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十篇

当代资本主义篇1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

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当代资本主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启示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186－02

中国是“后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生产大国，这源于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阵地。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飞跃。如果理论不能够指向于实践，则意义何在？基于“一球两制”的基本现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生存”无法摆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以往脱离了现实考量，仅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傲慢姿态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需要。于是，探寻“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命题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过去的日子”一样压迫着中国的理论界，而这样的寻找必然是要基于新的了解、新的思路与新的判断。

一、理论争议之不逮与谋求发展之为先：思维与操作

1.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思维方式之变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要求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与之相伴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即“两个必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将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形态做出一一对应，比如说奴隶社会用金属消灭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用冶铁摧毁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用枪炮使封建社会殆灭，而这之间的过程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在新的生产力发挥巨大作用以后，人们恍然发现新的生产关系已不容置疑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时标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内蕴依存”的关系树立了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也注定了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先天的斗争性。

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即“两个绝不会）这表明社会主义主流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刻。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挫折，许多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失败论”与“破产论”；反驳者则坚持马恩的“必然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变化，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是偶然现象。两种论述形同芒刺，但是实际都来源一个前提：只有资本主义的失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战后资、社两方的新变化正好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两个绝不会”的论述，这就是“一球两制”的理论依据。

2.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剖：实际操作之变

第一，资本主义的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属于生产力范畴，包括资金、设备、科学技术等，由于无阶级性，可以并且必须学习继承，因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第二层是生产关系范畴，经过“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诸如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与市场机制等中性的反映“生产规律”的生产关系[3]，亦可借鉴使用；另一个部分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例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第三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需要区别对待。

第二，社会主义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依赖，所以“我们不妨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在“四项基本原则”的保障下，社会主义发挥后发优势，师夷长技，吸收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自身。而判断是否吸收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而不在于姓“资”还是姓“社”。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厘清：思路与进路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作一个限定，否则将进行模糊的争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至今基本经历了从“盲目对抗”到“战略合作”的阶段，而“当代”的概念需要从“战略合作”阶段开始计算，亦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开始研究。选取这个节点的原因是它突破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互相开始打量和正视自己的对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新的调整、社会主义阵地大门的敞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都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打下了新的注脚。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样具有攻击色彩的论调将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语境下逐渐淡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关系处理思路。

1.对立与统一：基于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之现状

本质上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具体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和按资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对立。资本主义二战后对生产关系作出部分调整，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调控经济，但未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本质；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早就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仅存其工具属性。

政治上，资产阶级与人民当家做主和不但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其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但并未改变资产阶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以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为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完善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备的结合[7]。

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立。在任何社会中，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的思想占据正统地位，而意识形态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肇始。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结、渗透和贯通的性质。具体表现为相互依存关系和借鉴合作关系。

2.辩证之否定：基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

从横向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是现状，从纵向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改良措施所带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并未改变基本矛盾的性质，遑论消灭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质变，而质变就是辩证的否定过程。新事物一方面克服旧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继承旧事物中的积极东西，这种保留加克服的过程，被称之为“扬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一方面摈弃资本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保留和改进其精华，使之成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有利方面。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辩证之否定的关系。

三、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启示：结论与讨论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亦不可拘泥于一事一物，用战略的眼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理解。当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时，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社会主义必然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正确看待全球化的基本局势

中国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亦步亦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与融入全球一体化并重的原则。全球化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实行改革、扩大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意味着挑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防御“和平演变”的异化。

3.清楚认识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7]

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虽然经过不懈努力以后，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不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一者资本主义出现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强行步入社会主义阶段，存有“先天不足”。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一方面在成绩面前不可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在差距面前不可妄自菲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和那个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只有通过不息的奋斗和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才会真正巩固并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1.

[3]朱洪强.试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4]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9.

当代资本主义篇3

关键词：批判理论；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2003年，詹姆逊说：“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1，我们似乎只有在人类灭亡时才能见证资本主义的灭亡。2005年，齐泽克说：“想想今天处境的奇特性。在三四十年前，我们仍然在谈论什么是未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辩论这些问题了。我们默默接受了全球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要呆的地方。……事情显得如此悖谬：想象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终结比想象对资本主义极其温和的改造要容易得多。”2但是，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之后，时代精神似乎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回归；二是阶级斗争语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三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受到严肃的对待。

无可否认，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而且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机中起死回生。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自我调整的无限弹性，是否具有消化自身造成的破坏的强大能力？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包含着矛盾，而这些矛盾是否仍然像马克思相信的那样，包含自我超越和走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必须与时俱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金融资本主义”批判

对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capitalism)的讨论是与对当前危机的诊断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金融泡沫的危机。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CostasLapavitas)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所导致的，它“起源于向美国最贫困和最边缘的人的抵押借贷，由于证券化和相应的金融资本创新而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由于美国和欧洲生产资本的衰落最终演变为一场衰退，由于投资和信贷的紧缩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欧洲范围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危机，暴露出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欧盟的不平衡特征”。3从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因果链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续。

理查德·皮特(RichardPeet)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文中指出，虽然金融资本被希法亭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但这一概念今天有了新的含义。上个世纪流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只是食利者，真正的所有权属于管理者。但是，今天看来，这两者又重新合而为一了。公司高管就是公司股东，他们更重视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实产值的增加。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平等：“一方面，我们在少数人那里见到过度积累；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真实收入的停滞和下降。”二是出现了新的剥削形式。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生产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作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它依赖于短期记忆以及不计后果的投机和消费，“为当下活着，不考虑环境的未来。生产、消费、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屈从于远离现实的主体、远离现实的计算，增加短期金融利润的能力成了关注的主要问题”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人认为，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带来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和萧条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Duménil)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颠覆了战后几十年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妥协的体制，重新确立了资本家阶级的领导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包括资本家阶级、管理层和大众阶级三个部分。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体制的特点是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抑制了金融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相对平等的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资本家阶级的金融集团与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之间形成新的联合体，不仅通过金融化流向股票的红利和推向资本的利润，而且通过不断流向管理层的收入，形成了一个上层统治者剥削大众阶级的体制。杜梅尼尔分析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四次结构性危机，其中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及最近的危机是紧随“金融霸权”而来的危机，是金融资本盲目追求霸权所导致的。5在这里，阶级结构和力量的变化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

利奥·潘尼奇(LeoPanitch)与萨姆·吉丁(SamGindin)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为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有四个特征：新的金融时代；制造业者的重组；高技术的爆炸；工人阶级组织的弱化。这种资本主义与二战之后形成的“嵌入式自由主义”(imbeddedliberalism)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受到严格调控，就业、工资、物价等受到政府干预，而当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解除了对金融资本、劳动市场、工资和物价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有利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恢复。6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领域和工具发生了转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际贸易准入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途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因而，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合显得更加隐蔽和具有欺骗性。

二、“灾难资本主义”批判

“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capitalism)一词是由娜奥米·克莱恩(NaomiKlehin)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7一书中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包含着两极化趋势：一极是剩余价值作为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但是，除了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性本质外，克莱恩还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有赖于灾难作为其积累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甚至生态危机，都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而且经济危机、公共债务等也为资本强化其对劳动的规训提供了机会。譬如，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最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都为资本主义摧毁非西方国家的市场保护和西方原有的劳动保护、调控经济以及提供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因此，制造灾难和利用灾难是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灾难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样的。齐泽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对抗的社会，其中的生态灾难、知识财富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操纵以及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的隔离是四种主要的对抗形式。它们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者被置于资本的结构暴力之下，而且人类生活所依赖的自然、文化以及人作为生物体的物理条件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这样的时代，末世学的世界末日不是在将来，而是就在现在。因此，只有把世界末日当作已经来临那样去行动，而不是盲目相信未来还有时间，才有可能阻挡灾难资本主义的毁灭趋势。

福斯特在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中也运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且是“星球资本主义”(planetarycapitalism)。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与生命相关的整个星球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现在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福斯特指出，“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生态危机不仅剥夺了人类发展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机会。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创造出经济上贫困的无产阶级，而且创造出生态上贫困的环境无产阶级。因此，追求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必须与拯救世界的生态运动联合起来。8

三、“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各种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矛盾处于潜伏状态，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矛盾一一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近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甚至美国也未能幸免。为减少财政赤字，这些国家纷纷采取冻结工资、减少公共部门雇员、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主权债务危机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乌苏拉·胡斯(UrsulaHuws)指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国际资本的转折点，它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新的资本积累周期。那些曾经由公共部门以非商品化形式提供的教育、卫生项目等，在危机时代又被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了。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不仅意味着不可异化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而且意味着对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成果的掠夺。虽然西方国家普遍爆发了“反削减斗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削减福利是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仅仅反抗公共和福利支出的削减是无济于事的。9

对后危机时代财政紧缩和债务危机的分析，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即对“债务资本主义”(indebtedcapitalism)的研究。理查德·狄恩斯特(RichardDienst)在《债务纽带———反对公共善的借贷》10一书中提出，债务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纽带和渠道。“一切未来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债务的叠加。”世界范围的巨大金融债务是人类团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虽然债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和攫取的工具，但债务关系也包含着积极解放的潜能。狄恩斯特对债务经济的积极诊断受到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等人的支持。哈特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拒绝和避免把债务作为统治我们的权力和制度的债务体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债务是人类的条件，它创造了既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使人们自由的社会纽带。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是一项令人激动的、甚至是革命的事业。”11在他看来，不仅债务，而且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的其他财产形式，也是如此。“财产不仅维持着社会分化和等级制，也产生出我们与他人以及与我们的社会之间共享的最有力的纽带。当代社会和经济生产日益具有了公共特征，它将战胜和超越财产的界限。”12正如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利润、地租和利率等剥削形式一样，我们需要分析租金、专利、债务等新的资本控制和人类联系的异化形式。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在《债务人的形成》一书中对债务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化了剥削和统治机制。因为在其中，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作人口与无工作人口、领退休金者与福利金接受者之间没有差别。他们都是债务人，在资本看来，他们都是有罪的、应该负责的，而资本则成为巨型的、普遍的债权人。”13他承认，虽然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关系的常量，但是，只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才会出现“债务经济”。在此经济中，债务关系不仅是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是主体即“债务人”的生产机制。债务关系抹去了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等之间的差别，使债务人成为人的普遍身份，债务不仅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而且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新的工具。金融不仅是投机资本，而且是社会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我们所说的‘金融’其实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不断强化的力量的指标。”14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权力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公平交换的基础上的；不仅劳动主体，而且生命主体，都不得不服务于资本这个巨大的债权人。在对债务与债权关系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了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资源，强调债务是新自由主义的“去疆域化和最一般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1)债务经济通过剥夺国家的货币主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主权形式；(2)债务经济通过扩大股票持有者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加强了资本的规训权力；(3)债务经济使生命政治的重心从社会权利转向社会债务，加强了资本对生命权力的控制。15总之，作者认为，债务经济使资本以更险恶和更广泛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因而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对象。

与“债务资本主义”概念相关，内格里(AntonioNegri)、齐泽克等人把当今资本主义视为“租金资本主义”16，这是因为：第一，剥削的主要方式已从对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榨取转换为对知识产权的私有化或对其他资源的垄断带来的对租金的占有，因而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第二，结构性过剩所导致的失业是永久性失业，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只是作为劳动后备军；第三，非物质的智力劳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工薪资产阶级，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工薪资产阶级的特征是，他们虽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分享着新技术带来的工资和特权。在工薪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制度，而在于其经济体系的不稳定。齐泽克认为，不仅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反抗运动，实际上都是工薪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抗议，而非工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抗议。

四、“技术资本主义”批判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中，技术是不可缺少的维度，金融资本主义、后福特制、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与技术有关。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较早地开始运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概念，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技术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它主要不是依赖对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赖科技创新和无形资产。与此相联系，技术资本主义也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相信新技术可以突破旧的资本主义限制，带来高效和无限发展的生产模式。17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路易斯·苏维兹-维拉(LuisSuarez-Villa)于2009年出版了《技术资本主义：对技术创新和公司制的一个批判视角》18一书，从公司层面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2012年又推出了《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公司权力和技术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把自己的理论扩展到对全球化和全球权力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技术资本主义则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在技术资本主义中，创意是最宝贵的资源，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范式及其金融化体系实际上是由技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它代表着新的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精神。技术资本主义具有三个特征：公司是权力和统治社会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经济工具；高技术与商品化相互依赖，创意通过公司实现商品化，公司依赖创意进行再生产；由高技术产生的全球权力提高了公司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控制力。《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不仅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且分析了技术创新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全球统治形式。“不平等和统治可以通过与技术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的部分观察到。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影像学和其他新兴技术部门将被用来维持由技术资本主义强加的新的全球现实。因为这些部门的新发展可用于军事和监视，它将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强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平等。”19受内格里等人对非物质劳动和“帝国”的分析的启发，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一个辩证的现象，一方面，技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如互联网和新技术催生的“不可触摸的”资源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激进的革命的颠覆力量，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在真正的民主实践中，激进的民主派必须去积累和动员不可触摸的资源(如创意和知识)，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新技术及其效果来为公共领域提供公共物品。”20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提出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认识，也是理解全球化、社会不平等、社会统治与社会反抗和激进民主解放之间关系的关键。

与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类似，斯蒂文·贝斯特(StevenBest)等人提出了“快速资本主义”(fastcapitalism)的概念，试图研究快速信息和交往技术对21世纪自我、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抽象化的暴力”，即把一切社会存在和关系都还原为抽象的价值关系，而且通过社会的电子化带来了“速度的暴力”，即把人类的生活全部裹挟到金钱和资本极速运动的漩涡之中，因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21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埃·布当(YannMou-lierBoutang)则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理论。《认知资本主义》一书法文版出版于2007年，2012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22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静态的或自主进化的过程，而是不断地根据阶级斗争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来改变自身形态的。资本主义正经历其第三种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上实现“总体的范式转移”。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大约出现在1975年前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知识和技术积累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知识、信息、电子货币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可触摸的物体成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不可触摸的物体类似于天文学的“暗物质”，虽然看不到、摸不着，是虚拟的现实，但是，这种虚拟的现实却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最近的经济危机使一切与虚拟经济有关的现象都受到指责，但是，从认知资本主义退回到以往的商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当对认知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受益于知识的储备、星球的自然资源和重力———正如任何统治阶级一样，但是，财富(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的生产是极其确定的，相对来说是受人类物质关系限制的。”23只要我们从认知资本主义中看到张力，就能认识到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从而为新的社会反抗和斗争提供潜能和希望。

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乔蒂·迪恩(JodiDean)在《博客理论》24一书中提出了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的批判理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是媒体资本主义，金融和电子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新的媒体实现了把使用者纳入到享受、生产和监控的严密网络之中的目标。借助阿甘本、鲍德里亚、德波、齐泽克和拉康等人的后现论，作者主张，对网络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性把握的最好依据是精神分析的“冲动”概念，在拉康等人的理论中，冲动和欲望不是先于语言的，而是由符号和象征体系所塑造的，在这里，“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而塑造这种欲望的正是电子媒体和虚拟的金融工具。《博客理论》一书代表着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它从关注大众文化的主题转向更为根本的主体性和政治问题。作者认为，日常传媒的交流不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们陷入到统治的循环网络之中。

五、“文化资本主义”批判

自从鲍德里亚提出“仿真”、“虚拟”和“超现实化”等概念以来，欲望、符号、想象等概念就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批判之中。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作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参与到商品化过程中，成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是文化和想象的体制改革。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Chiapello)合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也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的特殊联系。他们把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理想分为家庭之城、灵性之城、公民之城、商业之城、工业之城和创意之城。其中，后三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关。商业之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联系，崇尚那些靠自己的产品或成功的商业运作而获得财富的人，亚当·斯密是商业之城的教父。工业之城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想，崇尚那些主宰大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圣西门是其主要的阐述者。今日的新资本主义是“筹划之城”(cityofproject)，崇尚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等网络和IT界英雄。作者强调，新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以适合网络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将反资本主义的批判能量结合到自身的体制之中，从而既为新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消除了其潜在的颠覆性能量。作者认为，与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等特征相联系的“新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遭到批判和抵抗之后出现的。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等级化和同质化的艺术式批判，新资本主义将本真性、差异性、个性、流动性等价值要求中立化和商品化，“使资本主义承认了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把它结合到自身的机制中而成就自身：聆听批判所表达的要求，做一个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它并能够出售它的创业者”25。新资本主义精神是悖论性的，它一方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和非人道化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却把这一批判所追求的价值商品化，结果本真性本身被转化为对商品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追求，于是，“欲望的解放不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26。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有效地同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变为新资本主义的心理动机和文化资源。

菲利浦·皮涅阿(PhillipePignarre)和伊莎贝拉·斯唐热(IsabellaStengers)在解释资本主义秩序时也注意到了文化的作用，并提出了“资本主义魔法”(capitalistsorcery)的概念。27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危机中死而复生，在于它可以找到一种魔法，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扣为人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魔法的咒语就是：“如果不削减赤字，我们将永远不再有竞争力。”这种魔法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强化的条件。正如本雅明把资本主义视为“没有神的宗教”一样，当今资本主义体制是没有魔法师的魔法体系，是一种使古代巫术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体系。作者受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捕获机器”概念的启发，认为资本主义魔法体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与客观和真实相分离的表演剧场，在这里，通过观赏表演，人的欲望和生命能量被资本积累的机器所捕获，从中获得资本主义体系的行动指令和思考方式。因此，反资本主义的关键首先必须破除魔咒和解除魔法的控制。

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Merrifield)在《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政治学和想象》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概念：“魔幻马克思主义”(magicalMarxism)。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是单调沉闷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各种“反抗的宝典”。在某种意义上，梅里菲尔德的观点与约翰·霍洛威(JohnHolloway)的思想是一致的。霍洛威在《敲打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真实决定物是隐藏在国家和经济背后的：它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日常活动的方式，是我们的行为对抽象劳动即价值、金钱和利润的屈从。这种抽象归根到底就是国家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就必须中止我们的行动对抽象劳动的顺从，以别样的方式行事。”28霍洛威强调，对任何要求，我们总是保留着说“不”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物。梅里菲尔德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诸如“公平交易”、“食物主宰权”、“全球无地者组织”、“自由软件运动”等活动，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抗议。这种建立在即兴的、想象的、创造性的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他所说的“魔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魔幻马克思主义“关乎发明，而不是发现，关乎非理性，而不是理性。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拜物教以及潜存于虚构和幻想的世界图景之下的绝对真理”，它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批判，而是来自争议、再发明的能力，来自创造欲望和激发想象的能力”。29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只辩论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且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明新的政治活动和辩论模式。在他看来，魔幻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具有蜜蜂所不具有的想象和创造能力。人类应该发明未来的生活场景，左翼应该成为“软心肠的梦想家，理智的工程师”。颠覆政治学要求的主要不是对世界的科学知识，而是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马克斯·哈文(MaxHaiven)明确把金融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想象体制。他认为，金融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形式，对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需要想象政治学的批判。那么，如何进行想象政治学的批判呢？作者指出：(1)社会合作、创造性和再生产是社会价值不断沟通的结果，这一过程总是被精神的综合和创造力所支配的想象活动所强化，由于资本主义盗用了这种想象力并置于自己的逻辑之下，因而是一种对想象力的专政。(2)由于想象力受到资本的专政，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使得其社会合作和人的能动性处于毁灭的逻辑之下。(3)金钱是这种毁灭逻辑的物质链接形式，它通过把丰富的、质性的、稠密的社会价值世界置于无所不包的量化的经济逻辑之下，毁灭了人类合作和想象力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世界。(4)金融是金钱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加倍，它创造了一个符号母体的世界，从而构成了对世界的总体性和未来性的综合理解形式，因而强化了资本主义。(5)当今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出现，既依赖于又生产出日常生活层面和更广泛社会层面的金融化想象，这种金融化想象是以牺牲激进的想象力为代价的。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支配想象力和价值的辩证法的斗争。30

结语

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无论是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还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难题，对我们深思资本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31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异化的形式，其特征是，人们是受匿名的抽象的规则统治的，而非像以前一样直接受他人统治。在这里，“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和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2。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只是这种抽象依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抽象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货币上，在今天，则进一步发展为日益抽象化和符号化的金融媒介和债务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是在矛盾中展开和发展的，社会依赖关系的抽象化和媒介化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现象，但是，它们也为人类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联系。由于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本身也为未来丰富的、全面的和新的社会依赖关系创造了条件。

当代资本主义篇4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改良；实质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18-02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1]。资本主义从1825年首次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虽然周而复始地经历着经济危机的肆虐，然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趋于灭亡，反而在不断地发展与改良中表现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优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提到：“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2]。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正是其不断进行自我改良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改良主要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三大方面进行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改良，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在改良的过程中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二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可以达到历史的终结；三是认为资本主义改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本文将按第三种观点进行详细论述，深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质。

一、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类型与方法

当代资本主义改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的新问题而采取的相应措施。自“一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爆发，第一次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沉重的灾难；第二次是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使得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四小龙遭受重创；第四次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造成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许多国家至今尚未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

（一）资本主义改良的类型

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方式和方法较多，可谓是五花八门，然而却各有侧重与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发展模式

主要包括两方面：经济方面是建立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形式，既重视经济安全和效率，又要注重财富的创造，尽量平衡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政治方面是重视社会的包容性，提出用“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来重新塑造社会的凝聚力，并提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要求政府要做到透明、法制、高效、负责。

2.以德国为代表的“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它侧重于对市场制度的干预，主张对运行的制度、规则以及相应的机构进行调整，并在国家的主导下建立完善的防垄断、促竞争机制，同时也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在此基础上，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调节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公，以实现市场的稳健运行[3]。

3.以瑞典为代表的“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侧重于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3]。通过征收高额的税收，由政府主导建立覆盖儿童、妇女、老人等各个社会群体，涉及生育、抚养、就学、就业、养老等人生各个阶段的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国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二）资本主义改良的方法

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主要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三大方面进行的 [4]。

1.首先从社会生产领域进行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当中，最根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故而当代资本主义改良首先是从社会生产领域进行的，主要表现为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

2.对生产关系方面的改良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二战”后，资本主义对于生产资料的改良由原来的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转变成了国家资本所有制，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股权进行进一步分散化的调整，使之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之后又出现了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崛起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这使得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了分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无产阶级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强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5]。这迫使资本家采取了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方法，主要有职工参与制和职工持股等。

3.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改良

调整收入分配方面主要表现在：工人的工资由原来的资本家决定转变为由资本家、工会组织和政府三方面来共同决定，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最低和最高工资标准，并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争端，极力将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资本主义改良的轨道；福利改革方面主要体现在：削减政府福利开支，实行部分福利私有化；提高退休年龄，减少福利的日常开支；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和严格福利资金发放资格条件等。

二、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质

客观地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良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但没有使国家、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改良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甚至连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无法改变，更何况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改良所呈现的一些新变化，要在看到其变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看到其不变的一面，不变的一面才是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质。主要是因为：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6]。已经社会化的、由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本应共同所有，却被少数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已经在社会范围内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由社会进行管理，却由追求最大利润的少数资本家掌控；社会化了的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却又被少数的资本家占有，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资本也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虽然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一定的改良来缓和矛盾，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根深蒂固，并非通过简单的局部改良就可以改观。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始终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战”后，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机制体制、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然而这些改良措施都是在为了缓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无奈之举。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宣扬自由与民主，然而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不过是少数人的自由民主，统治国家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而已。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始终未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等为内容的新霸权主义，正在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掠夺和占有全球性的资源，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实行疯狂的掠夺[7]。与此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大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世界资本家已由原来的金融寡头开始转变为国际性的金融大鳄，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进行新的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安插经济间谍、买办、进行人权报告、民主输出、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开始成为它们的经济附庸。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类型和方法，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改良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局部质变，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性质，也不能改变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终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宿命。

参考文献：

[1] 李江，马静波，等.试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与改良[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求是杂志课题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及其局限性——三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杂志，2001，（5）.

[4] 徐崇温.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J].求是杂志，2001，（10）.

[5] 徐佩华.探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当代资本主义篇5

1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 

1.1 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多元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并未发生实质上的改变，但资本主以经济占有形式呈现多元化。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多元资本占有形式，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对社会主义的“趋同”，其实质仍是资本家占有，只不过资本家的数量更多，这些经济占有方式的改变非但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还更加促进了其发展。 

1.2 资本主义出现可调节特点 

资本主义建设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呈现出无政府自由发展状态，经济处于无序态势中，这也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与调控。 

1.3 资本主义分配形式福利化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来调节分配关系，例如通过税收控制贫富差距加大，不断在社会推行与普及福利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收入等，以此来调节社会矛盾。 

1.4 资本主义阶级构成复杂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构成上愈发复杂，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资产阶级内部成分趋于复杂，出现了垄断资本集团、中小资本集团、食利者阶层、经营者阶层等，这种阶层的复杂划分使得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各个阶层处于流动过程中，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变化。其次，工人阶级构成多样，脑力劳动化层次增加，其需求也逐渐增加。最后，中间阶级的出现。中间阶级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游离的阶级构成，成分较之二者更为复杂，在未来的发展中趋于分化。 

2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预测 

尽管资本主义在当前发展中出现了以上新的特点，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变化只停留在量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从未改变，这种新特点的出现也让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有了新的判断，证实马克思主义论断仍是具有科学前瞻性的支配主导性的。 

2.1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愈发凸显。随着全球经济的大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原本国家内部矛盾转换为各个无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中，跨国公司通过自身资源优势跨越国家与民族进行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矛盾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激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世界各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将愈来愈大，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可能达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富裕。 

（2）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侵略性与人类生存的矛盾加剧。在人类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时期，人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也较为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一方面让人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对自然界的毁坏程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不愿承担过去数百年间对于自然毁坏的责任，反而将更具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在新时期会不断激发。 

（3）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将人极度异化。资本主义发展致使市场竞争加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会采取各种手段刺激消费者进行消费，人在各种占有、嫉妒、攀比心态中成为消费的奴隶，在金钱社会主导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会形成“缺乏诚信、缺乏同情与歉疚”的心理性格，在这种物质极度丰富、精神极度匮乏的时代中被不断异化。 

2.2 资本主义发展昭示着社会主义必然性 

（1）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改变证实其存在的不合理。因为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潮流，只能通过否定自身部分观念而进行完善，这种部分质变正是资本主义不断衰落的印证。 

（2）当代资本主义不断积累社会主义因素。世界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让人们将其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称之为“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促使其不断结合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不断发展自己、延长自身寿命。 

综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是必然趋势，马克思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对社会发展依旧具有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发展余地与空间，内部调节仍可维持其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会是一个漫长、系统的过程，我们要充分领悟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诚然，资本主义在当前仍处于兴盛发展阶段，但人类社会总要向前发展，突破与进步是必然发展态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在未来，资本主义会因其内部矛盾的激化而终将走向灭亡，从而被更加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取代。 

参考文献 

[1]景浩，王丙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重危机探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2）. 

[2]刘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浅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述[J].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9（03）. 

[3]刘昀献.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01）. 

作者简介 

1.魏榛（1985-），女，硕士学位。现为中央司法警察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白亦清（1983-），男，硕士学位。现为中央司法警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监狱学。

当代资本主义篇6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 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 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 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 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 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 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禁区”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 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 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 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 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 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 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

转贴于 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 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 “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 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 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 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当代资本主义篇7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 新变化 主要原因 正确认识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表现

新科技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要素的变化又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力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持续快速。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科技水平大幅度上升，生产工具不断创新，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第二，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和有序。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间隔延长，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力也大大下降。第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则迅速崛起，尤其是信息产业和生物工程得到了迅猛发展。

（二）生产关系方面

第一，在所有制关系上，二战后，随着个人购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情况的增多，出现了股权分散化趋向。第二，在劳资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职工参与决策制度、终身雇佣制度以及职工持股制度等措施，对劳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第三，在分配关系上，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购买能力，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三）上层建筑方面

二战后，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上层建筑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第一，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活动的渗透增强。第二，公民权利得到扩大。在消除选举的种族、性别歧视并实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普选制的基础上，公民可以在法制范围内较广泛地通过个人或全体行为。第三，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法律法规。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的根本原因。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有加速向前发展的趋势，其中的加速器就是科技革命。二战后，以电子和原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

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损害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使经济的运行机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因恐惧而逐渐做出让步，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的强大动力。

三、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其剥削的实质没有改变，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

（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尚有一定的容纳空间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关系较过去更趋成熟，对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容纳能力。但这种新变化，是采取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方式和手段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的制度及模式。关于社会形态变迁问题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要走完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尚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首先，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改良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因为新变化的发生而有所改变。其次，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法、公共福利等措施，但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计划调节来调控经济的手段改变不了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组织性。资本主义难逃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造成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厄运。

可见，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弹性并非是无限的，其最后限度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也就不能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当代资本主义篇8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参考文献

[美]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2013，《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2013，《理解金融危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彤玉、崔学东、刘凤义，201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乔治・索罗斯，2013，《危机与变革：索罗斯的金融逻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2015，《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报告》。

刘骏民，1998，《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李扬、黄金老，1999，《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杨琳，2002，《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美]大卫・科茨，2008，《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红旗文稿》，第13期。

刘凤义、沈文玮，2009，《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第2期。

[美]保罗・克鲁格曼，2008，《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

[美]罗伯特・布伦特，2002，《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本杰明・弗里德曼，2009，《金融业繁荣的代价》，《金融时报（中文网）》，9月2日。

魏后凯，2009，《金融危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区域经济》，第4期。

姜鸿，2009，《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应对策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仲大军，2009，《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策略的几点思考》，《开放导报》，第1期。

杨民刚，2005，《经济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刘俊奇，201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危机》，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美]保罗・克鲁格曼、商容，2006，《经济风暴的征兆》，《中国企业家》，第24期。

裘白莲、刘仁营，2011，《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4月刊。

当代资本主义篇9

一　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 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　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　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当代资本主义篇10

一

在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反对全球化的人群中，流传着两个著名的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和“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对参与这场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是否都真正明白这些口号的含义持怀疑态度。他们讨论的是整个世界，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活动分子已经克服了从民族利益出发的思维模式。他们还在谈论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但那个世界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口号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个口号批评了将所有东西都变成商品的经济体制。由于普遍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全球化活动家向往的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世界。我早已对自1997年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这场运动（始于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口号的潜在倾向给予了关注。然而，此前我并没有发起这场讨论，是出于对同盟中改良主义者的体谅。

但在之后的这些年，问题变得愈加明显，而且也经常不断地有其他激进分子向我表明，这场运动中的大多数参与者以及大多数领导者并不想创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他们只是想把目前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好、更公平、更社会化和更生态化。而且，他们也并非真正地反对全球化，而只是批判全球化。这对于那些同样仅仅持批判态度的其他运动也一样适用：劳工运动、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失业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而这些运动都已陷入停滞。

这些运动中总会有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未来世界抱有更理想的或不同的观点：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或更精确地说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1989年起，也就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之后，人们对于公开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变得十分谨慎——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嘲笑吧。但仅仅10年之后，也即在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游行期间，许多人却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会有任何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措施。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大部分地区以及它们的民意领袖曾有过一种欢乐的节日情绪。人们一度对一份硕大无比的“和平红利”充满了希望。在欧洲，还曾有过关于“共同的欧洲大家庭”的讨论。但到1999年，这种节日狂欢气氛就已完全消散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构成整个世界图景的是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东欧、俄罗斯、墨西哥、东亚等等）、一系列的战争和内战（比如巴尔干半岛和卢旺达）、不断加剧的贫困以及涉及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少数人的富裕、自然和环境灾难、战争带来的大量颠沛流离的难民、环境恶化、经济危机以及几乎绝对的贫困。在西雅图，抗议者们呐喊：“让我们打碎资本主义。”很多人都相信，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1989年，人们还无法想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尽管不是作为一种具体制度——的世界性胜利会是短暂的，而在2000年，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它的失败了。

但是，这确实是目前的形势。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他们要求创建一种替代性制度。但是，真的有所谓的替代性选择吗？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代替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还是使替代性的选择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部分？正如前面已强调的，大多数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幸的是）没有任何制度可以替代资本主义。那些想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激进人士与改革者们并肩作战，他们认为，即使仅仅是痛苦的点滴减轻都值得作为运动的目标，尤其是鉴于这些激进人士已经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即认为历史规律将会引导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更高更好的社会形态——而他们自身只是历史发展的工具而已。

在1999年，我曾做过一个关于拙著《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的宣讲讲座。讲座的听众大多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赞同我的主要观点，认为我的观点与他们传统的、正统的思想大相径庭。在回家的路上，我询问一个小型托派政党的领导人，何以能够想象资本主义会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工人阶级将联合起来——尽管他们有着令人失望的历史——并资本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包括他们中的失业者，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生活得很幸福。这个体制到目前为止，至少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危机，甚至包括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破坏。这位同仁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同样也是在1999年，我的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朋友告诉我，我关于未来的看法和分析是正确的。但他也有疑问：谁会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手段并实现社会化控制的时候，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工业社会以及一种不断追求增长的工业经济终会彻底毁坏自然环境，而只有在从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增长律令以及资本家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之后，社会才有可能真正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重塑经济。换句话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先被，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更好的社会。这些言论的逻辑性非常令人信服。但是，鉴于发达国家的工人——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下都生活得很好，这位朋友仍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到底什么事情会驱使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

早些时候，我也问过另一个小型托派政党的领导人同样的问题。同样，我未能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却清晰地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崩溃时，我们何以自我拯救？而这看起来已是正在逼近的事实。他坚称，现在就建立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是非常必要的。当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场巨大危机时——当资本主义的崩溃迟早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时，该政党将是强大到足以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唯一力量。当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崩溃将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二

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他们已经等待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或失败一百多年了。他们不停地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但是，最终危机依然没有到来。我在所能查阅到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最近阶段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阐述。1962年，当西方经济学家们正在赞颂长时期的经济繁荣、甚至是一种经济发展神话时，欧根·瓦尔加（OugenVarga）这位前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曾预言：“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20世纪将会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末，世界将或者不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或者仅仅存在极为不明显的资本主义残余。”1977年，前民主德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尔根·库赞斯基（Jiirgen Kuczynski）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一书中认为，正在折磨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正在使资本主义总危机下的矛盾更加激化”。相应地，他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如果我们能够防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以及导致战争的因素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衰败的过程，尽管中间也许会有短暂的生命力。”

现在看来，瓦尔加和库赞斯基的预言和结论都是完全错误的。1977年之后的3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危机：股票市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这些危机此起彼伏，但与之前的危机没有本质区别。事实已经表明，20世纪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世纪，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内也没有经历所谓的衰败过程。恰恰相反，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国却变得分崩离析。

20世纪80、90年代的每一次危机，都使一些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会经历一个衰败过程燃起希望——就像库赞斯基预言的那样。“游戏已经结束”、“泰坦尼克号”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被用来描述这个时期。但在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被成功地克服并实现经济复苏后，充满希望的左翼分子总是遭到资产阶级评论家的嘲讽。就连库赞斯基也曾认为是可能的“短暂的生命力”，却最终证明其实一点也不短暂。美国的经济评论家频繁地提及“欣欣向荣的90年代”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何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

三

只是在21世纪初以及之后的这些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一种危机的气氛。而且，这种气氛并没有消散的迹象。相反，危机仍在持续加深。但是，这种危机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谈论的、并且事实上的确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才加深的。同样，它既不是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前殖民国家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以及前殖民国家与目前涌现的新兴工业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源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阿根廷经济的崩溃是源于诸如此类的矛盾和冲突）。相反，引起危机的主要是其他原因，而这些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从未想到过的。它就是正在制造环境灾难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日常性的全球性污染和环境恶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所有这些都会日趋严重，而且这种趋势是确定不移的。

与此同时——这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等人在1972年的著作《增长的极限》中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廉价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趋于枯竭。众所周知，自21世纪初开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持续攀升。在知识界，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石油峰值”，很多人预测，当油价不可承受时，将会发生一场大危机。人们甚至开始讨论即将终结的石油时代。天然气、煤炭和其他工业金属的世界市场价格近年来也在持续升高（2008--2009年经济衰退发生后，价格又出现了走低）。更为糟糕的是，2007年起全世界的食品价格也在急剧上涨。

这种双重危机（生态和资源危机，我称之为“钳夹式危机”）绝非只是大多数左翼人士所希望看到的资本主义危机。从长远来看，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危机必然会导致工业社会的终结。即便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也会因为这种危机而衰败。在之前的研究中我曾指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失败主要是（虽然不仅仅是）源于生态和资源危机。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一定是工业化社会。这其中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可是，正如前文我的那个朋友所指出的，除非战胜了资本主义，否则从工业社会过渡到非工业社会的历程很难开始。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被正在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击溃之前，资本主义会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或数个内部矛盾而走向失败吗？或者说，工人阶级是否有可能——在严重危机的状况下并出于自身利益——在某几个人口众多的、重要的和强大的国家率先起义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为向一个可持续的和公正（更公平）的社会的和平与有序转型开辟道路呢？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否会发生在现存文明陷入全球性混乱以及各种战争和破坏之前呢？在现存文明的废墟基础上，也许根本不会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幸存者几乎不会有精力去实现它。

现在回答这些问题还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激进分子——应该深入考虑从而弄清楚现在所处的形势，而这对于确定我们政治工作的重心是必要的。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亡？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以阶级斗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二战后在很多富裕的工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成分正在被侵蚀？为什么在1950—1960年间被奉为救世教义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为了确证我们的某些中期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我们的某些长期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从消极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乌托邦的），寻找对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答案是非常必要的。

四

我曾对上述这些问题做过详尽讨论，尤其是在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对人类根本性选择的一种批判分析》中。我现在依然坚持其基本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从一种迄今占主导的增长范式转变到我所讲的极限增长范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将同时涵盖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问题研究等各个方面。在之前的著作中，我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能否通过自身向生态资本主义的转型而获得新的合法性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不能。此外，我还阐述了作为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苏联模式为何只能走向失败的结局。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阐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也会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失败。我将把新的研究建立在之前那部著作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理解为是那部著作的第2卷。但有所不同的是，鉴于思维范式的转换仍未实现，我认为，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甚至部分重写政治经济学——变得非常必要。坦白地说，这本书对于那样一个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来说确实只是非常绵薄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我研究了与之有关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获得了一些愿与那些同样致力于创造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人们一起分享的看法与结论。

五

我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一定会有人质疑我做这项工作的资质。我对这个质疑的回应是，我之所以能对经济危机研究有所贡献是基于据我的观察，大多数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还未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未真正理解工业经济危机的真正重要的方面。我的观点只与少数经济学家相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生态经济学的知识。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写道：“那些相信几何级的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可以永恒的，不是傻子就是经济学家。”但很遗憾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相信无限的增长。另一个例子来自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批评。他在《熵定律与经济过程》一书中指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坚称，科学可以暂时性地超越熵定律。而任何普通的自然科学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最近一些年轻的批判经济学家发现，建立一个名曰“后自闭经济学”（Post-Autistic Economics）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他们认为，隐藏在“经济人”这个术语背后的人的观念是非常自闭的，“经济学总体上致力于遵从正式的规则。这样就贬低了评估真正的经济联系所需的判断能力”。相应地，许多经济评论家也已逐渐失去了对经济学家原有的尊重。比如，马尔库斯-西维尔斯（Markus Sievers）在2006年4月21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写道：

经济学家，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存在着诸多问题。他们很愉快地工作，尤其是当酬劳丰厚的时候，通常以复杂的模型进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题目非常诱人，但在内容方面却十分贫乏。其中的知识含量和领会程度几乎远低于科学水准和这个职业所得到的薪金。

经济部的顾问委员会也是如此。这些经济学家同样不愿因任何对新生和奇特事物的好奇或欲望而陷入任何危险或者脱离常规和惯例。德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呢？减薪、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放松保护不公正解雇的规则。此外，我们还需要努力促进创新。

25位教授一起努力并创建了这一知识与政策体系。但恕我直言，这些事情即使普通公民也能够做得到。

我不畏惧任何“危险”。我想，我已经将很多全新的见解和想法注入到我的写作中。

此外，还有一些理由支持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经济学家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首先，很多与这本书的研究对象相关的议题完全是价值观问题。科学家们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我们，但他们不能帮我们完成价值选择。其次，我当然不怀疑一种纯粹客观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做到客观地交流科学知识。但是，社会科学家也是人；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也有隐私，也有团体和阶级利益，并为此有意无意地利用其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的权力更大。约翰·凯恩斯相信，这个世界不过是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所统治。“实践中的人们……通常是一些过时的经济学家的奴隶。”经济学家还经常被统治者和利益团体所雇用，从而失去了思想的独立性和意志自由。他们非常乐意成为或者阶级斗争、或者竞争性商业中某一方的卫士，通过发展适当的理论来为其政策的合法性辩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也不例外。乔治·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写道：

马克思关于机器生产的理论离不开政治斗争的语境；它并不是超历史的、先验推理的结果。在理论上，马克思可以在对机器的理解上采取十分不同的方法，而且仍然是反资本主义的。比如，他可以说机器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不应当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社会的和科学的一般劳动所创造的。事实上，这种方法在20世纪初就被凡勃伦和其他学者所采纳……

马克思对机器创造价值的理论选择植根于他以及他的西欧劳工运动同伴所处的复杂政治局势中……

面对来自制度深层的意识形态攻击[即机器创造价值，而工人却没有那么重要]，马克思需要作出直接回应，也就是去指明……无论是蒸汽锤的爆响还是化工厂的正常运转都表明，资本不能脱离劳动。劳动不仅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也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不论什么样的力量正在驱使走向一种劳动力不太密集的生产模式，资本和工人阶级都密不可分。这就是马克思在反对机器的意识形态伪装即资本的政治游戏中所打的政治牌。

再次，正如专业经济学家和大概最早分析凯恩斯主义的作者劳伦斯·克莱思（Lau-rence Klein）在《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中所指出的：“……实践经济学只是些普通的常识，而理论经济学则是常识变得复杂的结果。”但是，至少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还没有复杂到一个正常智力水平的人一定要通过读大学才能学习的程度。因此，阅读完所有大师的经典著作也不是绝对必需的。众所周知，一个物理学家也不一定非要读完牛顿或伽利略的著作。最后，除了精确的自然科学，几乎不存在一种在所有议题上都存在着主导性共识的科学。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尤其是在它们的应用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例如，当在农业和医学中使用某种化学产品时。另一个恰当的案例是在太阳能技术的经济效益和可行性方面存在着的广泛争议。这些案例表明，门外汉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这些话题与政治或者个人的人生观相关联时。毕竟，政治尤其是经济政策关乎每一个人。经济政策太重要了，不能只属于经济学专家和政客们。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我们应该牢记《皇帝的新衣》这个寓言，故事里发现并且敢于大声指出皇帝是的是个孩子，而不是大臣或者专家。

六

当撰写理论著作或非小说类著作的作者开始工作时，他们经常问自己要写给怎样的读者。本书的目标很清楚：我要写给那些努力建立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但（在我看来）又抱有许多幻想并坚信一些错误理论的政治激进分子。正是这些人需要理论上的澄清和对整个世界的客观了解。我认为，那些虽不是激进分子但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人也会发现本书是有趣的并具有知识含量。当然，经济学家们如果对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全新批判感兴趣的话，也应该读读本书，他们也会发现很多之前所不曾涉及的领域。

在印度和德国从事社会与政治运动的这些年中，我发现，激进分子很快就会成为专业化的活动分子。一名和平激进分子最终会成为一名和平活动分子。他对和平与战争知道的很多，但却不会了解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一位环境主义者虽然很熟悉德国的水质，但并不一定知道导致战争的真正原因，如此等等。这种状况是很成问题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是都被告知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应该历史地、联系地看问题吗？这些建议仍然是非常恰当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政治激进人士都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当现在人类陷入气候灾难、环境破坏、资源战争、难民潮和大规模失业与贫困威胁的情境中时。就本书而言，我想通过讨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来推进政治运动的发展。因此，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批判性导言。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精选的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初发生的几个经济危机及趋势的专题组成。书中也包括解释这些危机成因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理论——这些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可以带领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和确保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在必要时，我给出了自己对这些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批评与怀疑。在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崩溃，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在第一章开端，我提供了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