后不具有现实危险的短期自由刑犯给予假释。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改造效果，又能缩短罪犯关押时间，减少关押造成的负面影响。

自由刑范文篇2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一）易科非监禁刑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自由刑范文篇3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一）易科非监禁刑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自由刑范文篇4

「关键词」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公益劳动

犯罪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已成为当今犯罪与刑罚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许多国家都把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作为改革刑事制度的重要标志。多适用罚金刑，少适用徒刑，减轻财政负担，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犯罪的经济条件，已成为各国立法机关的共识。罚金刑的适用率在不断地上升，我国现行的97刑法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突出了罚金刑的地位，使之成为仅次于自由刑的一种刑罚。罚金刑的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刑罚的适当宽缓、合理、有效的立法思想，揭示出我国刑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但是，罚金刑在大量的适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缺点，我国的罚金刑执行状况不容乐观。罚金刑执行难同样困绕着各国司法当局，尤其是适用率高的国家。针对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各国都在努力谋求救济的方法，以求得罚金刑得以圆满地执行。罚金刑易科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制度，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所承认。

罚金刑易科是指在罚金刑不能执行时，以其他刑罚方法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制度。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易科的规定，根据各国刑事立法，罚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即被判刑人不能缴纳罚金时，易科徒刑（监禁）以代替罚金刑。

2、罚金刑易科劳役，即对不能缴纳罚金的人，易科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以代替罚金的缴纳。

3、罚金刑易科训诫，即以训诫代替罚金的执行。

一、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分析

现行刑法虽然加大了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却未赋之以完善的配套执行措施。实践中无论是针对恶意逃避交纳者还是针对无力支付者，均收效甚微。罚金刑“空判”问题日益严重。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对于那些恶意逃避追缴的犯罪人，法律只规定了强制缴纳和随时追缴制度。但时下商品经济发达，财产收入多元化，公民的财产状况较为隐秘，司法机关难以掌握，因而实务中强制措施难以真正施行。随时追缴制度同样存在着若干缺陷。第一，所谓“随时”，意即没有时间限制。这样一来，有些犯罪人宁可一生贫困，也不愿意累积财富，因为这笔金钱最终将交给国家充抵所欠罚金。这对社会财富的积累，民事关系的流转，都极为不利。第二，在主刑执行期满后，正当劳动所得所积累的财富，如被法院强行取走，无疑会挫伤犯罪人通过合法劳动重新开始生活的积极性。这对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亦不人道。第三，法律并未规定随时追缴制度的具体实行措施。由谁负责追缴，对犯罪人的哪些财产可以进行追缴，怎样追缴，这些问题均无明确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并且，随时追缴制度把查明犯罪人经济状况的义务加诸在法官身上，也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这一切无疑将使罚金刑的惩罚与教育功能严重削弱。这就迫切需要一个针对执行难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罚金刑易科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现阶段在我国实行罚金刑易科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罚金刑易科具有较强的威慑力，有利于刑罚的实现，可使罚金刑得以有效执行，化解罚金刑执行难的矛盾。实行罚金刑易科后，一方面可以促使有能力缴纳罚金的罪犯主动缴纳，防止罪犯提前转移、隐藏财产；另一方面对于确实无力缴纳的罪犯也是一种解脱措施，把罚金刑易科为其他刑罚，从而使罚金刑得以有效执行。第二，实行罚金刑易科，在保障罚金刑有效执行的同时也保障了刑法的正确适用，树立了刑法的权威，维护了司法公正。一方面，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解决后，可以促使法院在对罪犯判刑时严格依法办事，法院在裁量时就不需要过分考虑被告人的支付能力，有效防止了因经济利益影响对罪犯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保障“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均衡”等刑法基本原则及刑罚目的的实现，维护司法公正。

对于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国内外刑罚学者众说纷纭，对罚金刑易科制度最大质疑在于其公平性。从表面上看，易科制度必然造成同罪异罚的现象，产生只有穷人才进监狱的司法不公现象——这本质上是“以钱赎刑”。其实不然，罚金刑与自由刑都是刑罚的种类，其本质是相同的，都体现出了立法者对某种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并欲通过适用刑罚而恢复社会秩序，惩罚与教育改造犯罪人。针对一个犯罪行为，若干日期的自由刑和若干金额的罚金刑均能使刑事责任得以实现，二者在刑罚的目的与功能上具有等效性。易科制度就表现为各种刑罚方法间按一定规则相互转换。判处严厉的剥夺自由刑是一种刑罚，判处相对处于轻刑地位的罚金刑也是一种刑罚。易科制度所进行的只是“以刑换刑”的措施而已。在刑罚不断轻缓化的今天，刑罚的适用已经从以自由刑为中心转向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不存在轻此薄彼的关系。而且，本文所主张的易科自由刑仅仅是针对那些有支付能力而恶意逃避缴纳的犯罪人，所以付诸实践后不会出现“富人不进监狱，只有穷人才进监狱”的裁判不公现象。相反，如果对这种人只是单纯的进行强制缴纳或随时追缴，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司法机关对其无可奈何。罚金刑易科制度在理论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替代关系的存在为罚金刑易科制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的罚金的适用方式上，规定选科制和复合制的条文占有关罚金条文的大多数。选择制，也就是刑法在分则中规定单独适用罚金与其他刑种并列选择适用。例如刑法第156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或者罚金”。复合制，是指罚金的单处与并处同时规定在一个法条中，供司法人员选择适用。例如我国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脏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根据这些条文，对于犯罪分子，既可以判处自由刑，又可以单处罚金。从这些规定看，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存在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既然允许适用方法上的选择制和复合制，为什么不能允许执行方式上的易科制呢？

二、我国刑法罚金刑易科的制度设计

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否真能实现初衷，还取决于具体的易科措施。我国刑法应该如何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主张根据罚金缴纳的无支付能力与故意不缴两种情况，建立罚金刑易科公益劳动和易科自由刑制度。

（一）、罚金刑易科公益劳动制度

罚金刑是财产刑，并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具有非监禁性。因此，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应尽可能的避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以劳动偿付的出发点较为科学合理，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由于不对犯罪人收监执行，可以避免交叉感染；二是犯罪人通过劳动，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犯罪人思想净化。劳动本是有价值的，劳动报酬与罚金同有金钱性，而不剥夺自由的措施又与罚金刑的非监禁性相同，故可相互折抵。在那些没有如期缴纳罚金的人中，有一部分是确无支付能力者。他们或者家庭贫困，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或者遭遇了重大天灾人祸使得缴纳罚金确实有困难。此刻，如对其易科自由刑，也难以真正落实罚金缴纳，反而有失公平。易科劳动既可以避免使罚金刑落空，又能在开放的劳动环境中使罪犯得到教育和改造。在各国的立法例中，多易科为劳役或自由劳动。但是，因为实践中没有相应完善的配套措施，其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如台湾刑法规定将易科劳役者与易科自由刑者分别执行，但实际上由于执行机构的场所有限，除上述监狱外，服劳役者也只能从事些简单的劳务，其劳务不但不具有教育效果，而且也无经济价值。更由于易服劳役者与服自由刑者共处同一狱舍，共同参与劳务，服劳役即无异于服短期自由刑，这显然与设立罚金刑易科的本意有违。采取自由劳动偿付方式的国家，如瑞士，从1945年到1972年间有四件适用了这一方法，但结果有三件仍然靠支付罚金来了结。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均不具备推行该方法的条件。因为这一制度是将犯罪人交给雇佣人组织劳动，然后由雇佣人将劳动工资一部分直接交给政府以抵偿罚金。然而由于我国有较高的失业率（尤其以大中城市居高），在就业无保障的情况下，社会难以为犯罪人提供这样的劳动机会，更难以设置一个专门的自由劳动场所。同时，我国也不宜考虑易科劳役，因为我国原本就存在拘役这种短期的剥夺自由刑，其内容就是就近进行劳动改造，并且发给劳动报酬，服刑期间允许回家。而且我国的任何一项自由刑都当然地包括了劳动改造的内容，易科后的劳役刑会与原先既存的刑罚措施发生内容上的混淆，不利于法律的完整统一.而如欲采取自由劳动的方式变通执行原所判处的罚金刑，则的确很不现实。因此，我国可引进易科公益劳动的概念。任何社会对公益劳动都有需求，它首先是一种劳动，那么必然要创造一定的价值，但对劳动者来说，又是无偿的，那么其创造的价值就自然收归了国库。这种劳动是为公共利益而作的，具有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犯罪人在劳动中也得到了改造。如意大利法律将替代性劳动定义为“在国家、大区、省、市或护理、教育以及民事、环境、森林保护单位、组织、实体中实施的，有利于集体的无报酬活动。”相对于易科自由劳动制度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易科公益劳动较为简便可行。建立具体的易科公益劳动制度时，可以规定其适用对象是确实因客观原因不能缴纳罚金的主观上又不存在恶意的犯罪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其可以与减免罚金制度分别适用，在因天灾人祸而不能缴纳罚金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减免罚金制，其他主观无恶意不缴纳罚金的情形可以适用罚金刑易科公益劳动制度。那么究竟应如何限定公益劳动的范围，以及劳动的时间，地点及劳动中的待遇问题，应依具体情况酌情裁量。一般来说，清理公共卫生、修路、植树等等劳动都是可行的，也不会产生什么社会问题。至于劳动的时间和待遇可以参照当地的工作制度的一般标准而定。行为人不交纳罚金，是出于客观原因，没有主观恶性，公益劳动因而不是作为压力刑而存在，无须过重。劳动的时间和劳动中的待遇均可参照当地工作制度的一般标准而确定。比如可以规定每日工作八小时、允许周末休息、允许正常请假事由。易科所处的劳动时间，应以三年至半年为宜。

（二）、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

我国澳门刑法典第47条规定了将不缴纳罚金转换为监禁的制度。第一款规定：不自愿缴纳或者在强制下仍不缴纳非以劳动代替之罚金者，即使所犯之罪不可处以徒刑，仍须服监禁，而监禁时间减为罚金时间之三分之二；为此目的，不适用第41条第1款所载之徒刑之最低刑期，即1个月。第二款规定：被判刑者得随时缴纳全部或部分上述所指之监禁。第三款规定：被判刑者证明不缴纳罚金之理由为不可归责于其本人者，监禁得暂缓1年至3年执行，但暂缓执行监禁时，须规定被判刑者履行某些义务或遵守某些行为规则，而该等义务或行为规则之内容系非属经济或财力性质者。如不履行该等义务或不遵守该等行为规则，则执行监禁；如已履行或遵守者，则宣告刑罚消灭。这一规定比较好的解决了罚金易科自由刑制度的适用前提、服刑期间可随时缴纳、不可归责于本人者可以暂缓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内地加以借鉴。

考虑到内地的具体情况，刑法可以作以下规定：

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的适用条件是：（1）、主观上故意不缴纳罚金；（2）、客观上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或者虽无缴纳能力但易科公益劳动后仍不执行的；（3）、法院已经适用了其他执行方式而未成功令其缴纳罚金。罚金刑易科自由刑虽然有很大的威慑力，但也要看到其剥夺自由的严重性，因而应当在适用其他执行方式而不得时才适用之。

2、适用方式：罚金刑易科后自由刑后刑罚期的长短应由立法机关根据不同犯罪的性质及所判处的罚金多少较明确的加以规定。可以根据一定比值把罚金数额折算成天数，确定比值的方式可以参照犯罪人的平均工资；在没有工资收入时，可以参照平均收入；没有固定收入的，参照当地的平均收入。对于已经缴纳的部分，应当从易科总额中扣除。刑期可以规定为两年以下，并科时不超过三年，在此范围内由法官规定具体的刑期。在服刑期间，应当允许犯罪人随时缴纳罚金以结束自由刑，从而发挥易科自由刑作为压力刑的作用。但不能允许对其实行减刑或假释，因为，易科自由刑与真正的法定自由刑不同，它只是执行罚金刑的最后执行方式而已。

3、适用后果：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后，在法律上仍视为执行罚金刑，不产生自由刑的其他法律后果。例如，不产生可能出现累犯的效果等。这是因为，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其本质是罚金刑执行的一种救济方法，而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自由刑，两者不能混淆。剥夺自由执行完毕，视为行刑完毕，不得再行追缴受刑人的财物。

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在具体执行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应该遵循从正常缴纳到缴纳救济的一般过程。受刑人在不主动缴纳的情况下，执行机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按照特定的强制程序进行强制缴纳，只有强制缴纳依然执行不能时，才允许易科，这也是保护当事人权益，维护刑罚的严肃性的必然要求。（2）应该由法院作出易科的决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罚金刑的执行由法院执行，因此罚金刑执行不能时，也应该由人民法院决定易科。（3）易科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应该是监狱和拘役所，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的刑罚资源。（4）在罚金刑已经易科为自由刑后，不能因为受刑人在被剥夺自由的期间缴纳罚金而允许再次易科为罚金刑，若是允许再次易科，则不利于维护刑罚的严肃性。（5）在受刑人被剥夺自由的期间，可以适用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制度。因为满足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要求表明受刑人的悔罪心理和悔罪行为，也是行刑人道的体现。

仅仅将罚金刑易科制度立法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系列完善的配套措施，如储蓄实名制、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状况附卷移送制度等。以便于使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有所了解，减轻法院的调查负担。以上制度的真正实行，可以使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有所了解。在现行的司法程序中司法机关往往对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较为重视，会记录在案，但对其他方面尤其是其财产状况则往往忽略。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所建立的卷宗里表现尤其严重，这种做法在罚金刑适用率较低的早期并无不妥.但在现阶段，随着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的扩大，公民个人的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作为个人基本情况之一记录在案，以便于法院判决罚金刑时参酌或者作为补充调查时的一个基本线索。这种由先行机关向后继机关提供被告人资力材料的规定，在外国立法中亦有体现。《丹麦刑法典》第51条第2款规定：“罚金之总额，应于犯罪性质及第80条所规定条件之可能范围内酌量犯人之资力定之，决定此种资力所必要之材料应依案件大小所定之范围由检察处供给于法院。”

罚金刑执行难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国的刑事立法尤显薄弱。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有效执行既定的判决，更应该从积极方面寻求解决良策，有关部门应正确看待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内涵、外延与法律精神，早日将其立法化。

「参考书目」

1、《刑罚学》，[台湾]林山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罚金刑易科之我见》，刘守芬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时间：2007-11-2210:28:00

4、《罚金刑易科制度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一个有效措施》，张爱艳殷雪梅来源：中国大学生网时间：2006-1-123:21:50

5、《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林亚刚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11-0115:24:00

6、《化解罚金刑执行难之法——罚金刑易科》，程传贵

7、《论罚金刑的易科制度》，佚名来源：中国大学生网时间：2005-11-3014:15:33

自由刑范文篇5

【关键词】缓刑；社区矫正；刑罚组；刑罚逻辑

一、引言

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应用方面的重要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刑罚智慧：明明是罪有应罚，但是所科处的刑罚却并不立即执行，而是适用缓刑，将应有刑罚的实现予以后延，给受刑人和用刑人以机会；或者以此表达用刑人的一种有意的、有条件的宽宥，或者以此表达对受刑人的一种期待。

然而，因为处于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以及在各种刑罚文化的不同理念之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缓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资源，却一直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开发。

今天，在多数国家里，犯罪依旧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监狱关押人口总数居高不下，被广泛使用的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的现实状况，在主张以人为本，切盼提升刑罚效能的行刑目标推动下，各种刑罚资源，包括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资源的利用及开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在这样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开展对包括缓刑、社区矫正在内的诸多的刑事资源的研发，就是本课题立项的初衷。

在中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中，缓刑其实有两种样式。一种是重刑缓刑，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制度设计中，作为对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死刑——的缓刑，设立了二年的考验期。法律规定，在考验期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即可不再执行死刑。在实际运行中，几乎没有哪个服刑罪犯会主动“找死”，会在考验期内再次故意犯罪，而被执行死刑。所以实际情况是，只要是确定是“死缓”，绝大多数就意味着“免死”。因此，一般对于应受死刑的罪犯来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实是极大的宽宥。

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结构上来分析，这种缓刑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两种刑罚类型的融合，即“本刑（死刑即生命刑）+考验期（自由刑）”。一来，在现行刑罚制度中，这种缓刑的考验期是以自由刑的样式来完成的，并且交付监狱来“执行”（必须注意，这里的“执行”，并不是原有刑罚即“本刑”（死刑）的执行，而是死缓考验期的执行）。二来，这种缓刑制度的最终结果，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的减刑达到与较重的自由刑（例如无期徒刑或15～20年的有期徒刑等）相衔接，即通过正式程序转化为长期自由刑。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是刑罚制度中的一个充分体现着刑罚智慧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内涵结构式具有以下的特点：

1.在结构上，并没有取消并始终保持着原判的极刑（死刑执行）的最终可能性，这既是顽冥不化的受刑人的最大的威慑源，也是立意悔改的受刑人的最大的激励源。

2.“缓期二年”中虽然表面并没有说明，但是其中蕴含着或者说是捆绑着、套装着一个与缓期相同时间的严厉自由刑，就是说，缓期的这二年，用刑人并非什么都不执行，而是要执行一个处遇相当严厉的自由刑。

3.死缓制度设计为现代刑罚体系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刑罚逻辑。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刑罚组”或“刑罚组合”。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实是一个刑罚组，即以死刑为本刑，却又偏偏先不执行，先要执行的是与本刑捆绑在一起的“缓期二年”，是一个处遇严厉的二年自由刑。本刑在一般情况下被虚化为一个震慑要素，一个极大可能性。与此同时，长期自由刑（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成为另外一个极大可能性，从而给受刑人和用刑人一个抉择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受刑人，一般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第二个极大可能性，即转化为长期自由刑的可能性，从而达成制度设计者的期待，产生应有的激励作用。

缓刑体制在刑罚制度中关于死刑执行方案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死刑制度，这是缓刑资源在开发应用方面值得关注的案例之一。

二

刑罚体系中的缓刑的另一种样式，是轻刑缓刑，其实这也是一种“刑罚组”。它的一般的表达形式和结构是：“判处有期徒刑×年，缓刑×年”。在刑罚逐渐趋轻趋缓的现代社会，这种刑罚样式逐步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其中蕴含着较大的刑罚资源。

在这里，“有期徒刑若干年”虽然是本刑，但是一般也只是表现为一个极大可能性，作为这一刑罚组的实现来说，最重要的是捆绑在一起的“缓刑若干年”的实现问题。

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缓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刑种或刑罚类型，因此它依然属于“刑罚的具体运用”，属于刑罚的实现样式或执行样式。对于用刑人来说，作为刑罚的具体运用，作为刑罚实现样式，他也可以有多种选择：（1）缓刑期间什么都不做，如果在缓刑期间内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有漏罪，或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即要执行本刑；（2）缓刑期间内对受刑人监督考察，视其表现到期或者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决定是否执行本刑。如果表现好，“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原判的本刑即不再执行，从而缓刑的过程就成为原判刑罚（本刑）的实际替代物（《刑法》第七十六条）。（3）为加强刑罚的效能，在缓刑期限中再套装着一个严密的矫正过程，例如“社区矫正”，使缓刑的过程内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发挥作用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过程。

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第（3）种选择。因为这样一来，缓刑就不仅仅是本刑在时间上的延缓执行，或者仅仅是刑罚实现上的时间缓冲，或者简单地成为本刑的替代物，而是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设计的逻辑一样，以另外一种矫正制度和本刑捆绑在一起，形成刑罚组合。如果立法规定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单独的刑罚类型的话，那么这种缓刑（内部套装着社区矫正的缓刑）也就和本刑一道，构成一个独特的刑罚组。就是说，在这个刑罚组的结构当中，是以“有期徒刑若干年”为极大可能性，来发挥实际的威慑和激励作用。而以“缓刑若干年”为框架，加上内含套装的社区矫正，形成一个单独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过程，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刑罚逻辑。而这正是本课题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

三

剥夺自由刑的实现，即刑罚的执行，从最初的实现样式——主要是通过严格的监禁监管完成对受刑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来看，当然首先就是要使用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一种现成的机构——监狱的头上。由完全封闭的监狱监禁实现对受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由监禁的时间长短（刑期）作为衡量刑罚烈度的指标。但是由于刑罚理念的变化，剥夺自由刑的实现由单纯的监禁监管以完成对人身自由的剥夺，逐渐转变为要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同时实现对受刑人的“矫正”（在我国被称之为“改造罪犯”）。就刑罚实现的内容样式来看，“监禁刑”转变为“矫正刑”。但是这样一来，陆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譬如，对于主观恶性比较小和行为危害比较轻的因而所判刑罚时间比较短的受刑人，严格封闭管理的机构（监狱、矫正机关等）是否真正有利于对其矫正（或改造）；是否应当放在更加宽松的、更加有利于其重返社会的环境氛围中进行；是否应当有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来应对和缓解居高不下的监狱受刑人数量压力；等等。这些新的实际需求，都会直接导致产生新的刑罚执行的改革思路。

在机理上，使用一种专用的特定机构来实现刑罚，可以称之为“机构执行”。那么这种机构既是刑罚执行的主体，又是刑罚实现的载体。机构执行的特点是专业性强、封闭性好、剥夺指向明确，可控性大等等。但是机构执行也有明显的不足，例如执行成本较高并且有日渐升高的趋势；如果被执行人人数急剧增加但是机构内空间和容量有限而且增加缓慢，就会导致关押条件大幅下降；被执行人之间容易出现恶习感染、恃强凌弱等管理问题；受长期关押囚禁副作用影响产生回归社会障碍；等等。还有一些，譬如行刑经费的增长赶不上受刑人的增长、机构行刑的效益备受质疑以及机构创新发展的压力等直接原因，都使得人们对“机构外执行”或者是“非机构执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由刑实现样式的改革及新样式的探索，新的更加经济、方便、适宜的惩罚方式的试验等，都对自由刑的实现载体——监狱提出了挑战。

这里的“机构”其实是指“专业机构”，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监狱和矫正机关。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专业机构不但不能被取消，而且还有日益加强其效能的趋势。但是，在现实社会的条件下，是否还要由这样的机构担负起全部的、不论刑期长短的所有自由刑的执行任务，就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改革的问题了。

四

对于行刑专门机构（监狱）外的空间的利用，应当说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对于特别在政法工作中讲究“走群众路线”的中国来说自然更不能例外。在中国的刑罚制度当中，就有“管制”刑罚类型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严格地说，管制应当属于“限制自由刑”，比起“剥夺自由刑”来说，其刑罚烈度要轻微得多，所以实现起来的条件要求也就自然宽松得多。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的实际来看，是由公安机关来执行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公安机关任务繁重，所以常常是无人或无暇来实现“管制”，于是受刑人自然是乐得其所，但是用刑人不得不有所忌惮，从而导致运用上的阙如或稀少。当然，导致管制刑应用稀少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在刑事政策上，由于立案标准的存在和标准的不断提高，事实上导致在犯罪处理上的“紧缩的犯罪圈”的现象存在，即一大批介于罪与非罪界限之附近的行为被立案标准推出犯罪之外，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这样一来，一旦进入“圈内”被列为犯罪的，其恶行恶性就不会太轻，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应得刑罚也就不会太轻。这恐怕也是为什么看起来一般被判刑的受刑人的刑罚都比较重的原因之一。由此一来，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能与管制刑相对应匹配的犯罪就不是很多，大概这也是管制刑适用很少的原因之一。

而在相当的另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着“扩张的犯罪圈”，一大批轻微犯罪行为被定为犯罪，进入圈内等待适用刑罚来处理。但是如果都将大批这样的受刑人交付专门机构（监狱或矫正机构）来执行自由刑，既是不经济的，其效果也未必是好的。所以，一些诸如强制社区服务，社区劳动、社区矫治等非监禁方式的刑罚样式应运而生。由于在专门机构之外有无限的容纳空间，也容纳无限的想象力，因此在专门机构之外的刑罚实现样式也可以有不断的创新。但是为了表述起来方便，人们就把各种各样在社区进行的刑罚实现或矫正方式，归纳起来统称之为社区矫正。

但是，单纯的社区矫正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轻微的限制自由的处分存在，往往也会由于处分烈度的轻微或者是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以及激励作用的不足，在“紧缩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大背景下，非常有可能形成和管制刑大致雷同的状况。

五

由此看来，将缓刑与社区矫正结合起来，创新设计一种符合国情实际，符合宽严相济的新的刑罚组合样式，也许在“紧缩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背景之下，将不失之为一种有益的选择。

近年来，国家对于社区矫正予以高度的关注，不少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试验。在试验中，假释人员、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管制刑受刑人员、缓刑人员等，凡是处在机构之外的被执行人员一般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管辖范围当中，据说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重新犯罪率大幅下降。

但是本课题并不是在这里简单地肯定缓刑人员被纳入社区矫正管辖范围这种做法的意义效果等，而是要正式建立一种刑罚制度设计。这种设计的表述是：将有期徒刑、缓刑、社区矫正三者正式组合起来作为一种刑罚样式，一个特殊的刑罚组，并且予以相对大面积地、大范围地、大比例地使用。对于相当多的犯罪种类、犯罪人，有意识地采取“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缓刑若干年，缓刑期间实行社区矫正”的新的刑罚处罚样式。这种刑罚处罚样式还可以简单称之为“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和传统的剥夺自由刑，例如“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相比不大一样，“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是一个刑罚组合，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刑罚组。与单纯的社区矫正也不大一样，关键在它的组合中，有“有期徒刑若干年”的参与。“有期徒刑若干年”在这里虽然还是“本刑”，其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形态，即成为所谓的“可能刑”，而不是所谓的“必然刑”，从而使这一刑罚组合具有新的属性。

六

在这个刑罚组中，有着独特的刑罚逻辑和结构。

1.如果以“缓刑若干年”为基本逻辑起点，刑罚组的运行有两个走向，或者说受刑人面临着两种极大可能性：（1）如果在缓刑期间表现不佳，符合有关要件，经过法定程序，就有随时被送入监狱执行本刑罚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极大可能性，从而使可能的监禁成为必然。这样一来无疑会使刑罚组具备了较大的震慑和激励能量，增强了刑罚组的效能。（2）如果在缓刑期间表现良好，同样符合有关要件，经过法定程序，那么就可以在缓刑期满甚至可以在缓刑尚未期满，就视为本刑罚组执行完毕，具备了不再执行刑罚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极大可能性，从而使这种“可能刑”消失。这样一来，无疑会使本刑罚组具备更加强大的的激励能量，大大增强本刑罚组的效能。

2.如此一来，“缓刑若干年”就成为本刑罚组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在时间上看处于核心区段。那么怎样才能看出受刑人在缓刑期间内的表现良否呢？同时也不能单纯地消极等待受刑人的立地成佛、自我完善，这就要在缓刑区段内安排实质性的主动的矫正活动，所以在缓刑期间套装有社区矫正，进一步将缓刑期间由单纯的观察监督为主，转变为教育改造为主，只是教育改造的方式方法不同，空间环境在社区，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更加开放和多样化，与关押在专门设施机构中的教育改造有着很大的不同，教育形式上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且可以借助更加丰富广阔的教育资源。

3.这里的缓刑和传统意义上的缓刑其实是有区别的。在传统的缓刑体制中，或者说在现行刑法的缓刑规定中，只是在缓刑和原判刑罚之间树立了一道比较高的“门槛”，受刑人在缓刑期间，除非是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有漏罪，或者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会被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刑法》第七十七条）之外，对于受刑人在缓刑期间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教育矫正，并未予以必要的关注。而本文所主张和建议设计的缓刑，着重点是要成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框架，一种重在缓刑过程的设计，而不是仅仅像现行的制度那样只是设定一个门槛，只要你不越过这个门槛，只要服从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参见《刑法》第七十五条）就够了。这个设计重点强调的是，要把缓刑和一种矫正样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型的、大不同于监狱或其他矫正机构内执行的教育改造过程，从而把缓刑过程更加实体化，加大缓刑的功效。

4.这里的社区矫正似乎和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有一定意义上的不同。传统的社区矫正多半是一种独立的国家处分样式，与监禁刑是并列存在的，其处分的烈度是处在监禁刑以下的，往往是针对比较轻微犯罪的处罚措施，和监禁刑并没有直接衔接或套装使用的关系。而这里的社区矫正是作为一种实质过程，内存套装于缓刑框架之中，并和有关的监禁刑共同构成一个刑罚组。

七

一般说来，社区矫正大概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独立的国家处分样式，由法院判决科处，主要匹配对应处理一些轻微犯罪行为；而另一种则是将“社区矫正”作为实现方式用来执行或完成其他的国家处分，例如将被假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的人，交付社区矫正执行监督教育等。

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过程措施，并且与监狱执行的监禁刑关联起来考察，此时的社区矫正大概又可以分成另外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如果服刑人由于在监狱内服刑期间改造表现良好，从而获得奖励而被假释出狱，并且被交付执行社区矫正的话，以在监狱内服刑为基点，这时的社区矫正可以被称之为“后置式”社区矫正。而另一种形态，则是在宣告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刑（有期徒刑）同时宣告一定期限的缓刑，并先将缓刑人交付执行社区矫正。同样以监狱内服刑为基点，这时的社区矫正则可以称之为“前置式”社区矫正。

在机理上，“前置式”社区矫正与“后置式”社区矫正有着很大的不同。先说“后置式”社区矫正，“后置式”社区矫正其实是对假释执行方式的改进。假释是对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由于改造表现良好而受到的奖励，假释人可以带着剩余的刑期提前出狱。传统的假释执行方式一般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执行，在国外有的也有专门的假释执行机构负责假释人的监督执行。但是这种“监督执行”的内容多半也只是一种“远距离”监督、照管和约束，一般并没有系统的矫正内容。现在如果将社区矫正套装到假释期间，使得假释考验期（剩余刑期）继续充实着教育改造的内容，这无疑是对假释考验期内容的重大变革，加大了假释的作用力度，使教育改造有了可靠的接续，提高了国家刑事措施的整体效能。对于重刑犯、长刑犯来说，先到监狱里服刑，以严格的处遇予以震慑和较强烈的刺激借以表达刑罚处分的严厉和严肃，嗣后视其改造表现逐步缓和处遇水平，直至以假释的形式重返社会，交付社区矫正。这样的刑罚执行逻辑和格局，应当是比较有益的。

但是对于轻刑犯、短刑犯来说，一下子先到监狱内服刑，并且由于刑期的限制，以及在刑期的后段还要留出一定的假释考验期，就不能在监狱内执行太多的时间，可是这样一来，监狱的作用未必能够发挥，监狱的副作用倒有可能随时出现。“监狱不过如此、刑罚也就这样”的不良服刑体验心理反而会导致抗刑心理、抗改造心理的增强。同时，由于轻刑犯日益增多，先行监禁也会导致监狱人口的急剧膨胀，挤占监狱处遇资源从而减低监狱对所有受刑人的处遇水平，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家实现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和总体经济开支。所以，“后置式”社区矫正对于短期自由刑来说，既不经济，效果也有限。

“前置式”社区矫正则有所不同，它是把社区矫正放到监狱内监禁服刑的前面，是把社区矫正置于缓刑的框架之内，与有期徒刑若干年（须到监狱内服刑）套装在一起，构成一个刑罚组。但是如前所述，从机理上，这时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即需要到监狱内服行的监禁刑）只是一种极大可能性，只要服刑人表现良好，就不会去监狱内服刑。因此这时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只是一种“可能刑”。不过，在实际中，有没有这种“可能刑”效果可是大不一样的，同时这种“可能刑”的可能性有多大，效果也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极大可能性的存在，没有它在前面震慑和激励着，“前置式”的社区矫正也不过是一种独立的、威慑性和激励性都较小的处分措施，其效能也要大打折扣。

八

在现行刑法的关于有期徒刑缓刑的制度设计中，缓刑考验期的执行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第七十八条）。这种执行的制度设计内容实际上是宽泛的、不确定和松散的。

本课题所主张的制度设计改革，是沿用与死缓制度相近的刑罚逻辑。一如本文前面所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是在原判刑罚死刑的缓刑二年考验期内，套装了一个处遇严厉的剥夺自由刑，构成一个独特的刑罚组。从这个刑罚逻辑出发，我们主张在原判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缓刑考验期内，套装一个程序规范的、内容严谨充实的、确定单独负责机关（不一定再是公安机关）的社区矫正。这里的社区矫正，是一种完整的教育改造处分制度，不是宽泛和松散的简单考察，而是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实施，有着规范程序和教育改造内容的过程。由此，也构成了一个新型的、内容独特的刑罚组。

在当今时代，各个现代国家的监狱其实是小异而大同。但是，对“社区”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由于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发达程度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所谓的“社区”其实也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异。不过这样也好，这就为“社区矫正”的设计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事实也是如此，现实中，不仅对社区矫正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譬如说，“社区矫正”究竟是“由社区来实施的矫正”还是“在社区进行的矫正”？其实就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的执行主体是社区，而后者的执行主体是国家指定或单独设立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鉴于我国现实的社区发展程度，显然，采取后者，即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机关负责的、在社区进行的社区矫正样式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关于本课题所设计的“刑罚组”的执行，似乎就更要求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九

随着社会的发展，短期自由刑的适用量及适用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这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得到验证（当然这和一个国家总体的刑事政策有关，即和是采取所谓“扩张的犯罪圈”还是“紧缩的犯罪圈”有关）。也许，对于只要是完成与社会的彻底隔离就行了的单纯监禁刑来说，短期刑的刑期长短倒是无所谓的，刑罚实现的内容十分简单。可是在现今社会的刑罚制度中，大家都认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要加进去教育改造或者矫正的内容。不过这样一来，短期刑的刑期问题就凸显出来，因为对于教育改造或矫正来说，显然时间越充足就越容易收到效果。而对于受刑人来说，当然是刑期越短越好，一眨眼就过去，矫正不矫正、改造不改造也好混过去。因此，在短期刑大量适用的时代，短刑犯的教育改造或者矫正的问题，就是令用刑人和监狱管理者普遍感到头疼的难题。

如果像本课题所说，我们将社区矫正、缓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型的“刑罚组”，将一个特定的、严谨的社区矫正套装到缓刑中，使缓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严格程序控制下的转换，就有可能有利于解决短期自由刑的矫正困惑。譬如说，对有些犯罪，我们可以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在执行的阶段，先以社区矫正的方式实现缓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现良好，就不再执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现恶劣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经过严格程序，送到监狱执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这里与现行的缓刑制度相比，有两点重大的不同：一是在缓刑期间要执行严谨的社区矫正，而不是单纯的“缓期”；二是缓刑的撤销“门槛”降低，适当增加了执行原判刑罚的几率，当然要建立严格的评估和转换程序，根据一般的心理和经验，处在社区矫正状态下的受刑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监狱执行剥夺自由刑。这样一来，这个刑罚组的内容就具备了较大的弹性和广度，既可能只执行社区矫正二年，也可能连同原判刑罚一道执行四年的教育改造。甚至如果有更加复杂的制度的话，还可以在二至四年之间有更多的变数，从而大大增强短期自由刑的激励能量和矫正的便利。

十

用缓刑的方式延缓有期徒刑的执行，又以社区矫正的方式完成缓刑的实现，并且将对受刑人的教育改造一以贯之，这不仅涉及刑罚制度的设计，也涉及新的刑罚理念和刑罚逻辑的建立，应当说是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对刑罚制度的重要变革，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并大胆地试验。公务员之家

即使是单纯从经济角度考察，“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在监狱内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并且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社会的犯罪率丝毫不见减少，因此监狱内的关押监禁人口数量也是与日俱增。再加上人道主义和受刑人人权的要求，监狱在不增加资源的条件下是不能够增收受刑人的，所以监狱的压力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压力是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减轻监狱的压力，减少行刑成本乃至整个预防犯罪工作的经济成本，方法之一，就是尽量减少监狱内关押的人口，从而减少国家在自由刑行刑方面的经济负担。根据有关的研究和计算，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每年所需的各项费用，只相当于监狱内受刑人的四分之一甚至还要低，而预防再犯罪的效果又经常是好于监狱监禁。如此这般质廉价优的事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为什么社区矫正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和期待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再从教育改造服刑人的角度来分析，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中的教育改造，相比较监狱监禁条件下的教育改造而言，也存在着较大的方便适宜之处。条件的宽松、教育资源的丰富、受教育人员的心理放松、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等等，都是监狱的教育改造所无法比拟的。在社区矫正人员保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础上，有关机关在组织学习座谈、参观访问、读书阅览、思想汇报、典型报告、恳谈疏导、心理治疗等等，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教育改造活动样式，足以使社区矫正的内容丰富多彩。再配以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主题鲜明的、符合实际的教育改造工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缓刑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教育改造一定会更加生动有效。

结语

必须指出，本文在这里论及的社区矫正、缓刑及有期徒刑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进行研究和设计，并非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诠释。在现行法律规定中，在缓刑中并没有必须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而且有关社区矫正也尚在试点，并没有足够规格的立法规范。但是这也是一种天赐良机，可以为我们的各种改革、试验和相关的制度设计，提供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本课题所讨论和设计的“缓刑（社区矫正）+有期徒刑”刑罚组，只是一种制度设计方案。概括起来，我们的基本构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短期自由刑（一般不超过三年）、缓刑和社区矫正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独特的刑罚组合，形成一种新的剥夺自由刑及其实现样式。在这个刑罚组中，短期自由刑往往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只是一种“可能刑”，但是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威慑角色，从而加大这一刑罚组的整体惩罚力度，保证其能够发挥国家处分的应有作用和意义。

（二）在这个组合中，以缓刑为基本区段，并以缓刑若干年为基本框架，在其中套装程序严谨、教育改造内容充实的社区矫正，并以受刑人在社区矫正阶段的表现为评估要件，通过立法和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与程序，决定少数不思悔改、表现恶劣的受刑人到监狱执行原判的短期自由刑，而大多数受刑人则可以在缓刑期满后，不再执行原判自由刑。

（三）在这个组合中套装的社区矫正，不同于传统的相对比较松散的社区矫正，是由专门机构负责的只是在社区进行的、程序缜密的教育改造过程，受刑人在保持与正常人差不多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条件下，要接受经过精心设计的社区教育改造规划的实施或监督实施。对受刑人在社区矫正期间的改造表现，要进行严格、客观与公正的评估，并以此作为是否执行原判短期自由刑的主要依据。

自由刑范文篇6

（一）刑法理论中两种对立观点及主要理由

罚金刑缓刑是指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备法定条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间内暂缓执行罚金刑，如果在考验期没有犯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有关缓刑监管规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原判的罚金刑就不再执行。主张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的论者从缓刑的功能，罚金刑的严厉程度、对罚金刑适用缓刑的意义等方面论证了罚金刑缓刑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对罚金刑适用缓刑持否定论的主要理由有如下：第一，缓刑是为了避免罪行较轻的犯罪人进入监狱而交叉感染而设立的，而罚金刑并不剥夺犯罪人的自由，故无适用缓刑的必要。第二，对罚金一时不能缴纳者的缓期执行，与缓刑的性质不同，它不能因犯罪人的表现良好而免除罚金刑的执行，而只能因其经济状况限制而暂缓执行或免除执行，不应将两者相混淆。第三，在我国，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出于附加刑的一种，本身属于轻刑，故没有再适用缓刑的必要。第四，缓刑制度的必备内容是缓刑考验期及考验期内的考验方式。各国的考验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缓刑犯的人身自由，如我国刑法就规定有迁居的限制，会客的限制，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等。自由刑的缓刑由剥夺自由变为限制自由是合理的，而罚金刑的缓刑则是剥夺财产权变为限制人身自由，二者缺乏同质性，轻重难比较，是否公平合理大值得讨论。关于反对罚金刑缓刑的观点，有的学者概括道：反对罚金刑缓刑的学者几乎都是从“缓刑是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这一论断出发，认为缓刑的本质在于避免短期刑的弊端。缓刑制度是为了避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而产生的，所以最初只适用于短期监禁刑，但这并不代表着缓刑的适用对象不会随着时代和情势的变化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方式，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以及过程的变化的哲学范畴。缓刑亦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并不是缓刑制度设置目的的全部内容，即便是对于自由没有被剥夺的罚金刑犯来说，缓刑制度也能凭借着其自身制度设置的优越而发挥出促进犯罪人积极改造的优势。但是缓刑避免短期自由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而对罚金刑缓刑的适用也是基于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目的。所以，从是否能促进刑罚目的的实现方面来看，应该规定罚金刑缓刑。

（二）各国立法上的两种对立态度

1.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的立法例。

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可以适用缓刑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日本、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土耳其、阿根廷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是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附条件适用缓刑。《日本刑法典》第25条规定，在宣告3年以下惩戒、监禁或50万元以下罚金的情形中，可以根据情节，在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期间内，缓期执行其刑罚。这表明，日本是以罚金限于特定额为条件的。二是无条件适用缓刑。我国“台湾刑法”第74条规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宣告，认为以暂不执行为适当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缓刑。这表明，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罚金刑缓刑并无数额限制。

2.未规定罚金刑适用缓刑的立法例

罚金刑不适用缓刑的立法例，有两种形式：（1）明确规定罚金刑不得缓刑。采用这种立法形式的国家较少，巴西等国刑法典中有此规定。例如：《巴西刑法典》第53条附款规定：“缓刑既不适用于罚金，也不适用于附加刑。”（2）通过规定缓刑的条件排除罚金刑缓刑的适用。我国《刑法》第72条的规定即属于这种立法形式，《刑法》第72条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自由刑范文篇7

关键词：行刑监狱社会化

Abstracts：Thesocializationofpenaltyexecutionhasfocusedonthesocialfactorduringtheprocessofpenaltyexecution.Ithelpsthecriminalsreturntothesocietyandbuildanormalbriefandpersonalityaccordwiththesocietyforthem.Thetraditionalwayofpenaltyexecutionbyjailhasmanyobstaclestohelpthecriminalsreturntothesocietyandithaslittleeffectonthechangingcriminals''''personality.Thispassagetriestobuildthesocializationwayofpenaltyexecutionsuitableforourcountrybyconsideringtherealizationofpenaltyexecution.

Keywords：penaltyexecution；jail；socialization

一、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

自从刑罚产生之日起，行刑活动就应运而生。行刑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活动，其方式与刑罚本身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在自由刑主导刑罚体系之前，死刑、肉刑大行其道。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废除、限制死刑、肉刑的要求日益强烈，这样自由刑开始成为刑罚体系中最重要的刑种。正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①考察自由刑发展史，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各国的自由刑已从单纯惩罚刑刑罚过渡到惩罚与改造结合型的刑罚。现代自由刑刑罚不仅包涵着惩罚性内容，诸如剥夺罪犯自由，实施严格惩戒而且包涵吸收了管理对罪犯的文化、技术教育、劳动矫正、心理矫治等内容。监狱对罪犯开展教育实施科学管理，组织劳动，进行心理矫治就是在执行刑罚。执行刑罚的方式从野蛮的身体刑到监狱中执行的自由刑再到本文所谈及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行刑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所谓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使刑事执行服务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而应慎用监禁刑，尽可能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同时对于罪行较重有必要监禁的罪犯，应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定义强调了行刑手段与行刑目标的统一性，即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方式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②行刑社会化这一理论兴起的原因来源于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们重新审视刑罚与行刑效率之后的全新刑罚思想。行刑社会化是基于刑罚人道化的思想，人道化的思想，是要求将人的权利和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行刑社会化产生的理论背景是教育刑论的兴起，教育刑理论把刑罚当作教育犯人的一种方法，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大，在一定的条件下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必须扩大教育力量,巩固其为善的方面,缩小、防止其作恶的方面。为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应当选择各种适宜的方法，不仅要运用监狱的措施，而且要广泛施用非监禁刑的方法，在其获释后的一段时间内，要对其进一步加强教化保护，真正起到巩固行刑成果和预防再犯的作用。

二、传统监狱行刑的弊端

罪犯是犯罪行为的主体，也是承受刑罚的主体，传统意义上上犯罪接受惩罚的地方就是监狱。但监狱模仿的社会环境未必是受刑人结束刑罚后将面临的生活环境。“自由刑在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同时，可能也使其丧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③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监狱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罪犯再社会化的弊端：第一，监禁压抑某些基本的人性需要。监禁是代表死刑以外的最严厉的犯罪制裁措施，剥夺自由必然给服刑罪犯造成一定的痛苦，由于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造成自由的剥夺，异性关系的剥夺，长期异性关系的剥夺，会导致很多犯人高度的性压抑痛苦。第二，监狱给罪犯打上”制度化“烙印，造就病态人格。”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④因为罪犯的生活是完全制度化的。美国影片《肖恩克的救赎》有一段精彩对白，借一位犯人之口，对监狱生活的”制度化“效应作了简单而深刻的描述：”监狱的生活是一段段的例行公事，老布一位服刑五十年时获准假释的犯人，在其得知自己将被假释的当天却故意袭击狱友，希望以此获罪能够留在监狱度过余生）应经被五十年的牢狱生活制度化了“，”监狱是一个怪地方，你起初恨它，后来你慢慢习惯它，更长时间以后，你会依赖它。“第三，监狱行刑给罪犯家庭造成不利影响。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社会刑罚已经轻缓了，但只要刑罚存在一天，他给罪犯带来的就只能是痛苦。这种痛苦不仅带给罪犯，更多的负面作用则直接呈现在罪犯的家庭上。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没有父母看管的孩子沦落在街头，都是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的原因。第四，虽然监狱企业为罪犯学习劳动技能提供了一定条件，但限于监狱企业生产专业范围、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罪犯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往往使罪犯回归社会时感到无所适从。

三、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实构建

行刑社会化要求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罪犯作为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控制下处于弱势地位，如何更好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顺利的回归社会？

（一）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改进监禁刑的执行方式

推行开放式处遇制度，开放式处遇是相对封闭式处遇而言的，它的特征是打破传统监狱的高墙，将物理的拘束力大幅度减少,增大对服刑人员的信任。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社会化滞后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后，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就可以获得开放性处遇。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技术更新相对较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企业,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促进罪犯尽早适应社会生活。目前开放式处遇有三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即：⑤外勤制、归假制和设施内的半自由制。所谓外勤制,也有人称之为“工作假释”,即组织服刑人员在无戒护的条件下,到狱外社会企业去与其他人一样工作,下班后返回监狱，点视居住。⑥如英国的“开放监舍”,法国的“半自由制度”,美国的“中途训练所”和“释前辅导中心”,我国台湾地区的“外役监制”等都是此类处遇方式。我国可以设立设置开放性处遇制度，通过组织有悔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离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条件的罪犯白天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返回监狱,为罪犯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而且可以调整当监内劳动岗位不足时，监狱可以组织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会上开展劳动承包等活动；当监内劳动力紧缺时,监狱可以紧缩监外劳务活动,满足监内需要。

行刑个别化的原则要求不同的犯罪人应有不同的处遇。因为要使以改造教育犯罪人为目的刑罚真正收到公正合理的良好效果，就应当有所区别的裁量刑罚。⑦犯罪人的不同处遇,应当有不同的监禁设施相配套。这些监禁设施应能满足犯罪人对自由的不同要求。由此,就产生了不同开放程度的监狱或监区。笔者认为,在我国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考虑建立半封闭式监狱（或称中间监狱）甚至完全开放式监狱。半封闭式监狱可适用于将近释放的受刑人,让他们白天在附近的劳作场或工场与常人共同劳动,自由交际,晚上点名,核实后收监。这样可以使之与社会接触,为释放后能适应社会正常生活做准备。开放式监狱,是指不用围墙、锁、看守等有形的方法来防止受刑人逃跑的新型监狱。用来维持监狱纪律的仅是随时送回封闭式监狱的威胁。受刑人在开放式监狱里不受严密而持续的监视,自由地接受责任心的训练,接受教育从事劳动。开放式监狱往往适用于短期自由刑或即将刑满的服刑人员。我们已经指出,在刑罚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刑罚始终是由严酷向宽缓方向发展的。这是刑罚运动的基本规律。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改变监禁执行方式，设置开放性的处遇级别,允许积极接受改造的、出监劳动不致危害社会的、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使中国监狱的行刑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这正是尊重刑罚运动规律、自觉依刑罚运动规律办事的具体体现。

（二）构建社区矫正制度，推进行刑社会化的现实运作

社区矫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体制与方法，它既是西方教育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刑罚经济原则和经济刑罚原则的具体贯彻，更是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要求的具体落实。社区矫正体现了现代刑事政策的精神和现代刑罚轻型化、行刑社会化的理论趋向，顺应世界性监狱行刑社会化制度改革的潮流，有利于全面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减少并预防重新犯罪。实行社区矫正，既是犯罪人再社会化所必需，也是社会之责任。社区矫正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然而罪犯在社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难以解决。当前，下岗职工不断增加，整个国家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大多数的社区服刑人员文化程度低，素质差，往往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状态，很难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更新刑罚观念，确立非监禁刑和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重刑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正像有学者形容的那样“重刑主义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一直在国人的心中游荡。”⑧商鞅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⑨行刑社会化观念的出现，是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是符合刑罚发展的趋势的，要构建社区矫正制度，必须从根本上转变重刑主义的思想，消除监禁刑为主的片面观念，明确慎用监禁刑原则，确立非监禁刑和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刑罚的适用应注重对犯罪人的帮教改造，如何使之顺利回归社会的方面上来，笔者认为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重刑主义的传统观念，积极营造社区矫正制度。

2、完善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事立法。首先完善现有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规定。其中对管制刑,应当加入罪犯对受害人的赔付金、参加公益劳动、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等内容,并适当扩大管制刑的适用。适当放宽适用缓刑的刑度上限，可考虑由原来的3年提高到5年；适当缩短假释条件中已实际执行刑期的期限，适当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其次发展我国现有的刑罚制度，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慎用监禁刑的条款，积极引领公众刑法观念的进步。应适时地创设转处制度⑩、刑罚易科制度？及法院判决前对判决对象的人格调查制度。应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全国性的社区矫正法，？在实体上、程序上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包括社区矫正的原则、执行机关、适用对象、适用程序、被矫正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及奖惩、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管理系统等等内容，使社区矫正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3、重点增设社区服务刑种。社区服务，在国外也被称为社会服务令、社区劳役和劳动赔偿等等，是法院判令被告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作为对社会赔偿的一种方式。社区服务刑自1972年在英国立法中首创以来，发展十分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西欧国家、美国1/3以上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引进了这个刑种。它试图通过义务劳动使罪犯自我教育、自我改善。？社区服务刑种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预防犯罪。我们国家在行刑过程中也已经出现社区服务刑种这一新的形式，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今年3月17日，南京玄武区法院少年庭发出了江苏省第一张“社区服务令”，一起中学生抢劫案得到一种全新的处理。那就是法院通过慎重考察，大胆做出决定，对4名犯罪的少年暂缓判决，同时向他们发出“社区服务令”，指令他们无偿为南京后宰门街道敬老院的老人们义务劳动二个月,待考察完毕后,再对他们酌情做出审判。二个月后,法院对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了多方评审，认同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努力已经基本达到了惩罚和教育的目的。最终，法院依法做出了免予对他们刑事处罚的最后判决。？这意味着他们被免予牢狱之苦的同时，又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往日所熟悉的课堂。其实对于这些轻微犯罪，如果他们不具备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那么，判处他们从事的社区服务,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设立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条款，就是最富代表性也是最有成效的措施。

总之，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刑罚执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它避免了单纯依靠监狱自身改造罪犯的弊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刑罚效益思想，且符合行刑人道原则、行刑个别化等原则，是对我国传统重刑主义的颠覆，符合刑罚轻缓化的要求。“可以预见，在吸取以往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将更趋成熟和科学，将更为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有机协调,追求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2]冯卫国著：《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1页

[4]（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2.130.22

[5]王泰《现代监狱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版

[6]点视居住,是一种特别的监狱监禁方式,让服刑人员白天自由活动,晚间临睡前将他们集合起来予以点名,确认无误后,再令他们各回各的监室居住。

[7]胡学相著：《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8]胡学相、周婷婷《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

[9]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0]转处制度，也称转向方案，是指将犯罪人从刑事司法系统中“转移出去”，交给更适宜的矫正服务机构实施某种社区内处遇。

[11]刑罚易科是指法院根据罪犯的刑罚适应能力和再社会化需要等因素，以判决形式实现不同刑种之间的转换，以促进刑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取得最佳的行刑效益。

[12]喻红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自由刑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宪法刑法政治权利

我国现行宪法只出现了一次“政治权利”一词，即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是，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即哪些权利属于我国宪法上所言的“政治权利”，现行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学者传统上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但这种说法即使不能说违反我国宪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也不能说符合后者。从我国现行宪法出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属政治权利无疑，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否属于政治权利则存在疑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条规定出现在规定政治权利的第三十四条和规定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之间，因此，政治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与宪法的模糊规定相反，我国《刑法》在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54条明确规定了政治权利的范围：“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很显然我国刑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列为政治权利，在一定的时候赋予国家剥夺的权利力，这是否会使宪法中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丰十、游行、示威的自由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是否合理，乃至是否合宪?

以下从一个拟定的案例出发来提出对刑法上述规定的质疑：公民甲因违反刑法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里写了一些非政治性的个人文章，而乙意外得到这些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乙是否存在侵犯甲的出版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没有出版权，这是否意味着甲不存在被侵犯出版权的可能性?权利被剥夺是否意味着没有权利?乙的行为有没有违法?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权利，却被剥夺合不合理?

一、从我国刑法的“剥夺政治权利”开始

我国刑法拥有悠久的历史，封建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政权统治专横，刑法很大程度是为君王服务。到了十年，左倾思想长期控制，阶级斗争观念也在法律中体现，大多刑法规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对专业上的研究大打折扣，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界，对于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应该保留，普遍存在有存废的两种观点。主张保留者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的一种，打击以行使权利为名，实为危害丰十会国家利益的人在我国现在犯罪严重的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废除者认为，刑法对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应以宪法明确授予为依据，宪法只在第34条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剥夺，并未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给予剥夺，刑法上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一)我国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之质疑

我国刑法设立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并由此明确规定了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范围，不仅对犯罪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资格做出了限制，而且也剥夺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人的一定自由，似乎从形式上根除了犯罪分子报复国家社会的途径，降低了犯罪分子再次危害国家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除了剥夺犯罪分子参加管理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利。例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也在剥夺政治权利所要剥夺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利，实际上只是一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所剥夺的权利，既可能是犯罪人已享有的权利，也可能是犯罪人现在暂时不具有但将来可能享有的权利。”犯罪分子拥有政治权利对国家是否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但是刑法中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在法学界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剥夺政治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较严重的刑罚，只有在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内不宜行使政治权利时，才予以剥夺，对一般轻微的犯罪不适用这种刑罚”。

有的学者认为“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比较严厉的刑罚而适用重罪”“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轻刑而适用与较轻的犯罪”。倘若剥夺政治权利是较重的刑罚，当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拥有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他的政治权利的伸展空间将会有多大呢?在监狱或是看守所里，权利适用的范围显然是很小的，它的危害性也相应变得几乎为零。主刑的适用早已起到威慑社会及惩罚犯罪的目的。倘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是一个较轻的刑罚，罚金刑与短暂的自南刑比起剥夺政治权利是否更具有说服力呢。而且认为犯罪分子会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危害国家，是否又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无疑，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权利范围

刑法中被剥夺的政治权利是否就是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剥夺言论自由的范围应比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围小。它不能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划等号，应限定在政治性的内容的范围内。”有的学者认为，“把剥夺政治自由限定在政治性内容的范围之内，是正确的，但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刑中所要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是错误的，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也是指公民具有发表政治性言论的自由，而不是一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直接界定政治权利的范围，但一国法律体系的概念应当是统一的，宪法学者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作为政治权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至今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一般情况，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政治生活权利的刑罚方法，包括和文学有关的出版权。根据《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说明对于非政治性而又对社会无任何危害的言论不应该受到剥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应该享有非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和《刑法》对权利的规定无疑有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法律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但是“规范”并不是制定法律之“目的”，而只是为以“和平的方式”获致人间之“公平”的一种手段，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实现才是最终之目的所在，法律之“手段”的“地位”使它应受到“目的”的节制，以避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将法律用其最终目的的剥离，而专为“规范”而“规范”。宪法是国家的“母法”，是为追求平等、民主、自由，保障人权而制定的，在社会发展中趋向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符合法律发展趋势。宪法是控制“手段”的手段，将个人法益列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应法律社会对重视人权的趋势，符合法为人服务的思想。刑法是国家最后的保障，有其强烈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以国家利益、社会影响为最终标准，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以国家法益为重的思想。

不管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如何我国现阶段都使之体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法益的色彩，而一定程度上使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处于不被保护的状态。笔者认为刑法的制定应该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刑法过分地将国家法益高于无危害性的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了刑法维护统治秩序，不择手段，难免会使刑法成为政治的附庸，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使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继续受到摸视。

二、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一般不存在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可以在众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毫无疑问地明确规定了人们的言论、发表主张、集会、结社的自由，再让我们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中对这些自由权是如何限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不对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的道德、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和影响，人们是可以广泛自由使用自己的权利的，并且他人也应对侵犯其权利承担责任。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第l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一)英美法国家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l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方式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在英美法国家，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法律高度存在，个人权利至上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公民最大的权益，并对这些权利予以很好的法律保护，让人们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发挥。刑法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是具有针对性和有限性的。英美法国家的刑罚种类一般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有些学者认为，英美法国家的资格刑很大程度地等同与我国的政治权利。英美国家的资格刑分为褫夺公权、吊销驾驶执照、禁止令、建议驱逐出境。其中褫夺公权中褫夺的就是政治权利，但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分子恢复自由，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大多为一些担任职务的权利，并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加以刑法上的剥夺。在禁止令中，包括禁止出入公共场合令，禁止出入体育比赛场地令，禁止持有武器弹药令，也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做出限制。

(二)法国

《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法国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以滥用权利造成危害或影响才负担责任，而不存在为防止滥用权利而先对其剥夺权利的情况，严格控制了刑法的适用范围。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中也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是针对每一个犯罪行为附带地加上各种适用自然人之附加刑，大大细化了惩罚的手段，对每一种惩罚做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很好的限制了公权利的滥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犯罪人的利益。

(三)德国

身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法律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受其历史影响，比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限制更为谨慎，即便是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章基本权利中第5条，第8条，第9条，第l0条，第14条，第16条也规定了公民出版、讲学、集会、结丰十自南权，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财产权，庇护权等一系列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在第l8条规定“凡滥用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第五条第一项)、讲学自由(第五条第三项)、集会自由(第八条)、结社自由(第几条)、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第十条)、财产权(第十四条)、或庇护权(第十六条之一)，以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应剥夺此等基本权利。此等权利之剥夺及其范围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之。”由此可见德国与法国运用的是同一种理论，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的唯一情形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滥用权利，否则这些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

《德国刑法典》中刑罚主刑为自由刑、罚金刑、财产刑，在附加刑中，第44条禁止驾驶，只是规定“犯罪发生于驾驶机动车时，或与之有关或由于违反驾驶人员的义务，而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法院可禁止其于街道驾驶任何或特定种类的机动车”。在第45条中只是规定担任公职资格、被选举及选举权资格的丧失，最高年限也只有五年，而且对剥夺犯罪人公权力的规定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一种“附随后果”。由此可见德国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力度也是可以在限制国家的公权利的行使中体现。

(四)其它国家

在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典》第三节规定了剥夺权利刑，第39条“以下刑罚属于剥夺权利刑：(1)完全剥夺权利；(2)特别剥夺从事任务、公职、职业、职位、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是父权、亲权、保护权或者监护权以及选举权等任何其他权利；(3)暂停任务或者公务；(4)剥夺驾驶汽车、摩托车或者机动车执照；(5)剥夺持枪权利；(6)剥夺在某地定居或者去往某地的权利，禁止接触被害人、其家属、法院或者法官认定的其他人，禁止与以上人员交往；(7)公共劳动。”其中“完全剥夺权利”在第41条中规定“完全剥夺权利对服刑人所拥有的荣誉、任务、公职，无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均确定地剥夺。”在有剥夺权利刑的西班牙只有对一些管理性政治权利、选举及被选举权、有一定潜在社会危害性的自由权利进行剥夺，并没有任何规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条文。

而在1974年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中都只规定人身自由刑、罚金刑，不以任何方式剥夺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刑罚。在《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中第53条规定的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为死刑、徒刑、没收财产、罚金、鞭刑。在《泰国刑法典》第l8条刑罚的种类为死刑、徒刑、拘役、罚金、没收财产。在《日本刑法典5中规定刑罚的种类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名誉刑、财产刑以及附加刑，在日本附加刑也只是没收财产。

综上看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公民的权利都极为重视，对剥夺的公民权利都依具体情形作了严格明确的限制，对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刑法上也是比较少的。

三、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理念

法益是一种对权利的延伸，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传统地置国家法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社会法益不过是作为多数人的法益而受到一体保护，国家法益则是作为保护个人法益的机构的法益而受到保护”，人们的呼声日愈高涨，法律维权意识也相应提高，社会正由一种国家法益一一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结构向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形势转变。宪法较多地维护个人法益，刑法则以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居上。刑法上“剥夺政治权利”一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处于政治权利与非政治权利的不伦不类的状态，明显地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

四、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重新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自由刑，显然采用了“盖然性占优势”的原则，为惩罚犯罪，所谓的消除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剥夺犯罪人的正当权利，与刑法理论上应采用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相悖离。据此，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一)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为“有危害性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将这些权利用“社会危害性”来加以合理的限制，使它符合刑法的基本构成要件。

(二)1982年宪法把公民的通信白由与言、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分割开来，新宪法施行后，通信自由就不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嗣之中，从剥夺政治权利刑中独立了出来。以此为例，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像通信自由一样独立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围，严格限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范围，放宽和强调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更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权力。

自由刑范文篇9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

注：①《吕刑》。

的改革。文帝时，用徒刑、笞刑和死刑代替黥、劓、刖左右

趾三种肉刑；将黥刑改为髡城旦春，即五年苦役；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但是，这次改革“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这就促使了景帝再次对刑罚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减少笞刑，并制定了棰令，对笞的规格大小，加笞的部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文景帝刑制的改革，使刑罚手段从破坏人的肢体完整到只是使罪犯忍受皮肉之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朝，统治者对刑罚体制进行了改革，将断右趾改判流刑；改连坐死刑为流刑，真正走上了一条逐渐减轻刑罚的道路，并最终确立了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其中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是击打犯人的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杖刑：仅重于笞刑，是用三尺五寸长的竹杖击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一种刑罚方法；徒刑：是一种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剥夺其自由，强制其服劳役的一种刑罚方法，具有自由刑与奴役刑双重属性的特点；流刑：是将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唐律中只

注：《汉书·刑法志》。

规定绞、斩两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在刑罚上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等价、刑罚人道的三大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废除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建立已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无法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随之入侵，义和团运动也迫使清政府修改法律。1905年，沈家本改订《大清律例》为《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与时代截然相悖的落后与野蛮部分，同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通过这两部刑律的出台，大清的酷刑被废除，还将原有的刑罚改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五种。自此以后，我国的刑罚与世界各国的刑罚大体划一。从以上刑罚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刑罚的进化具有如下趋势：

1、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在中世纪及以前的刑罚体系中，死刑与肉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或肉刑，自由刑和劳役刑较少适用。古代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实质上都是自由刑，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较轻的犯罪分子。无论是哪一朝代，中国古代的自由刑不但在内容结构等方面远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之自由刑的完备程度，而且，也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刑一样，在刑罚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而不过是作为生命刑或肉刑的补充而存在。

2、刑罚由重刑向轻刑转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奉行法家①推崇的重刑思想，用重刑酷罚杜绝犯罪，对罪犯广泛适用重刑或死刑。在秦朝，弃灰于道要断脚，偶语诗书的要弃市，刑罚极为残酷。到了近代，刑罚向轻刑化发展，其表现为：严格控制、减少死刑；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范围；提高财产权的地位。

3、刑罚由惩罚向预防转化。过去，刑罚以惩罚为目的，刑罚体制充满了恐怖，奉行严刑峻罚，反对缓刑、假释。到了近代，刑罚体制带有浓厚的教育色彩，刑罚的严厉程度较为缓和，并设置缓刑、假释制度，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4、刑罚执行由残酷向人道转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刑罚的执行普遍认为是越严峻越好，受刑人越痛苦越好。例

注：①法家是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源于春秋时管子的开发经济的思想，实际创派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

如，生命刑的执行有车裂、凌迟、火刑、溺死、斩首、绞刑等等；身体刑的执行有断肢体、烙印、挖眼、割舌等等；耻辱刑的执行则有脸上刺字、绑柱示众等等。到了近代，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刑罚也向文明化、人道化发展，其表现为：残酷虐待犯罪人身体的车裂、弃市、凌迟等肉刑被废除；侮辱犯罪人人格的墨刑和髡刑等耻辱刑被废除；刑罚法定化消灭了法外用刑；死刑的执行方式较为文明，一般以枪决或其它简便的方式执行。

二、我国的刑罚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刑罚体系是在长期同罪犯作斗争中产生并逐步发展和完善的。1979年刑法参考了各国立法，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1997年刑法修订，仍继承了这一刑罚体系，即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

主刑是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主刑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一个罪只能适用一个主刑，不能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设有五种主刑：①管制。管制是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在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在原单位或居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或工作，进行改造的刑罚。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是我国的独创，是适用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可判处管制的罪名占总罪名的一半以上。②拘役。拘役是对犯罪分子短期剥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由人民法院判决后，公安机关就近执行。③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剥夺一定期限的自由，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属于适用面最广的刑罚方法，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犯罪，也不管罪重罪轻，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适用。④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剥夺终身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中，它是最严厉的惩罚方法，主要适用于那些罪行严重，但不必判处死刑，而又需要与社会永久隔离的严重犯罪分子。⑤死刑。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主要适用于那些气焰嚣张、罪行特别严重、主观恶性很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除上述五种主刑外，还有附加刑，它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又称从刑。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在附加刑适用时，可以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附加刑。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附加刑的种类有：①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97年修改后的刑法中，经济犯罪的条文大大增加了，因此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范围也比过去有所扩大。刑法分则规定，可以判处罚金的有140个条文，涉嫌176个罪名，占分则定罪量刑条文的41.5%①。②剥夺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既可以附加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刑事犯罪，又可适用于侵犯他人民主权利的一般犯罪。③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刑法中仅适用于危害较大的图利性犯罪，其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④驱逐出境。驱逐出境是将犯罪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逐出我国国（边）境的刑罚方法。它仅适用于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我国现行的刑罚结构以自由刑为中心，这基本符合改造

注：①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53页。

罪犯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但现行刑罚制度存在如下问题：

1、关于管制刑。管制作为一个刑种，是我国的独创，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建国之初，还存在大量既无悔改表现，又无现行犯罪活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这些人没有必要进行关押，但是不加以控制，又难保他们不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国家利用群众大生产，由群众来监督管制刑的实施。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厂、公司等只是经济组织，不是专政组织，它们没有义务对被判管制刑的罪犯进行监督。由此可见，管制刑赖以生存的历史条件早已消失，同时《刑法》第38条—41条规定，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三年，其刑期在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两日，而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公安机关的执行力度扩大点讲已明存实亡，管制刑罚的存在已失去了意义，废除管制刑是刑事立法发展的必然。

2、关于拘役刑。根据我国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而一个案件侦查、起诉、审理的过程，常常超过6个月。按照羁押1日抵拘役期1日，经常是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时间超过了被判拘役的刑期，导致拘役刑没有意义。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拘役的适用范围比较广，但司法实践中极少使用，拘役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关于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实践中，对于犯罪情节较为恶劣的罪犯，判15年的有期徒刑大轻，就只能选择无期徒刑、死缓或死刑，而无期徒刑在实际执行至少10年，死缓在实际执行至少12年后，就可以恢复自由，这与他们的罪行严重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提高到30年，同时，还要适当提高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的法定最高刑期限制①，使死刑与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有期徒刑与拘役有机关的衔接，真正实现刑罚结构的轻重有序。

4、关于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是介于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刑罚，对于那些罪行严重但不够判处死刑，而判有期徒刑又不足以有利打击的犯罪分子。实践证明对某些犯罪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既能打击犯罪又能贯彻少杀政策，减少死刑的适用。但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只要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

注：①《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现，就有可能实际执行至少10年徒刑恢复人身自由。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刑罚幅度差别显然过大。由于当前的社会治安较混乱，严重的刑事犯罪还比较猖獗，为了贯彻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司法机关就只能更多地选择死刑，而舍弃选择无期徒刑，以避免“打击不力”的指责。如果刑事立法在设计刑罚制度时，注意缩小无期徒刑与死刑之间刑罚幅度过大的落差，就能够从制度上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死刑，同时又确保刑罚的打击力度。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将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以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前实际执行的刑期分别提高至20年。

5、关于死刑。在新刑法典中，45个条文中直接规定了46个最高刑为死刑的法定刑，如果将选择性罪名和并列性罪名分别计算，涉及的罪名为65种。即使按照选择性罪名和并列性罪名均以一种犯罪论的原则进行保守的统计，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竟多达50种①。这一数字显然比学者们对新刑法典期望的死刑罪名数要高得多，说明在总体上新刑法典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还过于宽泛。《刑法》条48条规定，对于应

注：①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

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死刑缓期两年的制度，对于贯彻少杀的方针，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打击和分化犯罪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正确贯彻和落实不废除死刑又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既能保证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又避免了死刑的泛化和死刑威慑效能的贬值。

6、关于罚金刑。修改后的我国刑法中经济犯罪的条文大大增加了，因此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范围也比过去有所扩大。但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并没有广泛的适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新刑法典对贪利性犯罪采用普通罚金制和比例罚金制，无疑是我国罚金制度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新刑法典同时对其它贪利性犯罪和故意犯罪也不无遗憾地规定了无限罚金制。笔者认为，无限罚金制违反了新刑法典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求犯罪行为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而且要求对犯罪适用的刑罚的种类和内容必须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如果只是对犯罪笼统地规定处以罚金，而不对罚金的数额做出任何限定，实际就等于是绝对不确定的罚金刑。这为法官任意自由裁量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显然不利于标准、有效地惩罚犯罪，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权。

7、关于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制度相对比较落后，正式入典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由于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不强，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至多只是与常人在政治生活方面有所区别，不会给罪犯的再社会化造成大的障碍。因此，我国人民不是很重视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罚方法。为此，我们应加强人民的民主意识，当家作主地责任感。

三、现行刑事执行体制的现状、弊端和改革

1、我国现行刑事执行体制的现状。

从现行体制上看，我国的刑事执行任务并非由统一的主体承担，而是由多个机关分担，呈分散制和多轨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目前我国的刑事执行主体有下述三种：第一是监狱和未成年管教所，监狱执行对象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成年犯，未成年管教所执行的对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第二是公安机关，其负责执行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单处或并处驱逐出境以及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的执行；第三是人民法院，其负责单处或并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及死刑（立即执行）的执行。

2、我国现行刑事执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这种刑事执行体制在过去惩罚与改造罪犯、实现刑罚功能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了应有的巨大历史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刑罚理论、行刑思潮的兴起和社会客观现状的变迁，这种出于某些传统的、现成的、便利的或者其它诸多原因形成的刑罚执行权能的分析格局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刑罚运行机制难于顺畅，刑罚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具体言之：

首先，从法理上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承担刑罚执行功能有悖于“分工责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我国在不同刑事司法环节上实行“分工责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应当主要执行犯罪刑事侦查以及与此相关的职能。而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行使部门刑事执行权与其在司法过程中消极的仲裁者的身份不符。

其次，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职能不顺、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刑罚效益的实现。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兼负着行刑职能，行使部分刑罚的执行权，而这仅是其“副业”、“兼职”，居于次要的份量。但这居于次要位置的“兼职”和“副业”，有碍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完成法律赋予其的主要职责。

第三，刑事执行机关设置交叉不利于统一管理。“墙内”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由监狱负责执行，而拘役及“墙外”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等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不利于统一管理、教育、改造和调查研究制定法规等工作①。再如，看守所是依法关押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场所，而依有关规定，某些有期徒刑犯也由看守所监管②，实践中，不少地方都没有单独设置拘役所，而拘役所与看守所合二为一，或者与行政拘留所合二为一，既是看守所又可以是执行服役刑的场所，这种执行机构设置交叉、刑事与行政不分、已决犯与未决犯不分的体制，不利于对违法犯罪人的分类教育、管理和改造。而公安机关治安任务繁重，

注：①郑可娣《刑事法律执行体制改革初探》，载《司法研究》1998年第一期。

②参见1990年3月17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2条；

人力有限，因而实践中刑事执行是由基层公安派出机构或罪犯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负责实施，导致这些“非监禁刑”的服刑罪犯极易失控脱管，使行刑活动形同虚设，刑罚效果无从体现。

3、对我国现行刑事体制改革的想法。

目前，我国刑罚执行在总体上存在的问题是刑罚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刑事执行工作的分散与不协调，宏观统筹较差。而这种分散执行是同现代行刑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要求背道而弛的。其根本解决有赖于刑事执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行刑权统一的实现。这一过程就是不断健全和完善刑事执行司法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标取向就是刑事执行的一体化。

所谓刑事执行一体化，即在刑罚执行实行统一的刑事执行规范调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组织体系，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政司法体制，以实现对基本性质一致、价值取向相同（即刑罚实现的）的行政司法活动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一体化”的意志就在于对有关行刑问题进行科学系统的、完整的、全方位专门化的研究和统筹规划，以形成刑事执行的最佳整体效益。刑事执行一体化首先要求，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行刑法律规范调整的基础上，刑事执行权由一个统一的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和负责。

行刑权①是刑罚权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刑罚由立法机关创制的规范形态和审判机关适用时的宣告形态转化为行刑中的现实形态，是实现刑罚权的最后一个环节，对刑罚效益的达成最具有实践意义，是现实的刑罚权。行刑权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刑罚权运用的最后一个环节，最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意义。从刑罚权运行的准确、合法、合理、有效，尤其是刑罚权实现的达成等方面考察，都要求逐步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或行刑司法体系。具体而言，行刑权的统一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客观内在必然的要求，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

第一，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若干个专机关创制的规范形态和审判机关适用时的宣告形态转化为行刑中的现实形态，是实现刑罚权的最后一个环节，对刑罚效

注：①张绍彦《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益的达成最具有实践意义，是现实的刑罚权。行刑权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刑罚权运用的最后一个环节，最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意义。从刑罚权运行的准确、合法、合理、有效，尤其是刑罚权实现的达成等方面考察，都要求逐步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或行刑司法体系。具体而言，行刑权的统一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客观内在必然的要求，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

第一，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若干个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环节：即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对罪犯的审查和提出公诉活动、审判机关对罪犯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的活动、行刑机关对罪犯依照生效的刑事裁判执行刑罚的活动。侦查、起诉、审判与执行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密切联系，共成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刑事司法活动，整个司法活动的各个相互独立的环节分别由相应的不同国家机关承担，这无疑遵循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又规定了，侦查由公安机关负责，起诉由检察机关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而执行由谁负责则未做明确规定。立法上的这种不完善，使刑罚的执行机关，特别是监狱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得不到正确的、实际的反映，实践中形成了“小机关大实体”、“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行刑权由司法、公安、法院等不同的部门行使，给刑事执行活动带来了混乱，有悖于现代行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第二，刑罚实现的客观内在要求。在整个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刑罚的实现具有某种终结和汇集的意义，刑罚权运用机制的合理建构是其制度的保障，刑事执行一体化即行刑权的统一是刑罚实现的制度性的选择。从理论上分析，刑事执行一体化使整个刑事执行活动有着统一完备的法律规范和调整；有着专职的行刑部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目标一致、统筹兼顾、协调有力，形成整体最佳效益，使刑罚运行机制畅通有序。从多年的行刑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上分析：作为国家专门的行刑机关——监狱是不完全的行刑主体，因为徒刑之外的多数刑罚并不是由监狱实施，而是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分而治之，这种现状带来的实际后果不仅使监狱在国家权利（司法权）分配及相应的法律地位、活动原则的确立中处于劣势（如监狱的法律地位具有某种依附性、从属性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对监狱行刑效益进而整个刑法改革成果和刑事司法活动效益带来不可忽视的阻碍，进而也影响了刑罚的实现和刑罚效益的提高，造成了国家刑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威胁刑事法律整体效力的发挥。

第三，行刑权的统一是刑事执行司法活动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刑事执行活动基本原则即行刑基本原则是根据行刑目的而确立的贯穿于整个行刑司法活动的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必须遵循的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是行刑专门活动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一般认为，这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注重改造原则、人道主义原则、个别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经济化原则等。行刑基本原则要求行刑活动应成为一种专门化、相对独立性的司法活动，要求各刑种的执行与各种刑罚制度的运用遵循共同的基本原则，具有相一致的价值目标，要求行政主体对刑事执行活动统筹兼顾、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各种资源效益，即要求行刑权行使的统一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而现行的分散式行刑体制下，由于执行刑罚是某些机关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执行刑罚对其而言只能是一种附属性的活动，实践中也处于一种“盲然”状态——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实际地或想当然地存在着，行刑目的的达成或刑罚效益的实现对其而言可谓一种“意外”的收获，其也很难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探讨解决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行刑基本原则难以体现和贯彻。

第四，从国家权力科学分配原则的角度看，行刑权的统一符合这一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在政治学原理上，国家权力整体必须根据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科学有序地再分配，这种分配必须遵循效率原则和制衡原则，效益原则即遵循专门化要求，将性质与要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职能交由同一系统的机关或人员负责，在单位时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的人、财、物等社会资源之功用。制衡原则即权利制衡是权力制约的基本模式，是指将国家权力分为苦干系统由不同人员机关掌握，使之相互独立、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一种制约原则或政府体制①。对于国家权力，必须调动权力本身的控制机制，权力不加制约便会被滥加使用，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这是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重要的政治规律②。遵循这些规律，现代社会司法独立已成为不争的真理与事实。在刑事司法领域，源于其自身的特征，刑事司法活动依照刑罚权实际运作的进程可以分为苦干相对独立的环

注：①林哲著《权利腐败与权利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②傅兆龙著《国家权力制约论》，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节，即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方式。每个环节无不密切关涉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性利益，刑事司法既要有力有效地打击、预防犯罪，也要切实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罪犯在内的合法权益，刑事司法权力在司法机关既要合理有效配置又要相互制约监督以实现上述之目的，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公、检、法依法遵循“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基本符合上述要求，而惟独在执行环节，由于司法权力配置的欠缺合理，刑罚执行机关未能与上述司法机关就刑事司法行为体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要求，这无疑有悖于国家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结果是不利于刑罚的实现。为此，遵循国家权力分配的基本准则，从科学和全局出发，在现行司法机构框架的基础上，在刑事司法领域对刑事司法权力的分配进行“微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鉴于此，笔者对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思想是，在最高行政司法机关——司法部内设立刑事执行局，专门负责刑事执行工作，在刑事执行局中再设立三个处：刑事执行局一处（原监狱管理局），负责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执行；刑事执行局二处，负责执行管制、拘役、单处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单处或并处驱逐出境以及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刑事执行局三处，其负责单处或并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及死刑（立即执行）的执行。这样，可使行刑权统一，保证刑罚的执行。

参考资料：

《刑法学教程》作者：周振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刑法分解适用集成》作者：刘家琛，人民法院出版社第一版；

《中国法制史》作者：叶孝信，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刑法学》作者：高铭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自由刑范文篇10

（一）罚金刑的修订

在我国的旧刑法中，自由刑在刑种配置中占绝对优势，在刑种适用中，生命刑占5.10%，资格刑占3.82%，财产刑占8.92%，而自由刑却占82.16%.[2]（P263）在新刑法中罚金刑地位显著上升，包括罚金在内的财产刑由旧刑法中的8.92%上升到23.08%.具体说，在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占分则条文总数的近1/2，广泛分布于刑法分则的7个章节”。

首先，关于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1979年刑法中，规定罚金刑的只有20个条文涉及21个罪名，占全部罪名的不足15%.[3]而在修订后的刑法中，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中规定有罚金刑的多达162个罪名，约占全部413个罪名的39.23%，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刑法规定的比例。从审判实践看，由于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多为常发罪、多发罪，因而实际运用的比例更高。据统计，199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涉及法定罚金刑的罪名有138个，占当年全国审结案件所涉310个罪名的44.52%.无疑，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审判实践，罚金刑的适用范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

其次，关于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罚金刑仍然处于附加刑地位，但是，应该看到，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而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在全部413个罪名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就有117个，约占总数的28.31%.按照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罚金刑是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唯一的刑罚方法，因而，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在事实上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再次，关于罚金刑的执行方法。与修订前的刑法相比较，修订后的刑法关于罚金刑执行方式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最后，修订后的刑法在罚金的适用方式上，也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作了各种不同的规定，较为丰富。罚金的适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单科制，（2）选科制，（3）并科制。并科制有必并制与得并制之分，必并制更具有强制性。修订后的刑法中罚金的并科制，几乎都规定为必并制。这也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关于罚金刑适用方式的一大特点。（4）复合制，即罚金的单处与并处同时规定在一个条文之中，以供司法人员参考。

修订后的刑法在罚金数额上，总则仍然维持无限额罚金制。但在分则对罚金数额作了多样化的规定。规定了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

（二）罚金刑的困境

由上可见，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广泛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提高了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增设了随时追缴的执行方法和倍比罚金与限额罚金制等。足见我国刑罚顺应世界潮流，加大和强化适用罚金刑的决心，但是几年来的适用实践证明，1997年刑法对罚金的修订是不完善、不彻底的，因而其适用效果自然也不尽人意。从总体上可以这样概括：（1）应罚不判。相当一部分犯罪，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由于考虑到诸多情况，却没有判处，就全国范围来看，某一资料表明，这一比例高达30%左右。再者就是一些法院在判决前，先让被告人缴纳罚金作为从轻考虑的情节然后再判；（2）判而不缴。已经判处了的罚金刑也没有得到有效执行，随时追缴制使大量执行案件长期积压，罚金刑“空判”现象十分突出。某统计资料表明，1998年全国法院已执行的罚金数额仅为应执行数额的20%；（3）数额失衡；（4）比例随意。作为审判机关，对依法应当判处罚金的，必须判处罚金，否则便是违法，“先罚后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而大量判处罚金刑，却又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判了白判，这就是罚金刑在我国现实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二、罚金刑陷入困境的原因

（一）审判人员执法不严无疑是导致罚金刑陷入目前困境的原因之一。因为从审判实践来看，确有一些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的案件，由于是异地作案、流窜作案，判处罚金刑后执行困难而没有判处罚金刑。已经判了罚金刑的，有的犯罪人有能力缴纳而想方设法逃避，加之执行机关、执行程序、执行费用不明确等，导致罚金刑得不到执行。[4]而且1997年修订的刑法大幅度的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必并制成为罚金适用的主要方式，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法官很难象在旧刑法条件下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成了罚金刑的适用率急剧上扬，从而使罚金执行案件激增，给执行阶段造成重压。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1997的刑法对于罚金刑的修订，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国情，相当一部分犯罪人根本无能力缴纳罚金，审判机关为了避免空罚只好不判.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罚金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一定财产权利内容的刑罚方法，这就决定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及罚金数额与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要使这种刑罚方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刑罚功能，前提条件是被判处罚金刑的人有财产权利可供剥夺。如果被判罚金刑的人根本无财产权利可供剥夺，其结果只能是即使判了罚金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纸空文。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很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仅仅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远远说不上富裕，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发展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无论是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还是罚金数额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1997年刑法对罚金刑的修订脱离了我国的国情，集中表现为盲目地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过于机械地规定罚金的数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罚金数额的规定。在旧刑法中，罚金的数额均为概括性的规定，即刑法没有规定应当判处罚金的绝对或相对数额。[5]（P308）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决定罚金的数额。在以后颁布的单行刑事法规中，罚金的数额渐趋具体化。而修订后的刑法兼蓄并收，对罚金数额的规定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二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百分比确定。如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要价额5%以上20%以下罚金……”；三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倍数确定。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并处或者单和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四是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对罚金数额作了具体规定的情况下，罚金数额有着明确的下限，没有法定或特殊的减轻情节，法官便不能在法定下限以下判处罚金，否则便是违法。

刑法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可以方便法官具体适用罚金刑，减少适用刑金刑中的主观随意性。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悬殊更大。刑法机械的规定罚金的数额，只会导致判处的罚金刑无法执行。

其次，对于适用罚金刑强制性的规定。罚金刑适用的强制性有“必处”和“得处”之分。所谓必处，是指法官在判决时应当无条件地对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在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的条款中，就是指必处罚金；所谓得处，是指法官判决时可以酌情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在修订前的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具有很大的弹性，相当多的条款规定的是可以判处罚金，而不是应当判处罚金。而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必处罚金的条款在规定有罚金刑的罪名中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修订后的刑法无论是关于罚金数额的规定，还是关于适用罚金刑强制性的规定，除了意在增强罚金刑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外，还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实际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然而，这些规定最直接的结果是要求法官不顾具体案件中被告人的实际情况，不顾能否达到判处罚金刑的目的，盲目、机械地判处罚金刑。这不仅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严肃性，而且也影响罚金刑真正效能的发挥。

再次，对于确定罚金数额依据的规定。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根据这一规定，犯罪情节成为法官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然而，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虽然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对同一种犯罪，处以相同的数额的刑罚，似乎平等，但是，罚金刑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平等。犯罪人的经济能力存在差异，对于腰缠万贯的富人，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如去九牛之一毛，无关痛痒，而对于一贫如洗的穷人，同样数额的罚金可能足以使其家破人亡，造成终身之累，从而产生效果上的不平等。鉴于此多数学者认为，罚金刑适用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和其经济能力。由于我国刑法未规定适用罚金时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能力，所以罚金适用要么罚不当罪，一些经济能力强的犯罪分子对罚金没产生期待中的感受；要么，刑罚过剩，使犯罪分子不能承受罚金，也因而使罚金不能执行。[6]（P242）

第四，对于罚金刑执行方法的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对于罚金刑执行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修订后的刑法关于罚金刑的执行，只是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再无其他的修改。[7]而这一增加却带来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是如何认定哪些财产是被执行人的财产，特别是被执行人与父母家人共同生活时，更难以确认被执行人的财产。在无法确认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就难以进行，更谈不上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其二是罚金的被执行人均是涉案罪犯，被判处罚金的同时其人身自由多数已受到限制，有的长达数年、数十年，如果对其进行追缴，执行时间长、执行难度大、执行效果不佳，况且几年、十几年以后的被执行人有没有财产可执行还很难说。其三，这一规定与该条“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的规定也相矛盾。因为后者所列事由只是不能缴纳罚金的临时原因，这些原因消失后，被判处罚金的人仍可能有财产供执行罚金刑。因而，现行刑法在保证罚金刑的适量判决与保证罚金刑的有效执行方面是严重失衡的，它只片面强调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却忽视了对罚金刑有效执行的保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及司法部门重定罪轻量刑、重量刑轻行刑的不正常状况的缩影。

第五、新刑诉法和新刑法对罚金的缴纳作了一些规定，但失之笼统，在案件的具体执行时无法操作；各地法院在对罚金执行机构的确定，执行强制措施的运用，执行终结条件的适用等许多方面做法不一，执行局面较混乱，目前，大部分法院由于没有罚金执行的法律规范而套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执行，但刑罚的执行依据民事法规是明显不妥的。

（三）罚金执行案件的特殊性

罚金执行案件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犯罪人一般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执行死刑，罚金的缴纳与否与其主刑的执行无关，犯罪人及其亲属往往抱着消极或抵制的态度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尤其是在金融、经贸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转移财产、抽逃资产变得非常简便，更易导致财产流失，转移而无法追回，无法补偿，给执行工作带来极大困难。[8]二是近年来异地作案、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剧增，审判地法院与被执行财产所在地很可能相距甚远，执行成本势必增加，加之罚金执行案件没有执行费，而罚金数额多少不一，很多罚金执行案件的成本可能超过罚金数额，给法院执行工作增加负担。三是由于许多犯罪人系因贫穷而实施犯罪，其根本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犯罪分子往往将犯罪所得挥霍一空，连追赃都难以实现，更何况罚金的执行了。

（四）当前人民法院普遍面临着人少案多，执行硬件条件较差，执行环境不尽如人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影响了罚金执行的力度。

三、罚金刑摆脱困境的出路

通过对罚金刑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罚金刑存在着立法、司法、执行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以至使罚金刑的适用和执行陷入困境，其自身的优势难以得到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使罚金刑摆脱困境，走向光明呢？我觉得应该从立法、司法、执行保障等几个方面综合治理，建立完善的、无懈可击的罚金刑适用和执行机制，落实罚金刑的立法和执行成果，真正实现立法的意图，不能望难却步，浅尝辄止，从根本上否定罚金刑。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一）从思想上重视罚金刑的执行，克服执法不严现象。罚金刑作为犯罪人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表明罚金缴纳后要入国库，作为国家的国库收入。而执法人员作为国家强制力的代表者，必须从思想上重视罚金刑的执行，保证裁判效果落到实处，达到刑罚惩罚和教育改造的目的。另外法院的审判人员应力避“先缴后判”现象的出现。“先缴后判”虽然有利于罚金的执行，但却是一种违法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法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极易给犯罪人造成种种误解，影响对其的改造。

（二）是建立罚金刑监督执行机制。[9]一般的民事、经济、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等执行案件，都有申请执行人，申请人会不断地要求法院执行，而单处或并处罚金的案件，罚金执行到位后要上缴国库，法院既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又代表国家执行这一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监督执行措施，势必影响其效能的发挥。

（三）科学理解刑法的规定，力避空判现象发生。

1、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但法官在具体判案时却不能忽视这一因素。尤其是在法定罚金数额不具体的案件中，更不能忽视这一因素。现行刑法规定犯罪情节是决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据此，情节严重的，罚金数额应当多些，情节较轻的，罚金数额应当少些。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这一规定无疑是合理的。[10]但是，由于罚金刑的内容具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对相同数额的罚金，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刑罚适应性。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其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使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不到便宜，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因此，人民法院在对犯罪人决定判处多少罚金时，除了考虑犯罪情节外，还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数额较多，超过犯罪人的负担能力，犯罪人就会无法缴纳或缴纳后严重影响生活，这对教育改造犯罪人和争取他们的家属都不利；反之如果数额过少，则会使犯罪人感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

有人提出，确定罚金数额时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违背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的原则。其实，这是对经济刑罚观的偏颇理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确立和发展，金钱作为“凝固化或具体化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实现自由的程度，对金钱的剥夺在某种程序上也是对自由的剥夺。当今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并不是单一刑种的运用，而是对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与金钱的双重剥夺。法官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实施双重剥夺时，考虑被告人的不同经济状况对自由刑和罚金刑进行不同形态的并科组合。尽管组合中二者在量上不同，但他们之间的组合在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益的总体价值方面是可以互相接近甚至等价的，这种追求的现实意义在于既符合刑罚的理念，又便于刑罚的落实。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样是以钱赎刑，其实这种看法也应该予以否定，首先罚金刑既然同样是刑罚，就不存在赎的问题；其次二者的互换形式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限制地可以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

2、对法定罚金数额有明确下限的，如果被判刑人具有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这种情节不仅适用于主刑，而且同样可以适用于罚金刑。例如，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我国劳动法规定，公民只有满16周岁才可以就业，只有少数行业可招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一般没有经济收入和个人财产缴纳罚金，如果以其监护人的财产缴纳罚金，又有悖于罪责自负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在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只能依据未成年这一法定从宽情节，在法定罚金数额下限以下确定应处的罚金数额。而且，对主刑与对罚金刑从宽的幅度可以不必强求一致，即可以对主刑作从轻处罚，而对罚金刑则作减轻处罚。

3、科学选择适用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本来，在我国刑法中，没收财产刑的严厉程度要高于罚金刑。这是因为没收财产是以剥夺犯罪人个人所有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其适用对象都是罪行较严重的罪犯。但是，刑法对罚金刑作了修订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收财产刑是以罪犯现有的财产作为剥夺的对象，其数额也是不具体的；在判处没收财产时还应当对犯罪分子及其抚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申请，应当偿还。由于有了这些限制，实践中没收财产刑不存在空判问题。而罚金则不同，罚金剥夺的对象不限于罪犯现有的财产，相当一部分罚金有明确的数额要求。为此，在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选科的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应当尽可能地选科没收财产刑。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可以选科的罪名共有52个，适用的对象均为刑期较长的罪犯，而这也正是实践中罚金刑难以执行的对象。

（四）从立法上完善罚金刑的各项制度和措施

第一、针对新刑法和刑诉法对罚金执行中的种种问题鲜有改进，无法可依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应从以下几方面健全执行机制。[11]

确立执行机构。我国法院目前内部机构的设置体现了审执分离和专业化的特点，执行庭作为财产执行的专业化机构，在执行条件及实际操作方面均具有法院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罚金刑的执行也宜由其执行，应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这样有利于执行力量的集中和统一协调。规定移送执行的条件。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应在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交纳的应强制缴纳。据此判决指定的期限应当是犯罪人自动缴纳的期限。期满未缴纳或未完全缴纳才是适用罚金刑执行的先决条件。这里所谓的期满，不仅包括一次缴纳罚金的期满，还应包括分期缴纳的部分期满。因此，只要犯罪人罚金不如期缴纳时，即视为没有按期缴纳罚金，就应将此类案件移送执行，以免犯罪人规避法律拖延缴纳。

制定执行措施。由于罚金刑执行所涉及的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制定执行措施是可以参照民事案件财产执行的规定，同时更应考虑罚金执行难的成因，相应的采取下列措施：一是人民法院应在全国范围内搞好委托执行，建立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罚金的制度，由该法院统一执行罚金，上缴国库，以及时解决大量的异地作案、流窜作案导致的罚金执行案件，消除执行空白，降低执行成本。二是建立罚金刑与主刑执行相联制度。罚金刑执行不影响主刑的执行，被执行人及其家属自然对罚金的执行有抵触情绪，如果罚金刑的执行可以作为减刑、假释的参考条件，那么被执行人交纳的积极性就会增强；况且，罚金缴纳也是刑罚的执行。执行的好说明被执行人的悔罪诚意，以此作为减刑、假释的条件也是较符合法理的。三是从立法上设立罚金刑执行的易科制度。由于自由刑与罚金刑同归于刑罚，同时，金钱作为一种物化的自由，蕴含着犯罪人消费的自由，剥夺自由与剥夺金钱在使犯罪人感到痛苦这一点上有一定的一致性，至于程度不同，正是罚金刑趋于轻缓化的表现。所以在刑罚上规定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的交换关系，确立罚金易科制度，对于解决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罚金刑案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能有效的避免犯罪人逃避制裁，同时也体现了刑罚的及时性原则。

第二，针对犯罪人设法转移、隐匿，有能力抵抗缴纳罚金的现象，我国应通过立法等途径建构完善的罚金刑保障机制。

建立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侦查阶段伊始，司法机关便着手调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开列清单，详细审查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抵押情况，各类债务等。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行为人的财产状况。建立这项制度可有效避免犯罪人及亲属设法转移、隐匿、变卖可供执行的财产，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况且罚金的执行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有申请执行人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义务，罚金执行的财产线索提供只能依靠司法机关，如果法院在执行时有先行机关的财产报告，就可以掌握犯罪人的财产线索，初步明确可供执行的财产范围，克服盲目性。

建立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为罚金的执行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实现过程中，尚需建立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使行为人财产在执行终结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财产保管义务人应当是行为人委托的或是司法机关指定的行为人亲属或财产共同所有人，必要时也可以单位组织，其负有保证行为人的财产在罚金执行终了前不被转移、隐匿、变卖、销毁的义务。这项制度的优点有（1）操作简便、可行性强，在行为人委托或司法机关指定保管义务人后，有司法机关制作登记表，明确财产保管的具体范畴和期限，告知其保管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由其财产保管义务人签字盖章，待到罚金缴纳完毕后解除其保管义务。这样操作客观上保护了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使财产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没有对行为人判处罚金，也不至于对财产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既可以减少司法机关的工作量，又同样能达到控制行为人财产的效果。（2）财产保管义务主体确定符合情理。行为人的亲属或财产共有人与行为人在财产上密不可分，这两类人在保管行为人财产方面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先天优势，而且一般行为人均在押，在押期间的财产受益人往往是其亲属或财产共有人，有这两类人承担保管义务符合情理。（3）财产保管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明确。履行保管义务期间，如果是义务人转移、隐匿、变卖、毁损行为人的财产，情节较轻的，可有其来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情节较严重的，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立严格的财产先行扣押制度。在刑事诉讼期间，为使行为人财产处于稳定状态，设立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是必要的，但它尚不够充分，一旦作为中介的财产保管义务人丧失纽带作用，那么司法机关必将对行为人的财产失去控制，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对行为人财产的先行扣押制度。①应指出的是扣押手段迅速简便，可以为罚金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扣押同时也是对财产自然状态的强力破坏，不利于财产的合理增值和经济运行。因此应严格限定先行扣押的适用条件，只有在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作用丧失，且将导致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财产失控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它只能是财产保管义务人制度的辅助手段。

综上所述，在当今世界，随着刑罚轻缓化和经济刑罚观的刑罚趋势，罚金刑以其自身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在我国，随着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罚金刑在惩治犯罪方面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内容摘要：修订后的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加大了罚金刑的适用力度，使我国刑罚适应世界刑罚发展趋势，满足对新形势下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需要，但由于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使罚金刑的适用和执行陷入了困境，本文从罚金刑面临的困境出发，探讨了罚金刑陷入困境的原因及摆脱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罚金刑，罚金，问题

罚金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强制向国家缴纳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1]（P191）它具有主刑和其他附加刑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刑事立法的发展，罚金刑在刑事制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新刑法为了更好的惩治经济犯罪和贪利性质的犯罪，大量规定了罚金刑，适时调整了我国的刑罚结构，是刑罚立法的重大进步，但从新刑法颁行的一段时间来看，在罚金立法成果的落实即罚金执行方面却不尽如人意，面临着一些困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翟中东。刑罚个别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洁。罚金刑适用若干问题研究[J].刑事法学，2000.（12）。

[4][10]姜国旺、王晨。罚金刑：困境与出路[J].人民司法，1999.（7）。

[5]梁根林。刑罚结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陈兴良。刑罚适用总论（下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李晓英。我国刑法中罚金刑适用之我见[J].法学杂志，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