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范文10篇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1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就提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而日本的实力在急剧增强，欧洲统一大市场在迅速发展。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加强北美地区的竞争能力和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6年开始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经过漫长的谈判历程，1988年1月2日，美、加两国正式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1989年1月1日正式生效。按照这个协定，两国将在10年内分三次取消一切关税，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美国还同墨西哥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大纲》，并就两国贸易自由化的细节问题进行谈判。此外，美国还以加勒比海诸国不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措施为条件单方面对它们提供地区性特惠待遇，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93年8月13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时宣布，三国已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劳务和环境附加条约达成协议，从而为三国通向北美自由贸易道路扫清了障碍。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成员国之间经济上既有较大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又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然而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是否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环境以及全世界的环境产生影响，产生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讨论非常激烈。因此在宣布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前，北美又制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的附属协定——《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orthAmericanAgreementonEnvironmentalCooperation,简称NAAEC）。NAAEC致力于在北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其环境合作委员会（CommissionforEnvironmentalCooperation,简称CEC）负责北美环境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事务：在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一个包括贸易、投资、金融和劳动力流动的一体化共同市场的同时，也把环境建设跟上去，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并行发展。

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

（一）NAFTA新的贸易和投资在多层次上打破了原有的生态稳定性、生物多样性

第一，能源和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墨西哥是世界能源和矿产大国，石油和天然气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动力资源，储量十分丰富，目前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八位。其银、铋、砷、镉、铅、锌等15种矿产品的蕴藏量位居世界前列。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使得对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其中原油日均产量达700万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第二，水资源污染。对墨西哥生态稳定性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水资源的不足和污染。墨西哥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2/3，加之水资源污染和地下水过量开采，已造成可利用水资源相对短缺，荒漠化严重，城市用水紧张。为此，墨西哥政府近年来下定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缺水问题。

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墨西哥在无需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方面比在资本密集型商品方面更有比较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行业就是农业，而水资源对于农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农业灌溉用水占墨西哥年总用水量3/4，历来有“大水龙头”之称。如何管好这个头号“用水大户”，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抗旱能力，是墨西哥地方政府水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墨西哥在全国逐步推行水利设施基层用户承包责任制。在建设各类重大水利工程和对年久失修的水利灌溉设施进行翻修和维护的同时，各级管理机构对水利灌溉实行科学化管理。

第三，空气污染以及汽车尾气污染。墨西哥城处于盆地，海拔2,300米，空气中含氧量大大少于海面，城市的300万辆汽车，炼油厂和许多工厂林立的烟囱，每天产生约1,200吨污染物。墨西哥城每年向空气中排放350万吨一氧化碳，45万吨二氧化硫，35万吨碳氢化合物，27万吨氮氧化合物和43万吨尘埃等等。空气中含有过多的化学物质，以至使人们日夜都感到眼睛和喉咙疼痛，污染指数大大超过国际容许水平指数的天数，如1986年为130天，1991年上升至303天，例如在城郊的埃卡特佩克，每天街道和房屋都被白色粉末所覆盖，当地居民说像下“雪”。许多人受到呼吸器官和皮肤疾病的困扰，特别是儿童。那种“雪”是风从城市附近工厂吹过来的苛性感碱粉末。在墨西哥城市呼吸道传染病导致居民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为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城设立了许多类似电话亭的氧气亭，居民投进2美元的硬币，便可进入亭内呼吸1分钟的纯氧。1980年代末，墨西哥城设立了25个氧气亭，平均每个亭为80万人提供氧气服务，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情况再加上人口的迅速膨胀，使得墨西哥城的空气污染加重。

（二）NAFTA也提供了环境保护的资源和手段

在对NAFTA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的时候，更多的人持有乐观的态度支持北美贸易自由区的成立。大多数人认为通过强国美国的帮助，可以使墨西哥的经济有很大的提高，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

一项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污染物的排放就会减少。因为墨西哥是分水岭，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增加墨西哥人的收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会改善环境。而且由于墨西哥在无需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方面比在资本密集型商品方面更有比较优势，因此由于竞争，自由贸易者会强迫在墨西哥的污染严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减产。随着保护关税的取消，这些工厂会被迫关闭或采用更新的技术以适应行业的发展。但污染工业会转移到环境法律松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正当工业移动”的假设没有得到经验理论的支持。这是一场在环境标准上没有终点的比赛，因为减少污染的成本对工业分布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决定因素，因此，贸易流动也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虽然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对墨西哥来说，现在的污染如上所述已经非常严重了。这就要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环保技术的资源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本来对环境问题进行解决。

美国环保署署长迈克·列维特和墨西哥环境部部长阿尔伯特·卡迪纳斯·吉姆雷斯日前宣布将共同努力改善美墨两国边境的水质。作为“2012边境规划”的一部分，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大气监测协议，同时美国环保署赞助了1,300万美金用于资助建设墨西哥墨西卡利的废水处理工厂。迈克·列维特说：“‘2012边境规划’涉及改善美墨两国共享的边境环境，同时，我们将为了数百万墨西哥和美国人民的健康，将努力使空气变得更净，水变得更安全。”美国环保署的报告指出，1，300万美元的边境环境基础设施基金将被直接用于墨西卡利II号废水处理工程。这项工程每天将从两国边境的纽河中清洁2，000万加仑的污水。据报道，迄今为止，美国环保署已捐献了大约4.75亿美金，提供给美国、墨西哥边境超过50个水和废水工程，为650万的地区人民提供了饮水和卫生设施系统。

（三）由于竞争的激烈或资源的再配置而使人类经济活动错位，NAFTA会打破原有社会的生态平衡过程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由于他们的互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专门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则专门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资源就进行了重新配置。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移到了墨西哥，而墨西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移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就使北美自由贸易区变成了一个整体，因此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就存在着时空错位,即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损害有可能在另一个地区出现,现在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可能在许多年后出现。这将最终导致全人类的经济活动错位，而NAFTA就使人类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生态平衡，进入一个更高的，更完善的社会生态平衡。

总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竞争压力加速了技术的现代化，而技术新、效率高和清洁生产的企业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改善环境。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A.北美自由贸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2

关键词：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意义;不足

党的十七大后，我国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韩国自2003年将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FTA）列为国家外交战略。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任后对负责对外经贸（含FTA协商）机构进行了专业化改革，更加凸显对经贸和国际关系的重视。2012年5月中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在当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两国元首宣布结束中韩自贸区谈判，进入推进落实阶段。2015年6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签署《中韩自贸协定》。同年11月经韩国国会批准，12月20日正式生效。

一、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为自贸协定出台打下基础

2000-2014年，中韩贸易增长了8倍，贸易总额从312亿美元跃升至2354亿美元，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9%上升到12%，成为了韩国的最大进口和出口对象。双边服务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61亿美元，年均增长约7%。占韩国对外服务贸易总额的16%，仅次于美国的21%。韩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21%。过去20年内中，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49%，其中对华投资增长了6倍。2014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所有外商投资的18.4%，大多集中在移动通讯和IT生产设备方面，同时也开始更多关注中国消费需求，如化妆品等。

二、协定对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他国签署的涉及范围最广、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还包括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经济合作等11个规则领域。经过20年过渡期，中方零关税产品将达到“税目的91%、进口额的85%”；韩方最终零关税产品将达到“税目的92%、进口额的91%”。中韩自贸协定将为两国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将全面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目前，韩国对华出口依赖度高达26%，中国市场对韩国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协定生效后，预计将有超过730亿美元的韩国商品可享受零关税优惠。韩国企业对华出口每年将可节约关税超过50亿美元。仅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当日，就有958类对华出口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2016年1月1日第二次关税下调后，有5779类韩国对华出口产品享受到关税优惠。同时，协议给中国的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和农产品出口韩国带来机遇。沿海港口、陆路交通、航空运输、商业贸易等领域将成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两国间将逐步实现货物、人员、资本自由来往，避免同质恶性竞争，促进两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三、协定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妥协和保留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3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www.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4

首先，中国在专业服务领域中还未开放兽医学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治疗师、研究开发服务、租赁服务，在交通部门没有开放邮政服务及视听服务、电视通讯。保健医疗部门中把旅游导游排在开放之外。娱乐文化服务部门中除了体育娱乐，没有允许移动多媒体服务、新闻提供服务、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运输服务部门没有开放宇宙航空、管道运输。

另外，韩国在整个部门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动。专业服务领域中，没有开放医学牙科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护士服务，也没有开放有关能量流通服务、建筑物清扫服务。在视听服务中的电影、录象放映服务和广播电视服务部门，在国内是比较敏感的部门，所以至今没有允许。还有，保健、医疗部门没有开放整个部。教育部门，没有允许中小学教育及其他领域硕士论文。环境服务部门，没有开放有关卫生设施的服务。娱乐文化部门，把新闻提供、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体育服务从开放对象中除外。运输服务部门，把内部水路运输、宇宙航空服务从开放中除外。

在市场经济里，形成了以WTO为中心的，与多边主义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媒介的与区域主义的接近两个方向。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表现出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还比较明显。与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则表现繁荣的现象。

服务的自由化意味着民营化与竞争的引进。据研究，服务与商品贸易不同，它不是通过区域协力引起贸易转换，而是比多方协商期待更多的利益。就是说，类似的国家集团之间，在国内管制方面，以自然发生的相互认定及调和的形态可能形成实际的协助。汉语圈、儒教和佛教相连的宗教性的纽带及人的习惯、制度方面，跟其他文化圈相比韩中之间的区域协力，比泛世界性的接近更加给对服务自由化起帮助的作用。服务贸易的主要障碍是，让外国服务供应者对市场接近的不允许、资格条件、承认、许可、对其他外国服务供应者限制服务供给等与国内规制相关连的内容。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5

一、韩美FTA的主要内容

韩美FTA是一个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的具有广泛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涉及农产品、纺织品、原产地、海关清关制度、卫生检疫制度、技术壁垒、投资、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竞争性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制度、劳工问题、环境和透明度问题等19个领域。韩美FTA是美国15年来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亚洲国家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协定。依双方谈判代表所述，双方都实现了自身的目标，但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轮谈判中，农业、汽车、纺织品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

在农业方面，美国迫切希望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韩国则要求将部分农产品排除在贸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谈判结束，双方才相互让步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将大米排除在外，允许韩国保持进口配额限制；韩国则宣布只要国际兽疫局(OIE)承认美国是控制风险国家，就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其他农产品谈判双方也各有让步。在汽车领域，美国希望韩国废除所有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韩国则要求美国立即废除轿车关税，并在5年内废除小型货车关税。双方最终敲定，汽车零部件和小于3000co的汽车立即取消关税，大于3000co的汽车在未来3年内取消关税，小型货车在lO年内取消关税。韩国同意改变针对美国大型车的税制，并在3年内将汽车特许权税从10％降低到5％。在纺织品领域，韩美FTA最终将执行“YarnForward”规定，即：FTA下的纺织品必须在美国或韩国境内制造。这样，美韩贸易中就有61％的纺织品被取消关税。但作为特殊安全机制，对可能使相关行业受冲击的纺织品进口，2年内仍可征收关税。

二、韩美FTA的战略意图

(一)促使韩国扩大开放范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在工业化后期开始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持续推行自由开放政策，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70％，服务贸易比重达13.5％，超出其他主要国家。但WTO多边贸易体系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许多大国也纷纷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国家为主的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区域主义呈高速扩散态势。韩美FrA不仅意味韩国继续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也意味韩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在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促使服务业及部分薄弱产业积极面对世界经济自由化浪潮。此前，韩美各自缔结的FTA规模较小，不足以承担经济增长点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十大经济体的FTA，会给双方提供更广阔的贸易平台和经济增长契机，每年会增加多达2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研究表明，韩美FTA可使韩国对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长2％左右。届时，GDP最高可增加135亿美元，创造10万余就业岗位。另外，非关税壁垒的撤销和公平竞争条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还可增加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形成灵活的劳动市场，进而推进韩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分散韩国的对外依存度，摆脱其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对华出口比重则由5.2％增加至27.2％。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以零配件、原材料为主的对华出口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柱。而且，韩国制造业海外投资50％以上集中在中国。虽然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拯救了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经济，但由于对中国依赖程度过高，致使中国经济变动对韩国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韩国需要以韩美FTA为契机，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美国市场份额，在出口市场上进行多样化规划。

(三)使韩国摆脱“三明治”的被动局面，寻找东亚之外的平衡点。韩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内迅速达成，除美国政府“促进贸易权限”(TPA)即将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还是韩国政府出于“严肃的政治判断”。韩国近年来一直担心自己沦为东北亚的“三明治夹心”，害怕埋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韩国迫切希望扭转竞争力上的颓势，希望从这种“夹心饼干”状态中挣脱出来，希望通过缔结亚洲最大规模的FTA来扭转局面。韩美FTA有助于韩国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减少因对美贸易顺差而频繁引发的贸易摩擦，降低韩国对日本商品的依赖和逆差状态。今后在美国市场上，韩国所享有的优惠将有利于与日本产品竞争。

(四)有利于韩国与中国争夺美国市场，提高全球市场竞争力。美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年进口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因此，在美国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从1995年的3.3％降到现在的2.6％。而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达14.6％，10年间上升1倍多。韩国认为，中国的急剧增长，压缩了韩国在美的市场空间，这种趋势今后仍有可能继续。韩国正处于必须寻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签署FTA，正是为增强其竞争力，届时韩国商品就无须再惧怕“中国价格”。韩国对美出口预计会增加353至462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韩国对美出口额(438亿美元)。特别是汽车、纤维、电子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对美出口将会大幅增加。

(五)形成韩美同盟，牵制中韩的融合。韩美FTA除经济上的考虑外，还包含复杂的政治因素。其一，韩国在长远战略上想做中美之间的“势力均衡者”，以便在东北亚地区求得良好的生存发展。其二，美国在长远战略上要牵制中国，牵制中韩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韩国的“平衡战略”，以达到“更深介入亚洲”的目的。对韩国而言，作为唯一与美国缔结FTA的东北亚国家，韩美FTA将使双方在已有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同盟，从而形成“整体同盟”，提升自身“东北亚平衡者”的地位。对美国而言，韩美FTA的经济含义与政治含义也同等重要。防范与牵制中国是美国与韩国签署FTA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美韩FTA加强同东亚的联系，牵制韩国进入中国经济圈，削弱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六)主导东亚VIA进程，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韩美VIA通过争夺东亚VIA进程的主导权，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形成对中国的无形压力，迫使中国在今后FTA谈判中做出让步。近年来，为争夺东亚贸易主导权，美欧都在加速实施亚洲FTA战略。韩美FTA标志着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舞台的VIA战略已拉开帷幕。欧盟与韩国的VIA谈判也已开始启动。美欧2007年5月与东盟就开始VIA谈判达成协议。美欧之所以在亚洲加速VIA战略，是担心中国在东亚的话语权过于强大。美国认为，东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强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国家与之进行VIA谈判。相反，美国在亚洲的VIA谈判处于陷入僵局的危险，布什总统在贸易方面的“快速审批权”也将到期。如果欧盟现在开始进行自己的FTA计划，美国在亚洲及广泛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被削弱。韩国VIA战略也有类似考虑。韩国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三步走”战略，即先是美国，然后是欧盟，最后是中日。韩国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扩大影响的重大举措，通过与最大经济体美国签订FTA，韩国将首先掌握FTA标准的话语权，继之与欧盟、加拿大的谈判也都不会很难，进而在东亚VIA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韩美VIA达成后，中国和日本都表现出一些急迫情绪，欧盟也称要在年内结束谈判。这使韩国意识到先同美欧谈判就可以“要挟”邻国对自己做出让步。

三、韩美VIA对中国的影响

(一)使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局面。韩美FTA意图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韩国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缚，摆脱中日夹击下的“三明治”尴尬局面，实现经济上的“平衡外交”，在东亚VIA进程中为韩国赢得话语权。如果韩国与欧盟VIA谈判成功，那么韩国就几乎掌握了全部主动权。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考虑“10+3”框架之外更广泛的VIA战略，扩大中国的选择范围，以赢得东亚VIA进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韩美VIA将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影响，促使中国形成并实施自己的FTA战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贸易转移损失。韩美大部分产品实现零关税后，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韩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美农产品在韩国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华投资的转移。中国与韩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部分产品重叠，由于韩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了其产品竞争力，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被韩国挤占。同时，由于美国农产品物美价廉，竞争力较强，可能威胁到中国农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韩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近30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不过中国与韩国有地缘便利优势，加之中国农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另外，韩美间的零关税，不仅会使韩美间相互投资增加，也会使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和韩国市场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增加对韩投资。

(三)中韩FTA谈判将更加艰难。韩美VIA为韩国与中国、欧盟VIA谈判增加了筹码，可能效仿韩美VIA模式，如，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并要求继续维持对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护性关税；或在与中国进行VIA谈判时也持此强硬立场。所以，农业问题肯定是中韩FTA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如果欧盟在农业问题上对韩国让步，将对中国更不利。在这方面，中国须作好充分准备和谋划。韩美FTA使中韩和日韩VIA谈判产生压力。日本表示随时可以谈，中国也显示出可在农业方面退让一步以尽快开始谈判的姿态。但韩国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后，并继续与欧盟谈判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谈判势必要价过高，谈判将更加困难。

韩美FrA对我国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贸易转移对调整中韩贸易结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总之，韩美签署VIA，对中国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采取对策，减少负面影响。

四、中国的对策

目前，中韩VIA尚处于联合研究阶段，虽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韩FTA的建立还存在一定难度。韩美FTA给中国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FTA战略和中韩FTA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是不必急于签署中韩FTA。鉴于韩美VIA的诸多“折扣性”条款和例外条款，中国的态度应是不温不火、不急于与韩国达成协定。这与韩国对待中韩FTA的态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国应更积极稳妥地让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效应显现出来，提高中国的谈判筹码。借鉴韩美FTA的战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发展与发达国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的FTA一样，完善和坚持自己的FTA战略，掌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动权。三是保护和利用好本国市场。韩美FTA谈判的历程显示，市场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尤其是对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果过于开放市场，别国就会失去与之进行FTA谈判的动力和积极性。

对未来中韩FTA谈判，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韩美FTA的谈判过程始终贯穿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的原则。为尽快达成协议，韩国在汽车、牛肉上作出让步，美国在农产品和开城工业园产品原产地认证上作出让步。中韩FTA最大的障碍仍是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及开放程度问题。目前，韩国以高额关税阻挡中国农产品进口，一旦FTA谈判开始，农产品将成为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为能促成中韩FTA，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各自有所让步。

(二)对敏感产业采取例外与分阶段推进方式。FTA具有阶段性推进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渐的方式来取消关税，并把双方较敏感的领域作为例外处理。在对待敏感产业问题上，应采取韩、美FTA中的过渡期安排，以缓解短期冲击，获得双方国民的支持。在双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时间作为缓冲期限，以达到既保护民族产业又促进双边贸易的双赢目的。双方可根据本国国情，找出最薄弱的产业部门作为例外产品，待到较为成熟时再对外开放。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6

中韩经济贸易往来最初是民间行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与其相似，最初为民间研究，开始于2004年;经历了两年的民间研究后，2006年11月开始进行官产学联合研究，其中，官产联合研究历经四年，共进行了五轮研究;韩国总统李明博于2012年初访问中国，同年5月，双方开始进行双边贸易协定(FTA)谈判;中韩进行14轮洽谈后，最终在2014年11月完成了实质性谈判。全部谈判涉及双方经贸往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贸易额大，覆盖范围广是谈判的主要特征。2015年6月1日，中韩两国将谈判落实在书面上，正式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为中韩两国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奠定基础。

二、吉林省延边州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一)延边州货物出口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延边州是吉林省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自治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建设成果丰硕，对外经贸发展在吉林省内成绩突出。伴随着中国入世的步伐，延边州也根据自身资源的优势，加快了货物输出的步伐。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为延边州货物贸易的出口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从2001年开始近八年间，延边州货物出口额迅速提升，其中，2008年达到了进入21世纪十年以来的峰值，为148，455万美元;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延边州贸易进程受到一定程度影响，2009年货物出口额进入回落调整期;随后，中国政府采取出口退税、再出口退税等措施，对于货物出口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10年至今延边州货物出口额呈现出新一轮上升期。

(二)延边州实际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外商在延边州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起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边地区开始引进外商在州内进行投资;由于当时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八年仅有64家外商在此进行直接投资，且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第二，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以来，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为延边州吸引外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良好的国内环境是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措施，良好的国外环境是中韩建交和珲春被列为延边地区开放城市。1992年至1996年，延边州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加速上升，其中，1996年外商投资额为13，386万美元，首次突破1亿美元。第三，整体调整阶段。整体调整阶段分为回落调整期和恢复上升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延边州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回落调整期，打破了延边州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连续四年外商投资额显著降低;2001年开始进入恢复上升期，这源于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和延边政府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措施。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延边州外商直接投资额发生短暂回落，历经一年多，外商直接投资额又开始稳步增长。第四，新增速阶段。2010年至今，延边州利用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加注重吸引外资，外商投资个数增长迅速，2013年外商投资额达到13，616万美元，签订合同数31个。

(三)延边州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延边州的全称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无论在自然山水还是人文史迹方面都别具一格，具有鲜明的边疆少数民族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延边地区的国际旅游业产业规模明显扩大，体系不断完善，国际旅游业发展平稳增长，2002年底由于非典在中国蔓延，对延边州的国际旅游业产生一定影响;2003年在延边州旅游的外国人数急速下降;随着对非典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实施，2004至2009年国际旅游人数继续稳步提升;2009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提出旅游业需要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延边州作为一个生态良好、环境宜人的地区，更加受到外国游客的亲睐;2009年至今国际旅游人数出现显著提升，2013年旅游人数达1，104，519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为22，886万美元。

三、中韩自贸协定对延边州的影响

(一)货物出口方面。货物出口数量增加，覆盖范围扩大。中韩自贸区启动后，韩国九成以上的商品将对中国逐步取消关税，2012年韩国自中国进口总额91%的商品都在其中。2012年韩国从中国进口额为808亿美元;到2014年，中韩贸易额为2，905亿美元，其中，韩国从中国进口额为900．72亿美元，可以看出减税降税超过九成的幅度很大。延边州是中国与韩国隔日本海相望的地区，中韩自贸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将给延边州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农产品等货物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市场商机，同时，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货物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改善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状况，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就业率，促进延边州对外经贸发展。延边州在技术和设备更新上相对匮乏，中韩自贸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有利于其加强资金融通，吸引先进技术;延边地区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出口相对单一，吸引外资后可以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就业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重要因素，2013年延边地区从业人数为270，357人，延边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国际旅游业方面。丰富延边地区旅游产品特色，巩固和发扬延边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扩大延边州旅游市场规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韩国在民俗方面相似，使得共通交流更加便利;旅游的发展能够将我国延边州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传播到国外，加强对延边州的认识度，提升旅游形象;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习俗更能吸引韩国游客，旅游市场需求人数不断增加。在中韩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吉林省接待韩国游客的人数已经在逐年提高，2013年达到524，902人。中韩自贸协定的落实，能够促进两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延边州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7

首先，关于贸易转移效果，投资的时候发生投资转换效果。即，对两国以外的商品实施差别性措施的时候，有可能发生相背于世界性的直接投资的流向的情况。比如，作为自由贸易国的出口硕士论文被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而取代的可能性。特定自由贸易协定是创造贸易的，还是转换的，根据每个国家是情况而不同，最终的经济后果怎样发生变化按照消费者、生产者、各个经济主题而不同。在同一的生产者中根据他是出口者，还是进口者，或者根据商品服务的竞争力的程度而受到的影响之方向或程度都不同。同时，如果评价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果的时候，可能的话有必要分产业、经济主题而进行评价。在世界性的分配的效率性侧面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根据WTO的自我间自由化的次选择，即使有效，也是朝着尽可能扩大化贸易创造效果，极小化贸易转换效果的方向努力的。

另一方面，极大化贸易创造效果，间接地极小化两国以外国家的贸易转换效果有一种方式，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两个定义。一，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多的国家之间签

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性福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另一个方面，在地理上临近的两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降低了运输费用，以此提高经济福利。对这一方式，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利益的大小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之间的地理性的临近性的硕士论文没有关系。相反，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距离，但是与比较优势相互不同的国家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提高经济的福利，如此的反对意见也不少。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与智利签订和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结束了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其他自由贸易区协定相比，其结构是体例上更为严谨，内容表述上更为精炼，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提供了范本和借鉴作用。

2005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与智利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结束了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与智利签订和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不仅有助于加强两国政治、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也为推动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该《协定》于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付诸实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提供了范本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中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出台背景及其意义

中国与智利的友好关系由来已久。我国之所以选择智利作为签署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首要的原因是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智利是南美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拉美第一个率先和中国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现在又是与中国第一个开展双边自贸区谈判而且签署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从这个意义说，智利在拉美国家中确实与众不同，它对中国始终表示了一种很友好的政治上的诚意，这种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智利是一个法制健全的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与中国合作关系也非常密切。2002年6月，我国提议与智利开始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2004年1月至10月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5年11月18日，在APEC高峰会议双边接触中，智利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宣布FTA的谈判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智利政府签署了关于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体育总局与智利体育局合作协议、关于禽肉贸易检验检疫的议定书、关于建立检验检疫磋商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中国旅游团队赴智利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卫生与医学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合作文件，为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法律条件。2005年1月至10月两国分别在北京、无锡和圣地亚哥举行五轮会谈，于2005年11月在韩国高峰会议上中国商务部长与智利外交部长签署了FTA协议。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FTA协议的拉美国家，为中国和南美洲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GDP持续地不断增长及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强，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WTO协定的执行，以及对双边协定的关注，成为亚洲国家最具活力的代表，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之所以选择智利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关键在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根据《协定》签订之前中智双方的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和智利在产业结构还有商品的进出口结构方面互补性是很强的”。智利对华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如铜矿、铜产品、硝石、农产品和磷产品等，这种出口结构符合中国倡导合理利用资源的原则。因此，产业结构和商品进出口结构存在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的格局，加强与智利的经贸往来，是中国发展自身经济的一个需求。

中国是智利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05年底，智利36％的产品(约43亿美金)出口到中国，出口增速36.7％；而从中国进口的占42％(约25亿美金)，进口增速37.5％，增幅居各拉美国家首位。

中国选择智利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还因为智利的特殊地位与经验使然。智利和墨西哥、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是目前全球有最多的贸易协议在运行的国家。因此，中国选择与智利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在拉美国家找到了一个抓手”，有利于中国进入拉美乃至更广泛的市场。同时，从经验角度来讲，由于智利已经对外签署了3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对外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过程当中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而中国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所以跟智利谈判也是我们自身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做好准备。

二、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特点

(一)协定内容厚实，涉及的领域相当宽泛

中智自贸协定共分13章，计121个条款，加上附件一至附件六，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初始条款、一般定义、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与原产地规则有关的程序、贸易救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透明度、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管理、例外、合作和最终条款等内容，除了协定之外，还有六个附件，他们分别是进口海关关税消除、中国与智利标志清单、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证书、智利主管签证的政府机构、原产地证书签证核查联网系统模式。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是以协定为基本框架，以6个附件相配套的，能够调整和规范中智自由贸易区各方面关系的法律体系。

(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货物税率，直至零关税

1．按照协定中国有3％产品的税目被作为《协定》的例外，主要包括一些关税配额产品，如农产品、磷产品和纸制品等，是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和生产者的目的而设置的；智利则将包括农产品在内不到2％的产品列入市场准入的名单之外，是出于“社会责任”的考量，减少当地生产者的失业率和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在降税的时间表上，中智双方规定了不同的做法。其中，中方将从《协定》开始实施后分四个步骤(1年、2年、5年、10年)逐渐把关税降为零；而智方的时间表是分三步走(1年、5年、10年)的方式减让关税。尽管双方降税模式上略有差异，但都为国内相关产业争取了一个缓冲期。

2．实际降税的幅度大大超过WTO所规定的标准。根据WTO的要求在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内90％以上的货物逐步实现从低税率降至零关税。而事实上某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往往达不到这个标准，充其量只有50％—60％的货物参与降税。

3．中智两国在降税时间和降税幅度存在差异。按照《协定》要求，中方63％的税目在协定开始实施两年内降至零，智方74％的产品税目在协定生效后施行零关税。而且，在10年过渡期后，中国97％的产品和智利超出98％的产品都要达到完全免税的要求。

4．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协定》的开放程度更高。为了配合降税，《协定》在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质量和动植物检疫检验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规定，还特意设了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章节，进一步充实化了《协定》的内容，有助于双方经贸合作与发展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

(三)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作出必要的规范

在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方面，《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开展双边强制性合格评定结果互认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加强贸易政策透明度、推动贸易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

《协定》规定，在反倾销、反补贴、全球保障措施方面，双方将保留在WTO相关协定下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双方参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行做法，设立双边保障措施条款。

除货物贸易自由化外，《协定》还规定，双方将在经济合作、中小企业、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劳动和社会保障、知识产权、投资促进、矿产业和工业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四)在降税安排和原产地标准上，为双方谋利益

对中方来说，既关注优势产品，又关注弱势产品。根据《协定》安排，中方的大部分优势产品到2006年下半年即可享受智方的零关税待遇，从而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如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同时，中方为部分弱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争取到了5年或10年的降税过渡期，主要包括冻鱼、葡萄酒、苹果、橡胶、甲醇等产品。中方还成功地将小麦、玉米、大米、糖、羊毛、毛条、棉花、化肥等关税配额产品，以及部分植物油、碘和部分木材纸制品列为例外产品，保持现有关税不变。

对智方来说，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其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的降税安排上。中方在合理保护国内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适度降低了智方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关于原产地标准，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同意以40％区域价值成分作为非完全获得货物原产地判定的基本标准，并辅以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

二、中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经济一体化在运作的过程中，要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要运用某些有效的解决争端机制模式，以使其法规具有有效性，从而促进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也设置了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一)采取“软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不同的自由贸易协议在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其相关条款采取了非诉讼、非对抗的途径，即采取了“协商－调解(或斡旋、调解和调停)－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机制具有较明显的“软法”倾向。尽管如此，《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事项上仍依赖于WTO的组织机构，例如在当事方不能就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要求WTO总干事在30天之内指定仲裁主席(第85条)。

(二)管辖场所的可选择性

从《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条款，不难看出，《协定》采取选择性的管辖模式。其《协定》第81条规定，“如发生的争端涉及本协定下事项和缔约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WTO协定下事项，起诉方可以选择解决争端的场所。一旦起诉方要求按照第1款所指的协定项下设立专家组，则应使用该被选定的场所，且同时排除了其他场所的使用。”与《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做法一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也采取了选择管辖的模式，但相比之下，两者在排除其他争端解决场所管辖的前提条件方面存在细微的差异，前者(《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以起诉方要求为准，而后者(《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则以争端解决程序已经启动为准。其好处在于，简化争端解决的程序，有利于尽快解决彼此间的贸易争端。

(三)强调救济手段的非惩罚性

不同的经济合作协议，其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有的协议以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为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有的协议则以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为争端解决的目标。例如，在价值取向上，WTO争端解决机制强调的是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是使违反条约规定的措施符合条约，并不强调通过补偿或中止减让等手段来解决争端，因为补偿和中止减让乃至交叉报复都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争端当事方经贸关系的提升。

《中智自由贸易协定》采取了与WTO相同的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该《协定》第93条第3款明确规定：“补偿和中止利益应是临时性措施。无论补偿还是中止利益均不如完全执行建议以使一项措施符合本协定更可取。补偿或中止利益应只适用至不符合本协定的措施已取消，或必须执行仲裁小组建议的一缔约方已执行，或已达成缔约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为止。”

由此可见，《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价值取向上偏重于非惩罚性的救济方式，强调终止违反条约规定的措施，使本国的法律符合协议的宗旨与内容，强调补偿和中止利益措施的临时性和次位性。这种做法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智利之间经贸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政治友好关系，提升两国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四、中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两国经贸投资的影响

中智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对于促进中智两国的贸易、拉动两国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双方今后的经贸合作与交流无疑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两国的经济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市场准入的条件，为双方创造了更好的贸易环境。中智双方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智建立自贸区后，我国的纺织服装、高新技术产品、家用电器、鞋类、玩具、塑料制品和箱包等产品向智利的出口将有所增加；同时，两国建立自贸区还将促进相互投资，智利中小企业在我国将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而我国企业在智利的矿业和电讯等行业也将享受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中智建立自贸区将给两国带来双赢的结果。

此外，中智建立自贸区将为两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新契机，对我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智利可能成为我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中智自贸区的建立被称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智利的铜、铜矿砂、铁矿砂、硝石、鱼粉、纸浆、葡萄酒、水果、三文鱼都可以更多地进入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智利人民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家用电器和其它轻纺产品。

中智之间是本着自由贸易的原则和互补互利的精神开展贸易的。签署自贸协定后，中国进口智利的产品，像铜、铁、硝石等矿产和葡萄酒、水产品可能会增加，但中国也会相应增加出口。中智之间的贸易量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两国出现贸易逆差是暂时性的，但这不应是阻碍两国经贸发展的障碍。

该FTA协定对智利经贸发展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经预测，智利出口到中国按FOB价格将增加7.87亿美元，智利进口到中国按CIF价将增加8.13亿美元，智利GDP增长1.4％，增加34，509个工作岗位，FTA将直接对智利的各个地区受益，并增加了智利中小企业出口中国市场的参与度。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12月，智利出口总额为654.84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01.72美元，占智利出口总额的15.5％，去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智利最大贸易出口对象。与此同时，中国还超过阿根廷和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智利出口最多的国家。显然，2006年生效的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协定》的签署为中国与智利开展自由贸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加强；同时，《协定》为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在双边与多边合作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协定》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9

双边FTA，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简称，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早在多边合作机制产生之前，双边的贸易安排就频繁地出现了。双边FTA是指两个国家(单独关税区、国家联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自由贸易协议)减少或取消双边贸易、投资等限制措施，是以国家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式。［1］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取消协定双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FTA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化之后的双边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EPA除了包括货物贸易自由，还包括投资、服务贸易等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的相互承诺。

二、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发展现状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我国参与的第一个双边FTA。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还规定，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和东盟实施全面降税。中国和东盟相继又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直至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中国智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于2005年11月签订，200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总过与拉美州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双边FTA。在2008年4月，中国和智利又签订了《服务贸易补充协定》，使得中国和智利双方在市场开放的程度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在2006年1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7年7月1日全面启动关税减让进程。中国和新西兰FTA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FTA。该协定，调整范围广，内容充实，涉及领域宽泛;对一些产品各自采取不同比例的零关税措施的同时，还设置关税减让的过渡期;除了设置一定的缓冲期之外，中国在农业开放的态度上有所松动和变化。中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10月签订，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的协定，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新的战略推进，双方的经济关系可以进一步加强，给中国进入东南亚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样新加坡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航运、金融和生物制药等优势领域将与中国加强合作。同时，对双方的服务贸易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秘鲁FTA于2009年4月签署，201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在投资合作方面，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方面，以及知识产权和地理标志保护方面，该协定都作出了规定，这一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增加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哥斯达黎加FTA是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10年4月签署。除了中国已经签订的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中国还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中，如澳大利亚等，鱼刺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与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影响

(一)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

涉外双边FTA使得协定双方之间的贸易更为便利，因而能有效地促进了相互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实践证明，中国参与涉外双边FTA之后，中国对FTA签订国的出口变现已经高于中国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这些国家，由于有了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支撑，对华贸易下滑非常有限，甚至出现了逆势上扬。

(二)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积极地参与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有利于应对区域集团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加提高回避贸易转移效应的消极影响的能力，我国与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潜力。

(三)扩大的资源供应

资源互补是签订双边FTA的目的之一。这也是中国在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伙伴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现在的中国工业化处于能源资源的消费高峰期，资源能源对工业化的瓶颈限制很严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非常有限。同那些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毫无疑问的为中国的资源能源提供成本更低更稳定的渠道，这能够扩大资源的供应，随着资源的扩大供应，有利于缓解国内资源能源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所带来的压力。同时，资源能源也已经成为部分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对华的重要出口产品。

(四)有利于直接吸收引进投资

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可以看出，跨境投资活动可以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增大而增加。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有利于区域之间的资本要素的流动，都包括了一些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周边国家地区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我国与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互补性，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能够提供大量的机会，有利于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的利益。

四、中国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阻碍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束缚

由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规定可知，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5年内，中国可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规定严重束缚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发展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在更广泛领域被承认，但非市场经济地位仍成为引发中外贸易摩擦的主要障碍，不利于中国FTA的建设，影响中国与他国或地区的FTA谈判。

(二)服务贸易竞争力不高

中国涉外双边FTA合作内容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层面是比较浅显的。发达国家在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服务贸易不仅仅是谈判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成员享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中国已经建立的或者是正在谈判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这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发达国家是要求将服务的开放纳入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中，而谈判双方分歧的焦点和障碍却往往就是服务贸易。

(三)国家没有专门的机构

在发达国家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定，作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为了能够为本国选择合作伙伴以及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成后的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发达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搜索和收集与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关的数据，以能够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更为准确的研究和评估。这样一来，就能站在主动的地位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在中国，则严重缺乏为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决策服务的机构，更加的缺少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现状以及各国基本信息的整理收集和评估。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宏观思想的指导，导致了中国在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缺少整体性的战略安排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为国家安全以及整体贸易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中国参与的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间，应该保持相互的密切关系，以保持整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系统性。但是因为受各个方面要素的影响，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完整和系统的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并重的局面，也没有形成协调发展的经济安全战略格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过程中，比较多的关注我国内部的经济发展，考虑共同的利益、共赢的局面以及是否能够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未能全面的展开FTA布局，缺乏整体的战略安排。

五、中国推进涉外双边FTA建设的对策

(一)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建设旨在使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集为一体，而一国能否抓住并利用好FTA带来的各种机会，是由这个国家是否具备完善的产业结构，是否具备强势的产业基础和企业或者企业集团。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提高资源的配置，快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具体包括三个要求:(1)逐步改良国内的投资环境，科学合理的引进外国的投资，优化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2)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达到以质取胜，而不是单纯的靠量;(3)提高中国跨国公司及其知名品牌的竞争力。

(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倾斜照顾弱小国家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就使得经济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承担较大的压力，即调整成本，同时，这些弱小国家的国内经济与市场结构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就需要经济实力强大的成员向实力弱小的成员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倾斜，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实现双赢，也能使得互惠互利的原则得以实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组建的双边FTA中或未来继续与其发展双边FTA时，应充分为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考虑，充分尊重他们，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时，中国也应该基于这一事实，要求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时间．

(三)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管理机构

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可得出一些实践经验，专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组织机构能够保证协定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更加制度化，使得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能够合理有序的发展和竞争，对于双边FTA的顺利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在推进双边FTA建设过程中，建立一个专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管理机构是极为必要的。这一管理机构主要是为了负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决策，促使成员国之间规范有序的合作，进行事后评估，同时也能够及时协调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问题等，这一管理机构的设立，使得不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谈判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复环节得到简化，能够制定合理统一的标准进行监督管理，并且能够合理的降低和控制各个协定的交易成本。

(四)分层次逐步推进合作

中国在推进涉外双边FTA建设的过程中，应以技术上的合作和贸易的便利为基础，致力于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的多方合作，逐步推进;在各个方面应该通力合作，提高水平分工;与此同时，还应该在WTO规则的框架之下，减让相互之间的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着眼于未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应该涉及服务贸易等方面;在合作对象的选择方面，将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寻求合作的目标。

自由贸易协定范文篇10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

1.孙玉红.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6（6）

2曹亮等.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共存或冲突？——一个政治经济方法的分析视角.管理世界，2007（4）

（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意大利面碗”现象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