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十篇

当代科学篇1

英文名称：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cience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2221

国内刊号：37-1408/G4

邮发代号：24-164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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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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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篇2

[关键词] 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本科教育；人文教育

就业是国家政治与经济景气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大学生就业状况不仅是国家政治、经济状况重要体现，而且也常被视为衡量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2010年就业工作指出，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毕业生就业状况。2011年2月8日，《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明确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继续推动新一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教育与人类社会劳动须臾不离，与社会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甚至是同生共死的关系。

一、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

1、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转变

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现象，大致也经历了一个由一一对应的确定性关系转变为不确定关系的历史过程。在确定性关系时期，人们将来的就业岗位与眼前所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二战以后，工业化、商业化进程加速，社会经济能力的迅猛发展，市场对知识性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人力资本理论被广泛接受。综上原因，促使各国兴办教育，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变得大众化。知识型劳动力开始得到空前的大发展，甚至超出了当时社会经济能力的发展程度，知识型劳动力开始供大于求。加之，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不断发展的教育与就业之间机械的确定关系丧失了现实的经济基础，教育与就业关系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

2、教育与就业不确定性关系的具体体现

从就业过程中看，这种“不确定性”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大学教育的周期性的客观存在，加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快速、多元、多变，导致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存在滞后性，出现学校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的可能性，即高校当下的热门专业在一个大学教育周期后――通常是四年，不一定还是热门专业。第二方面，由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而学校知识体系无法做到及时更新，导致学生在校接受的知识往往不一定能适应社会需求，即学的知识不一定能应用到实践当中；第三方面，科学知识的多元化与学科交叉发展日益显著，使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单一的专业知识不一定能与社会工作实践相一一对应，即“专业不对口”。

二、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

1、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

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不同学科的创造性结合是当今社会整体的发展特点。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形式多变、复杂，不同专业领域、文化领域的界限趋于模糊，更提倡交叉合作，因此，导致就业环境对文化的要求也趋于灵活多变化。这意味着单一的、过于专业的高校教育形式和培养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求。那么，这就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有一定专业基础背景，同时拥有多向的、关联的、交叉学科的知识储量和能力，专业技能培训和完善人格塑造，自然科学学习与人文素养提高，二者密切结合，缺一不可。约翰.杜威在《民族主义与教育》中讲到：教育应该从人文主义的科目和自然主义的科目这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

2、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

那么，从适应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这样一个教育与就业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关系格局中，教育应该首先回归到最根本的对人的培养，注重个人完整人格的塑造、良好品行的养成；培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勇气；培养积极向上的处世精神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味的只关注实用性的知识技能，只把一些也许在未来茫茫多变的社会中早已过时，无法应用的知识技能刻板地灌输给学生。

三、大学生教育与就业现状问题对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

1、本科教育与就业不确定性关系结果的现实体现

根据大量的研究证明，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之严峻，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不必再罗列数据例证说明；根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结果显示：2011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仅为47%，2008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仅为35%，其中本科为40%。大学生就业满意率低，说明了大学生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单位；2011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7%。2008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2%。多数专业的相关度会随职业的发展而降低；2011届大学毕业生有41%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说明大学生工作岗位流动性强，工作难以确定。另外，报告中的数据还综合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提供就业岗位最多，就业数量也最多的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薪资最低、离职率最高等。前几年的大学生就业报告均显示，民营企业、个体均是大学生就业最多的用人单位类型。这说明民营企业、个体乃是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大力量。那么，由此看出，我们的就业问题结症在民企、个体上；教育与就业的相互不适应也多集中表现在民企、个体单位就业这一环节上。

2、大学生教育与就业现状问题对本科教育的现实要求

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从产业链竞争的视角下对我国制造业的分析提出的“1+6”产业链分工模式：“1”是制造环节，“6”则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其中，“1”是最没有价值，也最不需要大学生人才的环节；“6”可以产生90%的价值，也最需要创造性人才的环节。而我国企业的问题在于：在整条产业链条中，我们只有“1”，而缺少甚至没有了“6”。这也可以解释我国每年年初大量的农民工供不应求，企业招不到人；与此同时，大量大学毕业生失业，找不到工作的奇怪现象。当然，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不需要大学生毕业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生也确实不能做些什么。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据此，要想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问题，必须调整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结构，即从“1”调整到“6”，整合整条产业链。]因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关系所带来二者的不相适应，一方面跟我国企业（制造业为主）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跟教育有关。要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导向和企业自身改革等；另一方面则是教育需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前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要做是后者。

四、建议

1、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格局中，教育的初衷与就业的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关系中，教育应该首先回归到最根本的对人的培养，注重个人完整人格的塑造、良好品行的养成；培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勇气；培养积极向上的处世精神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2、学生的学习应更注重自身人格的完善、良好品格的养成，兴趣的发现，学习习惯和学习意识的养成，学习动机形成以及学习能力的掌握和提高等等。德、智、体、美、劳一视同仁，全面发展。

3、高等学校对本科生应该设置以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美学、艺术等为主的核心课程。尤其是在理工科院校，更应注重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加大对本科生的人文素养教育，理想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1]叶忠.教育与就业关系发展的历史考察[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2）：33.

[2]叶忠.教育与就业关系发展的历史考察[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2）：31.

[3]约翰.杜威.民族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26.

基金项目：1：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2013年度立项项目“实践导向下的环境类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研究”（2013JGA148）。

2：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2012年度立项项目“广西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享研究与实践―以环境专业为例”（2012JGB147）。

3：桂林理工大学辅导员专项研究课题资助（GUT13FA03）

作者简介：梁继航（1986―），男，广西龙胜人，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科学篇3

关键词 科学传播;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科学普及

中图分类号 G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05-03

科学传播是提高全民科学素养、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因此，加快构建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国家科学传播体系对于提高全民族科学素养，培育公民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增强国家科技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以下简称“央视科教频道”）是我国第一个部级从事科学传播和文化传播的专业频道，它以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己任，以介绍中国和世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以“教育品格、科学品质、文化品位”为宗旨[1]，自觉担负起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弘扬社会主义科学新风的重要社会责任。本文以央视科教频道为例，分析科教频道在科学传播活动中的独特优势与自身特性，进而对如何进一步依托央视科教频道科学传播“主阵地”，提升电视科学传播水平，打造“国字号”科学传播主阵地提出建议。

1科学传播的概念界定

伴随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网络社会的深刻转型，科学技术最新研究成果被迅速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惯习，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的形态。同志曾指出“科技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2]，可见，科学传播在社会形态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无论是科学传播理论研究者还是科学技术实际工作者都对“科学传播”给予热切关注，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什么是科学传播，学界尚无统一定论。国内著名科学传播研究学者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科技内容及其原因层次分析和探讨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3];也有学者认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4];还有学者指出科学传播包含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对科学背景的了解，关键在于使人们获得启示和灵感①，等等。由此可见，学界对科学传播的概念界定方式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逻辑对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加以描述，他们往往强调“发展和推进科学对话的重要性”，“通常被置于质疑科学权威、加强平等交流、发展民主对话的语境之下”[5]。基于此，笔者主张，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及其背景的信息在社会成员间通过传播媒介跨时空的传递与共享。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科学传播的概念。

第一，科学传播的内容是信息，在传播学中，信息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科学传播的信息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因此，科学传播的主体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

第二，科学传播的结果具有双重性：一是“复制”信息，即一个传播主体通过传播媒介向另一个传播主体原原本本传递知识体系;二是“共享”信息，即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进而转化为社会成员的生活惯习和社会常识。

第三，科学传播具有条件性、跨时空性等特征，一方面，科学传播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传播主体凭借一定的传播媒介（如电视、报刊、网络等）并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社会历史环境与传播媒介的选择直接影响科学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以传播媒介为载体的知识体系可以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社会主体感知并获取科学信息，科学传播活动由此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界限，这不仅是科学传播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一般意义上传播活动的显著特征。

2 央视科教频道在科学传播中的独特优势与自身

特性

央视科教频道创建于2001年，标志中国科学传播步入“专业化电视媒体时代”。科教频道开播至今，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收视份额和公众满意度逐年提高①，央视科教频道已经成为开展公民科学教育、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第一电视平台。科学传播不同于科学信息传播，科学信息传播只是对科学现象的单一描述，而科学传播重在向社会公众揭示隐藏于科学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回答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科学质疑和难题，培养社会公众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态度。天文学家卞毓麟将科学传播划分为科学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层次②，央视科教频道在科学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中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其独特优势和自身特性。

第一，突出科教频道专业化建设，增强科学传播的社会认同。央视科教频道的创办打破了以往以科学家群体作为科学传播主体的单一格局，伴随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公众对科学知识普及要求的不断提高，许多科学家隐退到科学传播幕后，电视节目和媒体记者成为媒体时代科学传播的主力军。因此，央视科教频道在创办伊始就自觉承担起科学传播的重要使命。然而，我国电视科学传播事业起步较晚，1995年武汉电视台开设的《科技之光》是我国最早的电视科教节目。时隔六年，央视科教频道才呼之欲出。频道创立之初，中央电视台就将科教频道的品牌建设摆在突出地位，逐渐构建起与科学家群体、公众、媒体组织、政府机构、工业企业及非政府组织间的互动传播网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收视份额逐年提升，巩固了科教频道科学传播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共识，增强了科教频道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传播的受众群体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同质群体，而是层次性、差异性显著的异质群体。因此，科教频道在节目编排、包装、设计定位等方面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在节目编排上，科教频道按照教育、科学、文化的4：3：3比例编排节目[6]，统一频道包装和样式，建立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有机整体。在节目设计定位上，科教节目不搞“一刀切”，充分展现科教节目鲜明的群体性特征。例如，《科技之光》是面向社会一般公众群体的科普类栏目，通过日常生活的科学事件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读书》是面向对读书感兴趣的观众开设的电视读书节目，在节目中，栏目组邀请爱好读书的人士与观众共同分享读书的乐趣，同时也向公众解读和推荐好书，以此带动全民参与读书;《异想天开》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以现场参与为主要形式的科教节目;《走进科学》是面向社会各群体的“王牌”科教栏目，已经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必看的科教栏目之一，拥有十分稳固的受众基础和热心观众。

第二，兼顾传播形式的通俗性和学术性，实现科学传播生活化、大众化。科学是人类使用特定技术和哲学观认识自然、自我及精神世界的学问，是包括系统技术和系统哲学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现代科学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技术功利主义与思想性、创造性、文化性和精神性相结合的系统体系，因此，作为科学传播内容的科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使受众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内化为自身的社会心理和自觉行动，因此，科学传播不能仅仅靠单向的科学信息灌输来实现，还要积极探索使科学知识最大限度被受众者所接受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涉及到科学传播的生活化和大众化问题。笔者认为，科学传播生活化指科学知识来源于生活，科学并不神秘，它始终寓于社会成员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的全过程，科学传播的作用在于将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所忽视的或所不解的科学问题揭示出来，向社会公众呈现一幅更为深刻的社会图景;科学传播大众化是指要用社会公众通俗易读、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法将深邃的科学理论形象地加以表达，在崇高的科学理论与普通的社会公众间构建真理与认识的桥梁，使科学真理不再遥不可及。

央视科教频道十分重视科教节目语言设计和情节设计，兼顾了科教节目的科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最大限度发挥电视节目在科学传播中的科普功能。其中，电视科学实验方法不失为一种科学传播生活化、大众化的有益形式，科教频道新推出的节目《原来如此》就是通过电视科学实验体验的形式来验证生活中的流言。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在疲劳的状态下应该尽快休息才能缓解疲劳，但是在《运动能更快消除疲劳吗》一集中，通过科学实验方式，节目告诉观众在全身疲劳状态下，相比静止休息，进行适度的运动也可以消解疲劳[7]。在节目中，主持人与志愿者的亲身参与拉近了电视与观众的距离，科学实验有力验证了民间流言，增强了科学理论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更容易让观众接受，节目效果也更加生动活泼。

第三，创新节目策划，按照科学传播客观规律办节目。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规律是事物内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了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同一性”特征。人们想问题、办事情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化被动为主动，化挑战为机遇，促成矛盾内部的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科学传播也有其内在的衍生辐射逻辑，科教类电视节目制作也要遵循科学传播的一般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社会公众的新期待，创新节目策划和编排，丰富节目表现形式和手段，明确科教类节目科学传播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找准定位、把握时机、推陈出新，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科学传播电视节目，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科学传播规律和实践道路。

央视科教频道创办至今，虽然几经改版，但其“教育品格、科学品质、文化品位”的频道定位没有改变。频道定位是电视频道对自身属性的判断和界定，是电视频道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灵魂”。十余年间，科教频道的栏目设定发生很大变化，科学类栏目由频道创设之出的《走进科学》《科学历程》《异想天开》《科学调查》《当代农民》《一说就知道》《绿色空间》等七个减少至现在的《原来如此》《科技之光》《我爱发明》《走进科学》等三个。尽管数量在减少，节目数量的减少促成了节目质量的提高。以《走进科学》为例，新版的《走进科学》呈现出一种充满悬疑，充满戏剧张力的讲故事的节目形态，栏目策划的出发点从知识转向了疑问和兴趣[8]，更加观众的收视习惯和心理感受，并为观众带来更为深刻的科学经历。再如，科教频道电视节目的播出完全按照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时间流程进行设置和编排[9]，科教类电视节目的内容不再成为独立于人们日常生活以外的媒体产品，而已经成为伴随人们衣食住用行的精神文化食粮，融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依托央视科教频道，打造中国科学传播主阵地

当前，除中央电视台开设科教频道外，各省级地方电视台和部分市级电视台也开设科教频道;此外，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地方教育电视台也承担部分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介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条件和状况最好的无疑是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10]”，尽管科教频道在内容、编排和讲述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论从其竞争力还是生产情况看，与新闻类、经济类、体育类和娱乐类电视节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广大电视工作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依托央视科科教频道难得平台，努力打造中国科学传播第一阵地。

第一，转变“电视人办电视”的传统观念，组建科教频道学术专家委员会。科教频道是从事科学传播的专业化电视频道，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学术性。在科教类电视节目制作中，第一要务是保证电视节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是科教频道电视节目的生命线。因此，科教类电视节目制作既要符合一般电视节目制作的技术要求和编排要求，在节目内容也要满足学术要求和科学标准，因此，组建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专家委员会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学术专家委员会可以为节目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握“质量关”;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根据当前社会科学热点和焦点提出节目选题方案，使科教频道节目更具前沿性和现实性。

第二，顺应新媒体时代趋势，加强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跨界互动。“微时代”、“微媒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代名词，微博、微信、手机报等新技术极大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空间，衡量信息距离的时空标尺大大缩小，“微时代”的到来也对传统电视媒体产生挑战。电视是一个瞬间传播手段，科教频道只有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和合作，开展跨界别的媒体传播，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前，央视新闻频道已经在新浪微博开设“央视新闻”主页，全天候播发世界各地重大新闻事件，与广大网友交流互动，特别是在“4・20四川芦山”地震中显示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引导能力和服务能力。笔者认为，借鉴央视新闻频道的成功经验，央视科教频道也有必要在微博平台上开设“央视科教”官方微博，整合各栏目已有微博，加强线上与网民的互动交流，及时解答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科学难题。此外，央视科教频道官方网站的内容也较为单一，主要是栏目介绍与回放，在视觉冲击力和互动性上仍有改进

空间。

第三，强化科教栏目的社会服务功能，将科学传播融于百姓生活。如何增强科学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科学传播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科学传播不是简单地传递科学信息，而是使社会公众共享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培养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意识，因此，科学传播的真正目指向是培养具有较高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合格社会公民。科学传播是一个潜移默化地过程，个人对科学传播的价值评价程度直接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实现成果，提高个人对科学传播价值的评价程度就要将科学传播与个人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将科学传播与公民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强化科教类栏目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一方面，要展开市场调研，了解目标观众对科教类栏目的新需求;另一方面，提高节目制作水平，邀请普通百姓参与节目之中，既可以与其展开互动体验，也可以让普通百姓在节目中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常识。

第四，开发科教频道衍生产品，丰富科学传播的形式和手段。科教频道的电视节目专业性、服务性、指导性都强于一般的新闻类节目、经济类节目和娱乐类节目，由于电视传播属于瞬间传播，对普通公众基本而言几乎是“一次传播”，一旦在未来某日察觉有一期节目对解决某一现实问题具有重大帮助，但苦于节目播出间隔较长很难进行“二次传播”。因此，有必要开发生产科教频道的科学传播衍生产品，将电视节目生产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例如，将具有很大市场需求的电视节目加以包装后，出版图书、碟片等其他媒介进行市场销售，也可同其他电视台展开业务交流，也可降低科教节目制作成本[11]，还可以丰富科学传播的形式和手段，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总之，央视科教频道是我国开展全面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央视科教频道只有转变“电视人办电视”的传统观念，加强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跨界互动，强化科教栏目的社会服务功能，开发科教频道衍生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进一步巩固央视科教频道科学传播主阵地的地位，才能在为提升国文化技软实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智锋，赵帆.创建“科教频道”的意义和价值[J].电视研究，2001（7）：33-34.

[2].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6-7-（1）.

[3]刘华杰.应推广科学传播概念[N].光明日报，2000-5-8-（6）.

[4]翟杰全，杨志坚.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8）：86-90.

[5]任福君，翟杰全.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49）.

[6]汪平，郭利新.潜心经营 打造中国品牌―― 就“科教频道”的创建访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主任高峰[J].电视研究，2001（7）：23-26.

[7]李翔.用科学实验破解盛行流言―― 电视科教类栏目的科学传播新路径分析[J].新闻界，2012（4）：30-33.

[8]冯其器.科教类电视节目如何实现科学传播[J].中国记者，2012（5）：87-88.

[9]齐蔚霞.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品牌之路[J].新闻知识，2007（11）：58-59.

当代科学篇4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当代科学篇5

我认为首先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形势，才能正确认识文艺学学科当前所出现的争论与今后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说，当前所面临的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以及由乡村状态到大幅度城市化的转变。而从文化的角度说，则是从印刷的纸质文化到电信与网络文化、由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到受众空前的大众文化、由文化的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而对文艺学学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出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即哲学领域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表现为由主客二分到有机整体、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由欧洲中心到多元平等对话的转变等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必然对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形成巨大冲击。从传统的文艺学来讲，历来以认识论作为其哲学根据，在权威的教材中宣布“艺术就是作者对于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作典型的形象的认识”。但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对于这 种混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论文艺观是否定的。而对于文艺学的对象——文学艺术现象，由于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勃兴，审美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在文艺、生活与商品之间难以划清界限的广告、服饰乃至影视剧、影片、vcd等等。因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难以蠡清。而在传统文艺学的主要范畴上，由于上述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对主客二分“解构”的各种现论的流行，因而也出现诸多歧异，乃至于颠覆传统的情形。例如，文学与生活、形象与典型、文本与读者等等，由于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意义的追寻、接受美学的阐释本体等理论现象的传入，以上传统范畴的固有内涵均难以成立。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文化研究的盛行，也导致了对传统的审美的内部的研究方法的解构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确面临空前尖锐的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但其实也正是一种发展的机遇，促使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面对新时代，改革旧体系，充实新内涵，真正走上与时俱进之途。因为，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动力。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上述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自我审视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出现过以西方古典形态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僵化教条理论模式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现象。例如，在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实践美学”，其主要提出者就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从分析解决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这显然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上是一种倒退和误解。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到正确评价，虽然这种理论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传入，迅速传播。但对其理解和评价总难统一，长期以来我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对其价值意义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其克服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走向存在意义的追寻与“非人类中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钱钟书、宗白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用西方古典形态“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和谐论”美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硬套中国古代建立在“天人之际”、“阴阳相生”、“位育中和”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情形。以上回顾旨在说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确存在不适应时代要求，相对落后，急需改革的一面。而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又的确给文艺学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无疑是文艺传播的革命，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对传统精英阶层文化霸权的一种冲击，并使文学艺术的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扩大，而文化诗学则给文艺研究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社会文化的转型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低俗趋势、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泛滥、城市化与社会竞争所形成的精神疾患蔓延、网络化所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等等，集中表现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非美化现实。这一切恰恰为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 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das verfugende einer fuge）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并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这就是“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诗意地生存”。这正是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应运而生。

文艺学学科的当展还必须转变观念。面对新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传统形态的文艺学将逐步得到改造。在哲学根据上，主客二分的传统认识论将代之以现代形态的有机整体哲学。而传统的文艺学学科自身严密而清晰的超稳定的边界也将打破，而代之以跨学科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当然，文艺学学科也不是无任何边界，让人无法把握，而是具有相对的学科边界。例如，在美与非美、文艺与生活的边界问题上，可以具有社会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与“人的诗意的生存”作为其方向。在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形态上也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统帅下呈现多元共存、多姿多彩之势。而随着对当代西方“解构”理论的某种认同，文艺学学科领域的“欧洲中心”也将逐步打破，而代之以中西平等对话，特别是在摈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后，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古代“言志说”、“意境说”与“气韵说”等古典存在论文艺观与现代文艺学优秀遗产的重新阐发与继承弘扬。

当代科学篇6

历史赋予哲学社会科学以揭示人类规律和推动文明进步的使命。与自然科学的揭示一般物质世界的必然性不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科学”和“解释性科学”，不但要揭示社会规律的必然性，还要揭示把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可能性的社会力量和实现道路。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激烈的社会大变革，一定是以思想的大发展为先导，也一定是以思想的大丰收为结果的，因为深刻的社会实践需要伟大思想的引领，生动的社会实践又催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说，“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思潮涌动、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正进入铁器时代，铁器应用于牛耕技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私田制开始替代井田制，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铁器应用于战争使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力得到提高，战乱成为常态。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时期，奴隶的觉醒反抗与奴隶主的挣扎反扑、封建诸侯的出现形成与割据抢占，使春秋战国500多年经历了600多场战争，是社会动荡最剧烈、社会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阵痛期。社会秩序被破坏，价值观念没形成，旧的体制被摧毁，新的制度没建构，战争带来重组，动荡产生变局，阵痛分娩思想。因此必定会有思想家东奔西走，振臂高呼；必定会有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应运而生，风云激荡。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弛、私学兴盛、杏坛遍地，宽松、开放、自由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给了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以讲坛、平台、渠道，于是各家竞相登台，诸子各树一帜，各领风骚两千年。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公元前400年前后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的一次智慧大爆炸时期，东西方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如中国的孔子、“古希腊三贤”、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古波斯的先知等。基督教的前身《旧约圣经》也在这一时期诞生。回望2500年前的那段岁月，人类思想的天空是多么的绚丽与辉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与“古希腊三贤”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他比亚里士多德年长167岁，比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年长124岁，比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还要年长82岁，这意味着，中国的孔子以领先西方思想先哲的脚步，接举了人类文明的圣火。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的慧根、人类的福根，他圈点了中华文明的共有圆心，也确立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

再从人类文明交流史的角度看，孔子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被儒家兼收并蓄，孟子、荀子以及汉代经学、唐代经学、两宋程朱理学、宋明陆王心学、清儒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的加入，使儒家思想蔚为大观。中华文明离不开儒家的入世，少不得道家的出世，缺不了佛家的来世。儒家的仁爱忠恕与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以法为本及法不阿贵、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等，一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情怀；儒家思想与本土道教一道，在与外来佛教、基督教的碰撞中借鉴吸收，变而不化，刚而不脆，走而不失，以超强的内敛能力、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和融合能力，守住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主体。南北朝、元朝、清朝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使儒家思想增添异彩。儒家思想一路向周边传播，到达朝鲜、日本、越南、马来半岛等地，一路向西渐进，在中国西部地区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文明相遇，和谐共生、相互滋养。通过古代一带一路，不少儒家经典以法文、德文、英文、拉丁文出现在欧洲，影响过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卢梭、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法则，不光具有文化价值、哲学意义，也具有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准则价值。

回望历史，中华优秀文化让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没有思想理论创新的自信。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应承担起继承文化传统、延续民族血脉、推动文明演进的重任，这是历史的使命。如何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中，研究探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的历史课题，也是文化责任、哲学担当和理论自觉。

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以观照客观世界和反映社会实践的担当。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发展、最有作为、最有成就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结合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次理论飞跃都是时代的结晶、现实的产物。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结出的新成果，是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开辟的新局面，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新境界。

实现中国梦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现实目标和时代追求，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聚焦的课题。抚今追昔，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追梦史。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大秦帝国，到封建社会历时最长的大汉王朝；从物质实力最丰厚的大唐盛世，到经济科技文化鼎盛、古代四大发明有其三、唐宋八大家有其六的大宋王朝；从历史上疆域版图面积最大的蒙元帝国，到人口最多、拥有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中国古代400多个皇帝做了2100多年的帝国梦，都在梦求国家富强、天下归心、长治久安。但“帝国梦”说到底是帝王的梦、是权贵阶级和封建专制集团的梦，不是人民的梦，注定要破灭。近代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致力救亡图存，但各种各样的救国梦都没有成功，他们看对了方向但没找准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实现了救国梦，还实现了成立新中国的建国梦。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富足、人民富裕的富国梦。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使中国开始了强国梦的新征程。从帝国梦、救国梦，到建国梦、富国梦、强国梦，五个梦、五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可谓一梦几千年。中国梦是历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道路的里程碑、中国文化的制高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深度开掘的富矿。

实践是诞生真理的唯一产床，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人文关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论创新当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际、直面现实、紧跟实践，才有现实的骨感、时代的质感。的重要讲话中用“五个面对”“五个如何”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都是重大的现实课题。要实践出题、理论做答，学术命题、现实解题，不能脱离实际、偏离中心、游离生活、远离人民，要从生动的实践中寻找课题，从火热的生活中寻找答案。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哲学社会科学要带着问题走、带着问题想，培养发现问题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本领，述学立论、建言献策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发现问题为出发点，解决问题为落脚点，用创新理论的钥匙开启社会问题之门。

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建设的水平，决定对重大思想理论的研究阐释的水平。没有认识的升华就不会有理论的创新，没有理论的突破就不会有思想的飞跃，没有思想的力量就不会有行动的坚定。创新理论既来源于原著原文原理，也来源于实际实践实务，要学与用、知与行、虚与实相结合，不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不搞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对“五位一体建设”“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要全面系统、深入具体，不能浅化、简化、固化、僵化、异化，浅尝辄止、曲解误读，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要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的真理，以创新的形式、创新的手段、创新的方法普及创新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先进者。故步自封、急功近利、刻舟求剑、闭门造车、照猫画虎、生搬硬套等，是学风问题更是思想作风问题，是创新理论的天敌。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立场和观点，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社会变革的新探索、客观实践的新指导，这是实践要求、现实需求和政治责任。

发展赋予哲学社会科学以拓宽国际视野和增强思想定力的责任。今天的中国是在竞争的环境里致力于和平崛起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开放的背景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复杂的意识形态中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势必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因而针对中国的战略争锋、政治争斗、领土争夺、国际事务争议、意识形态争辩、经贸争执、网络争端、科技争先、能源争抢、军事争战、人权争吵、文化争论、学术争鸣等，会交织出现、频繁发生，中国道路遭遇的困难、面临的挑战、潜在的风险前所未有。要在与狼共舞中成长、在围追堵截中壮大、在斗而不破中获胜，必须要有政治智慧、斗争韬略、战略定力和理念支撑。

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一些有害思潮、错误观点时常暗流涌动、沉渣泛起、兴风作浪，推崇西方宪政民主、多党制、“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自由观、军队国家化等的有之；搞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用改革开放前后30年相互否定、质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编造谣言谎言歪曲党史国史军史，丑化领导人、抹黑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等的有之；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曲解、消解中国梦的有之。这些思潮的核心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走过了500年的历史，坚持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广阔的视野、自信的气度、坚定的意志，做到旗帜不倒、立场不变、阵地不丢，在深入研究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战略、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重大问题上有所作为。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承担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任。大国需要大智，强国必先强智，要积极吸纳人类文明的共有智慧，借鉴国外优秀的智力成果，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实用型、服务型的，国际顶尖、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要增强中国智库的思想推动力、成果转化力、国际影响力，让中国“智”造贡献人类、影响世界。

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平等对话，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推介力度，让世界倾听中国、感知中国、认识中国，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理性、公正地看待中国；寻找中国元素的国际表达、中国语境的国际解读、中国角度的国际视野，提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文化竞争力、学术影响力。

我们不期望用中国的钥匙开各国的锁，但也不能照外国的葫芦画中国的瓢，更不能把外国的月亮当中国的太阳。既要有西边的满天星又要有中国的北斗星，既要有国际方位又要有中国定位，既要有国际话语表达又要有中国话语体系。原创首先是独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突显中国理论的主体性、民族性、创新性，在国际舞台中占有中国议题的设置权、中国话题的制高点、中国事务的控制力。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历史承接与民族特性中突出中国特色，在原创理论与体系构建中彰显中国风格，在关照世界与关怀人类中展示中国气派，这样才能在世界文明和人类思想的百花园中独放异彩、有所贡献。

历史使命不可忘却，时代责任不可推卸。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用历史的眼光、时代的观照、发展的思路推动理论创新、思想解放，以更多更好更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推动社会的伟大变革。

（作者系《党建》杂志社社长）

当代科学篇7

论文摘 要：食品科学创新理论及研究开发的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理论及创新思维方法相吻合。科技革命可以看作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的食品加工产业的加工方法、检测标准、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供了新颖的技术研究平台，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食品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促进科技革命的进程。

所有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2]。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一、当代科技革命是推动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一）百年来食品科学发展的历史思考

我国食品学科发展历史悠久，自1902中央大学创办农产与制造学科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萌芽期（1902—1952）、发展初期（1952—1978）、发展期（1978—90年代中期）及快速发展期（90年代中—）四个阶段，可以说我国食品学科的发展受到过战争因素的洗礼，经历过“”的停滞不前，而今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下，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食品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3]。目前我国的食品学科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已发展成科技含量较高，学科方向系统性强的朝阳学科，如果没有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推动力，就不会有今天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二）当代科技革命与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

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植与养殖、规模化加工，并通过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兽药、激素及初级食品添加剂等以促进农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增值，在提高食品数量安全，满足国民温饱的同时，严重忽视了食品质量安全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危害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随着食品科学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诸如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微生物繁殖及各类添加剂肆意使用等问题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安全、营养、便捷、风味”的饮食理念成为食品科学领域改革与完善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食品科学专业通过充实完善及科学发展，引领食品加工企业良性循环发展。作为任何一名食品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必须牢记“每一份良心创就每一块食品”。

二、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

当代科技革命使整个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食品加工模式上，由单纯的传统加工模式转变为“方便-安全-营养”的现代加工模式。现代食品加工的创新理论与高新技术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越来越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是由于科技条件及科技成果应用的局限性，目前对于某些食品加工过程中品质劣变的机理与控制技术的研究欠缺，相关现象的追溯与解释过于模糊，食品加工产业所涉及的各类标准与规程尚待优化集成。这些都给食品生产者在处理具体的质量问题时带来模棱两可、无所适从的困惑。但这些并不能否定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正因为食品科学领域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抓住当代科技革命所赋予科技发展的机遇。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是：坚持以食品加工开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立足绿色食品的主体地位，积极引进现代产业化高新科学技术（包括食品加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弥补特色食品、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安全检测等方面的不足。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4]。食品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学术繁荣都是通过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实现的，要实施食品技术科研成果与食品加工企业的示范和推广的有机结合，坚决反对食品加工企业、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两张皮的局面。

（一）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食品加工企业的监管体系及扶持办法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二）依靠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确立食品科学发展的重点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将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该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成果，可为确立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重点提供科学性的依据。能源危机、气候环境污染及食品资源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创新型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是节能减排，提高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程度，并明确提出加快把食品生物技术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基于对生物产业发展前景以及新世纪新科技革命战略机遇的判断，也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食品加工方法、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完善，符合当代科技革命阶段性发展目标。

三、科技革命为食品科学提供了创新发展平台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已明确科学理论的发展与革命往往会引领应用技术的革命，从而导致应用技术的创新变革，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6]。食品学科的发展史同样表明，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着食品学科发展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进步仍然是其直接动力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进步是食品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科学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是一个国家食品质量监管与控制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攻关研究，在精密检测仪器设计、食品安全预警模型构建及不安全因子协同评估等方面成果显著，并基于单元技术成果集成，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系统。突破检测技术壁垒将成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生产的关键，新科技革命已经带动了智能芯片技术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改造相结合的创新模式，研究制定了系列适应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高新检测方法与标准，提升与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体系及食品质量监控体系，产品国际市场接受力度大大提高，如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我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浓缩苹果汁生产及质量控制标准（gb/t18963-2012），有效推动了我国果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再者，酶联免疫及蛋白质组学等分析技术的发展亦显著提升了食品不安全因子检测和食品毒理学评估的水平。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的进步及科学性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来源之一。

（二）生物技术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代生物技术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发展迅速，在推动并促进生物技术从传统技术研究领域转化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同时，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利用分子克隆、dna重组、细胞融合及活力保持等技术可以对食品加工过程和食品品质进行改良，并且通过分子标记等技术，可实现危害或功效作用机制的有效评价，更为准确地实现构效关系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可获得优质传统发酵制品中的特征性表达基因，有力克服了传统培养与分离方法对不可培养微生物的失效性。由此可见，生物技术的进步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食品科学的变革与发展。

四、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技术研究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食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带给了国民富足且多彩的饮食享受，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其中食品加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将当今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理念嫁接于我国食品加工业，不断提高加工型食品的市场接受力度，是每位食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与方法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即是科技与知识频繁更新的时代，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是食品科技人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食品研发人员与食品加工具体操作人员知识层面严重脱节是目前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食品加工操作人员自行对加工工序简化与调整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产品生产有章不遵、品质难以保障。同时众多食品企业研发机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较为滞后，单凭嗜好性为评价指标的勾兑或调配方式成了某些食品企业研发部门开发产品的主要形式，涉及食品营养协调、质量安全评估及食品重组性能的研究较少。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学术讲座及学术交流可成为食品加工企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主要方式。

（二）通过创新开启食品加工业新纪元

创新意识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依据“安全、营养、健康、便捷”的创新原则，实施产品升级是食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重复性跟踪研究较多，产业化应用技术成果较少，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如在人工合成抗氧化剂和防腐剂的安全性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开发天然的具有抗氧化及防腐性能的食品添加剂或应用产品，将开启食品加工业的新纪元。总之，从意识形态及创新体制等多方面对食品加工业进行彻底变革，才能真正营造食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三）开展校企联合攻关，加强科研团队意识

一方面，目前食品科技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室科研数据与企业生产放大的差距较大，个别科研人员缺乏团队精神，科学研究不够严谨，研究结果可信度与可靠性较低；另一方面，我国一些食品企业产品开发与科技更新意识淡薄，忽略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附加值，甚至形成了企业与科研机构独立行事、互不信任的局面。以企业为技术示范基地进行科学技术成果实践验证，或开展校企联合攻关，是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积极总结食品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新挑战，时刻围绕特定时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进行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更大挑战，正确处理各时期人们饮食、营养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发展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1]赵建军.世界新科技革命与自主创新[j].理论视野，2006，（6）：30-31.

[2]夏道宗，王慧铭，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其伦理学思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710-711.

[3]章海风，路新国，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餐桌安全的影响[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12）：12-13.

[4]曹孝斌，张建.现代科技革命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j].中国西部科技，2009，8（2）：23-25.

当代科学篇8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当代科学篇9

从党际关系范式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出发，从更为宏观的“政党三维关系”研究范式着眼，就会发现，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代表、多党派为民”为显著特征的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制度化成果，构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科学内涵。把握这一科学内涵，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科学发展，提升政治文明水平到新的高度。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科学发展；政治文明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2-0016-03

政党制度是为一定的国家制度服务，经过政治互动而形成的由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制度化成果所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成果，创设“政党三维关系”研究范式，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作出全面揭示和科学阐释，有助于提高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开辟道路”时期的恢复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新的政治路线，推动国家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为政党政治的新发展打开了大门。从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到1982年《宪法》规定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发挥各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党政关系开始进行调整，同时，逐步探索各派参与国家政权的形式和途径。在党际关系方面，从各派组织恢复重建，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再到1988年各派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多党合作经常化的探索，党际关系开始向制度化建设迈进。

（二）“加快建设”时期的创新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1989年底，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各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参政党地位，由此形成共产党执政、各派参政的新的党政格局；中国共产党与各派之间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有了明确规范，中国的政党政治由此步入党际关系制度化建设新阶段。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纳入法治化轨道。2000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概括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明确了党政之间“执政—参政”的结构特点；提出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原则，进一步发展了团结奋斗的亲密党际关系。2001年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创新发展提供了指导，一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二是提出共产党要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为密切新时期党群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科学发展”时期的和谐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当代中国政党政治走上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轨道。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党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2007年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特别是2011年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同心”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政党政治走向和谐发展新境界的重要标志。

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党际关系方面。由于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的政党政治有本质区别，西方的党际关系研究范式并不适于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这就需要突破党际关系研究范式，找到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根据中国政党制度中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方面的实践，创设政党三维关系研究范式，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

第一，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关系主要有三类：一是共产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各派与各自联系的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二是共产党与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各派与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三是共产党与各派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个以政党为主体、人民群众为基础、国家政权为中心的互动系统，构成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有机整体，其制度化成果则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完整内涵。

第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的国体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始终是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各派保持进步性的立党之本，执掌和参与国家政权始终是共产党和各派实现政治纲领的中心问题，在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内涵时不可忘记本源、无视中心。如果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从科学发展的高度上讲，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本质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的共产党领导制度，具有政党三维关系的丰富内涵，应该抓住本质、全面研究，推动多方面协调发展。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制度（全面涉及政党三维关系）、多党合作制度（直接涉及党际关系）、政治协商制度（大量涉及各派与各界别群众的关系）作为主要标志，本身就体现了三方面关系。在对外宣传上，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党对话交流，可以将我国具有丰富内涵的政党制度简称为多党合作制度，但多党合作不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全部内涵，不应以偏概全。

（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党际关系内涵

1.党际关系中的“共产党领导”是指共产党对各派进行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实现这种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一是依靠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各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二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在重大是非、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好政治引导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党际关系中的“多党派合作”是指，共产党和各派在协商达成的共同政治准则基础上、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合作。实现这种政治合作的基本途径，一是政治协商，即共产党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同各派进行协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二是团结共事，即共产党与各派的干部一道参加国家行政机关和政协工作，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而协同努力；三是互相监督，即共产党与各派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彼此进行政治监督；四是支持帮助，即共产党支持各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搞好自身建设。这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党际关系格局作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涵不断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必将继续创造更加丰富的制度成果。

（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党政关系内涵

1.作为党政关系的“共产党执政”是指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一是科学执政，即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国家政权；二是民主执政，即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领导人民有序参政；三是依法执政，即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2.作为党政关系的“多党派参政”，除了共产党因执政从而当然参政以外，主要是指各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实现多党派参政的基本途径，一是各派成员担任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工作；二是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加强与各派的联系，使各派成员参加有关活动；三是各派通过考察、调研向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四是各派负责人参加重要外事和内事活动。在“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制度化党政关系格局中，执政党和参政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和发挥国家政权职能。

（三）“共产党代表、多党派为民”的党群关系内涵

1.党群关系意义上的“共产党代表”是指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牢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共产党代表的基本方式，一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真诚服务群众，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二是通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表率示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党群关系意义上的“多党派为民”，不仅指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当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主要是指各派广泛联系多方面群众，积极反映、协调和维护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实现多党派为民的基本途径，一是通过考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推动解决各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二是通过创造载体，兴办公益事业，加强思想引导，扩大交流联谊，推动各方面群众团结和谐。长期以来，共产党和各派创造了密切群众关系的许多好经验，不少经验实现了长效化、制度化，成为支撑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一极，与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制度化成果一起，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鼎立架构。

（一）科学研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时空方位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超越了多党纷争、轮流执政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模式，创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模式；超越了一党合法、独揽政权的“垄断型”政党制度模式，创立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参与型”政党制度模式；超越了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谋私型”政党制度模式，创立了“共产党代表、多党派为民”的“为公型”政党制度模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处于围绕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推进和完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代表、多党派为民”的集“政党—政权—人民群众”于一体的“科学发展型”政党制度模式的时空方位。

（二）推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科学发展

1.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政党制度建设。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加强政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及时将好的做法转化为政党制度成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推进政党制度建设不停顿。

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着重加强党群关系的制度化建设。一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各项制度建设，使各派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大平台，做好所联系的各界别群众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进而实现各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保持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大环境。二要建立健全基层党群互动制度，建立相对稳定而又适时创新、因地制宜的领导干部定期调查研究制度、决策听取群众意见制度、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群众诉求反映和反馈制度、群众权益维护制度、群众思想教育引导制度等等，通过各种符合基层实际、受到群众欢迎的党群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形成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基层政治环境。这两个层面的党群关系制度化建设必将成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先进性体现。

当代科学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战略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154-01

一、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

当代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新的科学发展、新的技术突破及重大集成创新不断涌现，科学成果产业化速度越来越快。

科学创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高科技人才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结合更加密切；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与空间科学技术等五大技术将成为引领未来新技术革命的主导。

二、当代科学发展的战略需求

(一)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第一，农业。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难以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满足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可靠的支撑。第二，制造业。效率低，装备落后，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全行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比例非常小；占固定资产投资的设备中，很大一部分靠进口解决。第三，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度和增加值率低，高技术企业仍处在劳动密集型阶段，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第四，现代服务业。水平不高，特别是金融、电信、中介服务严重滞后。

(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第一，人口需求。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通过科学技术扩大就业；提高公共卫生与健康水平。第二，资源需求。从资源消耗型向节约型转变。第三，环境需求。从忽视环境保护向重视环境保护转变。

(三)保障国防和公共安全的需求

第一，国防安全。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尚在，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接触与遏制”政策；中亚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恐际主义、分裂势力等国防安全面临复杂局面。第二，公共安全。我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和伤残，经济损失6500亿元，是世界安全事故、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

三、当代科学发展的对策

在后工业时代的人类文明面临着诸多考验――资源、环境、人口以及战争等，当代科学发展也面临着诸多考验并受制于各种因素。科学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人类无法改变事物的客观规律，但能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让当代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让当代科学在人类文明的作用下，朝着有规律的方向前进。所以，就当代科学发展的研究规律，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一)做好当代科学发展文化环境建设

当下中国已经挣脱了思想上的枷锁，但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限制学术自由的诸多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

所以，应该做好当代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条件和职业安全；重视和发展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尊重和鼓励人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进一步营造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社会环境；重视价值理性，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实现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培植以求真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保持怀疑精神，增强科学创新。

(二)坚持自主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是，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制建设，重点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推动跨学科研究，培育和支持新兴交叉学科。

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国当代科学发展的延伸提供基础。壮大创新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体系。进一步扩大科技队伍开放，加强当代科学发展的国际交流，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科技创新要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重视当代科学实用性，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