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范文10篇

文化现象范文篇1

当前国电视文化异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现象。首先就是电视文化更加趋向于娱乐化，因此也会使得其功能异化，因为我国的很多媒体属性和国家的性质都是相关联的，因此在我国的电视文化中，主导内容就是主流文化，同时以大众文化为落脚点来发展电视行业。但是要想满足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就需要同时满足教育和娱乐等需求，在做好舆论导向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电视节目不断的朝着娱乐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各种偶像剧中会出现帅哥美女、奢侈生活，这会对当下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当前电视文化对于技术更加重视，因此也会使得其中的内容出现异化的现象，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电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由于自身技术的进步而越来越重视制作、讲究包装，比如在文艺晚会中更加重视绚丽的效果，通过奢侈的激光和音效等效果来夸大形式化的表演效果，但是对于内容却没有更加具有内涵的体现。在华丽的形式下内容会显得更加苍白没有意义，而这也会对电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二、电视文化差异的影响

当前电视文化出现异化的现象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电视文化异化会破坏整个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同时也会使得媒体人异化。如果电视媒体更加重视对于娱乐化节目的追求以及对于技术的过分依赖，那么也会使得其在制作节目以及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过分依赖美，会更加重视吸引观众的目光来获取收视率以及商业利益，但是也会使得在电视文化传播过程中价值的偏离，这样会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其次，电视文化异化的现象会为整个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当前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媒体技术发展迅猛，传统的媒体如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也需要快速的改革来实现自身的革新。而电视在内容传递上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其承担着文化传承以及社会教育的重要责任，因此如果内部出现文化异化的现象，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在电视文化中传播的拜金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等，都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违背，这也会为当下一些青少年的价值观的正确树立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因此需要正视我国电视文化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来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克服。当前电视文化对于美会滥用，这会使得电视媒体对自身审美造成一定的异化，并且影响整个社会对于文化以及艺术传播。比如在传播美好的爱情等内容时，不应当将裸戏吻戏等呈现出来甚至泛滥等，在综艺节目中也不应当通过为了娱乐而出现一些低级的表演调侃现象。

三、有效克服电视文化差异

当前要想更好的克服电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应当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政策出发来对电视异化现象进行有效的约束。我国的公共文化。是在十八大以来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也是由于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成分，电视文化自身的发展与规范都需要给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加强对电视文化的监管力度。需要从上而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保证电视行业能够健康的运行，并且为党和人民提供优质的服务。要明确，之所以电视文化会产生异化的现象，与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的缺陷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在鼓励电视行业走向市场化参与竞争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电视文化的监管力度，以此来防止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进而使得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可以实现正确的传播。其次要改善传统电视文化的评价机制。对于电视文化尤其是电视节目来说，其传统的评价也就是收视率，因此高收视率也成为当下很多电视台进行自我评价的重要指标。但是有些电视节目为了一味的追求收视率以及商业利润却会用一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手段，会通过一些品格较低、质量较差、娱乐性较强的节目取代传统有价值的内容，以此来增强收视率。比如娱乐性节目中运用美女、帅哥、绚丽的技术等作为噱头来增强收视率，但是这也会使得电视文化异化现象更加明显，因此当下对于电视文化评价过程中需要有效的改善评价机制，应当将整个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引导力、专业性等纳入评价指标，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来促进整个电视文化朝着正确的导向发展。最后电视文化异化现象的克服与消解，还需要不断增强电视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意识。要相关的媒体深深的意识到其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同时也需要电视媒体在当下不断承担自己的重任，强化自身所需要承担的社会意识，承担起信息传递、舆论导向、社会教育等责任，进而通过相关的手段来提升电视文化的传播质量，并且改变当前电视文化异化的现象。

四、结语

对于当前电视文化异化现象来说，首先可以从监管上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也应当改善对于电视节目以及相关文化的评价机制，要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加强电视媒体的责任意识来避免一些节目过度娱乐化现象的产生，要抵制那些华而不实审美混乱的电视文化，以此来强化电视媒体的责任担当意识，进而为我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价值。

参考文献：

[1]翟晓菲.中国电视文化的温度与维度——兼评《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J].声屏世界，2018（08）.

[2]许建华，欧阳宏生.主流电视文化的认知与构建[J].电视研究，2018（01）.

[3]马宁.透过现象看本质——浅谈电视文化节目的创新和发展之路[J].当代电视，2017（05）.

[4]刘晓欣，冯铎.简析中国电视文化节目的发展现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06）.

文化现象范文篇2

，一个“大写”的名字，沐浴着本土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光华，健步于世界文化沃野，吐纳江河百川、宇宙灵秀，闪烁着迷人的人格光晕，构成20世纪影响深远的人类文化现象。

世纪之交“构成的人类文化现象”的重新结构和文化审视，显然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集体寻找的必然结果。首先，艰苦朴素、志存高远、处变不惊、无往不胜的人格魅力具有永久的人生启示意义。其次，市场经济的冲击及价值观念的调适造成新的心态失衡和价值重构，所代表的价值倾向正好为人们的求解心理提供了必要的平衡点。最后，国际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时间，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由短变长”，共产主义“由近而远”。惊讶、惶惑之余，蓦然回首，认定思想仍是最有力的精神支撑之一。

“个性不会从一个人身上跑向另一个人身上，但文化却可以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存在，现象具有大于个人、超越国界的人类意味。基于此，本文就现象的本体、民族、国家、人类等渐次递进的世界的人类学意义略作诠释。

一、本体含蕴——自我实现的强人

现象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其本体价值。深厚的本体含蕴在于，他是一位能够超越他人并自我超越的强人，一位影视明星写道：“在我的少女时代与青年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给了他，他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注：刘晓庆：《我在时代》，载《中国作家》，1992(5)。）非凡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对来说，几乎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永不满足的超越意识，决定了他那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发展观。60年代初，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全面地表述了这种进取与超越思想：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参见《的读书生活》，35～36页。）

这种追赶社会、把握现实、推进历史发展的开拓精神使成为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强人，并直接启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据雷洁琼回忆，1949年初，她与几位民主人士一同去西柏坡面见，“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个伟大人物”（注：雷洁琼：《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纵观一生，他从未放弃过探索与奋斗。对此，有过中肯评价：“伟大斗争的时代必然会生长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过来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同志就是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中最伟大、最卓越的人物。”（注：：《最好的怀念》，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7页。）美国的施拉姆教授也称赞是一位“不朽的造反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305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现象本体含蕴的内在启示。

二、民族气度——中华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

就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言，堪称忠实而超拔的代表。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优越感和深沉的民族感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新型的优秀代言人。

的民族情结是明朗而一贯的。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选集》，2版，第1卷，161页。）。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他认为，正因为有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能在长期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斗争中，不仅没有被东西方列强所吞噬，相反，而是异常坚强站立并成熟起来。

惊人的洞悉力还在于，在大力张扬民族尊严与自信心的同时，始终告诫中华民族务必保持斗志与方向。此乃民族不败之关键。他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注：《选集》，第5卷，470页。）他辩证地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注：《选集》，第5卷，285页。）。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其中最杰出的是同志。”（注：《思想永放光芒》，载198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今天，我们有责任继续发扬高尚博大的民族精神，时刻反思数千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再铸辉煌。

三、治国风范——国家航船的杰出舵手

不卑不亢、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大智大勇，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国格的缩影。所恪守的利益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且，从根本上讲，国家利益胜于民族利益。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高度契合时，国家利益就成为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

基于此，对内力主民族和睦，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极为推崇陆游、张孝祥、张元干、洪皓等南宋爱国主义诗人诗作，称赞他们代表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事实表明，危亡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于首位，并为此多次冒险与国民党合作，堪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49年10月1日，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国魂”乃当之无愧。所以，日本学者大泽升说：“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点没有错。而且，他将作为开创新中国的人物流芳千古。”（注：〔日〕大泽升：《中国向何处去》，载《国外党史研究》，1992(5)。）

认为，马列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苦难和压迫的指南，没有这一点，中国人民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注：《选集》，2版，第4卷，1516页。）

“在足够的时间流逝后，大多数天才人物在原型无不被看出完全是他时代和国度中的人。他与同代人共享着比他或他的同代人更多的东西。”（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时代”之所以成为一种内蕴丰厚的社会文化现象，正是因为他与他的国家、人民间的无限多样的血肉联系。甚至，他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信心与毅力，创造了比他预想的蓝图更加充满希望、更具解释性的未来。因此，施拉姆评价说：“他矢志不移地谋求中国的繁荣，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无疑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290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邓小平充分估量到的“开国”功勋：“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人类意义——改变与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

生于中国，属于世界，可谓重新划分世界格局并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史巨人。不仅异常熟悉中国国情，而且，他对世界形势的深度关切与理性分析令外国首脑和记者大为惊讶。斯大林在世时，曾夸赞是了解世界形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国际友人斯特朗更是由衷感叹——“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优秀的个人素质、强烈的集体、民族意识与清醒的国家观念，决定了高尚的人类情怀。在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大业的同时，保卫不负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使命，成为20世纪人类思想与政治话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主要存在两大对抗：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对抗；二是爱好和平、渴求独立、争取解放的广大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中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对抗。因此，他主张彻底打败法西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反动派。唯其如此，业已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才能得以巩固，第三世界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这种跨越国界的人类意识和国际主义襟怀，使有可能及早注意到苏联革命的人类学价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兴奋而敏锐地判断，它“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注：《选集》，2版，第3卷，885页。）。之所以坚决抗日和号召全面彻底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基于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考虑。

其次，清楚地阐述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注：《选集》，第5卷，479页。）。因而，他特别通俗地规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即以和平为要，但决不软弱，更不投降。这也是的人格力量在世界革命中的显现。

再次，为其更有效地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此，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宏观地看，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不仅重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伙伴关系，而且重视与第一、第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间的协作关系，甚至注重与某些反动派暂时地、策略性地和平共处。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他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评价以及关于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的肯定。当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公布时，许多进步人士想不通，但却迅即给予积极评价：“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全了中国……。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注：《选集》，第2卷，580页。）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进一步重申了国际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团结的广泛性和国际主义意义：“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注：《选集》，第2卷，659页。）

文化现象范文篇3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大众媒体不断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电视节目是大众传媒的代表，电视文化是当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电视节目的受众很多，电视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提升电视文化的品位，提高电视文化的质量，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对现代传媒环境下的中国当代电视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势在必行。

二、对个体的演绎

对个体的演绎是中国当代电视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在电视节目中，有大量的纪实类新闻节目，这些节目除了为受众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外，还会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如今，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精神追求也越来越高，很多受众希望对重大新闻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各种新闻评论类的节目应运而生，如《焦点访谈》等，通过主持人和评论员的讲述，受众对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具有纪实性的电视节目除了新闻直播外，还有纪录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品了大量纪录片，对中国发生的大事进行了记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繁荣，文化事业迅猛发展，使社会发生了巨变，而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老百姓的变化上。为了突出中国的发展，电视节目开始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对个体进行演绎，比如著名的《感动中国》栏目，就是进行个体演绎的典范。在《感动中国》中记录着无数感天动地的真实事件：有孝子为了母亲扛起生活中所有的重担，有妻子守候边疆士兵丈夫几十年，有教师为了学生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感动中国》中的主角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但是这些人却做了不普通的事，成就了平凡人的伟大。

三、对故事的讲述

对故事的讲述是中国当代电视中的重要文化现象。讲述故事在电视节目中非常常见，我国有数不胜数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都在讲述或大或小的故事。我国的电视行业更不断发展，电视剧的质量不断提升，其数量也在不断上涨。受众观看电视，可以看到主角的生活状态，获得暂时的放松。［2］有人认为，观看电视节目无疑是在食用“文化快餐”，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电视剧除了具有娱乐功能外，还具有其他重要功能。一方面，电视剧具有历史演绎功能。我国很多电视剧都还原了历史真实，这对提高国人的历史素养具有重要意义。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例，电视剧通过展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记述了我国几十年的风云巨变。另一方面，电视剧具有精神寄托功能。当代人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观看电视剧，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视剧主角的身上，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放松。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电视剧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现代性。

四、对名人的访谈

对名人的访谈是中国当代电视中的重要文化现象。从20世纪开始，我国兴办了大量的名人访谈节目，名人在社会上具有轰动影响，节目组邀请名人进行访谈，可以把成功经验传授给受众，提高节目的收视率。［3］就中央电视台来看，《艺术人生》《开讲啦》等都属于访谈类的节目。就其他电视台来看，《金星秀》《天天向上》等人物访谈节目的受众也非常多。人物访谈节目主要是对成功人士进行采访，具体内容包括成功人士的生活理念、成功人士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成功人士的个人经历以及成功人士和现场受众的互动交流等。以《艺术人生》为例，在这档节目中，主持人会采访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些知名人士会在节目中谈及自己的从业经历等。比如歌手那英曾经参加过《艺术人生》节目，并在节目上介绍了自己报考歌舞团失败后，获得谷建芬老师的青睐，从此走上音乐道路的经历。［4］

五、对文艺的扩展

对文艺的扩展是中国当代电视中的重要文化现象。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更加紧密，传统文艺逐渐朝着综合文艺的方向扩展。综合文艺是指不同文化传播媒介的互融。综合文艺具有突出性的价值，一方面，综合文艺能满足受众多元化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综合文艺可以推动我国当代电视文化的繁荣。以音乐电视为例，音乐电视实现了音乐和电视两个文化传播媒介的结合，在音乐电视中，受众既能获得听觉上的满足，又能收获良好的视觉感官效果。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MV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我国很多歌手在发唱片时都会录制MV，许多MV中传递着积极的正能量，可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再以中央电视台的综艺晚会为例，中央电视台的综艺晚会是各种艺术门类的大集合，如歌舞、喜剧、小品等，在观看晚会的同时受众还能获得身心上的愉悦。［5］

六、结语

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电视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新媒体的强势冲击下，传统电视行业出现了一些变化。在现代传媒背景下，传统电视文化不断扩展更新，朝着个体演绎、故事讲述、名人访谈和艺术延伸的方向迈进。为了引导我国电视行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当代电视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作者:李庆书 单位:芒市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陈定家.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01）：11-14.

［2］刘卫东.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J］.南开学报，2013（02）：57-62.

［3］单小曦.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2016（02）：274-276.

文化现象范文篇4

1997年至今大约5年时间内，中国大陆城市地区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产品、产业和话语三个层面上。

产品层面，是指流行文化领域内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手机短信文化、Flash“闪客”文化和以QQ为主的网络聊天文化，可以被视为是这一类现象的代表。

产业层面，是指以制造流行产品为主，或直接参与生产流行产品的文化产业，包括影视、音乐、出版、服饰、美容等文化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非耐用品，受到时风变化的强烈影响，流行与否是产品能否售出的主要因素。比如最近5年来，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流行的影视作品有《东京爱情故事》等日韩剧、《蜡笔小新》等卡通片、《不见不散》等贺岁电影、《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电影，以及《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偶像剧。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快感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h动画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禁区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春梦”、30年代的“金陵春梦”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春梦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文化现象范文篇5

公开课，应该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很熟悉，特别是在中小学、幼儿园，这几年的公开课活动搞得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随着2000年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行，公开课成了教育教学活动的宠儿，但凡与教学沾上点边儿的活动都少不了公开课。翻开杂志是公开课课例；看看新书，不少是公开课实录；专家学者分析的也是一个个公开课的片断……公开课垄断了我们关于课堂教学的视与听，影响面很广。这样被热捧的事物本身就是吸引研究者的很好议题。

但我们选择它来研究的目的缘于公开课自身表现出来的矛盾。名义上，公开课是教研活动，而且是被当作教师的教学实际来公开的，公开课是独立于日常教学之外的另类课堂。原国家督学成尚荣有这样的描述：“日常课总体上仍是以灌输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仍是以训练为主，简单、机械的训练逼仄着学生的思维，个性化阅读还处于边缘；课堂仍比较封闭，学生的视野还是被限制在文本里和教室里。总之，日复一日的日常课呈现着与公开课不同的状况和问题……”

不难想见，公开课是另类于日常教学的课，它有一套另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概括地说，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尝试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剖析公开课现象。

二、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1.公开课：

一般地说，“公开课”是学校或教学研究部门组织教师进行教学实践活动的俗称。追溯公开课历史，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职前培训的一种方式，是请中小学骨干教师、特级教师为高师院校学生作学科教学的示范课。80年代初，为规范教学行为，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公开课的范围扩大到中小学的教师。示范课、研讨课逐渐成为中小学教师从事课堂教学研究的一种观摩、交流形式。

通过访谈教师和查阅资料，我发现人们日常所说的公开课，内涵不统一，界定也模糊。所以我们从公开课的功能这个角度把它分为三类：

（1）示范型（一般称示范课、指导课、观摩课等）。这类公开课大多以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教学经验丰富的特级教师、名教师，或是在教学岗位上有创新的崭露头角的年轻骨干教师承担，起示范引领作用，有很强的观摩价值和指导意义。

（2）探索型（如课题研究课、网络课）。这类课的目的在于探索，是“反传统”的课，是体现“新流派”、“新运动”、“新思想”和“新方法”的课。

（3）汇报型。多以教学研讨为名，功利性较强，或为宣传学校吸引生源而设，或为职称评定获取通行证而设，有些展演性的比赛课也属于此类。

三类公开课中，我认为，第三类汇报型公开课中表演所占的比重最大，也是本研究中所指。具体界定为：公开课是指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带有功利性质的，脱离或违背教学及研究本质的汇报展示活动。

2.公开课文化：

首先，“文化”是什么？有人说，文化是个时髦词，从“文化”一词繁多的定义上便可见一斑。据我了解，文化的定义有一千多种，仅学者提出的可检索的就有三百多条，各有其指向。依据定义权威性原则，鉴于本研究领域是教育，所以选用郑金洲在《教育文化学》一书中的定义，即文化是一定社会群体习得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

公开课文化可以界定为：在以汇报展示为主要目的的公开课活动过程中，师生、教学相关人员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系统。

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在以“公开课”为关键词搜索资料的过程中，我很难找到国外的有关内容，国内的一些杂志上开展过一定规模的讨论，许多教师参加论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学者专家也发表文章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的文献综述就集中在国内这个范围。

对公开课的态度，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

持肯定态度的一方分析了公开课在教学研究、教师发展、学生成长三方面的价值。

在教学研究上，公开课最大的特征是示范性，它为常态教学提供了鲜活的教学参照；它传递了崭新的课程理念，形式最为深入人心；它唤醒了教师强烈的成长意识，是教师“自助式”成长的重要支撑环节（吴勇，2005）。它是反观日常教学的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常教学有提升作用（郭华，2003）。

在教师的发展上，它是一种锻炼，一种追求（王永成，2003）。它让执教者在精心选课、反复磨课、个性化做课中，经历了难得的专业成长（吴勇，2005）。它提供了许多集体教研的机会，使每位参与的教师在教学能力上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韩艳红，2005）。

在学生的成长上，它营造了一个最为美好的学习场景，让学生获得自信和成功感（吴勇，2005）。

持否定态度的一方指出了目前公开课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的看法主要可以概括为假、空、玄三个字。

为了追求课堂的完美，展现课堂的理想，人们做足了“预设”之功，如精心设计导入、过渡，精心安排提问，精心制作课件，细化到一举手一投足（管宏斌，2005），甚至于精心导演好学生的表现，以至于不惜牺牲课堂的真实性，把教学当成了“秀”（王淦生，2003），公开课成了“公演课”、“拔高课”（封锦，2003），忽视了学生的直觉思维，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茅雅琳，2003）。所以说其假。

“空”说的是课堂教学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新理念与实践的结合也绝非易事。有的公开课为了体现新理念，追求形式上的新颖，结果形似而神不似（顾青山，2000），成为贴了新理念标签的“翻新课”，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玄”说的是有一些公开课可以称之为“概念课”，意识很超前，教学手段很独特，比如基于网络的语文课、数学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等等。这类课对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要求特别高，前期的准备工作量是同等课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效果却往往不如日常的教学好，付出与收益有很大的反差。即便是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听课的老师也只能感慨“想说爱你不容易”了（李永进，2003）。

有人指出了公开课活动本身的问题。学生在公开的场合下，很少有不认真听讲的，坐得端正，思考积极，回答问题时声音宏亮。教师在众人的期待中，精神饱满全身心投入教学，态度友好而积极。教学时间可自行掌握，延长20分钟缩短10分钟都是正常现象。内容可以选择，要便于操作，易于体现当下流行的教改思想，便于展示先进的教学媒体。日常课的生成的，公开课是预成的，“一切尽在掌握”。公开课成了匿名化的教学，几近完美地体现着教学形式化、抽象化的（即非具体的）特征，凸显出被日常教学所掩盖的教学观念（郭华，2003）。

也有人指出了一些隐藏在公开课背后的问题。比如，公开课的执教者在接受任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全身心投入到公开课的打造中，无暇顾及本班的教学和学生管理。公开课通常借班上课，班里总有一部分沉默的学生被忽略。公开课的评价标准随潮流而动，专家的评课不少是无效评价，客套与赞美多，批评与建议少，听课教师越看反倒越茫然（李陈荣，2005）。

有教授对公开课现象进行了道德上的审视：公开课首先公开了学校教育中的一个谎言：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其次是公开将学生工具化，学生成为教师提高教学技艺、博取名利的手段（高德胜，2005）。

我认为，以上的讨论大多还停留在公开课活动现象的描述上，大多以短小的杂文样式出现，缺乏对这一现象较为完整和深入的思考。没有能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对于公开课的发展及改造方面，未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这正是本课题的研究方向。

四、研究目标、内容和关键问题

1.研究目标：

通过对公开课文化现象的分析及其成因的揭示，对公开课文化进行合理改造，以期推动教学研究和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2.研究内容：

1)分析公开课活动的现实状况，包括组织者、执教者、学习者、听课者的述评和公开课课堂实录评析。

2)分析公开课文化现象的特点和作用。

3)分析形成公开课文化现象的条件、背景、过程和主要因素。

4)对比公开课应然与实然状况间的差异，提出公开课文化现象的改造目标和方法。

3.研究的关键问题：

分析、综合和概括人们对公开课的种种讨论，借用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剖析现象。

五、研究思路

本研究将基本遵循这样一条思路：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追因，从探究到实践的思路，解释现象，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为公开课朝着更为健康有效的道路上发展提供例证。

具体分解为以下五个部分：

研究的思路文化分析的进程

1.公开课是什么样子的现场描摹——走进公开课。

2.公开课是怎样打造出来的现象透视——潜藏的冰山底座

3.公开课的存在有什么价值价值追寻——在预设之外

4.公开课为什么是这样的审思追问——公开课文化成因

5.公开课该怎样回“家”未来召唤——公开课回归与走向

先用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真实地再现公开课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从公开课的台前走到幕后，如同影片花絮一般把种种不为外人道的东西呈现出来，说说公开课是怎样形成的，谈谈公开课的问题和弊端。再本着有一说一的态度，从公开课的有利方说它的存在价值。接着就事实追问，看看公开课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开课文化何以形成？最后，试图通过实例说出公开课该怎样回家，回到教研，回到师生的日常教学生活中来。

六、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以“公开课”为核心词，搜集范围包括教学研究、教师发展。广泛查阅文献，深入调研，收集资料。

2.政策分析：

选用部分城市优秀教师评选和职称评定的文件，比照优秀教师成长经历，分析公开课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

3.观察法：

在公开课现场感受执教者、教研人员、专家、听课人、学生的状态，观察教师的教学语言、方法、手段，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学生的发言、参与度、情绪状态；师生的关系、互动方式；专家的评课内容；听课人的反应及与上述行为相对应的教学效果。

4.访谈法：

公开课文化主要关系到教师、学生、学校领导、同事群体、教研员和教学方面的专家，其中主体是教师。本选题按教师的年龄、职称、性别、职务上的差异性和层次性进行了分层目的型抽样访谈，并抽取通过公开课实现专业化发展的教师代表进行典型个案访谈。了解执教者在公开课从准备到完成的全过程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了解学生对公开课的看法和感受，了解听课者对公开课活动的需求，了解以公开课为载体的教学研究现状。

七、研究进展及实践反思

1.明晰本研究中“公开课”的定位

“公开课”这个概念看似平常却很难说清楚，在前期所作的访谈中，大家都说公开课的确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之所以说不清楚，主要的症结是公开课表现形式繁多，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它进行分类。经过访谈、查找资料、反复思考，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这在本报告概念界定部分已作了叙述。

2.观察公开课

课题确立以后，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开课现场，用批判性的态度去审视上课、评议的过程。对学生学习状态、教师执教情况、听课者小声讨论情况进行了观察，并在课后找了上课学生、听课老师进行询问，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做好观察记录。

3.开展访谈活动

根据开题报告的设计，我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利用工作间隙开展了此项活动，先后分别对教育官员1人、教研人员1人、学校领导3人、公开课执教者听课者7人、学生9人进行了访谈，用录音笔记录了访谈内容，整理了近2万字的访谈记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分析相关政策

文化现象范文篇6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快感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h动画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

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禁区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春梦”、30年代的“金陵春梦”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春梦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文化现象范文篇7

世纪之交“构成的人类文化现象”的重新结构和文化审视，显然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集体寻找的必然结果。首先，艰苦朴素、志存高远、处变不惊、无往不胜的人格魅力具有永久的人生启示意义。其次，市场经济的冲击及价值观念的调适造成新的心态失衡和价值重构，所代表的价值倾向正好为人们的求解心理提供了必要的平衡点。最后，国际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时间，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由短变长”，共产主义“由近而远”。惊讶、惶惑之余，蓦然回首，认定思想仍是最有力的精神支撑之一。

“个性不会从一个人身上跑向另一个人身上，但文化却可以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存在，现象具有大于个人、超越国界的人类意味。基于此，本文就现象的本体、民族、国家、人类等渐次递进的世界的人类学意义略作诠释。

一、本体含蕴——自我实现的强人

现象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其本体价值。深厚的本体含蕴在于，他是一位能够超越他人并自我超越的强人，一位影视明星写道：“在我的少女时代与青年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给了他，他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注：刘晓庆：《我在时代》，载《中国作家》，1992(5)。）非凡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对来说，几乎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永不满足的超越意识，决定了他那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发展观。60年代初，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全面地表述了这种进取与超越思想：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参见《的读书生活》，35～36页。）

这种追赶社会、把握现实、推进历史发展的开拓精神使成为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强人，并直接启发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据雷洁琼回忆，1949年初，她与几位民主人士一同去西柏坡面见，“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个伟大人物”（注：雷洁琼：《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纵观一生，他从未放弃过探索与奋斗。对此，有过中肯评价：“伟大斗争的时代必然会生长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过来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同志就是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中最伟大、最卓越的人物。”（注：：《最好的怀念》，载《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7页。）美国的施拉姆教授也称赞是一位“不朽的造反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305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现象本体含蕴的内在启示。

二、民族气度——中华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

就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言，堪称忠实而超拔的代表。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优越感和深沉的民族感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新型的优秀代言人。

的民族情结是明朗而一贯的。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注：《选集》，2版，第1卷，161页。）。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他认为，正因为有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能在长期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斗争中，不仅没有被东西方列强所吞噬，相反，而是异常坚强站立并成熟起来。

惊人的洞悉力还在于，在大力张扬民族尊严与自信心的同时，始终告诫中华民族务必保持斗志与方向。此乃民族不败之关键。他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注：《选集》，第5卷，470页。）他辩证地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注：《选集》，第5卷，285页。）。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其中最杰出的是同志。”（注：《思想永放光芒》，载198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今天，我们有责任继续发扬高尚博大的民族精神，时刻反思数千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再铸辉煌。

三、治国风范——国家航船的杰出舵手

不卑不亢、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大智大勇，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国格的缩影。所恪守的利益原则是：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且，从根本上讲，国家利益胜于民族利益。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高度契合时，国家利益就成为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

基于此，对内力主民族和睦，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极为推崇陆游、张孝祥、张元干、洪皓等南宋爱国主义诗人诗作，称赞他们代表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事实表明，危亡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于首位，并为此多次冒险与国民党合作，堪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49年10月1日，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国魂”乃当之无愧。所以，日本学者大泽升说：“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点没有错。而且，他将作为开创新中国的人物流芳千古。”（注：〔日〕大泽升：《中国向何处去》，载《国外党史研究》，1992(5)。）

认为，马列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苦难和压迫的指南，没有这一点，中国人民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注：《选集》，2版，第4卷，1516页。）

“在足够的时间流逝后，大多数天才人物在原型无不被看出完全是他时代和国度中的人。他与同代人共享着比他或他的同代人更多的东西。”（注：〔美〕菲立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时代”之所以成为一种内蕴丰厚的社会文化现象，正是因为他与他的国家、人民间的无限多样的血肉联系。甚至，他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信心与毅力，创造了比他预想的蓝图更加充满希望、更具解释性的未来。因此，施拉姆评价说：“他矢志不移地谋求中国的繁荣，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无疑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注：〔美〕施拉姆著、刘李胜等译：《的思想》，290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邓小平充分估量到的“开国”功勋：“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页。）

四、人类意义——改变与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

生于中国，属于世界，可谓重新划分世界格局并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史巨人。不仅异常熟悉中国国情，而且，他对世界形势的深度关切与理性分析令外国首脑和记者大为惊讶。斯大林在世时，曾夸赞是了解世界形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国际友人斯特朗更是由衷感叹——“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优秀的个人素质、强烈的集体、民族意识与清醒的国家观念，决定了高尚的人类情怀。在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大业的同时，保卫不负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使命，成为20世纪人类思想与政治话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主要存在两大对抗：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对抗；二是爱好和平、渴求独立、争取解放的广大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中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对抗。因此，他主张彻底打败法西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反动派。唯其如此，业已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才能得以巩固，第三世界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这种跨越国界的人类意识和国际主义襟怀，使有可能及早注意到苏联革命的人类学价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兴奋而敏锐地判断，它“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注：《选集》，2版，第3卷，885页。）。之所以坚决抗日和号召全面彻底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基于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考虑。

其次，清楚地阐述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注：《选集》，第5卷，479页。）。因而，他特别通俗地规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即以和平为要，但决不软弱，更不投降。这也是的人格力量在世界革命中的显现。

再次，为其更有效地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此，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宏观地看，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不仅重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伙伴关系，而且重视与第一、第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间的协作关系，甚至注重与某些反动派暂时地、策略性地和平共处。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他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评价以及关于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的肯定。当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公布时，许多进步人士想不通，但却迅即给予积极评价：“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全了中国……。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注：《选集》，第2卷，580页。）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进一步重申了国际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团结的广泛性和国际主义意义：“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注：《选集》，第2卷，659页。）

文化现象范文篇8

关键词：委婉语；文化；对比研究

委婉语，又称婉曲，或讳称，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英文euphemism一词源自希腊语，词头"eu一"的意思是"good"(好)，词干"phemisrn"的意思是"speech"(言语)，整个字面的意思是"wordofgo0domen"(吉言)，有人称其为"语言遮羞布"。英语是--f-]国际性的语言，其委婉语的使用尤为广泛，它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的习俗和社会文化。而同为世界最重要语言的汉语，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其委婉语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对比，找出其共性与差异，有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以与大家共飨。

英语委婉语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委婉语(traditionaleuphemisms)和文体委婉语(stylisticeuphe-misms)。所谓传统委婉语，是与禁忌语密切相关的。如生、死、病、性等禁忌事物，如果直接表达，就是禁忌语，给人的感觉是粗鄙、生硬、无礼；反之如果间接表达，就是委婉语，给人的印象是典雅、含蓄、中听、有礼。

所谓文体委婉语，实际上是恭维语，溢美之词，与禁忌语无关。死亡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英汉两种文化背景不同，所反映出

的对死亡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基督教在英语国家的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多

半来自《圣经》，与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许多基督徒都相信"来世"和"原罪"之说，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意

味着"togotOheaven"(进天堂)、"tobecalledtoCod"(被召唤到上帝那)or"tocancelonesaccount"(销账)。

基督教认为在最后审判中，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审判。

在中国，没有一种宗教能像基督教在英语国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汉语有关死亡的委婉语体现的是多种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表达的是对人生、死亡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起源于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观点认为，人的自然生命可以完结，但其高尚精神和道德都将永留人世。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因此，辛亥革命前后，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慷慨赴义，被称之为"舍生取义"、"就义"、"取义成仁"。

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理论中，则有"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之说，死生之所以能忘，在于他完全能与"无终始者"的天地万物同在庄子把生死看作同万物一样的一种变化，汉语中的"永垂不朽"、"羽化升仙"等委婉语，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再看与西方基督教齐名的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唐朝以来，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言喻，更有着与基督教"来世"相似的"世代轮回"之说。我们经常说的"去世"、"逝世"、"谢世"等死亡委婉语，皆出于此。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语汇相当丰富，有关死亡的委婉语更是远远多于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和尚之死为"涅盘"；高龄而死为寿终；殉情为"飞蛾扑火"；为贞节而死为"全节"；为民族利益而死为"殉国"；随君主一起死为"殉葬"；为保卫祖国而死是"烈士"；******人之死是"去见马克思"，更有老百姓所谓的"地下工作者"等对死人的谑称。

以上所述也许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人难以理喻的，但同样，两大民族都把死亡看作"休息"或"睡眠"，"finalsleep"、"tobeatrest"、"toreturntodust"这些都反映出了两大民族对"死亡"看法的相似之处。

中、英两国对婚前、婚外性行为都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已为人们逐渐认可和接受。这一点从affair(桃色事件)、triallove(试婚)掩饰中都有所体现。英美人谈及"私生子"一词时不用bastard，而是说成lovechild，因为前者除有"私生子"的意思外，还有"杂种"的含义，而后者则不带有歧视、骂人的意味，体现了对私生子一视同仁的态度。而这几年中国人用"婚外恋"、"外遇"、"情人"、"试婚"等委婉语对过去所不齿的"偷情"、"养汉"、"搞破鞋"等婚外性行为进行了宽容的遮羞。

英语国家的教育界也出现了不少委婉语。他们中有人不把教师称作"teacher"，而"educator"。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尽量用积极用语来代替消极用语。当教师谈到学习差的学生(belowaveragestudent)时，他们不用"she／heispoorinher／hisstudies"，而用"she／heisworkingather／hisownlevel(她／他在根据自己的水平学习)"，这样就不会伤害学生本人及家长的自尊心。说"she／heCalldobetterworkwithhelp(她／他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学的更好些)"，比直接说"she／heisslow(迟钝)orstupid(笨)"更不会得罪人。做教师的当然不会说学生stupid(笨)，lazy(懒)，这样说会使学生和家长都很难接受。所以把lazystudent叫做underachie．ver(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学生)，这种表达听起来既不刺耳，也没有说明成绩如何，也可能勉强及格，也可能不及格。又如用"he／shedependsonotherstodohis／herwork(他／她靠别人做作业)"代替"he／shecheatsinclass"o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的典范。自孔予以来，教师被尊称为"先生"，教授技术的人则被称作"师傅(父)"，即有代父教子之说。今天我们把老师称作"园丁"，称学生为"小树苗"，纠正他们的错误叫"修枝打权"，对他们的培育是"浇水施肥"，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孔夫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得到了升华和扩展。因此，今天的学校里，早巳听不到"朽木不可雕"、"榆木脑袋"、"没出息"等挖苦侮辱学生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很好"、"下次努力"、"如果好好写字你会更棒"等鼓励的话。开家长会时，老师更经常说："您的孩子很聪明，但注意力不集中"或"您能注重培养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的进步会更大"、"孩子反应较慢，但很用功"、"您的孩子更适合学技术"。这些委婉的说法，既使家长认识到了孩子的缺点，又很容易接受老师的批评。

英美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收入可观，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官方为了对此加以粉饰，常常使用装饰词"sanitationengineer"而不是garbagecollector。因为后者会使人联想到垃圾，而前者则会给人一种垃圾被消除之后的卫生、洁净之感，同时其社会地位似乎也提到了与工程师一样令人景仰的高度。类似的还有buildingengineer(建筑维护技师)代替janitor(照管楼房或者办公室的工友)，hairstylist(发型设计师)代替barber。

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变革，"拾荒者"、"下岗"、"弱势群体"、"家政服务"、"保洁员"等一些粉饰性名词也相继出现。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增多，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观念上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一种文体里需用委婉方式表达的情况在另一种语言里往往不存在，而一个民族的禁忌和委婉在另一个民族可能是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因此，对英、汉委婉语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我们教学更具意义。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现象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电影；非主流文化；趋势分析

当代中国电影第六代与新生代导演较为活跃，随着现代化电影市场日趋完善，商业电影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非主流文化与非主流电影依然有着自己的空间，也是中国电影的主要构成，想要推进此类电影发展与进步，就需要在纷杂繁芜的现状中理出一条出路，认清楚当前面临的问题及趋势，做好有效应对。

一、非主流文化概述

非主流文化就是打破常规、特立独行。通常情况下主流文化贴近大众潮流，具有潜在法律规则。而非主流文化群体小众，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非主流文化的生命力便来自于具有活力与创造力的个性。几乎所有的非主流文化，一旦失去创造力其结局只有两种：消失或同化。如上世纪风靡一时的嬉皮士风潮，在失去特定历史创造力后逐渐蜕变成一种时尚、消遣。非主流文化产生均有着特殊的环境与时代背景，如70年代英国的华丽摇滚，现在已成为摇滚的一种形式。这就充分说明，非主流文化极有可能被同化成主流文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电影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很多非主流文化已经得到大众认同，但具体到我国电影事业而言，还是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电影市场不够发达，很难通过市场将非主流电影转为主流电影，大多选择前往国外参与电影节，因此在国内很难看到。当然这也与我国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及不规范的电影审查制度存在关联。

二、电影中的非主流文化分析

中国电影产生之初就有着非主流文化的身影，其对推进电影事业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本部分详细分析不同类型电影中的非主流文化。1.纪录片类电影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一度收视率爆表，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1992年邓小平实施市场经济，电影市场开始通过收视率衡量节目质量后，纪录片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央视播出的关于宣传祖国大好河山或弘扬传统文化，这些主流纪录片均处于国家意识形态下，即便存在非主流文化，也多以科普、猎奇等形式展现出来，如2012年的《舌尖上的中国》等。此外，地方电视台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纪录片，这些地方记录片更多的关注民间人文、情感等非主流文化，同时彰显出更多的艺术价值，如2004年湖北电视台录制的《幼儿园》。这部纪录片通过观察武汉一所寄宿制幼儿园，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就像一个小型社会。与此同时，从多方面揭示孩提时代逐渐被灌输与影响的社会概念，这个现象引起人们重视与反思。幼儿园小孩成长生活这一非主流文化看似与我们不相干，但在生活中却处处可见。引起观众共鸣进而注意到生活中被忽视的现象，考虑其中关系，这也正是这类纪录片想要带给观众的思考。笔者觉得，我国纪录片中非主流文化不但要切实反映国家存在的问题，还要更加深入思考与分析。只有国家对非主流文化重视，纪录片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2.艺术类电影2000年以后我国艺术电影形势变得乐观起来，不像纪录片那样举步维艰。艺术电影是相对于商业电影而言的，本身更加侧重于刻画艺术性，题材中通常含有不同程度的非主流文化。虽然艺术电影审查没有商业电影那么严格，但其本身要承受来自主流商业电影的挤压。艺术电影本身的非主流特性造成其无法迎合大众审美需求，受众较小，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导演们希望通过关注非主流文化让关注体验导演自身审美或意识到社会现实。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的活跃者就是第六代导演，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多是上世纪80年代逐渐进入导演系学习，90年代后开始指导电影。上世纪末中国发生的诸多变化让他们具有怀疑主义精神。随着电影艺术大众化、商业化，第六代导演逐渐成为反叛与反思的代表。如贾樟柯重点关注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付出的代价及命运的改变，将中国现实通过沉静纪实的镜头展现出来，如《小武》、《三峡好人》、《天注定》，但随着时间推移，2015年的《山河故人》虽然同样在探讨一样的主题，但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可见贾樟柯正尝试进入商业市场并采取一些妥协行为。3.实验类电影艺术电影的导演通过突破形式、镜头运用等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实验电影则是一种更加小众、前卫的非主流文化。贾樟柯电影最大的特色就是经常运用大量DV录像镜头，娄烨的手持电影也让他的电影亦真亦假，充满情绪化的特点。总的来说，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本就是相处对立的，加上表达实验影响，这就使得电影更加非主流。但是实验类电影在推动电影技术与理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电影事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

三、非主流电影文化分析——以《捉妖记》为例

《捉妖记》里的妖怪给人的感觉是十分的萌蠢、可爱，叫人一看到就喜欢得不得了；而相对比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面的妖怪就十分的可怖，令人害怕、恐惧，两者简直天差地别。而《捉妖记》主要讲的是妖界发生叛乱，妖王死后，妖后为保住腹中胎儿逃离到人界，而此时人与妖正处于对立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妖怪来到人界后，不论是忠心护主的妖王部下，还是心存歹念的新皇鹰爪，他们来到人界之后完全遵照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生活，借用“类人”或“假人”的皮囊来包裹住“妖类”的“真身”才能在人界正常生存。例如阴险狡诈的葛千户，他也在“妖类”的“真身”上套了整整五层人皮，如此才能保证其在人界以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生活。妖类如此作为正是在告诉我们他们比人类低级。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捉妖记》里，他所描述的人与妖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妖只是以“异类”或“假人”的方式进行伪装，然后才能正常生活在人来的世界里。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捉妖记》，那这部电影跟以往的正邪不两立、人妖血仇类的故事完全不同，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关于驯服异类、救赎和自我救赎方面的故事。男女主人公都因为不幸的童年生活对妖怪充满排斥心理。例如，男主人公宋天荫，他的父亲以前是御前带刀侍卫，虽然童年记忆里没有母亲的身影，但有父亲的陪伴他生活的很幸福。但他的父亲却因为不明原因将男主宋天荫留给一群披着人皮的妖怪抚养后莫名失踪，使得宋天荫在心里认为是因为父亲是一名捉妖师才不能跟自己生活在一起，从而对妖物产生厌恶和排斥感。而女主人公霍小岚，她开始的时候业余男主人公一般幸福，可等到她12岁的时候，父亲在捉妖时不幸被妖怪所杀，从此之后，妖就是她的杀父仇人，她立志成为一名捉妖师，杀尽天下所有妖物。这就说明男女主人公在内心深处对于妖怪都是排斥和仇恨的，在他们的认知里，是妖物害得他们不能和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失去幸福生活，家破人亡，所以他们要成为一名捉妖师，收尽天下所有妖怪。小妖王胡巴是妖后自知死期将至，无力将其哺育成形，便借由男主宋天荫的肚子将其“哺育”并“生”出来，不可避免的，它与男主和女主之间存在一种别样的“父子”或“母子”关系，而且在这段匪夷所思的关系里，男女主人公处于绝对的“长辈”位置。男主宋天荫在与胡巴的相处过程中，从开始的不接受到后来的喜爱，全心全意的照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和弥补了他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和苦闷心理，对于这一段父子亲情的描写也减少了他对于妖类的仇恨和厌恶、恐惧之情，将他从一个立志要成为一个合格捉妖师的目标改为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驯妖、养妖的成功人士。而且在他保护胡巴的过程中，他终于明白了小时候父亲为什么会不辞而别，对于父亲的离开也释然了，走出了被父亲抛弃的阴影，勇敢、积极、向上的面对新生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非主流文化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在被主流文化同化后，又会出现新的非主流文化。采用辩证思维分析，文化本身存在普遍性与相对性，而非主流文化则是这种差异共存的体现文化多重性的最佳表现。电影本身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工具，更是一种承载文化的载体。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必然会导致非主流电影的出现，只有给予其生产空间才能推动电影市场繁荣，也是认同文化相对论的必要表现。希望通过本文论述，可以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姜艳.论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发展与研究现状[J].电视指南,2017(19):112-114.

[2]石嵩.纪录类型影片的海外接受与研究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78.

[3]林景.解读奇观化视域下国外时尚类真人秀——以美国真人秀节目《天桥骄子》为例[J].东南传播,2017(8):92.

[4]吴青青.类型定位、中国想象和社会文化——从《战狼2》的票房说起[J].电影评介,2017(13):115.

文化现象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流行书风；艺术观念；碑；帖

近百年来，中国本土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一次次撞击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八五美术思潮”的兴起，传统艺术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画末路论的抛出，引发了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危机的大讨论，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画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发展。书法虽与中国画自古同源，但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时候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它的超稳定性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朝代废兴更替，但儒家学说和释道思想却相辅相承，影响着几乎整个中国历史。它不但是约束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也左右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尽管当下前卫书法也曾不断向传统发起过挑战，但事实是传统形态在书法这一领域依旧占据着强大的阵势。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书法在它过去的历程中承载了太多对自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思考，这也许正是古典书法的魅力和深度所在。公务员之家

然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下的文化生态趋于复杂化，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为现代工业文明所替代，书法已走下了精英文化的神坛。作为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矛盾统一体，其后者在信息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意义，而书法的艺术表现性则更进步地从实用的规定性中脱离出来，从而为由文人墨客之雅玩进入到当代艺术体系提供了相应的发展平台，同时它也由一种单一的价值载体逐步成为一种汉字的线性视觉图式，催生这一转化的首先是展示方式的改变与现代评审机制的确立。与古代书法那种在书斋中品味玩赏的方式所不同，当代书法其作品的展示是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场所进行的，具有开放性与专业化的特点，国展等大型书展则汇集了众多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公开征稿的方式为每一个创作者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会，但10多位评委要面对上万件来稿其评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我们完全相信评委的学术眼光与公正无私，也难免有遗珠之憾，艺术的品评从来就没有绝对性而言。尽管如此，这种展览模式与相应的评审机制的确立，使书法在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上都具备了当代艺术所共有的表征。

西方现代艺术近100年的发展所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实验性和风格的多元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艺术领域完全摆脱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书法艺术在确立它进入当代艺术体系之际便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影响，纵观书法发展史，没有哪个时代有当下如此众多的风格取向，“手札体”、“中原书风”、“民间书风”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另有“学院派”、“书法主义”等等，整个书坛好不热闹。在热闹的表象下，一种新的书风悄然在书坛漫延开来，它既非纯粹的二王书风，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碑学流派，它的清新质朴给我们带来惊喜，它对原有的审美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也给一些人带来困惑，这就是所谓的“流行书风”。“流行书风”这四个字由于它指向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宽泛的概念往往包含着约定俗成的意义。所谓流行书风，是建立在新的汉字审美趣味与视觉图式上的民间俗体之雅化，即化大俗为大雅。民间书法是一座长期被湮没的书法宝藏，其内容极为庞杂。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控制着文化思想的主脉，那些出自民间书手匠人的作品是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就不具有美学上的意义。与那些技巧纯净，风格典雅，符合文人士大夫审美标准的帖学书风相比，民间书法结字自然，用笔恣意，少有修饰，看似粗头乱服，实质上饶有情趣，富有张力，充满了野性与生机，有学者将民间书法并置于帖学碑学之后，虽有一定道理，但敝以为这样会引出更多的歧义。根据梁披云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的辞条，帖学指崇尚法帖之书派，与之相对，碑学乃崇尚北碑之书派。但碑学巨擘康有为同样对南碑推崇备至。碑学既包含了一些书家如朱义章、贝义渊、王远、郑道昭、寇谦等人的作品，也包含着大量不知名的民间书手工匠的作品；既有精整如《张猛龙》、《张黑女》，又有率意的如瓷刻、经卷、简牍；既有官方碑刻，又有民间墓志、造像，可见碑学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流行书风主要是对碑学中民间率意型书风的现代阐述。流行书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审美感知的需要，更是帖学与碑学交替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当代帖学体系的重建，为流行书风在碑帖结合过程中提供了技法上的参照。自北宋淳化年间第一部阁帖问世，法帖翻刻成风，以至徒具其形，精神皆失，与原帖相差甚远。清人转而师碑，然碑以真书为主要书体，学之愈久则愈远离草法。近代虽不乏一些行草书大家，但帖学的整体复苏是在以后。“文化革命”使传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浩劫，书法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后最急需的就是对书法“法度”的重建。现代印刷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使历代名家墨迹得以影印再现与普及，博物馆则提供了更多与古人真迹面对面的机会，使得今人在书法视觉审美经验上远比古人丰富。帖学兴起的标志就是手札小行书的盛行，这种具有浓郁书卷气的表现形式在早几届的中青展上几乎垄断了大奖。这种状况在第五届中青展上就被打破了，广西现象占据了舆论的焦点，它的特点之一即取法民间书风，虽然因制作过甚被讥为伪古典，但却向书坛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经典不再是唯一。民间书风的流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当代流行书风的兴起，使民间书法得以学术化，全面提升了民间书法的艺术地位，碑帖在结合过程中长期困扰探索者的技术性问题即生拼硬凑迎刃而解。清代书学由于在取法上的改变，加之古人向来视笔法为枕中秘笈，对魏碑书法技法的探索成为研究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对笔法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推断，后学者极易误入方法论的陷井，过于强调运笔的逆入平出。康有为晚年意识到这种扬碑抑帖所造成的缺憾，欲以个人之力集北碑南帖之大成，后来的书家几乎未有不兼学碑帖者，但学碑者多以篆隶为宗，意在以碑养帖，强其骨气，真正能融汇贯通者鲜矣。盖因碑帖在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如何将碑版的朴野与法帖的书卷气融为一体，有待于传统经典技法的突破和审美认知上的提高。早在明末清初，傅山就提出过“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审美理想，只是在敦崇正学的封建文化土壤下无法生长，“平和中正”、“文质彬彬”的儒家美学观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清初的文字狱更使无数学子只能于故纸堆中专事名物训诂，哪敢有什么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碑学的兴起，不是出于艺术的创新精神，而是在帖学已坏的前提下汉学之兴的副产品，因而清代碑学的特点，整体上依然是顺承性的，它以“充实之谓美”为美学宗旨，追求重、拙、大的艺术效果，其成就主要在秦篆汉隶上。与清代碑学所不同，当代流行书风选择碑学体系中那些名声并不显赫的造像、墓志或砖刻瓷刻，放弃在造型和笔法上的生硬拼凑，将其与帖学各自所独具的神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揉合，使之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位置的确立，其传统价值观与当代艺术观念之间不断发生碰撞、渗透与交融，特别是后现代艺术，主张艺术家应当提供他独特的视觉经验，主张不全盘否定传统，但可有多种选择，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种观念无疑是对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最高典则的金字塔式的书法发展结构的解构。它为民间书法中朴实无华，甚至被“文人雅士”视为丑俗的作品走进当代书法艺术的殿堂提供了现论基础，也使傅山“四宁四勿”的美学理想得以实现。从风格学的角度来看，流行书风在视觉上打破了千百年不变的传统结字法则和用笔法则。它以民间书法为造型基础，追求对汉字线性的自然表述而不是点划上狭义的精到完美。它在汉字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而不是墨守陈规，一成不变。它使民间书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风。流行书风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欣赏者在面对这种风格的时候同样可以感受到古雅散逸的审美享受，也更适合当代文化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身价值、追求至真至诚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