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体制范文10篇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1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其一，在民主事务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事务通过非民主的方式获得解决，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国际机构的监控可能导致独裁主义。一方面，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是在一个缺乏任何监督和汇报的机构的空间进行的，经济事务决策过程中的独裁倾向影响了一国内部的民主实现程度，这对建立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很大影响。2000年5月西雅图会议期间劳工组织的示威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体制意味着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迄今为止，这种创建于超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机构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即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尚对此无能为力。

其二，在人权事务方面，贸易自由将位于各地的脆弱的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经济的相互依赖加重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对一些共同问题的关心。人权保障已越来越成为考察一国总体投资环境的指标和指数之一，用以衡量一国外部投资环境的安全程度和整体国际投资形象。一方面，信息化时代资讯的快速集散将一国的状况迅速传输到其他地区，既可能促成一些普遍性价值的做法的传播，也可能使一国不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民信念的做法传扬出去，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影响他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对该国不利的立场。另一方面，交通和通讯发展造成的时空压缩使一国的灾难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波及邻国和国际社会，引起某一地区的动荡和不安，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会加重周边国家的移民负担，恶化整体投资环境。

其三，在文化事务方面，自由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促成的世界伦理话语影响一国的文化自主。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引发的“文化全球化”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促成文化价值上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伦理；一是文化的“拼贴画”效应（吉登斯语），有人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社会的巴别塔式的心脏在语言和认同感的混乱中跳动”，并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差别性的消失，而是差别的普遍性，（注：原文为巴比伦，疑为翻译或印刷的错误。参见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即各种文化在共时性的空间上进行拼贴，各自在某一地域重新组合。

调和我国宪法的价值冲突

尽管民族国家政治行动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将依然维持主权国家格局，民族国家不仅不会走向消亡，而且是国家的主导形式。在警惕国际组织副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在平衡一国内部因自由贸易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政治民主、人权保障、社会公平及文化自主产生的冲击的过程中还有相当大的行动空间。因此，针对我国“国家管得既多又少”的现状，政治范围的缩减并不表现为单纯的弱化国家权力，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配置国家权力，以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如何解决因追求经济效率而引起的上述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第一，上述价值并非简单到只须以宪法序言或纲领性的规定就可解决；第二，也同样不可能依据价值观的不同序列将其排为一组简单的先后次序的列表而得到解决。在迄今为止已有的实践中，各国选择各种价值的先后顺序和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证化程度多有不同。在已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中，经济目标是以牺牲社会目标为代价的，它漠视集体认同，损伤了更多的社会团结；在莱因模式中，社会团结和民主又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在亚洲模式中，依靠牺牲民主谋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合法性的根据，也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暴露了其弊端；还有人提出，欲在自由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在长远诉诸超国家组织实现社会福利。（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柴方国译：《超越民族国家》，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对我国而言，在目前主权格局的前提下，欲解决这些价值之间的冲突，必须首先确立我国对各类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区分各种价值的性质和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其后在此基础上思考和选择解决平衡上述价值冲突的方案。

其一，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在要求保障个体意义上的自主权利。

实际上，经济自由和效率属于现代性的宪法价值。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对传统人权价值要求保障的程度不是降低了，而是加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一国内部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增强。私人经济，包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内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范围、深度和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这些变化要求保障古典意义上的自我保存的个体自主权利。

对内，调动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财产私有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助于逐渐生成属于私人领域的自律的市民社会，社会力量更多地得力于其自力发展，而不是国家干预和调控。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国家必须从这些私人领域撤出，致力于完善外部竞争的法律的制定和宏观秩序的维护。这也意味着古典意义上“私人”的权利，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宪法基本权利的加强。这些权利是证实作为“财产”、“人身”和“内心人格自由”三位一体的“私人”存在的基本保障。（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34-137页。）此外，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国内经济主体将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加强保障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对外，人权保障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确保投资环境的安全。

面对自由贸易体制对我国人权保障形成的冲击，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无论是在回应对内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还是在保障投资安全的外部法律环境的意义上，都要求加强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方面的权利。针对我国现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当务之急是必须开通这类权利向独立于政治机构诉求以获得救济的司法途径，完善基本权利实证化的法律保障。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缺口。在对比中国的权利保障和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利保障时，不只一人曾经指出两种权利保障体系存在的重大差异，即我国在权利保障中缺乏独立机构审查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的权力分层机制。安德鲁·内森指出：“任何一部中国宪法都没有为公民打开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对抗可能给他们造成损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从而维护个人利益，”中国“没有确立独立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的有效手段”。（注：［美］安德鲁·内森著，黄列译：《中国权利思想的起源》，载夏勇主编：《公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6页。）针对这一状况，须着力完善我国的权利体系，开通违宪审查以加强人权保障。

其二，加强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社会权利保障，促进公民的决策参与，修补受到影响的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

源于全球化形成的民主的困境提出了许多问题。一是在一国内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需要开通更多的国内民主。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在决策方面的任何懈怠和疏忽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经济利益。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开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民主决策是势在必行的。二是资本主义与公民权利“处于战争状态”，（注：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页。）因为市场加剧社会不公，而市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基本权利则致力于缓解社会不公。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忽视民主单纯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亚洲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在面对和适应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不可逆的现实和趋势，尽可能多地开通国内民主渠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更多的途径，缓解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不公，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保证顺利实现向自由贸易体制转轨的过程。由于我国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分离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刚刚开始，各种自治的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决策的倾向尚不十分明显。但是，对于在长远意义实现宪法规定的民主目标，自治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宪法民主价值的实在化并对社会不公进行矫正。

与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不同，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将眼光更多在平等价值的实现上。平等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内涵之一，跨国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平等价值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不通过一定的权利保障体系促进这类权利的实现，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损伤可能将相当大一批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排挤出局，“这种排挤出局意味着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实际否定”，（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意味着无法令人信服地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法律与秩序，而“法律和秩序受到损害，是社会的少数受多数排挤并被遗忘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由于在实现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中需要动用政府的行动权力，同时，平等价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有可能形成冲击，所以，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坚持法治国家有限政府的概念，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实现公平和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不至于影响经济自由，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

其三，文化自主有利于平衡谋求经济增长的过度自由造成的进步危机，兼顾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和进一步发展，有益于社会团结，但必须防止对人权保障形成副作用。

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在加重普遍主义倾向的同时，希望保持本国独特的文化认同是很多国家的共同愿望。1998年，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建立在“领土主权原则”之上的民族国家可能会受到摧毁的观点，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即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没落和消亡的话，有一个因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文化认同。他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的特征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他反对那些将“领土主权原则”作为界定民族国家的惟一依据，认为德国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民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民族，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大业帮助重新树立了德国人的认同和民族自信心。（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4、15页。）

自由贸易体系客观上产生的文化普遍主义趋势及跨国立场和价值观，对很多传统国家那些维护集体认同的文化形成了冲击。我国也不例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否定也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失落的反思上。可以这样认识，我国现行宪法中精神文明的规定，是试图平衡经济生活的全球性与基于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尝试。现行宪法序言中阐明我国的建设目标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24条规定的“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等规定，就是力图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过程中保持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并矫正西方文化的负面效应。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基础，并对自由贸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冲突具有包容力。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文价值和历史传统，决定了我国接受普遍性价值过程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地域性，也决定了我国在开放经济自由、加强人权保障过程中依然强调民族忠诚和集体认同。这一特殊的文化价值在新时期突出体现为宪法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精神文明的规定，是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一系列冲突性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及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今天看来，精神文明宪法规定的意义及其价值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目前，针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扩张造成的“后民族格局”（哈贝马斯语），哈贝马斯认为，在实现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3页。）尽管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意义上与追求经济自由存有冲突，但是，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精神文明是反思现代性价值和自我认同的负面作用的结果。这一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取向在面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改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认真关注的。在加强一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塑造健全人格，克服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人格的冷漠、自私、贪婪、过度攫取等方面，在促进更多的人文关怀及世界公民意识方面，精神文明都将可能贡献更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推进自由贸易体系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可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认知经验。

尽管价值普遍主义和文化自主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各国实践也表明，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价值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地域内对一国的政治追求产生影响。应当鼓励人们用每个国家凭借传统和经验为其公民提供的手段来探索和解决这类难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普遍主义来遮蔽文化的现实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无视自由贸易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客观联系，则立意于修正和克服影响进步危机的现代性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易蜕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对主义一样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变种。文化认同的意义不在于拯救失落的怀旧心理，（注：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234页。另外参见张旭东著：《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载《读书》2000年第10期第28页。文中指出：“民族认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国民全体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之中”。）而是在冲突与交流以及解决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包容力和再生能力。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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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其一，在民主事务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事务通过非民主的方式获得解决，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国际机构的监控可能导致独裁主义。一方面，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是在一个缺乏任何监督和汇报的机构的空间进行的，经济事务决策过程中的独裁倾向影响了一国内部的民主实现程度，这对建立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很大影响。2000年5月西雅图会议期间劳工组织的示威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体制意味着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迄今为止，这种创建于超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机构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即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尚对此无能为力。

其二，在人权事务方面，贸易自由将位于各地的脆弱的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经济的相互依赖加重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对一些共同问题的关心。人权保障已越来越成为考察一国总体投资环境的指标和指数之一，用以衡量一国外部投资环境的安全程度和整体国际投资形象。一方面，信息化时代资讯的快速集散将一国的状况迅速传输到其他地区，既可能促成一些普遍性价值的做法的传播，也可能使一国不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民信念的做法传扬出去，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影响他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对该国不利的立场。另一方面，交通和通讯发展造成的时空压缩使一国的灾难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波及邻国和国际社会，引起某一地区的动荡和不安，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会加重周边国家的移民负担，恶化整体投资环境。

其三，在文化事务方面，自由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促成的世界伦理话语影响一国的文化自主。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引发的“文化全球化”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促成文化价值上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伦理；一是文化的“拼贴画”效应（吉登斯语），有人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社会的巴别塔式的心脏在语言和认同感的混乱中跳动”，并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不是趋同、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差别性的消失，而是差别的普遍性，（注：原文为巴比伦，疑为翻译或印刷的错误。参见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即各种文化在共时性的空间上进行拼贴，各自在某一地域重新组合。

调和我国宪法的价值冲突

尽管民族国家政治行动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将依然维持主权国家格局，民族国家不仅不会走向消亡，而且是国家的主导形式。在警惕国际组织副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在平衡一国内部因自由贸易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政治民主、人权保障、社会公平及文化自主产生的冲击的过程中还有相当大的行动空间。因此，针对我国“国家管得既多又少”的现状，政治范围的缩减并不表现为单纯的弱化国家权力，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配置国家权力，以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如何解决因追求经济效率而引起的上述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第一，上述价值并非简单到只须以宪法序言或纲领性的规定就可解决；第二，也同样不可能依据价值观的不同序列将其排为一组简单的先后次序的列表而得到解决。在迄今为止已有的实践中，各国选择各种价值的先后顺序和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证化程度多有不同。在已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中，经济目标是以牺牲社会目标为代价的，它漠视集体认同，损伤了更多的社会团结；在莱因模式中，社会团结和民主又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在亚洲模式中，依靠牺牲民主谋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合法性的根据，也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暴露了其弊端；还有人提出，欲在自由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解

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在长远诉诸超国家组织实现社会福利。（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柴方国译：《超越民族国家》，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对我国而言，在目前主权格局的前提下，欲解决这些价值之间的冲突，必须首先确立我国对各类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区分各种价值的性质和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其后在此基础上思考和选择解决平衡上述价值冲突的方案。

其一，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在要求保障个体意义上的自主权利。

实际上，经济自由和效率属于现代性的宪法价值。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对传统人权价值要求保障的程度不是降低了，而是加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一国内部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增强。私人经济，包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内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范围、深度和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这些变化要求保障古典意义上的自我保存的个体自主权利。

对内，调动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财产私有的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助于逐渐生成属于私人领域的自律的市民社会，社会力量更多地得力于其自力发展，而不是国家干预和调控。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国家必须从这些私人领域撤出，致力于完善外部竞争的法律的制定和宏观秩序的维护。这也意味着古典意义上“私人”的权利，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宪法基本权利的加强。这些权利是证实作为“财产”、“人身”和“内心人格自由”三位一体的“私人”存在的基本保障。（注：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34-137页。）此外，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国内经济主体将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加强保障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对外，人权保障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确保投资环境的安全。

面对自由贸易体制对我国人权保障形成的冲击，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无论是在回应对内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还是在保障投资安全的外部法律环境的意义上，都要求加强个体自主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即传统的自由、财产、安全等方面的权利。针对我国现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当务之急是必须开通这类权利向独立于政治机构诉求以获得救济的司法途径，完善基本权利实证化的法律保障。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缺口。在对比中国的权利保障和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利保障时，不只一人曾经指出两种权利保障体系存在的重大差异，即我国在权利保障中缺乏独立机构审查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的权力分层机制。安德鲁。内森指出：“任何一部中国宪法都没有为公民打开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对抗可能给他们造成损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从而维护个人利益，”中国“没有确立独立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的有效手段”。（注：［美］安德鲁。内森著，黄列译：《中国权利思想的起源》，载夏勇主编：《公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6页。）针对这一状况，须着力完善我国的权利体系，开通违宪审查以加强人权保障。

其二，加强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社会权利保障，促进公民的决策参与，修补受到影响的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

源于全球化形成的民主的困境提出了许多问题。一是在一国内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需要开通更多的国内民主。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在决策方面的任何懈怠和疏忽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经济利益。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开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民主决策是势在必行的。二是资本主义与公民权利“处于战争状态”，（注：乌尔里希。贝克著，柴方国译：《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页。）因为市场加剧社会不公，而市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基本权利则致力于缓解社会不公。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忽视民主单纯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亚洲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在面对和适应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不可逆的现实和趋势，尽可能多地开通国内民主渠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更多的途径，缓解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不公，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保证顺利实现向自由贸易体制转轨的过程。由于我国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分离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刚刚开始，各种自治的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决策的倾向尚不十分明显。但是，对于在长远意义实现宪法规定的民主目标，自治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宪法民主价值的实在化并对社会不公进行矫正。

与自我肯定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不同，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将眼光更多在平等价值的实现上。平等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内涵之一，跨国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平等价值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不通过一定的权利保障体系促进这类权利的实现，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损伤可能将相当大一批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排挤出局，“这种排挤出局意味着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实际否定”，（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意味着无法令人信服地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法律与秩序，而“法律和秩序受到损害，是社会的少数受多数排挤并被遗忘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注：［英］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张世鹏译：《论全球化》，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由于在实现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中需要动用政府的行动权力，同时，平等价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有可能形成冲击，所以，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坚持法治国家有限政府的概念，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实现公平和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不至于影响经济自由，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

其三，文化自主有利于平衡谋求经济增长的过度自由造成的进步危机，兼顾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和进一步发展，有益于社会团结，但必须防止对人权保障形成副作用。

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在加重普遍主义倾向的同时，希望保持本国独特的文化认同是很多国家的共同愿望。1998年，针对哈贝马斯提出的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建立在“领土主权原则”之上的民族国家可能会受到摧毁的观点，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即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没落和消亡的话，有一个因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文化认同。他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的特征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他反对那些将“领土主权原则”作为界定民族国家的惟一依据，认为德国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民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民族，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大业帮助重新树立了德国人的认同和民族自信心。（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4、15页。）

自由贸易体系客观上产生的文化普遍主义趋势及跨国立场和价值观，对很多传统国家那些维护集体认同的文化形成了冲击。我国也不例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否定也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失落的反思上。可以这样认识，我国现行宪法中精神文明的规定，是试图平衡经济生活的全球性与基于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尝试。现行宪法序言中阐明我国的建设目标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24条规定的“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等规定，就是力图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过程中保持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并矫正西方文化的负面效应。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基础，并对自由贸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冲突具有包容力。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文价值和历史传统，决定了我国接受普遍性价值过程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地域性，也决定了我国在开放经济自由、加强人权保障过程中依然强调民族忠诚和集体认同。这一特殊的文化价值在新时期突出体现为宪法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精神文明的规定，是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一系列冲突性价值的宪法选择和安排。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及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今天看来，精神文明宪法规定的意义及其价值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目前，针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扩张造成的“后民族格局”（哈贝马斯语），哈贝马斯认为，在实现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注：参见曹卫东著：《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13页。）尽管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意义上与追求经济自由存有冲突，但是，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精神文明是反思现代性价值和自我认同的负面作用的结果。这一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取向在面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主义，改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认真关注的。在加强一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塑造健全人格，克服过分强调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人格的冷漠、自私、贪婪、过度攫取等方面，在促进更多的人文关怀及世界公民意识方面，精神文明都将可能贡献更多的文化价值内涵，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推进自由贸易体系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可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认知经验。

尽管价值普遍主义和文化自主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各国实践也表明，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价值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地域内对一国的政治追求产生影响。应当鼓励人们用每个国家凭借传统和经验为其公民提供的手段来探索和解决这类难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普遍主义来遮蔽文化的现实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无视自由贸易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客观联系，则立意于修正和克服影响进步危机的现代性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易蜕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对主义一样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变种。文化认同的意义不在于拯救失落的怀旧心理，（注：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234页。另外参见张旭东著：《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载《读书》2000年第10期第28页。文中指出：“民族认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国民全体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之中”。）而是在冲突与交流以及解决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包容力和再生能力。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3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条例；管理体制；地方立法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天津、广东、福建等12个自贸区。2019年8月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至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量达到18个，标志着超过半数的省份拥有自己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离不开优良法治环境的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许多新的制度体制，迫切需要法律的规制与约束，尤其是自贸区管理体制的设置，不然容易造成自贸区的无序。曾多次指出凡属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的要求。“没有前瞻、开拓、创新、接轨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的新型立法作为保障，很难想象可以完成自贸区改革创新的使命。”自2013年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地方人大就积极主导地方立法，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经过多年摸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立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梳理相关地方立法经验，以期为各省份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二、我国自贸区地方管理体制立法现状

2013年9月，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自贸区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主导下，2014年7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出台，将管理体制的立法放在首位，开启了我国自贸区地方立法的先河，并为其他省份自贸区管理体制立法提供借鉴。另外，为充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上海市人大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启动了自贸区条例修改起草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务院相继在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浙江、四川、陕西、海南等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除河南省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制定了相应的自由贸易区管理办法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湖北、四川、重庆、海南10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均已制定相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并且各省、市都将管理体制的立法放在了条例的最前面，以体现管理体制立法对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

三、自贸区管理体制立法的主要内容比较及思考

1.自贸区的管理体制及职能.从表1中可以看出，浙江省以及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和上海实行的是管理委员会体制，但其又各有所区别。浙江省和上海市明确规定其性质为省、市级派出机构，由省、市政府领导，统筹管理和协调自贸试验区有关行政事务。而天津则不然，没有明确其性质，并且也没有列明其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广东、福建、四川、湖北、重庆在各自的自贸区实行领导小组体制。但是，各省、市又不尽相同。第一，层级不同。广东、福建、四川、湖北三省实行的管理体制具有相同的三个层级，而重庆的管理体制为两个层级。第二，机构性质不同。四川和福建省明确其性质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由省政府负责，而湖北省条例明确为行使市级相关管理权限。第三，管理职能不同。广东和四川省对管理职能笼统概括，没有进行分条款明确。而辽宁省不同于其他省市，我们称其为其他体制。通过对自贸区管理体制立法的比较与分析，各自贸区均设立了符合当地地方特色的管理机构，总的来说，主要包括管委会体制、领导小组体制和其他体制等几种具体的管理体制，管理体制过于单一，职责不够明确，缺乏创新性。笔者认为，自贸区地方立法时，不必过于拘泥于其管理机构的名称，因为无论是管委会体制、领导小组体制，还是其他体制，其本质都是自贸区的管理机构，在法律上都履行自贸区管理机构的职责。所以在地方立法时，可以进行适当的创新，应当明确管理机构的各项职责，分条缕析，对于不能详尽列举的职责，以“省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进行兜底立法。2.自贸区的管理事权下放制度。管理事权的下放制度，指对于省级和自贸区所在地的设区市将相关省级、市级权限依照法定程序下放给片区管理机构。各省自贸区条例对此均有规定，但是规定又有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下放权力的内容不同。广东省规定下放的权限为“履行职能所需的省级、市级管理权限”，并且广东省、浙江省下放的范围很广，对于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下放的权力外，所有属于省、市政府的权力都可以下放；重庆市、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四川省规定相关权限为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另，天津市包括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管理权限）。除此之外，湖北省则规定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下放的权力外，对于相近、相联的审批事项全链条下放。第二，下放的形式不同。福建省、四川省规定下放的形式为授权或委托，湖北省则规定为优先考虑授权，不能授权的情况下考虑委托。第三，管理机构可以主动提出所需权力目录。广东省和湖北省均规定，片区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提出行使省级、市级管理权限的目录，依照法定程序报省、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而浙江省规定管委会只能提出省级管理权限目录，重庆市区域管理机构仅可以提出市级管理权限目录。第四，是否进行指导监督不同。广东省明确要求下放的单位对下放到自贸区管理机构的权力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总理多次提出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一个要求是“把该放的权放掉”。广东、浙江、重庆、天津、福建、辽宁、四川、湖北等省、市自贸区的管理事权下放制度，也是在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不断完善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虽然各省、市在进行地方立法时对于自贸区管理事权下放均有所规定，但下放权限的内容、形式过于保守，不够清晰、明确。其他省份在自贸区地方立法时可以根据本地的客观情况和发展需要对管理事权下放的内容、形式、管理权限的目录和监督的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要勇于进行尝试、创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贸区地方立法的规定不能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下放的权力不得在地方立法时予以规定。3.自贸区的考核与评估制度。自贸区作为政府机构的派出机构，理应受到相关的考核，这也是政府对管理的监督方式之一。但是繁杂多类的考核往往令行政机关应接不暇，从而降低和束缚了自贸区先行先试、敢打敢拼的热情，因而各地对自贸区的考核往往采取从简的做法。自贸区的评估主要目的是评估自贸区创新制度，从而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推广，因而考核与评估的方法是不一致的。广东省、福建省对自贸区的评估与考核做了区分对待：对自贸区试点政策执行情况、推进改革创新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和整体评估，并及时推广。除此之外，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检查和评比项目以外，一律不安排考核、检查和评比。各地在具体规定上略有不同，广东省规定即使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开展的考核、检查和评比也应当简化程序、减少频次。另外除了省、市政府的评估外，自贸区市场主体和专业机构也可以参与评估。福建省规定对于推进改革创新情况要纳入政府管理。湖北省和辽宁省仅规定了对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进行总结评估，并及时复制推广，所不同的是，湖北省要求省政府定期组织评估，而辽宁省自贸区办事机构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自贸区的评估制度主要目的是评估自贸区创新经验，从而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推广。因此，在自贸区地方立法时可以制定相应的评估机制，由省市政府、市场主体或委托专业机构对自贸区改革创新工作进行评估，将自贸区在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的创新经验和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予以复制推广，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自贸区创新经验体制。自贸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前沿工程，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立法，是自贸区立法的基本内容之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审批、简化行政许可手续、向自贸区下放管理事权、减少自贸区的各项评比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自贸区进行评估、总结自贸区经验、进行复制推广及其他行政管理制度是一项系统性的漫长工程，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比较已设立自贸区管理体制的立法，梳理出自贸区立法的相关情况，如此对新设立的自贸区在管理体制上的立法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猛.中国自贸区授权立法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02）：88-103.

[2]李猛.中国自贸区法律制度的构造及其完善[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7（02）：45-60.

[3]陈俊.我国自贸区发展中的立法保障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02）：29-32.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4

双边自由贸易缘何再度全球盛行?

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盛行，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主要受一些现实因素的直接影响。

1、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世界经济逐渐陷入全面衰退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如今年出现的美国对进口钢材强制实施201条款和美国提高农产品补贴就是典型事例。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尤其发达国家急剧蔓延。1999年，WTO贸易部长在西雅图会议上试图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计划，就因反全球化组织的强烈阻挠而夭折。这直接导致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大大增加。虽然2001年12月，WTO贸易部长多哈会议在最后关头决定启动全球贸易谈判，但就现实情况看，结果不会一帆风顺。毫无疑问，WTO多边贸易谈判在受阻，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促性也是许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原因之一。WTO的权威在强有力的主权国家利益面前经常显得苍白无力。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是由主权国家或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区域集团(如欧盟)缔结，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相比，它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与程序复杂且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作通向更高层次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2、部分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的开展遇到新的困难。

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国家、地区或区域经济集团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组建自由贸易区而开展的自由贸易。目前，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或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重要的由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

但是，在世界经济衰退背景下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这些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目前，在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中，有的因谈判屡屡受挫而陷入僵局，如“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谈判争吵不休而无实质性进展，如“美洲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计划不能推行而脱离原有主题，如“APEC自由贸易区”，更有些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难有新的突破，如“跨大西洋共同市场”。

即使是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也因成员方利益的冲突出现的裂痕，如目前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5月21日，因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征收高达27．2％的反倾销税，从而导致美加木材贸易战急剧升级。墨西哥也开始抱怨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牧业损失惨重。可见，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3、新形势下各国重新调整自由贸易政策。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为发展本国经济而纷纷调整自由贸易政策，即由原来的侧重“多边”调整为侧重“双边”或“多边”与“双边”并举。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近年双边自由贸易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国家。

美国政府认为，随着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急剧增多，如被排挤在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将对美国企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美国确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合。为此，美国开始重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着手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长期制约这一谈判进程的美国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布什总统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时间内，美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改判进程将会大大加快。总之，各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强大的内部推动力。

双边自由贸易会否冲击WTO多边贸易体制吗?

双边自由贸易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它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即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这里，我们就从3个方面阐述一下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这种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

1、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致性。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二者所体现的贸易原则基本一致。我们知道，WTO多边贸易体制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等，而这些基本原则恰恰是双边自由贸易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这些原则所适用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前者适用于WTO所有成员方。

二是二者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双边自由贸易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可以促进缔约双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缔约方货物和服务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使双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共同或接近的各项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以及各种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可以减少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吸引缔约双方增加投资，提高双方的工业化程度与水平，从而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

2、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性。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双边自由贸易“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冲击WTO有关原则和规则。如果把双边自由贸易放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大框架内考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双边自由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协定内外WTO成员方贸易待遇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从而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相背离。更有某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明显违背WTO有关规则的内容。如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规定：“除本协定另有声明以外，本协定项下的权利与义务优先于GATT下的权利与义务”。这无疑是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凌驾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之上，不仅对WTO其他成员方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权利与义务构成威胁，也严重侵蚀WTO多边贸易体制。

二是双边自由贸易的“贸易转移”效应会给WTO多边贸易体制带来负面影响。双边自由贸易的“贸易转移”效应，背离比较优势原则，会对协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危害，往往导致协定内外的贸易摩擦与冲突，使WTO经常处于“救火”状态，从而影响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

3、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兼容性。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5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

1.孙玉红.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6（6）

2曹亮等.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共存或冲突？——一个政治经济方法的分析视角.管理世界，2007（4）

（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意大利面碗”现象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6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本文将从双边FTA制度产生的国内需求切入来试图解释日本国内政治的决策影响因素与结果。通过比较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与中国的情况，本文发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www.gwyOO.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尚没有动力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实施状况或者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竞争，敌视中国，而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对待，日本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没有动力游说政府与中国谈判FTA以谋求与欧美跨国公司的平等待遇，相反，农业等反对中日FTA的利益集团力量影响着日本贸易部门的对外决策。

关于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与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的区域主义理论解释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因此，日本国内的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支持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意义。作为亚洲的前两大经济体，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一步。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设想中的东北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将经历“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等阶段，而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与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如果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谈不上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

下面第一部分是介绍本文的国际关系与区域主义理论基础，并说明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可能并不适合解释中日之间的制度化合作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与两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量。第三部分比较日本选择的12个对象国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分析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决策者与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后的结束语是展望中日之间的FTA路径与前景及在东亚共同体制度建设中的地位。

一、区域一体化的动力：理论与中日双边经贸

解释区域主义（Regionlism）的三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有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仅从贸易角度难以解释日本不愿意与中国谈判FTA。中国市场巨大，而且中国目前对来源于日本的产品适用的关税较高。

国内游说主义理论中的MarkManger（2005）解释了日本对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策。认为日本选择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对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生产贸易与美国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凭借FTA享受到了比没有FTA机制的日本跨国公司的更优惠的待遇，从而前者获得了对后者的竞争优势，因此，后者回到日本国内，极力游说日本政府与墨西哥签订FTA。

本文沿着MarkManger（2005）提供的线索，检索日本截至2009年11月，签订的所有双边FTA，研究结论是支持国内游说理论。此外，引入公平竞争维度后的国内游说理论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变迁的需求基础。

二、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内决策过程与影响力量

下面将从日本国内政治出发，揭示日本对外贸易决策的国内政治、经济与利益集团基础。

1.日本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日本曾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日本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大致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是一个官僚制政治体制的国家。日本内阁中直接负责日本贸易政策制定的行政部门是经济、贸易与产业省（METI）与外务省（MOFA）。日本对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几个阶段：首先是由双边的、由政府、学界、商界等三个部门的联合委员会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其次是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实质性谈判；第三步是政府签署双边自由协议或类似的协议；最后是国内有权机关批准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农业利益集团与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来看，日本选择对外缔结优惠于WTO多边体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与农民受到的保护有三层。尽管农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只占1.7%、总体从业人员的4%以下（2004年数据），但是农民对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源于日本特殊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插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以作为下一步展开论述的铺垫。跨国公司本是开展FDI，那么它们能够从双边FTAs中得到什么利益呢？其一，跨国公司开展FDI，直接在东道国设厂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国际贸易中的高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其二是关于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市场竞争。

三、日本亚洲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中国与日本的双边FTA对象国有什么不同？

下面分析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现象。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

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在这一点上，日本是“追随”美国的政策。

通过与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比较，本文进一步揭示日本不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中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或者中国在与WTO国际规则的接轨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甚至可以说，中国在诸多FTA对象国的条件上要远远优越于日本FTA现有对象国的平均值。

1.日本选择的标准国家模型：国土、人口、人均GDP与对日本的贸易额比重

日本政府在东亚选择FTA/EPA对象时选择了韩国、东盟和东盟各国，在其他地区则选择了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日本的FTA对象国，根据它们之间的条约进展情况可以初步地分为三类：（1）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十一个国家与区域性组织。（2）已启动正式的官方谈判、正在正常进行条约谈判的：GCC、印度与澳大利亚。

笔者选取了面积、人口，GDP、人均GDP、与日本双边贸易的比例、日本进口额与日本出口额等指标，对这些国家及其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日本FTA对象国有四个特点（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表1）：

2.日本的东亚贸易政策是追随美国，还是日美竞争？

通过观察表2，我们发现，在美国与相应国家谈判或签署贸易协定后不久或同时，日本往往会紧随其后启动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并成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日本选择的贸易协定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美国选择或辐射的范围。那么，这反映了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日美在该地区的竞争？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日美关系是复杂多层次的。日美虽然达成在军事安全层面结盟、缔结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是在经济上，日本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两国尤其是两国的跨国公司以竞争为主。

3.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与中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澳门、香港、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哥斯达尼加；正在谈判的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中止）、挪威、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等；研究之中的有：印度与韩国。

四、展望：作为东亚共同体基础的中日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7

——摘自《东亚财经新格局》，载于2005年7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近3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预计东亚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勿庸置疑，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受益于GATT／WTO推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东亚国家或地区应继续倚重多边贸易体制为其经济贸易发展营造良好外在环境。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在积极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在抵消其他地区的区贸协定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歧视性负面影响方面，都难以发挥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东亚地区应如何应对这一新形势，在区域贸易安排的浪潮中激流勇进，维护和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日益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关注和思索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对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进行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多边贸易体制的日益强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是当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两个并行发展的趋势①。一方面，关贸总协定（GATT）经过了数十载的风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迎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区贸协定），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重要的例外，不仅在GATT的宽容下成为既成事实，而且还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部分区域贸易安排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世界经济的运作中甚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GATT时期，向GATT通知了124个区贸协定②，平均每年不到3个；而在1995年WTO成立以来的10年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及该类协定下的贸易占世界总贸易的份额都在迅速增加。WTO多哈议程的停滞不前似乎也进一步加速了区贸协定的发展。仅从2004年1月到2005年2月期间，就向WTO通知了43个区贸协定，是历史上区贸协定成立最多的时期。目前，向WTO通知的已经生效的区贸协定达到170个，大约有20个区贸协定在完成了各自的批准程序后即将生效，另外有70个区贸协定处于谈判或拟议阶段。区域贸易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尤其以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最为突出。同时，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除蒙古等极少数国家外）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有的WTO成员对大多数贸易伙伴适用区贸协定下的优惠待遇而仅对少数成员适用WTO项下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有的WTO成员在区贸协定项下的贸易占到其总贸易的90％[1](P3)。

由于区贸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内成员间给予的贸易优惠将高于给予区外国家的优惠”，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作为其基石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因此，在区贸协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区贸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区域主义”还是“全球主义”、多边贸易体制与区贸协定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补充”等问题，WTO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的政府和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③

区域一体化赞成论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贸易自由化的地理范围；在全球贸易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并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building-blocks）。区域一体化怀疑论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集团式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其方式更为隐蔽（因为有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性更大；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繁衍及其重要性和活力的与日俱增，多边贸易体制势必走向崩溃，甚至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将受到威胁，因此，区域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阻碍物”（stumbling-blocks）。

值得关注的是，正当WTO前总干事素帕差行将卸任之时，他邀请了8位权威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研究WTO面临的机构性挑战并考虑WTO应如何加强和完善来应对这些挑战。咨询委员会于2004年年底公布了题为《WTO的未来——论新千年的机构性挑战》的报告。在该报告的第二章中，咨询委员会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散造成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侵蚀，从而对区域贸易协定持鲜明的批评和质疑态度[2](P23)。“一石激起千层浪”，咨询委员会的这一观点和立场迅即引发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并有很多学者对报告的相关论点和结论提出反驳或质疑。④相关争论远未结束。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是当今世界国家间经贸合作的两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地断言区域一体化在21世纪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影响将是绝对的积极或是绝对的消极。基于实践的考察，不论是从国家利益本位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利益本位或WTO本位的角度，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处于“互补性竞争关系”的观点应得到支持⑤。区贸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或“支持”至少表现在：首先，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很多方面还不能完全取代现有的区贸协定；其次，区域范围的自由化推进往往比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更易成功，也更有效；第三，区贸协定使各成员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了区贸协定成员对贸易自由化的适应能力，也相应增强了各成员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承受能力；第四，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也不能完全满足区贸协定成员的某些特殊要求。最后，也即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基础是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合作往往能对本地区和平和安全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⑥，从而对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这应该成为在多边贸易体制（WTO）的“得失考量”中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肯定，区贸协定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作用，因而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它们将与多边贸易体制长期并存。

二、区域贸易协定在东亚地区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在20世纪，区贸协定的发展具有下列特征：（1）一般只限于在地理上比较接近，而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有紧密联系的某一地区。（2）富于成效的区贸协定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洲，东亚除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几乎没有区贸协定。而进入新的世纪后，区贸协定的发展出现了三种明显的趋势：一是区贸协定日趋“大型化”，例如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覆盖了数量众多的国家。二是曾经参与区贸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进一步寻求跨地区甚至跨大洲的区域贸易合作伙伴。三是传统上依赖多边贸易体制的东亚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地关注并陆续成立或拟成立区贸协定，从而成为区贸协定的后起之秀。在过去几年内，许多东亚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等，都开始缔结或积极谈判区贸协定⑦。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或东亚国家与其他国家间已经生效的并向WTO通知的区贸协定已有10多项⑧。

在东亚国家或地区中，新加坡所达成的区贸协定成果最多。迄今，新加坡已与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已生效，新加坡与加拿大、印度、韩国及智利等也已同意谈判或正探讨谈判的可能性。上述有关协定及谈判内容广泛，不仅涵盖货物贸易，而且还包含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的流动、知识产权、无纸贸易、政府采购、竞争、金融服务合作、信息和通讯技术合作、科学和技术合作、广播与电视合作、旅游、环境保护合作以及贸易争端预防和解决机制等等。中国的区贸协定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中国香港和澳门所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安排”即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04年1月1日生效。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FrameworkAgreementonComprehensiveEconomicCo-operation），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预计将于2015年完成，届时该自由贸易区将有望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贸易安排⑨。2005年11月18日，中国和智利在韩国釜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积极磋商中。

尽管如此，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于欧洲和美洲⑩。在目前所达成的区贸协定主要是双边贸易协定，这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有：首先，相互分割的双边贸易优惠难以使东亚地区整体上的互补优势得以充分发挥(11)。其次，这些双边贸易协定在范围和职能上相互重叠或者冲突，给政府的执行带来困难。再次，这种零散和复杂的双边贸易协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不同标准，要求企业不断调整原有生产方式，来适应新的进出口规则（特别是原产地规则），由此可能导致其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和竞争力的削弱[3](P60)。最后，其他地区的区贸协定使其区内成员的贸易优惠高于区外成员，从而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向该地区的出口造成歧视性负面影响，而东亚地区能够用来对抗并抵消上述负面影响的手段有限。

笔者认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治制度差异较大，或隐或现的“冷战思维”，领导或主导地位存在竞争，以及一些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等，都是东亚开展区域贸易合作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障碍。然而，以维护和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为纽带，东亚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携手开创东亚区域贸易合作的新局面。目前，在东亚各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地发出了加强区域贸易合作的呼吁，甚至初步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12)。我们赞成这一主张，并认为在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通往“东亚共同体”彼岸的重要方式和必经的桥梁。

三、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

（一）结构和涵盖范围

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以下简称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构一般包括序言、总则、分则、争端解决、组织条款以及杂项条款等。

自由贸易协定具体调整哪些领域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间经贸合作现状和合作意愿的具体情况而定。可以仅仅包括货物贸易领域(13)，也可以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其中具体领域另酌）；也可以从单纯的贸易合作发展到包括环境保护、资源、通讯、信息技术、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培训等广泛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合作。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的指导原则是：敏感产业的贸易壁垒的取消晚于非敏感产业障碍的取消；工业品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广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其他产业视具体情况另酌。可以在协定中申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社会发展等政治目标，但一般不应考虑在贸易协定中订立所谓的“政治性条款”，如“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等。

（二）货物贸易条款

关于国民待遇。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一方的货物在以“优惠待遇”身份进入成员的市场后，在国内税费的征收和国内法律法规方面，应享受“国民待遇”。

关于关税取消。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税保护原则”，即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但作为区域贸易的重要法律形式，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特点往往就是在特定领域，尤其在货物贸易领域完全取消关税（包括进口税和出口税）。所以，上述条款是自由贸易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当然，在完全取消关税义务下也应注意：首先，取消一般不可能是即刻的，而是逐步实现的，这就需要由缔约各方谈判达成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其次，存在若干例外事项。

关于非关税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使用非关税措施，但应符合WTO协议的有关规定的最低标准。此外，自由贸易协定还应规定特别要求，如“透明度要求”和“最低贸易扭曲要求”等。

关于货物分类。货物分类目录及按目录逐项确定的税率一起构成一国海关税则的主体。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为实施关税降低或取消以及海关进出口统计，需要对缔约各方的货物分类目录进行统一。在国际社会中，为统一各国海关税则的货物分类目录，海关合作理事会在1950年旧目录的基础上，于1988年制定了新的《货物名录与编码协调制度》。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用这一国际统一货物目录。

关于海关估价。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一方的不正当的海关估价方式可以使其关税降低或取消承诺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必要订立公平、统一的海关估价制度。现行国际性海关估价制度有两大体系：一是海关合作理事会1950年《货物海关估价公约》。二是WTO《海关估价协议》。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以一种抽象的价格概念，即货物的“正常价格”为海关估价依据，而后者采用货物的实际价格，即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海关估价规则。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应采用《海关估价协议》的海关估价规则。

关于原产地规则。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目前确定的产品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原则，仅包含了适用于非优惠贸易的原产地规则，不包括运用于优惠贸易条件下原产地的确定。在优惠贸易中，成员按照特殊优惠体制中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原产地。所以，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制定自己的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为享受互惠减免关税待遇等应出具原产地证明文件。

关于保障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可允许在成员间使用保障措施。但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间使用保障措施时应遵守的要求一般比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义务（如1994年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下的义务）更加严格，更能保障被援用方的利益。

关于保障措施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在区内某成员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时，调查范围包括来自区内成员的相关产品，那么在实施保障措施时能否把来自上述国家的产品排除而只对区外成员采取保障措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理的“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和“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等案例中，阿根廷和美国根据其缔结和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产品的做法被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定违反了“平行原则”(14)。有的学者质疑“平行原则”，认为其损害了WTO成员在GATT第24条下的权利[4](P120)。笔者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实践形成的“平行原则”并不绝对否定一成员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产品，而是强调相关排除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论证。按照上诉机构在有关案例中解释，一旦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来自区域贸易成员的产品，该“被排除的进口”应被视为《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意义上的“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援用保障措施的主管机构应对其“不将被排除的进口产品的损害归因于（未被排除的产品）进口增加”提供合乎逻辑的和充分的解释(15)。因此，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可以规定区内某成员在特定条件下在实施保障措施应将区内成员的产品排除，但援用保障措施的区内成员应注意遵守WTO项下的义务。

关于例外条款。自由贸易协定可规定一般例外条款、安全例外条款以及国际收支例外条款等，在公共卫生危机、国家安全受到危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特定情形出现时，允许区内成员暂时中止施行其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关税取消、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义务。

（三）服务贸易条款

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服务贸易，应对范围和定义、市场准入及其时间表、国民待遇及其时间表、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来自非成员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国内管制、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支付和转让以及例外条款等进行规定。其中，服务的“原产地”是区内服务市场准入的依据。如何确定服务的“原产地”，现在国际上还不存在明确的、可借鉴的规则。有学者提出，服务的“原产地”可以通过服务提供者的身份确定，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认定可以依据注册地标准、资本控制标准、管理控制标准和执业人员本地化标准等。其中，前三个标准一般应当全部具备，而在占绝大多数如95％的股权为本地居民持有的情况下，本地注册标准可以豁免。而第四个标准则是专业服务提供者的特殊标准，专业服务提供者一般应当符合以上四个标准[5]。从现有实践来看，还可加入执业时间标准和防止借“邮箱公司”之便从区域协定获利的规定(16)。

（四）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可规定专利、商业秘密和有关权利；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健康目的而在专利保护方面享受的例外；商标和有关权利；地理标识；著作权、外观设计和有关权利；对传统知识和民俗的保护；抑制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许可；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登记和开发；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联合行动及其费用分摊等进行规定。

（五）投资条款

如果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包含投资条款，可以选择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专章规定投资条款，也可在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制定专门的区域性投资协定。有关条款和协定除包含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下的禁止“出口业绩要求”等规定外，还可就投资措施的范围、定义（投资、投资者、个人、成员的投资者、成员的自然人、企业、成员的企业等）、国民待遇、特定例外、征用和补偿、购回土地租用权、保护成员的投资免于战乱和暴乱、自由汇兑和转移、代位求偿权、东道国成员与另一成员的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的解决、一般例外、为维持国际收支的限制措施、与国际投资有关的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等进行规定。其中，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及其例示清单是投资条款或协定的核心内容。

此外，自由贸易协定还可就竞争、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环境保护合作、信息与通讯技术合作等做出规定。

（六）争端预防与解决

自由贸易协定应就预防和解决区内成员间的贸易争端的程序和机制做出专门规定。可包括一般性协商、斡旋、和解、调解、争端解决的特别协商等外交方法，以及专家组或仲裁庭形式等法律方法，并对专家组或仲裁庭的建立、职能、程序、裁决的通过与执行、费用负担等作详细规定。另外，应明确该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自由贸易协定不妨规定，当事方可以选择在区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也可以选择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但一旦当事方一致同意在区内争端解决机制内处理，任何一方就同一事项不得再向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

综上所述，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互动的基本模式。虽然东亚地区已开始了区域经贸合作的初步尝试，然而，东亚地区还应进一步推动区域贸易建设，以维护和维持本地区的经贸发展。为此目的，东亚地区有能力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多层面、多渠道地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示范文本的制定，以示范文本为蓝本，以经贸合作现状和合作意愿为基础，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和谈判。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国家携起手来，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共同努力奋进。

收稿日期：2005—10—06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批准号04JZD0015）资助。

注释：

①所谓区域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以成员间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歧视性经济政策为目标而缔结的贸易条约或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经贸安排。通过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实体通常被称作“区域贸易安排”或“区域贸易集团”。其具体形式有：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为最终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而达成的临时协议、经济共同体和经济同盟等。

②其中有48个在WTO成立后仍在实施，而这48个区贸协定本身多年来也发生了演变，它们或者加入了新的成员而实现了“扩大”，或者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而逐步“深化”。

③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参见Bhagwati,J.N.(1993),RegionalismandMultilateralism:AnOverview,inNewDimensionsinRegionalIntegration,editedbyJ.deMeloandA.Panagariy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FredBergsten,OpenRegionalism,TheJournalofWorldEconomy,Vol.8(1997),No.1;TillGeigerandDennisKennedy(ed.),RegionalTradeBlocs,Multilateralism,andtheGATT:ComplementaryPathstoFreeTrade?BiddlesLtd.1996;WTO,RegionalismandtheWorldTradingSystem,Geneva1995.2001年11月《WTO多哈部长会议宣言》第4段声明一方面强调WTO是全球贸易形成规则和自由化的独一无二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承认区贸协定能够在促进贸易自由和贸易扩展以及扶植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参见DOHAWTOMINISTERIAL2001,MinisterialDeclaration,WT/MIN(01)/DEC/1,Adoptedon14November2001.

④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参见PatrickA.Messerlin,ThreeVariationsontheFutureof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8(2005),No.2,pp.299—309;ThomasCottier,TheErosionofNon-discrimination:SternWarningwithoutTrueRemed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8(2005),No.3,pp.595—602.

⑤持此观点的文献参见WTO,RegionalismandtheWorldTradingSystem,Geneva1995,pp.2—3.亦见刘光溪著：《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2页。国内学者的相关学说，如厦门大学法学院曾华群教授提出的“兼容说”等也值得关注。

⑥典型实例如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建设给曾长期处于冲突和战乱的欧洲带来的持久和平，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解决中国和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领土和海洋边界争端所创造的良好机遇。

⑦Won-MogChoi,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inEastAsia:ProspectandJurisprud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7(2003),No.1,pp.49—77.

⑧参见WTO,RegionalTradeAgreementsNotifiedtotheGATT/WTOandinForceBydateofentryintoforce,Asof22November2005.WTO官方网站2005年11月22日下载资料。网址：/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是该《框架协定》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内容，计划分两步走：中国首先与东盟的6个创始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继而在2015年前完成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4个新成员国之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EarlyHarvestPackage,EHP）开始实施。另外，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方就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进行了多轮磋商。双方于2004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目前，有关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谈判正在积极进行。

⑩虽然在亚太国家和地区间形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它所倡导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单边行动，也不失为区域贸易合作的一种新思路，但由于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机制，也使APEC成员间的凝聚力不强，难以发挥与其经济实力总和相称的作用。

(11)目前，东亚地区的整体互补性优势表现在：日本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中国等国家的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源，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的服务业，东南亚国家等的丰富自然资源等。

(12)2000年“10＋3”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也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尽管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已提出多年，但在中日韩之间，迄今没有达成任何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2003年10月7日，中国总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参加印尼巴厘岛“10＋3”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第5次会晤，并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此举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标志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阶段。目前三国正在加紧研究实现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条件，还提出开展信息通讯产业、财金、交通、旅游、科技、环保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从而明确了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方向与目标。2004年11月30日，中国总理在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就“10＋3”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提出五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并确定了促进东亚合作的26项措施。除利用官方资源的“一轨外交机制”外，利用学术资源的“二轨外交机制”促进东亚合作的工作也在积极进展中。截止2005年8月，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大使担任中方中期协调员的“东亚思想库网络”已经举行了三次年会。2005年10月30日，“东亚合作联合研究大会”在北京召开。

(13)其中是否包括农产品等领域可另酌。但是，长期将农产品等排除在区贸协定之外与GATT第24条下“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的要求不符。

(14)所谓“平行原则”（Parallelism），也称“相同原则”，是指在保障措施“调查中的进口产品的范围”与该措施“实施中的进口产品的范围”应该相同。在WTO《保障措施协议》及GATT第19条中，并没有出现“平行原则”这一措词，它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为了处理有关成员实施的歧视性保障措施而逐渐形成的一项标准。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8

本文作者：刘江燕工作单位：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

自由贸易是跟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要素是没有政府的干涉。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理论上，劳力和资本会从不利的市场环境流动到良好的空调市场。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是保证资金和劳动力处于最有利的生产条件的前提。根据经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条件更好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富有。因此，减少对进出口限制的监管将更有利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政策是支持任何有利于自由市场的建设。例如，除去对进口产品的关税、降低出口产品的税收，以及任何可以扫清阻碍劳动生产力的立法。自由贸易的条约和变动对新西兰农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新西兰是一个遵循自由市场法则的小型农业出口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完全对立于保护主义的立场，新西兰农业产业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自1983年新西兰政府与澳大利亚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使新西兰农业产业产品和市场成功多样化的主要策略。例如，2005年与泰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与智利、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南亚多个国家协商自由贸易条款。支持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并没有使农业部门成为新西兰政府高额的农业补贴对象，恰恰相反，农业部门成为了新西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95%的奶制品被出口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肉类和羊毛制品有望达到新西兰总出口量的20%。200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世界贸易中大约30%的乳制品来自新西兰乳品行业，为国家每年带来将近630亿新西兰元的出口收入；而其出口的农产品价值约为15至16百万新西兰元。这些有利于农业自由贸易和市场的经济策略不仅对新西兰经济的复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其农业部门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取消农业补贴的决定是正确的，它促进了新西兰商业化养殖的迅速发展。取消农业补贴触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和产品的多样性。例如，在1983年和2005年期间，牛肉的平均重量增长了15%，羊肉增长了28%，羊羔肉增长了18%。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相信是自由贸易政策将新西兰农业指引向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地活跃起来。新西兰先驱报报道指出了美国乳制产业针对新西兰乳制业的愤怒情绪。在经历过经济崩溃之后，美国农民更关注由国外竞争者带来的激烈竞争所造成的损失。这份报告指出，华盛顿宣布了“乳制业的出口激励计划”，正式成为“买美国货”的救市计划的一部分。这份计划旨在提高美国乳制业出口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计划将新西兰农产业逼到了风险的边缘。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政府的这个计划不仅被新西兰大众媒体批评为“短视”，而且还向世界经济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新西兰的一些学者，大众媒体和政客纷纷表示重提补贴出口的政策有损新西兰出口机制，并且向市场释放了错误的讯息。Snarr指出，用以保护国民商业利益的“临时”政策，往往会导致竞争市场的松懈。这次美国的临时贸易补贴政策，很有可能使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附带上一个长期的成本。Feenstra曾经讨论过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成本。他指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限制进入本土的进口日本车的数量，政府也因此为了弥补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美国消费者不得不接受车辆的单价暴增14%的事实。从前面的案例来看，华盛顿政府补贴出口的政策的出台会扰乱世界农业市场的价格体系。而消费者（包括美国本土的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将不得不为这种保护主义政策的后果买单。越是深入地研究“购买美国货”的政策，便越发怀疑这个所谓的救世方案实际上破坏了双边关系。新西兰和其他WTO成员国将不得不面对由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其实保护主义背后的理念涉及到一个维持正面交易平衡的假设。华盛顿政府一开始是打算利用刺激经济的策略来达到平衡政府的巨额贸易和预算赤字的目的。美国政府选择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补救方案来恢复全球经济下降带来的损失。新西兰在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的时候也做出过同样的决定，设置了“购买新西兰货”的宣传活动。但是，与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政策相反的是，新西兰的“购买新西兰货”策略成为降低政府经济控制的起跑信号灯。新西兰政府降低了进口产品的关税的举动，刺激了新西兰本土产品针对进口产品的竞争意识和宣传广告热潮。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一个反方向的经济策略来复苏这场经济大衰退引起的损失。而事实早已证明，政府对市场干扰的减少，确实促进了新西兰经济的持续增长。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体制倾向于自由市场体制时，奥巴马政府却选择了保护主义政策，与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McGee曾经说过，保护主义绝对不是拯救全球经济衰退的良药。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贸易增长的下降和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为经济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前沿化提供了机会，例如，华盛顿政府公布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本文以新西兰农产业作为实例，讨论了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益处与不足。根据本文的分析，很明显可以发现自由贸易条约及其变化对新西兰农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从“支持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政策并没有使农业部门成为新西兰政府高额的农业补贴对象，反而使农业部门成为了新西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这一点，可以充分说明取消农业补贴以及推广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让新西兰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美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计划却将新西兰的农业挤到了风险的边缘。只能说华盛顿政府这次的补贴出口的政策扰乱了世界农业市场的价格体系，并且破坏了国家的双边关系。对比新西兰政府与美国政府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候的反应，新西兰政府选择了自由贸易市场策略，通过降低进口关税等策略刺激经济，然后通过“买新西兰货”宣传活动来刺激本土商品针对进口商品的竞争意识。美国政府则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通过限制进口商品数量，“买美国货”等策略来减少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的负面影响。然而当全球经济体制向着自由化市场制度迈进的大前提环境下，奥巴马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决策无疑是与全球经济贸易复苏的方向背道而驰。当全球经济正在衰退的当下，保护主义制度无疑不得不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9

[关键词]：WTO协定；贸易体制；FTA；双边FTA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WTO机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现在越来越演化成一种程序之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达成一种均衡。国际贸易政策向强化双边贸易关系倾斜在WTO解决争端的能力弱化时，另一类实惠的国际性合作机制开始快速发展，这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RTA)。所谓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即EPA）。双边FTA的数量也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根据WTO的《WTO年度报告2003》中的数据，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FTA数目不过27项，到2002年底，但截至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登记备案，其中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在所有的RTA中，双边FTA约占90%。至2003年4月底，WTO146个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到2005年6月底，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已经达到了328个，其中大多数是在最近几年出现的，2005年1到6月就新增了21个。据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至少有50%是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下进行的。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①，而国家与国家间、各区域经济组织间开展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却是方兴未艾，两者间形成了强烈反差。

一、WTO协定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有关规定

WTO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进行的一种相互取消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的安排。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成员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世界贸易是有好处的。因此，WTO允许成员依据1994年GATT第24条成立自由贸易区、或依据授权条款签署发展中国家间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或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签署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经济一体化协定。为了防止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超出WTO特定的规则，WTO将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中加以规范、监督和协调、尽可能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改善多边贸易体制。

1、1994年GATT第24条以及《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有关规定。（1）成立目的。GATT第24条第4项规定：成立双边FTA的目的，应为便利组成双边FTA的各领土之间的贸易，但对其他缔约国与这些领土之间进行的贸易，不得提高壁垒。《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重申，此类协定的目的应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类领土之间的贸易壁垒:在此类协定形成或扩大时，参加方应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2）涵盖范围。GATT第24条第8项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双边FTA成员之间的贸易，或至少对这些领土产品的实质上所有贸易，己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以避免发生仅就某些特定产品形成优惠待遇，排除或限制其它国家产品进入所形成的区域壁垒现象。（3）过渡期间。双边FTA如果不是立即成立，而要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建立，应在合理期限之内完成。GATT第24条第5项第(c)款规定，签订临时协定应具有一个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双边FTA的计划和进程表。《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规定，合理持续时间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方可超过10年。如属一临时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认为10年不够，它们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需要更长期限的全面说明。（4）关税及其它商业法规。GATT第24条第5项规定，就整体而言，对双边FTA或过渡到双边FTA的临时协定来说，在建立双边FTA或采用临时协定以后，每个组成领土维持的对未参加双边FTA或临时协定的缔约各国贸易所适用的关税和其他贸易规章，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未建立双边FTA或临时协定时各组成领土所实施的关税和贸易规章的一般限制水平。（5）审查程序。GATT第24条第7项第(a)款规定，任何缔约国决定加入双边FTA，或签订成立双边FTA的临时协定，应当及时通知缔约国全体，并应向其提供有关所拟议的双边FTA的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得以斟酌向缔约各国提出报告和建议。《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规定，成员所做出的通知，应由一工作组按照1994年GATT的有关规定和谅解第1款的规定进行审议。工作组应就其在此方面的审议结果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货物贸易理事会可向各成员提出其认为适当的建议。对于临时协定，工作组可在其报告中就拟议的时限和完成双边FTA形成所需要的措施提出适当建议，如必要，工作组可规定对协定进行进一步审议。为一临时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将该协定中包括的计划和时间表的实质性变更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如收到请求，理事会应审查这些变更。双边FTA的成员应定期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有关协定的运用情况。协定中任何重大变更和/或进展一旦发生即应报告。（6）组成关税同盟的成员准备提高关税约束税率时的处理程序。GATT第24条第6项制定了一形成双边FTA的成员提议提高约束关税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各成员在形成双边FTA达成同时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之前，必须开始由1980年11月10日通过的准则和《关于解释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8条的谅解》详述的第28条所列程序。这些谈判将以诚信原则进行，以期达成双方满意的补偿性调整。在此类谈判中，按第24条第6项的要求，应适当考虑在双边FTA形成时其他成员领士对相同税号所作的削减。如此类削减不足以提供必需的补偿性调整，则关税同盟将提供补偿，此种补偿可采取削减其它税号关税的形式。对修改或撤销的约束关税拥有谈判权的成员应考虑此类出价。如该补偿性调整仍不能接受，则应继续进行谈判。若尽管作出此类努力，但是根据由《关于解释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8条的谅解》详述的第28条所进行的补偿性调整的谈判不能在谈判开始后的合理期限内达成协定，则双边FTA仍然有权修改或撤销减让:受影响的成员因此有权依照第28条撤销实质相等的减让。

2、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的有关规定。WTO成员可以加入或签署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经济一体化协定，但其应符合下列规定：（1）签订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目的旨在便利协定参加方之间的贸易，并且与订立该协定之前的适用水平相比，对于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2）服务贸易一体化的范围涵盖众多部门，此条件应根据部门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提供方式进行理解。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3）除例外情况外，在该协定生效时或在一合理时限的基础上，对于服务贸易一体化涵盖的众多部门，在参加方之间通过取消现有歧视性措施，和/或禁正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方式不实行或取消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歧视性措施。（4）如因协定的订立、扩大或任何重大修改，一成员有意修改或撤销一具体承诺，因而与其减让表中所列条款和条件不一致，则该成员应至少提前90天通知该项修改或撤销，并适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第2项、第31页第4项规定，进行补偿谈判。（5）WT0成员为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缔约方，于该经济一体化协定订立、增补或有重大修正时，应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有关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3、授权条款的有关规定。1979年11月28日《关于发展中国家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参与的决定》第C款规定发展中国家间依此授权条款所签署的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应通知WTO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经该委员会讨论同意后，送交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于审查完成后，将审查报告提交贸易与发展委会进行确认。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目前，WTO已经不限制FTA的发展，WTO对FTA实行了例外原则，即最惠国待遇例外。自由贸易区国家间实行的贸易优惠和贸易便利措施，不必按照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无条件地推广到所有WTO成员，这一例外原则，就是默认和允许FTA在某些方面游离于规则之外。所以，为了充分谋求自由贸易的实惠，许多国家都采取既加入WTO这样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又积极参加地区或双边FTA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二、WT0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审议

为了审议评估双边FTA是否与WTO规则相一致，正确处理区域性与多边性安排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大限度减少由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障碍，WTO加强了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监察。

1、建立专门的机构。1996年2月6日WTO总理事会改变原来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审议由单独的工作小组进行的做法，设置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RTA)作为WTO的唯一的审议区域贸易协定的机构。根据WTO总理事会的授权，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评审各成员依据GATT第24条、服务贸易总协议第5条及授权条款所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内容并对相关成员提出适当建议：加速审查程序，提交审查报告，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的体制性涵义，以及区域与多边贸易组织的关系，并向总理事会提出建议，执行总理事会决议，每年对总理事会提出报告。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建立后，提高了审议程序效率，为讨论全面系统、具有共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场所。

2、规范通知资料。为了便于审查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是否符合WTO相关规定以及便利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缔约国提交通知的原始资料并将资料格式标准化，WTO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于1996年7月31日和1997年5月2日分别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和经济一体化协定通知资料内容制订了一套标准格式，该标准格式可视为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缔约国通知WTO基本资料的指导原则，虽属自愿性质，但一般区域贸易协定缔约国均依照该标准格式提交通知。标准格式内容呈然己包括审查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信息，但标准格式所要求的信息并不取代区域贸易协定缔约国应提供WTO成员相关法律文件及详细贸易与关税资料。此外，WTO成员仍有以书面提出质询及要求提供额外信息的权利。

3、规范审查程序。为了减少贸易障碍，保证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不对贸易体制造成扭曲，WTO规范了审查内容和程序(见图1)。

4、加强评审。区域贸易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审理有关货物、知识产权或服务贸易等各项自由贸易协议，同时评价个别优惠的自由贸易协议是否有助于整体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并就各个协议的审理结果提出报告。到2002年10月，WTO合计受理255项协议的通知，包括依据GATT第24条所提出的213项协议、依据1979年授权条款所提出的20项协议、以及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提出的22项协议。目前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己完成74项协定的事实审查、尚在进行29项协定的事实审查、另有22项协定准备开始进行评审。

三、双边FTA和WTO协定的关系

关于双边FTA与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国内外学者己经做了很多研究①。我们认为，不必刻意将双边FTA与多边贸易体制对立起来，两者可以是共存共促的。FTA与WTO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WTO是多边贸易组织，标志着全球性贸易制度的安排，是世界贸易的基石，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WTO也有其局限性，WTO谈判是146个成员一起谈，由于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很难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揽子协议；由于WTO机构庞大，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会采取上些措施，比如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反倾销手段等，限制他国产品进入自己的市场；WTO贸易纠纷诉讼时间长，效率低等。而区域合作针对产品结构互补的需求，体现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和选择对象的灵活性，避开了WTO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容易取得双赢的效果。

双边FTA大多由主权国家或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区域集团商签，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同时，与程序复杂、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FTA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双边FTA与WTO协定有相互联系的一面。FTA与WTO框架之间是通向世界贸易、投资完全自由化共同“终点”的两条“导流渠”，它们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

1、双边FTA和WTO协定所体现的原则基本一致。WTO多边贸易体制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等。而这些基本原则正是双边FTA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这些原则适用的范围大小不同：前者适用于WTO所有成员方，而后者仅适用于双边FTA协定的协议方。如由于墨西哥与马克拉特拉签定了双边FTA，墨西哥将撤消对其的保税加工区，而日木与墨西哥则没有商签双边FTA，因此，原能因保税区而享受到无税优惠的日资汽车、电子电器企业将为在境外调剂零部件及原材料而加负最高达20%的关税，相比与跟墨西哥签署了双边FTA而可以享受无税待遇的美国和欧盟企业，其产品竞争力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2、双边FTA和WTO协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一国仅凭自身的力量将难以对付这些风险。双边FTA和WTO贸易体制协定的共同或接近的各项特殊优惠措施，可以减少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使协议缔结方增加投资，提高双方的工业化程度和水平，从而可以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增强协议国之间的社会综合发展能力，有利于共同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冲击。

3、WT0允许其成员之间成立双边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双边FTA和WTO多边贸易体制具有以上的相似之处，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与鼓励双边FTA的存在。同时WTO《服务贸易协定》中规定了双边FTA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的条件及应履行的义务：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缔结方的贸易，不应增加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和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同时WTO对双边FTA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还有其它一些具体约束。但是WTO并不反对或阻止其成员国达成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协议。

4、双边FTA有利于促进WTO所主张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双边FTA能够促进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在WTO框架下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将非常漫长，而FTA则不然，它进展迅速，部分地就自由贸易在地区或双边层次上实现突破，这样，可以积少成多，多点突破，最终促成WTO框架下自由贸易的实现。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双边FTA可以为成员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自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五是能加快WTO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比如在WTO新一轮谈判内容中，作为候补课题的有关竞争政策的协作和投资规则的设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①及欧盟—墨西哥的双边FTA②里就已经进行了明确规定（见表1）；六是双边FTA具有促进成员国国内结构改革的效果。当国内的非效率部门已到非改不可时，基于国际协定这一特性，它有着使改革无法推迟的效果。这有利于革除不利于实现全球自由贸易的成员国的体制。

表1欧盟—墨西哥双边FTA内容达成时间一览

协议及生效时间协议主要内容

《欧盟—墨西哥过渡性自由贸易协定》

2000年7月1日生效它是《全球协定》的组成部分，涵盖货物贸易、政府采购、竞争、争端解决等，服务贸易、投资与知识产权暂例外

《欧盟—墨西哥经济伙伴、政治协调与合作协定》2000年10月1日生效又称《全球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其支付、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与争端解决、与WTO一致性、谈判结果的实施等，部分议题例外

《欧盟—墨西哥服务自由贸易协定》

2001年3月1日生效对《全球协定》的补充，涵盖服务贸易，以及政府采购、投资和知识产权的特惠安排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贸易总司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5、双边FTA终将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双边FTA缔约双方之间消除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等特点。双边FTA规定的各项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以及各种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待遇等措施，其目的就是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地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双边FTA给缔结方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应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加入进来，从而将自由贸易推向更广泛的新阶段。同时，由于贸易体制已推广于全球，许多签定了双边FTA的国家或地区都已是WTO成员国，又由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明确规定了对成立双边FTA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及履行的义务，这就决定了双边FTA要执行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明文规定：“以在不损害各自在WTO多边贸易体制权利的基础上，确保该协定条款的有效实施。”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中，双边FTA占据了很大比重，是因为一般而言，在两个国家间开展自由贸易的障碍较小，自由贸易伙伴国的选择也更为机动灵活，而在全球或者多国范围内实现贸易融合要困难得多。首先，区域合作在不违背WTO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认为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如果说WTO代表的多边主义是一种最优的办法，但是在得不到最优之前，地区主义则是一种次优之路。其次，WTO成员的不平衡性，即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促使一些地域上邻近的国家考虑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从本地区或次区域角度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的易得性上实现双赢和多赢，促成了地区主义的发展。再次，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成功推动了一些地区加强合作的势头，比如，东盟的经济地区主义浪潮就是受到欧盟样板的示范性影响。另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都及时调整了通商政策或自由贸易战略，也带头推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双边FTA吸引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或地区的加入，从发展趋势看，双边FTA作为WTO重要的有益补充，终将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当中。

FTA对签约方和对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FTA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的确是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可能为WTO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劈荆斩棘”，起到“先试先行”的示范作用。但另一方面这把剑也可能把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柱砍去。事实上，WTO在2003年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年度报告中，已经表示了这种担忧。双边FTA与WTO多边贸易体制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双边FTA“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对WTO的有关原则和规则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自由贸易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而贸易自由化是WTO多边贸易体制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虽然世界上各国的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单边的、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其贸易自由化的内容基本上都遵循了WTO所制定的规则。但是如果把双边自由贸易放入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大框架内考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WTO的第一条规定：凡自愿加入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必须首先保证履行无差别最惠国待遇这一义务，即基于用于进行贸易的产品原产地规则，在贸易对象国间必须给予一视同仁的优惠待遇。以关税为列，当某种交易商品针对某一成员国适用于最低税率时，根据无差别最惠国待遇原则，该税率将被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但是，如果是双边FTA，协定国间毫无疑问将撤除关税这一贸易障碍，而对域外任何第三国则统一关税壁垒，这种内外有别的关税制度从原则上背离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在WTO的各项协议中，考虑到国际贸易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承继了关贸总协定一系列可以合法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条款，主要如历史优惠例外、区域贸易协定例外、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等等，可以说是对WTO规则的“擦边球”。在上述例外中，以自由贸易协定及其过渡安排、关税同盟协定及其过渡安排和优惠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FTA、RTA最为普遍，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冲击最大。各个FTA、RTA给予其成员的优惠待遇虽然程度不同，但都优惠于WTO成员之间的待遇。FTA、RTA的迅猛增长和全球蔓延，无疑是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种削弱，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着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这种“意大利空心粉”现象意味着：最惠国待遇原本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逐步演变成了一种“例外待遇”，而原本是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条款，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实际普遍适用性的规定。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最惠国待遇，从实际适用的空间来看，成了“最少优惠待遇”。目前，从投资贸易优惠程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看，世界经济贸易已呈现出：国别贸易（其中1方为非WTO成员）———WTO成员之间贸易———FTA、RTA内部贸易的新趋势，FTA、RTA区内贸易成为贸易自由化的最高形式。不加入WTO将在世界贸易中出局，加入WTO后，不参与FTA、RTA，则将被世界贸易边缘化。

FTA、RTA虽然是WTO的例外规定，不直接违反WTO规则，对世界经济贸易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真正的动机是政治而非经济，对世界经济贸易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各种协定的谈判和管理也会牵扯它们的精力，削弱它们对多边层面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性。FTA伙伴间形成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抵制缩小优惠差幅，而来自各方的错综复杂的规则使国际贸易更复杂、成本也更高。尤其是，弱国与强国谈判FTA或RTA，在没有其它势力平衡下，最终会输得更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最佳例子。NAFTA实施10年后，我们看到墨西哥的经济增长较10年前更差，除了令墨西哥的关税收入减少外，更制约了墨西哥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变得更依赖于美国。缔结FTA、RTA最多的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又主导着WTO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他们对待多边贸易谈判的消极与对FTA、RTA谈判的热衷，可能会使WTO边缘化。因此，高喊贸易自由化的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有责任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把最惠国待遇还给WTO所有成员。另外，FTA带来的贸易增加和投资转移会对世界贸易的平衡发展造成威胁，尤其是在只有优惠基础上的自由化、而没有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化的情况下。最终，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可能会被忽视和排斥。尽管如此，表面上看，FTA是对WTO多边主义的倒退，但实际上，不仅没有阻碍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发展，反而给世界一体化、全球化注人新的活力，提供新的途径。FTA兴起会促使与WTO相关的各方行为主体更加积极地利用WTO解决FTA解决不了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非关税贸易壁垒等问题。而且FTA促成的世界贸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为WTO工作的开展提供新起点。这样，FTA与WTO之间最终会形成共存、共促关系。

参考文献

[1]盛斌：《WTO与多边投资协议》[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陈继勇：《WTO的建立、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瑞士]奥利维尔•朗：《GATT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及其局限性》[M]，中国展望出版1989年版。

[4]赵晋平：《从推进FTA起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途径》[J]，《国际贸易》2003年第6期。

[5]钟乃仪：《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与实践》[J]，《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

[6]郑先武：《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02年第1期。

[7]韩龙：《世贸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刍议》[J]，《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3期。

[8]戴德生：《世贸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规则与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4期。

[9]汪明：《区域贸易协定关系是对我国WTO多边经贸关系的重要补充》[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3年第6期。

[10]黄庆、陈柳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与我国经济发展---基于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乔颖：《NAFTA对墨西哥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其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12]宾建成：《浅析欧盟——墨西哥双边FTA的经验教训》[J]，《企业经济》2005年第4期。

[13]徐强：《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与中国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12期。

[14]石杰：《自贸协定“架空”WTO最惠国待遇》[N]，《国际商报》2005年11月15日。

自由贸易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扩散;动力因素;扩散机制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部分地方政府以实现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承担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兼并着中国改革风向标的任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党中央、国务院于2013年8月正式批准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承担着政府职能改革、金融制度、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的任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中央的广泛关注，故此中央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的形式对政策创新成果进行扩散。作为一种政策创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在不同批次政策扩散值得研究。论文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分析视角，研究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通过讨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时间的变化趋势、动力因素以及扩散的机制，为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推广扩散提供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政策创新与扩散相关研究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积极推动政策创新理论方面的研究，经过Walker、Rogers、Gray、Glor、Berry和Berry等人的努力，政策创新理论得到了发展。1969年美国学者JackWalker最早开始政策创新的相关研究，其通过研究美国各州政府间的政策学习采纳行为，政策创新被定义为一个政府采纳一个对它而言是“新”的项目，而不论该项目以前是否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被采用过只要对某个政府(一般指州)而言是新的政策就是政策创新。我国学者在西方学者扩散机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扩散机制。公认的扩散机制或者解释框架总共是学习、模仿、社会化、竞争和强制这五种。

(二)研究框架

论文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文件的整理，从时间、动力因素、扩散机制三个维度来构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扩散的分析框架，探究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扩散的规律，丰富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理论的内容。

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

(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特征

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年份为横轴，以每一年度中央和地方政策发文量为纵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过程是波浪前进的过程，伴随着中央新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发文会在一定时间内有显著的上升，在出现政策的急剧爆发后，政策发文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动态表现为扩散速度在一定时间内累计采纳的新政策数量和速度上的变化。一般而言，扩散前期政策被采纳的地区会少于扩散中期，扩散中期的政策往往会多于扩散后期。故时间上会出现扩散的“S”形曲线，中央发文的年度变化趋于缓和，地方发文会随着中央文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出现显著的变化，上海作为首批自贸试验区，承担了中国改革“试验池”的任务，政策发文的变化趋势与中央层面的发文趋于一致，但也存在政策发文量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而第二批自贸试验区出现的政策集中爆发后下降的情况会比较显著。第三批自贸区是国家经过前两年实践的产物，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由沿海发达省份向内陆的推进，就年度政策发文而言，也存在扩散的“S”形曲线。同时，政策发文量来看，后期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文，与前期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文相比，发文量明显少于前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扩散的动力因素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得以创新扩散，其根源在于创新扩散的动力因素，动力因素即动力和原因，是事物在发生改变之前应具备的条件和因素。1．背景:对标贸易规则及政府职能转变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动向所做出的战略安排。伴随着中美投资双边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国际背景，中国企业参加国际投资活动受到了阻碍，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多边贸易谈判协定作为外交手段是以实现其经济政治为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本质上要求应当进一步消除贸易和投资上的壁垒，以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充分利用，进而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时期所留下来的政府多头管理的体制，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断地通过简政放权、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来提高办事效率。2．主体:上级推动及中央关注分析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授权下开展的，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地方政府是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主体，在现行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予。我国的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发文对地方予以权力的下放，通过不断地调整法律法规和暂停相关的条例予以地方政策创新的空间。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通过政策发文对地方予以制度创新的要求和方向，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空间来源于中央政府所规定的政策方向。中央政府的政策对下级政府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级政府的行为。中央政策理念的引导促使地方政府行为发生转变。中央政府政策发文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是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方向。在中央政府越来越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通过不断地政策发文明确地方政策创新的目标，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政策创新的方向。3．客体:政策本身属性分析(1)“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对优势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央给予部分地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国家正式的法律授权使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各项制度创新获得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减少了地方政府走良性违宪或打政策擦边球的可能。通过将中央权力的下放暂停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调整有关条例给予了地方政策创新的“合法性”。

(2)“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兼容性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我国的国家战略兼容，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所做出来的战略安排，为了消除投资和贸易上的壁垒，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空间，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容易进行政策创新和扩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创新要求我国加快转变行政职能的改革，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给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给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国各职能部门间相互协调，进而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与扩散的扩散机制

全球性经济下滑的风险以及全球性贸易规则的转变，促使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对优势性和兼容性为其在不同批次自贸区的扩散中提供了支持的动力。仅仅分析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因素还不够，动力因素只有通过扩散机制产生政策扩散结果。

(一)学习型政策扩散机制

在学习型的扩散中，邻近的地理位置政策属性是影响扩散的重要动力因素，主要扩散路径为邻近的区域扩散。相近的地理空间容易引起相似的政策理念，浙江省与上海市共处长三角城市群，拥有更好的“同城效应”，在分享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时，也更加容易促使浙江省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上海市的政策创新对浙江省的政策走向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浙江省依托上海市这一平台，具有相同的背景和相似的制度空间，使得浙江省更容易实现政策扩散。当自主的政策创新行为预期成本不明时，政策学习容易使预期收益达到最高，倘若有一项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创新方案已经在其他政府形成时，且在实践中论证有效，这无疑增强了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信心，作为扩散的学习型机制，要求相互学习的地方政府间需要有更加相似的政策背景以及以经济条件作为大前提，只有将相似的经济条件作为前提，才容易促成政策之间的理解，故此发生学习型的扩散。

(二)模仿型政策扩散机制

地方政府在引进采纳新政策时，通常会选择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经验参考，则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有选择的学习借鉴，第二种是全盘复制模仿。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地扩容，在推行自由贸易区政策的过程中，模仿型政策扩散也是无法避免的。当上海市出台新政策时，其他的自贸区也会纷纷地制定相应的政策方案，但经过内容上的对比后，发现部分自贸区的政策文件内容出现高度的相似，由此可见部分地区的自贸区政府并未理性考虑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是否与本地区的经济情况、社会条件所兼容，就进行直接“移植”，并未考虑到移植所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政策的模仿集中在中央设立新一轮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始阶段，这一阶段新设立的自贸区政府往往来不及反应就进行政策的直接模仿。

(三)强制型政策扩散机制

中央政府以政策试点的形式，不断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扩容，为了进一步巩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所取得的成效，以下发行政指令的方式在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进行强制性的复制推广。关于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目标的制定，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中也规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在省级层面表现为省级政府对自贸区相关部门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以及目标内容的设置。中央政府的进入加速了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扩散的进程，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中央政府和上一级政府的指示下，也抓紧落实了相应的配套政策。

四、结语

研究中发现我国自由贸易区政策创新的扩散动力因素可归纳为国际和国内背景的推动、上级及中央政府的推动以及政策创新的属性等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动力机制包括学习、模仿、强制机制，其中学习型的政策扩散中，邻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政策背景是其扩散的主要动力，主要路径为区域型扩散。在模仿型扩散中，地方政府的扩散模式往往是简单地复制，并未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适用性问题。强制性扩散是中央政府及上级政府主导的扩散模式，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动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的层级扩散。从文本的内容分析来看，我国的政策扩散主要以模仿型扩散和强制性扩散为主，地方的主动学习略微有些欠缺。与此同时，政策发文量伴随着每一次新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产生政策急剧爆发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后，政策扩散速度也会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从扩散来看，地方政府的政策扩散缺乏持续扩散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郑石明，李佳琪，李良成．中国创新创业政策变迁与扩散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9(9):16－24．

［2］韩万渠．决策咨询制度扩散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城市政府的实证(1983～2016)［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8(4):3－17．

［3］熊烨．我国地方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建构”研究:基于江苏省一个地级市河长制转移的扎根理论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3):131－144，174－175．

［4］李健，张文婷．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扩散研究:基于全国31省数据的事件史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9(5):60－67．

［5］郭磊，苏涛永，秦酉．是否创新与如何创新:政策创新扩散机制的动态比较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5):160－167．

［6］杨宏山，李娉．政策创新争先模式的府际学习机制［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2):1－14，168．

［7］朱丽，葛爽，张庆红．复杂网络结构下科技政策的创新驱动:基于网络权力和创新扩散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9(1):29－36．

［8］冯锋，周霞．政策试点与社会政策创新扩散机制:以留守儿童社会政策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4):77－83．

［9］张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