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范文10篇

后现代观念作为一种“外舶”文化，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创造。虽然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极快，而且也很前卫，但从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角度来看，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首先，现代艺术过多地注重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艺术家过分强调作者的艺术观念和表现，而极度忽略了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有些行为艺术充满荒唐、痛苦和血腥，这些作品很难被我国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甚至一些老的艺术家也不能读懂），所以就中国范围而言，中国的现代艺术只能说是艺术家的艺术，是少数人的艺术。其次，我国的某些现代艺术过分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口味，而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这种严重背离我国文艺创作指导思想的艺术表现肯定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就不会具有顽强长久的生命力。在这种状况下，“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对现代文化的另一种思考，也就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全球范围“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也在不断地寻求艺术表现的新出路，艺术既要“神圣”有“尊严”，又要面对大众的消费市场，艺术创作从追求艺术自身语言前卫、个性的理想而转向大众文化，大众审美理想的表现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国的现代艺术向“后现代”的迅速转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笔者认为，在“后现代”语境影响下，中国的当代绘画艺术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突出变化。

第一，某些艺术家的创作价值观发生改变。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美术具有工业文化追求消费的特点，有的画家告别了80年代的那种追求艺术永恒的创作精神，而转型为眼睛紧盯市场，力求通过市场效应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艺术家的创作抛掉了老一代艺术家走西北，爬黄土，进青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升华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思想，在创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淡、简、软，以取媚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价值观。

第二，以美术政治波普来突出自己的先锋姿态。近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的新生代或实验派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的话语。无论是“89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祈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都表现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画家渴望走出这种困境的悲壮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有的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的生存状态、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画家的作品，画面多表现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群。画家将那种“”语言的高歌猛进式的、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彻底抛在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

第三，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表达。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他们已经不再通过绘画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地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欣赏作品时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人们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作品让人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而现在许多人接受艺术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调剂视阈、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有些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国的现代艺术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众审美理想的表达。在画家笔下，伟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为理想的超人和侠士。在艺术家群体中，女性艺术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艺术大堂，对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锐地对社会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为文化现象在画家笔下所表现。轻松自由的创作形态下，“泼皮艺术”“唯美艺术”“消费艺术”同时被不同的受众所接受。在这里，艺术家所具有的审美愿望和大众的审美理想皆得到实现。艺术家在揣摩受众审美理想的同时，不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满足了人生社会价值的理想实现。人们像在欣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轻松地对待艺术和欣赏艺术。更有甚者，现代的“消费艺术家”能把肉皮、动物毛发、蚊虫脚、儿童喜爱的果冻等都作为观念符号运用到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瞬时即逝的艺术形象再也没有传统艺术的永恒，就像果冻一边被吃又一边被大量的生产一样，艺术家大批量的生产着能够满足受众的短暂艺术，又在快速的艺术品消费中获得了金钱和荣誉。艺术家的社会价值理想也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和消费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艺术创作理想。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力求使美术创作能满足欣赏者角色本位的审美理想，如刘晓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这种艺术理想的体现。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拉拉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缈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的确，具有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下的大众性和大众审美特性，促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与“繁荣”，但它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中国具体的问题和现实语境中去，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实践的缺憾。因此，对中国的“后”现象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又难有定论的工作。我们既要认识到这是世界“文明冲突”或“文化渗透”的必然，又要冷静对待由后现代文化现象所引发的否定或质疑，这种思考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当代艺术能真正走向前卫和繁荣，并沿着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我在这里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严格意义的“正统文学史”上的“当代诗歌”。在“正统文学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这四个时代的分界线的。所以，“当代文学”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然而我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指这样一个正统文学概念；而且我所指的“当代”，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代”的意思（他们所说的“当代”，是指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一句话，我所说的“当代诗歌”，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的诗歌。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时代进步，广告载体的发展日新月异。本文对当代广告载体进行研究。“三网融合”成为新型广告载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手机短信也作为新型广告载体出现，快速消费品以及商品也将发展成新型广告载体。这些新型的当代广告载体将会蓬勃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的广告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新型广告载体;三网融合;发展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大网络经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含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三网融合”并不意味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不仅能在手机上看电视，还可以通过电视遥控器打电话，随需要选择网络和终端，而且只要拉一条线、接入一张网，甚至还可以完全利用无线接入的方法就能通信、电视、上网等各种应用需要。

(一)电信网———手机

汤劲在《手机短信———新型广告载体》一文中提到，自从无线移动电话问世以来，全球手机用户突飞猛进。根据信息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431000000户，同比增长44．9%。手机短信方便，价格便宜，容易收发，已成为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喜爱的信息交流模式。现在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消息载体和平台，人们越来越依赖它。就像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手机短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他不仅促进了人类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为新媒体文化景观建设的重要力量。据新华网报道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手机用户，位居世界第一。所以和低收视率的传统媒体的比较，具备更全面的优点:1、它覆盖的面积广，受众多，迅速便捷，可及时传送。在传播信息的实效性上，手机短信比其他媒体甚至网络更具有优势。2、流程短，受制约因素少，发送便捷，一个广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并且不受到发送时间和手机开关机影响。3、费用低，国内自动漫游是手机短信的特殊功能，不管把信息发往国内哪个地方，费每条都是0．1元。在成本上相比传统媒体占据很大优势。有了这些特点无疑造就了手机短信的通用性和实用性，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被接受。

(二)有线电视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倾销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焦点问题，不但呈现出新的特征，而且经常引发各国间的贸易摩擦。因此，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深化的特定条件下，国际反倾销在21世纪初期将会出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就更为引人关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登堂入室，成为当代贸易壁垒的主导

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现象之一，反倾销作为贸易壁垒的一种手段，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是，尽管反倾销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却始终未能成为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并且经济理论界、贸易实业界、法学界对其还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看法。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的不懈努力下，传统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关税壁垒由于世界各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而名存实亡，加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人为的干预措施也日益减少，新的更为有效的贸易壁垒呼之欲出。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保护和保障措施、技术门槛、绿色贸易壁垒等一大批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相继登台亮相，并为世界各国选择使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反倾销作为抑制不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青睐，不但登堂入室，而且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完全有可能在21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

审议磋商，反倾销规则趋向规范严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要求，所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需要定期接受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议，以便促使每一成员方提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与规范性，从而有助于增进成员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或避免贸易争端。显然，为了确保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能够被其他国家审议接受，接受审议的国家就要按照国际反倾销公约的基本规则，对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字斟句酌，尽量避免发生误解或矛盾。这样，经过不断审议的各国的反倾销规则及其政策措施，就会逐渐趋向规范化，或者至少在形式上趋于一致。

摘要：本文通过时当代服装专营店设计思路的现状分析、特征总结以及研究其发展趋势、尝试探索一条遵从当代营销战略的服装卖场设计的新思路。

关键词：服装专卖店营销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供求关系的扩大化各类大型购物空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间元素良好的卖场空间是展示商品、吸引顾客、激起人们购买欲望的重要手段服装专营店是专门经销某一特定服装品牌产品的专门性卖场由生产企业直接参与规划管理r很多知名品牌的服装专营旗舰店.甚至会邀请该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参与店面设计服装专营店是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窗口，作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环节，专营店对品牌的塑造、认知和推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服装专营店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根据空间的基本情况。综合运用技术手段、艺术手段和美学法则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发挥创作思维创造出一场既符合展示、购物功能要求又符合人们生理、心理及视觉要求的服装盛宴。

一、当代服装专营店的特性

当代服装专营店一般具有三重功能：

摘要：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当时的文化界和文艺工作者有重大的指导和引路作用，在今，对文化的繁荣与文化产业中文艺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当今世界，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首要因素，同时，文化也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所体现出来的强大作用力更要求我们国家对其重要性不容忽略。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代文艺；文艺启示

一、文化的“软”作用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此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可译为文化工业/产业。当今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世界，虽有局部热战，但国际形势整体尚好，国内经济政治稳定，不容忽视的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来越多的提到国家的层面上。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强权和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应对、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文化产业。在发表《讲话》的1942年，当时中国存在着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外来入侵者的腹背受敌的危急状况状况。清楚而先见认识到文化在人民军队和战胜敌人中的不可小觑的作用，并分析了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立场的文化，如何看待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自己人的关系，就我们国家现在的态势而言，政治稳定、经济逐步增长、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是肯定的，但文化的发展却未及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与今后长期发展的国际态势，各国间经济与科技的较量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日益紧张、激烈，文化软实力的位置就摆在更加明显的地方。就文艺工作者而言（先暂时以这个称呼自居），文艺作品的质量关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文艺作品的传播速度之快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之大，是一个国家不能忽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对国家产生向上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应该提倡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与民心的文艺作品。

二、文化的“吸收”与“去除”

在发展本国文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本国的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识别本国文化发展与外国文化入侵的关系，即文化的方向性“东”与“西”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对于外来文化，我们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个别的激进分子持全盘吸收、全盘西化态度，又有个别的保守分子持坚决反对、“闭门造车”的态度。的《讲话》谈到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都是片面的，虽然此篇文章的背景与现在完全不同，所提到的“改造”与现在所需要的亦不尽相同，但同志的思路和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的“笔杆子”，需要《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等合唱或独唱作品鼓舞士气，需要各种优秀文学（诗歌）的振奋人心的艺术作品，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这些艺术作品，全部都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当今的大时代下，中国的文化界也有许多成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山西省作家刘慈欣在2015年8月23日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这些艺术作品的成功，除了有作者本人的思考和努力，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作就可以的，而是要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去粗取精才能创作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大熔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得以流通和融合，文艺创作者的眼光应该着眼于全世界，站好自己的立场去创作去写实。

【摘要】历经了漫长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才形成的反腐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反腐思想包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群众监督、建立法律法规制度等。分析和研究反腐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廉政建设及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反腐思想；启示

一、反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也是预防和反腐过程中的锐利思想武器。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他倡导以马列主义作为全党和人民的指导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反腐败，保持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思想根基。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这说明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真正入党。（二）强化监督机制。深刻认识到群众监督对防腐的重要性。他历来强调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民主作风，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更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要想强化民主监督，就要更好地开展党内外监督，对党员以及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进行相关的督促，督促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党政干部把自觉提高自我修养和依靠人民群众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学习，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面对批评和批评别人时秉承虚怀若谷和客观公正的原则，这样一来就很好的将我国历史上重教化的“贤人政治”传统和西方重监督的“民主政治”传统的合理因素结合了起来，为廉政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三）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一直提倡法律面前所有人都平等，违法必究。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曾反复告诫广大干部群众要学法、守法，不可违反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法律法规。指出不管何人都必须遵照党纪国法来行事，对于腐败分子必须给以严厉惩处，以此来确保党的纯洁性。同时，在进行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过程中必须加强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国后，针对某些领导干部堕落变质、不发资本家为谋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等现象，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贪污腐败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惩治和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种途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熏陶而且党组织也得到了净化，并严厉打击了腐败现象，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弘扬。

二、反腐思想的发展进程

（一）反腐败思想的萌芽时期。反腐思想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最早萌芽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倡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革新党内封建思想的残余，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如反铺张浪费、反贪污受贿、反官僚主义等。“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928年，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以及“八项注意”，初步把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在《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思想上防变、组织上治腐、经济上清白的主张，这标志着反腐思想的重要开端。（二）反腐败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反腐思想的初步形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都为腐化思想提供了温床。因此着重强调要警惕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各种权利与利益的诱惑，他提议发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告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呼吁全党要保持优良作风。（三）反腐败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时期。反腐思想的发展和完善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八大”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建立了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委检查委员会；建立了廉洁从政的一系列制度，如实行人民群众监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反腐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政治上反蜕化变质、思想上反腐朽堕落、经济上反贪得无厌、生活上防挥霍浪费、防止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等就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四）反腐败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八大”后到“”反腐思想的发展遭受了挫折。深知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他充分认识到领导干部树立榜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本人在各方面起着先锋模范作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但八大过后不久，国内扩大化的整风反右运动逐渐摆脱了法律轨道，这不但没有达到遏制腐败的目标，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做出了错误估计。反腐思想在这一时期遭受了严重的曲折，这是反腐思想发展的一大憾事。

提要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创新就是当代国际贸易最为显著的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陈晓明先生在《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1］（以下所引陈晓明说法皆出自此文，不另注明）一文中以及在接受媒体访问［2］时，提出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的主张。此说针对国内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太多的贬损和否定性评价而发。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加上其异邦学者身份，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富代表性的批判。若干年前，有人已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了“一份悼词”［3］，送进了坟墓，而现在，当代文学除了少数之外，大部分又要被扔进“垃圾场”了。笔者并不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号脉，只是分析一下陈晓明可疑的“中国立场”说，谈一下为什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什么以“文学立场”取代之会更好。

陈晓明的“中国立场”说，是对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说［4］的学理性补充，是为这一论断寻找到了更高的正当性依据。陈晓明先生的论说逻辑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加之汉语写作“总有超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的例外”，是“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的历史和文学都异于西方，而以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和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来评判之，则“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所以，我们应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中国臣服于西方的“规训和尺度”够久了，是到了要有中国立场的时候了，要“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如果再加以概括就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西方文学标准和价值尺度不适用（如用，就会造成过低和不合理的评价）———应有中国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美学尺度（有了自己的尺度就会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做出合理解释，就会发现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细究起来，这看似很有逻辑的论说实际上存在诸多学理上的疑点。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这毫无疑问。但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整个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独立、反法西斯战争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代化道路，无不处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中，社会前行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从“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学也的确有其独特性，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文学有更多族群承续、家国存亡的宏大关怀与焦虑，承担起了更多“救亡”的责任和塑造新的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一度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服务于革命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中国文学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也还有更多、更高的企望，尤其是从“五四”举步启程的新的白话文学，在众多优秀的世界文学那里寻找到了范例和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自足和封闭状态随着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也永远不可逆转地被打破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独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视角和文学尺度。

对于中国文学与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过多纠结，尤其是“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陈晓明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这些文学，无论是“左”的赞颂还是“右”的贬抑（在夏志清和顾彬那里成了“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都不适切，应有一种更中性化的“中国的阐释方式”。陈晓明没有具体说，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但他是预定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倾向于要有“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且是“肯定性的认识”的。不赞美，不贬损，但肯定。陈晓明也许是想走一种相对客观化的道路吧，对历史先要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急于进行价值上的评判。他所说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仅是指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吧，抗战爆发了，民族面临生死与存亡，文学还是一派“后庭花”肯定是不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才具有唤起民众救亡的力量，才更具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陈晓明在这里过分地强调这种独特情形下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忽略了正常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常态的文学标准。我们肯定《放下你的鞭子》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这并不妨碍我们也用相对纯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它。文学史的“实然”（实际如何）并不总是符合文学的“应然”（应当如何）。简单说，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学合理性。就前者而言，黑格尔式的命题是对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总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但从后者看，则“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比如说，文学从其根本性价值来说，不应被主要当成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这是文学的应然，但历史的实然是文学有时就被当成了这样的工具。以历史的实然的合理性拒绝普遍的应然，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夸大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文学的独特性还不要紧，如果认为独特性本身就可以拒绝应然的普遍正当性的裁决，则有害而无益了。政治对文学过多地介入，文学过多地依赖和受制于外在规律，而不是其内在规律，那么，不管如何具有历史的正当性，都不是文学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更不能作为我们给予其正面价值肯定的依据。浩然就曾以历史的正当性来为自己文学的正当性辩护，尤其是他的《金光大道》，简言之，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所以他有价值。［5］是啊，有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但有文学价值吗？

陈晓明先生还一再强调汉语及汉语写作的“独异性”，存在着同样的对普遍性文学标准的拒绝与盲视。汉语及汉语文学的确具有其语言上的特殊性，但这种独异性是否发展到了可以弃普世的文学价值尺度于不顾的程度了呢？按陈晓明先生的逻辑，你不能拿西方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拿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当代白话文学，于是乎只能以当代文学为参照来看当代文学，因为它是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它自己就是标准。也难怪，他要强调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又成了“夜郎自大”了吗？陈晓明先生说：“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指的是西方文学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汉语肯定有其独特性，谁也不会拿十四行诗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格律诗，但它们追求的语言的美、诗意的美、情感的美是一样的啊。中国古琴乐曲很美，没有谁会因为西方的钢琴而否定古琴，西洋乐器“规训”不了中国乐器，但讲求节奏、曲调等乐理是相通的吧，追求音乐的美是一样的啊。汉语写作是独特的，但汉语就没有美丑之别吗？讲求语言精美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方的呢？怎么是一个规训另一个呢？读读当代文学中某些粗糙的似粪土一样的语言吧，让人怀疑这是生活于屈原、李白的国度的人写出来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尺度？这就是不受西方文学规训？说“汉语文学”与其他的非汉语文学有差异是对的，但这种差异不能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毕竟世界各国文学的相通性要远大于这种阻隔性。不能以“汉语”的独特性消泯文学的相通性，文学的相通基于人性的相通、情感的相通、真善美等价值的相通、人类历史命运的相通。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陷在了逻辑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了。如果说，所谓的“中国立场”只是为了抵挡和拒绝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标准，只是以貌似中性的态度，以尊重差异为口实，实现精神上的自足和自慰，那么，这显然不过是作茧自缚，是自我麻醉和精神封闭，显现出的是深层潜藏的无数心虚和怯懦，如同走夜路，大喊几声以壮胆一样。

陈晓明先生让我们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并且认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他这里说的“中国的文学”，仅指当代文学而言。为什么永远是二流货色？夏志清如果是按西方标准，也没有把所有现代文学都看做是二流货色，顾彬也很肯定中国当代的诗歌。而且“，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是个包含了太多差异的集合名词，如果是指所有出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那么，用这些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中国文学，并不总是发现它们是所谓的“二流货色”，反而更加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价值。王国维评《红楼梦》用的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放在世界各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为肯定性的研究，并没有研究一番，得出“不过二流货色”的结论了事。中国文学的许多特性和价值倒是在西方视野之下才越发清晰起来的。为什么偏偏当代文学一放在“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下，就成了“二流货色”呢？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一，当代文学本来一流，被忽视或扭曲成了二流的，甚或不入流的；二，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二流的，所以放在中国古典的视野下，或西方理论的视野下，就不可能是一流的；三，当代文学本无所谓一流或二流，它丰富复杂，现有一切标准都难以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文学的妙与不妙，是不可言传的，只能意会心知，批评就是妄言，如果非要评价，也要拉开极大的时空距离而后可，当代无法评价当代，所以，放在任何尺度下都是对当代文学的侮辱和歪曲。

一些当代文学的创作者或们就持这种看法，他们仇视和排斥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与真正的文学无关。肖鹰、张柠、孙郁等人显然持第二种看法。而第一种看法显然符合陈晓明先生的逻辑，这种看法包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到底有没有普世性？西方的思想体系，有一些确实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对异己的文化和价值选择充满了蔑视。我们知道黑格尔等人就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很多不公正的否定，一些国家至今并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等。但西方思想中的普世性内容的确又是丰富和广大的，要不然，“五四”一代乃至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就不会如此热烈地去拥抱那些诞生于西方的价值、精神和主义。在文学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国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欧洲文学、俄苏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这也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至少是部分地在向异域的文学张望和看齐。如果没有对其价值普遍性的认同，就不会有这样主动的创作上的借鉴和模仿。作家们，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已接纳了西方文学的滋养，这就说明“汉语写作”的独异性是有限度的，其体现出来的文学普遍性反而是无限的。“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并不只适用于西方文学，同样也适用于作为普遍文学和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必然包含着对人类文学高度及人类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普世性的。笔者并不赞同所有的“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就是好的，任何一种尺度可能都有其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其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理由。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主要表现在：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价值观念转换，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的思维方式变革，从单一话语到多元话语的知识体系改造。

关键词：刑法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当代变迁

刑法制度是刑法存在的规则形态，刑法文化是刑法存在的观念形态，本文正是在这一界分的基础上讨论刑法文化的。笔者将刑法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与特定民族及时代相联系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刑法制度和刑法实践的群体性认识、评价、观念、思维、心理等的总汇。”刑法制度是刑法文化核心要素的规范表达，它体现刑法文化并受其支配。同时，刑法制度也对刑法文化的生成和变化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性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变迁过程具有累积性、渐进性、潜在性的特点，并通过关键节点上的理论争议、立法变动、影响性裁判而凸显出来。变迁意味着变化和迁移，是事物发展中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交织作用的产物；变迁又意味着从此到彼的转变，因而也意味着量变和质变的互替及飞跃。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终结，它只是表征着一种阶段性的变革成果，也是对现有状态的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描述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合理的期待及谨慎的预测。在刑法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中，刑法价值观念、刑法思维方式和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也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一、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

刑法价值观念包含刑法对社会伦理、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它是确证刑法何以存在的根据；它提示刑法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义，限定刑法保护和打击的对象，指导刑法修改完善的内容，决定刑法裁判中的利益取舍，评判刑法制度及其变革的效果。因而，刑法价值观念居于刑法文化的核心要素地位。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鲜明地反映出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转变。政治刑法的特点在于：（1）将刑法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将危及阶级统治的犯罪作为刑罚惩罚的重点，锋芒所指，十分明确。（2）对国事罪不惜重刑予以惩治，在相对确定的一般规范之外尚存在具有较大弹性和扩展性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较为随意。（3）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且覆盖的侵害行为种类较少，等等。人权刑法则是将个人生命、自由、尊严、财产等法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在观念上认为，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权益予以至为周到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来保护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当代中国刑法文化价值观念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罪刑法定的确立。作为近现代刑法基石和铁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79年《刑法》当中并未得到明确承认，主要表现在仍然保留了类推制度。该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反对类推定罪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义。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一些学者试图调和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的内在矛盾，论证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的正当性。在刑法面临修改之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在新的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取消类推制度，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保留类推制度。论证类推制度合理性的主要理由是，刑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不允许类推，就会放纵那些已具备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不利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1］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作为法律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类推实际上是罪刑擅断。因此，新刑法应当确立罪刑法定，取消类推。［2］最终，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该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另一方面，该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刑法原来基本上也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当时考虑到刑法分则只有103条，可能有些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可以采用类推办法，规定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103条增加到345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事实上，刑法虽然规定了类推，实际办案中使用得很少。现在已有必要也有条件取消类推的规定。”［3］罪刑法定的确立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它意味着我国刑法迈出了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步伐，也是刑法观念的巨大突破，它对于其后刑法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人权保障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刑法价值观念转变日益显现。近年来一些改判无罪的案件就比较鲜明地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4］［5］（二）反革命罪的修改。作为政治概念的“反革命”，虽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功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法律概念应有的严谨性，从而导致刑法上的反革命罪在实践认定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反革命目的”的认定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把握，容易陷人于罪。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将原本就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的一些犯罪从该章移出。这一方面削减了刑法规范的泛政治化色彩，体现了国家政权安全对于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法益的确定性，极大地消除了反革命罪要件存在的一些模糊性，从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三）重刑主义的否定。重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将刑法视为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压制社会不满甚至解决社会纠纷的最重要手段和优先手段，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2）迷信重刑，死刑条款数量多，自由刑刑期长，希望“以暴禁暴、以杀止杀、以刑去刑”。（3）往往把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归结为“打击不力”，认定犯罪性质时“宁左勿右”，上纲上线，刻意拔高；裁量刑罚时，喜重厌轻，宁重勿轻，等等。重刑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在当代亦时有变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重刑主义已不再是刑法文化的主流了。刑法的第二次性、谦抑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罪责相当、罪刑均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明确了罪刑相当原则。“罪刑相当，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3］刑罚过轻，不足以确保对犯罪的震慑力，甚至会异变为对罪行的鼓励；刑罚过重，则容易招致民众不满甚至丧失社会同情。因此，均衡适当的刑罚对于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而言确属必要。此外，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上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减少到46个。立法上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削减以及司法上的严格控制，也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死刑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对死刑崇拜的淡化。这也是否定重刑主义的重要标志。（四）民生刑法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无疑是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就丧失了基础。因此，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就成为民生刑法的基本要求。近四十年来，我国刑法修改体现出鲜明的民生刑法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通过增设罪名，配置和完善刑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惩治以及对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2）通过增设犯罪行为形式，严密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消弭民众的“被剥夺感”。（3）通过严格对考试作弊、司法渎职等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治来实现民众的公平感，等等。

二、刑法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