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取向范文10篇

改革取向范文篇1

改革目标不够明确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也日趋深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搞活了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进行了包括企业体制、计划、物资、劳动工资、金融、商贸、物价、财税等多方面的改革，其重点是国有企业从扩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和承包经营的机制转变，其关键是价格体制从调放结合、双轨制到市场定价的过渡。与之相应，计划体制方面指令性计划大幅度缩小，指导性计划成为主要形式，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增强；财税体制进行了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健全税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专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配合股份制试点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沪、申两个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方面，从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放沿海经济带，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总的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够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体制性障碍尚未突破

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0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的主线就是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是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契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不同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大支柱”，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适应国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五大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经济的含义，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分配制度上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五届四中全会是对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原则规定的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具体方针，首次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把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核心，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等。

由于目标明确，这一阶段改革实践的重要特点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从1994年开始，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如财税体制改革包干制，实行分税制；金融体制初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从1998年开始，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工作，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确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沿江扩展到内陆，基本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总体看，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仍然是初步的、不完善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凸现，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尚未突破。

第三阶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至2020年）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落实十六大的任务，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明确部署。

改革取向范文篇2

关键词:养老保险公平效率价值取向

1前言

1.1问题的缘起

2004年以来,在流动就业人口大量涌入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陆续爆发了农民工“退保潮”。据统计,广东省东莞市2004年有105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年有40万人退保,2007年退保人数达到60万人次;深圳市2007年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外来工总数为493.97万人,退保人数高达83万,占外来工参保人数的16.8%。截至2007年年底,珠海市养老保险参保总数已达68.8万人,外来工有38.7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34.2万人。2007年全年农民工退保人数有14.2万人次,占农民工参保人数的41.5%。

1.2退保之因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概括来说,农民工群体出现“退保潮”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经济压力。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现行的养老保险缴费费率对农民工及其家庭带来明显的经济负担,出于现实经济压力的考虑,农民工自身参保积极性不高;其次,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强,绝大部分人难以在一个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缴费达到15年甚至更久,达不到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第三,与低缴费相关的低待遇水平。不少用人单位为缩减人工成本,存在不给农民工参保或者以低标准参保的现象,比如就有不少单位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因为缴费标准与参保人未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正相关,即使缴费满十五年,预期养老保险待遇仍然偏低,难以满足其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养老需求;第四,难转移。长久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一直停留在市县统筹的基础之上,全国只有北京、上海、陕西等个别地区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这样一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就被人为的分割成了2000多个统筹地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养老保险待遇自然有高有低。各统筹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考虑到因劳动力流动引起的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纷纷制定了不少政策性壁垒提高转入门槛,使得农民工养老保险难以在不同统筹地区间转移接续。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自1998年以来就将农民工纳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实行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各个统筹区都有自己的规定。比如深圳市就规定参保人必须有深圳户籍才可转入[①],且“户籍迁入本市但非经市(区)劳动、人事部门调入的人员,其缴费年限按在本市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计算,迁入前未在本市缴费的工作时间不视为缴费年限”。[②]广州等其他地市的转入政策大体一致。[3]面对如此严格的转移政策,农民工离开参保地时选择退保也自然成了他们无奈然而却是经济的选择。加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养老也因此呈现“有险无保”的尴尬处境。

1.3农民工退保的三方影响

不言而喻,农民工一旦退保,在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后难以保障自身的养老权益。按照现行政策,若农民工退保,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一次性支付其个人账户储存额。[④]由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个人缴费基数的12%)则充入当地养老保险基金。如果农民工日后又参加了养老保险,则个人参保年限要重新开始计算。对于一直处于流动就业状态的农民工而言,在同一统筹区连续缴费15年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就成了一个不可逾越门槛。

另一方面,庞大的退保大军使得地方政府“截留自肥”。据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坤统计,仅珠海市某一日资企业2007年全年就有4256人次退保,退保后留给当地统筹基金的社会保险费竟高达1724.7万元。而据相关人员测算,深圳市2007年共83万人退保,假定每人平均只缴费一年,则深圳市就有8亿元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截留。2004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597亿元,占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总额的五分之一。广东省也有此成为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而养老保险待遇中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则又会随着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一系列经济指标不断调整,这势必使原本养老金水平就比较高的地区更加“富有”。

与此相对应的,退保的农民工在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后必然返回户籍所在地养老,势必使得当地政府承担了更重的养老负担,而农民工大量流出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上的欠发达地区,这就极易导致当地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出现赤字,难以为继。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引起的统筹地区政府间博弈使得我国国家强制性的养老保险蜕变成了地方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丧失了养老保险权益,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马太效应”。它已严重影响到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转,严重影响到养老保险的公平性原则。

2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

2.1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问题逐渐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并由此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争”。我国养老保险的历史沿革也明显反映出这一现象。公平最高目标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属于不同的范畴和逻辑层次,公平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公平与效率是不同逻辑层次的概念,效率只是人们追求公平目标的一种手段,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实质是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公平永远比效率重要,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先、并重或兼顾的逻辑对等关系。

十六大报告回答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强化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了对公平正义的探索。

2.2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再分配的目标是社会公正。而政府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的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少老年贫困与调节收入差距。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实行“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统筹基金具有互助共济的功能,采用现收现付制,可让劳动者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公平;个人账户针对劳动者缴费的历史积累,反映不同缴费基数、不同缴费年限的差别,体现效率。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是“公平正义”,着力点之一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申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切都预示着公平正义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2006年以来,我国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规模由原来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17%调整为20%,将个人账户规模由原来的11%缩减为8%,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养老保险的公平取向,使之真正具备较强的互助共济和更好的解除人们养老后顾之忧。

2.3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缺失

然而,美好的理念与目标因为制度设计上的缺失难以有效实现。制度性的不公平才是最大的不公平。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说:“缘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均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同时,也更加可以补偿)”。对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而言,眼下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分配不平衡”,即流动就业人口不能享有正常的“社会保障供给”的权利。而这种状况无疑根源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失或不公平。这导致了城乡就业群体间、城镇不同就业群体间参保机会上的不均等。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公平缺失,导致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权益丧失,无法实现养老保险的公平理念;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养老金支付的责任、压力不平衡,又使得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缺乏效率。那么,以公平的名义进行的再分配就是以损失经济效率为代价的。

养老保险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是公共性较强的准公共品。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且缺乏效率,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的生产和有效提供。因此,政府在制定养老保险政策时,更应坚定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平取向,从制度上扭转养老保险的不公平现状。

3当前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运行出现的问题,全国各地展开了养老保险改革的积极探索。2008年12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⑤],办法提出,为加强劳动力的合理正常流动,参保人员在广东省内流动就业参保时,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应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视同缴费账户储存额、地方养老金总额实帐转入新参保地。在随后的《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责任分担与转移基金管理办法》[⑥]中又详细规定了实行省内转移后各地应担负的养老金标准。其中,“根据参保人在最后参保地参保时段缴费记录计算的基础养老金由最后参保地承担;在其他参保地参保时段缴费记录计算的基础养老金由省级养老保险调剂金承担”,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养老待遇支付中的责任。

尽管只是在广东省内实现了无障碍全额转移,但这却是基本养老保险跨统筹区转移接续的破冰之举。广东省在整体经济实力上较强,但同样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广东省此次养老保险的制度改革必定可以为以后养老保险关系全国无障碍转移以及全国统筹积累宝贵的经验。

2009年2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在进行跨省流动就业时,不得提前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随本人全额转移,同时按本人实际缴费基数12%的总和转移统筹基金。

从这两个办法可以看出,本次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目标着力于公平取向,即在养老保险关系发生转移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转入地和转出地未来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责任;在养老保险覆盖面上,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从统筹层次来看,正在实行市县统筹向省级统筹的转变。不久之前,国家也已经对于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开出了时间表:2009年底实现省级统筹,2012年实现全国统筹。同时,国家也应在制度设计时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如社会保险信息与居民户籍信息全国联网,防止全国统筹所带来的养老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用更有效率的制度达到公平的最终目标。

注释

[①]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南山分局,/instructionShow.asp?p_id=76.

[②]《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的决定》第九条。

[③]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jsp/common/wsbs/workGuide.jspcatId=4472&workguideId=9Q6CN1VG-WHAM-NE2J-55HG-YO147KU2XGWP.

[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

[⑤]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粤府办[2008]76号。

[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责任分担与转移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劳社函〔2008〕2092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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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艳峰,黄瑞.农民工缘何退保[J].中国社会保障,2008,(4).

[3]于坤.农民工退保现象探析[J].中国社会保障,2008,(5).

[4]马汉青.农民工退保深圳一年坐收8亿[EB/OL].金羊网,2008,(3).23./ycwb/2008-03/23/content_1837571.htm.

[5]徐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困境破解[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9).

[6]李小科.公平与效率研究中的“教条”预设[J].云南大学学报,2007,(3):47—54.

[7][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郑秉文,穆怀中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1).

[8]郑功成.养老保险的公平取向[J].法人,2006,(1).

[9]郑秉文.从“拉美现象”看农民工“退保潮”[J].农产品市场周刊.2008,(39).

改革取向范文篇3

司法改革应以什么作为理论背景,应定位于什么样的目标?也就是说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是司法改革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则司法改革有可能背离司法的精神实质。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则,司法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又一基本价值取向,司法程序安定是司法改革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

一、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则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它所反映的是司法活动固有的维护公平、主持正义的价值准则。司法是否公正,对公平、正义观念能否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对社会公众能否对法律形成普遍的信仰和尊重,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否真正实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则。具体到法律制度中,公正就表现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实体法律对人们权益的规定与其所应得到的权益相一致,以及法院所做的裁判能使每个人所应得的权益得到完全保障。程序公正,是指在法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在我国的法官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只要审判结果正确、过程无所谓的观念。尤其当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发生矛盾时,多数法官的选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向实体公正一边。认为/不能以牺牲实体公正的代价来保证程序公正0,/审判公正(实体公正)才是我们进行诉讼所必须达到的最终目的0,/如果遇到程序公正与审判公正真的发生冲突时,应当允许善意的违背程序公正0。此种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实。但实体公正缺乏必要的预定标准,因而司法实践中必然因为司法人员的政治观点、道德倾向的不同而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一,并且对有的案件来讲,实体公正的判断存在一个标准不一的问题。而程序公正的标准是是已定的,司法人员可以直接对照而决定自己的司法行为。所以强调程序公正比强调实体公正来得更为实在。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来看,造成错误的大都是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任意裁判的结果,因此设定一套公正、适用的程序规范是非常必要和急需的,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讼争起因于不平,司法就是要凭借国家的力量,解决社会冲突,强制维护公正,这是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之维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人和法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等,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他们在地位平等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这种主体平等,对司法公正的渴求空前强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要靠司法公正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要靠司法公正来保障。没有司法公正,法律就没有尊严,社会就不能安定,国家就不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因此,对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必须引起严重关注,切实围绕如何保障司法公正进行司法改革,坚决荡涤一切阻碍司法公正的污泥浊水,使司法活动真正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认定事实符合客观实际,诉讼程序符合规范要求,处理结果符合法律规定。

二、司法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司法效率反映了法律通过司法手段对社会关系实行调节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对司法调节提出了效率的要求。为此,司法效率应包括时间和成本两个要素。时间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司法公正无关,其实,时间的无度也会影响判断的公正。比如诉讼拖延会导致证据的灭失和弱化,相反判决过于匆促,也会影响举证和论证,两者都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另外在不考虑判决正确性的情况下,时间的拖延还可能影响判决的效用。因此判决应在其可能补救不法行为引起损害的时间内做出。诉讼成本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诉讼成本除了法院与当事入的开支,如诉讼费用、费用、法院的人力物力消耗等,还包括因诉讼导致的当事人名誉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失。应该说司法效率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根本动因。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诉讼利益或者尽可能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像/秋菊打官司0那样只是为了讨个说法的情况,在诉讼当中并不多见。因此司法改革应关注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改革取向范文篇4

关键词：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现状

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新农村的发展趋势在进一步扩大，但是新的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的各项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也成为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重点。基层财政的管理会影响到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也关系到新农村未来的发展走向，需要在该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推进改革的步伐，完善基层财政工作。

一、新财税体制的阐述

我国当前使用的财税体制是一种过渡，在新财税体制下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新财税体制的实施，导致使用的财税体制更加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体制改革逐渐在基层开始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参照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根据相关的政策和线路进行开展和实施。在乡镇推行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结构的调整，而且乡镇的财政收支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二、基层财政的发展现状

（一）基层财政职能定位不明确。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依旧有很多想着存在有财务职能不明确的问题，使得基层财权在新财税体制实施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弱化问题，直接影响到了财政职能的发挥，一些基层财政在进行财政资金监管、落实惠民政策方面的职能都逐渐被弱化，职能定位不够明确。（二）财政支出面临的缺口较大。大多数的基层财政都是将农业经济发展放在主导地位，农业税收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自新的财税体制推行之后，企业财政收入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人员支出方面饿到缺口进一步增加，基层工商税收不够稳定，也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财政支出问题，新的财税政策也无法跟后期财税工作进行有效的衔接，导致财政的支出缺口越来越大。（三）基层财政队伍的建设不到位。在财税体制的改革下，基层财政地位不断提升，相关的人事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基层财政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是其中的公务员、事业编等身份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别，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工作上的激情。同时在进行农村税制改革之后，基层单位的机构进一步精简，基层财政的人员呈现老龄化趋势，缺乏对新事物学习的积极性，导致很多工作不能有效开展。（四）基层财政的调控能力薄弱。基层财政的基本收入来源主要是以工商和农业税收为主，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因为收到了市政经济的影响，很多企业的效益呈现出逐年下滑状态，甚至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着破产情况，就导致了基层财源不稳定，税收也不明显，基层财政收入面临发展中的瓶颈，面临着隐形赤字发展。（五）基层财政的整体运行难度加大。当完全落实了分税制体制之后，一些省市还会出现基层财力削弱的情况，将刚性支出转嫁到其他地方，对于地方的基层财政运转情况也就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近年来我国针对这一问题，也颁布了一系列的增资政策，但是财政资金还是严重缺乏，最初投入的资金也不能快速收回，严重影响到企业财政的正常运转，加重了财政的债务负担，使财政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三、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的职能转变

针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农村的社保体系也在进一步完善，对于基层财政体系，其肩负着财政管理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工作，在新的财税体制下，需要对基层财政职能进行重新审视，要从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资金管理方面进行职能的提升。基层政府是我国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群众的践行机构，其在提升地方经济发展和保障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工作需要进行有效调整。①从维持保障型向服务发展型过渡。近年来，我国在“三农”问题方面逐渐加大支持力度，还有很多的惠农政策逐步实施，基层财政需要不断加强经费核算工作，还需要做好经费核算方面的监督管理，而且基层财政的建设资金在不断增多，通过对各项公共财政政策的执行，更多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进一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②从收支管理过渡到支出监管。在新财税体制下，农税村税也得到进一步改革，财政负担也进一步减轻，为了达到预期的基层财政监管效果，要求基层财政部门必须在结合自身行政区域内涉及财政资金基础上开展工作，同时在新的财税体制下，各种财政体制都在不断变化，相关的惠农政策也在不断增加，有关基层财政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逐渐由传统的支出管理转变到收支监管方面。③基层财政从预算管理朝着核算管理型发展，当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预算管理改革，基层财政会从预算管理朝着核算管理过渡。

四、新财税体制下基层财政改革的取向

（一）注重提升基层财政地位。在提升基层财政地位的过程中，需要端正相关的思想认识，要从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进行考虑，做好对政府职能的调整，同时从政府机构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层面分析基层财政职能。不断加强对财政的宣传工作，在新的财税体制下，各级财税部门和社会组织单位需要充分明确财政的基础地位和主要职能，不断深化财政职能改革，促进财政工作的有序发展。（二）完善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模式。基层财政体制问题也是各基层发展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建立需要根据基层的发展程度、资源情况等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①省级财政部门向下级财政部门分配的机制，上层财政部门需要加大调控力度，对基础的公共产品服务进行有效分配；②财政体制管理模式的建立需要与基层财政特点进行有效结合，如果基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源比较丰富，可以实行分税财政体制，根据税种划分事权和财权；如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则需要实行补助的财政体制，能够有效满足政府的相关支出，确保政府的正常运转。（三）加大基层财政的预算管理。基层财政的预算管理是否健全也会直接关系到基层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在新财税体制的改革下，需要通过完善基层财政预算管理机制推动财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高基层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也能够有效缓解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进行预算管理方面，需要将政府预算改革与收支进行有效结合，加强对基层预算的有效管理。（四）强化基层财政职能。在新财税体制的改革下，需要不断强化基层财政职能，严格遵循科学发展观，有效落实基层财权和财政体制，确保增收的自主性，通过优化基层财政职能，确保农村基层财政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落实相关的财政监管机制，将各级政府划分的财政资金和集体经济收入都划进基层财政的监管领域，有效确保预算执行工作的开展。（五）加强对基层财政的科学化管理。基层政府在维持预算管理权、财务审批权等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乡财乡里县监管的一种模式，在整个区县财政局的管理下，需要做好其乡镇政府预算编制方面的相关执行、调整和管理工作；针对乡镇政府的预算单位财务采取统一核算管理工作。同时针对专项资金，社会保障金等都需要进行预算管理，有效实现综合性的管理服务，能够为农民提供比较有效地服务。（六）完善基层转移支付管理。基层公共服务采取均等化分配原则，主要是以激励性和定向性为原则，如果一些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基层的基本支出，需要根据综合考核进行支付额的转移，针对具有生态建设影响的乡镇给予转移支付倾斜，要均衡各基层的财政保障能力。（七）强化基层财政的服务效能。我国在基层财政建设工作中，能够就财政机构、设施条件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基层财政自身的理财能力，对于自身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效益的提升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进一步改善基层财政的服务形象，做好对基层财政工作人员的合理调配工作，通过不断的培训规划，有效增强财政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注重在基层打造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机制。（八）在基层建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基层的财政税收工作通常需要税收人员的共同参与，为了能够促进基层财政税收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基层构建一支高素质和专业化的财政税收队伍，财政税收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要从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在基层构建一支协调统一的财政税收工作队伍，不断促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发挥基层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加强领导之间的通力合作和相互配合，提高基层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将政府预算改革与收支进行有效结合，加强对基层预算的有效管理。

五、结语

在新财税体制改革下，基层财政机构改革在财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能够进一步推动基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在进行基层财政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方案，具备较强的践行力，有效落实各项方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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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祎,伏霞.如何加强基层财政内部控制建设[J].财经界(学术版),20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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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静.常熟市基层财政支出管理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8.

改革取向范文篇5

引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9次修正。短短13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1］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1979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1997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2］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一）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3］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79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1处，“情节恶劣”共有3处，“情节严重”共有16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22处。在1997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31处，“情节恶劣”共有9处，“情节严重”共有74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6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40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45处，“情节恶劣”共有11处，“情节严重”共有87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7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70处。可见，自1979年旧刑法以来，我国刑法越来越依赖模糊性规定。此种立法例看似严谨，看似能够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其实，这种模糊的数量型犯罪圈划定模式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彻底，造成了刑法明确性原则遭受颠覆，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最终无法得到实现。1．模糊性规定对民众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何谓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通过刑法的这种罪状描述，是无法加以判断的。人们在行为时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实施何种程度的行为才不被评价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事后的判断，而非行为时的判断。诚然，刑法是法官的裁判规范。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判者而言，通过查询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够了解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等模糊术语的外延。但是，应当看到，“因为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它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正确认定犯罪；刑法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必须使一般人明确什么行为是犯罪，从而不实施犯罪行为。”［4］行为规范具有规范、评价和引导民众合法合理实施行为的功能。也正因为此，刑法才具有行为规制的机能。作为行为规范，这种极为含糊的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简直是天书。通过“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等术语，人们根本不知道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种立法极为容易造成不教而诛的后果。此种模糊性术语无法通过裁判者的解释而使其外延明确化。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明确是相对的，立法者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成文立法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一切犯罪形态，语言的多义性也造成人们对同一术语可能会产生多种理解。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明确，绝对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明确。但是，刑法的规定相对明确，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可以极为模糊而导致解释的不能。不明确性或者模糊性应当有底线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进行规定，采用“盗窃”术语来描述盗窃罪的罪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何谓“盗窃”则需要进行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秘密窃取”，有人将其解释为以和平手段改变财物占有关系，等等。此类术语具有相对明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相反，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损失等等术语根本不具有可解释性，其外延的界定毫无参照物可言，属于极为模糊的术语。2．模糊性规定对执法者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模糊性规定，并非均能从司法解释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模糊的。“法律规则的用语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5］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渊源与必然要求。法官不应是执法的机器，要想法官正确地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余地。这样才能给法官个人智慧自由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案件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处理。”［6］对此，本文不敢苟同。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困扰着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一旦警察无法清晰地判断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起诉到法院，法官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更谈不上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模糊性规定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无非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法者乱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可能将很轻微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进行刑事追诉。即使案件进入法院庭审程序后再由法官发挥其个人智慧进行救济，也属于迟来的正义。另外，警察也可能将应予追诉的犯罪行为当作非犯罪行为，以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甚至无罪处断。此时行为人遭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我国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四年；二是执法者不敢作为。严厉的内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同一柄悬在警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要求执法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均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的存在，造成刑法缺乏可操作性，会造成执法者畏首畏尾不敢执法的不利后果。法益保护不利，同样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权保障价值追求的实现。3．模糊性规定造成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大量的模糊性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追诉犯罪的控方而言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会造成程序法上操作的困难。诸如“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别归属上看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数额较大应当是犯罪结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指的是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等等。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即，行为人对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具有故意，具有认识和意志因素。进一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较大。但是，这种对“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认识要求，对犯罪人而言，极为严苛而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使犯罪人可以认识，控方证明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4．模糊性规定造成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不利后果。模糊性规定的大量配置，一方面使得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极为不明确，削弱了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模糊性问题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试图使其变得明确。可以说，刑法设置越多的模糊性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就越多，司法解释活动就越频繁。模糊性规定的数量与司法解释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立法例会造成刑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是否对此作出解释以及解释是否明确。原本司法解释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判断个案过程中进行的解释。因为模糊性规定的存在，最高司法机关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不是进行个案解释，而是进行立法性质的解释，造成我国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同等效力的局面，本质上是司法权僭越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出台司法解释而是留给办理个案的法官具体裁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势必是任意的，根本无法确保人权保障价值诉求的实现。因为“粗疏的刑事立法弹性过大，包容性过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任意对之作出超出法律客观含义的解释，从而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立法的局面。”［4］5．模糊性规定不符合世界潮流。根据本文考证，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采取此种立法例，而是以类型化后的行为为中心来划定犯罪圈，即采取定性的立法模式。换言之，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处罚的对象。犯罪圈的划定不需要再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所谓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一旦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后，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很典型的立法例包括：德国［7］、日本［8］、奥地利［9］、瑞士［10］、芬兰［11］、丹麦［12］、西班牙［13］、瑞典［14］、挪威［15］、泰国［16］和我国台湾地区［17］等。综上，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极为模糊的构成要件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无益于防卫社会，宜取消这种模糊性立法模式。遗憾的是，1997年新刑法以来的刑事立法延续了此种立法模式，而且不断增加此类模糊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数量，对刑法明确性原则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根据经验法则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民意，将人们认为恶劣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用极为模糊的数量化规定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重刑结构之反思刑罚结构的轻缓或严厉，和犯罪圈划定的大小具有紧密的关系。因为我国刑法将轻微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所以受到刑法调整的行为都是立法者认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均衡原则，重罪当然应当配以重刑。所以，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是一种重刑结构。重刑的刑罚结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死刑过多、过重。近年来的刑法改革基本上一如既往地采取重刑化的刑罚策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我国的刑罚结构依然是一种重刑结构。1．刑罚化之追求、非刑罚化之阙如。新刑法以来我国的刑法修正在犯罪抗制对策上追求刑罚化。对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抗制犯罪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六）》对不少经济犯罪进行了修正和增设，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然而，非刑罚处罚方法在修改后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毫无体现。立法者一以贯之地沿袭了以往回应经济犯罪的惩治模式，对待经济犯罪采取了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惩治模式，而没有根据经济犯罪的特性设置专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解散法人、高额罚款、剥夺从业资格、执业禁止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新修订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根本没有出现。对增设和修正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除了死刑外，无一例外地都配有自由刑，仍然体现了“自由刑中心主义”。实践表明，对待经济犯罪，不能迷信刑罚的威慑力。经济犯罪，仅凭单纯的刑罚处罚方法是不足以有效抗制的。经济犯罪的产生，具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更为复杂，发生形态也更为多样。因此，在抗制对策上，应当着眼于经济犯罪发生原因的消除。而且，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是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刑法化的产物。较之于自然犯，其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而且，其与一般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原本就颇为模糊，认定上也容易存在诸多盲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易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今天，对待经济犯罪应当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法治环境。在罚则方面，应当摒弃迷信刑罚以打击经济犯罪的观念和做法。2．重罚化之有余、轻罚化之不足。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立法者习惯于用重刑来惩治犯罪，对轻刑配置似乎兴趣不大。新刑法在配刑上呈现出重罚化特征，例如在经济犯罪中大量配置死刑罚则。最近的刑法修正依然沿袭了以往的配刑模式，除《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外，立法者在刑罚方面的举措都是提高犯罪的法定刑，始终没有降低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为新罪名配置严厉的刑罚。（1）重罚化之推进。新刑法以来，刑法修正在强化犯罪化的同时大力推进重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从3年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笔者认为，对罪（开设罪）应当坚持轻罚化政策。立法者大幅度提高开设行为法定刑，实际上认为开赌是的源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有需求就有供给。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风美俗，不宜用重罚来实现。用重刑来强制推行道德，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大幅度提高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主要是针对目前矿难事故不断的刑法回应。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种过失犯罪［18］，将法定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明显与过失犯罪的性质不相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部分过失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况且，矿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试图通过严刑遏制矿难的高发率，已经被目前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后的2007年，以山西洪洞特大矿难事故为代表的恶性矿难事故依然高发不下。显然，用重刑来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是一种无效的重刑化举措。（2）轻罚化之不足。在推进重罚化的过程中，刑法修正始终没有进行过轻罚化的努力，直到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者对大量经济犯罪配置了死刑，对许多并非极为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非暴力犯罪也配置了死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首先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19］，刑法修正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此外，某些并非极为严重的非暴力犯罪，立法者仍然配置了死刑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刑法》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在轻刑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消了13类非暴力犯罪（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配置。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50多个死刑罪名，刑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重刑结构。综上，未来我国刑法在刑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继续努力改变重刑结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我国刑法强化人权保障应当加以注意的问题。

二、刑法改革的防卫社会取向

20世纪末以来，不少国家出现了新的刑事立法动向：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和社会风险日益增多等问题，采取了犯罪化、处罚早期化、严罚化等措施。［20－22］国际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至今还未在我国产生强烈反响。刑事法网严密化和法益保护早期化是未来刑法改革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一）刑事法网的严密化新刑法以来，立法者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通过犯罪化一定程度上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我国刑事法网尚不够严密，大量值得运用刑罚处罚的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1．编织严密的刑事法网。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大多坚持罪分三类的原则，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因此，在这些国家犯罪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尤其是除刑法典规定的犯罪以外，还在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大量的犯罪。犯罪必须经过司法程序认定，尽管在程序设计上分成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等，但只有经过法院审判才能将一个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论。［23］我国刑法犯罪圈，相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是较为狭窄的，主要体现在：（1）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造成大量轻微犯罪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为贯彻关于限制犯罪圈的原则性规定，刑法分则极为普遍地运用“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规定将刑法处罚的对象严格地限定在少数严重犯罪上。（2）以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含少年收容教养）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对我国刑法的重要补充。用司法实践的术语讲，大量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轻微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稍微严重的适用劳动教养处罚。从性质上说，大量侵害法益的类型化行为被视为治安违法行为。首先，定量的犯罪概念，催生了“抓大放小”的办案模式，造成放纵犯罪、民众缺乏安全感的不利后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讲“惩办与教育相结合”、“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结果因为立法上的抓大放小，造成执法上的抓大放小。司法机关会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破大案和要案。但是，大量的轻微犯罪行为，常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如果不认真对待，习惯于“抓大放小”，必然导致“由小变大”，从而妨碍国民生活与社会稳定。［20］归根结底，抓大放小的立法取向，造成许多相对轻微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依法处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犯罪率似乎并不高，但国民总感觉治安很差”［20］。其次，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言，所受的处罚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看，比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有鉴于此，严密我国刑事法网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犯罪化。为此可以考虑如下改革：一是以行为性质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而言，应当摒弃模糊的定量型立法模式，取消《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以类型化后的犯罪行为为原点和核心构建严密的犯罪圈，将侵害或威胁法益而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犯罪化，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构建一体化的刑事制裁体系，避免侵害法益的犯罪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同时，进行配套改革：一要从犯罪分层入手进行梯次分明的犯罪分类，区分重罪与轻罪，特别是要设置大量的轻罪。二要从刑罚配置上入手构建梯次分明的刑罚体系，设置与犯罪分层相适应的刑罚分层，尤其是需要设置大量的轻刑。三要从程序设置入手设置与犯罪分类相适应的简易程序。通过简易程序分流大量的轻微犯罪，节省司法资源。二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的去行政化。与扩张犯罪圈相适应的是，扩张司法权，弱化行政权，特别是取消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在我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大致等同于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违警罪，其范围极其宽泛。［23］治安处罚涉及对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剥夺，应当属于司法权，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加以规范。正如学者指出的：“将各种严重的、轻微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由法院依法适用制裁制度不同的刑罚，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社会成熟的表现。”［24］2．避免过度或无效的犯罪化，推进曾经缺失的非犯罪化（1）避免过度或无效的犯罪化。虽然未来我国刑法还应当继续推进犯罪化工作，但这不意味着新刑法以来的刑法修正所强调的犯罪化完全是一种合理的犯罪化，其在某些方面的犯罪化显得过度了。例如，《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第253条之一）①是关于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但是，在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犯罪化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违反国家规定”。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一部详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知道，刑法应当谦抑，具有最后手段性。刑法的“第二次法”属性决定了刑法干预必然应当讲究补充性、经济性和最后手段性。［25］在尚未尝试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调整规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之前，将此类行为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是一种过度的犯罪化。（2）推进曾经缺失的非犯罪化。一是为弱化刑法对公民个人私生活的干预，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应当非犯罪化。例如《刑法》第301条规定的聚众淫乱罪。另外，组织、引诱、容留之类行为的犯罪化“也是一种无效的犯罪化。因为这类行为属于‘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即使公安、司法机关花费再多的人力、物力，也绝不可能减少、更不可能消灭这类行为；事实上，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反而引发了一些真正的犯罪（如利用的非法性质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抢劫的案件频繁发生）。倘若对这类行为进行合理化管理，则有利于税收的增加、性病的防止、强奸犯罪的减少，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集中警力打击有被害人的犯罪。”［20］二是为弱化公权力对国民家庭生活的干预，维护家庭人伦亲情关系之稳定，某些涉及亲属关系的犯罪应当适当非犯罪化。例如亲属相盗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在我国依然具有可罚性。另外，惩罚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的行为在我国司法中是一种常态。不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亲亲相隐行为也有非犯罪化的必要。（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风险正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反思现代性社会时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26］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更难预测和捉摸，影响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如下特征：（1）风险的难以感知性；（2）风险的难以计算性；（3）风险的延展性；（4）风险和危害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的难以把握性。［27］可以说，现代社会风险具有超越个人、国界，并可能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短期内不可挽回的损失，却又无法控制的特征。［28］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尚未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阶段。但是，近年来发生的SARS、甲流、三鹿奶粉、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等事件，不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也考验政府处理风险事件的能力，无不彰显风险社会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27］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不可控制，一旦风险变为实害之后，其产生的危害结果越来越巨大和不可估量。对安全的追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保卫社会共同体的安全是刑法的重大任务之一。在风险社会中，刑法不能等到某种实害发生时才介入，刑法介入风险社会越早，对法益的保护就越提前，对风险及其危害的防范就越有效。所以，为了维系法秩序共同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护者之一，现代刑法应当“从罪责刑法转向安全刑法”［29］，应当以管理不安全性为首要任务，而不是以罪责惩罚为首要任务；应当从以客观实害为评价对象转向以个体危险为评价对象；应当以威慑、预防为首要任务，而不应以报应和矫治为首要任务。因为在罪责刑法中，应受处罚的行为对法益造成客观侵害之时才能组织对犯罪的合理反应，这无法适应减少、限制风险的客观需要。而安全刑法着眼于行为的危险性，一旦行为对法秩序共同体造成危险，刑法就应在危险转化为实害之前提前介入，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在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聚焦行为人制造的风险，并通过刑法的提前干预降低和避免风险向实害转化，保证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可见，与传统罪责刑法相比，安全刑法将社会防卫的关口大大向前推移。具体而言，在犯罪成立标准上由实害犯向危险犯推移。“在风险社会里，法秩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人，刑法针对这种威胁共同体安全的风险来源所做出的反应主要是通过对行为人所造成的危险予以前置性地规范、保护，从而实现共同体对安全的追求。风险社会中的刑法所关注的是行为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因此，危险犯成了风险社会中刑法的核心。”［29］通过犯罪成立标准的向前推移，刑法实现了对法益的早期化保护和犯罪的早期化处罚。“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由此产生了刑法处罚的早期化。”［24］面对风险社会来临对刑法提出处罚早期化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世界各国刑罚处罚的早期化主要表现为：增加危险犯的规定，未遂犯、预备犯的处罚由例外向非例外发展，增加企行犯的规定（将预备行为、未遂行为作为既遂犯处罚），处罚对预备、未遂的教唆、帮助，增加持有型犯罪，等等。”［20］例如，德国1998年1月26日颁布的《第六次刑法改革法》对刑法分则的条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新规定了很多未遂犯、预备犯和危险犯。［22］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规定，逐渐使例外成为常态。［21］［24］就我国而言，在危险犯的设置方面，从新刑法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看，只有《刑法修正案（八）》对法益保护早期化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突出体现在将醉酒驾驶和飙车的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近年来发生在城市街道上的恶性交通事故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迟滞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造成1人以上重伤并负事故主要责任者，可按交通肇事罪定处，醉酒驾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也仅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长期以来交通事故多以交通肇事罪定性。［30］诸如酒后驾驶或醉酒驾驶之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往往造成极为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但是，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时点过于滞后，只有等到法益侵害结果出现之后才具有可罚性。而且，“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高速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多以缓刑结案，肇事者不过是赔钱而已。长此以往，在不少人思想上形成一个极其缺乏人性的观念，即开车撞死人不过赔钱了事。交通肇事被戏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30］当法益侵害结果没有出现时，危险驾驶行为作为治安案件处理。②实践表明，仅仅通过治安处罚并无法遏制因为危险驾驶而造成的日益增加的恶性交通事故。在我国机动车高速发展的现阶段，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良好交通秩序的考虑，着眼于对公共安全这种社会法益的早期化保护，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和飙车这类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回应了民众的呼声和诉求，是颇为必要的立法举措。在未完成形态犯罪的处罚方面，自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从立法层面上坚持原则上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但是，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极少处罚未完成形态犯罪，这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我国现行刑法原则上处罚未遂犯、预备犯。从逻辑上说，所有故意犯罪的未遂、预备都是值得处罚的。但是，由于部分未遂、预备行为不具有可罚的危害性，结果导致未遂犯、预备犯的处罚范围实际上相当窄小。例如，几乎在任何国家，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都受到刑罚处罚，但在我国则并非如此。再如，在多数国家都处罚杀人、抢劫的预备行为，但我国处罚杀人、抢劫预备行为的情形很少见。于是，原则上处罚未遂犯与预备犯的规定反而丧失了有效性。”［20］以盗窃罪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换言之，如果情节不够严重即不是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即使盗窃行为处于未遂状态，也不具有可罚性。最高审判机关通过上述解释极大地限缩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甚至可以说在我国盗窃罪几乎不处罚未遂犯。我国刑法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大量的犯罪未遂行为要么不处罚，要么以治安管理处罚结案，这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要求不相吻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刑法关于原则上处罚未完成形态犯罪的立法规定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有效贯彻执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综上，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刑法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以管理不安全性为己任，以法益保护早期化为目标，积极地将不安全性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周全地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之侵害。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充分考虑法益保护早期化的问题。

改革取向范文篇6

一、电子政府的意义定位与产生背景

1998年11月末，国家信息部门决定将在全国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有关部门更将1999年定为“政府上网年”，至于1999年4月3日，由国务院部分部委共同建设的“部委信息交换网”（简称部委网）开始运行，并计划到2000年，80%的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在中国公众多媒体通讯网上（163/169网）设立站点。而广东、北京、河南、张家港等省市级政府也纷纷上网。从而，在经历了科研机构和个人上网、企业及交易上网（电子商业）等阶段后，建设“电子政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电子政府是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下的子概念，俗称“政府上网”，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从网络上获取信息，推进“网络信息化”；政府信息服务，即政府在网上设有自己的网站和主页，向公众提供非保密政府信息的检索服务，以使“政务公开”；指电子化的政府服务，建立网上服务系统，使政务在网上与社会公众互动处理，即“电子政务”；使“政府采购电子化”，即电子商业用于政府。

电子政府的建设推动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活动变革提出的要求，这是内在因素与源动力。“在任何制度中，不论其是否民主，在人民创造财富方式和他们管理自身方式之间，都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如果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差别太大，一种制度终将毁坏另一种制度。”（注：［美］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8-269页。）“经济与行政密不可分，经济是行政的基础，又是行政的延长。”（注：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随着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对传统制度意识的挑战和价值观念的重审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走进了政治领域，最终必定要求政治领域内的制度性开放与制度重构。二是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Internet的空前繁荣，为电子政府的建设提供了适宜的工作平台，这是“政府上网”的技术保证和前提条件。知识与信息更加及时的传输，不但加速了经济的运转，也加速了政治变革。事实上，我国的Internet用户已从零发展到1998年底的210万用户。三是现阶段我国政府服务的滞后性，这是压力因素，也是催化力量。中国的现行行政体制仍然是官僚层级制，行政管理与服务中官僚主义作风仍然盛行，导致政府工作方式陈旧、文牍堆积、信息接收反馈缓慢、决策笨拙不灵，贻误企业的商机与耽误的公民问题处理已使社会付出了大量的代价，由此滋生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并引发政府形象危机，“政府改革”的呼声日高。四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行政管理领域，已约定俗成地存在一些国际标准，如行政决策优化标准、行政效率标准、行政功能评价标准。行政作为政府的功能和活动，是一种“生态现象”，必须考虑到国际因素这一影响变量。在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已移至“信息化生存”时，如我国的电子政府实现不力，在全球政治的互动体系中处于边缘、吸附地位，将有碍于国家利益与愿望的表达，以及国际讯情的接收。

二、电子政府是政府权能转变实现的技术条件

政府权能转化需得到行政技术的支持，信息时代行政技术的飞速变革毫无疑问将导致新的政府面貌。“电子政府”致力于政府的管理信息化建设，它的四大功能面与行政发展目标紧密相关，从各种备选政府形态中脱颖而出，促成了政府改革。在信息时代下，电子政府与政府改革的意义链结方式可由下表来体现：

附图{图}

1.网络信息。即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包括机构内部的工作流信息和从机构外部获取的反馈信息。“一般来说，凡是能减少一种情况的不确定性的东西就叫信息(information)。”（注：航亿苇、孙晏新、杨茂东：《电脑思想库》，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23页。）网络上承载的信息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资料，而且是资源，是战略性的资源，是智慧对资料作了有效运用后的资料表现形式。因此，网络信息将成为政府思考、判断、作出决策的重要原料之一。从目标和功能来看，网络信息正致力于使政府部门能够及时捕捉外部反馈信息，加快政府内部信息的增容、流转、处理、协调和共享，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阿尔蒙德也指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众传播工具是向决策者传送政治要求的主要手段。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其特点在于信息可不计名、不丢失，安全可靠，以最小的失真度把信息传递给不计其数的人，它改变了政治交流的结构与流程，由至上而下转为双向、多向互动，它畅通了公众表意渠道，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改善了政府形象，从而全面提高政府办公效率，决策效能和政府能力。目前，中央至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硬件建设已开展得较顺利，网络运用的物理平台已基本建立，乡镇等基层政府部门的公文处理也逐步采用电脑方式，而电子政府整体解决方案(Risenet)（注：它是为国家、省、市、县政府部门、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提供的政府管理、中西文全文检索、事业财务管理、证券信息管理等系统。）也正在布置之中。

2.政务公开。即政府在网上设有自己的网站和主页，向公众提供非保密政府信息的检索可能性。因特网将为政府机构公开自身工作的透明度，提供一个方便、有效、快捷的载体。政府掌握有最大量的公共信息，又是法规、规章、政策的制定者，相对于公众，它处于信息掌握的强势；政府的政治运作过程，是个不可知或不可甚知的领域。从而，本来应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的政务运作，由于黑箱操作，制度运用往往为某些人操纵，使制度依附于个人、集团私欲。然而，“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的发展。”（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9页。）电子政府建立正是实现政务公开的有效途径。以后，人大代表竞选者的背景资料、政府官员的施政方案、某项重大工程从提议到拍板、某个备受瞩目的大案从立案侦破到判决执行，诸如此类以往讳莫如深的内情，现在政府网站都应该并且可能详尽无遗地、直接地披露，公众将随时掌握政府的非机密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运用网络工具，可以十分便捷掌握政府部门的工作进展状况；由于人机界面，能加强公众意见反馈与监督，如通过BBS发表政务论谈，通过发E-mail加强与决策者的政治沟通，参加“网络听证会”监督政府的施政方针，变被动为主动参政，形成集中而广泛的舆论，实现与行政系统的互动与沟通。政务公开功能使行政管理向行政公开、决策民主跨进了一大步。

3.政府采购电子化。政府本身是个很大的集团消费者，因为它既要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又需要维持自身机构运作的人财物。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各种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出台，而政府采购电子化将使这些制度殊途同归。首先，政府将采购需求在网上公布，发出要约，进行公开招投标，这有利于投标方（厂商）对政府所需产品和服务的快速承诺，而招标方（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络，对各种市场行情一览无遗，从而提高了购销过程的能见度，有利于“企业化政府”（注：“企业化政府”是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对美国政府新模式的定位。他们认同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创造的“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的理念，认为该理念既适用于私营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公营部门。）的改革进程；其次，买卖双方在网上结算，一切以电子化方式自动完成，使卖方可以及时地、准确地收到支付和汇款的信息，能保证在电子交易下的购买和支付规则被一致地理解和执行；再次，电子采购减少了采购报告等文牍工作，降低了采购成本和缩短了采购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电子采购使采购过程合理化，采购由政府代表（人）—厂商代表（人）转化为政府代表（人）—网络（机）—厂商代表（人）的互动过程，人人界面改为人机界面，所有过程都有电子记录在案。采购电子化是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杜绝相关领域腐败的强有力的办法。

4.电子政务。信息化时代下广大公众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由此迸发出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创造性潜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巨变。在此过程中，普遍的民主诉求，包括知情权、参政权、选举权、监督权、意愿表达权等诉求高涨，以及要求相应的法律化、制度化保障，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了。政府上网，又建立了一个公众参政的窗口。网络这一大众传媒，弥补了其它传媒的种种不足，通过访问政府网站，“官民”之间建立了一座新的电子桥梁，电子选举、电子公民投票、电子民意调查等结果马上可以反馈到有关部门，而且能提供网民的查询，排除了伪假的可能；了解了民意后经科学地统计分析，政府决策就可避免盲目性与大的偏差，为实现科学、民主化的决策提供支持。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普遍民众的个人渺小的呼声甚至可以为全世界所接收，使公民个人也与国际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例如，针对今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行，有正义感的网民在网上签名表示抗议，搜狐（英译sohu，是网络上的搜索引擎）下有一个“和平心网络签名”的活动，短短4天就有26480人次参与，各种评论、对策层出不穷，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排山倒海式的全球抗议与舆论压力。

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在于为公众服务，如税收征管、企业登记、养老金发放等等。“屏幕”时代的政府将建立网上服务系统，使服务界由面向办公室、柜台窗口转向计算机屏幕，实现“人机对话”，使政务通过电子文件交换方式进行，如税收通过电子转帐来完成；通过标准化中介工具，极大简化了原本的手续与步骤，提高了行政效率。以往，公众需走到政府机关和政府人员交涉，这种服务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人员的主观态度，一些劣质的官员往往会表现出官僚习气，公众要得到好的服务只能靠运气或其它非制度因素。政府上网，可以使公众不用双腿，而用鼠标通过访问政府站点来完成，充分享受服务的高效性与统一性，节省了时间维护了自尊，也维护了政府形象。

三、电子政府将是信息化潮流下政府改革的必然选择

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它将为我们政治生活制定新的行为准则。行政系统作为“政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变革自身，使内质符合外在祈求。政府政务动作的网络化趋势，正适应也加速了信息化潮流下政府权力结构、组织机构、工作方式等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1.旧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政治体制将完善建构。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权力分散是大趋势。其中，互联网络的发展，电子政府的建设，则从技术上成为政治权力分散化加速实现的催生力量。因为，网络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它提供了一个无中心的自由领域，它使网络使用者跨越时空加强沟通与交流。“所有的国家、集团和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只能构成部分，而不是整体。而且国家、集团和个人在这种空间里，也都是平等的。在国际互联网上，有时候个人的影响，可能超过集团，乃至国家。”（注：航亿苇、孙晏新、杨茂东：《电脑思想库》，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658页。）未来网络时代的基本政治面貌将是无政府主义，这就意味着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型被打破，平面化的权力结构将取而代之。它将使公民不相信权威当局而提倡分权，权力下放至公民个人或个人结合体，他们的参政基础是拥有知识、信息及向集权挑战的网络技术，他们的参政方式之一是上网。为此，奈斯比特早就科学预见信息时代需求的政制形式是“共同参与制”。（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例如，当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公民都可以使用连接到网络的电脑的时候，政府各种决策就可以在电脑网络的全民表决系统上进行，同样，政府选举也可以通过它实施操作，在这样情况下，议会制度可能受到削弱，行政活动必须吸收新的角色，而司法活动受到全面监督，政治变成人人可以直接参与的工作，直接民主或自治的程度与范围将加深变广，政治体制将日趋完善。

2.政府机构将实现组织转型，机构设置将由繁到简。托夫勒指出：“如果一种崭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确实在取代大烟囱工业生产，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历史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将重建我们的政治机构，使之适应革命性的后批量生产(post-mass-prodctioneconomy)。”（注：［美］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8-269页。）长期以来，政治领袖和政治理论家都同样认为交流对政治体系及政治民主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科层制（官僚制）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科层制交流模式往往是封闭的、不自主的，这种交流结构似乎存在着潜在的病理倾向，它的信息交流结构会导致失真：第一个解释是，一个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个解释是，流经各个等级结构的信息，往往因其中地位较高者的意愿和敏感同地位低下者的屈从而被歪曲。（注：［美］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89-190页。）维纳认为，当一个系统的组织程度越高，它所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也可以理解为，当一个政府能越大程度地满足行政系统的信息扩容要求，则该政府的组织结构越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电子政府作为区别于科层制政府的政府组织形态，能提供最畅通的信息流动渠道，使政府行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从信息技术投资中获取最大的回报率，它展示的平面型结构将成为后科层制的组织类型，它将引起机构精简与合理化改组的后续效应，表现出更强的被选择性。

3.引起政府工作方式的变革，由集中威权方式走向分权民主方式。权力的转移将改变命令——控制的管理方式。首先，随着信息符合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财富的新系统和资源掌握的不均等性将造成社会差别扩大化，各地区和地方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技术和政治特性，人们的需要以及政治要求的多样化增大，公众已很难形成普遍一致的意见。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秩序都要首先面临其成员思维结构的复杂性。第二，集中威权式的信息系统包括许多环节，发生错误和失实的可能性也成倍增长。一个问题当然是各级官员有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容易决策偏私，而且人也不免犯错；另一个问题则是信息大量增加后带来的技术复杂性，原始资料往往必须经整理后，才能使高层官员了解除自己特殊能力或专业领域之外的事务，从而使他们不可避免要依赖专家。结果是，集中威权等级制要么被推向一定程度的分权，要么陷入缺乏效率的不合理性的活动。电子政府的工作方式正体现了一种分权与民主的特质，它捍卫效率与理性，是信息化潮流下的政府形态之一。

4.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提出要求。第一是道德要求。信息公开化程度提高，黑箱化操作难度加大或难以为继，对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无疑是一大考验。第二是技术知识要求。从整体上看，公务员队伍素质较高，但是IT业飞速发展，知识爆炸时代知识更新极快，要求工作人员不断更新知识与改善自身知识结构体系。事实上大多数政府机关的计算机硬件档次颇高，但是使用人员的技能却与之不相匹配。计算机往往仅作文档处理或装点门面之用，相当部分政府成员缺乏更广泛快捷的网络信息获取意识，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政府上网的契机，提升公务人员素质，以顺利登上电子政府的工作平台。第三是精神体力要求。网络信息无穷无尽，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等情报用户不再受信息缺乏之苦而有信息过多之忧，大批量生产的信息所引起的超负荷工作对公务人员的心理与生理提出了考验。

改革取向范文篇7

这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明确了总体方向。实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向指引下，正确定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收集、加工和公开或政务公开）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对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作为建立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必须作为此项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

一、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

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只有构筑起包括科学的责任设计、科学的问责标准和科学的问责方法在内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系，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才能不断地朝着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1.科学的责任设计。要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进行合理规定和科学设计。第一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个整体的责任。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在此，“负责”有两层意思：一是就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而言，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是指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的责任制度；二是就国务院内部关系而言，总理是国务院的负责人，全面领导国务院的工作。这种责任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地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则具有双重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使然：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外，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还必须对上级政府负责。以上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划分。第二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行政人员或政府官员的责任，即行政人员是否正确地和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美国当代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L?库珀指出：“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人角色，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即对多种委托人负责，这些委托人包括组织的上级、政府官员、职业性协会和公民。”[1]64行政人员最为直接地要对他们组织的上级负责，贯彻上级的批示或相互间业已达成一致的目标任务，也要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因为不希望承担决策责任而将问题逐级向上推诿，这和你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时却做了或允许下属采取不当行为一样，都属于不负责的行为。”[1]68-69所以，“从哲学的角度看，行政学的研究与适当分配宪法权力的研究密切相关。为了获得办事效率，必须找到一种极为简便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使官员准确无误地承担责任。必须找到不给权力带来损害的最佳分权方式，找到不会导致责任模糊的最佳责任分担方式。”[2]17

2.科学的问责标准。要使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走向科学化，就必须建立科学的问责标准。目前，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务公开进行问责，已经确立了一些合法合规性标准。比如，许多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有关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服务工作中不负责任，就要被问责。把合法合规性作为问责的一种标准还比较容易，因为有法律、法规、规章可以遵循。但是，对公共信息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目标界定是较为困难的，但又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中，需要为公共信息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目标界定建立科学的标准，以便于进行问责。

在建立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科学问责标准时，还必须考虑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一些重大事故发生后，面对记者的采访，人为事故的当事人或自然灾害中明显失职的权力人，常常有意缩小伤亡数字，甚至制造假象来欺上瞒下。因为伤亡数字与事故等级直接相关，事故等级决定着他们将承担的领导责任的大小，而往往不取决于有关方面处理事故的努力及其成效。因此，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用一些考核指标要求官员上报真实的危机信息。除了事故结果这个指标外，有关官员在防止事故发生和处理事故方面的努力及成效也可以作为问责的标准或裁量责任的指标。当事故不可避免的时候，要考虑有关官员应对危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危机损失。换句话说，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应该是责任考量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官员在发生事故后积极处理，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那么责任应该相应轻一些。如果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或者试图隐瞒事实，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加以问责。[3]同时应该建立一个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系，把官员的工作动态、工作成效都进行公示，让公众来评价官员是渎职还是称职。

3.科学的问责方法。问责方法，即发现政府失责行为后，采用何种手段加以惩罚。对于政府的行为必须按照赏罚分明的原则对待，特别是对于失责政府要给予惩罚。目前许多法律法规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方式作了规定。问责方式大致为：责令整改、给予行政处分、责令辞职或免职、引咎辞职、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其对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规定了如下问责方式：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从这些问责方式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问责方法的规定还不够具体。其他的法律法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制度改革对问责方法作出科学、合理的细化、具体化规定，从而使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真正落到实处。

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民主化

民主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一种不争的价值取向。民主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这些正是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1.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又称主权在民，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4]114人民主权原则回答了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进行问责谁有最终权力的问题。人民主权论认为，国家是由人民根据自由意志缔结契约的产物，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主权者，是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人民理所应当地对其享有知情权，平等地获取政府信息是人民的合法权益。“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5]26政府是被授权者。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者，政府理应向人民公开信息。保障人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换言之，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政府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同时，必须受人民监督，向人民负责。[6]政府有责任向人民公开所掌握的信息，人民有权对政府机构及官员公开信息的行为进行监督问责。总之，要实现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民主化，就应当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最根本的问责主体。民主化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从本质上体现的问责理念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向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通过选举的方式将国家权力授予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后，有权要求他们对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说明，有权要求他们公开有关政府运作的信息，有权要求他们对违反职责要求的行为承担责任。

2.遵循多数原则。多数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即“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7]312按照罗伯特?达尔的界定，即“当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挑选时，为较多数人所偏好的方案应该被选中”。[8]51多数原则是使民主能够正常运转的游戏规则。萨托利就曾说过，除非多数“游戏规则”或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民主制度便没有处理内部冲突的规则可言，也就很难作为民主制度运行。[9]36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方面，多数原则回答了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主体应当如何开展问责工作的问题。在具体实施问责的过程中，民主化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要求问责主体遵循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的原则开展工作。这一原则规范着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主体的问责行为。在作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处理决定时，应当按照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主体中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决定，而不应当由部门领导个人做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治问责，才能防止错误问责，才能确保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3.遵循平等原则。“平等这个词概括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进步。”[10]256作为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平等就是“公民在政治上被一视同仁”。[11]11在民主社会，平等是不可或缺的。“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12]621对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来说，平等原则回答了应当如何确定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对象的问题。所有的政府官员在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中的权利和义务都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当存在只享有各种权利而不承担接受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义务的政府官员，也不应当存在只承担接受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义务而不享有各种权利的政府官员。所有政府官员既应当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又应当平等地承担接受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义务。所以，在确定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对象时，唯一的判定标准是看政府官员是否违背了职责要求，不能因为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位高权重就将其排除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对象的范围之外。

三、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法治化

1.问责法制统一化。有法可依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的基础。对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来说，有法可依的“法”，既包括国家法律，又包括地方性法规、规章。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首先要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开展，严禁一切违犯国家法律的问责行为。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要依据相关的法规、规章有序进行。当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规定要么散见于国家法律法规中，要么分别出现在各地方规章中。也就是说，目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制还不健全、不统一，给依法问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制，通过调整、完善立法促成其走向统一化。

2.责任划分法制化。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的前提是责任明确，以法律和正式制度的形式对不同的部门与岗位的责任进行划分，否则，就无法确定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也无法有效地追究责任。[13]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与法律相关的责任必须明示于法律中才是有效的。这样，使权力只受合法责任的制约和保护，而不受非法“责任”的掣肘。对于消极责任，尤其需要以规则的明示为前提。因为凡是合法的权力行为，无须追加其他任何责任；凡是违法的权力行为，不管其实施主体是谁，都不能豁免，更不能放纵。

当下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划分至少应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党政之间，即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之间的职责划分。一起责任事件，到底应该由党委书记负责还是由行政首长负责，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判断依据；二是责任具体到人，即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上下级官员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如果权责不清，责任划分带有不可预期性，必然会使问责“弹性”过大，最终失去公平性。与此同时，责任划分既要明确也要合理与适当：缩小责任范围意味着有些权力没有责任，从而违背民主政治的初衷；扩大责任范围不仅意味着有失公允，挫伤政府及其官员的积极性，而且可能使责任无法实现，因为现代社会责任感被削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超出了责任主体的能力，所以，“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知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相适应”。[14]99

3.责任追究程序化。从整体上说，民主是一种程序，[9]25而且作为一种程序的民主，必须先于我们可以要求于民主的其他任何基本成就而存在，甚至可以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民主。为此，必须用程序来保证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防止陷入人治的误区。当前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在程序方面不尽完善，亟需改进。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程序化涉及问责全过程的方方面面，内容很多，但以下三点尤其迫切：一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的认定程序。有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认定责任的归属、严重程度等，否则就可能出现“替罪羊”问题而背离问责的初衷。二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启动程序，即问责主体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场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如人大的质询、罢免等问责形式，已有法定程序，但其他问责主体如何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显然还没有相关程序。三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回应程序，即被问责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甚至辩解，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事件中“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的官员沉默无声并不符合责任政治的原理。

四、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绩效化

1.问责运行绩效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问责效果。实现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运行绩效化则是提高问责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为此，需要加强问责分工、协作，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实现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运行绩效化。具体而言，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运行过程中，既要考虑问责质量的要求，又要尽量减少使用资金、资源的成本，即达到支出最小化；要处理好问责结果与使用的资金、资源之间的关系，以较少的投入得到最大产出，即达到效益最大化；要处理好问责的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即达到结果最优化。这样，成本、结果的考量会促使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运行走向绩效化。

改革取向范文篇8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劳动教养50年的曲折历程，尽管受到过创办初期“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但它的主流仍然集中体现了在社会治安需要中扩大，在发挥社会功能中发展这一劳动教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教育了300多万违法犯罪人员。这些人经过劳动教养回归社会以后，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由过去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正如著名的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说的，劳动教养“对满足社会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1（二）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也是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一是劳动教养从党内指示开办，逐步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在审批程序上，国务院1982年1月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从制度上否定了公安集办案、审批于一体的做法。三是在劳动教养的执行上，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创办劳动教养学校，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等等。近年来更是把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入到劳教场所中来，在保护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因而，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三）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从社会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并没有减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劳动教养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显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经济上看，我国已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人、财、物的流动，违法犯罪活动也进入了案件的多发时期。有学者预测，由于社会转型的相关效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效应、规范缺失、道德失范等原因，我国的违法犯罪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的基础上，犯罪的概念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也有正面意义，刑法的定量因素不宜取消。而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处以劳动教养。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只能无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而劳动教养制度正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因此，作为处置“刑法边缘行为”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当然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有必要长期存在。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缺陷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在总体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本身，在运作机制上它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来说，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1.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2000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失去了作为行政处罚应有的法律地位。

2.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也说明劳动教养在执行上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劳动教养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二劳改”而受到非议。（二）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不统一、适用的对象不稳定1.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缺乏一致性的统一规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增加了“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可见，收容范围在地域范围和对人的效力上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人为地造成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因人因地而异，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2.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4种人。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扩充为6种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也有关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适用对象增加到20多种。地方法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宽泛。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收容对象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过多过快，一些地方立法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法定的范围。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混乱，使执法、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违背了我国规章不能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法治统一原则，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仅损害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而且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三）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正当法治的精义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尽管劳动教养被定性为强制性教育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其实质仍然是限制公民较长时间自由的一种严厉处罚。从法理上讲，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来裁定。”劳动教养的决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执法主体从审查到批准决定，实际上均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这种根据书面材料认定案情的做法难免会在认定证据、事实上有失偏差，依据的证据材料有时也难以真正得到核实、质证，显然与“非经审判不得监禁”的法治精神相冲突，而且，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行政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赔偿请求等基本操作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劳动教养决定缺乏起码的程序保障，劳教案件也难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实体决定的错误。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取向维护社会治安，是劳动教养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需要，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则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要求。正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的严重缺陷，通过立法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治化和司法化的轨道，是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必由之路。（一）两种方案探讨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目前法学界和司法行政界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的定量因素，代之以定性的方法，实现劳动教养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有的主张参照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1建立起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等等。笔者仅就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评析并提出我们的构想。1.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方案实施的后果是明显的，由于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并入刑法体系的就不单只劳动教养，还有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两者都会在我国的处罚体系中消失。随之而来是犯罪概念的泛化和犯罪圈的极大扩张。根据对《中国法律年鉴》相关资料的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数大约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也就是说，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将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这样的后果，一有违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犯罪记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不仅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发展不利，而且由于社会歧视等原因，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或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二有违建国以来提出的正确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和治国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必然是消极因素的增加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影响。三有违保护人权的宗旨。很显然，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相当一部分本来只应受到劳动教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衡量，也是负面作用多于正面效应。（当然，刑法上的定量因素也有其弊端。本文从略。）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审判如此庞大的犯罪案件，审判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法院也不堪重负。而且，我国的刑法刚作修改，不可能在短期内又作大幅的修改，它的现实可行性显然很小。

改革取向范文篇9

改革目标不够明确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也日趋深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搞活了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进行了包括企业体制、计划、物资、劳动工资、金融、商贸、物价、财税等多方面的改革，其重点是国有企业从扩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和承包经营的机制转变，其关键是价格体制从调放结合、双轨制到市场定价的过渡。与之相应，计划体制方面指令性计划大幅度缩小，指导性计划成为主要形式，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增强；财税体制进行了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健全税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发展了专业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配合股份制试点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沪、申两个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方面，从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放沿海经济带，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格局不断扩大。总的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够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体制性障碍尚未突破

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0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的主线就是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是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契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不同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大支柱”，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适应国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五大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经济的含义，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分配制度上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五届四中全会是对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原则规定的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具体方针，首次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把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核心，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等。

由于目标明确，这一阶段改革实践的重要特点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从1994年开始，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如财税体制改革包干制，实行分税制；金融体制初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从1998年开始，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工作，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确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沿江扩展到内陆，基本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总体看，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仍然是初步的、不完善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凸现，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尚未突破。

第三阶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至2020年）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落实十六大的任务，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明确部署。

改革取向范文篇10

一、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取向探析的意义

地方本科师范院校开展英语专业教学主要是培养现阶段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师。其中，培养符合标准的优秀英语教育人才的关键是不断提升高师中的课程设置水平。新世纪背景下，我国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教育课程开展已经进入到全新阶段，这就与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师素养提升之间关系密切。《英语课程标准》以及相关文件之中都强调了学生、社会所产生的对英语教师职业素养以及专业知识能力的需求，并需要英语教师能够从专业能力、教育实践能力、综合知识储备等各个方面符合新要求［1］。由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应对地方本科院校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全新挑战。为此，通过具体分析地方本科院校中英语教师的专业课程设置现状以及问题，才能够更好地促进课程设置的优化，并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英语教育教学水平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专业课程设置是直接影响教师职前培训的载体，所以保证其课程设置科学、合理至关重要。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如何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专业发展，加强其专业意识与专业素养的培养是目前教师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若想形成更专业、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体系，离不开合理课程体系的支撑。在目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其关键环节在于课程改革，通过课程改革优化课堂教学，进而实现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围绕现阶段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探究出具体的应对措施，这对提升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教师专业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促进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和提升都有着重要意义［2］。

二、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专业课程设置目标。师范性不够在英语教师专业培养过程中培养其专业英语技能与综合知识是教育的基础，如加强语言听、说、读、写能力培养，通过课程规划与实施为学生今后教师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属于学科本位模式，在诸多院校课程设置中都以综合性大学为模仿对象，进行课程设置。英语学习和其他学科不同，仅仅掌握英语语言知识是不够的，在学习过程中要对语言结构进行详细了解，并掌握不同语境下语言的应用情况，这就需要教师自身具备更多的语言知识，以有效应对今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成功教学。但在诸多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对这一师范性目标的认识不到位，忽视课程教学与专业教育中对学习者的社会认知、文化认同等多方面教育，在专业课程设置中重视程度不够。2.实践性课堂设置重视度不足。在开展实践性课程的过程中，需掌握实践性知识的内容，并以此作为核心内容。通过借助实践方式获得经验与规律。教师也能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分析如何教学，可以提升综合课程教学能力，更加可以帮助教师个体达到一种情景式互动。实践性课程教学是教师日常工作中对理论的践行，因此能够对教师形成支配性作用，更加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基于对比角度分析，地方高校在开展英语教育实践性课程方面的经验相对较少，课程以及具体设置的教学实践联系不大，除了正常的毕业前夕的教学外，较少能够与中小学之间形成连接，因此，教育教学实习的全过程之中也并未能够形成严谨的科学安排，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方式。3.课程体系设置不足制约学生专业发展。目前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教育教学中，缺乏学术型、研究型教学骨干教师。英语教师学前教育的课程设置方面其难度与深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这种课程结构设置上的缺陷使其综合能力培养不足，整体教学技能与科研能力的培养都不足，这就直接造成高素质人才培养不足［3］。另外，由于课程体系设置缺乏科学性，无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学习动力不足，造成学生在实践学习过程中英语学习综合效率较低，综合素质培养效果较差，且缺乏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由于课程体系的设置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造成整体知识教学与实践训练呈松散无序状态，这不利于学生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同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因此，实现课程体系优化设置，从学生主体角度出发促进学生专业发展至关重要。4.课程结构内缺乏科研素质培养相关课程。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英语课程设置中，将英语专业理论与专业知识培养等作为主要目标，在对英语科研素质培养方面缺乏重视，因此课程结构设置缺乏针对性和实质性。在教育教学改革新时期，保证学生具备一定的研究意识与研究能力十分重要，因此应注重自我反思与认知能力培养。在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教学中，其重点目的是为实现有效教学，为学生今后工作打好基础，在实践教学中不能缺乏长远意识，要将其科研素质培养能力作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部分。职前教育离不开对英语教师素质教育的开展，尤其是科研素质培养。一旦学生缺乏科研素养就将失去研究兴趣，忽视学习与工作中对问题的积累和研究，最终导致失去探索兴趣，形成一种机械模式的教学，制约其长远发展。

三、促进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的策略分析

1.设置课程目标应凸显师范特征。在进行专业教师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培养师资具有良好的专业教育能力，专业性的教师教育培养也应当具有相应的课程体系作为基础和支撑。针对英语教师进行专业化的培养与发展，需要我们能够将教育科学类课程纳入到专业课之中。同时，应当重视英语教师教育专业标志性课程［4］。教育实践验证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除了需要具有十分系统性的英语知识储备，同时也应当具有可以熟练运用英语以及职业技能的能力，更加应当具有在实践中灵活应对与针对教学问题进行反思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从普通文化课程以及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做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70多个国家的教师开展了数据调查与分析，国际教师教育课程所形成的比例情况如下:学科专业课程可以达到35%，普通文化课程以及教育理论课程能够达到25%，教育实践课程可以达到15%。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整个课程体系之中，教师专业课程所能够达到的比重之中，教师专业性特征则比较明显［5］。地方高师英语教育课程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并应当经过充分科学的实证研究最终才能够确定合理结构比重。针对上述课程进行整合，对培养专业化英语教师具有重要意义，更加表现出了英语教师在进行教育与培养过程中的专业化需要。总而言之，结合英语教学以及跨学科特点以及社会性特质的需要，就应当以教育为基础并实现全面综合性英语教师教育，不断强化学生在教育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修养上的提升，借助语言教学等的综合发展，促使个人综合素养进一步提升。2.突出实践性课程地位。教师职业属于具有实践性特征的职业，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具有实践能力。实践能力的形成也不只是简单将他们所学内容应用到实践之中。实践能力教育与培养更加体现的是英语专业学生除了应当具有良好英语基础，看重对听说读写等方面能力的综合训练，还应当从不确定的教学情景之下掌握变化与适应的能力。需要能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最终能够形成创新与发展，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中做到随机应变。这种实践性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对知识的简单技术操作，而是需要能够结合个人经验以及性格特点从而获得的。换言之，突出实践性课程地位就代表着要在教育实习引导下，完成每一位学生的实践课程检验。从某种角度分析集中实习模式的实践效果不如分散实习模式的实效效果好，通过分散实习与检验，更进一步完善教育模式，形成实践、反思、再次实践、再次反思的模式。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学生能够更好地对自身学习情况进行思考总结，并在理论基础上提升实践能力，对自己形成更清晰的认知，促进自我良好发展。3.真正关注学生专业发展。从课程建设角度出发，充分关注学生的专业态度课程建设。在实现教师的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功能提升，另外也包括了态度进步。专业态度属于教师主体针对自身职业的理智型的判断与情感体验。教师专业态度属于价值观的基础，更加是构成教师个性的重要因素。高师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在教师的身上不断开发社会所期待教师应用的伦理、智力以及情感层面的素质，并促使教师可以在自己学生身上培养形成这样的品质。因此，在培养高师英语专业的师资的过程中，应当借助隐形课程优势，在实践教学活动中进一步开发与探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创新教学理念，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等，利用环境及文化因素影响促进学生进一步感知，进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适应专业学习，并在耳濡目染下形成良好综合素养。同时，学生在学习与实践探索过程中要加强专业化认知，注重对教育理念的接受与创新，并充分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明确学习目标的前提下使自身更加完善，最终成为一名创新者、决策者。在不断地进行学习和锻炼的过程中认识到专业态度培养的重要性，并将专业态度与专业身份进行融合思考，这是教师职前教育的前提，也是学生在接受教育学习过程中形成自我专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岗位工作过程中其敬业精神是教师这个职业的健康的心理素质。同时，也是教师职业道德感的重要表现。一旦学生缺少做人的基本要求，缺少道德标准，则无法形成对自身的一种认同感，更加缺少敬畏感，更加没有搞好教学工作的强烈的愿望，因此，就不能成为优秀的英语教师。4.科学设置形成教研课程。教师在进行个体专业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根本是应当能够实现英语教师的教育。现在社会不断进步，需要教育不断深化与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掌握如何才能够提升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科研技能，促使教师能够在系统性的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开展相关工作。结合相关数据研究，另一些教师则可以在课堂之中对所有理论进行深层次发展。这也是当前阶段，我国中小学阶段英语教师进行职前教育中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需要知道，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理论形式，其中缺少学习主体方面的研究性行为。因此，也就必然表现出无法深刻感知教育的本质与内涵，例如赫斯特曾经提出，关于理论基础参与实践过程中的转化问题［6］。从本质上看，并不能够形成确定性的方案。从开拓者角度分析，教育理论应用在教育实践方面同样具有内在性以及间接性的特点。如果学生并不具有上述的种种素质，就不能够真正掌握相关教育理论内容，更加无法参与到实践活动之中。教育素质之中包括了学生实践行为相关要素，同时也包括了学生在实现终身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利用教育科研素质则可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践主体。学生在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之中，实现了自身发展，并能够真正获得职业上的乐趣，可以充分感受职业方面的尊重。例如实践已经证明了论文写作本身就是对学生思维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任何完整性的写作行为都能够在思考行为上与实践之间相连接，并反思实践行为，也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反思理论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丰富学生的认知结构，实现合理调整。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专业英语教师在校学习阶段、接受职前教育是影响其专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强调其专业教学有效性。从课程设置出发，加强其专业课程设置改革，促进课程结构优化;从基础能力出发，提高其整体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在今后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过程中，要切实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改革理念，在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注重其对工作责任感的培养，促进其形成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加强课程设置改革，突出师范教学特色，引导学生在接受英语专业教育的同时不断进行反思，逐渐形成自己对专业学习与教学的独特认知，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促进实践能力的培养。

作者:杨铭 单位:汉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何华清，王子猷．地方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与教学现状调查［J］．中国高教研究，2015(1):102—106．

［2］覃幼莲．新课程标准与新建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01—202．

［3］刘丽，张勋和．地方本科院校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课程设置研究———基于需求分析的视角［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6):43—47．

［4］王靖涵．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度提升策略研究［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