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慈文化与当代青年孝慈观探讨

摘要：孝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梳理界定传统孝慈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析孝慈文化的当代困境，明确孝慈文化的当代释义，阐释当代青年孝慈观的培育路径，以引领当代青年对孝慈文化的认同，进而规范青年道德教育，让传统孝慈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孝慈文化；青年；培育路径；内涵

孝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随着历史的沉淀，孝慈文化逐渐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新时代的孝慈文化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功利化的趋势。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坚守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加以传承，以新视角传承与发扬传统孝慈文化，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

一、传统孝慈伦理文化的基本内涵

（一）血缘关系为本的孝慈思想传统的中国不光是以农业立国，更是以孝立国。“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济生活”[1]。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想要谋生，必须以耕种为主，但是耕种这一谋生方式由单个人来进行是不现实的，因此想要顺利地耕种和收获，需要一个勤奋且关系牢固的团队来共同进行。较为稳定的团队，必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团体，家族就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以血缘为本的亲慈子孝的亲情纽带就逐渐产生了。在孝慈伦理中，血缘是起点和基础。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孝”与“慈”共同维系着家庭伦理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孝慈观。在自然界，无论是有性植物还是哺乳类动物，都可以通过孕育后代而构成亲子关系，但通常这种亲子关系维持的时间较为短暂；相反，人类亲子关系的形成和培养需要一定的社会化考验。“以慈养孝，实际以慈换孝。以孝养慈，实际以孝换慈”。在社会关系中，父母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一般情况下，子女对父母尽孝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换取相应的精神回馈或某些物质资源。因此，亲子之间要建立长久的关系，需要在一系列社会化的经历后，这样的过程通常十分艰辛但是却必不可少。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从怀胎十月婴儿与母体生理上的联系和养育孩子过程中所说的“孩子三岁之前不离开父母，特别需要父母的爱护照顾”等行为可以看出，亲子之间形成的由于价值自觉意识产生的亲慈子孝的感情就更加容易。可以说，孝慈伦理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功利化的元素，但是以血缘为主的亲子关系则更加占领主要位置，以家庭为主要团体、以血缘为基础的孝亲思想必将一直传承和发展。

（二）自然本性下的责任与义务相统一孝与慈始终是家庭伦理的基本范畴，二者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代际关系，这是家族内部最亲密的代际关系；二是个体家庭经济，这是维护亲子关系的经济基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孝与慈既维系着家庭内部和谐稳定发展，也促进了后代子孙的延绵。在个体家庭经济基础上，每个家庭成员既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也要承担自己的义务。由此保证了家庭内部年幼子女的顺利成长，年迈老人的养老顺利进行。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人生有两个极端点：一个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怀”，指的是婴儿从出生到三岁左右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另一个是无法回避的养老问题。前者说明，子女要在父母的关爱照顾下才能健康成长为人；后者说明，父母年迈，只有在子女的孝行下才能安稳度过晚年。由此可见，孝的发生稍晚于慈，“孝”这一举动则是对“慈”的自然反馈。二者都是基于人类学事实下产生的。在任何时代，孕育子女和养老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人类逐渐产生了行孝与施慈的意识。因为种族延续的需要，才会产生“慈”的举动，但这并不是慈产生的唯一原因，因为在自然界，动物也具有这项本能，但是人与动物不同，人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学习能力。因此更理性的解释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即人性”，即人性。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孟子的意思是，人的良知不是其他的，是人在幼年时所学习到的爱亲与敬长以及在血缘或亲情中所学到的生存所需的应变能力。而这种自觉去学习的应变能力也是一种价值自觉意识，通过这种价值自觉意识，中华民族的祖先便在亲子关系中作出相应行动：父母对子女慈爱关怀，子女对父母多加行孝。尽管孝和慈这两种行为都源于人类学事实，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却只着重强调行孝，忽视施慈，并且将“孝”作为处理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亲慈则子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于亲情的良性互动；反之，亲不慈则子难孝。亲子关系需要双向互动，单方面的子女对待父母尽孝或关爱是难以培养感情的；相反，在双向的情感基础上，父母或者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也就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情感的互益性。这也就进一步表明了孝慈关系中存在的理性特点，即孝与慈之间是互为条件的。由此可见，孝慈伦理分别指向了代际关系中的双方，并不提倡单向度的权利或义务。因此，孝慈文化既关乎父母又关乎子女，具有责任与义务相统一的特性。

（三）从自觉到约束，从家庭到社会孝慈文化从古至今一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从个人意识与动机来看，人作为个体有养老与育儿需求，如《尚书·酒诰》篇中所写：“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指的是，人们忙于农活后，赶着车外出做生意，以此用来孝敬孝养父母。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对“孝”有一定概念，并且自觉行孝，将孝道的行为看作道德修养的体现。而这时的“孝”指为人儿女对自己的父母要顺从、敬爱，子女有责任和义务为父母养老，反之则为“不孝”。同时，孝在当时还有祭祀之意，指的是祭祀祖先，但是这种权利在当时是特权，被周天子、诸侯垄断，因此“孝”的这一含义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道德规范。西周之后，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认为“孝”为“仁”本，同时孔子认为“孝”可以作为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规范百姓的一种手段，在《孝经·开宗明义》里就写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孔子认为，孝道是一切行为的根本，一切教化都在此基础之上，在《孝经·三才》中也提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认为，“孝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日月轮换，四季交替一般。同时孔子也在这一篇中论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认为孝道在治理国家时起到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秩序与纲常伦理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之后，孟子认同并继承了孔子重孝的思想，并且提出“孝悌”之说。孟子认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他认为，敬长和爱亲的思想应当提倡，这是仁义之举，应当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范围提倡。孟子还提出“父子有亲”这一思想，很好地概括了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其中“亲”字也很好地展示了父慈子孝的交往方式。他认为，人是父母生养养育长大的，对父母亲近和侍奉是应当的事情；与此同时，儿女也是父母的血亲骨肉，父母对待儿女慈爱关怀，细心呵护也是应当的事情。孟子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上升为人伦道德关系。随后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观念，彻底将孝慈文化从生活层面推进到社会层面，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尊老爱幼、互相帮扶的社会风气。到秦汉之际，孝慈规范得以强化。在汉代“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儒家学者以孔子、曾子的孝道观念为相关素材来编撰《孝经》。该书明确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孝道的方法，并且该书认为一切德行都在孝道行为之下开展。《孝经》一书中不仅明确写出调和君臣和调和父母子女之间不同的方法，而且将“离父事君”看作孝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鼓励人们先忠后孝，试图依靠此观点抬高孝道行为；与此同时，还强调孝道对于治国齐家的重要性，将儒家的德治转化为孝治。由上所述，孝慈思想是由最初的内在自觉和后期的外在约束互补完善的，孝慈伦理关系只有通过人的自律和社会规范的他律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更实际的效用。同时，孝慈思想在历史上不断地丰富内涵、补充扩展，不断实现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的贯通，但是不难发现，孝慈思想对于子女的“孝”的规范十分详细，对于为人父母应当实现的“慈”的规范却很少。

二、孝慈文化的当代困境

（一）孝慈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传统孝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产物，而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数次转型与变革，孝慈文化在这些进程中历经批判与改变，甚至在某段时期内无法得以合理传承。1840年，列强打破中国大门，彻底拉开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序幕。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牢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着转型，其中也包括中国家庭伦理结构。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中国历史进行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社会的模式急速转型。中国本土社会制度加速转型的焦灼加之国际上各种现代思潮、主义涌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冲击风起云涌。同时传统考试与教育制度的变革让传统士人阶层逐渐分化解体，大批接受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新型知识分子诞生，他们推崇新知识，传播新思潮，反对传统旧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先进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反思与纠结。在这一阶段，“在各种思潮、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嬗替与冲突中，人们都在探索中前行”[4]。这一时期的先进分子，既主张迅速建立能够跟随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文化，同时又需要对传统文化的体系和脉络进行调整，此时的国人陷入两难。其中包括胡适、鲁迅等爱国人士，他们反对封建儒学思想，如鲁迅所说：“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5]除了较为绝对的要么“尊孔复古”要么“全盘西化”的极端国人以外，大多数国人一面接受着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潮流思想，一面又推崇儒学，却只停留在“日用而不知”的阶段。这两类人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分析与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在这种潮流中的孝慈文化，不仅其局限性遭到了批判与舍弃，其合理性也在近代转型的历史浪潮中遭到搁置与舍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文化遭遇全面性批判与否定，“左”的行为导致传统的孝慈文化遭到全面的批判，导致人们在一段时期内无法理性地认识传统孝慈文化，孝慈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文化断层。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得民心，经济、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革使得人们思想观念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解放和进步，人们在确立市场经济拟定契约时明白了什么是权利与义务，同时“还把它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用契约的方式来约定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6]。更加强调权利、义务和责任，从制度层面对传统孝慈文化进行否定。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孝慈文化及其有关的孝慈伦理问题始终是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孝慈文化毕竟是与亲情血脉有联系同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孝慈文化在近代转型时期出现过一系列的断层，但是它依旧为传统社会所需要，且在当代社会也具有一定必要性。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变，首先当今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人们更加强调个人的价值与能力，追求自我价值与能力的实现。其次，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本质为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最后，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依法治国，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以往不同。具体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尊崇法律、努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同样影响着家庭伦理各个层面的关系处理。因此，孝慈文化在当代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必须在尊重了解这些思想意识的同时，以此为基础反思传统孝慈文化，并赋予孝慈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当代孝慈文化具有如下时代特征：首先，父母与子女之间强调人格的平等。传统孝道文化强调的“父尊子卑”思想足以体现传统代际关系中人格的不平等；相反，现代社会则主张亲子关系是一种人格平等的关系。父母在与子女相处过程中，应该理解尊重各个成员的个性，不应该忽视他人存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应该多进行情感交流，了解彼此。任何人的权利与人格都必须得到尊重，使当代代际关系成为一种独立、平等的关系。其次，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双向性。在传统孝慈文化中，父母具有绝对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无法达到统一，而在当代社会，亲子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平等的人格进一步促进了代际关系中交互主体的产生。子女作为晚辈，有义务对父母尽孝。同时也有希望得到某些回报的权利。作为父母，既有要求子女尽孝的权利，也有对待子女施慈的义务。因此在当代社会，不管要处理好亲情关系，更要明确代际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最后，承认传统血缘亲情的重要性，在代际关系里保持相对的宽容。当代社会，代际关系之间依旧会产生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单靠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多一些理解与宽容。这就需要父母与子女之间尊重传统孝慈文化中以血缘为主导的亲子关系，提倡彼此的理解与让步，采取更加柔和的方式化解矛盾。总的来说，传统孝慈文化已失去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但是其所蕴含的孝慈精神却因其自身的普遍性特点依旧值得当代借鉴。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有人的存在，亲子关系必定存在，而亲子关系所蕴含的血缘亲情必定衍生出孝慈精神。因此，我们不能对传统孝慈文化进行一味地指责与否定，而是应当传承与创新，将孝慈文化良好地继承下去。

（二）对孝慈文化的具体实践较少孝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都被大众认可，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孝慈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改变。年轻人与老年人对待孝慈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孝慈观念会产生一定的代际差异，特别是不同群体和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社会经验的人群，经历不同所产生的价值观念也不同，这些多样的因素导致传统孝慈观念的变迁。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传承传统孝慈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理论上讲，年轻一代承担敬养父母这一责任是相对轻松简单的，但是从个体生活的复杂性来看，年轻一代承担养老这一重任似乎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实现个人理想与在父母身边尽孝产生冲突、赡养老人与养育子女冲突，甚至出现啃老、只“言语尽孝”等孝道行为缺失的问题。想要尽孝和有能力尽孝是两个维度的思考，当代社会已经不是“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社会，国家建设需要青年人才，青年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会选择离开家乡去往更发达的国家或城市上班求学，为了自身前途离开父母，陷入两难。一方面，为自己的前途考虑，青年一代为了提高自身远走他乡求学工作；另一方面，青年考虑到父母年迈后想要在父母身边互相照顾。虽然在新媒体时代视频系统和信息软件较为发达，彼此的思念可以通过媒介来消解，但是依旧无法满足父母内心渴望的天伦之乐。新时代孝道不应该以“守”孝为标杆，但是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照顾父母，有所行动，例如，经常通信或是常回家探望父母，在父母需要照顾时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给予父母心理上的陪伴，让父母觉得安心。当代孝慈文化的传承主要以理论为主，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于传统孝慈文化的理论依据十分丰富，但是相关实践经验却十分少。青年只在精神和意识层面对父母行孝，在知道如何去做的基础上依旧缺乏行动力。同时行孝的主动意识较为淡薄，这些都影响着孝慈文化在我国社会的传承与弘扬。

（三）家庭与社会责任感缺失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注重尊敬长辈、长幼有序，而当今社会却存在父母或者老人溺爱孩子和骄纵孩子的现象。尤其在我国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变多，父母倾尽所有培养孩子，甚至一切围着孩子转，过分溺爱孩子，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祖辈对孙辈，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也不在少数。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孩子在家庭的保护下过分娇生惯养，养成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目无尊长、没有责任心的性格。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就会不懂得尊敬长辈，不懂得什么是孝道甚至会有拒绝行孝、抛弃老人等行为。特别在信息化的时代，不同的思想潮流纷纷涌入中国社会。青年在思想观和价值观都没有完全构建成熟的时期，容易受到西方思想的熏陶，个人主义或是消费主义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盛行。直接导致部分青年缺乏社会责任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青年抗压能力弱且易遭受打击。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总是第一时间选择逃避，寻求家人帮助，依赖家人。如果问题没有按照自己期盼的方向发展，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进而产生偏激的行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就证明了青年对传统孝慈文化并没有深透领悟和践行，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和担当，这是没有真正领悟孝文化的表现。甚至部分青年认为自己的生命可以随意结束，自己的身体可以随意糟蹋，在遇到苦难时第一时间想到伤害自己，完全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孝慈文化，对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丝毫没有感恩之心。

三、当代青年孝慈观的培育路径

（一）创新运用大众传媒助推孝慈文化建设创新发展孝慈文化，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孝慈文化是和谐文化的纽带，建设和谐家庭才能建设和谐社会，而“孝”与“慈”正是和谐文化的主要内容。孝慈文化作为主要纽带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基，同时也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代际关系和谐、社会交往关系融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全社会创新弘扬孝慈文化就是弘扬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从心理学上讲，认同是一个将外在的理念、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心理过程”[7]。大众传媒是绝大多数青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媒介，创新宣传孝慈文化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让当代青年感受到孝慈文化的熏陶。大众传媒的受众群体较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的途径十分丰富，例如通过电台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途径，报纸、杂志、宣传手册等实物传播途径，最常见的网络、自媒体、公众号等数字媒体传播途径，这些都是大众传媒的手段。影视剧或电影是引发观众共鸣，向观众传递信息和观念的重要途径。近两年影视行业推出的有关于家庭伦理或是描述家族亲情的电视剧，让海内外游子都体会到了亲情的重要性。如《乔家的儿女》一剧，向观众描述了子女之间在艰苦岁月里互相照拂的感人情节，激起各个年龄段人们对家中父母的感激与思念之情。家一直是年轻人心灵寄托的港湾，在当今社会，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巨大，“家庭”就像是避风港，守护着子女的精神和心灵。而弘扬孝慈文化就需要从根本上呼唤青年子女对家庭和亲情的依赖和渴望，这才是孝慈文化的精神内涵。广播电台传播受众广、传播范围广，也可以作为孝慈文化创新的主要阵地。如将孝慈文化的相关内容作为素材，播放给收听广播的人们，在上班上学的路上都能够收听到孝慈文化的内容，领悟孝慈文化的内涵，便于人们进行讨论。报纸、杂志也是一种较好的传播方式，选择合理且主题是孝慈文化的内容进行刊登。例如刊登一些优秀孝慈内容，如歌颂模范孝慈家庭，可以撰写相关报道。或者是寻找画风较为年轻化的漫画师，刊登一些幽默诙谐同时有关孝慈文化的漫画，进行广泛宣传，漫画的内容通俗易懂，能够让人们以更轻松的方式来了解孝慈文化。互联网的应用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广泛，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交软件或是自媒体平台进行自我观点的发表与讨论。因此，可以利用互联网创新发展孝慈文化，激发人们对孝慈文化的探讨。例如开通有关于传统孝慈文化的公众号平台，或者是合理运用自媒体平台，录制有关于孝慈文化的短视频，在抖音、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用最直观的方式吸引人们眼球。既让大众对孝慈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又能激发网民对孝慈文化的思考与探讨。对于塑造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也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助推作用。总体来说，可以运用多种形式的大众传媒来传递孝慈文化，发挥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通过合理且恰当的方式、新颖创新的内容引导大众的思想与行为。运用当代青年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孝慈文化合理地传承下去，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青年在思想上对“孝慈”深思，在行为上努力践行“孝慈”。

（二）规范青年道德教育家庭既是培育孝慈观的最开始一站，也是青年形成孝慈观念的始发地。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孩子在年幼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深受父母的影响。孝敬可以从家庭美德延伸到社会道德，作为父母更要以身作则，孩子的一言一行都是家庭教育的映射。作为父母更应该主动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做一名合格的成年人。家长应当转变教育观念，注重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努力塑造平等、和谐、尊重的家庭环境。过度地注重成绩优良，只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不利于身心全面发展。在遇到困难时，家长应当主动沟通，培养孩子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行孝方面，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对待自己的父母也应当尊敬敬爱，营造和谐有序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一定是内心富足、善良有爱、有责任有担当有道德的新时代青年。在家庭中进行感恩教育，青年还没达到经济独立的水平，依旧是由父母支持继续念书，因此更应该开展感恩教育，让青年明白父母的无私奉献与养育之恩，让青年懂得应当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回报父母，履行孝道。逐步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同时结合实践展开教学，将这种实践转变为一种主动意识。孝和慈只是通过书本灌输或是挂在嘴边是行不通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新时代青年传承孝慈文化更应该付诸实践而不是只在语言上或者课本上下功夫，应充分发挥孝慈伦理文化的实践性，提升家庭美德和社会道德，充实自身人格品质。孝慈文化也是社会性的文化。在打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同时，也要在社会上扩展孝慈文化的传播路径。实现孝慈文化从家庭层面到社会层面、从小家到大家的良好传播，提高全社会对孝慈文化的认识，形成传承和发展孝慈教育的文化氛围，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优势作用，培养人们树立深厚的家国情怀。社会面上的舆论传播和新闻的报道可以逐步推进，例如推进榜样示范或者先进事迹的传播，或者是在公共建筑宣传栏目中张贴传统孝慈文化的板报，都可以将孝慈文化渗透到生活中去。同时在青年中形成正面引导，激发青年对传统孝慈文化的求知欲，让孝慈实践贯穿于青年的学习和生活中，进一步促进健康和谐家庭氛围的生成与和谐社会的建成。在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条件下，青年自身也要形成自我教育，主要以培育青年对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重点，只有在此基础上，青年才能真正做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和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三）开展孝慈文化相关的志愿活动当今社会，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养老机制建设不完善，社会层面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服务产业。当前养老志愿服务的主力军是社区志愿者，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完善。志愿者对老人实行上门走访和定期探望的志愿活动，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也在社会范围内展现了我国孝慈文化的魅力。在社区志愿者短缺的现实状况下，大学生群体可以成为养老志愿者群体的主力军。在校大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展开相关志愿活动，在丰富自己的实践经历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孝慈观念。学校可以组织大学生进行相关实践培训，有序展开社区助老志愿活动，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综合素质较高。在助老志愿服务时大学生也可以锻炼自己待人接物分析和处理事情的能力。学校在鼓励大学生群体展开志愿服务的同时，也应当给予学生一定回报，以资鼓励。例如，为参与的学生增加德育课堂的分数或是发放相关纪念品或奖金等。在学校的有序安排下，大学生群体将成为社区志愿服务群体的主力军，减轻了社区志愿者紧张的状况，同时也向社会展示了大学生群体敬老爱老的积极形象，进一步推进了孝慈文化在社会和校园的传播。社会群体也可以加入志愿活动，例如退休职工或是退伍老兵等。退休职工具有工作经验丰富、时间充裕、身体素质良好等个人素质和品质，鼓励这个群体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成为助老服务群体里的骨干力量。这样既丰富了退休人员的老年生活，使有再就业需求的人在社会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又能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

参考文献：

［1］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3］孔子.孝经［M］.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青少年出版社，1996.

［4］杨甜，杨传召.五四“批孔”与儒学发展新阶段［J］.山东社会科学，2021（1）.

［5］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柴洪全.试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三次转型的特点［J］.潍坊学院学报，2008（3）.

［7］路怡.孝慈伦理的运行机理与当代青年慈孝观培育策略［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3）.

作者:陈静莹 王晓为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