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范文10篇

自由贸易范文篇1

本文作者：解春艳朱红根工作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分析从图1可知，200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395．22亿美元，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该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547．81亿美元，其后随着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了2025．33亿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地位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呈波动性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图1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统计得到（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分析从图2可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173．41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亿美元，增长了5．59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2009年有所下降，为1062．5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比重呈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来看，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仅为221．81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1170．03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例来看，从2000年的9．85％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对平稳状态，到2008年有所下降。图2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得到（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域差异分析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区域差异来看（见表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并且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与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量相对较少。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较小，但今后的双边贸易潜力较大。

（一）理论假设基于国内外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理论假设：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在这十年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签署了各项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的实施所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市场开放等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长期促进双边贸易。但标志性的贸易协议有3项，分别为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货物贸易协议》及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本文用这3个标志性贸易协议的签订来度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化程度，并假设每项贸易协议的签订对双边贸易都有正影响。2．经济规模。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国的GDP总量反应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以及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给能力，进而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贸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设经济规模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3．人口数量。一国的人口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国内的需求越多，当国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无法满足的需求。本文假设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4．地理距离。一般指两国的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本文选取的地理距离是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贸易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小，这些成本从而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假设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5．科学技术水平。一国科学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本文采用计算机拥有率作为衡量该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并假设计算机拥有率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6．文化距离。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的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则意味着两国的文化距离越近，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语言，即贸易对象国是否使用华语作为衡量两国文化距离的指标，并假设存在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7．共同边界。如果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存在共通的文化区域，相互之间交流更便利，贸易更快捷。本文假设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8．优惠贸易区。保护性贸易政策是构成国际贸易的巨大壁垒，而当两国同属于一个优惠贸易区时，由于各种壁垒的消除或削弱，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对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同处于亚洲，且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共同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优惠贸易区的虚拟变量，并假设该变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二）模型构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额；YitY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经济规模乘积；PiPj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人口数量乘积；Disij表示i国与j国首都的直线距离；Comjt表示在t年j国的科学技术水平；Lanij为文化距离变量；Borij为共同边界变量，APECij为优惠贸易区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别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重要变量。β0是常数，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归系数，μ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三）数据来源目前，东盟成员国有10个，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东盟，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面板数据。双边贸易额数据根据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获得。GDP和人口数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通过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计算获得。计算机拥有率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是否有共同边界可由世界地图查询。各国加入APEC的情况来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是否使用华语、各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内容均来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官方网站。模型中各项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3个关键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为了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综合影响，把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事统一纳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Ⅳ。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模型调整后的R2较大，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统计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有重要影响。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不断增长。第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原因在于该协议条款中规定，双方要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并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根据该项计划及协议，中国与东盟首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紧接着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第三，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领域。2．经济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国GDP越高，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GDP的增加对其供给市场的影响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额加大。随着各国经济规模地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量也会不断增长。3．人口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盟中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使得国际间的贸易更加活跃，人口数量增加创造的需求效应远远大于国内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并且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对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越小。但在地理距离变量模型Ⅳ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5．科学技术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象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额越大，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一般来说，一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表示该国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会越强，因此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同时，一国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能力就越强，会创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给。6．文化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同使用华语的贸易对象国进行贸易较之不使用华语的国家，双边贸易量更多，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华语的国家华人人口较多，对本国的产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华语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使得该国居民对中国抱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人文环境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通点，更容易接受和喜爱中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更容易推广。7．优惠贸易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同属于APEC成员国时，更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属于同一贸易区的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贸易优惠政策，相互之间可以享有关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都会相对较低，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8．共同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都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与双边贸易量负相关，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都是贸易小国，经济规模小，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贸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边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优势来大规模的扩大贸易；而与中国没有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国家经济规模大，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同使用华语，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都较大，因此就造成了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较大，而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反而较小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对东盟各邻国的贸易还不够发达。

自由贸易范文篇2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a要素权重与日本和美国的相同（原表中有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这里未引用），如果权重与中国相同，数字分别是2.16和1.80。Maddison(1998)，表3.10

如果大体上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在以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第二阶段，而韩国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并且现在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相应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对中国来说就应当是1978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导向为主；对韩国来说就应当是1960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为主，现在则以基本自由贸易为主。如果考察中国和韩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话，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执行了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战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适应发展阶段，它也会影响发展阶段，因此，贸易战略和政策是否适当，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情况，先简单分析韩国的情形。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到上世纪60年代初就转向第二阶段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韩国的经济增长和TFP增长都从这时起发生明显变化，而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转变。韩国在出口方面的鼓励和进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韩国政府贸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复的，但是反复之后总体上还是不断放松贸易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到70年代，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总体上的进口控制有所加强，从而被有些学者认为韩国又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阶段。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进口控制加强的同时，对出口还有很强的鼓励，因此总体上应当还是处于出口导向的战略下。然而，这在贸易战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种倒退。政策不当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机，使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的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70年代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

最后，韩国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达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还不是最高的一类。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韩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与此相适应，韩国不仅已经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而且还在努力通过开放服务、金融自由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

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仍应积极主动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仅消极开放国内市场。

如果承认韩国大体上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并且其贸易战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中国的讨论就可以韩国为基准进行。虽然如前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与实际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但是发展阶段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假设中国从1949年起也与韩国一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阶段又会怎样？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首先，如果以韩国为基准进行比较，中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应当比1978年更早一些。韩国是在1961年开始转变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为878美元，与韩国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韩国1960年为1302美元），因此，中国比韩国晚了大约10年时间。但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为79美元，中国为218元人民币，按改革开放前大体上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开放之初的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算，则为78美元，与韩国相似。另外，用劳动生产率来比较的话，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国为100，中国和韩国在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7和10，韩国比中国高3个百分点，或者说高30%，但是到1973年，两国分别是6和14，韩国高8个百分点，是中国的两倍多。这一方面说明，韩国6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比中国快，因而经济发展也比中国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韩两国在50年代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没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最快应当在与韩国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应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阶段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当时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中国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变，相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其实也不必实施如此“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因为第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其实是为了帮助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起步。但是中国由于在50年代一边倒向当时的苏联，并且由于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事实上难以实行比较宽松的贸易政策以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投入品。因此，很难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是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说，这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自1978年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贸易战略和政策也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这在总体上与韩国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后的发展相似。积极推动出口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但具体地看，两国还是有不少差别。一个差别是中国的国家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在1978年从第一阶段转向了第二阶段，并且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韩国晚了近20年，但是中国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应地比韩国要快。以关税为例，中国2000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而韩国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率还有21.3%；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韩国在1984年－1987年期间为8.8%。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差别是，中国的贸易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口壁垒的迅速降低是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密切相关的。中国不仅在谈判期间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协议中进一步承诺，中国加入WTO后将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较快地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而韩国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谈判没有中国这样艰巨，韩国加入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承诺。

中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与之相应的贸易战略应当是出口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壁垒，同时也降低出口鼓励的力度，是否意味着中国将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符？应当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重点都转向自由贸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入关（加入世贸）以后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预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加入世贸所做出的承诺也未超出大多数WTO成员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虽然中国加入世贸后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没有措施可用，在鼓励出口方面，在引进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税、关税结构、汇率政策、卫生检疫、技术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一个从政府高干预的出口导向到低干预出口导向转变的过程。韩国曾经是这样（有过波折），中国在90年代的贸易改革也是这样，加入WTO只是继续加快这样的转变而已。我国在降低保护总水平的同时可以调整保护的结构；在降低鼓励出口力度的同时也可以调整鼓励的范围。

总之，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仍应积极主动地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消极地开放国内市场。在降低政府干预总水平的同时坚持低干预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而不应迅速走向自由贸易。

资料来源：王梦奎(1999)，第168页。HuandKhan(1996)；李京文等(1996)；Bosworthetal(1995)；翟凡(1999)

如果判断中国从1979年起进入一个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该阶段是否已经结束？中国何时进入、或可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第三阶段？这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R&D的支出。中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为0.71%，1995年前后都是0.6%，直至2000年才达到1.0%。虽然缺乏上世纪90年代以前R&D支出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这一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平均2.5%以上要低得多。如果中国的R&D支出相对很低，而TFP增长较快，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主要利用国际技术推动发展，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处于第二阶段。

韩国的发展阶段

自由贸易范文篇3

关键词：公平贸易;自由贸易;贸易摩擦;贸易保护;贸易壁垒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国际间贸易摩擦归因于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各个经济体所坚持的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博弈。在每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前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秘书处以及其他一些贸易经济学者通常都作出非常乐观的预测：国际间关税削减后将直接导致世界贸易额扩大数十亿美元。同时，人们都普遍认为今天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所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提出“主张公平贸易，重振美国经济”。在其执政以后，“公平贸易”更是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词，美国此后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主动谋求基于“公平贸易”原则的一系列贸易措施。近两年美国、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访华时，也都更多的讨论“公平贸易”的概念。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以援助农业国家小规模、家庭化种植业的“公平贸易”概念，本文中所提到的“公平贸易”则是指国与国层面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机制或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形式。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自由贸易”这个术语，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自由化及其公平原则的演变。

1英国、美国——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影响者

在1721年第一任英国总理罗伯特•沃尔波开始实行贸易政策改革与1846年废除玉米法期间，英国为保护其国内工业而采取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出口补贴、对用于出口产品的进口原料进行关税退税、以及国家政策层面的出口质量控制。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致力于在欧洲传播“自由贸易”学说。由于废除了“玉米法”，英国虽然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从1860年的英法贸易条约以及随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纳入“最惠国待遇”条约开始，欧洲大陆进入了一段“关税裁军”时期。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保罗•巴洛克所说，英国的技术领先是其向“自由贸易”制度前进的推动力，而这个技术领先是在其“高耸而持久的关税壁垒”保护下实现的。因此，被称为现代“幼稚产业”学说之父的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特别是关税保护）发展幼稚产业，并认为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是自私的。因此，这种“关税裁军”趋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间，贸易保护程度的持续恢复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共同趋势。法国和德国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使英国受益而非自身受益，并逐步提高了关税，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廉价粮食流入。到1913年，所有大国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其幼稚产业。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影响，陆续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然后这些殖民地都遭遇了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印度更是遭受了工业化进程的倒退——英国先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然后在1857年通过英国直接统治，在印度建立了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市场，从而彻底摧毁了当地的纺织工业。对于美国而言，尽管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伟大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保护制造业，而应该集中发展农业，但是许多19世纪的美国政客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他们的国家。美国内战的主要聚焦点除了南方奴隶制之外，南北方对关税的不一致观点。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经济保护主义者，他所在的辉格党主张以基础设施发展和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体制”，因为该党派已明确认识到“自由贸易”主张其实是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内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全面建立关税壁垒以发展国内工业化，以抵消来自进口产品的冲击。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第一个系统论据是由美国思想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在18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美国是世界上制造业平均进口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前，运往美国的货物成本很高，因此美国天生具有极高的贸易保护程度。可以这么认为：美国的工业在1945年之前是世界上受保护最严格的行业。

2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崛起

作为主要的工业强国，美国和英国都认为国内的繁荣依赖于廉价原材料的现有供应和其工业制成品的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两国政府主张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平等地进入世界市场和平等地获得工业原材料”。然而，这两国的讨论侧重于要求其他国家“消除”对英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及其产品出口问题则避而不谈。迫于其自治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的压力，英国政府才逐渐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在足够的保障机制下、在有限时间内实施关税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权利。然而，美国不愿意对其他国家做出这种让步。联合国于1948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中，美国代表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尽可能低的关税水平来最好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持相反的观点，要求制定经济发展的特殊宪章条款，并灵活运用关税和其他障碍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国际贸易组织(ITO)宪章中关于“经济发展和重建”的章节是基于对上述谈判回合中各国意见的妥协。但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与参议院很快明确表示不会批准此宪章——尽管它基于“自由贸易”概念，但它不符合美国利益。这表明，在使用“经济发展”这样的词汇时，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理解并诠释其含义的。纵观二战战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的发展历史，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始终能从世界贸易体系中获得公平的利益份额。由于国际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抱怨其国家利益被世界贸易体系所忽视，在1950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哈贝勒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其在1958年提交的报告中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产品面临着高额关税。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哈贝勒报告发表20年后的1979年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结束时，仅是在“热带产品”大类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出关税减让的请求书中仍有4,400个应课税项目。从理论上讲，在“农业协定”之后发达国家给予的补贴将被取消；但实际上，补贴的总价值实际上已经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国家中，其国内对农业补贴支持的价值总和从2760亿美元(1986-88基准期的年平均值)上升到1999年的3260亿美元。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认为1947年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世贸组织是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和贸易实践。然而现实情况是：世贸组织是在谈判规则的基础上规范国际贸易，而不是基于所谓的“自由贸易”。首先，单个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缺乏国际间谈判的影响力和判定其谈判立场的能力，并且不能将与世贸组织各谈判机构的沟通结果顺利提交至国际组织并坚持贯彻、落实。其次，单个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政治影响力，而这正是在谈判过程中取得积极成果所必需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面临的主要缺陷。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每一个谈判议程都是在少数国家之间进行的，这个非常不透明的过程在历史上被称为“绿屋谈判”，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对手，并对他们施加强大压力。由于相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被邀请参加“绿屋谈判”，发达国家的参与和影响程度远高于其在WTO会员国中的份额比例。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纺织和农业）始终遭遇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的排斥，并仍然面临高额关税。另外，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谈判组于1991年12月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英文缩写TRIPs)。尽管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该协议经过讨论修改后，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际被各国接受而成为正式协议。知识产权协定是乌拉圭回合一揽子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世界组织成员都受其规则的约束。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授予垄断权利有效的制约了国家间的竞争，使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而且价格往往过高。TRIPS导致的一些药物的高价格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特别是在南非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药物方面。总之，WTO体系受规则支配，并反映了采用这些规则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些规则并不反映对各国产品“自由贸易”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国家在农业和纺织等产品领域（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都保持着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因此，发达国家没有在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产品领域内实行具有公平性的“自由贸易”。这种人为的忽视是由WTO的这些规则直接促进的。

3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世贸组织目前的运作表现出许多不平衡，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能差异以及主要出口贸易条件(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规则。这些不平衡与不恰当的贸易政策和发展政策相结合，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法克服其薄弱的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被动地位。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从公平的自由贸易中获益，同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表明贸易自由化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贸易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而是实现均衡、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已经到了自由贸易、公共贸易缺一不可的地步。正视公平贸易的原则和精神，与主要贸易伙伴谋求基于公平贸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应是我国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我们要对“公平贸易”有自己的深入的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视角，根据中国所处的条件，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更需要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结合起来，毕竟，“自由”和“公平”也是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的贸易政策不能仅是自由贸易政策，而必须是兼顾公平贸易的自由贸易政策。“一带一路”在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同时，也要为全球的“公平贸易”做出贡献，从而为全球经济解决“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关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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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谷克鉴,喆儒.“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经济学逻辑[J].国际商务研究,2018(3).

自由贸易范文篇4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

(三)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失误的启示。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应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市场范围扩大，贸易机会增加，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通过世界市场供给，消除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但现实中，由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依然存在，技术和环境壁垒等新的贸易壁垒日益强化，在农产品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比较优势调整其农业生产结构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菲律宾政府曾预计，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将有35万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转移到种植高附加值的作物，其实际收入会由此得以提高。但调查显示，转型需要较大成本，而绝大多数小农户因不能获得资金，面临较大困难，有的只能被迫出租土地。厄瓜多尔及墨西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第一点。据调查，人世以来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壁垒的影响，每年造成的损失达90亿美元。发达国家在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的进口中设置的品质、标准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不断加强，特殊保护措施和反倾销诉讼的运用也日益增长，使中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阻，农业结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三、在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中的对策

(一)逐渐消除两国的贸易壁垒。首先，对农产品的关税减让要分阶段、分产品进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继续保持一定范围的配额，可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逐步扩大配额，削减配额外关税；对蔬菜、水果可根据其弹性大小，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其次，在新一轮农产品议题谈判中，将技术壁垒纳入谈判议程，遵循国际通用的检验、检疫标准，消除技术标准的分歧。从目前的WTO《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来看，各国可制定不同的标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非关税壁垒中，技术贸易壁垒目前仍被WTO看作是合法的手段。在WT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中指出，该协议对国家之间有关嗜好、收入、地理和其他因素上存在的合理差别给予考虑，对成员方在国家技术法规的制定、批准与实施方面给予了高度的灵活性。在技术规定和标准方面，各国处在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显然，澳大利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食品与卫生标准要高于中国。目前，需要谈判协调两国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大大超过其能力，澳方应该在这一领域与中方加强合作，消除两国间的技术壁垒。

(二)发展多样化农业经营模式。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来看，需要转变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模式。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农村逐渐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的前提下，允许经营权流通，土地适当集中经营，形成现代的农业企业。作为市场化和对外贸易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实行企业化经营，确立应有的品牌，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水平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作为农民自产自销的部分，可以逐步建立标准化。总之，中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应该多样化，产权应该逐步集中，发展成规模经营的形式。

自由贸易范文篇5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将改变亚洲政治经济的全貌。随着谈判工作的展开，人们又开始把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由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初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当时，东盟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及经济脆弱性有切肤之痛，急需通过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东盟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想法呼之欲出。考虑到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02年启动，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我国领导人提出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想法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重点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影响两大问题。专家组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后提交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并授权各国的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谈判。

中国与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是经过中国东盟专家小组论证后确定的。根据WTO的条款，消除贸易障碍的合理时间应在10年之内。东盟已于2002年启动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和东盟作为APEC主要成员，又都承诺在2020年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的优惠程度肯定要优于其他国家，时间表也肯定要快于其他组织。但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又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由于都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民族行业和幼稚行业需要保护。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之后，专家小组建议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最终被中国和东盟的领导人所采纳。

从去年11月至今，关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具体情况是：东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判，由泰国人任谈判组长，东盟各国派代表参加，在东盟内部先形成谈判方案，6月在中国举行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具体讨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安排，为9月在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和11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奠定基础。谈判预期在2003年11月之前完成，从2004年开始，用6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09年最终建成，届时双方将明显降低关税壁垒并消除所有非关税壁垒，同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和意义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

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其实质内容是在参与成员之间相互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前，在WTO(包含GATT)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224个，绝大多数是在90年代出现的，仅1995年WTO成立后就增加了100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一直落后于北美洲及欧洲，东盟自由贸易区日趋成熟，多少填补了东亚经济合作的空白，但远不及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模和影响力。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使中国与东盟走向了探讨经济联合的道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深入发展。欧元正式投入使用，欧洲经济一体化步入最高阶段。继1994年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洲34个国家又宣布将在2005年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非洲国家也要分阶段在2005年建成全非共同市场。面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东亚的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东盟一些国家分别与中日韩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并且展开了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东盟只有依托整个东亚，才能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与东盟组成自由贸易区，将涵盖17亿人口，GDP超过2万亿美元，贸易额达到1．23万亿美元，将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其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区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导致东亚经济联合步伐骤然加快。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东亚奇迹暂告结束；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东亚经济显现东北亚和东南亚二元分工体系的雏形；恐怖活动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全面放缓，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的东盟经济雪上加霜。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脆弱的国际经济环境，东盟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变得积极，期望能通过地区力量的整合来抵御风险。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处插手、干预，引起了东盟各国的普遍反感，对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增强。

第三，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搭中国快车成为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现实考虑。近年来，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GDP和外贸进出口额均已排名世界第6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2位，吸收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截止今年2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入世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外贸与吸收外资规模，同时为适应WTO规则而进行的经济结构与体制的调整，将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实现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多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机制性的经济关系，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

第四，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日益加强及东盟自山贸易区的日趋成熟，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是双方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必然产物。东盟目前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自1995年以来，双方的贸易额年均增长超过15％。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已达416．15亿美元。相互投资方面，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首选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的经贸联系必将进一步扩大。为保证经贸联系的畅通，也需要建立某种较为固定的经济联系机制。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1992年在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并批准15年内建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区域内国家间的关税壁垒，实行共同有效关税特惠待遇(CEPT)。CEPT规定，从1993年起的16年内，东盟各国相互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并于2008年达到0—6％的平均关税水平。由于经济区域化进程加快和乌拉圭协议的签署，促使东盟决定将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时间由16年提前为10年，于是，1995年东盟首脑会议宣布将在2003年前实现这一计划。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1998年第六届东盟首脑会议又提出按双时间表加快东盟经济联合步伐，决定东盟6个老成员从2002年起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平均关税水平降到0—6％，比2003年的目标又提前了一年，而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分别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达到该目标。1999年东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进一步确定将CEPT目标由0—5％转向零关税，规定6个老成员在2015年实现，4个新成员在2018年实现。同年11月举行的东盟首脑会上，老成员实现零关税的时间又提前到2010年，并原则上同意新成员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期提前到2015年(部分敏感商品仍可到2018年完成)。

可以看出，东盟国家正在加速向零关税目标努力，较低的关税水平和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而采取的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为与中国商谈贸易自由化协定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意义深远

政治上，通过加强双方的经济渗入，将促进今后10年中国、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符合我营造和平合作周边环境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外，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作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

经济上，有助于促进双方经济增长和增加贸易量，创造双赢的局面。根据东盟秘书处的研究，中国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55．1％。东盟的GDP增加0．9％(54亿美元)，中国的GDP增加0．3％(22亿美元)。此外，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还有利于增强各自企业的竞争力，该地区的外资流入也会相应增加。总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并利用地理位置邻近的便利，为进一步增加交流、扩大合作提供条件。

当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短期看也会对双方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特别是由于双方的产业结构趋同，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势必会对对方产生一定的冲击，特别会使中国对东盟本已存在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

90年代以来出现的自由贸易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贸易区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是广义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专家小组还确定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

(一)货物贸易自由化

关于货物贸易，根据已达成的共识，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除极少数特殊产品外，所有产品的关税将降至0-6％，并取消所有非关税措施。

中国的平均关税虽然目前已降至12％，但比东盟的WTO成员的平均关税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对东盟的一些主要产品的进口关税更高。如中国对泰国进口的大米征收高达113％的关税，对从马来西亚、印尼进口的棕榈油的关税也较高，配额之内的关税为9-10％；配额之外的棕榈油征收30％的关税，另还附加13％的增值税。东盟国家对此非常关切。

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关税减让方面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有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和民族产业，在关税减让方面，势必要适当照顾。因此，中国与东盟关税减让的操作将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减让做法，将各国减让关税的商品分为4类：即包含类(inclusion)、暂时不包含类(temporaryexclusion)、敏感类(sensiUve)和一般例外类(generalexception)。这4类商品的关税将分阶段进行减让。

除关税壁垒外，中国和东盟双方在彼此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海关程序、许可证要求、标准要求、知识产权、法规的执行等。有一些非关税壁垒是来自东盟单方面的，如对签证和工作证方面要求苛刻等。东盟方认为，中国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是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其他进口控制措施。如马来西亚提出，中国共对372项产品，即进口税目的6％制定了配额、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控制措施。棕榈油是东盟国家提到非关税壁；垒最多的产品，需要进口配额、许可证、特别登记、进口检验等。

入世协议签署后，中国已取消和修改了许多不符合WTO规则的条令和做法，中国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中国在消除非关税壁垒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部门是中国较薄弱的领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大大低于东盟国家，同时，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也十分有限。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不可避免地将触及服务领域的开放问题，在向WTO承诺服务领域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东盟国家进入中国服务领域的机会，可更好地通过竞争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主要体现在旅游业上，因此，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将首先在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展开。此外，教育服务、咨询服务、管理技术、保健服务和建筑等也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合作领域。但是，货物贸易自由化仍将是中国与东盟商谈自由贸易区的重点。

(三)投资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要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和法规要透明，同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目前中国存在着“当地含量”、“外汇平衡”、“外销比例”等不符合WTO规则的做法，违背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需要尽快清除投资自由化的障碍。但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实行分阶段的投资自由化较为现实。

(四)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便利化是指减少贸易和投资程序，使国际经济交易活动变得更加方便，以加快货物、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利化对自由化至关重要。如果贸易和投资的有关障碍都排除了，但程序依然繁琐，仍然会阻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设施、标准化和政策三大类。专家小组建议近期内中国和东盟双方可以优先在以下几方面实施便利化，以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方面是：商品技术标准、海关程序、竞争政策、争端调解及商业人员流动等。

自由贸易区建设上中国须应对的几大问题

自由贸易谈判在即，中国需妥善处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东盟内部的经济差异问题

由于经济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的主张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必然会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有的国家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对推动自由贸易区十分积极，期望尽早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国家在经济互补方面占据优势，并欲通过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有的国家则保护意识较强，不希望自由贸易区影响本国产业的发展，主张循序渐进。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千方百计寻求得到更多照顾。总体看，由于中国地位的上升及加入WTO，东盟对中国的期望值提高，可能在开放市场等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中国既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承受，能力，又要适当照顾各方的态度和要求。相对而言，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较东盟的地位更为有利。我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东盟，东盟10国的GDP总和才只有我国的一半，并且我国经济门类齐全，比东盟国家抗风险的能力要高得多。因此，对东盟方面提出的早期收益问题(即希望中国在某些产品的关税方面，能够先做出一些实质让步，最终取得利益的总体平衡)，可予以积极考虑，以调动东盟国家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积极性。同时，注意照顾东盟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减税商品的幅度、速度和过渡期方面，给予适当的宽限，因为经济差距最终将阻碍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去年朱镕基总理曾提出我国将适时给予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非WTO成员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即是体现我国大国姿态并致力于营造于我国有利的周边经济环境而采取的切实措施。

(二)与域内、外国家的关系问题

中国决定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上抢占了先机，也大大地刺激了区内其他国家。目前，日、韩与东盟也在积极探讨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小泉首相今年年初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新加坡，并在新加坡发表演讲，强调要与东盟发展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关系。

在东亚经济合作快步发展之际，域外国家也急于分得杯羹。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要求更加迫切。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自己是与东亚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目前正加快与东盟建立紧密经济联系。美国与东盟国家已在最近开始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南亚，印度政府也决定加快与东盟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有强烈的市场进攻色彩。

域内和域外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为了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提出后带来的新形势，虽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总体上看有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提高，促进本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加强经济联系，因而符合中国与东盟的利益。因此，中国可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支持其建设。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举措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带来了新挑战。在各方纷纷提出自由贸易安排计划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很难按部就班地进行，应有紧迫感，根据谈判进展情况，适当加快步伐，争取提前建成，从而保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动地位。

(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问题

当前东盟国家在区域自由贸易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系上有不同看法，个别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举措招致区内其他国家的反对，担心这样做可能为域外国家的产品进入东盟打开后门。新加坡已与新西兰、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问题，马来西亚对此曾公开表示不满。东盟有的国家，如泰国和新加坡提出希望与中国率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树立一个样板，带动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早日建成，但一些国家则担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会分散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注意力。如何处理双边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与东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区二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可以相互促进。通过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可进一步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就像区域自由贸易区与WTO框架是相辅相成的，其运作原则是通过局部性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达到总体上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也是相互统一的整体。美国的贸易政策历来都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即多边、区域与双边，相互促进。美政府在全球多边谈判受阻，区域谈判得不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往往通过双边的渠道拓展市场，为本国产品寻找出路。与多边、区域谈判相比，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明显重视。据WTO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已超过100个。

双边合作的好处还表现在：可以从小范围的实质性合作做起，在此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水平。欧盟的合作是从法德煤钢联营的基础上开始的，如今已发展成世界上合作水平最高的经济货币联盟。此外，通过商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也是学习和试验的过程，许多经验可以直接运用到多边和区域谈判中去。

当然，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应争取在取得东盟各国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应服务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在进程上与之相协调，从而避免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四)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自1992年中国成为东盟国家的磋商伙伴以来，双方政治互信明显提高，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但是，这种关系尚待深化。一些遗留问题仍是中国与东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如南中国海问题、边界问题以及东盟国家与美的军事同盟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需要考虑到发展相互经济关系的要求，避免政治关系左右经济关系的发展。此外，一些东盟国家还存在着社会动乱、种族矛盾和恐怖活动等隐患，这都将会影响到开展经济合作的信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提出的，是建立在双方长期经济交流和互动基础上的合作，因而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看，也存在着继续深化的动力：中国经济将在入世等利好因素的激励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会对东盟国家形成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日本经济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恢复需要时日，与东盟国家合作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难以做出较大的让步。美国经济虽然正在复苏，但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还在不断地积累。巨额的贸易逆差、家庭和公司债务以及强势美元究竟能支撑多久，始终令人比较担忧。东盟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大。寻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导致中国与东盟走向合作，经济牵引力将继续带动合作走向深入。

当然也应看到合作进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如政治互信不够，突发事件有可能干扰合作的进程；个别国家政局不稳、对华人仍持歧视态度等，都不利于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

自由贸易范文篇6

自由贸易理论在18世纪下半期，由亚当·斯密最先阐发。从18世纪中期后，西方新兴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开拓对外贸易，以便从海外获得廉价原料和销售商品市场，因而内在地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废除依重商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对外贸易管制政策，为新兴产业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张在国内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绝对成本说，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各国获得的对外贸易利益取决于各国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优势；一个国家出口的应是本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进口的应是别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交易的结果是使贸易双方都获益。因此，亚当·斯密力主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包括关税征收和发放补贴。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自由贸易理论作了重要补充。李嘉图于1817年在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基础上，运用国际贸易“2×2模型”（为简单起见，只分析有两个地区或国家和两种商品的情况），又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竭力推崇，并被看成是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规律”。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所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成本绝对地小于其它国家。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这个观点，主张每一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当专门生产它用比较少的成本就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尽管这种商品的成本的绝对数额不能高于其它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交换，形成国际分工，在资本劳动力不变的前提下，使贸易当事国生产总量增加，从而有利于贸易各国。李嘉图以相对成本论取代绝对成本论，比较成本说由流通过程深入到了生产过程，因而使自由贸易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

缘于劳动生产率差别的可贸易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发展及贸易格局变动的一般规律性。而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运用一般均衡论结合定位分析，结合多要素的价格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提出了“要素禀赋论”。其基本思想为：资源的相对赋予度决定比较成本差异，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各国资源赋予度（禀赋）的差异，即生产要素供给情况的差异。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明：国际贸易的结果，可以逐渐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异，即具有商品价格均等化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既能使价格均等化又能增加收益，各贸易国都会从国际专业化和国际交换中获利。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思潮占据主要地位。从美国贸易实践看，在大多数时期，美国是一个高关税国家，但在建国后前期，在以具有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为基础的欧洲（主要是英国）自由贸易运动国际扩散过程中，受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出现了自由贸易的趋势。在1833年妥协关税法案——它在1942年以前的年代里提供了一种缓慢而稳定的关税减让——通过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有所遏制，尽管1842年以后关税一度有所提高，但在1846年关税法案中又恢复了贸易自由化，并且在1857年加强了这种趋势。美国关税在1846～1860年间多次下降，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0%～30%之间，美国自1816年以来首次接近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贸易趋势在1861年被扭转了，为支付内战的必要费用而提高关税，使1861年的莫里尔法恢复了1846年的保护关税水平，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在1862年上升到37%,1864年又上升到47%。内战以后，出现了关税改革的呼声，但直到1883年法案通过以前，战时税率仍然是美国贸易保护体制的基础。美国1883年的关税法出于对国内普遍呼吁降低关税的让步和基于1873～1879年联邦预算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盈余的现实，扩大了免征关税的商品范围，降低了某些商品的进口税率，当时普通税率水平下降了大约5%，但同时却提高了纺织品、钢铁制品等主要产业产品的关税，显现了利用关税保护和扶持支柱产业发展的性质。此后，税率水平连续两次提高。1890年10月通过的麦金利法案，全面提高了进口税率，平均税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9%，纺织业产品如棉线、亚麻等的税率更是高达50%～60%，而且为安抚面对加拿大进口品竞争威胁的农场主，对许多农产品也征收关税。1894年的关税法作为不同利益集团斗争调和的产物而具有折衷性，使税率平均水平下降到40%，但为时不久即被1897年的丁雷税则所取代，它不仅恢复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的税率，而且提高了平均关税水平，甚至高达57%。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关税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1897年的水平，直到1913年。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废除了特别关税，增加了100个以上的免税项目，降低了将近1000种商品的税率，并提高了其它少数商品——主要是化学品的税率，其结果使应税进口商品的关税率降低到平均16%的较低水平。但美国这种自由贸易趋势因接着而来的一战爆发而终止。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加之内战的影响，经济实力比较脆弱。因此，在这一时段内，自由贸易理论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现为“阵发性”和“间歇式”。这种不稳定的政府外贸政策，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集团或地区集团利益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变化影响所致。各利益集团若觉得自由贸易有助于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利，便会支持自由贸易理论，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又倾向于支持和要求实行贸易保护。1934年以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为获得廉价原料和开拓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在其“保护国”和殖民地则完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虽然美国国内很早就有人崇尚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但直到1934年，自由贸易才真正开始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得到运用。1930年6月美国通过的斯莫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关税水平。由于大危机，使美国收入和生产迅速下降到谷底，关税的大幅度提高只有助于进一步抑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而作为报复，其它国家，尤其是其原材料出口受到关税影响的初级生产大国及欧洲贸易国大幅度提高了它们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在以高关税报复为特征的贸易战中，不仅给美国经济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面对现实，罗斯福政府将致力于建设一个世界范围的多边贸易体系即“多边主义”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其理论依据是与自由贸易理论相一致的，认为贸易的流向应基于比价而不是人为地追求双边贸易平衡，对于增加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保护主义不是恰当的疗法”。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基本思想仍是建立在比较成本论基础上的。该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扭转了自建国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居主导地位的主要趋向，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占据上风。美国在当时主要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来降低关税率，该法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条款，根据这一条款提出的非歧视最惠国原则，后来成为GATT的基本原则。GATT实际上是该法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1962年通过的扩大贸易法案通过扩大总统在贸易谈判中的权利，修改阻碍美国贸易谈判和削弱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损害”条款，以及以“调整援助”代替关税与进口限制和确定关税谈判不再以个别产品为基础而是以大批交易即一揽子交易为基础等四个方面的重大突破，而代替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从而大大推动了美国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英国19世纪中叶的地位，其贸易政策在国别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世界经济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1947年发起签订GATT，以本国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这一“比较优势”为后盾，积极推行自由贸易。50年代初借“马歇尔计划”推销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战后一直到70年代初的20余年里，美国都是推动自由贸易的一股强大力量，世界贸易也在不断地走向自由化。然而，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三次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战后开始的贸易自由化趋于停顿，由于美国产业国际力的相对衰弱，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不断高涨，但从保护政策的实践来看，保护主义政策没能阻止某些被保护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实际上保护了落后，并且保护主义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有鉴于此，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自由贸易或扩大市场，这其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推动结束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和WTO的建立，倡导并积极参与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等。

在20世纪战后大部分时期内，美国推行贸易自由化进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向大规模生产工业品出口国的转变，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主要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西方国家，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独步一时；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逐渐回升并迄今已连续9年处于“繁荣”期和“新经济”时代，其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恢复并不断再造。因此，如果不推行自由贸易，如果得不到“平等”进入外国市场的保证，就不能凭借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来获得广泛的利益，其生产的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优势就会因得不到市场的扩张而被抵消。

自由贸易范文篇7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其一，在民主事务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事务通过非民主的方式获得解决，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国际机构的监控可能导致独裁主义。一方面，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是在一个缺乏任何监督和汇报的机构的空间进行的，经济事务决策过程中的独裁倾向影响了一国内部的民主实现程度，这对建立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很大影响。2000年5月西雅图会议期间劳工组织的示威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体制意味着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迄今为止，这种创建于超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机构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即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尚对此无能为力。

其二，在人权事务方面，贸易自由将位于各地的脆弱的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经济的相互依赖加重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对一些共同问题的关心。人权保障已越来越成为考察一国总体投资环境的指标和指数之一，用以衡量一国外部投资环境的安全程度和整体国际投资形象。一方面，信息化时代资讯的快速集散将一国的状况迅速传输到其他地区，既可能促成一些普遍性价值的做法的传播，也可能使一国不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民信念的做法传扬出去，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影响他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对该国不利的立场。另一方面，交通和通讯发展造成的时空压缩使一国的灾难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波及邻国和国际社会，引起某一地区的动荡和不安，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会加重周边国家的移民负担，恶化整体投资环境。

其三，在文化事务方面，自由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促成的世界伦理话语影响一国的文化自主。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引发的“文化全球化”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促成文化价值上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伦理；一是文化的“拼贴画”效应（吉登斯语），有人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社会的巴别塔式的心脏在语言和认同感的混乱中跳动”，并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差别性的消失，而是差别的普遍性，（注：原文为巴比伦，疑为翻译或印刷的错误。参见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即各种文化在共时性的空间上进行拼贴，各自在某一地域重新组合。

调和我国宪法的价值冲突

尽管民族国家政治行动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将依然维持主权国家格局，民族国家不仅不会走向消亡，而且是国家的主导形式。在警惕国际组织副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在平衡一国内部因自由贸易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政治民主、人权保障、社会公平及文化自主产生的冲击的过程中还有相当大的行动空间。因此，针对我国“国家管得既多又少”的现状，政治范围的缩减并不表现为单纯的弱化国家权力，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配置国家权力，以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如何解决因追求经济效率而引起的上述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第一，上述价值并非简单到只须以宪法序言或纲领性的规定就可解决；第二，也同样不可能依据价值观的不同序列将其排为一组简单的先后次序的列表而得到解决。在迄今为止已有的实践中，各国选择各种价值的先后顺序和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证化程度多有不同。在已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中，经济目标是以牺牲社会目标为代价的，它漠视集体认同，损伤了更多的社会团结；在莱因模式中，社会团结和民主又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在亚洲模式中，依靠牺牲民主谋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合法性的根据，也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暴露了其弊端；还有人提出，欲在自由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在长远诉诸超国家组织实现社会福利。（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柴方国译：《超越民族国家》，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对我国而言，在目前主权格局的前提下，欲解决这些价值之间的冲突，必须首先确立我国对各类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区分各种价值的性质和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其后在此基础上思考和选择解决平衡上述价值冲突的方案。

其一，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在要求保障个体意义上的自主权利。

实际上，经济自由和效率属于现代性的宪法价值。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对传统人权价值要求保障的程度不是降低了，而是加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一国内部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增强。私人经济，包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内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范围、深度和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这些变化要求保障古典意义上的自我保存的个体自主权利。

对内，调动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财产私有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助于逐渐生成属于私人领域的自律的市民社会，社会力量更多地得力于其自力发展，而不是国家干预和调控。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国家必须从这些私人领域撤出，致力于完善外部竞争的法律的制定和宏观秩序的维护。这也意味着古典意义上“私人”的权利，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宪法基本权利的加强。这些权利是证实作为“财产”、“人身”和“内心人格自由”三位一体的“私人”存在的基本保障。（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34-137页。）此外，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国内经济主体将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加强保障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对外，人权保障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确保投资环境的安全。

面对自由贸易体制对我国人权保障形成的冲击，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无论是在回应对内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还是在保障投资安全的外部法律环境的意义上，都要求加强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方面的权利。针对我国现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当务之急是必须开通这类权利向独立于政治机构诉求以获得救济的司法途径，完善基本权利实证化的法律保障。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缺口。在对比中国的权利保障和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利保障时，不只一人曾经指出两种权利保障体系存在的重大差异，即我国在权利保障中缺乏独立机构审查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的权力分层机制。安德鲁·内森指出：“任何一部中国宪法都没有为公民打开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对抗可能给他们造成损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从而维护个人利益，”中国“没有确立独立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的有效手段”。（注：［美］安德鲁·内森著，黄列译：《中国权利思想的起源》，载夏勇主编：《公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6页。）针对这一状况，须着力完善我国的权利体系，开通违宪审查以加强人权保障。

其二，加强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社会权利保障，促进公民的决策参与，修补受到影响的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

源于全球化形成的民主的困境提出了许多问题。一是在一国内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需要开通更多的国内民主。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在决策方面的任何懈怠和疏忽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经济利益。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开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民主决策是势在必行的。二是资本主义与公民权利“处于战争状态”，（注：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页。）因为市场加剧社会不公，而市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基本权利则致力于缓解社会不公。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忽视民主单纯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亚洲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在面对和适应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不可逆的现实和趋势，尽可能多地开通国内民主渠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更多的途径，缓解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不公，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保证顺利实现向自由贸易体制转轨的过程。由于我国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分离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刚刚开始，各种自治的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决策的倾向尚不十分明显。但是，对于在长远意义实现宪法规定的民主目标，自治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宪法民主价值的实在化并对社会不公进行矫正。

与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不同，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将眼光更多在平等价值的实现上。平等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内涵之一，跨国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平等价值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不通过一定的权利保障体系促进这类权利的实现，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损伤可能将相当大一批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排挤出局，“这种排挤出局意味着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实际否定”，（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意味着无法令人信服地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法律与秩序，而“法律和秩序受到损害，是社会的少数受多数排挤并被遗忘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由于在实现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中需要动用政府的行动权力，同时，平等价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有可能形成冲击，所以，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坚持法治国家有限政府的概念，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实现公平和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不至于影响经济自由，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

其三，文化自主有利于平衡谋求经济增长的过度自由造成的进步危机，兼顾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和进一步发展，有益于社会团结，但必须防止对人权保障形成副作用。

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在加重普遍主义倾向的同时，希望保持本国独特的文化认同是很多国家的共同愿望。1998年，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建立在“领土主权原则”之上的民族国家可能会受到摧毁的观点，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即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没落和消亡的话，有一个因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文化认同。他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的特征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他反对那些将“领土主权原则”作为界定民族国家的惟一依据，认为德国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民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民族，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大业帮助重新树立了德国人的认同和民族自信心。（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4、15页。）

自由贸易体系客观上产生的文化普遍主义趋势及跨国立场和价值观，对很多传统国家那些维护集体认同的文化形成了冲击。我国也不例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否定也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失落的反思上。可以这样认识，我国现行宪法中精神文明的规定，是试图平衡经济生活的全球性与基于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尝试。现行宪法序言中阐明我国的建设目标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24条规定的“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等规定，就是力图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过程中保持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并矫正西方文化的负面效应。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基础，并对自由贸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冲突具有包容力。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文价值和历史传统，决定了我国接受普遍性价值过程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地域性，也决定了我国在开放经济自由、加强人权保障过程中依然强调民族忠诚和集体认同。这一特殊的文化价值在新时期突出体现为宪法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精神文明的规定，是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一系列冲突性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及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今天看来，精神文明宪法规定的意义及其价值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目前，针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扩张造成的“后民族格局”（哈贝马斯语），哈贝马斯认为，在实现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3页。）尽管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意义上与追求经济自由存有冲突，但是，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精神文明是反思现代性价值和自我认同的负面作用的结果。这一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取向在面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改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认真关注的。在加强一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塑造健全人格，克服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人格的冷漠、自私、贪婪、过度攫取等方面，在促进更多的人文关怀及世界公民意识方面，精神文明都将可能贡献更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推进自由贸易体系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可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认知经验。

尽管价值普遍主义和文化自主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各国实践也表明，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价值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地域内对一国的政治追求产生影响。应当鼓励人们用每个国家凭借传统和经验为其公民提供的手段来探索和解决这类难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普遍主义来遮蔽文化的现实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无视自由贸易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客观联系，则立意于修正和克服影响进步危机的现代性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易蜕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对主义一样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变种。文化认同的意义不在于拯救失落的怀旧心理，（注：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234页。另外参见张旭东著：《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载《读书》2000年第10期第28页。文中指出：“民族认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国民全体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之中”。）而是在冲突与交流以及解决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包容力和再生能力。

自由贸易范文篇8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本文将从双边FTA制度产生的国内需求切入来试图解释日本国内政治的决策影响因素与结果。通过比较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与中国的情况，本文发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www.gwyOO.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尚没有动力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实施状况或者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竞争，敌视中国，而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对待，日本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没有动力游说政府与中国谈判FTA以谋求与欧美跨国公司的平等待遇，相反，农业等反对中日FTA的利益集团力量影响着日本贸易部门的对外决策。

关于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与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的区域主义理论解释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因此，日本国内的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支持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意义。作为亚洲的前两大经济体，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一步。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设想中的东北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将经历“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等阶段，而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与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如果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谈不上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

下面第一部分是介绍本文的国际关系与区域主义理论基础，并说明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可能并不适合解释中日之间的制度化合作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与两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量。第三部分比较日本选择的12个对象国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分析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决策者与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后的结束语是展望中日之间的FTA路径与前景及在东亚共同体制度建设中的地位。

一、区域一体化的动力：理论与中日双边经贸

解释区域主义（Regionlism）的三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有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仅从贸易角度难以解释日本不愿意与中国谈判FTA。中国市场巨大，而且中国目前对来源于日本的产品适用的关税较高。

国内游说主义理论中的MarkManger（2005）解释了日本对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策。认为日本选择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对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生产贸易与美国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凭借FTA享受到了比没有FTA机制的日本跨国公司的更优惠的待遇，从而前者获得了对后者的竞争优势，因此，后者回到日本国内，极力游说日本政府与墨西哥签订FTA。

本文沿着MarkManger（2005）提供的线索，检索日本截至2009年11月，签订的所有双边FTA，研究结论是支持国内游说理论。此外，引入公平竞争维度后的国内游说理论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变迁的需求基础。

二、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内决策过程与影响力量

下面将从日本国内政治出发，揭示日本对外贸易决策的国内政治、经济与利益集团基础。

1.日本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日本曾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日本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大致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是一个官僚制政治体制的国家。日本内阁中直接负责日本贸易政策制定的行政部门是经济、贸易与产业省（METI）与外务省（MOFA）。日本对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几个阶段：首先是由双边的、由政府、学界、商界等三个部门的联合委员会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其次是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实质性谈判；第三步是政府签署双边自由协议或类似的协议；最后是国内有权机关批准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农业利益集团与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来看，日本选择对外缔结优惠于WTO多边体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与农民受到的保护有三层。尽管农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只占1.7%、总体从业人员的4%以下（2004年数据），但是农民对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源于日本特殊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插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以作为下一步展开论述的铺垫。跨国公司本是开展FDI，那么它们能够从双边FTAs中得到什么利益呢？其一，跨国公司开展FDI，直接在东道国设厂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国际贸易中的高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其二是关于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市场竞争。

三、日本亚洲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中国与日本的双边FTA对象国有什么不同？

下面分析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现象。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

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在这一点上，日本是“追随”美国的政策。

通过与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比较，本文进一步揭示日本不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中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或者中国在与WTO国际规则的接轨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甚至可以说，中国在诸多FTA对象国的条件上要远远优越于日本FTA现有对象国的平均值。

1.日本选择的标准国家模型：国土、人口、人均GDP与对日本的贸易额比重

日本政府在东亚选择FTA/EPA对象时选择了韩国、东盟和东盟各国，在其他地区则选择了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日本的FTA对象国，根据它们之间的条约进展情况可以初步地分为三类：（1）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十一个国家与区域性组织。（2）已启动正式的官方谈判、正在正常进行条约谈判的：GCC、印度与澳大利亚。

笔者选取了面积、人口，GDP、人均GDP、与日本双边贸易的比例、日本进口额与日本出口额等指标，对这些国家及其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日本FTA对象国有四个特点（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表1）：

2.日本的东亚贸易政策是追随美国，还是日美竞争？

通过观察表2，我们发现，在美国与相应国家谈判或签署贸易协定后不久或同时，日本往往会紧随其后启动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并成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日本选择的贸易协定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美国选择或辐射的范围。那么，这反映了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日美在该地区的竞争？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日美关系是复杂多层次的。日美虽然达成在军事安全层面结盟、缔结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是在经济上，日本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两国尤其是两国的跨国公司以竞争为主。

3.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与中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澳门、香港、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哥斯达尼加；正在谈判的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中止）、挪威、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等；研究之中的有：印度与韩国。

四、展望：作为东亚共同体基础的中日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范文篇9

在当今旅游项目同质化及国内游客消费个性化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海南省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经济过度依赖旅游产业的特殊城市，必须要抓住国家政策红利和当前的旅游发展环境，积极寻求发展特色旅游产业链及长远的经济支撑。赛马是我国传统体育中的一个古老的运动，赛马在海南省的发展不仅具有多元属性，更能形成文化、体育、竞技、休闲等多元化产业链条，长期以来海南赛马运动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在于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撑。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确立与建设，更为海南省赛马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契机和开展便利，因此海南省相关职能部门需抓住这次契机积极探寻与之相适应的可行性发展策略，推动海南赛马产业的发展，并形成特色产业。

2.“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为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契机解析

2.1获得了更为明确的国家政策支持，为赛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2018年4月13日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设立的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该实验区的成立与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指导意见相得益彰，特别明确提出“发展赛马运动等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等20个要点。”，为海南赛马运动的全面开展获得了更为明确的国家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特殊的地缘和政策优惠，使得海南赛马运动可频繁、高效地与东盟十国中的新、越、泰国具有丰富赛马运动经验的国家开展合作与交流，为海南赛马产业的快速、高规格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2.2有助于加快赛事、群众、赛马文化等基础建设，为海南赛马产业发展提供长期支持。按照中央关于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的要求，今年海南将配合研究制定自贸港总体方案并尽快出台。海南自贸港从目标概念走向制度设计使其超低水平关税乃至零关税为海南赛马事业的发展起到加快赛事、群众、赛马文化等基础建设，为海南赛马产业发展提供长期支持。饲料、赛马专用马匹、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材料等的进口与运输成本可大大降低，且有望实现的日常消费全岛免税则将会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借助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优势，培养国人对赛马运动的热情，使赛马运动作为一项娱乐、赛事等形式得到快速开展，使海南的旅游业得到新鲜的产业支撑，从而拓宽旅游产业链条和经济发展链，在实现旅游营收的同时，可通过返补的形式补贴一些世界顶级的赛马赛事，从而带动海南赛马产业的长期发展。

3.海南赛马运动的可行性发展策略探究

3.1建设以现代赛马运动为依托、集赛事、养马业、传统体育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赛马产业。海南赛马事业从筹划到再次获得国家政策明确支持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多个年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与中共中央海南省宏观政策支持的叠加效应使得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最终得到明确落实，因此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不仅要走现代赛马的方向，但更要保持中国特色。赛马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一项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更是新疆、内蒙等多个少数民族的重要活动和民族精神依托，因此在架构设计上要以现代赛马运动为依托、兼顾民族传统体育公益功能，集赛事、养马业和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赛马产业，让海南赛马事业不仅产出优质的经济、社会、文化功效，更契合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要义。3.2积极利用自贸区优势，加快赛马周边基础产业联合发展。论证，探索协同发展模式虽然赛马运动对于海南地方经济和旅游等行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带动价值，但赛马运动真正在海南落地、开展还是一个复杂又长期的过程，赛马的繁育、饲养、训练及赛马运动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不仅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还需要长期的周边基础产业的联合发展，就目前海南省现有的赛马专业机构及人员看，目前运作能力较好的只有在2017年3月成立的海南省马业协会，但该协会是由育马驯马专业人员、管理者、马术运动者、爱好者、马文化倡导者等马产业相关人员和企业机构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团体，仍无法胜任海南省马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及行业发展规范的能力，需要积极借助自贸区优势，使其成为吸引外资及外资管理模式的主要载体，吸引更多具有专业水准的赛马事业相关的服务业性质的外资进驻，加快海南赛马运动的营商环境的创设和专业赛马运动集聚区的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海南赛马运动积极探索差别化制度创新的协同发展路径的探索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发展载体，因此在当前政策红利条件下，我们应更加主动地探索在自贸区背景下的海南赛马事业的发展机遇和可行性实现模式。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范文篇10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

(三)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失误的启示。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应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市场范围扩大，贸易机会增加，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通过世界市场供给，消除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但现实中，由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依然存在，技术和环境壁垒等新的贸易壁垒日益强化，在农产品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比较优势调整其农业生产结构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菲律宾政府曾预计，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将有35万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转移到种植高附加值的作物，其实际收入会由此得以提高。但调查显示，转型需要较大成本，而绝大多数小农户因不能获得资金，面临较大困难，有的只能被迫出租土地。厄瓜多尔及墨西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第一点。据调查，人世以来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壁垒的影响，每年造成的损失达90亿美元。发达国家在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的进口中设置的品质、标准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不断加强，特殊保护措施和反倾销诉讼的运用也日益增长，使中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阻，农业结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三、在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中的对策

(一)逐渐消除两国的贸易壁垒。首先，对农产品的关税减让要分阶段、分产品进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继续保持一定范围的配额，可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逐步扩大配额，削减配额外关税；对蔬菜、水果可根据其弹性大小，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其次，在新一轮农产品议题谈判中，将技术壁垒纳入谈判议程，遵循国际通用的检验、检疫标准，消除技术标准的分歧。从目前的WTO《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来看，各国可制定不同的标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非关税壁垒中，技术贸易壁垒目前仍被WTO看作是合法的手段。在WT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中指出，该协议对国家之间有关嗜好、收入、地理和其他因素上存在的合理差别给予考虑，对成员方在国家技术法规的制定、批准与实施方面给予了高度的灵活性。在技术规定和标准方面，各国处在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显然，澳大利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食品与卫生标准要高于中国。目前，需要谈判协调两国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大大超过其能力，澳方应该在这一领域与中方加强合作，消除两国间的技术壁垒。

(二)发展多样化农业经营模式。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来看，需要转变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模式。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农村逐渐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的前提下，允许经营权流通，土地适当集中经营，形成现代的农业企业。作为市场化和对外贸易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实行企业化经营，确立应有的品牌，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水平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作为农民自产自销的部分，可以逐步建立标准化。总之，中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应该多样化，产权应该逐步集中，发展成规模经营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