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价值范文10篇

一、思想的历史地位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本文作者：夏劲项继光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理论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重要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不谋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总体来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原则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认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老子认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伟大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道家告诫人们应摆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与人不相胜,也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任何“人为”破坏自然的做法都会导致整个生命系统的和谐关系的破裂;庄子则在“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们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顺应“道”的客观规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为一”等观念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张人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万物都在“道”的统摄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统之中并各以自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道”的渊源。因此,从“道”的哲学高度出发,道家生态思想既认识到了天人不相胜的一面,又认识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这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二)“物我为一”思想道家认为,既然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万物从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态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齐物论》中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马蹄》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热万物平等的观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础上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生存权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护了人与自然维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无为”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状态。《文子》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油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万物生成、发展都取决于“和”,只有达到了天地和谐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运行,“泽难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规定人不仅不可妄加作为,而且还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维护生态和谐和平衡,一切凌驾于其他生命价值之上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理论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思想,也是保证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重要途径。(三)“慈俭四知”思想《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态思想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原则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节俭有度”、“四知”的生态伦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质是宽容,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生长万物使其维持特性、协助万物使其生长繁衍、引导万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仅主张爱物,而且与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⑦人类的行为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的自然状态,而且应当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增益万物,无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怀。“节俭有度”。“俭”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在对待自身欲望时所应有的自律准则。《老子》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类维持其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但从自然界汲取生命养分的行为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适得其反。“节俭有度”规范要求禁止一切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不奢求过多的资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积蓄能量,厚积薄发。“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种重要的生态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和曰常”则强调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和谐的状态;“知止不殆”是强调人要适合而止、适度利用生态资源;“知足不辱”则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将“和”视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主要机理,“阴阳和静”是“道”的本质内涵,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峙与和谐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阴阳两气相互融合、和谐才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人应当效法自然,谨遵“四知”的生态伦理道德,遵从天地之“道”,遵从自然本身的和谐,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态思想的评析

(一)儒道生态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坚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整体性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儒道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关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体”,道家关于“天地并生”、“物我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们从朴素的角度对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将整体性作为基本点把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将人和自然两个不同质的系统视为同一本原体。儒道生态思想反对将“天人”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天”,还是“道”,人与万物都只有一个本源,并且都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仅只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也包涵了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把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并且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当作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系统。也正是天地万物各自有序地运动才保证了天人有序和谐。其次,儒道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平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态思想都强调了人类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价值观,儒道倡导把人类生态伦理的价值情怀推及到整个宇宙内的生命的价值,正确认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们应当以“仁爱”、“自然”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强调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坏自然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儒道生态思想极力试图劝诫世人营造和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平等的大环境,以保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后,儒道生态思想提出了天人协调适度发展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持的客观要求。儒家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则更具体地规定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平衡、保持适度发展的伦理规范;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提倡人们适当地克制自我欲望,适合而止、自然而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态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实现自我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协调和适度发展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二)儒道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探讨儒道生态思想的价值并不是说要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儒道生态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强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它更适合于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的、局部的、表层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则更为复杂、深层的,这也注定了儒道生态文化无法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生态问题。其次,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及其狭隘性,人际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态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种有亲疏差别的道德阶梯结构;道家的生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顺应“道”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被动地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特点,它的伦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现一种大宇宙观的人生哲学,而缺乏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构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则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儒道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扬其积极作用。

儒道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摘要：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借由诗、乐、书、画等艺术实践形式，以艺术化的方式从知识、审美、道德三维度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个人层面，可以重建个体心灵，提升个人素养；社会层面，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弘扬家国情怀；国家层面，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重塑大国底气。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教育；艺术实践形式；艺术化方式；个体心灵；理想人格；和谐社会；家国情怀；文化自信

艺术教育在中国早已有之，《论语·泰伯篇》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述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最经典的阐释。当今世界，存在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要重建个体心灵、创建和谐社会、重塑大国底气，就必须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思想内蕴进行观照和审视，探讨中国艺术教育的传统意蕴，以中国传统艺术培育文化自信新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凸显艺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内蕴

中国传统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感，内蕴知识、审美、道德之维，致力于通过对诗乐书画等艺术实践形式的践行，以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实现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一）形式：诗乐书画等艺术实践

摘要:延安民间美术主要源于农耕文化，受到习俗、政治、宗教、历史等各方面的影响，发展和延续了东汉时期画像石“以象示意”的审美意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存空间，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技巧，创造抒发了原态本真、精益求精、传承创新的匠人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向上、向善、向梦、向真、向美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民间美术创作所需要的重要精神和营养，也是当代民间美术创新的灵魂。

关键词: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

当代学者吕胜中认为:“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是劳动人民美的创造，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门美术的渊源和基础。”［1］民间美术的概念是雕塑、建筑、工艺、绘画等门类在内的集合体，它的概念不以功能划分，而以创作者区分，是特指由社会普通民众创作、应用和欣赏的生活美术形式。所以民间美术的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匠人”。他们是具有专门技艺的匠人，他们不要求具备高超的艺术综合素养，但需要熟练掌握某一类创作技能，他们的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工匠传承性和来自民俗生活的创作性。与“艺术家”相比，“匠人”的要素是相对严谨的制作程序，具有程式化的技艺表现。自古以来陕北人民勤劳耕作，热爱生活，他们劳作之余，通过艺术的方式祈愿生活吉祥如意。大量的民间艺术文化传承是由原始的“朴素直接”到工艺制作再到艺术审美的升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由技入道，陕北民间艺术脱于工艺，融于文化艺术审美之列。独特的地域产生的陕北民间美术，虽然不具备平原地区传承传播的雄厚基础，然而陕北民众对美的追求像涓涓溪流，顽强矍铄地传承传播并历代创新，最终与中原文化溶于一体，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由民族文化认同到民族文化强大，使得中华民族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正如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在工业领域制造业所提倡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的精神，“匠人”以严谨的创作风格和精益求精的技艺成为重要的艺术创作者，而民间美术的工匠精神正是这些“匠人”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凝聚的人的精神。正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2］民间美术同样表现了“人”的精神。陕北延安以质朴热情的“人”之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凝练出民间美术个性鲜明的“匠人精神”，其匠作之美中蕴含的陕北之“勤劳”“质朴”“执着”，不仅昭示出延安地域文脉的厚重，更能启迪现代艺术工作者，传承其匠人之心、匠人之神。

一、地域文脉积淀上的延安民间美术

延安位于陕西省西北部，地处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中上游，具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和悠久的历史。延安地区历史文化脉络可追溯至上古农耕文明初创时期，据顺治年《延安府志》记载，唐尧、虞舜、夏商时期，延安名雍州，自周代开始，称为白翟地，之后名称各有演替，如汉代时期有肤施、高奴、白土、定阳等名称，隋朝地理志中标注，“延安”这个名称是从西魏开始的，之后数次更名，隋朝时期也出现过“延安”之名。唐代又多称为“甘泉、金明”，且已完善行政建制，逐步形成以“延安郡”［3］命名的传统。历代的延安，一直是边陲重地，汉时，匈奴与汉以肤施为界，宋代亦为兵家重镇。延安自隋朝形成现代行政规模。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1935年5月，陕北红军始设延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重要的中国革命根据地;1996年，延安成为地级市。目前延安市包括宝塔区、安塞区、延川县、子长县、甘泉县等两区十一县。尤为重要的是，当代延安因其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革命贡献，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多元融汇的地域文脉。延安地域文脉具有多元融汇、历史久远的特点。其一有原始巫图文化和农耕文化，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知有限和崇敬形成了原始神秘文化，包括巫术、民间信仰和图腾文化。图腾纹样表现在剪纸、建筑装饰等视觉艺术上，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延安这块黄土地上的民众传承了祖辈们的原始神秘文化，带着强烈的农耕习俗，形成了自给自足、天赐自得的精神图腾。如传统民俗观认为鸡、鱼代表着天地交合，是原始文化中出现的装饰主题，在延安剪纸艺术中也有“鸡衔鱼”纹饰的表现。在黄土高原居民的传统观念中，顺应天意才能带来生活的美满幸福，这种民间文化早已形成血脉融入代代延安人的基因中。其二是中华民族本原文化，中华民族本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生活哲学，包括“天人合一”“阴阳相合”“逝者永生”等命题，在延安剪纸、匠作建筑彩画中多有体现。其三，延安因历史与地理原因，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之源，兼具两者文化的精髓，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农牧业水平发展缓慢，延安生产活动皆以村庄宗族为主，在封闭的农牧经济发展中，反而保护了传统民间美术的古朴与稚拙。其四，延安所在的黄土高原地域，有普遍的敬鬼神、重务实、尚武力的社会心态，这与延安复杂的历史状况关联紧密，是典型的多宗教、多信仰和多神化突出的地域，包括了佛、道、泛神教、巫术等多样化的民间信仰，这种多神信仰的千年发展，为延安民间美术提供了多样化的创作题材，是延安剪纸、绘画、雕刻、彩画等艺术内容丰富、精绘细作的重要灵感之源。延安地域文脉丰沛，不仅蕴含着上古农耕文明，更受到匈奴异族农牧文明的滋养，秦汉时期重鬼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亦融汇其中。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传承了“塞上咽喉”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落脚点，更是新中国胜利的起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同凝练出个性鲜明的“延安精神”，而这些历史亦反哺艺术，与秦汉以来的文化一起形成延安厚重的文脉积淀，催生出延安民间美术个性强烈、质朴热烈的艺术风格。吕胜中曾把民间美术喻为沉浸在文化长河中的“水面以下的半个木头”［4］，虽然是默不作声，但实质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形象的内在托力。延安民间美术出自延安人，是延安人最原始但也最热烈，最质朴但也最精致，最实用但也最审美的内在品格表现，这种内在品格，即是延安民间美术的“匠人精神”。(二)地域文脉随历史进程孕育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本土艺术的执着，对所产生的艺术历代传承和生活记录，求精细琢的专注。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为工业领域里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在工业领域制造业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庄子•庖丁解牛》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技与艺的交融，是谓中国专注式的匠人精神。陕北民间美术体现了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的深度交融表现，延安人民有着朴实淳厚的民风、民俗，沉淀为绵延千年的传统地域文脉，更外化为当地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紧密相关，地域历史是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沉淀，地域文化是匠人精神的风骨，地域资源是匠人精神的物化表现。步入现代，苦难的中国，饱受凌辱、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陕北民间美术更是发挥了特殊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军民，还是艺术家，他们积极投入到救国救亡、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期间产生了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众多五彩缤纷的民间政治宣传艺术作品，迅速地从陕北延安传向抗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号召力，使苦难的中国瞬间有了政治文化的向心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军民一体齐生产共抗战的艺术作品形式，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号召力具有着爱国主义式的匠人精神，使之有了牢固的民族基础，带有浓厚陕北意味的创作也成为了烽火年代不朽的艺术作品。

二、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特征

论文摘要：通过开展中医传统养生学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表明养生不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强身益寿活动，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不断修正的适合自己的良性的自然生活方式。养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是实现生命意义的本体方式。同时也宣示了广泛开展中医养生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医养生学；传统；现代；价值

现代化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但也不得不面临伴随而来的弊端。人们无法回避现代化的高科技与自然的健康生活之间的矛盾，必须寻求解决的途径。笔者希望通过开展养生学的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阐明传统养生学教育的现实意义，探求中华民族传统养生学的当代价值，寻找现代社会中自然的生存或生活方式。以体现自然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

1寻找现代化高科技与自然健康生活之间的平衡点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各个领域现代化的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纷繁多样、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但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面临现代化高科技产物的严峻的现实弊端。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也带来了诸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自然与社会环境问题。工业化带给社会可观财富的同时，也使自然资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诸如耕地减少、淡水匮乏、温室效应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安康：健康问题综合报告”表明，生态系统的恶化将给人类健康带来不可预料的严重威胁。信息化的闪电发展，互联网上唾手可得的一切，提高了生产力，缩短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没有了疆界，却凸现出新的始料未及的问题。某天，“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爷爷拿出TransLight(手持式日光灯)，开启后在脸上投射具有振奋精神的蓝光，让爷爷随时随地地补充‘自然’光线”。15岁的乔治不去户外或体育馆，却得到了身体锻炼，“他在房里戴着虚拟实在的装备，在一台‘千奇百怪’的跑步机上跑着、走着。这些‘酷毙了’的装备使乔治看起来像是在穿越地下洞穴，或攀爬豺狼野兽四伏的陡峭山峰，或穿过草地追逐美丽的少女”。在这样的现代化环境下，人们或许会怀疑自己究竟还是不是真正的自然人!这一切，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自然生命和自然健康，甚至不得不或不知不觉地以牺牲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代价。同时，这一切，不断挑战着人类的自然疗能。于是，人类不可逃避地陷入两难抉择的窘境：现代化的高科技?自然的健康生活?放弃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显然是愚昧的，但也不愿意抛弃自然的健康生活。然而，人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窘境，必须寻求解决的途径。能否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使用现代化“器械”的同时，是否可以给人们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命留下一片赖以生存生活的绿洲?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适应环境的良性的生活方式?在高科技背景下，如何体现自然生命的价值，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

2中医传统养生学的当代价值

摘要：生态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以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为核心的发展形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但是却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整治环境、美化环境、发展再生资源、优化资源利用等多个角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这些理论和实践表达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弘扬，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步伐、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弘扬。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虽然没有对生态文明进行系统的论述，却从节约保护环境、整治美化环境、发展优化环境等多角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为我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一、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它不仅对古代中国的自然建设和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倡导“和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同属一个整体，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是相生、共存、和谐的关系。儒家强调“畏天命”“不违农时”的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发展。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无为”的发展，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人类的主观意志不应强加于自然，不应干涉自然界的发展，而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顺应自然的发展。同时，道家也强调“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摘要：河北省革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历经党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革命斗争不断孕育而来的，聚积着河北人民深切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河北省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承和弘扬河北省革命文化有利于政治导向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及社会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河北省革命文化；历史；当代价值

一、河北省革命文化的内涵

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河北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河北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追求真理、听党指挥、奋力拼搏、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新时代，传承和发展好河北省革命文化精神对推进河北省文化强省战略、实现河北文化繁荣、建设美丽河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河北省革命文化形成的历史逻辑

1.党成立初期的河北革命运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由此开始觉醒。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的兴起，北京的大学生喊出了“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拒绝和约签字”等时代最强音。为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唐山、保定、顺德（邢台）及河北其它地域的大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学生联合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宣传运动。在河北各地学联组织的带动下，学生到工农群众中进行爱国反帝宣传，联合工人、妇女、教育界、工商界、士绅等各界人士形成爱国联合阵线，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河北各地工人阶级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先后组织罢工，登上了政治舞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反动统治者惶恐不安。，河北乐亭人，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杰出贡献。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在的精心组织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建立。随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在其带领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纷纷建立，为河北各地各级党组织的创立、不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工人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2.国民革命运动时期的河北革命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深受苦难的旧中国带来了曙光和希望，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新征程。1921年11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5个地区成立执行委员会。中共北京区委建立后，派人到河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团组织、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异常强大，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河北各地党组织迅猛发展，1925年上半年，保定已有共产党员25人，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决定在中共保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中共保定支部，保定支部建立后研究制定了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发展党团组织和开展革命运动措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到1925年底，保定党组织已有党员128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奉军阀结成了“讨赤”联盟，分别向位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进攻，国民革命军被迫退守南口。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下，中共张家口地委动员人民群众反对奉系军阀的进攻，支援国民军保卫南口。张家口的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争上前线，参加战斗。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河北人民积极踊跃支持国民革命军与旧军阀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表现出了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3.土地革命时期的河北革命运动1927年4月和7月，、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中国革命由此转向低潮。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力量。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及时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会议做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生死关头紧急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27年10月，中共顺直省委制定并通过了《北方暴动计划》，准备在河北及周边地区组织和鼓动工农暴动。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在唐山玉田发起武装暴动，玉田农民群众手持棍棒刀枪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玉田农民暴动失败了，但是展现出了河北农民敢于革命、敢于抗争的革命斗争精神。4.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革命运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河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河北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在抗日前哨，英勇的冲破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迅速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斗争高涨的形势下，河北的工人阶级首先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1931年9月，唐山开滦矿业产业工会分别致电、张学良等，呼吁化除国内成见、一致对外；张家口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日本驻张领事馆”等口号；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几百名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组织救国义勇军，加紧军事训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1937年7月发动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序幕。7月8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发起号召团结起来，联合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河北各级党组织及各地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掀起抗日热潮。1937年10月，马玉堂等在藁城、栾城一带组织了“人民抗日自卫军”，张子政等在隆平、尧山一带组织了冀南抗日游击队，张锡衡等组织了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入侵行动，在衡水康庄一带，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短短几十分钟，敌人全部被歼灭。康庄一战极大地鼓舞了回民支队的抗日斗志。5.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革命运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河北广大地区解放。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面对国民党的“蚕食”政策，河北各地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给予了有力的反击。特别是边缘区的民兵，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广泛开展村落战、地道战和联防战。1946年4月至6月，仅栾城县苏邱等13个村庄的民兵就进行了13次村落地道战，毙伤国民党军137人，粉碎了敌人总兵力3700余人的进攻。河北各解放区军民反抗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反“蚕食”斗争的不断胜利，不仅大大削弱了的军事力量，鼓舞了解放区军民胜利的信心，同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打通华北交通线的企图，延缓了国民党军队北进的速度，有力地支援了人民军队在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公民的自由与富足，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勠力追求的梦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蕴。这些崇高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法律制度的支撑。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宪法的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对公权力进行合理的规范与配置，确保国家的基本价值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宪法不能止步于被动的中性规则，在一个即将开启的面向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新时代，宪法更应该在规制权力、形塑社会、构建制度、支持国家崛起、保障权利和自由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多元冲突与共同准则的价值两难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公民个人通常会有对于安全、秩序、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这些追求最终都会在宪法上得到体现。宪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作为基础规范的宪法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价值维度，而要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任何追求单一价值面象的宪法，最终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单纯追求国家的富强，其结果可能是国家主义压倒一切，严重挤压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单纯追求个人至上、私权神圣的宪法，其结果则是利益集团横行，民主异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样无法得到保证，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宪法所有的价值追求最终都将服务于人类自身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宪法首先被看作一部人权法，维护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了宪法价值追求的总尺度。以此为前提，又派生出宪法作为限权法的基本要求，即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规范，在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将其侵害性降到最低。在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在国家权力格局不断重组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核心价值选择与维系，也必然是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个体自由、公民权利、私有财产等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高度尊崇，并相应地形成了具有各自规定性的诸多价值体系。诚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所表现出的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诸如各种完备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永久性的特征，而非昙花一现的历史过程［1］37。这种永久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于古典一元论的更为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不同价值体系所表现出的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态度。多元价值为人民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但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或者缺乏核心价值准则，则会使人们处于价值选择与价值割裂的两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进行价值选择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选择失败的不利后果。针对这种困境，柏林提出一种被称为不可公度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目标并非都是可以公度的，相反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2］。在缺乏一个可供参照的共同准则的前提下，便无法为这些各异的价值进行有效排序。如果一定要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似乎又违背了人作为自主自在的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甚至主导势力会借机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或公众。在缺乏可供交流融合的公开、公正的公共平台的情况下，便导出一种持续的冲突状态，这正是价值冲突的由来。长期的价值冲突的结果，未必是真理的诞生，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社会力量在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被白白浪费掉，最后没有一个赢家。这一点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失序以及美国所倾向的保守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西方非此即彼的宪法观及其道德困境

在西方的价值困境中，作为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宪法，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为价值排序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标准的责任，但又该如何来确保这种标准不会妨害个人的自由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在卢梭的理论中，国家和人民被看作最基本的范畴，特别是人民概念的提出，在极大程度上吸收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主权者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甚至它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无需向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人民的一切受到国家支配，任何人不得违反主权者基于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权力，否则主权者就可以强迫违反者“自由”［3］。很显然，卢梭笔下的人民主权无非就是多数人的主权，至于个人的公民权利和选择自由，事实上被主权者和人民包办了。由于卢梭设想的“道德理想国”没有考虑到人们的个体差别，也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注，将“公意”神化，并最终被哈贝马斯等人证明为另一种压迫性话语，导致民众经常遭受愚弄和误导，最终带来无穷的恐慌和混乱。而到了康德那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冲突模式，则被转换成楚河汉界模式，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一条界限，谁也不要越界。他认为立法权乃是人民的联合意志，因此这种意志不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权力存在的价值在于保护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4］175，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公民的自由。为了避免专制的形成，康德要求权力必须分立，明确人民握有立法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由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机关加以保护，而个人不享有抗拒这种意志的权利，只负有忍受立法权不当行使和滥用的义务［5］。这便是康德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划定的界限。仔细分析会发现，康德的楚河汉界模式最终仍然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模式。虽然在他的论述里，国家应当服从于人的根本价值，但是国家仍是在与人相对立的层面上存在的。至于当代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民主模式，似乎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公意演变为一种在社会自主的公共领域中，通过人们“理性”的自主讨论形成的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舆论，并进而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乃是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仍然倾向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也认为，迄今为止，是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概念规定了民主国家的规范性自我理解［6］117－122，并由此规定了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法治国家和公民之间，依旧呈现为一种你是你、我是我的状态，二者之间更多地仍然是对立关系。这种楚河汉界的思维模式，即便在当前也没有根本改变，且被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所掩盖的另一种对立关系也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受了国家干预时期的福利主义的浸润，西方的宪法也未能提供一个公平、开放、共享的自由空间。当美国的焚烧国旗案(Texasv．Johnson，491U．S．397．)向世人展示出美国宪法尊重自由的同时，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加州男子杰夫•奥尔森因为写下了反对银行的字样而被判处监禁，甚至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被法官禁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见在银行的利益面前，连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也被扯掉了［7］。甚至进一步告诉人们，在美国，银行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美国宪法所捍卫的也并非标榜的民主自由，而是银行家的利益，美国也因此形成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两大对立阶级，即金融资本家和大众。其实也正是这种阶级上的对立，才最终表现为宪法价值选择的彼此对立。即便是被西方推崇备至的财产权，在银行家的金融工具面前也是形同虚设，银行家借助公共政策制造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收割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财富，而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宪法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而就当前而言，美国当局不顾选民的利益悍然发动贸易战，推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是上述价值观的延续。反观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正在寻求一条互惠共赢、和谐共存的理想局面，这一点最终在宪法上得以体现，并得到宪法的确认。

三、追求和谐共融的中国宪法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