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5:34:01

文化交流论文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1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J]，北京，1918，(3).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文化交流“逆差”现象

Abstract:Culturalcommunicationpushespeopleforwardinthelongrunofhuman''''scivilization.However,thecommunicationontheunequalfootwillinevitablybringaboutthenegativeeffecttotheweakerpart.Theso-called“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hasbeenraisedinthispapertocalltheattentionsofthewholeChinamedia.

Keywords: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文明进步大体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相对走在了前面。“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①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进行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进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地完善、改造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市场格局就是这些努力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目前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同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人们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传播市场格局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传播不对等的问题。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自主、平等，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时，都应该以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式的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②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特别是以强国自居的国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眼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图以自己认为最先进的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让众多他国、他民族文化对自己俯首称臣。因此这些国家及其所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凭借发达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的实力，他们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处于下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由此而来。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逆差”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逆差”问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的。近40年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设世界新闻新秩序”为核心的一些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强势文化或所谓的“优良文化”同化、影响甚至取代弱势文化。于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大有取发展中国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趋势。“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③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发达国家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强势文化的优势，美国人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阶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流动的却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始终处在劣势状态。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④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一向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逆差”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数据，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口的影片中，分别有55-72%来自美国。在世界图书进出口贸易中，美英两国是最大的赢利国，顺差额都在12亿美元以上(1995年)。⑤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场上长期处在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更加无法避免“逆差”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这种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同样严重地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修筑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铜墙铁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处在长期封闭中的国内受众也没有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胆量，当时的中国国内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这种“纯洁”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导致我们一步步地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距离，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趋势。当国门被打开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甚至模仿、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外国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外国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国度，令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兴奋、激动。而同他们一样感到兴奋、激动，甚至还有些刺激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极左文化思潮统治下生活太久的亿万中国受众，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接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一点点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找到巨大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就不惜代价发起了向中国的文化进攻，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印刷、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轮番进攻。据统计，在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为3925。4万美元，出口为1212。65万美元。而电子出版物出口为2种，进口却高达170种，出口仅为进口的1。176%，令人触目惊心。⑤在单调、封闭的文化环境长期生活的我国受众在最初的一点吃惊、迷茫、下意识的抵触以后很快地适应了、喜欢了，并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地、积极地追求了。加之国家媒体的主动倡导、文化传播市场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动的收入，在国内出现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浪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了大工业生产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并逐步加大传播力度、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就连刚刚在我国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运行的绝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而又少的国内中文信息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用户的基本需求，人们只有转向外国网站寻找信息。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和文化交流竞争中又抢到了先手。而我们国内快速膨胀的网民队伍仍然在为发达国家文化的进入提供着可观的市场。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现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本国文化与信息市场上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信息产品的封锁，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等量进入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市场对发达国家是全面开放的，而发达国家只把自己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进自己的市场。这一来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一边，事实上当代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⑥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现实，但这种“逆差”的累积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逆差”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尽管常常打着“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旗号，尽管所传播的内容表面上也确实是纯娱乐的、纯文化的。隐藏的越是巧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麻烦也就越大。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④

[page_break]

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对“入超”国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形成威胁。主权和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难恢复原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主权，但由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委托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已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搏杀。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状态，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缩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场风云突变，只有仓促应战，为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和市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⑦

文化交流“逆差”给发展中国家受众造成了“文化紧张”局面，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⑧“文化紧张”正是由于某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于本国文化就此衰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战使文化的接受者们常常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由于陌生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盲目，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给弱势文化地区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虽然目前人们对世界的“一体化”非常感兴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成员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工作。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转而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时髦货”。祖先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在长时期中产生下意识的作用。就连一些自以为非常前卫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对众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往往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也就很难在行为过程中有满意的结果。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很可能被不断进入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争斗搞得左右为难。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并且在继续经历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和既得利益、大公无私和个人主义、团结互助和自我奋斗、个性张扬和老成持重，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使人们进行新的选择。外来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同原有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就连我国自己的媒介，为了争到必要的传播市场，也不得不给外来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几家电视台同播一部境外电视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产生。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类似于传统文化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如今这种大规模的侵入。在我国，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级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安排中。在相对先进的物质产品的配合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行为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偏僻小镇几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岁到七、八岁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尝试过。就连刚刚才呀呀学语的幼儿也嚷嚷着要吃麦当劳喝可乐。相反对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人却是那么陌生，年龄越轻，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就越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说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独立自诩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这些年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干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不断地在我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造成冲击，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各种文化人当中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国学家”了。洋人的思维方式、洋人表达方式都很受学术界的青睐。在“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盖的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

虽然说，同发达国家文化入侵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的文化进攻，发展中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强化文化主权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主动权。如果指望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现象。依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进入世界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④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⑤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⑥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见上书第250页。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4

二、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涉外商贸谈判中跨文化沟通，是国内企业谈判者难以把握的内容。如何处理好涉外谈判中的文化沟通，如何避免谈判中的误解……，是国内许多涉外谈判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论文从谈判中常见的中外商务谈判的文化冲突分析出发，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商业习惯、社交禁忌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涉外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的策略

商务活动开展必须依跨文化沟通来实现。跨文化沟通往往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因素的阻碍。这些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规范、风俗习惯等因素。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的沟通，应采取适当的沟通途径，克服文化差异的不利因素，加强理解和融合。

三、选题的学术前史

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方面。文化、文化层次及文化差异在跨国经营中对跨文化管理和谈判的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的基础有着重要影响。肩负跨文化沟通任务的跨国管理者们应该认识文化差异、尊重其他文化及努力协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跨文化沟通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

四、选题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1、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问题的重要意义。

2、商务谈判中的文化语言文化差异。

3、商务谈判人员的跨文化交通能力。

难点：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备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五、计划采用的方法

6月到9月查找资料，10月整理资料，11月完成初稿，12月修改，定稿。

将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进行论述。既对跨文化交流学进行论述，又结合涉外秘书的具体工作进行分析。把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有效的运用到商务谈判的具体工作中去。

六、论文纲要

第一章商务谈判中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关于跨文化交流学

第一节内容

第二节文化交流学研究的目的

第三节跨文化交流学的基础研究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四节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第三章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语言修养

第一节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差异

第四章商务谈判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七、参考文献

⑴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第1版

⑵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⑶王兴孙，陈洁，报道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介绍国际商务知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⑷王健宜、滑本忠编著：潘雪辉、滑本忠、刘肖云、张季芸，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由三方面的专家共同认为在国际商务沟通方面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第2版

姓名：

学号：

专业：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为目标，以交流、推广为重点，以交流、互换、观摩、展示为主要形式，提升社区文化建设整体水平，为迎办2008年奥帆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活动主题：群众文化交流共建和谐社区

三、活动时间：**年5月24日至6月23日

四、活动地点：街道文化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及社

区文化广场。

五、活动安排

整个活动分为七大板块：社区文化中心观摩交流活动、社区文艺辅导交流活动、图书交流、推介及征文活动、社区文化理论交流活动、“共享工程”推广活动、社区文化宣传推广活动、社区文化档案观摩活动。

（一）社区文化中心观摩交流活动

1、社区文化中心交叉观摩。6月上旬，办事处将组织街道13个社区的书记到区文化局推荐的其他街道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文化中心进行观摩交流，增进了解，取长补短，

2、社区文化中心开放活动。交流月期间，社区文化中心要充分发挥文化中心的作用，立足辖区实际，组织开展娱乐、才艺展示、图书交流等活动，培育社区特色文化活动项目，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丰富活跃居民文化生活。

（二）社区文艺辅导交流活动

1、文艺辅导培训活动。办事处在文化交流月期间将邀请文化馆业务干部深入社区举办舞蹈和绘画两次集中辅导培训。同时，各社区要依托文化中心组织举办文艺辅导和培训讲座活动，提高社区文艺团队水平。

2、文艺辅导成果展示。6月中旬，街道将组织举办一次社区群文辅导员培训成果展示活动，在此基础上，挑选优秀节目参加全区社区辅导示范点成果展示活动。

3、群文辅导员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群文辅导员进行一次全面统计，进一步完善群文辅导员登记制度。

（三）社区图书交流、推介及征文活动

交流月期间，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向六个没有文化中心的社区进行图书流动，加强社区间的图书交流、互换。将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知识讲座、征文、美文欣赏等系列活动，在社区中倡导开卷有益，引导社区居民形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推进全民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四）社区文化理论交流活动

6月上旬，办事处将组织街道社区7个文化中心的有关人员开展一次社区文化理论研讨交流活动，研究探讨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社区文化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对文化中心的管理等，在此基础上推荐2篇论文参加全区研讨。

（五）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推广活动

交流月期间，将依托街道六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通过视频讲座、电影放映等形式，每个共享工程基层点将组织举办不少于4次“共享工程”推广活动，向社区居民宣传“共享工程”，让更多的居民了解“共享工程”，使用“共享工程”，更好地发挥“共享工程”作用。

（六）社区文化宣传推广活动

1、交流月期间，街道的13个社区将利用宣传栏、宣传牌等形式，通过照片、文字介绍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社区文化，展示社区文化建设成果。

2、街道向区推荐近年来文化活动材料和照片参加全区电子宣传册页的制作和展示、推广活动，让更多的居民了解社区文化、知晓社区文化、参与社区文化，不断提高街道文化活动的知晓率、参与率。

（七）社区文化档案观摩活动

以社区为单位，将各自的文化档案统一展示、交流，并组织社区参观，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六、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社区要高度重视这项活动，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筹划，与人文奥运活动、邻居节等活动相结合，组织开展具有本社区特色的文化活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计划安排上报办事处宣文教。

（二）紧扣主题，突出特色。各社区要围绕交流月活动主题，以交流和推广为重点，突出辖区特色，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使社区文化交流月成为社区居民交流、展示、沟通的平台。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交流月活动，提高社区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大宣传，推广典型。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要因地制宜，加大对交流月活动的宣传报道，创新宣传载体，要依托宣传栏、社区报、新闻媒体等形式，充分发挥社区楼长（组长）作用，拓展受众层面，扩大交流月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交流月活动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6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7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8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者阐述了文化交流与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就扣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交往的迅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称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许多情况下，交流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的。“大至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都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影响.误导信息的获得，造成交流障碍。”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文化教学应注重知识文化，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为主，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交流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孔子学院；中华文化；文化交流传播；双向性；传播策略

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经过16年的发展，中国已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超过500所孔子学院和超过1000所的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作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既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又发展了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卓著的声誉和显著的影响。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孔子学院同世界进行文化沟通和交融的过程，其实也是构建世界和中国相互认识、了解的基础和共识的过程。这一交流过程是双向的，孔子学院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回中国。在当前的研究中，孔子学院与文化交流一直是学界的研究议题。如张兴福的《孔子学院的文化意蕴与文化传播交流的路径问题研究》是较早涉及这一议题且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认为孔子学院的设立不仅意味着中国已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历史大潮，而且也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开始走向新的历史起点。孔子学院的兴起可以进一步消弭中外文化上的隔阂、国际交往中的偏见,还原真实的中国[1]。王云泉的《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传播模式研究》是比较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传播模式的论文，该研究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汉语言文化海外传播卓有成效的一张“王牌”,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文化传播模式的探讨,论文通过对马达加斯加和韩国两个案例进行实证调查,提出了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模式、符号解读模式和二元传播模式，并认为文化传播模式因传播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文化传播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传播模式的构建不应局限于单一模式(如本土化模式)的选取,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模式[2]。陈培爱、沈蓓蓓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孔子学院功能研究》[3]，陈力丹的《“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4]，李宝贵、刘家宁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5]等分别对孔子学院功能、孔子学院与跨文化传播、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进行了阐释。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孔子学院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笔者认为，对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双向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化交流的本质，同时对于破除“孔子学院带来中国文化入侵”“中国文化霸权”等误解与偏见具有重要作用。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交流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effect）。从这五个要素来看，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传播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体现着交流传播的双向性。

一、Who——文化交流传播者

交流传播者处于文化交流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也是文化交流内容的发出者。因此，交流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交流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还决定着交流传播的作用与影响。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传播的手段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它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孔子学院通过教授语言，同时也将中国文化的内容传达给学习者。除了通过语言教学“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还会通过直接组织文化活动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如文艺演出、书法体验、茶艺表演、中华美食体验、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可以让参与者直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交流传播者面向所在国家的人群传播中国文化时，需要对当地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等有较多的了解，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才能有的放矢。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传播者会受到所在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单方向自顾自地传播。比如，笔者所在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及志愿者赴任后都会学习意大利语，了解意大利文化。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学习了意大利语的教师能更好地减少、减轻学习者的母语负迁移现象，对其常犯的错误能更好地预测和纠正。同时，通过学习意大利语，他们对意大利语言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有所了解，进而能把这些理念方法运用到汉语教学中。又如在组织文化活动时，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志愿者们也会根据意大利文化的一些特点调整活动。针对意大利晚饭时间较晚（20：00）的文化特点，文化演出可以安排在21：30以后（周末），或者18：00到19：30之间，这样能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需要注意的是，对孔子学院文化交流传播活动而言，交流传播者是个人、组织的混合体，存在多个层面的交流传播者。如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组织传播者、以对外汉语教师为代表的个人传播者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着双向互动，交流者的角色也在双向互换，在不同阶段，取得不同的主导地位。2020年7月，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将原国家汉办的职能纳入其中。该中心是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优质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平台。与原来相比，该中心突出了“合作”二字，凸显了语言文化传播的双向性特点，这一变动受到了海外的广泛好评。

二、What——文化交流传播内容

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同时也能在交流的过程中创新。孔子学院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架桥人”，孔子学院文化交流传播的内容是双向互动的。比如，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需要有更优质的内容。这意味着孔子学院文化交流的内容范围应该扩大，有更丰富、多元的信息进入交流的视野，同时需要考虑所传播的内容是否符合当地受众的兴趣和需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进行双向互动，产生携带双方文化基因的新内容。如笔者所在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2015年曾和国家京剧院合作，将京剧《浮士德》引入意96大利，受到意大利民众的热烈追捧。这个传播内容就是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京剧的形式讲述一个西方的故事。通过这种融合，意大利民众感觉京剧是他们能看懂的，中国文化离他们并不遥远。2018年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和广州芭蕾舞团合作，将芭蕾舞《梁山伯与祝英台》引入意大利。这个内容是以西方的艺术形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同样受到意大利民众的喜爱。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也是文化内容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实现文化创新，需要博采众长。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汇各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而这样的文化交流内容在跨文化传播中更有生命力。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需要各种内容和形式的高品质文化交流。孔子学院在进行文化交流时，需要考虑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考虑不同国家的文化中独特的理念和因素，重新再造文化传播内容，推出适应具体国家文化的独特资源，这样才能在特定国家扎根、做深、做透。

三、Whatchannel——文化交流传播渠道

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传播渠道主要是面对面文化交流传播，如文化活动的展示、文化演出的呈现等。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文化交流传播渠道，这些渠道比较容易实现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孔子学院在文化活动展示时，可以随时根据参与者的状态和反馈双向互动，调整文化传播的内容，如剪纸活动很受欢迎，可以增加老师带领参与者剪纸的环节。传统传播渠道的不足在于受众人数有限、影响力有限。在当前新媒体时代，文化交流的渠道也应该日新月异，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形式外，新兴的传播渠道也应该重视。孔子学院应改变过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单一渠道的内容交流的传统做法，将视野投射到多种渠道、多种媒介，如社交媒体、APP、网络、视频、移动终端等上面，从而获取渠道资源的交叉共享和效益，实现更好的交流效果。孔子学院双向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不同的交流渠道可以灵活组合，各个渠道的内容可以更加方便地实现相互嵌入。这样，同一交流者的各个交流渠道之间能形成交错复杂的传播网，这张网具有极大的联动效应，从而将不同渠道的作用和影响发挥到极致。如举办演出时，除了现场观众能看到外，可以通过当地大众传媒、孔子学院的Facebook、Instagram、微信公众号等进行联合传播，还可以鼓励现场观众用他们个人的Facebook、Instagram、微信朋友圈等进行人际传播。这样通过一系列的复杂传播渠道实现传播覆盖的增值，获得更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兴的传播渠道在双向互动方面也有一定优势。一个传播内容一经，受众可以方便地在新兴媒体上给予迅速地反应与回馈，传播者可以即时了解受众的感受和看法。如笔者所在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会在公号上预告、报道。从受众的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等反馈中，孔子学院能及时了解受众的需求，并对下次活动进行调整或改进。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需要重视传播渠道的双向互动性，将不同层面的受众吸引到文化交流中。

四、Whom——文化交流对象

自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以来，目前中国已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超过500所孔子学院和超过1000所的中小学孔子课堂。相应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者和潜在的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他们是孔子学院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对象。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这些传播对象也越来越与各种文化交流渠道形成多渠道、高频率的接触。新媒体环境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平等的互动关系，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不再是被动的状态，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体实现与信息传播者的交流和讨论，传播者和受众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双向性在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中有很多具体体现。如现在在网上很火的《中国红烧肉之歌》就是几位接触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年轻人把制作红烧肉的过程写成歌、拍成视频。而这个视频经过传播后，又让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兴趣。又如以“汉语桥”比赛为代表的各类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为优秀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成为文化交流活动的重点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人气选手投票、比赛现场的展示等，让这些优秀的汉语学习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者，去影响为他投票、前来观赛的家人和朋友。据此，孔子学院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应该善于发现受众对这些文化传播内容进行的再创造或者发现有潜力成为新传播者的受众，通过这样的方式，孔子学院可以有意识地展开二次、三次传播。应该说，受众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中，文化传播双向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越来越多，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受众的地位。在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中，受众在接受传播内容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孔子学院的传播要想实现对受众思想，乃至行为的影响就必须体现人文关怀，体现出人性化的特征，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传播内容，挖掘传播内容的价值。这就对文化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积极体现人文关怀，才能够适应新媒体环境中受众的变化，只有建立人性化的传受关系才能够保证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断完善。

五、Whateffect——文化交流传播效果

孔子学院双向文化交流的核心是通过优质的文化交流内容、优化的多种交流渠道和交流过程，最终实现良好的交流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双向的、复合的效果，包括文化交流的范围、数量、质量等显性的效果，也包括受众态度、倾向、行动的变化等隐性的效果。如2018年10月，笔者所在的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在广州芭蕾舞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之后，对现场观众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问卷显示99.4%的意大利观众对演出非常满意，可以说演出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还在问卷中设置了评估受众态度、倾向、行动的变化等方面的问题，如“在演出之前，是否对中国传统故事感兴趣？”“看完演出后，是否喜欢中国传统故事？”“如果喜欢，希望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中国传统故事？”……从受众的反馈看，演出对改变其对中国传统故事的兴趣有显著的作用。可见，这场高质量的演出无论显性还是隐性的效果都非常好。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中，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更加多样化，营造的传播环境更加开放化和自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学院作为传播者更应该考虑到受众的需求，以此来构建更加和谐的传受关系[6]，从而提升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此外，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要获得大批受众的话，除了需要一个遍布全球的汉语及中国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外，还需要一系列突破空间限制的平台（如各种APP，网站等），其最终的传播效果将会由各种渠道的效果统合起来。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文化交流传播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双向性的特点，这就提示孔子学院应重视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文化交流形式的传播偏好，研究孔子学院文化交流的形式、表达技巧、传播内容等，以及如何同与之匹配的、适合其交流语境的传播渠道有效结合，改善传播效果。应该注意的是，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应该更多定位于文化传播过程中作为外部植入的文化，即虽然难以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但从文化传播的理论可能性考察，它仍然在政治、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传播交流空间。基于此，孔子学院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应在其交流的各个环节进行“双向性”特点的分析，并以“隐性”和“显性”文化交流作为基本形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研究孔子学院文化双向交流的内在规律和模式，并提出相应的交流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兴福.孔子学院的文化意蕴与文化传播交流的路径问题研究[J].甘肃高师学报，2010（3）：126-132.

[2]王云泉.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传播模式研究[M].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1.

[3]陈培爱，沈蓓蓓.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孔子学院功能研究[J].新闻春秋，2013（4）：54-59.

[4]陈力丹.“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J].对外传播，2015（10）：25-26.

[5]李宝贵，刘家宁.“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4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