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范文10篇

改革困境范文篇1

【关键词】失业保险；费率改革；对策研究

一、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制度改革困境

（一）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日益庞大

从1986年《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雏形到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的出台再到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中国失业保险费率施行的是固定费率，从用人单位按照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纳待业保险基金（缴纳所得税前列支）到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的2%缴纳，个人按照1%缴纳失业保险金，虽在2015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从2015年3月1日起失业保险费率由3%降至2%，但其固定性并未改变。同时《失业保险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1.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2.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3.财政补贴；4.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1999年到2015年间，2003年的累计结余首次超过当年收入，2003年以后结余大于收入成为常态。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面发展、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基金投资收益的增多（2015年最新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入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监督。存入银行和按照国家规定购买国债的失业保险基金，分别按照城乡居民同期存款利率和国债利息计息。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并入失业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日益庞大。下图为2005—2015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以及累积结余分析表，可以看出失业保险基金2008年超1000亿，2011年超2000亿，2013年超3000亿2015年超5000亿，逐年增多。

（二）失业保险固定费率制问题日益突出

2015年2月27日，人社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建立健全失业保险费率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坚持“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虽然大量结余的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应对经济调整可能带来的短期的偶发性失业，但是大量的基金结余不利于失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固定制的弊端早在2008年经济下行开始显现，表现为：（1）随着失业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和征缴额及参保人数的增加，基金出现大量结余。（2）并不能更有效地缓解失业困境，反而会对就业造成负激励效应。（3）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束缚企业投资与发展。（4）对再就业激励不足，等等。但固浮改制并不是一蹴而就，未来几年的失业保险费率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因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而使固定费率与浮动费率并存，即有的地方实行固定费率，有的地方实行浮动费率。同时改革的两个方向为行业、地区差别费率和企业浮动费率。究其原因，中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构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失业风险率也会不同，失业现状也有差异，而社会保险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所以借鉴和创新是改革的两翼，中国失业保险费率制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费率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分析具体行业结构、企业发展实况和真实失业率。费率制改革的择定标准主要依靠的具体数据要查明，比如核定某一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等与其他产业的比例关系，以及失业率变动的具体影响因素。综合决策改革方向和措施，切勿急于求成，引发负的路径依赖效应。（二）合理协调企业成本、基金精算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更好的确定费率的择定标准。要处理好企业、保险机构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互利共赢，既提高了效率又促进了公平。尝试借鉴美国经验：对解雇率高的企业征收解雇赔偿金，并分发给被解雇的职工，对解雇率低的企业进行奖励，颁发相关荣誉，从而激励企业创新培训机制、缓解乃至抑制失业。（三）探索在不同的地区试行浮动费率，进行企业费率浮动化、行业费率差别化试点，并延长试点周期。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失业保险费率差别开来，两者失业风险存在差异，适当的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失业保险费率而又不影响其经营成本负担，降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失业保险费率。此外，即使是相同行业，由于区域位置差异、经营状况差异、企业实力差异等多方面的差异，也会产生失业风险的差异，有必要对相同行业不同企业失业保险费率进行差别化设计。行业差别化、失业差别化使得地区改革现状与问题存在不同，在不同地区进行试点可以有效地发现制度调整过程中的问题。延长试点周期则是为了应对不同的失业问题，提高制度的灵活性，毕竟失业问题是社会常态问题。

作者:房旭平 孙洁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殷俊,陈天红.关于中国失业保险费率调整机制改革的思考[J].社会保障研究,2015(1):68-74.

[2]费平.国外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的研究[J].国际劳动,2015(1):38-41.

[3]彭璧玉.论我国失业保险的费率制度创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5)47-58.

[4]张莉.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新疆社科论坛,2005(3):42-44.

[5]别朝霞.西方失业保险理论:评述与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35-41.

[6]黎熊辉.中国与东盟国家失业保险缴费制度的比较研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1(5)17-20.

[7]雷吉达(美),陈秉正译.社会保险和经济保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改革困境范文篇2

一、乡镇政府的体制困境

目前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与我国长期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压力型的行政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下，中国政府将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内容，各级政府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自身的发展目标，往往会给下级政府施加压力，形成了“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体制实质上是集权式政治体制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是计划经济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产物。压力型体制对乡镇财政支出构成了持续的扩张压力。首先，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将事权下移，最终都落在行政链条最低端的乡镇头上。其次，压力型体制要求机构“上下对应设置”的原则导致机构编制膨胀。以往基层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实际成了“上面千根针，下面千条线”，每个上级机构和部门都要在乡一级找到自己的“脚”。结果乡镇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其三，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为了在短时期内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取得好名次，争得好声誉，乡镇政府往往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财力办最大最多的事情，最短时期内在各种评比中取得好名次。这样，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支出压力。

二、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无疑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重要步骤。独立的乡镇财政和“承包式”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调动了乡镇的积极性。但是这一体制在不同地区所发挥的功效大不一样。在以工商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蓬勃增长的非农产业，这一体制有助于积聚财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并且有限财力的分配更容易受权力所支配，这就使得农业地区的财政为短缺型财政，甚至由“吃饭型”财政转变为“讨饭型”财政[1]。

乡镇财政的收入中，体制内收入有财政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而且其管理也较为规范，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而体制外收入是乡镇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来实现的，收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资金的来源和管理又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加之作为农民无法通过现在的安排对乡镇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又难以通过自由流动，“用脚投票”来约束乡镇政府行为，因此，乡镇可以根据财政支出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加上机构、人员、办公成本、社会功能的扩张，开支迅速扩大，“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也就不可避免和愈演愈烈了。农村税费改革后，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收入的合法性已不存在。然而压力型体制与财政困境导致税费改革成果有限，农民负担仍然沉重。

据陆学艺先生的调查，乡镇债务覆盖面最广的是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乡镇负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几乎没有不欠债的[2]。对绝大多数农业地区工商税、企业所得税税源很少，乡镇偿还欠债的钱最终是要落在农民头上。目前从农村县乡两级财政情况来看，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口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口的71%。在这样一个财政水平和支出结构中，基本上是维持吃饭的财政收支结构。

另外，在沉重的体制和财政压力下，一些地方乡政角色变异，出现了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的侵入的现象[3]，基层政权出现严重的功能性变异和结构性退化。作为一级政权，其恶劣行径引起了农民的反感、愤懑，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怨恨转嫁给国家，由此必然会产生政权基础合法性危机。目前不少乡镇政府已外强中干，很难有效地管理、约束它的下属机构及其人员，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的各项事业。这种体制已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一道“中介层”，它一方面阻断来自上级政府政令的畅通和执行，另一方面阻止来自基层民众的合理诉求，干扰了对政治系统的正常“输入”、“输出”和“反馈”。

基于上述原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但是，单一的税费改革解决不了行政压力体制和财力紧张问题。这就需考虑从治理体制上改革现有的乡级体制，进行乡镇和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三、中国大陆乡镇政府何去何从：目前的几种改革思路

目前人们提出的各种改革思路有：主张加强乡镇政府的建设，将它建设为一级完备的农村基层政府组织；要么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实行（类似于村民自治那样的）社区性“乡镇自治”；要么主张虚化乡镇政府，将之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行“县政、乡派”。

乡镇机构膨胀、农民负担和乡镇财政等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人们对于中国大陆乡镇政府去向又趋向一致，即实行“乡派”或者“乡镇自治”，几乎没有人主张要加强乡镇政府的建设。乡镇政府也的确没有必要建设成为一级完备的政府组织。否则，庞大的机构必须要存在和消费，农民的有限剩余与地方财政支出日益扩大的矛盾，决定了这是不可行的。

第二种主张是实行“乡镇自治”。吴理财主张“在乡镇政府维持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前提下，使之真正成为乡镇社区有效治理的主体单位”，具体办法则是实行乡镇长直选，重新配置乡镇政府的权力，扩大乡村人民民主参与乡镇政治的管道，使之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到乡镇政府的选举、决策、监督、治理等诸多层面和各种事务当中[4]。于建嵘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建立自治组织；健全和强化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充实和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中介组织；开放农会等农民利益代表组织。”“乡镇自治是一种社区自治，依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本地方公共的意志，处理地方公共之事务”[5]。就目前而言，乡镇自治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缺乏自治的基础条件。一是当前的村民自治还不足以发展为更高层级的社区自治形式，即使村民自治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并且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也只能形成“马铃薯”式的自组织群，而这种相互隔离的、分散的自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二是中国农村越来越成“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社会。对于全国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来说，农民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农民[6]。高度分散的农民与高度组织起来的地方行政掌握着完全不对称的资源，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农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诸如农民协会、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有利于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权益的自我保护能力，今天具有相当现实的意义。乡镇自治所需的强化乡镇人大职能，使乡镇一级权力结构更为复杂，乡镇一级权力运作的不确定性因素大为增加，后果可能是大大增加了乡镇一级乃至整个县乡村行政体系的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体系的效率。这与当前绝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乡镇职能正在简化的趋势相违。

第三种意见是实行“县政、乡派”。徐勇主张重构县乡村利益关系，即“精乡简县”。“精乡”是精简乡级行政的职能，将乡级行政真正用于必须由行政解决并只有行政才能解决好的事务方面。“精乡”的一个措施是从体制上改乡级基层政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作为县以下的行政组织。“简县”首先根据“精干高效”原则来设计和构造县级机构。尤其对于农业地区的县来说，机构设置应该主要着眼于提供必要和必须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如何对以上改革思路进行评价，就需要结合基本国情的体察，对县乡村三级功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城乡之间、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后果将长期存在。在传统农业型地区，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一个相当缓慢长期的过程，如何让农民在村庄安身立命，获得生活的价值，村庄秩序能否建立和维持，将决定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现代化战略能否成功，中国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7]。因为工商业不发达，建成的小城镇不仅变成一个纯粹消费性场所，而且消耗掉了本来应该用于村庄建设的资源。因此，乡镇一级不应过多介入地方经济发展事务，乡镇行政没有必要建立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制。

在经济发展速度很慢传统农业型地区，农村经济处于输血状态，县乡村体制的财政基础脆弱，难以建立新的更为现代的行政体制。所以在绝大多数并不具有发展工商业区位优势的农业型乡镇，乡镇一级行政职能应实现彻底转换，弱化乡镇一级。徐勇的“县政、乡派、村治”、“精乡简县”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县政是指县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直接对本县政务和人民负责。即明确规定县所拥有的权限，并主要运用法律等方式管辖县政事务。乡派指改乡镇政府为乡公所，具体设想如下[8]：1、对农业型县市的大部分乡镇重新定位，除少数中心镇设立镇，并设立镇政府以外，其余乡镇均改为乡，设乡公所，作为县在乡镇一级的派出机构，一是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事县政府委托，必须由乡行政组织完成的政务类任务；二是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与村之间的关系。2、随着税费改革，县成为财税征收和财政开支的主体。乡公所一级不再设立独立财政，财政收支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乡公所承担的工作与可支配财政资金，均由县级政府决定，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3、乡镇不再设立党委，但设立党总支，党总支不再具体负责乡镇行政性工作，由党总支书记兼任乡公所乡长，另设若干由县级政府下派的副乡长。乡公所工作由兼乡长的党总支书记负全责，由1－3名副乡长分管方面工作。乡公所不与上级政府设立对等对口的机构，可因事设立办事员或助理。5、对于设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和事业性单位，除少数由上级直管的机构外，其他站所逐步向两个方向转化，一部分推向市场，变为中介性组织，如种子站、广播站、劳动就业管理所等，另一部分纳入乡公所内工作。

鉴于我国国情复杂，特别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作为一级建制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但乡和镇的体制应该分立。对于农业地区一些具备区位优势，具有工商业基础或发展工商业潜力的乡镇(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且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的乡镇)，则可以在县乡村体制以外单独建制。因为这类地区无论是农民的就业状况和结构，还是县乡村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结构，都为建立新的基层行政体制提供了可能。在工商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自治”的主张及措施有相当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当前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小城镇建设发展中乡村参与和异质性社会协调管理的必然性，实行乡镇自治，并通过建立农民利益代表组织，强化乡镇人大职能约束强势的地方行政的谋私倾向就有了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由于这些地区当前的市场化带来了大量经济资源，强化了社区记忆，加深了基层民众的联系，有机整合起来的民众具备了更强的与乡镇政权谈判了实力。因此，一方面，可通过立法保护和政策扶持等途径大力培育诸如农民协会、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对话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使乡镇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通过双方不断的互动，使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并最终促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强”格局。

另外，目前县级机构膨胀也十分严重，单纯精简乡镇机构是不够的，县级政权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要根据“精干高效”原则来设计和构造县级机构，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设计和构造县级治理体制，条件成熟时，可进行县级领导的直接选举制。还要强化县级人大职能，实行小选区制，通过村委会将本乡本土的农民选为人大代表，按乡镇行政建制组成人大代表团，参与对县级行政的监督约束，参与对所在乡镇县级行政派出机构乡公所的监督约束[9]，防止强势地方行政和谋私倾向，并保障各地区获得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

有人担心，这种体制改革的方式会造成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困难，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型地区，通过下面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途径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农村地区的纯公共产品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准公共品主要由县级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理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地区的公共道路、供电、供气、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则主要由省级政府应承担；准公共物品应县级政府提供，如供水、公立医院、文化设施等；乡村公路建设地县政府也有责任，乡村公路要遵循县级政府主导，跨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品、公益品应该视区域的大小而定，跨省的应该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跨地区的属于省级公共品、跨县的属于地级公共品、乡以内属于县级公共品。随村民自治的发展、公共财力向村倾斜，小型的公共品供给应由全体农民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表决决定。有些准公共物品是可以进行排他性消费的，且排他成本并不高，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较低的费用来弥补排他成本，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吸收和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在农村地区投入生产和提供这类准公共物品，如公共汽车、公用厕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改革困境范文篇3

近期，国家和一些地方连续出台抑制高房价的政策措施，直接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预计短期内，它们将对房价过快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还需要采取一些彻底的改革措施来治本其力度和针对对象的明确程度前所未见。

1相关政策相互矛盾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

我国平均房价连续十几年上升，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房价普遍上涨过快，引起广泛担忧。从根本上说，目前房价居高不下不仅与供求矛盾等市场因素相关，更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改善民生的公共政策相互矛盾有直接关系，也与房地产开发模式及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有直接关系。

比如，让每一个公民“住有所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而要实现“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需要政府大规模投入，需要设法使房价大体保持在多数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水平上，而不应指望通过税费和高额地价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取巨额财政收入。然而长期以来，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和一大消费热点，不仅对GDP的快速增长贡献巨大，也成了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对地价、房价上涨“乐见其成”。

再如，土地的垄断性决定了房地产业并非充分竞争产业；房子也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商品，而具有保障、改善民生的公益性质，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调节。可是现实中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却是完全市场化、企业化的。通过各种办法拿到地的开发商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为追求超额利润，将房价炒到畸高，造成了目前民众抱怨的困境。

眼下，普通百姓都希望房价降低，低到自己能够买得起，但如果房价下降过快、降得过低，又将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极大地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使得开发商投资开发的积极性降低，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地方GDP增速的减缓；二是可能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破产，累及银行业。因此，上述后果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对降房价大多不积极，而恰恰就是这些利益主体对于房地产市场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是政策错位导致了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百姓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导致房价高企成为普遍现象。

2唯有彻底改革才能突破高房价困境

破解高房价困境的根本之道，在于彻底改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应该把改善民生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紧密结合，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有资料显示，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比例分别达到了50%和84%。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进而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同时要加快制订、完善全国统一的保障性住房配售条件、流转、管理等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严格依法管理，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腐败问题，杜绝保障性住房的完全市场化开发和商业化投资炒作。

第二，应该把调控房地产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十二五”期间，将土地批租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做法已不可持续，要采取切实措施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地方税收留成，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维持财政运转的现状，逐步建立保证各级政府财政可持续运作的长效机制。未来，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能否切实收到预期效果，关键看财税体制的综合改革是否配套，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

第三，要着手改革现行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实行多轨制的开发与建设。应打破只有房产商开发房地产的格局，走房产商开发、政府开发、单位集资建房等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出地，房产开发商建房”的办法，由政府提供成熟土地，按“代建制”即建设主体招投标的模式实施各类房屋的建设，房产商只能买卖地上建筑部分的房屋，地皮部分则以税收或租金方式由政府根据地价增值情况逐年累进或分年限向房屋购买者征收。还应改革现行的单一的供地制度，按使用方向实行有条件的土地“招拍挂”，如解决普通居民自住用房的“三限”土地招标（限房价、限地价、限户型）等。

第四，构建类似调控通胀的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价格指标体系和调控机制。长期以来，对于房价等资产价格过高的问题，我们没有像针对CPI过高那样、以类似央行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和调控，也没有针对性较强的专门调控手段。主管房地产开发建设的部门往往把重点放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上，站在开发商一边考虑问题多，而对危及百姓“住有所居”的房价管理问题思考得少。这也许是导致几年来房价一直下不来，并且“越调控越高”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尽快落实各级政府调控房价的责任部门和考核机制，把有效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作为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

改革困境范文篇4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掌握压迫者的力量。”孟氏的精辟论点，早已成为众多国家进行权力分配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我国也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我们的宪法还只是“一张未能兑现的支票”，实现宪政、实现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还任重道远。

一、我国司法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司法权天生就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国从未有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分配制度；虽然新中国成立时就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政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显现了国家权力分配制度的雏形，然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不言而喻——我们的立法、司法都是在行政权下的立法、司法。正是由于这先天的不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现实的司法活动仍积弊颇深，特别是近期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河北省“聂树斌故意杀人案”和湖北省“佘祥林故意杀人案”这两起可能成为冤案的案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司法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进一步凸显。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严重困境。

1、司法的地方化

在目前的国家权力分配制度下，行政权力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基本上可以维持政令的高效、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却是高度分散的，因为我们的司法机关如法院和检察院在人事、财政上严重地依赖于地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司法地方化的结果便是，第一，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突出并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法院受到地方利益掣肘，很难对异地公民与本地公民的纠纷作出公正裁决。第二，更严重的是，在本地公民间的纠纷，如果涉及到当地政府，或者直接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则法院更难以持平之心进行裁决。第三，司法地方化削弱了司法自救功能，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都同在一个地方政府制约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他们难免不会在基于同一的利益驱驶（地方的利益）下，明知应当抗诉而不提起抗诉。

2、司法的行政化

司法机关的人事制度与行政机关并无不同，其内部运行和行政机关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法院有院长、庭长，并且审判员都是带级的（有处级、厅级等之说）；另外，法官本身也是有级别的，这是由原来延续下来并得到《法官法》肯定的。上下级法院本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司法实践上法院抑或法官办案并非独立，要层层汇报、层层审批，不免造成“审、判分离”，审而不判的奇怪现象。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这个很难去界定，在实际中也往往并非按这个去操作。）都要由它来定夺，办案的法官也用不着去担负这个责任，服从“命令”（决定）就是了。

3、法官整体素质还比较低

我们都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的好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司法公正的实现。“理想的法官是正义的化身”，假设对于有些法官因不懂业务而判错案件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对有些法官故意枉法裁判，则是不可饶恕。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①

我国推进法制建设已有20余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业已写进宪法。可是，中国目前法官的现状，业务知识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有的水平很高，有的水平低，就整体而言，是颇令人担忧的。许多法官没有接受过本科以上的教育，据前几年统计，全国法院系统本科以上学历法官的人数只占全部法官的10％都不到。从个案来看，触目惊心，一些学历很低的法盲混进了法官队伍。陕西省富平县农民王爱茹利用不体面手段当上了该县的法官；山西省绛县的姚晓红顶多只有小学程度，原是个司机，却因非常手段而“一路升官”，先当上了该县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后又晋升为副院长。

4、司法腐败的问题严重

我国目前的司法腐败的确很严重。同志曾指出的：“当前，政法队伍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问题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强烈。”②“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可以说，这就是我国司法状况的真实写照。正如有教授所说“中国的法官令人尊重不起来”③，我想除了法官素质不高外，主要是指法官的腐败问题。2004年12月23日来自《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吉林省高院一原执行法官李承禧在8年里竟贪污执行款5300万元，触目惊心。

面对如此林林种种的弊端，试问我国司法的出路在哪里？实践是最好的明证，惟有改革才是良策。

二、司法改革

改革就是除弊创新。我们要革除陈弊，构建司法活动的新的体系，就必须对现有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做一个周详的分析，对于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病与不健全，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列举出许多，然寻找问题的终极目的是为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司法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既要符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又要能有效地解决司法活动中面临的种种困境。要改革，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改革所追求目标，只有目标确定，才不会走错方向，才不会在改革中出现本末倒置的闹剧。

（一）司法改革实现的目标——公正兼及效率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于司法的最低也是最高的期望。司法在价值上没有比公正更好的目标，只有公正才是其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理想。④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是结果公正，指法院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公正的。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公正，就是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切实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求高效地处理和裁决纠纷。有学者认为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层含义。笔者不以为然，只有“实体公正”才是司法所追求的公正，程序公正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而采用的手段或方法。我们之所以不能忽视程序公正，是因为有了程序公正，才有了法定真实，而法定真实并非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也就是说，一个程序公正的判决或裁定完全有可能是一个非正义的判决或裁定；试想，一个非正义的判决或裁定怎么可能是当事人诉诸司法救济的初衷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我们遵循并提倡的是法定真实，而非客观真实，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司法改革追求的另一目标：提高司法效率。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效率低下，就意味着司法资源的浪费。例如某某案件由于涉及的关系错综复杂或者时间久远，其细枝末节难以查清或者根本就无法查清，我们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只是法定真实，至于是否与客观真实一致，也就不得而知。如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历相当长时间后查清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此期间，由于大量的有限的司法资源被占用，严重制约了司法机关对其他案件的查处，也就导致了更严重的司法不公正。只有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以求法定真实；才是最大限度地做到客观公正。所以，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是“公正兼及效率”。

（二）司法改革实现的途径——司法独立

1.司法独立的概述

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干涉，亦是作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也早已成为近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宪法原则。在西方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他通常包括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审级独立和法院系统独立四个环节，而在我国应理解为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依照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均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孟氏所阐述的“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当然是“三权分立”中的司法独立；尽管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实现司法独立也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司法机关独立受理案件、独立裁决案件、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实质独立。尽管学者们对“司法独立”作了这样那样的分类，但“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⑤这里的裁判者当然是指“法官”，包括由法官或者法官和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官独立”。尽管我国尚没有明确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但这是独立审判的应有之义。

2.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

欲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绝非一件易事，也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这是由于我们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等原因，司法权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行政权中得到实质意义上的分离。在面对司法活动现实的困境：我认为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准司法独立制度：它追求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在微观层面上使司法活动能够保持高度的独立与自主，而在宏观层面上，司法的权能将受到有效的控制和制约。具体是指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保持各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关系基本不变，在这一重大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司法机关人事、组织和经费的独立，达到司法机关地位独立、司法官员职务独立和司法职业独立，使“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在司法活动中得到真正贯彻，从而为司法公正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保证。

根据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司法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第一，通过重新设置法院组织、适当改变原有的审级制度，以及实行编制、预算单列，法院、检察院系统经费预算，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真正改变司法机关对地方行政机关实际存在的依存关系，实现司法机关地位独立。重新设置司法组织，需要改变原先完全以行政区划划分司法辖区以避司法活动遭受地方保护主义之扰，亦能同时促进司法自身的独立。具体设置上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成功事例以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把司法机关的多级制设置与有利于公正司法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法院的设置上，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传统，继续实行单一制的司法（法院）体制是有利和可行的；但是，在司法审级的设置上，需要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应当大量增加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数目，使之发挥类似治安法院的职能，将大量小额、轻微民、刑事案件在基层司法组织得到快速、简便和有效的解决。跨县、区设立基层法院（同时也是重大案件的初审法院），跨区、市设立中级法院（根据地域和人口，可以1市多所或数市1所，同时也是重大案件的二审法院。）跨市、省设立高级法院；民族自治地区可以单独设立抑或同相邻省、市共同设立一个高级法院，全国设8-10个高院足矣；这样，既不加重最高法院的负担，又彻底改变了原来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所产生的弊端。

第二，以现行的国家司法职业统一考试为契机，实现以司法官员专业化、精英化为特征的司法职业的高度独立。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实现司法职业的高度独立，就必须坚决而果断地实行司法官员学历标准的统一和选拔程序的标准化。这不仅是改变司法官员素质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内在保证。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美国对于律师资格的取得，条件较为宽松；德国对于司法官员的任职条件十分严格。鉴于我国法学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渴望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数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对于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必过于严格。毕业于正规全日制法律院校并且通过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即可以取得法律职业从业者的资格。但是，具有法律职业从业资格者，若要取得法官或检察官职务，除了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经历，还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专业培训，并且取得培训合格证。对于法官的任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法官只要行为端正，得终身任职并领取薪酬。

第三，以前两项改革为前提下，根据“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的原则，通过对具体司法审判制度的修正，包括对合议制、独任制及相关的陪审制度的重新设计，形成以司法活动的自主性为基本特征的司法活动独立，从而构建起一种准独立的司法制度。

笔者深信，把建立这样的准独立的司法制度作为现阶段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既不违背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比较切合我国的实际。通过公正司法，达到司法公正，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是国家全部司法活动的最终目的，亦是司法活动的最高价值追求。但是，崇高目标的实现，需要科学的途径和手段，人们常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没有制度化的司法独立作保障，司法公正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将内在的结构改革与外在的环境改革相并重，才可能取得司法改革的真正成功。

注：

（1）见《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2）《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载于《法制日报》，1997年12月26日。

（3）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改革困境范文篇5

1、比如一些企业认为档案管理这种无形资产并不足以为自身发展创造足够可观的利益，就对这一工作鲜少关注，一门心思专注于实际显性利益的提升。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专门用于档案管理执行的机构被撤除，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被精简，用于档案管理方面的费用被撤销，甚至人员的薪资被无故降低，在这样的消极循环作用下也导致了档案管理工作专门人才的流失，工作效率急转直下，整体局面令人担忧。很明显，档案管理工作的实施并没有从思想上引起相关人员或部门的重视，一直处于混沌凌乱的状态，缺乏有效的实践体系来完善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2、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弊端集中型的档案管理模式强调管理工作的层级分配，而分散型的档案管理模式则注重信息资源的自由分散保管。管理体制过于集中或是过于分散都会导致档案管理工作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突出了自主性或随意性的特点，缺少有效的执行标准。我国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由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联合执行，体现出宏观管理的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与社会的抵触性也日益暴露出来，档案管理模式亟须改革。

二、关于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出路

1、积极完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基本理念在现代管理制度的发展下，档案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正日渐成为档案管理今后的发展趋势。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以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应对档案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积极引导这一工作朝着更为综合性和全面性的方向迈进。作为知识资产和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的存在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本着服务内部控制的理念，我们应当将档案管理与知识库管理有机结合，制定完善的服务体系，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2、促进档案管理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紧紧抓住当前社会变革的重大机遇，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促进档案管理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过去单一的档案管理模式显然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模式势在必行。由此可见，档案工作的管理应是自觉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转化和完善，进而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法律手段也应当在档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发挥必要的保障作用。

3、加大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除了必须具备与专业有关的各项基本职能之外，还要保持对于市场的高度灵敏度，在专业素养和技能的指引下开展自身的档案管理工作。此外，这一工作岗位人员流动性大、缺乏必要的工作组织中心等方面的弊端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重视档案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组织相关人员的培训，形成系统化的档案管理实施方案，让执业人员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自身岗位职责的重要意义。在专业化的培训模式下才能有效突出执业人员的岗位价值，促进档案管理发展模式的变革。

三、结束语

改革困境范文篇6

关键词：高职;课程改革;电气自动化;困境与对策

课程建设是高职内涵建设的核心。目前，许多高职院校进行了形式多样地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已经成为目前高职教育改革的主题之一。高职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一体化课程体系,以响应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高职课程改革进展到现在,暴露出了一些深层的问题[1],本文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改革为例，查找目前高职电气类课程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1.1生源质量特点。近年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影响，与此同时，一些省份为了促进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对高中阶段的人数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规划导致高考生源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部分省份的高职院校已经开始实施注册入学制度，通过降低入学门槛的方式来保障生源。这将导致高职院校生源多样化，学生质量下降，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为了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职院校必须要加强内涵建设。因此，如何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并有所突破，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推进课程的教学改革，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1.2面向社会需求。我校地处陕西关中地区，属于制造业较发达的西北地区，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也为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我们专业的校企合作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我校先后与西门子、长城楼宇等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电气自动化化技术专业涉及电机电器、电力电子、信息通信、网络控制、计算机等诸多领域，综合性强，具有以强电为主、强弱电、电工与电子、机与电、元件与系统和计算机软硬件相互结合等特点，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相当广泛。通过对我校所处区域经济特点的分析，通过对本专业毕业生能力需求的分析，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分两个大的方向[3]。一是电子技术员,主要工作在弱电环境下,其工作主要从事电路板的设计、焊接、调试、维修等；二是电气技术员,主要工作在强电环境下,从事电力供给、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工作。研究调查表明,学生在工作时,往往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但在教学中,学生两方向的内容都要学。考虑到工作实际需要,学生在大三上学期开始根据兴趣选择其中的一个大方向作为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究。见表1。

2电气类课程改革中的困境

2.1课程开发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共建课程没有落到实处，电气类企业相关的技术方案、设备实施、仿真动画资源等没有有效地引入到课程中，从而导致了课程建设的内容与资源和企业的实际需求相差较远。课程建设内容与行业标准相脱离，课证融通建设未落到实处[7]，培养人才与企业需求相脱节，导致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学习对自己未来帮助不大。在新形式的教学形态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不到位。尤其是“互联网+教育”新形态的出现，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学生的学习不再满足于板书、静态的纸质教材、枯燥无味PPT幻灯片，对动画、视频、虚拟仿真等数字化资源需求增大，但目前高职教师开发数字化资源的时间和水平有限，导致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不到位，学生往往对课程提不起兴趣[4]。2.2课堂教学质量是核心。在高职教育教学中，课堂教学是培养“职业人”的主要渠道，是落实高职教育教学思想最关键的环节[2]，是决定学校培养规格，保证人才输送质量的核心，是教学工作组成的基本单元。结合我校实际，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课堂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参与度低。优秀的课堂教学能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有效手段为依托信息化课程教学平台或教学资源库，而在目前平时的教学中，应用信息化平台或教学资源库实施教学的课堂屈指可数，课堂中缺乏有效互动交流，学生觉得乏味，课堂成了教师的独角戏。（2）教师备课没有做到“备学生”，课后不能及时开展辅导答疑，也是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3）电气自动化类部分实训设备更新速度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实验实训室以模拟仿真类设备为主，缺乏工业现场设备，依托企业真实场景开展生产性实训太少，影响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2.3课程质量监督体制不到位。目前，我校课程质量反馈依靠学生期末评教和督导检查来进行，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生评教集中在期末进行，不能及时预警、调控和改进课程质量。二是督导检查存在偶然性，学校的教学班级多，督导老师人数有限，督导检查只能侧重于课堂纪律，而很难做到课程质量的监督。所以目前课程反馈质量亟待提升。

3电气类课程改革对策

3.1全面提高教师课程开发的能力和积极性。指导教师确定研究方向、制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将人才选拔激励机制与教师发展规划相融合，激励教师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教师培训侧重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课堂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力；（2）教学资源库在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中发挥作用；（3）将“互联网+专业”应用到学生的第二课堂中，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种电气自动化类的大赛，从而实现以学促赛，以赛促学的良性循环[5]；（5）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不断为电气自动化教学注入新的活力；（6）加强教师赴企业锻炼力度，将生产一线技术信息引入课堂教学。3.2依托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课堂教学质量。依托教学资源库等网络教学平台，课前通过学习任务模块给学生布置任务并推送网络学习资源；学生带着任务来听课，课中通过互动、提问等多种方式检查学生任务预习的情况，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一体化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为开展教学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8]。信息化技术将为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主要包括：信息化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智能手机、数字化校园对课堂教学带来的新挑战；“互联网+”将引领教学改革的新方向[6]。利用这些信息化技术载体，有效关注设计教学的每一环节，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针对每一个技能点考核学生的掌握程度，再反馈到课堂教学，从而不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3.3采用毕业生跟踪反馈制度考核课程改革的效果。课程改革效果考核可采用“电气类毕业生认为教改课程的重要度”、“毕业生对教改课程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电气专业学生专业能力的满意度”等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依托知识创新相关理论，通过“学习-创新-存储-改进”，实现课程改革质量的改进提升，从而实现高职人才的精准供给。

4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当前高职课程改革现状的分析，阐述了高职电气类课程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为高职电气类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士弘.职教院校整体教改[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

[2]丁才成，陈炳和.高职院校课程质量诊改与改进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7（08）：55-58.

[3]周奎，成建生.“双主体”视角下电气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3，（17）：16-18.

[4]张岩.“互联网+教育”理念及模式探析，中国高教研究[J].2016，（2）：70-73.

[5]曾繁明.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项目教学法研究与实践，职业教育研究，2013，（2）：38-39.

[6]王竹立，李小玉，林津.智能手机与“互联网+”课堂[J].远程教育杂志，2015，（4）：14-21.

[7]戴湘琼.电气自动化专业职业技能鉴定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措施[J].中国培训，2016，（18）：174-175.

改革困境范文篇7

一、导语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探索并初步形成的。在这个由政府为主导来构建的正规农村金融系统里，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只是发挥着辅助作用。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现象”［1］随着国家促进中原经济区政策的出台，促进“三农”发展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都对河南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探索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出路，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形成了多元立体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

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三农”领域的金融政策，带动了河南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尤其是2011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为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要研究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之后，河南更是在建设农村金融组织机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资料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河南新成立7家村镇银行，至6月底村镇银行网点总数已达21个;新增设金融机构网点160家，至6月底金融机构网点总数已达5307个;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1家县域小额贷款公司、16家县域融资性担保公司。［2］这表明，河南已经形成了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导、政策性金融为辅助、新型金融为补充的多元化、立体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促进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二)创新了灵活便利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传统的农村信贷服务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中原经济背景下河南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近几年来，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在摸索灵活便利的产品和服务。一方面，为积极促进河南中原经济区农业快速发展，通过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灾害损失、政策性住房保险等方式，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为全省三农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河南“农业龙头企业代基地、基地带农户”产业化、市场化农业发展进程，河南很多地市尝试创造了“公司+基地+农户”信贷新模式。

(三)营造了良性循环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河南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支持力度，逐步制定并积极落实了各涉农金融机构的奖励机制。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全省用于奖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数量奖励的基金达5．41亿元，先后获此类专项奖励的县域金融机构约有400多家。［3］在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县域金融机构支持河南“三农”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农村金融发展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

(一)国有金融结构数量有限，民间借贷普遍存在

自中行、建行、工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以来，目前河南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河南中原经济区快速发展的需求。一方面，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功能受限。比如，在县级城市虽然仍设有商业性的中国农业银行网点，但其服务的重心是倾向于城市而非农村，一般农户和乡村小型企业无法从其获得生产发展和生活消费所需的资金;又如，邮政储蓄银行虽然在农村普遍存在，但其只吸收农村存款却不对外贷款的运作机制，不仅没有发挥为农村融资的“造血”功能，反而成了农村资金的“抽血机”;再如，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范围仅限于粮棉油领域，导致其扶助农村的金融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新创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如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所供资金有限，不能填补涉农资金的巨大缺口。这样，在国有商业金融结构服务缺位的情况下，对涉农资金需求量较大的河南中原经济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现象。其中，处于地缘和亲缘关系网络核心位置的亲朋好友之间民间借贷行为最为普遍。在河南，民间借贷资金中的45%都是在亲朋之间进行的，同时，高利贷借贷现象也时有发生。虽然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利满足了河南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但由于其容易导致纠纷、风险较大，不利于河南中原经济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加以引导和规范。

(二)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农户贷款增速不明显

虽然目前河南农村金融网点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却不能抑制大量农业资金外流的现象发生。河南省统计年鉴(2012)显示:自国家商业性银行撤并以来，河南省县域贷款资金总数在全省贷款资金总数中的比例呈现出逐年下滑的不良趋向，从1998年的62．7%竟然下降至2011年底的28．5%;不仅如此，河南省县域存款资金总数在全省存款资金总数中的比例同样呈现出大量减小的势头，从1998年74%快速下跌至2011年末的48%。［4］河南县域涉农资金的大量外流现象，表明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与农村资金外流现象同时并存的还有农户贷款增速不明显。

(三)涉农金融产品单一，涉农金融机制落后

目前，在河南的城市地区普遍应用的汇兑、租赁、投资理财、网上银行等方便快捷的中间业务，尚未在河南农村开通，河南农村金融结构所提供主要金融产品仅有储蓄、小额借贷、结算、借贷等。河南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服务品种有限、贷款金额不大、还贷时间紧迫等特点，和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对农业贷款期限要求也长的情况完全不相适应，很难为需要中长期投资的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不仅如此，河南农村金融改革还存在着金融机制滞后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河南农村金融组织其主要作用为单一的银行信用，无法和证券、保险等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二是河南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申请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和涉农资金的需求点面广、灵活机动等特点不相吻合。

四、破解河南农村金融改革难题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三农”的能力

虽然近今年来河南农村创新了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并且这些非国有金融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国有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进一步增强国有金融组织服务“三农”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首先要纠正农业银行偏离服务“三农”倾向，使其回归扎根“三农”的本质;其次，改变农业发展银行仅对粮棉油三个有限领域发放贷款的现状，拓宽其服务“三农”的业务范围，增强其支持“三农”的工作职能;最后，大力发挥农信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能力。

(二)加强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和引导

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数量有限及其支持“三农”发展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了河南农村民间借贷和大量涉农资金外流现象的发生。因此，正确引导和及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显得十分重要。要认识到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相对于政府的正规金融活动而言，是有益的必要补充，是有助于河南中原经济区“三农”发展的，对于民间的正常金融活动应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使其能更趋于合理性。

(三)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机制的创新

针对河南农村金融改革中存在的涉农金融产品单一、涉农金融机制落后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为河南“三农”发展提供多元化服务。具体说来，一是要在金融服务方式上加大推陈出新，比如可以在河南农村推行存款、贷款、结算、投资融资等一条龙、全方位服务。［5］二是在河南农村的贷款管理机制上尝试创新，比如放宽涉农贷款的范围、适当扩大涉农贷款的额度等。总之，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金融问题的特殊性，河南中原经济区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作者:于林可工作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

一、市场化：农村金融改革30余年的基本经验

（一）农村金融的改革历程就是对市场化不懈追求的过程

回顾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余年间，其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一个对市场化不懈追求的过程。其基本模式就是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入手，以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造为切入点，主要通过股份制改革的方式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改革。这种内部市场化改革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农村商业性金融①机构打造成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金融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银行作为执行政府农村信贷政策的专业银行，是农村金融资源供给的绝对主体。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银行进行了“一分一脱”的市场化改革：1994年，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分立出来，成为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村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的独立政策性银行；199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农村信用社脱离与中国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独立性显著增强。此次改革奠定了目前农村金融“三分天下”的局面，堪称农村金融的“第一次改革”。经过此次改革，农业银行也真正成为“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银行，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成为其根本经营原则。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农村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野，农村商业性金融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力量；市场化运作成为农村商业性金融的根本发展路径，市场机制成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之后所进行的系列改革以及当前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新的一轮改革、农村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的组建、农业银行的上市都是在市场化经营改革思路指引下所进行的。

（二）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

首先，实施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所决定的，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经验总结。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方向，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是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农村金融的改革唯有坚持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建设现代金融制度的目标。另外，回顾中国农村金融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就是顺应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30多年。农村信贷资金从国家计划供应到按市场原则优化配置是其重要成就之一，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主导方向则是30多年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蒋定之，2009）。其次，实施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是由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而就农村金融的现实情况而言，农村金融现处困境并非是已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之过，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全面，使得市场机制作用的环境缺失，进而导致“市场机制抑制”状况的出现。农村金融改革绝非仅限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而应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其中，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培育是一个关键点。解决农村金融现存问题，摆脱现处困境，亟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相关制度，重点培育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

二、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缺失及其影响

（一）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缺失

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目前最为成功的经济模式，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农村金融进行市场化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不应限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还应包括金融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在于，“市场化的主体，只有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得到生存与发展”。但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缺失这种市场化的金融环境，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安全性”金融环境缺失。“确保安全”是金融经营活动的首要原则。中国现行《商业银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然而，目前农村恰恰缺失相应的“安全性”经营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信用基础薄弱、农村征信体制残缺，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佳，转借、冒名贷款、严重拖欠银行本息、悬空和逃废金融债务仍时有发生。二是农地、农房抵押受限，造成农民缺乏获得金融资源的有效担保物。现行法律对农地（使用权）抵押进行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在范围上仅限于乡镇企业用地、“四荒”土地以及林地等特殊类型农地，对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农用地（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宅基地则严禁抵押；另一方面，在条件上加以严格限制，乡镇企业用地（使用权）仅能“附随”厂房等建筑同时抵押，“四荒”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必须是经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且须经发包方同意方可抵押。此外，根据“房地一体”的流转规则，宅基地抵押受限造成农房也无法用于抵押融资。三是农村担保体系尚未健全，担保机构经济规模偏小、担保能力有限，金融机构对其信任度不足、接受度较低。2．“营利性”金融环境薄弱。“自负盈亏”是农村金融市场化经营改革后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金融企业为实现生存与发展，“营利”自然成为其经营活动的首选目标。然而，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营利性”基础还很薄弱。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成本高企。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于贷款申请人信息的了解非常有限，信息收集难度大且成本高。此外，由于农村贷款的单笔数额相对较小，由此造成发放贷款的平均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的弱质性、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初级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经济回报较低。就农业而言，由于传统农业目前还居于主导地位，“靠天吃饭”在许多地区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加之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且农村市场还不健全、农业市场风险较高，由此造成农业弱质性特点突出，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就农村非农产业而言，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含量有限、产品附加值不高。由此决定，金融机构投资于农业、农村非农产业的经济回报要较低，出于对更高利润的追求，农村金融机构更乐于将资金投向城市工商业而非农业及农村非农产业。以农业银行为例，自1995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和对风险的规避，农业银行的经营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提出了“向城市进军”的口号，资金、业务和机构开始大幅向城市转移。至2002年，农业银行投放于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商业性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村商业性贷款总额的比例已下降到21%左右，而这一比例在1997年还高达80%（官兵，2005）。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5—1999年间，中国农业银行县级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撤并了30%（严瑞珍、刘淑贞，2003）。

（二）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缺失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而言，金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农村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血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亦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在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农村却缺失相应的市场化环境，由此导致经过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农村金融非但未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助推，反而成为其“瓶颈性”约束。1．农民金融需求严重受限，贷款难度大、成本高。就现有的制度安排来看，以农民为主体的金融需求仍然需要从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但是，就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却很难从正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据有关部门对农户借款意愿的问卷调查统计，农户对现有的借款体系满意率很低，农户贷款期望值与实际发生额相差甚远，只有总数不到10%的农户的贷款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张笑寒、张娟，2005）。农民从正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农村金融机构单一是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单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导致在农村金融供给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特别是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区，这种状况更为明显。由于处于垄断地位，农村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存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吃拿卡要”的现象，农民申请贷款的隐性成本较高。2．农村金融资金总量供给不足，“泵出”效应明显。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不能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资源的外部融通渠道，而且导致农业、农村自身有限的金融资源大量外流，“泵出”效应相当明显。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营重点的转移，导致大量资金从农村地区流出。随着农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其经营重点亦转向城市，重要表现就是在农村所吸收的存款逐级逆向转移，并最终流向城市。一方面，上级行通过行政命令和利益诱导（实行二级准备金制度、提高系统内上存利率）抽调基层行的资金；另一方面，层层上收信贷权限、严格贷款条件，抑制基层网点的信贷投放。其最终的结果是，县级支行等农村基层金融机构演变成单纯的筹资机构，行使着转移农村资金到城市的功能。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级及其以下机构每年以吸储上存的方式从农村流出资金达3000亿元左右（郭郛，2004）。可以说，中国现有的农村金融系统，不但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支持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通过财政渠道和金融渠道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缺口巨大的现实图景（何德旭、饶明，2007）。3．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创新不足。从农村金融服务角度来看，当前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呈低下状态，并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逐步实施，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但是大多数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依旧单一，大部分乡镇金融产品只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的汇兑。同时，农村金融创新严重不足，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不能按照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金融需求的特点调整、拓展其金融服务，如过分强调贷款的生产与生活用途之分，再如贷款周期缺乏灵活性调整而与农业生产周期不相符，等等。

三、农村金融环境优化的路径分析

（一）强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

1．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当前，农村信用基础仍然很薄弱，农民、乡镇企业信用意识淡薄，这是造成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缺失的首要因素。为改善这一状况，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从实践情况来看，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改善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方面的实效性并不高。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失信惩罚机制的残缺。在信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失信惩罚机制未得到应有强化，惩罚措施仅限于取消授信、不予资金支持、取消信用称号、降低信用等级等市场性惩罚以及个人名誉受损的社会性评价，而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力与威慑力。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以遏制恶意拖欠、悬空和逃废金融贷款的行为，净化农村信用环境。2．创新农村贷款抵押适用范围。近年来，为解决农民抵押品缺乏的难题，一些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本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村经济特点，相继推出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水域使用权、滩涂使用权和草原承包经营权等抵（质）押贷款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抵押品缺失的问题，对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只有特定地区的农民才拥有水域使用权、滩涂使用权、草原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等资源，因此，这种创新的普适性较差。解决农民抵押品缺失，进而实现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优化需要的根本之道在于充分利用法律政策上的空间，构建农地融资制度。农地金融在聚集资金、分散风险与配置土地资源上具有突出的作用，其直接目标是实现土地资金化，活跃农村金融。构建农地金融制度，关键在于拓宽农地抵押适用范围。就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制度安排来看，在完善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非家庭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基础上，应将农地抵押适用范围拓展至家庭农地承包经营权。3．完善农村贷款担保模式。担保制度建设滞后是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优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亟需完善农村贷款担保模式。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在坚持“多户联保”、“联合增信”的基础上，建立以“公司+农户”、“农协+农户”为基本模式的“信用联合体”，实现农民信用放大。另一方面，则是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互助性担保组织。从实践看，较之于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互助性农村信用担保具有明显优势，其担保对象定位明确，所担保贷款安全性高、风险可控，金融机构对其认可度和信任度高。4．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目前还属于弱质产业，其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较大，农业的高风险性在客观上恶化了农村金融的“安全性”环境。应对农业风险、优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关键在于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具体而言，一是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不断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并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保费补贴力度。二是要建立巨灾风险分散制度，建立以农业再保险为主，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共保体为辅的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分摊机制。三是要通过税收、补贴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四是要实行差别费率制度。

（二）构建金融支农激励机制

改革困境范文篇8

论文摘要:教师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曾只是作为被改革的对象，在通过培训、指导、引领等关于改革知识、能力的认识更新之后，只剩下压力、疲惫与挫败感，教师面对一次次的改革也渐渐无动于衷。文章试图从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理论入手，解读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教师改变的困境，进而提出四点反思，希望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随着教育改革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人，教师改变(teacherchange)在今天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现象原本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改革的实施中，仅仅是新的课程方案、课程材料、教学策略以及学校的组织结构等并不能自行启动以求实现有效的改革，它们都必须通过参与并投人其中的人，即教育工作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教师来实现。若处于改革中的教师无动于衷，则学校教育系统中其他方面再多的变化最终也将无济于事。因此，教师改变成了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和终极力量。

然而，纵观几次大的教育改革，不得不说，改革对于教师而言，更多的是从一种责任变成为一项负担。而教师们面对一次次的改革从一开始的热情和奉献，到后来的挫折和气愤，甚至导致对原本工作热情的减退。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改革项目的管理者甚至于教师本人最初对改革怀有较高的期望，以及巨大的热情和承诺;另一方面，改革计划本身以及其后的实施却不得不使人们承认这种较高的期望是没有能力实现的。如此一来，轰轰烈烈的改革对于教师而言无疑是一张过度负担的处方，除了肯定希望的存在，别无他用。

一、关于教师改变的两种策略

综合分析近几十年来关于教师改变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教师改变主要有两种策略。

一种认为教师改变大多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策略，以外来政策计划的方式所推行。在这种策略下，教师被视为研究和实施工作中的接收者与消费者，其改变的过程被视为是线性的，而且是来自于教室外的一种新行为、想法或教学计划，而这些通常是始于某个理论或研究。改革的推动者制定教师应该在教室内实施的改革，然后，教师被告知需要做出的改变。如果教师没有实施这些建议的改变计划，则被认为是对改革的抵制。

另一种策略则基于前者改革策略的失败，认为教师的改变是来自对信念与实践工作的深层反省，进而认为教师思想和观念的改变是改革的先导。这种改变途径依据这样的假设:教师信念和态度的改变将导致教师课堂行为和实践的改变，进而导致学生学习的改进。因此，在制定教师发展活动时，应该首先寄期望于唤起教师态度、信念和认知的改变，试图改变教师对教学信念或某一课程的态度，使之主动参加各种专业培训项目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和充实自己的知识积累，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进而寻找机会将所获取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尝试性地应用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对于这种教师改变途径的认识隐含着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教师愿意作出改变吗?或者说改变教师的思想观念是否容易?二是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否必然会带来教师具体行为的改变?

在很多情况下，教师恰恰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在教育改革中更多愿意扮演一种保守、迟钝和因循守旧的形象。尽管教师的改变与课程实施在理论上的联系相当紧密，然而当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做出改变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教师的抵制。这种抵制可能是十分激进的，教师对改革表示出直接的断然拒绝;也可能是比较委婉的，教师以缺少时间、精力和设施推脱责任;更多情况则是表现为一种阳奉阴违式的消极抵抗，即教师表面上接受改革，但并不落实在行动中。可见，教师是不愿作出改变的。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教师凭借着已被证明其效果的知识、技能和信念已经形成了自己熟悉的范围、习惯和行为模式。一旦逾越这个区域，教师必然会感到困难和一定的风险，而改革正是意味着教师必然要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新局面，承担冒险的后果。由此可知，要教师作出改变，要改变教师的思想和观念绝非轻而易举，也非一毗而就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以教师态度和信念的转变为首的变革思路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至少不符合经验丰富教师在改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事实上，作为以经验为重要活动依据的主体，他们信念和态度的显著性改变只有在学生学业成就的预期变化得到证实以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教师的改变主要取决于对新理念、新方法实践效果的对比思考，如在运用新教学方法、使用新教材和课程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学生获得知识，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元素会被保存和重复，那些不起作用或未能带来有力成功证据的通常被摒除。同时，教师教学态度和信念的改变大部分源于课堂实践。如果教师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教学策略，成功地帮助这些学生改善学习，他们的信念就很可能发生转变。因此，可以说学生学业成就的积极变化和改善通常是大多数教师态度和信念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条件。教师在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操作之间往往会考虑更多因素，而绝非仅仅凭借新的教育理论的产生、教育专业的指导或培训机构的灌输可以带来的。

二、关于教师改变的困境与反思

教育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教师在改革中的角色扮演、教师需要改变什么、如何进行改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避免风险的意识往往使人们习惯于对事情作出详细的规划，期待按部就班地进行，恨不得把一切都考虑在内，避免一切偶然因素的出现。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不去冒不确定的风险，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谈何期待重要意义的变革发生呢?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反省，不能从每一次的改革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则不仅会使改革收获甚微，而且会使一批一批的教师成为改革的试验者，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反思一:没有发展和扩大教师的道德目标

什么是道德的目标?美国学者古德莱德等人认为探索、知识、能力、关怀和社会公道等道德责任的含义较之课程和课堂的经验更为深刻，是深人到机构自身的道德环境的核心，构成教育的道德目标。而对于教师而言，道德的目标更多的是指教师个人的道德目标，其含义不仅仅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更包括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关注、投人和能为之做出的改变。

美国学者迈克尔·富兰在1991一1993年进行的一项对于师范生“为什么要当教师”的调查中发现，提到理由最多的是“我想改变一下”，并援引了一段样本:

我希望像其他的优秀教师那样在教学上作出贡献，这将有助于使我们未来的社会变得更好。我关心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学习方式。

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重要因素。

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可以使人们有机会对一个孩子的全面发展提供这样一种积极的影响。

我想使学生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变化。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够走进教室使一个孩子的生活发生变化……这样，我活着就有意义了。

尽管这是发生在美国师范院校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的师范毕业生而言，选择教师这一行业与教师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能够对孩子的一生产生影响这是一项多么神奇和神圣的使命啊!

可以认为，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热爱和奉献的精神被认为是教师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目标。然而，这项基本的道德目标是否得到了不断的维持?是否在教师中得到了不停的强化和实现呢?笔者认为，前景不容乐观。未毕业的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缺乏兴趣，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怨声载道，而老教师们则“明日复明日”，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经验重复着稳定的教学。在这种境况下，谁会对改革有兴趣呢?又有谁来进行改革呢?

道德目标的确定和实践是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精神支柱，也是教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探索自身能够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得更好一些，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采取行动来改进学校教育的条件、活动和成果，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和支持教育改革进行的前提。

反思二:没有改善教师获得成功的条件

如何来衡量教育改革的成败，这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理论的突破?还是多少年后中国能否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笔者认为，正如教育像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那样，改革的成功也是一个以点带面的过程，只有作为个体的教师获得成功了，才能认为改革对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了，从而才能赋予教育改革以真正的价值。

当教师们愿意投人到教育改革中来时，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教师团队应该如何为教师创造获得成功的条件呢?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支持和协助。

对教师改变的支持主要是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上的支持。正如上所述，教育改革具有复杂性和渐进性，教师开展改革实践的过程必定也是充满困惑、矛盾和思考的过程，既包含对于成功的探索，也包含对于失败的尝试。作为学校和教育部门的管理者应该以一种信任、宽容的态度对待，并为其创造和改善改革的条件。

除此之外，教师获得成功的条件还包括协助，特别是指在教师之间创建一种协作的精神和氛围。改革是一种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合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得到来自同行的肯定、质疑，甚至于是否定，当然，其前提是基于共同学习和提高。另一方面，协作的环境还可以为教师分担改革的压力。对于教师而言，改革是一项冒险，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协作的组织可以为其减缓压力，使教师获得一种支持，从而感到有勇气去承担改革的风险，做一些也许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认识到无论会成功或失败，都能够和同事们共同承担。

反思三:没有让教师成为真正的参与者

教师是课程与教学的核心，但是在课程与教学的历史中，教师一直缺少被认真地研究与看待，而常常被视为完成改革计划的一个工具，在改革中扮演某种已经规划好的角色，一种作为国家、知识分子、教育改革专家的传声筒的角色。

从以往的多次教育改革来看，教育和改革的专家们往往很少谈论课堂中教育改革的实施。其原因在于在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中，教育专家只要负责改革计划的设计和制定，而教师的任务才是课程的实施。教师无权、也无需参与到改革的上层运作，因为教师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最底层。同样，教师也无需了解改革当中可能潜藏的危机，因为他们只需要负责执行改革的内容。换句话说，教师只是改革的执行者，而决非改革的真正参与者。此种情形，会使教育改革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教师必须面对改革所产生的压力，而无从化解。从改革的动力源上划分，教育改革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内源型的，即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学校内部特别是教师群体;另一种是外生型的，即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从几次大的教育改革来看，我国的改革多倾向于后者，即外生型的教育改革。此类型的教育改革倾向于把自身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强加给教师。当教师无法对改革产生理解和认同时，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教师对于教育改革的主观评估，促使教育改革转变为教师的压力。

其次，使教育改革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今后更好发展的可能性，它的着眼点在于学生个体的发展。而与学生接触最为亲密的莫过于教师。当教师无法真正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时，其对于改革更多的是持怀疑态度，不愿为改革而做出自身的改变;更糟糕的还会曲解了改革的真正意图，使改革走向失败。

让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真正参与者，一方面需要我们改变对于教师的传统认识，从而在进行改革方案时提升教师的价值，让教师参与方案的制定;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就改革的内涵与本质对教师做出明确、清晰的解释，获取教师的认可，从而能够做好改革的准备。

反思四:没有让教师体验到个人改革的能量

当前的教育改革旨在彻底改变沿袭已久的教学文化，培养适合时展需要的新型人才，但如此远大的改革理想，对于从事前线工作的教师来说，的确显得有些遥远，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就是怎样把学生教好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然而，他们却未意识到在这当中也蕴含着改革的能量。

教师往往对于自身在教育改革中所能发挥的能量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走进课堂，就可以发现教师其实无时不在改革，他们重组课堂，开展不同的活动，试用不一样的课本，改变课程主题的次序，尝试不同的沟通技巧等;他们会根据课堂中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会根据家长的不同要求做出必要的回应，会根据学校管理层制定的相关政策而调整课堂活动，他们也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新活动以期帮助学生更加投人学习。但很多教师对这些活动往往不以为然，认为至多只是一种变化，而很难同教育改革相联系。其实改革并没有太多的宏伟目标需要实现，尤其是对课堂实践中的教师而言，改革体现在细处。当然，这需要教师对教学的改变、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有一定高度的认识和总结。如此一来，才能将个人的改革与大背景下的教育改革相适应、相补充。

教育改革需要教师发挥个人改革的能量，因为改革是不可能由正式的领导人自己来制定的。换句话说，每位教师都有责任帮助个人和集体进行能力的探索，不然我们的改革将无从着落。同时，教师自身也需要发挥个人改革的能量，因为教师面对的是学生，需要负责任的也是学生，在如此复杂和动态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够把责任推给别人，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育专家。

三、结语

改革困境范文篇9

[摘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在于作为改革基本指导思想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在文化层面上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市场化改革所要完成的市场的内在化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它们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冲突正是这种制约的表现形式。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建设入手，在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实现对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关键词]个人物质利益；市场内在化；传统社会结构；特殊利益集团；公民社会建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改革深入的难度越来越大，也是举世公认的。改革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西方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用作中国的改革经济学，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改革经济学首先必须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并没有随着改革的进行而自然产生？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贪污、腐败的蔓延等，究竟与我们过去的改革方式存在着多大程度上的联系？困境的症结所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因为正是它被当作了支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激励机制的基础。正如1978年邓小平在其被认为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所强调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正因为以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为基础，所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邓小平看来，承包制是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最好方式。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成绩斐然，但承包制在城市则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承包制在农村的成功本质上就是以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成功。其中，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成功的关键。随后，“三农”问题的产生所反映的或者是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得不到保障，或者是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当然，其中也有小农经济本身经营难以稳定的诸多问题，比如天灾、市场方面的问题等。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每一次社会动乱都是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而这种破坏往往都直接与土地兼并相联系。承包制在城市难以推行，因为企业不是由家庭构成的，或者说，构成企业的各个部门无法由具有天然凝聚力的组织来承包。实际上，即使企业能被分解成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城市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企业上下一致对付国家，负赢不负亏。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无法贯彻，还是“大锅饭”。在这种情况下，明晰产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而随后进行的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革却在客观上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给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就是说，产权被明晰给权力者或权势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分配相对应的是一般人的个人物质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在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待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以及对农民土地的随意剥夺，其实质都是产权按权力或权势的分配。或者说，在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一些人有条件侵占或剥夺另外一些人的物质利益。国有资产流失、贪污受贿以及公款消费等，都是这种侵占或剥夺的表现形式。总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在于：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被我们作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难以全面贯彻。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警告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因为邓小平坚信，在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虽然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只有真正的个人能够平等参与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为这个原则的贯彻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以为已经有了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前提。实际上，承包制在农村的成功也不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成功，而是家庭物质利益原则的成功。因为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利益单位，对于中国来说，它是存在了几千年的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在城市，我们找不到这种天然的社会利益单位。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个人之间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系除了直接的血缘和婚姻关系之外，主要就是在血缘和婚姻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现在，朋友关系的称兄道弟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关系向传统社会关系复归的显性化，反映了当普遍的“同志”关系在冷冰冰的金钱关系面前淡出后，公民社会应有信用、法制关系难以顺利建立的现实。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大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等级社会，也就是说，个人根本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为完全没有平等的个人关系可言。几千年来，讲血统、讲门第、帮派盛行的历史就是明证。在西方国家，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的崛起、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才逐渐完成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对原有产权所有者的剥夺，但传统社会的文化背景并没有被真正改变，所以才会有各行各业甚至军队中的“山头”，政治生活中的帮派，以及现在仍然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句话，在中国，由于缺乏全面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条件，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就为权力或权势物质利益原则所取代。市场内在化的逻辑及其合理性市场绝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中国也绝不是现在才有市场，相传中国在神农氏时就有了市场。[2]为什么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市场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在欧洲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起源的分析通常总是把私有制作为起点的。比如，诺斯就是这样来描述交换的产生：“我的分析从村落内部的地方交换、或者甚至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妇女从事采集，男人从事狩猎）的简单交换开始。在这个世界中，专业化仅仅是初步的，自给自足成为大多数单个家庭的特征。小规模的村落贸易存在于一个受非正式约束的''''密集''''的社会网络内部，非正式约束起着促进地方贸易的作用，在这里交易成本很低。人们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暴力的威胁是保持秩序的一种持续力量。”[3]实际上，当人类仅仅依赖狩猎和采集为生时还处于原始群的时期，连氏族社会都还没有进入，这时候即使有交换，也绝非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因为还没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了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以私有制为前提，这容易理解。因此，交换只能从共同体的尽头开始，因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天然就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对外交换的这种反作用如何促使商品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共同体内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商品交换的出现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即使从希腊文明的萌芽算起，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为止，其间也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使它无法研究这个问题，因为私有制被绝对化了，个人被假定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以全面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是如何确立起来的，曾经隶属于氏族、种族和家族的个人如何逐渐获得独立而最终成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对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我国来说，只有理解了这个过程才能为我们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确立正确的方向。市场是从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开始的，这种对外的市场关系向人类共同体内部渗透的过程，或者说，市场内在化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古典奴隶制就是以高度发达的外部市场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古典奴隶制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大量的、主要来源于战俘的奴隶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由于奴隶基本上都是外族人，本族人甚少成为奴隶，因此，古典奴隶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种族奴隶制。欧洲的私有制是从商品交换开始的。发达的商品交换或者说市场的存在也决定了古典奴隶制是一种使用奴隶进行商品生产的制度。战争主要是获取奴隶的手段。“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可免地走上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的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5]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后来的罗马。“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留存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6]如何理解上述情况？如何理解成为穷光蛋的自由公民将奴隶制国家引向灭亡？因为开始于社会共同体尽头的交换关系虽然不可避免地向社会共同体的内部渗透，但它终究无法彻底替代来自氏族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换言之，虽然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贫富分化使氏族制度不断瓦解，但因为属于同一种族而自然获得的自由公民身份却始终是难以剥夺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都曾出现过因贫富分化严重，穷人为了还债而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将妻子儿女卖给富人做奴隶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又都因为平民的反对而被纠正或阻止。比如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的梭伦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取消了穷人所欠的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拔掉了竖在田里表示抵债的牌子，还赎回了被贵族卖往国外做奴隶的人。奴隶制无法将自由人变成奴隶，自由人因此也绝不会去从事只有奴隶才从事的生产劳动。人们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论多么悬殊，其社会地位最终还是与他们的种族归属保持着稳固的联系。市场作为人类社会进行物质交流、借以维持分工生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而它在促使私有制产生的同时也将这种充满敌意的对立带入了共同体的内部，于是国家随市场和战争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支撑奴隶制国家对外扩张的自由公民对市场关系内部化的抵制，也就是说，奴隶制无法将自由公民变成奴隶，或者说将他们或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自由公民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关系，或者说，市场关系不可能完全代替种族关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市场关系，而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因为奴隶不是被自己出售的。于是这就决定了建筑在这种奴隶制基础上的市场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外在市场，即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而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因为共同体的种族基础构成了市场关系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当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种统一的种族抵制已经不存在，不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都因为封建割据而分裂成为一个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单位，这就为在奴隶社会无法进行的市场关系的内在化创造了条件。在氏族社会，个人属于氏族，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氏族的一个平等成员。在古典奴隶社会，尽管社会的种族基础依然存在，但家庭成为财产的占有单位，贫富分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种族基础，但已经使公民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贵族和平民。国家把分属不同社会等级的利益群体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所在的利益群体，然后才属于这个社会。但无论怎样，社会的种族纽带仍然维系着这个社会内部的统一性。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政治上分裂同时也削弱了封建主的控制力，使商人在城市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特别是王权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又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因为严重的分裂状态是国王所不愿看到的。同时，专制的王权又因为教会的神权而受到制约。总之，自由的市场因为各种势力的相互制衡而得以存在和发展。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封建主、特别是国王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一致起来，另一方面，开放的国际市场又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意味着市场的发展和因市场发展而兴起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封建主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跟在资产阶级背后，希望从市场的拓展中分得一杯羹。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家机器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在英国，国家颁布各种血腥的法律，用鞭打、监禁、以至死刑来禁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再比如，以暴力为基础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以及国债制度、税收制度等等。没有国家权力的充分利用，没有封建主的积极配合，资本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的。[7]总之，市场的资本主义复兴，或者说，市场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大发展才真正意味着氏族制度的彻底失败，意味着奴隶制度从人奴役人的形式转化为金钱奴役人的普遍形式而得以继续进行。而这个转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在对商品财富的追逐上能够或多或少地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曾经对国家事务拥有发言权的自由的普通公民早已消失，人们也因为封建割据而彼此隔绝，难以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更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从人对人的奴役转化为金钱对人的普遍奴役，这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对人的解放，把人从奴役人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交到一个比人更公正的第三者手中，或许正是人的彻底解放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应该如何理解市场内在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呢？在氏族社会，氏族不仅是一个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利益单位，也就是说，在氏族中，个人不是独立的，他或她只有依附于这个集体才能生存。个人财产氏族继承和血亲复仇制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换言之，个人属于氏族就像我们的四肢属于我们的身体一样。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意味着共同体在经济上的延伸或扩大，而共同体内部的贫富差距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利益单位在缩小。伴随着共同体经济的扩大而产生的社会利益单位的缩小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因为这在有利于范围经济的同时也有利于规模经济，或者说，既有利于宏观效率，也有利于微观效率。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意味着当管理半径增大时，被管理的个体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要使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不致损害整体的利益，个体就应该在相应的程度上为自己的利益负责。氏族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完全无法为自己的利益负责的社会，个体只能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充当氏族成员。氏族从共同体的利益的角度保护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从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这种保护。因为集体的存在是个体存在的前提，而不同的成员在共同体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成员对于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也是不同的。这正如在遇到危险时，我们总是重点保护我们的头部和胸部一样，而身体的其他部分承受伤害正是头部和胸部受到保护的前提。血族复仇意味着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整个氏族，被指定的复仇者绝不会说“关我什么事？”因为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氏族，换言之，个人利益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融化在氏族中了。当蜂巢受到威胁时，毫不迟疑、前赴后继地发起攻击的蜜蜂表明它们没有独立的个体利益可言。氏族成员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市场关系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的利益单位与社会共同体开始分离，而分离的程度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成正比。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和提倡的个人主义其实正是社会的利益单位缩小为个人的结果，是市场内在化的发展，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此，尊重和保护个人也就为尊重和保护社会所必需。但社会毕竟不是由相同的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对自己负责的能力。由于社会的生活单位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因此，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又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社会通过市场迫使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对社会负责的形式则可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被扭曲，致使有些人所承担的责任大于他们所应该或者能够承担的，而另一些人则正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社会不公正，剥削就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形式之一。爱因斯坦曾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选择理论已被许多人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权威依据来引用。也有一些人用这种方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毁灭性的经济竞争的必要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进行生存竞争的力量，完全在于他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活着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8]爱因斯坦的观点完全适用于一个社会作为共同体和利益单位重合的情况，比如说，适用于氏族社会。一旦社会作为共同体与利益单位相互分离，也就是说，不同的群体或者个人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不同群体或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同一个蚁冢中的蚂蚁之间的关系。当然，毁灭性的经济竞争不仅对失败者不利，而且往往同时对胜利者不利。当失败者的毁灭使共同体遭到伤害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意味着毁灭性的经济竞争往往肯定对社会不利。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当在经济上不得不市场化的时候，社会也从来没有完全市场化。产生于古罗马时代的基督教以及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正是以后市场经济得以在西方世界跨国界发展的最基本的精神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自由、平等的理念，同时也需要对竞争失败者的关心，因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贯彻，或者说，人类的一部分终究不能将人类的另一部分淘汰出社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这种淘汰进行辩护的理论。[9]即使在经济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具有某种合理性，但现在还有公然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吗？市场是人类创造出来激励自己的经济形式，而不是毁灭自己的形式，市场需要竞争者，而不是毁灭竞争者而最终造成垄断，因此，盛行竞争的市场只能在提倡博爱和讲求公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顺利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但中国人往往总是将市场当作战场、把竞争者视为敌人而难以相互合作的现象其实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家族社会的特点，即家族竞争你死我活的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与市场内在化的障碍古往今来，战争与贸易一直都是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彼此交流和相互较量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任何一方都想从贸易中获利，就如同想从战争中取胜一样。战争与贸易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一般认为，私有制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10]但是，交换在人类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事实意味着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能成为私有制的第一推动力。对于一个强大的部落来说，要取得另外一个部落的产品，它首先想到的方法应该是掠夺而不是交换，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是部落联盟的酋长，部落联盟本身往往就是战争的产物。部落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发生战争是常有的事，因为不论是狩猎、采集还是种植活动的发展，都涉及到对土地需求的增长，相邻的部落之间如果无法协调彼此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战争就会发生。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多山的国家，古希腊还是一个由众多的岛屿构成的国家，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武力征服的困难和贸易优先发展的必然性。它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对外贸易往往就是海上贸易，这种贸易能够首先发展起来、或与战争交替进行，是因为大海推迟或阻碍了以掠夺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或者说，是因为海洋所造成的交通和交战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方的力量，从而在一开始使贸易而不是战争成为首选。古代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辽阔的中原地区，不仅是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因而是必争之地，也是理想的战场，逐鹿中原，一决雌雄，无妥协可言，因此，战争而不是贸易成为首选，成为历史步伐迈向私有制的第一步或关键一步。战争需要组织严密的军队，战争需要勇敢的战士，而父系氏族正好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11]氏族成员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战士。“卡弗尔人-祖鲁人在数年前，也象努比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12]但是，当劳动生产率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或者说，在私有制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时，以扩张和索取为目的的部落战争必然成为私有制迅速发展和确立的催化剂。一方面，在战争中有功的氏族及其成员会得到更多战利品--土地和奴隶，从而加速贫富的分化和固化；另一方面，因为军事单位本身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最佳选择，所以，战争在使父权制强化的同时由于私有制的滋生而必然使父系氏族向父系家族转化，即出现以男性家长为首领的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家族。总之，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具体状况使战争成为私有制发展和确立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对氏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依赖使私有制的发展和确立不但没有造成血族团体的崩溃，恰恰相反，它强化了血族团体，使父系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而长期存在。而它正是解开中国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华夏文明得以生根成长的中原地区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其周边不是沧海大洋就是高山荒漠，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四季分明的自然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物产决定了发展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必然性。家族或家庭作为不同的经济单位而相互发生交换关系，但这种交换关系是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从国家这个大的共同体来看，市场是封闭的，它只是统一起来的家族社会内部的经济纽带。在西方，市场从对外交换中发展起来，但它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发展受到种族的抵制。封建制度打碎了使原有的人类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种族基础，或者说完全剪断了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血缘或种族纽带，从而为市场关系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人们最终按照他们对财富的占有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私有制通过战争确立的结果，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家族作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它使其中不同的家庭之间得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但家族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共生关系，家族联合往往是为了应付家族竞争的需要，于是我们发现，历史上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相互利用。这也就决定了家族社会的普遍的不稳定性。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所以才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3]家族小则弱，家族间弱肉强食，家族大则内乱、分裂，中国由春秋战国而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本质上就是由无法稳定的家族社会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稳定的家族社会的发展，周天子看似温情的“天下一家”最终只能被秦始皇专制的“一家天下”所代替。也就是说，家族社会的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成为必要。而要实现集权，这个权力系统就不能直接以家族为基础，只能通过相应的中央机关自上而下地来安排，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又必然成为一个官僚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既是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又是市场发展的抑制剂。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物资的交流是统一国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经济原因。但市场的发展必须受到抑制，因为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不仅必然加剧家族之间的竞争，而且还会腐蚀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制约的官僚体系，破坏社会的稳定。战国时代，东方六国之所以被秦国所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市场都较为发达，统治集团的生活奢侈，贫富分化严重，内乱频繁，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对于一个官僚社会来说，抑制市场发展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从国家来说，既便于集中管理，也有利于防止整个官僚体系的商业化，从而使这个稳定社会的官僚系统不致因追逐商业利益而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家族官僚社会来说，市场的内在化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市场的发展可有可无，另一方面，为了稳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和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自身，这个系统必然要抑制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市场关系无法突破家族的壁垒，无法分解家族最终使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突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人治约束和以儒家思想进行道德约束为保护层的完整封闭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14]国小则家族少，家族少则容易达成妥协，容易实现儒家的道德规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相互谦让，和平共处。国小则管理层次少、官僚少，这就便于监督和防止腐败。今天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和韩国都表现出这个方面的优势而令我们羡慕不已。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就决定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供人们赏玩，而无法付诸实施。国家越大，离老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就越远。国家用于内部稳定的官僚体系越庞大，为防止这个官僚体系腐败的难度也越大，从而内耗越大，国家越弱，最终往往因内忧而外患，又不得不内严而外谗。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16]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一家天下”向“天下一家”的回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归到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也就是说，不是回归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而是通过市场的内在化，在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实现家族的自我否定、实现家族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完成市场的内在化，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在西方，市场内在化的关键一步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吗？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已过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走资本原始积累的旧路。奴隶社会是以种族为本的社会，非本种族的失败者不被视为人，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对奴隶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本的社会，人只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属者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为本的社会，从而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资源浪费和自然破坏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不是仅仅以某一部分人为本。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从构成上看是以家族为本的，从结构上看，则是以官僚为本的，从而强调稳定就势必强调官本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家族，而维系力量仅来自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组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在城市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商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和普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表明，在市场内在化的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改革开放之前，单位一词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不管那些社会组织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万别，在等级上如何的高低悬殊，他们都是个人依附、个人必须服从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续的一种形式，城市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变成了组织单位人。相对于农村的来说，城市单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要大些，因为城市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个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风险也要大些。在农村，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则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解决再就业的问题。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市场内在化的本质是要把个人转变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把依赖于家族或组织单位的个人转化为独立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的抑制，这种抑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官僚体系因商业化而腐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稳定家族社会本身，因为由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需要家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在全球化的今天，小农经济早已过时。实际上，自1848年以来，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敌不过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是人情社会输给信用社会的历史。[17]改革是中华文明的自救。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18]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再到邓小平的“放权让利”，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式的官僚体系的否定或怀疑。要推动市场的内在化，只能从触动官僚体系开始。但是，数千年的家族社会早已给中国人打上了家族或小集团利益至上的烙印，因此，没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又很容易天下大乱。正是在这种权力的欲放不能、欲收不忍的过程中，“放权让利”演变为“争权夺利”。中央放权让利给地方和企业，不是放权让利给个人。中央放的是经营之权，让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争的是控制之权，夺的是他人之利。因为传统家族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使权力对于下属往往具有绝对的性质，一个单位就像一个堡垒，一个独立王国，有权者很容易一手遮天。此外，上级部门放权，上级领导则未必愿意让利，于是出现放权与收权的上下拉锯战，最终在一些领域出现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总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稳定所必需，但作为实现稳定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因为行政管理体系本身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改革必须放权，但地方或部以及企业膨胀起来的权力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的制约就势必因追逐商业利益而腐败。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实行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官僚体系本身的商业化，因为官营或官商都是由专门的官方机构来经营的。市场化改革的本质既然是推进市场的内在化，是社会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从而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那么，社会就必须提供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条件，即在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社会教育等方面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注意，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由于中国家族社会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软弱，因此，官方必须扶助民间力量，如果某些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了维持自己小集团的绝对权力而不愿这样做，中央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现在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以某些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为支撑、以相应的经济组织为依托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可见，造成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无法普遍贯彻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忽视了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完成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转化，忽视了民间力量的崛起、强大的公民社会才是中华文明最终得以复兴的保证，忽视了传统的用于稳定社会的行政力量本身成为致乱因素的可能性，或者说，忽视了传统社会的惯性思维对我们仍然发挥着的巨大影响。因此，要从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中走出来，改革的基本理念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着眼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着眼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救助能力的培养，这正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要义所在。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眼于发展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自下而上的制约，首先在基层把民主落到实处，但同时又要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稳定社会。现在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的改革只能从地方开始。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央机关派出机构的地方政府将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而这正是中央政府自我改革的第一步。参考文献-------------------------------------------------------------------------------[1]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2]周易o系辞下[3][美]道格拉斯·诺斯．论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0-5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6-147[7]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8]爱因斯坦．论教育．转引自中国大学教学[J]．2003年（1）：43[9][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0]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M]．1972．133[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3[13]孟子o离娄上[14]老子．道德经．第80章[15]孟子o离娄上[16]曹廷贵，孙超英．中华文明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6（3）[17]曹廷贵，孙超英．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J]．理论与改革，2004（4）[18]孙中山．国事遗嘱

改革困境范文篇10

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主要探讨“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是按照什么方式展开的，在何种社会空间中呈现什么样的一般图式”。［3］（P19）布迪厄运用“关系性”思维方式把实践逻辑视为习性、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其简要公式为［（习性）（资本）］＋场域＝实践（1）公式（1）清晰地表明“实践”是习性、资本、场域联合作用的结果，不是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单一结果。所谓“习性”，布迪厄认为它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它是一种社会型塑机制，涉及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对应于其占据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4］（P279）习性主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习性是一种社会性情倾向系统，先于个人而存在并赋予个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其功能是“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和它们历时不变的特性。”［5］（P83）其次，习性是一种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产性图式的系统，是“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习性所导致的行为常常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适得其所”的历史积淀和“合情合理”的经验潜在。［6］（P175）最后，习性具有持久性。习性通常在行动者的意识和语言运作之前发生效力，超出了意志控制的范围，具有特定持久的效力。可见，习性是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过程，是完成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双向共时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是行动者通过行动而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又是行动者的内心深层结构化，并持续影响着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

资本是实践逻辑的另一个极为核心的要素，布迪厄把资本定义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根据资本所体现的社会权力类型与关系，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是能用来制造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涉及各种合法知识，包括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举止、品味、生活方式等；社会资本是在群内或者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符号资本是使用符号来为本阶级所拥有的三种资本的数量和组合谋取合法性的能力，作用在于把某种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组合形式合法化，形成意识形态。符号资本是与荣誉和声望相关的。［7］（P493）各种资本在社会交换体系中是以社会关系的形态运作，但其彼此之间并不是隔离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其中符号资本最具有转换力量。如一个人头衔、声誉作为符号资本一旦被确认，就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布迪厄关于资本类型的划分使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符号和非物质领域，深化了人们对实践工具概念的认识。行动者所拥有的习性和资本，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场域是实践逻辑的另一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客观性的位置之间形成的网络”［8］（P392）。在他看来，场域不仅是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资源争夺、权力运作、关系重组的意义空间。场域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独立性，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遵循自身的逻辑和游戏规则；二是关系性，场域不是一个可见的物质实体系统，而是一个由各种关系形成的系统；三是斗争性，由于资本分布的不均，分布于场域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各种力量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断展开竞争活动。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如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逻辑和运行空间，行动者依靠各自的习性在场域中展开争斗和较量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本。作为一套特定的概念性方法论工具，实践逻辑强调对现实事件的非限定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的认知与把握，不以先在的本质与规律去规范和指导实践，而是在实践中，依托于具体的实践情景和实践自身的逻辑特性去规范实践自身。它强调对实践者“身体在场”的价值承认，即把实践者自身基于具体实践情景及个体性经验作为规范与指导实践的标准和承认这种标准的价值。即问题总是一定场域的问题，其解决是行动者基于个人经验库的当下决断而不是理性的持续反思。这样，在寻求实践问题的解决时，实践者的实践优先于理论者的理论。

二、实践逻辑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困境分析

倘若从布迪厄“实践逻辑”的视角透视当前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习性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观念，资本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工具，场域是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空间，习性、资本与场域的互构形成了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实践逻辑。从实践逻辑视角观之，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面临如下诸多困境。

（一）习性对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抗拒

在重学轻术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长期的精英性的学术型教育实践中，高校内各主体及运行的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围绕掌握理论知识或高深学问而进行的一定的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倾向，不同于这种习性的外在力量一旦触动它，就会像是触到了一种软性的防卫机制，虽然没有面对面的激烈冲突，但是抗拒力量却无处不在。1．教师教育教学方式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习性教育教学方式习性是存在于显性教育制度之外的内在规则，既支配教育实践者的行为，又赋予其教育身份的潜规则系统。教育教学方式习性是历史形成的，教育者个体自身或教育集体内在的、持久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它是一种先于教育个体存在并时刻影响其具体实践的稳定的文化规则与心理特征，这种规则与心理特征时刻驱动着教育实践者将原有的语言、思维及过去发生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不断地作为各种感觉、思维、判断、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对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在地方本科院校工作的教师大都接受的是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学术型教育，从实践出身具备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并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的教师可谓是凤毛麟角，他们以往的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已内化到日常教育教学行为中，倾向于“以被教育的方式去教学”，形成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教学行为习性。这种教育教学行为习性，既规约着教师对地方高校身份的认知，也深刻影响着教师的行为，在教学中，教师将知识的逻辑性、客观性奉为至上，而忽视知识的主观价值和体验性特征，忽视知识的人文蕴涵。［9］（P68）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需要教师放弃以前理论知识灌输“习性”，并自愿进行新的知识基础的构建。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件充满挑战和困难的事。因此，教师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性和惰性，缺乏改革动力，消极参与、逃避甚至抵制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10］（P57）2．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应试习性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经历中小学阶段应试教育的严格筛选而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在中小学阶段，他们的一切学习围绕着考试转，久而久之，学生便形成了被动接受式学习，擅长死记硬背，熟知各种答题技巧的应试习性。进入大学之后，许多大学生仍然沿袭中小学阶段的应试习性，把“一切为考试而学”的准则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大学生“应试学习”习性，突出表现为部分大学生以应付各种考试为学习的主要目的，热衷采取考前突击和参加各种考试辅导班，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只片面注重积累与考试有关的特定知识，不利于培养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尤其是考前突击性学习，不仅不利于系统知识的掌握，更谈不上知识的应用。应用型本科教育强调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于实践的能力，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应试习性不利于真正把知识的获得与实践能力的提高联系起来。

（二）资本对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制约

资本是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实践工具，是行动者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改革中的各种资源。资本的总量和构成决定了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显然，资本属性对具体改革实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地方本科院校缺乏启动改革的各种类型资本，导致改革实践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1．现行教育改革政策倾向制约地方本科院校获得改革所需经济资本现代国家的许多教育改革都是以财政支持为基础的，没有经济资本的支撑，许多教育改革目标将很难实现。“我们很难想象任何重大的教育改革不伴随着大量资金的注入。没有财政的润滑剂，要移动教育齿轮，这架机器就会产生巨大的噪音”。［11］（P15）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来讲，也是如此。然而，长期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倾向却将地方本科院校置于不利的处境。以现行“质量工程”政策作为分析的对象，截至2008年底，在已有的1664门国家精品课程中，“211工程”大学有1306门，所占比例为78．5％，地方本科院校仅有358门，所占比例为21．5％。再以2007、2008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分布情况来看，“211工程”大学占64．1％，地方本科院校也仅占35．8％。由此可以看出，在“质量工程”政策中，“211工程”之列的研究型大学是政策获益最多的群体，地方本科院校虽然群体数量庞大，但却是政策获益最少的群体。据有学者估算，一门部级精品课程，国家、省以及学校各项配套经费以及分批维护费用大致30万元。［12］（P62）如果说，现阶段“211工程”大学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导向；地方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已经获得学界和实践领域共识的背景下，教育改革政策依然把有限的财力投向“211工程”大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追求学术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地方本科院校定位于应用型，也不利于调动他们进行应用型教育改革的积极性。2．大学排行学术导向弱化地方本科院校的符号资本大学排行是“用一套共同适用的指标体系将一定范围内的大学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列”。［13］（P5）大学排行直接影响社会受众对各大学的认知和认同，排名的层化作用将对教育资源和教育资本的流向、流量产生影响，排名的变化牵连着各个大学维持和获取不同办学资源能力的强弱。因而，大学排行对于大学来讲是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本。排名越靠前，符号资本越多，话语权也越强烈，大学获得的各种办学资源也越敦厚，从而加剧大学符号资本的“马太效应”。然而，现阶段的大学排行，无论是学科排名还是综合排名，都体现了一所大学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导向。具体体现为排名的各项指标重在学术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总量等学术性导向的指标上，忽略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度等指标。尽管劳动力市场急需应用型人才，专门培养该类人才的高校却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被各种形式的大学排行排斥，排名难以靠前。大学排行学术导向致使地方本科院校难以向社会传递其绩效信号，影响社会大众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认知和认同，弱化了地方本科院校的符号资本，使其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源以推动改革。

（三）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尚未形成

经过多年发展，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已经客观地形成了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逻辑和运行空间，院校、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参与者在相互客观关系结构中形塑了实际的“场”，每个人都尝试着以遵循规则方式融入场域内，无论这一实际场域是否客观科学。因此，要进行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就必须有外在力量渗入，对场域中各种制约要素进行协调、重构，改变原有场域规则和运转逻辑。在当前型塑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中，各种力量、要素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制约着场域的形成和发展。

1．应用型本科教育缺乏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

布迪厄是从“资本”和“权力”等角度来揭示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中，各种力量和利益依靠各自的习性展开争斗和较量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本，并不断进行整合和重组。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场域的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主要来自政府，但是随着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新框架，大部分高校划归地方管理，中央政府不直接管理地方本科院校。即使中央政府意识到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要性，但受管理体制所限，也难以推动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地方政府虽然有直接管理的权限，要么改革意识不强，要么受财政能力所限，缺乏改革所需的经济资本。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中，中央政府权力的架空，地方政府经济资本的缺乏导致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缺乏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

2．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边界难以界定

按照联合国《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类型三分法理论，应用型本科教育（5A2）类属学术型本科教育（5A1）和高职教育（5B）之间的一种教育类型。这种教育类型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与学术型本科教育存在共性与关联，在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与高职教育的职业能力培养也存在共性与关联。正是这些共性与关联，如果过度强调理论知识，则可能发展为学术型本科教育，而一味强调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应用能力，则可能转变为教育时间多一年的高职教育。那么，如何界定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的边界？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空间，场域的边界是由场域中行动者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及其分布结构来确定的。从作为行动者之一的教师入职标准来看，进入地方本科院校任教的教师入职标准和其他类型院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大多以学术水平作为考核标准。从另一行动者学生进入高校的资格标准来看，进入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和进入研究型大学的学生都是通过统一高考进行选拔，而中国高考主要考核的是考生的书本知识掌握情况，倾向于学术能力考试，并以这一标准指导高中教学，导致所有学生进入高校的入场券没有内容上的差异，只有程度高低的差别。与其他教育类型存在共性与关联以及行动者入场券不具有特有的行为和表达的特殊代码，造成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的边界难以界定。

三、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创新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当下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所面临的种种困境，都典型地表现出改革受实践逻辑的支配。行动者虽然认同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理论逻辑，但是一旦变革到自己具体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会拒绝变革。遵循实践逻辑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主张立足于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价值性、场域性等特征，在对改革实践中的复杂性、情境性认知与把握的前提下，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既有经验作为寻求其遭遇实践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消解行动者以往经验，改造阻碍改革的习性

习性是行动者长期“积习”而生成的“性情”，行动者自身既不愿意主动改变，也缺乏从理智上将习性与行为剥离进行自识与反思的能力，期待行动者能够在短时期内发生整体性、急剧式的变革，无疑是十分天真的想法。但是，正如布迪厄指出：习性“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6］（P178）。因此，消解行动者以往经验，进而改造阻碍改革的习性，是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得以成功的关键。

1．创新地方本科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

教师专业发展旨在改进教师的态度、技能、行为，提高其能力和有效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教师个人以及大学的需要。［14］（P32）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之后，高校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大，使高校呈现出层次化和多样化的特点。由于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存在，其内在要求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样性。在新形势下，对于研究型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原有精英教育阶段的学术性模式仍然有其适应性，而对于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来讲，其教师专业发展旨在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以及地方高校应用型定位的需要，因此，学术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其变化的人才培养类型。创新地方本科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是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实践的必然要求。在宏观上，有必要研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如何为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微观上，应该研究在院校层面如何建立起完善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目前，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美国和日本都在加强以校为本和以院系为本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建设，充分发挥院系在此方面的领导能力。［15］（P32）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先从院校层面出发，不断完善现有的教师内部专业发展机制，探索促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多元化途径。

2．改革学业评价方式，转变大学生应试习性

要转变大学生为考试而学习的习性，有必要从现有学业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方面加以考虑。高校学业评价与考试制度目的在于评价学生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但是长期以来的学业评价和考试制度评价存在方法单一、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缺乏主体参与等多种弊端。改革需要通过坚持内容全面、评价方法多样、关注过程和主体多元参与等原则消解大学生长期积累的应试经验。首先，重视过程考核，消解一次考试代替全部评价的经验。对此，要增加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出勤、作业、课堂讨论等的比重。其次，加重知识运用能力方面的考核，特别是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如营销、管理、医学类等专业，都可以增加实训考察、实践操作部分的比重，采用小组学习、调查、方案设计等方式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情况。通过这些外在性的规约逐渐调整大学生死记硬背理论知识的应试习性，转化为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性情倾向系统。

（二）实施院校分类管理，谋求改革所需各项资本

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群体而言，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正是一个尽力获取并充分利用布尔迪厄所言的各种资本，以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位置。1．设置应用型本科教育专项资金，谋求地方本科院校启动改革的经济资本无论是改变行动者习性还是型塑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地方本科院校启动改革都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本。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实施“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拨款模式，在“综合定额”之外，中央政府开启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以推动高校进行各项改革。在2006年之前，这些专项资金主要流向重点高校，如“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等。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然而，在现有的改革政策框架中，唯独忽略了院校数量庞大、学生群体多样的地方本科院校的改革。对此，政府有必要实施院校分类管理，设置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专项资金，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目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提出“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但是政策落实还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行动。2．倡导院校分类评价，积累地方本科院校符号资本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符号资本的经营是关键。由于历史、经费、政策、生源等多种原因，地方本科院校在符号资本上的弱势使其社会认同度较低。要增强地方本科院校的符号资本，提高其社会声誉，不可能继续走研究型大学通过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获取符号资本的老路，有必要通过差异化的发展战略获取并积累新的符号资本。其中，倡导分类评价，不仅可以增强公众对地方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社会认同，而且促使地方本科院校通过专注于教学改革，专注于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进而提升毕业生就业率，使地方本科院校获得社会认同，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增强凝聚力。

（三）变革行动者入场标准，型塑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

布迪厄认为，场域作为一个关系结构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场域的界限体现为各种制度化的进入壁垒。因而，型塑应用型本科教育场域可以从构建制度化壁垒方面加以考虑，即变革行动者入场标准。

1．改革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入职条件，增加一定年限专业实践经历

在师资引进方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著称的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值得中国借鉴。根据德国高等教育结构法的有关规定，“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应用或开发方面具有至少五年的专业实践经验，其中至少三年在高校以外的领域里工作”是应用科技大学教师的聘任条件之一。即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教师除了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外，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16］（P71）因此，为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在引进师资时，应综合考虑新进教师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是否合理，而不是简单地以学历、学位层次的高低或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衡量的基本标准。为此，地方高校应重视多渠道引进师资，一方面强调将“具有丰富的行业企业专业实践经历”作为地方高校教师的入职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可加强学校各专业与行业的联系，聘请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来学校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

2．构建多样化入学标准，增加实践能力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