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长城十篇

文化长城篇1

长治县

名称由来

长治县春秋时为黎侯国，西汉置壶关县，属上党郡。东汉末为上党郡治，晋初因之，后废。北魏太平真君年间为上党郡治，未置县。隋开皇中年置上党县，唐、五代、宋、金、元均称上党县。隋大业初年仍为上党郡治。唐为潞州治，宋为隆德府治，金、元为潞州治。明洪武二年上党县废入潞州。

明嘉靖二年，潞城县小吏陈卿亡命家乡青羊山中，并凭借太行山间险要地形，聚众起事，连陷辽、沁，明廷为之震恐。直到嘉靖七年十月，官军以10万兵力合击青羊山，才将这支农民军剿平。事后，为了加强对地限民悍的潞州实行有效管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明廷特于嘉靖八年二月诏升潞州为府，府城设县。嘉靖皇帝赐府名为“潞安府”赐县名为“长治县”，以祈望这里长治久安。这便是“长治”的由来。

天下都城隍

在长治县西火镇东，有一座山，原名天紫岭，岭上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庙，名为“天下都城隍”。全国的城隍庙很多，只有此地的城隍庙建在山上，是全国唯一的一处。据清乾隆年间庙碑记载：都城隍之神，东汉敕封者也，由汉而来千有余年矣。

据说当年刘秀被王莽紧紧追赶，追到天紫岭上，刘秀口干舌燥，无力再逃，这天紫岭上既无人家，又无林木，只有一座小山神庙，刘秀慌不择路，一头撞了进去，把一个当门的大蜘蛛网撞出一个大洞，刘秀一看，不好!心想，王莽若是看到蜘蛛网已破，定要入庙搜查，那时我岂有活命?想到此，“扑通”跪在山神庙前：“刘秀遇难，请山神爷保佑，他日若是得帝，定封你为天下都城隍。”话音刚落，只见蜘蛛网已经弥合，由此刘秀躲过一难。

刘秀称帝后，果然封天紫岭上的山神庙为“天下都城隍”，负责管理天下所有的城隍，重修庙宇，亲书匾额，后又历代修葺，如今已成为长治县吸引四海香客，招徕天下游人的一处旅游胜地。天紫岭也由此改为城隍岭。

上党门

长治最有代表性建筑非上党门莫属，上党门位于长治城内西街，是古上党郡衙署大门，始建于隋开皇年间，金代毁于兵火，现存上党门和左侧钟楼为明洪武年间重建，右侧鼓楼则为天顺年间增建。钟鼓二楼平行排列，一曰”风驰”，一曰“云动”，以示高耸如云之意。现已成为长治市的象征。游人登楼眺望，长治市貌尽收眼底。

潞城县

景公伐狄

潞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集居，播下了文明礼仪的火种。古史记载，黄帝时期就有炎帝的后裔参卢受封于今潞城一带，建立了潞国，他的子孙遂以“路”为氏。

到商代武丁以后，商王朝与西北部的鬼方、土方、昌方等邦国的战争时有发生，这些邦国都分布在山西的南部，其中鬼方的一支叫西落鬼戎就活动在今潞城一带。

春秋时期，狄人分称为赤狄、白狄、长狄等部族。其中赤狄又以其所处的地名分为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蔷咎如等族群。据考证，赤狄人最鲜明的特色是崇尚红色，身着红衣，故名赤狄，这显然是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华亦赤也。从晋献公到晋景公在位的近百年间，赤狄与晋国的冲突、交往从未间断。晋成公为了和赤狄中最强大的潞子国(即潞氏)表示睦邻诚意，曾把自己的女儿伯姬嫁给其国君潞子婴，通过和亲换得暂时安宁。公元前594年，潞子国权臣酆舒逼迫国君绝晋之好，并诬伯姬以罪，杀害了她，又装作不小心打伤潞子婴的眼睛，潞君力不能制，只好求救于晋国。

晋景公听说自己的亲姐姐被杀，怒不可遏，便欲立即发兵讨伐潞子国，众大夫一齐劝谏不能出兵，只有大夫伯宗支持景公出兵，他从晋国长远利益考虑阐明道理，罗列了狄人酆舒的五大罪状作为征伐理由。晋景公派大将苟林父兴师问罪，在曲梁(今潞城市石梁村)大败潞军，随之杀酆舒，灭潞国。第二年，晋又派大将士会伐灭甲氏、留吁、铎辰。公元前588年，最后击溃赤狄余部，才彻底清除了赤狄侵扰，将上党地区统归晋国疆域。

战国时期，潞子国故地称为“潞”或“露”，为韩国上党十七邑之一。西汉初，在潞子故都城置潞县，属上党郡。西晋时期，潞县一度为上党郡治所。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改潞县为刈陵县，隋开皇十六年，又从刈陵县划出南部区域置潞城县，县治设在今潞城市区。“潞城”县名始此。唐末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权臣朱温为避其父朱诚名讳，改潞城县为“潞子县”，五代唐时才恢复了原名，潞子县也复名为潞城县。

原起寺

原起寺在潞城东北的凤凰山下，滔滔漳河水依山而去。寺院始建于唐天宝六年，围砖砌花栏围墙，坐北朝南。院中主殿大雄宝殿及佛殿三间，琉璃九脊屋盖，飞檐斗拱，雅致古朴，十分壮观。殿内横柱、荆梁尤为珍贵。立于横跨漳河的辛安双孔石桥上仰观寺院，只见青石黄土起崖，崖上起台，台上建寺，寺内举塔，塔高参天，松柏掩映，塔寺沉迷于烟霭之中。夏日登寺远眺，群山环抱，苍翠欲滴，山光水色，风景迷人。

高山流水景区

离原起寺不远的高山流水旅游风景区，是华北唯一的竹筏漂流景区，河道落差40米，水量充足，河道开阔，景色优美，气候宜人，在我国北方地区实属罕见，堪称华北第一漂。乘竹阀漂流而下，浪花飞溅，激情飞扬，惊而不险，心旷神怡，路遇太行奇观――辛安瀑布飞天而降，竹筏穿过，水帘悬流，别有一番韵味。景区内绿树成荫，百花盛开，飞乌幽鸣，鸳鸯相戏，一派自然和谐的田园美景。种植的百亩桃林一望无边，漫山遍野的桃花竞相斗妍，是春季里看桃花，秋季里搞采摘的最佳选择。

襄垣县

典故传说

襄垣夏属冀州，商初属上党国，后并入黎国。西周复属上党国。春秋时期，地属鲁大夫党氏食邑，后被赤狄所夺，地归潞子婴儿国。晋景公灭赤狄，地归晋公族食邑。战国时归晋侯赵襄子领地，是赵襄子筑城屯兵之地。公元前260年，秦王攻赵，晋侯赵襄子筑城于甘水之北，因城是襄子所筑，又位于赵国边界，故取名襄垣。亦日毅垣。

襄垣悠久的建城史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故事流传至今。春秋战国时，襄垣县有一座城邑，名叫铁染城。城的四周山高林密，野兽众多，特别是有几只老虎，十分凶猛，时常闯入城中伤人，城中百姓真是“谈虎变色”，苦不堪言。当时，晋文公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崔丑，一个叫魏征，二人决心为民除害，杀死老虎。在征得晋文公的同意后，魏、崔二人带领士兵上山去了，经过十多天的围猎，将老虎全部围在甄平山的一个山岭里。于是，二人带领士兵在岭上将虎全部捉住，无一漏网。接着在铁染城外建了一个很大的笼子，将虎放在里边，困了起来。在笼边分别建了两个高亭，其目的是为看守老虎之用。人们称大笼子为“虎笼”，称亭子为上虎亭和下虎亭。过了一段时间，老虎被困饿而死，虎患已

绝，人们便在虎亭四周盖起房屋，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村落，并定名为“虎亭村”。

后来晋文公分封时，将虎亭这块地方封给了大夫羊舌赤。羊舌赤一到领地，便犯嘀咕，十分不快。他想，虎是吃羊的，羊是十白虎的。自己叫羊舌赤，这个地方叫虎亭，极为不祥，千万不行。羊舌赤毕竟是个大夫，不是个白吃饭的。瞑目沉思一阵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地名中的“虎”字加上两笔就变成了，既保留了原来的“虎”字，音又变成了。厩者死也，“死虎”当然不可怕了，别说是“羊”，连小虫子也不怕它!就这样，“虎亭村”就被“亭村”取而代之了。这一“代”就是几千年。

相传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杀至此地，王莽开弓放箭直射刘秀，幸好路旁有一巨石，刘秀躲在石后，幸免于难，但巨石上却被利箭划开一壑，故取名箭壑村，现位于厩亭镇。

东岳庙

东岳庙位于襄垣县南罗山东麓的东岳庙俗称凉楼庙，古为襄垣八景之一。北倚浊漳河，东靠淤泥河，西枕南峰，南临潞矿。四周山环水绕，环境颇为幽静，素有“凉楼胜观”之美称。庙内现存东岳大帝黄飞虎、圣母娘娘、崔府君、十殿阎罗、送子观音、一佛二菩萨等彩塑200余尊。正殿塑东岳大帝武成王黄飞虎的坐像和影像。黄飞虎原为商朝大臣，因纣王暴虐无道，遂反殷投周武王伐纣，屡建大功，直至战死沙场。道教祖师姜太公封他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执掌阴曹地府、十八层地狱，总管人间吉凶祸福、生死转生之大事。

仙堂山

仙堂山位于襄垣县城北的强计乡境内，因建于半山腰的仙堂寺而得名。景区层峦叠嶂，群峰竞秀，阳春百花争妍，盛夏林荫蔽日，深秋红叶漫山，冬雪玉洁冰莹，自然风光四季如画，素有“休闲胜地”、“天然氧仓”之美誉；主建筑仙堂寺居胜景之冠，门前天梯矗立，寺后奇峰高耸，殿内外泉水萦绕，四面环山，神奇壮观，古称“九龙环抱，人杰地灵”；金灯岩、舍身崖、黑龙洞、朱砂洞等奇峰险洞千姿百态、鬼斧神工：仙堂奇松、娲皇宫奇树为树中之绝，举世罕见。明永乐进士李浚诗云：“此是蓬莱真境界，更于何处觅仙堂”。

壶关县

历史更迭

壶关因古治北有百谷山(今名老顶山)，南有双龙山、两山夹峙，中间空断，山形似壶，且以壶口为关，而得名壶关。始于商、周，属黎侯国，为冀州域。春秋，属晋。战国初期，属韩上党郡，后为赵所有。

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属上党郡。汉王刘邦元年，始置壶关县。魏、晋、十六国时期，属并州上党郡。隋开皇元年，更名上党县，仍属上党郡。唐武德四年，复职壶关县，属河东道上党郡潞州。宋太平兴国元年，改属河东路昭德大都督府威胜军节度。元大德九年，为晋宁路潞州所辖。明初，属山西布政使司冀南道潞州。清朝，属山西省安府。

传说当年刘秀被王莽追至壶关时，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忽然看见前面有座寺庙，但艰难地摸了进去，又饥又饿地昏睡了过去，睡梦中他是又有吃又有喝，霎时酒足饭饱身。一觉醒来，原来是个梦，但确实来了精神，抬头一看，只见老佛爷正在笑地看着他，刘秀明白这是老佛爷在保佑他。于是他向佛爷拜道：“谢佛爷保佑，刘秀如有出头之日，一定给老佛爷再塑金身。”说完，刘秀走出寺院，见天已快亮，东方出现一片明光，刘秀赞道：“好一座明光寺啊!”刘秀登基后，果然整修了庙宇，给佛爷重塑了金身，并赐名“明光寺”。如今，寺庙虽已破败，但这个传说却流传了下来。

真泽宫

真泽宫位于壶关县神郊村，始建于唐乾宇初年。所有建筑均为沙石基础，雕梁画栋、斗拱飞檐建筑结构严密，布局合理，雕石画坊、规模宏大，蔚为壮观，里面供奉着独有的地方神祗冲惠、冲淑二位女仙人。

据民间流传，二仙本是两个聪慧美丽的少女，屯留人氏，生母早去世，继母对她们十分苛刻，时常虐待，但她们仍至孝不二，感动天地，升入仙界。宋朝时，西夏入侵，宋出兵抵抗，大军路过壶关树掌境界，宋军粮草不济，正在危急之时，二仙扮做农妇送饭于军中，只一个钵盂，竟供得千军万马。

宋大观三年，天下大旱，初秋七月，县令李元儒听说二圣庙二仙真人神威无边，执掌多方法宝，更有人说，历代是壶关水神的执令者，于是祷旱祈雨于真泽仙祠。至诚感通，大雨如注，这一年当地百姓，秋收大丰。县令逐级上奏。奏折直达京师，将细情禀报朝廷。宋徽宗赵佶十分感动二仙的功德，屡次忠诚于国，恩泽于民，于是在第二年，即政和辛卯年夏，敕封二真人号，长曰：“冲惠”，次曰：“冲淑”，庙额曰：“真泽宫”，并下令护建其庙。如今真泽宫还存有二通宋徽宗的亲笔御碑。

大峡谷

太行山大峡谷位于长治市壶关县东南部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拥有红豆峡、八泉峡、青龙峡、黑龙潭等十大峡谷群。放眼峡谷，团峰倚秀，玉峡通天，气势雄浑：清泉溪流，肆意奔涌，颇具诗的旋律，画的韵味。孔子紫团回车东返，钟繇隐居习练三年，名士嵇康寻幽探宝，李、杜、白鸿文奇诗。峡谷禀赋北国雄风，有豪迈壮阔粗犷的阳刚之美：又兼具江南丽色，有委婉清幽婀娜的阴柔之秀。

女妖洞

壶关桥上乡杨家池村，地处太行大峡谷旅游区，村南岸悬崖峭壁，绝壁上有个天然洞穴，人称女妖洞，北宋时期，杨六郎挂帅，前去边关抵抗辽兵。路经壶关，在此地安营扎寨。杨六郎听说对面山上有个女妖精，每天吃人肉，喝人血，不由的怒发冲冠，拔出宝剑领兵杀进女妖洞，那女妖见是杨元帅领兵杀来，吓得一溜烟跑了。杨元帅把剑女妖洞的石缝里，以镇妖气，从此以后，那女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人们为了纪念杨六郎的镇妖功绩，就把杨元帅安营扎寨的地方叫做杨家池。在女妖洞的洞口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宝剑印。

沁县

文化之乡

沁县历史悠久，早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春秋，晋灭赤狄部后置铜邑，秦为铜县，北魏时属并州乡郡，隋初属上党郡，宋初建威胜军，元初称沁州，

民国初年废州改县。

沁县自古为人文荟萃之邑，素有“文化之乡”美誉。隋唐大儒王通培养出魏征、杜如晦、房玄龄、温大雅等国公名扬天下。清朝时，被一代圣君康熙树为“百官楷模”的吴，是上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之一，民间尊称他为“吴阁老”，深得百姓拥戴。

史载吴从小聪明好学，10岁即能作诗，15岁应童子试，23岁中进士，任河南确山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以成绩优异跃升吏部主事，其后，历任郎中、通政司右参议、右通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湖广巡抚、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直至保和殿大学士。康熙四十四年卒，享年68岁。吴一生为官，仕途坦荡，皆因其忠于清廷，本领超人，功绩卓著。康熙三十九年，皇帝手书“风度端凝”榜恩赐他，并亲临米芾书以赠之。吴去世后，溢号“文端”。

在上党民间广为传诵的“六尺巷”典故，反映了百姓对吴人品及官德的赞誉。吴在京任职期间，其亲属和邻居因为宅基地院墙发生纠纷争执不下，

便托人给在京城的吴捎去一封家书，想借吴权力施加影响，迫使邻居让步。吴看了家书后，提笔写下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家人读后很羞愧，主动让步三尺。邻居听说后，也主动让出了三尺，结果，形成了一条很宽畅的巷子，人送美名“六尺巷”。

康熙在赠吴《千字文》题跋中写道“联临米芾千字文数卷，此卷赐大学士吴。吴为人宽厚和平，持己清洁。先任封疆，文武军民受其实惠者至今颂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联甚重之，故书其后以纪其大臣之体。”一个臣子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吴后人把康熙的御笔刻了下来，用26块汉白玉装点出一幢宏伟的建筑御书楼，至今仍为沁县镇县之宝。

陈列馆

文化长城篇2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创建具有独特品质魅力的学校文化，是提升教育内涵的重要方面。多年来，我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线，以德育为先导，以向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为具体目标，不断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和谐中创新，在创新中得到升华。

一、科学定位，确定学校文化发展方向

我校是一所距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不到2公里的川区小学。过去的八达岭镇经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八达岭镇依靠八达岭长城这一旅游资源，发展经济，很快富裕起来。我校学生及他们的长辈世代生活在长城脚下，跟长城建立了割舍不弃的情感，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八达岭长城的变化以及八达岭长城给百姓带来的收益。现在，我校80%的学生家庭都是依靠旅游业为生的。

我校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大多数都将留在本乡本土，以长城经济作为赖以谋生的手段。因此，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培养优秀的新时代长城人是我校办学的主旨。我校紧紧依托长城资源，积极弘扬长城文化，力求通过系统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丰厚的知识内涵、良好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经济产品的研发意识和能力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并树立一种“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远大志向，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文化，着力培养学生知识素养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由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转变。课程文化建设能够为课程改革提供良好的心理氛围和潜在的精神动力。因此，积极提倡并努力推进文化型的课程改革，有利于落实新课程改革要求，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利于改造学校文化，有利于学校教育创新。

长城文化包罗万象，包括历史文化、地理文化、诗词文化、景观文化等等。我校精心开设《长城文化》校本课程，编制校本教材，让学生了解古今文化，培养学生的知识素养。校本教材分年级编写，各有侧重。低年级以感性资料为主，旨在加强认识、深化理解，教材以长城景观、长城人物为主，加入歌谣、古诗、小典故、简笔画。中年级和高年级以调查研究为主，旨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创新意识、收集处理信息等能力。

在校本课程开设过程中，我校合理配备师资，多视角“欣赏”长城文化。要求任教校本课程的美术教师在教学中要渗透长城文化的视觉美，教学生学会用五彩的画笔描绘长城美景；要求音乐教师在教学中要渗透长城文化的韵味美，使学生学会用歌声赞美长城；要求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渗透长城文化的文韵美，欣赏细腻秀美的语言文字；要求计算机教师通过教学生上网收集资料，制作长城网页、网站，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了解更多知识，通过网络资源弥补教材知识面的局限性，使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感知长城文化。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与交流。我校学生将来会有更多机会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因而培养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校重视开设口语课，培养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加大了英语课时力度，设置了英语早读，要求学生用英语写日记，同时积极创设人人说英语、时时处处讲英语的良好交际氛围，并且多方举措为学生创设更多的机会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英语水平。我们组织师生到八达岭长城上和外国友人交流，学生们用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自己的学校和家乡，介绍中国的文化。通过这些举措，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为他们将来的谋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豆艺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它体现出来的农村生活、民俗幽默、民族风情等对我们的学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着对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豆艺课程，着力培养学生利用现有资源发展经济、文化产品的意识和设计、构思能力。在制作工序上，选择题材既有山水小品、趣味动物，也有人物画像，能使画面生动有趣，又能体现豆子的特征，大力培养学生的设计构思能力以及创新意识，为学生未来的生存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实践，全面培育长城儿女

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它能帮助学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诸多意义。社会实践活动，为锻炼学生的心理品质提供了机遇，为深化课堂所学的内容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锻炼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同时，也能使学生体验到在课堂上无法体验的学习乐趣，学到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品味成功，体验创新。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为人类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使长城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教育学生热爱长城、保护长城，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是很重要的。

我们组织学生到八达岭长城上开展“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为主题的百名游人签名活动，积极倡导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道德风尚。我们还组织全校学生到长城周边捡拾垃圾，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重视教育学生走出家乡，培养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制定了学生外出参观制度，保证每个班级每学期外出一次，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开阔视野。我们组织学生到颐和园、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参观游玩，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日新月异的北京的巨大变化，感受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从而更好地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不断地进步。

文化长城篇3

在我国的历史上，万里长城既是无可比拟的防御工事，又与北方多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

此外，沿长城西去，连绵不断的亭障烽燧还起到了维护古代“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使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得以不断向西方传播，同时又从西方相继引进外来文化，使中土文化益增光辉。

长城的建筑，早在秦始皇以前就已开始。公元前七世纪，楚有方城。《春秋》僖公四年（前656）《传》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杜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汉书·地理志》谓：“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1秦昭王筑长城。“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2。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3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4秦始皇于西北沿河置塞及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三十三年（公元前214）“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5三十六年（前211）“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以“拜爵一级”鼓励平民迁徙。

汉高祖本纪二年（前205）“缮治河上塞”，可说是最早的汉塞。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7。

汉代长城较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共筑了外长城，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汉武帝大力修筑长城的西部，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书·西域传》讲得很清楚：“秦始皇却戎攘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世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始终不渝，“持汉节不失”。张骞“身所至者大宛（费尔千纳盆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康居（塔什干、楚河一带，巴尔喀什湖西南），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8张骞在大夏时，见“市之身毒国（印度）”的“邛竹杖蜀布”。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9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共十三年，出发时一行百人，归来仅张骞与堂邑父生还。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发现和考察、证实和订正了有关西域诸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交通、习俗等的情况，详见于《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的记载，极大地拓展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元朔六年（前123）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四年（前119）至元鼎三年（前115）张骞及副使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这些副使通大夏等国之后，并与各国使节一道回到长安。从此，西域诸国开始与汉正式往来。历史记载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0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称誉张骞为“凿空”之举（注曰：“骞始开通西域道也”）。张骞两次西域之行，开通了举世闻名的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经营河西走廊。

汉武帝于元期二年（前127）取河南地，于元狩二年（前121）取河西地。河西四郡为通西域唯一要道。南有祁连山，北接沙漠，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延伸一千余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一、二百公里不等；这一狭长地带为通西域的天然走廊。

《汉书·西域传》载：“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玉门、阳关）焉。”

（一）令后以西至酒泉《史记·平准书》曰：“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前111）”。《后汉书·西羌传》谓：武帝元鼎六年伐羌后，“乃渡河、湟，筑令居塞”。

（二）酒泉以西至玉门—一元初四年（前107）。《史记·大宛传》：“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集解引“徐广曰：元封四年封浩侯”（见汉书·功臣表）。

（三）玉门西至盐水或盐泽（罗布泊）。《史记·大宛列传》：“汉已伐宛……岁余［天汉元年（前100）］……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汉武帝在十余年间，修筑了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四）汉武帝又进一步发展长城的布局。太初三年（前102）筑居延塞。《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筑居延”即指筑弱水沿岸的障塞亭障。设县筑塞重在卫酒泉、张掖。《史记·大宛列传》曰：“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五）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云：“遣光禄熏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史记·匈奴传》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

（六）汉于盐泽以西起筑亭障。为了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交通要道，汉王朝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西汉武、昭、宣诸帝大力推行筑城屯田、移民实边政策。屯田以巩固边防与长城的修筑有密切关系。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1西汉“屯田”始于武帝征和中桑弘羊的屯田奏中所说：“……益垦溉田，稍筑列城而西……”。赵充国的屯田奏：“臣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屯田范围广泛，如赵充国之屯田河湟，冯奉世之屯田陇西，以及其后陈汤之屯田西域。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戍卒与移民共同屯田，收到筑城设防与屯田兴利的效果。在昭帝时，西汉边郡整仿严明，如《汉书·匈奴传》所说：“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王朝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即统领和保护供给使外国者的屯田事宜。地节三年（前67）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汉书·西域传》曰；“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王朝还在河西地区大兴水利。一些有关屯田与兴修水利的记载——《史记·河渠志》：“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书·匈奴传》：“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移民安边屯田与发展农田水利，使河西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11口。

河西四郡户口表

户

口

武威

1758l

76419

张掖

24352

88731

酒泉

18137

76726

敦煌

11200

38335

共

71270

2802ll

汉武帝时“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不仅维护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而且更为向西域欧洲、南亚等古国发展开辟了道路。下面史书的记载，提供了西汉时我国派使者远赴大秦国的明证。《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张骞传》都记载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家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波斯，今伊朗）、奄蔡（威海、里海北）、犁靬（大秦，罗马帝国）、条支（古阿拉伯，今伊拉克）、身毒（印度）国”。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除了中外使节外，丝绸路上还有大批商人。像张骞出使，带去的货物，“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2同时西域商客到我国来的也不断增加。真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东汉时，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欵于塞下”。14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统一于汉王朝。西域都护之设，始于郑吉。西域都护府设于乌垒城（今轮台），东汉迁至龟兹延城（今库东）。郑吉奉命兼管南北道各地，因称为都护。自郑吉为第一任都护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5自前60年至东汉末期班勇时改设西域长史之前，我国西部边疆广大地区是在西域都护的直接管辖之下。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国都在西域都护管辖之下。最西是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乌孙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葱岭各部。早在两千年前，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就是中国的领土。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乌孙经龟兹、车师沿燕然山脉、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这对发展当时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维护通西域南北两道交通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东汉时，任命功绩卓著的班超为西域都护。班超守护西域达三十一年。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当时我国文书以大秦称罗马帝国。大秦的记载初见于《后汉书》。班超子班勇任西域长史。所著《西域记》有关安息、条支、大秦的记载。

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穷临西海而还”。《后汉书·西域传》不无惋惜的记载说：“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重要的是，汉桓帝时大秦王遗使来访。《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通大秦与大秦通汉都曾受到安息的阻挠。大秦王安敦当为当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安敦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可贵信息。

西汉交通西域后，先进的汉族文化科技向西域传播。《汉书·匈奴传》载：卫律在匈奴，“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16武帝时，为发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17大宛城中无井，就教他们凿井。“宛王城中无水，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18《史记·大宛传》讲到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地区居住的人民时写道：“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饥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对西域等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域各国向我国输入毛织品及瓜果菜蔬等。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在塔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就曾发现有此种希腊罗马式织染技巧的中亚毛织物。斯坦因说：“装饰的织物中还有精工制造的地毡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式的。……”19

西域传来很多瓜果及菜蔬等，其中最显著的有葡萄和苜蓿。大宛天马嗜食苜蓿。“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20

张骞出使西域是发展丝绸贸易的开端。使者出使所携带的特产，显然以最著名的华丽的丝绸为最多，自此我国丝绸就从安息、叙利亚以达于地中海。

其中不少是由中亚各国商人东来收买转运：波斯的陆路运输至希腊罗马，印度的海运，经由红海输入罗马。西人称中国为丝国赛里斯（seres）。在罗马帝国时期，我国生产优质的丝绸价比黄金。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y）（生卒年：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21由此可见当时丝绸销售之广，（罗马）所费金额之钜。普林尼并赞叹中国所产丝绸，驰名宇内，工艺精美，世所罕见。

至是，汉代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大道，南道沿南山（昆仑山）北坡西行，经安息、再往西达于条支、可到大秦。汉王朝有大批货物从这条道路运往西方，以丝绸为主，故名丝绸之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可抵奄蔡，并可再通向大秦。这两条道路是当时经济交流的两大动脉。

当时从安息到大秦的陆路交通，史书亦有记载：“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22显然汉朝实施了保护丝绸之路的政策。

中国与身毒国（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互相促进，始终不断。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3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汉明帝尝使蔡愔前往西域求经。蔡愔得佛经佛像，用白马驮经像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还至洛阳。明帝诏建白马寺，命译佛经。同年楚王刘英奉缣帛赎罪，诏还之，以助供养伊蒲塞、桑门。24是为中国人崇信佛教见于记录之始。自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迅速，影响所及，遍及全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也涌入中国。中印两国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光辉灿烂。

万里长城根据“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军事需要，利用自然的地形，在险要之处，修筑城墙、关隘、亭障、烽堠。许多城墙都是攀缘山脊修建而成，巧妙地利用了悬崖绝壁。遇到江河湖海，沼泽纵横，浩瀚沙漠，茫茫戈壁也要选择人迹罕至、鸟兽绝迹险要之处，建造守势。

要修筑万里长城这样规模宏伟而又艰巨的工程，材料来源、设计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都是相当庞大的。

仍以河西长城为例。《汉书·匈奴传》侯应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徙筑治，工费久远，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可知工程之艰巨。在沙漠地区，滴水俱无，又无资源，就地取材，修筑长城。

西城考古家斯坦因记载说：“……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黏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面前而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至滴水俱无，建设这样的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然而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城，竟于比较短时期间告竣了”。25

1981—1984年西北师范学院陈守忠教授等对汉长城西段进行实地考查，记录写道：“玉门关外10余公里的一段，保存得极为完整。以当地的芦苇、红柳、胡杨和罗布麻等夹碱土和砂砾，层层夯筑，残垣最高4米左右，芦苇等层厚5厘米，砂土层20厘米，由于盐渍的作用，层间粘结得非常牢固，今已近于‘石化’。可谓我国古代独创的‘混凝土’。城墙内倾的高处，烽燧遗迹相望。烽台多以黄土为基，上部以土坯垒砌，高者可达10米。有的烽台下面，当年备用的燃放烟火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堆埋着”。26

万里长城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创造修建。北朝所修建长城，重要点有三：一为工事勤，二动用大量劳动力，三为所修内外边长城，成为明代长城的基础。

“汉武而后，长城工事之勤，无如北朝高齐元魏”。

“明代所修内外两边，悉基于是”。27

北魏修筑长城。《魏书·太宗本纪》：“泰常八年（423），筑长城于长川之南（大同西北）。起自赤城（赤城县），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又“太平真君七年（446），发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此长城起居庸，南行至盐邱为袤；又西历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至河曲为广。此长城包大同之南，为畿辅固本之计，保卫首都之意。今存内长城，即明所称内边。

北齐修筑长城。《北齐书·文宣布纪》：天保五年（554）“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天保六年（555），“诏发百八十万人筑城，自幽州北夏口（居庸关下口，今称北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

这是史书记载集中使用劳动很大的一次。在此之前，天保三年（552）自河西总秦戍（《读史方舆纪要》：在大同西北，黄河西）筑长城，东至于海”。此即陕北清水营到山海关的外边大长城。此地之有长城，魏晋以前史书均无记载，可知并非燕秦旧筑。燕、秦、汉长城均在距今山海关很远的东北方。自北齐长城“东至于海”这一创建为始，使山海关成为控扼东北与华北交通的咽喉要冲。

又齐天保八年（557）初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络拔（在大同、朔平两县间）至乌纥戍（在平型关东北）四百里。齐天统元年（565）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这是就天保三年（552）自总秦戍东至于海的长城，而加以补充，严其要塞，并非新筑。又齐元统元年（565），自乌纥戍重城尽处，筑重城，至居庸，与外长城合。

此就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所筑长城，继续完成，成为明代内边长城东北段的基础。《北史》称北齐前后所筑长城，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工事之勤，以齐为最，为今存长城之创作”。28

女真金代的长城，一曰明昌新城，西起静州（河套），东迄混同江畔。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市，长达三千余里。一曰明昌旧城，在新城之北。此城俗称兀术长城，或称金源边堡。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二百二十里，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西行百三十里，沿海拉图山脉，迳博克多博喀伦，北折而西，沿额尔古讷河岸，又百又十里，至暧水泉河而尽”。凡此新旧二长城，均在燕秦长城之北。

明长城建置工事极钜。明王朝统治期间从未停止修筑长城的防御体系。其建筑技术也远超历代所筑长城。

《明史·兵志》载：“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制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永乐后，“东弃大宁，西弃东胜（河套地），中弃开平，至以齐巍长城，与蒙古接壤”。29乃不得不大事修筑长城。明世宗时，“初既弃哈密，于是河西三面受敌，继复弃河套。”“又设九边，以卫中原”。30

1.辽东镇关二：三岔、抚顺。

2.蓟州镇属关一百一十三。“大宁废，蓟州遂为极边，防御甚棘”。

3.宣府镇“开平弃，宣（府）大（同）日以多事”。

4.大同镇

5.榆林（延绥）镇“东胜弃而榆林筑，关中多事，莫如榆林为最”。

6.宁夏镇“自河套弃而宁夏益为寇冲，犄角榆林，屏蔽固原，恃为重镇”。

7.甘肃镇、关一嘉峪，“哈密弃而关门不启”。

8.太原（山西）镇、属关三：雁门、宁武、偏头。“河套弃，偏头当其东下之冲，宁武、雁门东西交警。特设重臣，提督三关，遮绝寇冲，障蔽畿甸，太原之棘，嘉靖间为最”。

9.固原镇　特设重臣巡镇，兼督榆林、宁夏、甘肃三边，互为指臂。

明《九边图》详细记载了明九镇边墙、城堡、关隘等。嘉靖三十年（1552）又在北京西北增设昌镇、真保镇，共为十一镇，成为九边十一镇的防御体系。

自居庸关以西，明长城分南北两线，至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明代内外长城是为保卫明代京师北京的西北屏障。著名的内、外三关——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是为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是为外三关。内、外三关是长城线上的六个重要关口。

有明一代，精选将领，整顿边备，修筑城防，有足述者。明初设山海卫，徐达移建临渝关于此，谓之山海关。洪武至宣德年间，世勋镇守大臣及都指挥使徐达、耿瓛、费瓛、李隆、朱冕等在此戍守。

隆庆二年（1568）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总理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事，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劳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俱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五年（1571）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31现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带的长城城墙上跨墙敌台，即是自戚继光开始，陆续兴建的。

明天启初，孙承宗累官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时辽阳、广宁俱破，承宗自请以原官督理诸处军务。天启三年（1623）承宗决定守宁远，命筑宁远城。袁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三丈四尺。……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崇焕累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五年（1625）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32形成了山海关坚固的宁锦防线。孙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33

万里长城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的璀璨文化，留下来的名胜古迹灿若群星，分布在长城沿线上的佛寺庙宇、宫殿陵寝、石窟崖画、碑亭宝塔，构成无数辉煌的中国文化景观。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明证，是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是极为璀璨的一颗明珠。它创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在我国文化历史上占有极重要位置，是集中我国古代建筑、绘画、雕塑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至今保留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的壁画和塑像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构建筑5座。洞窟凿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上下五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南北长1610米，它最大者40余米，最小者高不盈尺。造像均为泥质彩塑。壁画内容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等题材。莫高原是历史的画卷，保存了丝绸路上重要的历史印迹。在三二三窟有初唐大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凿建的大型石窟。这里自古就为佛教胜地。克孜尔石窟大约始建于公元三、四世纪。现存236窟，窟形完整的有135窟。现存壁画5000多平方米，仅次于敦煌的壁画宝库。其中有描绘丝绸之路贸易的盛况，都为龟兹画家所作。克孜尔石窟为研究古代新疆、佛教文化、龟兹的历史与艺术等，有很高的文化历史价值。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位于秦岭山脉小陇山中，风景优美，崖壁陡峭，“镌石成佛，石龛千室，虽自人力，疑是神功”。这里保存后秦（公元四世纪）至清代的塑像78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中。麦积山石窟分东崖和西崖，东崖现存54窟，西崖现存140个洞窟，东西崖间架设飞桥栈道。窟内各时期的塑像，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家高度的艺术成就。

云岗石窟在大同城西武周山北崖。现存主要石窟大部分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前。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1000余尊，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多彩称著。吸收并融合佛教艺术精华。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丝绸之路沿线有相多喇嘛教、伊斯兰教的著名寺院。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汉中县鲁沙尔莲花山坳，是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其他五大寺院为：拉卜楞寺、哲蚌寺、色拉寺、噶登寺、札什伦布寺）。为纪念黄教鼻祖宗喀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于宗喀巴诞生地兴建，万历五年（1577）落成，以后陆续增修，组成殿宇、经堂、佛塔、僧舍、学院、藏汉民族形式的宏伟建筑群。其中大小金瓦殿屋瓦镏金，光彩夺目。每年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观经大会，当地各族人民多聚会于此，展出的酥油灯花，组成《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故事》等情节，造型精巧，色彩绚丽。酥油花、壁画与堆绣为塔尔寺“三绝”，是我国藏族独具特色的艺术上品。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有宏大肃穆的艾提朵清真寺，它是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专院，也是全疆伊斯兰教活动中心。“在中亚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著名大清真寺齐名，一向受到穆斯林的尊崇”。34

始建于回历846年（1426），多次重修扩建，全寺占地16800余平方米，全寺由礼拜寺、教经堂两部分组成。礼拜堂面积2600平方米，砖红色门楼高12米，边廓环以穹形壁龛，门墙左右为圆柱形，砖砌尖塔高18米，塔顶上立有象征伊斯兰的新月图案。每当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来临之际，广大穆斯林群众，载歌载舞，举行盛大的庆典。

万里长城沿线的名胜古迹，显示出长城南北各民族共同创造出古代文明的辉煌业绩。

自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举，沟通丝绸之路之后，丝绸之路还有著名人物，他们远离故土，背井离乡，穿驰在高山峡谷，跋涉于浩瀚戈壁，为了求经留学，为了传播友谊，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他们在丝绸路上，名垂青史。

中国僧侣始入印度求经者及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则为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山西襄阳）人。三岁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35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在四顾茫茫，莫测所之的大沙漠，他们“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冒死直过险滩，至于葱岭。次度小雪山，慧景在风暴中冻死。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历经历三十余国。至天竺（印度）

求法，曾遍历北、西、东、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梵本。法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佛像，寄附商客，到狮子国（锡兰）。法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

停二年，后得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还。达耶婆提国（爪哇），停五月。复随他商抵青州长广郡牢山（青岛市东北崂山）。次年造京师（晋安帝义熙十一年，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专译出摩诃僧祗津、方多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法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年86岁。

法显出国不仅带回大量佛教经卷，而且根据沿途见闻，撰成《佛国记》。《隋书·经籍志》记载：“佛国记一卷（注：沙门释法显撰）法显是中国僧侣入印度求经的第一人。《佛国记》是我国最早的陆海交通记录，扩展了地理视野，促进了友谊交往和文化交流；而且是一部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犍陀罗三王朝和印度芨多王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佛国记》已有英、法、日等国译本。法人莱麦撒（abel remusat）于1836年译成法文，于巴黎出版。英人毕尔，（samuel beal）于1869年译成英文，于伦敦出版。外人研究中国佛学，以毕尔为重要学者。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legge）于1886年复译成英文，出版于牛津大学。注释甚多，最为佳译。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giles）亦有《佛国记》译本。东西洋学者研究颇多。

玄奘通称三藏法师，赴天竺取经，为从讲学，学成回国。为唐代著名佛教学者，法相宗创始人，卓越的佛经翻译大师，杰出的旅行者，开创了中印友好的新纪元。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川　氏人（今河南偃师县）。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玄奘幼年十分勤学，十三岁随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从景法师学《涅槃经》，又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备尽师宗。玄奘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于成都受具戒。乃泛舟三峡，云游四方，谒名师，学《摄论毗昙》、《成实论》、《俱舍论》。决心取经，“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唐贞观初，玄奘赴天竺取经。启程之年其说有二。玄奘在其所撰《大唐西域记》（以下简作《西域记》）未明确记载启程年代，但书前有唐著作佐郎敬播写序：“以贞观三年（629）杖锡遵路。”按此序写作之年与玄奘挥《西域记》同为贞观二十年（646）。

书后有唐释辨机撰《记赞》，也说：“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搴裳遵路，杖锡遐征。”唐释道宣所撰四种中，其说有二：一、《续高增传》·《玄奘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二、《释迦方志》云：“以贞观三年，西达沙州”。三、《大唐内典录》载：“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天竺八河，各经历览。”四、《广弘明集》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沙门玄奘言：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唐释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以下简作《慈恩传》）云：“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途，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释道宣为参与弘福寺译经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释慧立撰《慈恩传》为有关玄奘事迹最早、最详实传记。以上略举有关数种，记载玄奘首途年月，贞观元年或三年（627或629），迄无定论。

从瓜州往中亚有南北两道，玄奘走北道，出玉门关，至八百里莫贺沙碛（又名沙河，即今大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历经艰辛。出伊吾（新疆哈密县）；向西至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高昌王鞠文泰赠以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充三藏法师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玄奘经阿耆尼国（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入屈支国（龟兹），过跋禄迦国（《西域记》跋禄迦国原注云：“旧曰姑墨，亦曰亟墨”）至凌山（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索尔岭）沿大清池或名热海（今伊塞克湖）。西北行至素叶水城，亦作碎叶城、素叶城（店代安西四镇之一。《西域记》云：“素叶以西数十孤城……皆柰属突厥。”）至赭时国（《西域记》曰：“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役属突厥。”玄奘至赭时，已进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当时昭武九姓之地。唐以其地为康居都护府，柰安西都护。）至窣堵利瑟那国（《西域记》曰：“附突厥”。）国东临叶叶河。又西北入大沙碛。至飒秣建国（《隋书》作康国。《新唐书》作康国及萨末鞬。故址在今撒马尔罕北）。又西南至羯霜那国（撒马尔罕南）。西南山行入铁门。至覩货逻国（《隋书》、《唐书》作吐火罗。《西域记》曰：覩货逻国）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利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东流。”）至缚喝国（古大夏国［bactria］都城，佛教大盛，有小王舍城之称，皆习学小乘法教）。至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越哈喇山隘，达梵衍那国。（都城位于巴缅河流域。其国境据《新唐书》卷221下，“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市距罽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西域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即黄铜），释伽佛立像，高百余尺。”）东行入雪山，逾越黑岭，至迦毕试国。（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之begram，北兴都库什山，《西域记》云：“北背雪山，三陲黑岭。”）

从迦毕试国都贝格拉木东行，山谷接连，峰岩峭峻，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位于喀布尔河北）。至此，玄奘已涉天山，过热海，至突厥可汗之廷，经昭武九姓之地，出铁门，渡雪岭，亦即纵贯今中亚细亚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东向经今巴基斯坦北部，而抵北印度。此后纵横五印度，曲折跋涉。

《西域记》滥波国条云：“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北印度境）。”东临信度河（即印度斯河）。国大都城，即法显之那揭国城。

又至健驮逻国。（《法显传》作犍陀卫。）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法显传》作弗楼沙国。）国多贤圣。

《西域记》载：“自古以来，印度之境，作论诸师则有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多本生处也。”“北逾川，至乌仗那国。（乌仗那国《魏书》作乌荑，《新唐书·西域传》作乌苌，又作越底延。”）逆上信度河，至钵露罗国。渡河至妲义始罗国。东南行至僧诃补罗国，乌刺尸国。东南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汉、魏、南北朝均作罽宾。汉武帝时该国与我国有使节往还。《新唐书·西域传》有此记载。）

玄奘在印度谒名师、学佛典的情况，根据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概述如下：

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彼公（法师）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以前，讲《俱舍论》；自午以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

北印度磔地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毗播奢河即今旁遮普的比阿斯（bias）河。

据《慈恩传》卷二，有高寿婆罗门“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玄奘停留一月，从他学习《经百论》、《广百论》。

北印度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至那”即中国。《西域记》原注“唐言汉封”，意即中国封地。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十四月，在突舍萨那寺从大德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等。

北印度闍烂达那国。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四月，在那伽罗驮那寺从大德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

中印度窣禄勒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恒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朱木那河，印度五大河之一）中境而流。国有大德名阇耶麴多，善闲三藏。

“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中印度袜底补罗国，周六千余里。据《慈恩传》，“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

中印度羯若鞠闍国，周四十余里，位于恒河与卡里河合流处。羯若鞠闍是印度有名古都。《西域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慈恩传》载：“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讫。”

中印度摩揭陁国是五印度大国，位于恒河南岸。

《西域记》载：“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摩揭陁国那烂陁寺为当时印度最大佛院，被认为佛教圣地。《慈恩传》曰：“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美，此为其极。”“唯戒贤法师，一切穹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

玄奘从戒贤大师学习，在寺听《瑜珈》各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

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论，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凡经五岁。

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慈恩传》作伊烂拏。

《西域记》曰：“国大都城北殑伽河。”“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慈恩传》）

南印度南憍萨罗国，《西域记》曰：“崇敬佛法，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慈恩传》）

南印度驮那羯磔加国，周六千余里。“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那，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都《根本阿毗达磨》等论。波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慈恩传》）

西印度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西域记》曰：“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慈恩传》）仍折回东南还摩揭陁国。据《慈恩传》载：“复还那烂陁寺，时戒贤论师遣玄奘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

玄奘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玄奘还申大乘义，破小乘论。

《西域记》载：“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玄奘名声益起。

玄奘应东印度迦摩缕波国枸摩罗王和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的邀请，前去会见。（《慈恩传》卷五作贞观十六年642）。是年腊月戒日王并为玄奘举行盛大的曲女城之会。为召开曲女城法会，“戒日王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枸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西域记》）诸国二十余王，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盛况空前。大乘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即大乘天），小乘众称玄奘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在印度获极高荣誉。

次年岁初，戒日王又在钵逻耶伽为立奘举行七十五日无遮大施。会后玄奘谢绝挽留，辞别归国。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篇，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转东经今帕米尔高原南面的瓦罕谷地，取道天山南路，于贞观十八年（644）到达于阗。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遣人上表唐太宗，陈述“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唐太宗下敕欢迎，“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唐太宗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慈恩传》卷六）《旧唐书》记载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二十年（646）书成表进。

玄类从印度携回佛教经论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慈恩传》又载：玄奘奏以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望为国翻译，伏听敕旨。帝曰“西京弘福寺有禅师，法师可就翻译。”《旧唐书》载“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台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时造慈恩寺……入住慈恩寺。”

玄奘专事翻译，精通梵文，能直译、意译，译文忠于原意而且流畅，汨译讹误者，也重加翻译。自贞观十九年（645）至麟德元年（664）十九年翻译，计共译成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经论有《大般苦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唐太宗为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借以传扬佛教。

玄奘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艰辛条件下，“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闻名于世的历史地理名著。综观全书记述一百三十八国（行程五万里，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和得自传闻的二十八国）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地理形胜、城邑关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文字、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等，内容十分丰富精彩，文笔严谨流畅，保存了大量中亚和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瑰宝。现代考古工作者，根据《西域记》的记载，把王舍城的旧址、阿旃陀石窟和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都已发掘出来。《西域记》有法文、英文、日文译本和注释本。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集大成的学者，开创了中印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并将继续起着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著名学者对中国赴印度留学的高僧法显、玄奘等给以高度的评价。印度著名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在《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第一卷，对赴印高增法显、玄奘、义净评论说：

“三位都在印度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度。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在中世纪旅行家中，以所到地域之广、见闻之多、贡献之大而最享有盛名的是杰出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约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出生于巨商之家。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夏，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1272年上半年经土耳其东部，穿过伊朗北部，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改由陆路到中国去。经过伊朗的克尔曼（kerman）、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山脉的东北部，进入今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和东部绿洲，经叶尔羌河、和阗、车尔臣、罗布泊等地到达敦煌。36当年玄奘法师向印度本法，归来时满载佛教经典，过罗布沙漠，向敦煌前进。这是从汉朝以来中外交通的重要路线。玄奘曾取此道。玄奘后六世纪的马可·波罗也正是走同一路线。然后北上，1275年到达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马可·波罗勤学好问，不久就学会了蒙、汉语言，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除在京城大都供职外，还被委以重任，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在国内，他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名城。大约在至元十四至十七年（1277—1280）他从北京出发、经由河北、山西，过黄河、自关中逾秦岭至四川成都，西行至建昌，到西藏，渡金沙江，到昆明及江南一带。《游记》中有江南山青水秀、经济发达等记载。1292年蒙古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的伊儿汗王，波罗一家护送。自福建泉州启航，经越南、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国。1295年回到意大利。

用法文写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欧洲往返亚洲的陆上交通路线，介绍了西亚、中亚、中国、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情况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富庶，介绍东方高度发展的文明。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马可·波罗父子三人的东方之行，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化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是东方与西方的旅行者为寻求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因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敬，也得到中国人民的永恒纪念。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极为宏伟的工程建筑。春秋战国时代的长城、秦长城、汉长城，至今犹有断续遗存，明代修筑的长城仍依然屹立，被列为世界上一大奇观。为了建解这一宏伟工程，多少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血汗，甚至生命。我们缅怀各族劳动人民为创造这一奇观的丰功伟绩。

万里长城的修筑，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方多民族相互间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与文化繁华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存的关系。万里长城在历史上作为古战场防御工事的一面已经成为过去。“化干戈为玉帛”，化古战场为新时代的锦绣河山，它赋予万里长城以新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和睦友善的大家庭中，它起着发扬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奋发图强、勇攀高峰的坚强意志。

长城还在维护古老中国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使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渊源流长。时至今日，更加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1984年7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提出：为了维修长城开展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这项倡议得到了中外学者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支持。1984年7月2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消息，并指出：“宇宙航行员从月球上回观地球时，所见到唯一的人工构造物，就是万里长城。”邓小平同志专为这项活动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热情给予帮助。慕田峪长城的维修工程已经竣工。1985年进行山海关长城中心的全面修缮、金山岭长城、黄崖关长城的维修。“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还在广泛开展，将以更加绚丽的光彩迎接海内外的佳宾。

有四处著名的城墙关隘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

1988年万里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0年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率领世界上第一次对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国际综合考察活动时指出：将从“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国古都西安开始。达尼教授对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专门的研究，并为“丝绸之路”的考察作了特殊的贡献。他对这条代表古代辉煌东方文化的“丝绸之路”极为熟悉，并以此而感到自豪。他指出：“历来讲世界历史主要讲西方文明，这是不公正、不完整的。东方有过很发达的古代文明，只要看看‘丝绸之路’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就可以知道：丝绸、纸张、瓷器、火药等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此外，讲世界历史过多地讲战争和征服，这也不准确，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战争造成破坏，交流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而‘丝绸之路’正起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37

早在1986年达尼教授首次提出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学者的支持响应。

1987年6月，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开展“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中国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研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为发扬祖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长城不仅具有时间意义上的长久，和空间意义上的远大，实际上，它是秦汉时代屯垦戍边政策的产物。这一施政方针，对早期古老中国的开放，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汉代烽燧的保护，古丝绸之路是难以畅通的。”38

著名的长城遗址。

万里长城以名关险隘、形势险要著称于世。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以山海关、居庸关为“重险”，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皆长城的精华所在。

山海关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部地段的重要起点。它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上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的燕山余脉角山峰。从山海关一直向东，到达渤海湾之间，正好是向东北延伸的一带滨海平原的起点，这条狭长的小平原，犹如一条滨海走廊，是从华北大平原向东北大平原的捷径。

山海关雄峙崇山大海之间，扼海陆咽喉要冲，地处华北、东北结合部，形胜险峻。《畿辅通志》称：“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光绪二年《永平府志·形胜》称：“峭壁洪涛，耸汇南北，束若瓮牖。”《临渝县志》称：“山海交会，隘塞严关，形胜称最要焉。”

山海关历史悠久。远在商代，属于孤竹，周代属燕，秦汉时期属辽西郡。从现有出土文物及古建筑遗址上，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在角山附近陆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槌等七、八件。1978年在东罗城外关门口东出土了几件较完整的陶鬲、陶壶等，其文化特征，质地为夹沙陶、素面多，花纹为几何图形，造型多为圆底高足，经初步鉴定，属于“龙山后期文化”。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渝关一名临渝关《汉志》，亦曰临闾关《唐志》，今名山海关。”

“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实为险要。”

欧阳修曰：“渝关东临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明初以其倚山面海，名曰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山海关源自明初在此建关设卫。《临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山海关之名始此。”《明一统志》：“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洪武初，魏国公始徙而东，去阳关六十里，谓之山海关。”著名的地理学家、思想家顾炎武论及形势天成及明长城山海关为徐达始筑，在咏《山海关》诗中，有名句，曰：“茫茫碣石东，此关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按魏国公、中山王即明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洪武初设卫曰山海卫。”“筑城为关曰山海关，万历三年（1575）辖于东路协守营曰山海路。”山海卫在蓟镇、辽东镇接界处，为蓟辽咽喉，属蓟镇管辖。蓟镇又分两路防守，一路是“山海路关隘”，另一路是“石门路关隘”。“山海路关隘”下辖十大关隘，地势险要，并为万里长城一线贯通。

《临榆县志》记载山海路十大关隘表

山海关

即县城

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建

南海口关

城南十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

城南二里

洪武年间建

北水关

城北二里

洪武年间建

旱门关

城北六里

洪武年间建

角山关

城北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三道关

城东北二十里

洪武年间建

寺儿峪关

城东北三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万历元年（1573）总督军门刘应节始建

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同上

《临榆县志》载：“明嘉靖以前，原有边墙八千五百七十六丈六尺，万历七年（1579）增筑南海口入海石城七丈，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凡有损坏坍塌，制府行文，本路修补。”万历十二年（1584）山海关东线修建了东罗城，罗城关门之上建服远楼，城还建有两座角楼，七座敌楼。在东罗城与关城城墙衔接处修建临闾楼、牧营楼，与天下第一关及南北角楼互为犄角。

明季，兵部尚书熊廷弼、孙承宗出任督师经略，从事山海防务。崇祯继位，袁崇焕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山海关成为重防之地。崇祯六年（1633）在关城南、北各二里处建南、北翼城，从关城南、北增强防御。在关城南老龙头上，修筑宁海城。

该城“面临巨壑，背负大山，高枕长城之上，波澄万里，嶂叠千重。”（《临榆县志》）崇祯十六年（1643）在关外欢喜岭高地上建威远城，是为山海关东线防守的前哨城。在关城西侧建西罗城。东、西罗城成为关城的前防后卫。至此，明代修建的山海关城作为多城连环、互为犄角之势的军事重镇已告完成。

1.山海关城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明代山海关的筑城体系，采取以关城为重点，以长城城墙相连接，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燕山山脉纵贯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重在扼守高地，以两翼掩护关口，北侧直上燕山，南侧伸入大海，加强前哨堡城，控制入海隘口。山海关由关城、罗城、翼城、哨城七大城堡组成古城防建筑群，成为具有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格局，结构主次分明，建筑造型宏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最精华地段，具有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据《临渝县志》记载：“县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八里百三十七步四尺。土筑砖包其外。门四，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俱设重键。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水门三，居东南、西南、西北三隅，以泄城中积水。”“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相传明萧显书，明初建。西门楼与东门楼同制，明初建。南门楼制同东、西，明嘉靖八年（1529）建。北门旧有楼，明天启七年（1627）建。城多火灾，故废。奎光楼在城东南隅，明初建。威远堂在城东北隅，明初徐中山欲建楼如奎光，旋归京师，不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光即故址建堂三楹，颜曰威远，今废。临闾楼接东罗城北隅，牧营楼接东罗城南隅，均在东城上，明万历十二年（1594）建，为防关顿兵之所。新楼在牧营楼南，明天启六年（1626）建。钟鼓楼在城中央，高二丈六尺，方五丈，穿心四孔，上建文昌殿，背魁星，前左、右钟鼓。明徐中山（达）建于城中之北。环城为池，深二丈五尺，广十丈，周千六百二十丈，外为夹池，深广半之，潴水四时不竭，四门各设桥，以通往来。”

2．罗城·翼城·哨城

据《临榆县志》记载：“东罗城傅大城东关外，高二丈三尺，厚丈有四寸，周547丈4尺，门一，在城东，即关门，为东南孔道，建楼于上曰服远，水门二，角楼二，附敌楼七。”明万历十二年（1584）建，初设三门。“环城为池，周四百有二丈九尺。”

志载：“西罗城傅大城之西关外，明崇祯十六年（1643）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毕，遇改革中止。门一，在城西，曰‘拱宸’。”

北翼城又名北新城，在边城北水关北，高二丈有奇，周377丈4尺9寸，门二，居南、北二方。

南翼城又名南新城，在边城南水关南，制同北翼城，俱崇祯六年（1633）巡抚杨嗣昌主建。

两座哨城“威远”居东，“宁海”居南。威远城俗名“呜咽城”，坐落在关城东的欢喜岭高地上，“城高三丈，下甃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海’二字。城内北面起平台，延袤三丈，台左右蹬道各一。南面东西隅亦各有蹬道，随其形势，于四面城墙上下起大小砖洞廿一。（大洞广八尺，小洞广五尺，高皆丈）。城门外有小月城，高丈余，面西为门。（其月城之东南隅与西南隅旧时各有砖洞，以内俱设睥睨。）周城百步外为垒三重。”（《临渝县志》）相传此城为明季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筑，既以瞭远，且可屯兵，与城中为犄角之势。威远城地居要冲，遥控四野，为山海关城的屏障。

海防前哨城——宁海城据县志载“在南海老龙头北，周一里有奇，高二丈有奇，城西、城北各一门，明巡抚杨嗣昌建。”澄海楼建在宁海城南墙的高台上，楼东有明天启六年（1626）海运同知王应豫立的“一勺之多”碑。有“知圣楼”碑，楼前有乾隆十五年（1760）地方官建碑亭，上有明大学士孙承宗所题“雄襟万里”匾，有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澄海接”匾，楼壁镶有卧碑，碑上镌有清帝诸诗，这些珍贵文物古迹都毁于1900年发动侵华战争的八国联军之手。

3.山海关长城

山海关区辖长城的走径为，南起渤海岸老龙头，北至山海关关城，过关城后，经北水关至角山，由角山长城转东北，经三道关，然后转西北，过高山转东北，至九门口后入抚宁县界。

老龙头长城。老龙头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因老龙头长城翻山入海宛如巨龙之首，因而得名。入海石城是老龙头长城入海的尽头。万历七年（1579）由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建。据《临榆县志》记载：“仆仆于山榛水湄之间，长城之杪，又甃石为垒，截入海中，高可三丈许，长曰数倍，曰老龙头。”“靖虏一号敌台在南海口尽头，屹立海水中，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元建，实为敌台之始，隆庆四年（1570）总兵戚继光改为靖虏台。”南海口关是长城在南海口的唯一关隘，立于老龙头上，有“老龙口”之称。明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在此设南海口龙武营驻防。“设有舡兵，以防海沙唬辽”，船只达五十余艘。

角山关长城。角山古有“京东第一山”之称。

“角山距城北六里，脉自边外滦河之北迤逦而来，至建昌之南为大横岭，分支南下，起伏转折，至山海关顿起高峰，横开列障，南临大海，长城枕之。控畿甸，界辽沈，关城之镇山也。山之最高处为平山顶，平广可少数百人，有巨石嵯岈，如龙首戴角。山下冈岭皆由东循海西转，环抱县城，所谓拱卫神京者也。”（《临榆县志》）

4.通海运

自明初通海运，明清两代，通海运为商货运转一大捷径。奉省有粮出境，接济民食；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民咸便之。据《临榆县志》载：“明初徐中山（达）始通海运（马头庄有泊船遗址），后渐废。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清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康熙三十三年（1694）复开。通运商货，人咸便之。”又记载：“明初海运，运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后废，明末复开。”

所谓“后废”是指明中叶期间，由于“禁例一行”，致使海道既废，船亦无存。山海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荒政记》、《与辽东巡抚诸公书》有确切陈述。据《临榆县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七月，蝗。管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以接济辽东。”陈琯《荒政记》：“……欲少宽海禁，使西引丰台之粟，东通登莱之贩。”陈琯《与辽东巡抚诸公书》：“……夫镇辽之柰山东者，本以通海道也。

成化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来，花布纱锭解送，皆取海上捷径，故有无相通，缓急相济。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考之会典，正统年间（正统正年至十四年为1436—1449）登州卫犹存海舟三十余只。海道既废，船亦无存。”接登州卫为明代海船要地，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至熹宗天启元年（1621）初，设山海经略、山石道、山海户部公司，设海运通判，通海运。三年（1623）设巡抚，驻山海（《府志》）。清代自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海运，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通运如故。

至同治年间，又禁海运。据《临榆县志》载：“石河口、汤河口皆可通船，向由奉省运粮，接济民食。同治十三年（1874）奉省有粮石出境之禁。海运不通，邑中乏食。五、六月间，米斗东钱八千有余，甚有待钱入市不能得米者。秋间奉旨开运，乃得通畅如常。”

综上所述，“禁运”与“开运”，都出自“圣旨”。

海运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除禁令，不仅可以有无相济，使粮食匮乏之虞可以纾缓；而且以海运为一大捷径，可以物畅其流，经济繁荣，贸易活跃，对文化经济交流，可以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5.名胜古迹

号称“京东第一山”、“万里长城第一山”的角山，以山顶有巨石嵯峨，如龙头戴角，因而得名。山腰原建有栖霞寺，又名栖贤寺，俗称角山寺，殿字典雅。

后殿宇已毁，但古树葱茏茂密，仍为游乐佳境。《县志》云：“旧多长松，葱茏蓊蔚，壮一邑之观，皆数百年物。”

“瑞莲捧日”是角山寺一奇特景观。《县志》云：“角山顶将晓，俯见海中日出，红云四拥，恍如莲座，日升则座沉矣。”为榆关十大名景之一。

悬阳湖“在角山东，距城二十里，洞顶有穴，日光悬照。然从山上迹之，终莫得其穿漏之处。穴中乳水，涓滴不绝。下有石如盆盎，积水其中。俗呼水为天井，石为地盆。洞中建佛殿，上建关帝庙。有双松挺峙如旗杆，数百年物也。”1986年重修悬阳洞旅游景点。

后角山“去角山北十九里，高等角山，以前后相望，故名。石河绕出其右。夏日水涨，山路遏绝，游人稀迹，有岩壁立，下临深潭，石平如削……。”

首山“距城西北十里，由狼窝山抽脉顿起峰峦关拦。石河出口，系首山右幛尽头处，故曰首山。上有二郎庙，庙东建一亭，名乐寿。北摊群峰，南瞻大海，北建一亭，名可琴。石河绕其下。水光山色，如在画图，为县治胜地。”

显功庙，又名太傅庙，徐达庙，在山海关城内西北角，祀明太傅中山王徐达。系明景泰五年（1454）敕建。明代大学士淳安商毅公格《显功庙记》载：“明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义举平定天下……，为长治久安，计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遂筑城称关署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内外截然，隐然一重镇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着古北，大关小隘无虑数百，葺垒筑塞，既壮且固，所以屏蔽东北，卫安军民，厥功甚伟。景泰甲戊（1454），今左都御史李宾奉命巡抚，卫人萧汝得等合词告言：昔中山武宁王镇此，城池关隘皆其创建，边陲宁谧，殆将百余年矣。愿立庙祀以报王公，为请诸朝许之。”迟至成化六年（1471）方建。清顺治十三年（1656）山海关参领李国炳修。

孔庙又名先师庙、圣庙、文庙，后又改为学宫。

建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由守备王整主建。庙宇正中建有大成殿，殿为五楹歇山瓦顶，四角飞檐。东西厢房，各七楹。殿前有戟门，两侧建名宦祠、乡贤祠。门外有池，架拱桥三座，桥南建櫺星门，两旁建有忠孝祠、节烈祠，大成殿后建有崇圣祠，供有孔圣人塑像。庙西建有儒学、山海卫学，正统元年（1436）建。清乾隆二年（1737）改为县学。为山海关明、清两代的学府。

清真寺位于西罗城，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清两代多次维修。其建筑格式遵循回教徒礼拜面向麦加圣地的传统，以东西方向为轴线，具有中国古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结合的特色，殿内墙壁上饰有绿色、金色蔓卷纹及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立“清真寺碑”。

贞女祠，俗名孟姜女庙，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山门前有一0八磴石级，上达庙内。保存有山门、前殿、后殿、钟鼓楼、振衣亭等建筑。姜女庙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存的姜女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主事张栋重建，有《贞女祠碑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时显有《重修贞女祠碑记》。崇祯年间副使范志完重修。清康熙年间曹安宁重修。清程观颐有《重建姜女祠碑记》等。正殿门前廊柱上有一副对联：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正殿内供奉孟姜女像，龛上悬挂大字匾额“万古流芳”。两旁柱上有楹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传说系文天样手笔。两壁有清代名人石刻，清帝康熙、乾隆、道光、嘉庆都留有御笔诗句。

后殿现为孟姜女传说展览室，并有记述孟姜女情节的泥塑。殿后有巨石两块，左方石上刻有“望夫石”，为顺治八年（1651）山道石白辉所书；右方石上镌有清乾隆帝御题诗句。

登“望夫石”可南望大海，北眺燕山，万里长城蜿蜒燕山之上，极为壮观。

孟姜女故事家喻户晓。庙中香火不断。现在庙宇又重新修葺。

居庸关

居庸关在北京远郊区昌平县，是万里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关城建于一条长达18.5公里的深谷中，谷曰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在八百年前的金代，被称为“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畿辅通志》载：“居庸关在延庆州东南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雍正志）《淮南子》载：“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汉书·地理志》曰：“上谷郡，居庸有关。”《水经注》曰：“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篴险，路仅容轨。”杜佑《通典》曰：“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十道志》曰：“亦名蓟门关。”《新唐书·地理志》曰：“亦谓之军都陉。”

《元史·兵志》“隆镇卫”条载：“睿宗在潜邸，尝于居庸关立南、北屯军，各设千户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南、北口上千户所总领之。至大四年（1311）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1312）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三年（1370）置守御千户所。永乐二年（1404）

置卫，领千户所五，以为京师北面之固。”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将居庸关关城扩大加固，设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外都筑有瓮城。居庸关尚存的关城南门，门额嵌有“居庸关”三字及景泰五年（1454）立题记。明李贽诗句曰：“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洞势转雄。”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元代，居庸关是往来大都（北京）和上都的必经之地。

《日下旧闻考》载：“居庸关过街塔城，欧阳元功奉敕撰碑。”（《说学集》）过街塔基座称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白色大理石砌成云台，原有三座喇嘛塔，有石台云阁之称。元末明初三塔被毁，重建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命名泰安寺。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烧毁。

云台是座下大上小的石台座。券洞为五边折角式拱券，券洞长17米，洞高7米，宽6米，可通车马。券门两侧对称地镌刻着极珍贵的元代石刻，雕有大龙神，卷叶花，正中刻金翅鸟。券洞内两壁四端刻有四大天王，两侧斜面还刻有坐佛十尊，十佛之间遍刻小佛（千佛），形态生动雄劲，是元代雕刻艺术珍品。洞内还有用梵、藏、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雕刻的如来心经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咒语，以及留有元代年号的造塔功德记，是研究兄弟民族语言文字、佛经、云台建造年代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中国佛典和中国文字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券顶上布满“曼陀罗”花图案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1.《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匈奴列传》

4.《史记·蒙恬列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史记·匈奴列传》

8.《汉书·张骞传》

9.《汉书·张骞传》

10.《汉书·张骞传》

11.《汉书·武帝纪》

12.《汉书·张骞传》

13.《汉书·西域传下》

14.《后汉书·西域传》

15.《汉书·郑吉传》

16.《汉书·匈奴传》

17.《史记·河渠志》

18.《史记·大宛传》

19.斯坦因《西域考古记》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lundon，1933．

20.《汉书·西域传上》

21.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1—34页。

22.《后汉书·西域传》

23.见《三国志》《魏书》引《魏略》

24.《后汉书》卷72《楚王英传》

25.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22页。

26.王宗元、李并成《丝绸路上》《绵延宏伟的古长城》第72页《中华大地丛书》地质出版社。

27.寿鹏飞《历代长城考》1941年印。

28.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29.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

31.《明史·戚继光传》（卷212）。

32.《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33.《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34.《丝绸路上·金碧辉煌的塔尔寺、拉卜楞寺和艾提朵清真寺》。

35.慧皎《高僧传·初集》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

36.《马可·波罗游记》·《导言》戴尼森罗斯撰，张星烺译。

37.引自1990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文化长城篇4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代长安；城市体育；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10－1330－03

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发育缓慢的市民体育会在唐代长安得以大发展?同样是构建城市基本单元的封闭间里，为什么会在唐代转化成为体育文化多元发展的载体?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唐代长安独特的体育文化来解读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转型以及城市闾里制度的发展对中国唐代城市体育文化嬗变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城市体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发展及文化的品格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对于解决当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体育边缘化危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唐代长安城市体育文化嬗变的背景与特征

唐代长安体育是我国城市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长安体育具有城市体育市民化、城市体育文化有机化和区域体育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是以唐代社会文化开放性为基础的，就其内因而言，唐的统一促进了华夏、齐鲁和南苗三大体育文化体系在三秦大地的融合与繁荣，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的基本框架，增强了汉文化的生命力。外部因素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言“公元815年前后的大唐帝国、阿巴斯哈里发帝国、东罗马帝国和加洛林帝国在时空上的继起贯通了丝绸之路”，加快了东西方体育沿丝绸之路的交流，唐长安的城市体育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体育文化史中继古希腊奥林匹克文化后的又一个高峰，并显现出多样、广泛、开放、竞争等新特征。首先，丝路商业活动的兴盛推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文化转型，市民体育文化逐步发展为城市体育的主导力量，体育活动开始成为普通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学者潘孝伟的统计，唐代长安广为流行的体育游艺活动多达20余种，如蹴、击球、步打球、田猎、技巧、角抵、水戏棋奕、歌舞等。难能可贵的是，唐代文人与妇女的体育活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关于文人的活动记载枚不胜举，诗圣杜甫“清簟疏帘看奕棋”，诗仙李白则喜爱击剑、骑射、蹴踊，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孟郊更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月灯阁球会”“大雁塔诗会”的佳话也侧证了文人文体活动的广泛性。妇女的体育游艺活动也丰富多彩，根据史料记载，唐长安的妇女们喜爱“红装飞骑”、“秋千争次第”和“十对红妆伎打球”等活动，其中王眉山“白打”、公孙大娘“舞剑器”、王积薪路遇之“邓艾开蜀势”都流传久远。这种文人、妇女体育活动的繁荣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是一种奇迹。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开放的标志，西方体育文化也融入并丰富了唐代长安体育文化。第二，市民阶层打破了特权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绝对占有与把持，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布局，使唐代长安市民体育生活的公共领域有了空前的拓展，这一时期的城市体育文化生活图景不同于周、秦、汉时期的政治主导型城市呈现出的一元化无机状况，而是开始了城市体育多元互动、自然演进的有机化进程。第三，在市民体育文化生活的尺度上，唐长安庞大的里坊“镇集”有效地突破了闾里、里坊间森严的壁垒，实现了城市区域体育的多元发展。正是由于这种体育文化上的嬗变，为宋代城市“勾栏瓦舍”的出现和体育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崭新的城市文化历程奠定了基础。

2　唐代长安的城市发展与体育文化的嬗变

2．1　唐代长安市民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城市和欧美城市在发展历史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欧美城市是基于古希腊商业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国古代城市“不是一个独立于王权的经济中心、自由城市，而是王权主义下的政治、军事中枢”。先秦时期中国城市的理念主要是“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王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因此在城市建构中，宫廷、官市及道路是否合乎礼制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主导因素，它们占据较好的位置和较大的面积，市民聚集区则处于次要的地位，通常布置于城市的边角地带。汉唐之际，随着丝绸之路商业的繁荣，城市入口徒增，中国古代城市逐步由政治军事主导型转向经济文化主导型，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安市民聚集区规划工整，面积是宫室的8倍左右，作坊以及市场的规模日益增长。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逐步成为一支主导城市文化的决定力量，对唐代城市体育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世俗”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构建了长安体育文化的二元结构，但是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即：二者在文化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和表现内容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必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但是，历史资料显示，在唐代长安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大规模的有机互动，打破了文化固有的疆界，而且城市体育还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在唐代长安的社会中必定存在着一种跨越两者文化疆界的群体在推动着二者的文化互动，那么，是什么力量打破了士族门阀与市民阶层的文化界线，使得长安城市体育文化表现出鲜明的耗散结构特征?

2．2　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推动了城市体育文化体系的互动　梳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担负这一历史职责的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涵养出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韩升先生指出“魏晋乱世造成的地方门阀势力和学术家族化妨碍了‘大一统’儒家治国思想的实现，因此抑制地方势力、主导正统思想成为隋唐统治者的重要任务。隋唐政府大力完善“文官制度”、创立“科举制度”，名门望族的优秀分子源源不断地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走向城市中，城市由此成为地域文化中心和全国性文化网络的支点并因此而繁荣，作为国家政治支柱的城市也取得了文化的优势和主导权。在这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制度下，唐代长安成为社会流动与变迁的加速场和社会发展均质化的舞台，知识分子成为城市中的重要力量。该群体的形成对城市体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唐代城市体育体系形成了三个亚层，即宫城皇城和李唐皇族“礼”文化圈、唐官员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圈与长安市井居民世俗文化圈。知识分子实质上以游离于二者间的文化群体而存在，并非一种城市空间的存在，由于其具有市民文化生活背景和王权体系下工作背景的双重身份，因而历史地成为了长安城市体育文化互动的桥梁。作为文官的知识分子在宫廷与市民社会间穿梭，将不同的文化内容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间传播，其中唐代早期的“胡旋”、“踏歌”即是典型例子；而作为专业艺术家

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更加深远，即：一方面，宫廷从世俗体育文化圈内大量的招收艺人，充实进管理散乐百戏的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翰林院和两军供奉及内坊中学习、创作与演出。这些艺术家将民间充满活力的体育文化活动加工整理使之理论化、精致化，丰富了宫廷体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流向民间的艺术家又将这些被完善了的体育活动重新带入城市的世俗生活中，提升了世俗体育活动的文化境界，完成了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的正反合。同时，在众多的节庆活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式，如勤政务本楼、花萼楼等地的楼前广场上时常有大型的文体表演活动，宫廷的艺术家和世俗文化圈的艺人往往同台献艺，通过这种大型文艺会演，城市体育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2．3　唐代长安城市发展与市民体育文化生活的扩展

2．3．1　唐代长安营城思想推动了城市体育的有机化 中国古代城市先天具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功能，它不同于欧陆传统商业城市自然“有机”的演进过程，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分割的“无机”的城市形态，面对唐代长安宫城皇城――知识分子――市民世俗文化体系的多极化发展，唐长安布局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其实现了城市区域的功能化?

查阅相关资料，唐长安的城市规划是具有独特性的，它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思想，一方面它保留了网格城市的特征，对皇城、宫城、廓城的布局和城市的经纬进行了清晰合理的安排，使城市区域相对明晰；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建设者大胆地突破了前制，根据自然环境和政治需要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客观上解决了市民体育文化被分割的历史问题，扩展了中国古代城市大众体育文化的空间。首先，皇城宫城不再位于市民区的中央，形成了城北宫廷体育“礼”文化与城南市民体育文化体系在空间上的集中，这无疑有利于城市体育文化各子系统的形成与独立发展，特别是对市民体育生存、发展与互动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建设者根据人文地理环境与“周易”思想，巧妙地利用了“帝城东西横亘六岗”，进行城市功能与居民的分区，为城市体育文化中心的多级存在创造了条件。其中“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的南北高岗被规划为都城的军事防御屏障，成为军事体育文化的基本区域，骑射、武术、翘关、负重、角抵等是其主要活动内容，长期的练武活动使相关的体育项目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培养了大量运动高手，其中“刘洪善骑射”、“李正己善跑”、“汪节怒举石狮”等记载至今使人惊叹。玄宗天宝后，击球活动传入军中成为“军中常戏”，由于击球影射的战备实质，得到了当政者的大力提倡，极大地促进了唐代马球的发展；“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天子之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宫城“礼”文化体育核心地带，体育活动在唐代宫廷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满足着统治者娱乐需求，中宗、玄宗、宪宗、敬宗、文宗、武宗皆痴迷于体育活动，宫廷内还设有“棋待诏”、“相扑朋”、“打球军将”、“打球供奉”、“马伎”和“射生马队”等较为专业的体育运动队以供御用。

2．3．2　唐代长安城市里坊制度的发展对城市体育多元化的影响　根据文化涵化理论，体育文化交流根据不同的阶段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同化、涵化与异化。根据这一理论，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始于唐王朝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以强势文化为依托，本土体育文化对外来的体育文化显现出不可抵抗的“同化”态势。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唐代长安体育文化却在长久的历史中显现出鲜活的多元化特征，那么异质体育文化母体是如何获得存在的空间的?城市弱势体育文化是如何长期抵制文化同化的?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唐代长安城市里坊制度的发展。学者梁江、孙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指出唐里坊具有“以农业为基础的、布局严整的和高度组织的移民小城镇群”的特征，认为唐代每个里坊的面积以及人口的规模都是巨大的，相当于同时代独立传统城市的建制。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实际上是一个农工商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巨型城市，里坊尺度的多元文化的存在成为唐代长安体育文化胜景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这实质上造成了市民生活与生产空间的一体化，市民的主要活动空间不再是分割的城市，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里坊，也就是说，唐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城市尺度是以城镇规模的里坊为单位的，不同的里坊由于移民的文化特征、生产方式和的不同其体育活动的文化体系也呈现多元化。同时，唐代严格的里坊制度和户籍管理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各里坊间的人员流动，使得里坊人口特征趋于稳定。综上所述，巨型里坊的存在，一个方面解决了异质体育文化母体存在的空间难题，另一个方面解决了城市弱势体育文化长期抵制文化同化的时间难题，保证了唐代长安体育多元文化的长期繁荣。

3　结束语

唐代长安体育文化的嬗变是中国城市演变的必然结果，其内因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和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扬光大，其外因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体育文化广泛的交流，而唐长安的城市规划与里坊制度的发展为唐代城市体育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提示我们，在当代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中，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首要的因素，同时必须注重区域体育多元文化的建设与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繁荣的体育文化生态环境。

投稿日期：2006-01-11

文化长城篇5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源短缺、洪涝灾害加剧以及水环境恶化等城市水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城市水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洪涝灾害加剧、水环境恶化现象频繁出现，这与该区气候背景、下垫面条件、自然地理状况以及人类活动的改变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城市化发展以及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使得研究区水循环过程发生较大改变，而城市化所引起的河流水系变化则对洪水过程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河流水系衰减与河道淤积也使得河流自净能力下降。因而，探讨该地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与水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长三角洪涝和干旱发生的几率会更高 长江三角洲地区北起通扬运河，南抵杭州湾，西至镇江，东到海边，范围包括江苏、浙江两省的15个地级市及上海市，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 长三角地处平原河网地区，河道比降小，水流渲泄不畅，同时还受天文、气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易涝、易洪的特征比较明显。该地区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遭受梅雨、台风暴雨、风暴潮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的袭击，容易出现外洪、内涝或外洪内涝同时并发的水灾。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比较敏感而强烈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升温0.2~0.8摄氏度，其中增温最高的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以该地区5个代表城市为例，近50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气温有上升趋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升高。90年代各城市的平均气温普遍比前40年高出约0.96摄氏度。上海升温速度最快，为0.73摄氏度每10年，其它4个城市的气温增加率平均为0.23摄氏度每10年。通过对上海、杭州和南京3个气象站的分析，该区年均气温有显著升高趋势，且在90年代初期发生明显突变。 区域气温升高对水文水资源变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降水的影响上，气温升高使水循环加快，从而有助于降水量增多。其次是对洪涝灾害的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全球变暖导致极端降水事件的增加比降水量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未来长江三角洲发生大洪涝的可能性增大。再次，气温升高还会影响区域水资源的变化，水资源的变化受到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共同影响。据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发现，温度升高1摄氏度引起当地水资源的减少量，相当于降水量减少3.3%引起的水资源减少量。 目前该区降水总量的变化趋势不明显，而通过季节降水量的分析来看，夏季降水明显增加，其余季节降水量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说明降水集中于夏季的程度有增大的趋势，这将会进一步加剧该区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对区域洪旱灾害的防治也存在不利影响，极端降水却都呈现显著增长趋势，未来长江三角洲洪涝和干旱发生的几率会更高，极端气候造成的危害将更为严重。 城市化对长三角水环境的影响不可小视 城市化对降水的影响。本文以城市化发展最为迅速的苏州市为例，探讨该地区城市化对降水特征的影响。苏州全市地势平坦，大部分为平原区，气象条件和地形影响基本一致。首先，采用方差谱密度等方法对两个站点1953年~2000年的日降雨时间序列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个站点年降雨时间序列均不存在明显突变、变化趋势和周期成分。其次，通过对年雨量、汛期雨量以及最大日雨量的对比分析，发现城市化对年雨量、汛期雨量和最大日雨量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作用，其中对最大日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汛期雨量和年雨量；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使汛期雨量和最大日雨量的频率参数增大，且不同时期苏州站的汛期雨量、最大日雨量的变差系数（Cv）均大于望亭站，说明受城市化的影响，城区的Cv值明显增大，而且苏州站汛期雨量所占的比重有微弱的上升趋势；最后，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降雨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使得不同类型降雨发生次数都有增加，且以暴雨发生次数的增加最为显著。 城市化对暴雨洪水影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生产活动和特殊地面结构共同作用于大气，使大气边界层的特性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与此同时，城市化地区众多天然河流水系消失，削弱了河道的蓄洪能力，加快了地表径流速度，缩短了汇流时间，导致暴雨后干流河道水量快速增加和地表积水现象，使得该区域夏季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呈现逐渐增加趋势。

文化长城篇6

Abstrac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zone , which i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mportant carrier and rely on, h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ial zone,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reative industry park building attractive model mainly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a single enterprise, independent subject type and complex.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zon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blems China's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zone ,so we will have a long-term planning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zone in our country.

【关键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特点

Key wor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zonedevelopment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大特征是集聚发展，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则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载体。自北京、上海率先建立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来，其他城市纷纷依据自身优势和产业特点加快园区建设，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尽管园区规模和发展模式大相径庭，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确实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做出宏观的扫描，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为今后的园区建设提供一些针对性建议。

一、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提出。创意产业最早兴起于英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1998年英国政府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所谓‘创意产业’是指那些源自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概念于一身，涵盖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经济活动，即能将抽象的文化直接转化为高度的经济价值，将知识的原创性与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使它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产业的功能。

目前，我国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根据其产业优势和发展需要分别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分类。北京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82个行业小类和6个行业中类纳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上海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划分为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资讯策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五大重点行业，涉及国民经济统计中的38个中类行业，55个小类行业。杭州在《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层划分为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等8个行业，涉及92个国民经济代码小类。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7）》中将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影视文化类、电信软件类、工艺时尚类、设计服务类、展演出版类、咨询策划类和科研教育类类，21中类，涉及80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

近几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取得较大成就。2008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保持了稳步增长，涌现出一批增长速度快、自主创新能力强、市场应对有力的创意企业，这些创意产业的骨干企业在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达到79.23%，平均利润率达到31%，成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坚力量。2009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上半年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率达到17%，远高于7.1%的GDP增长水平。 就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行业来说，2008年，中国电影产量达到406部，跻身世界前三名；电影票房攀升到创纪录的42.15亿元，同比增长8.88亿元，首次进入全球电影市场前10名；出版物印刷业销售产值976.9亿元，企业利润总额已达50.2亿元；网游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83.8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76.6%，同时还为电信、IT等行业带来高达478.4亿元的直接收入。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是产业集聚发展，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则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载体。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主要构成包括文化创意方面的企业、提供高新技术支持的企业、国际化的策划推广和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以及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公司等。这些相互接驳的企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集群发展，构成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条，对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都具有实际意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一种地方根植性网络，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内部个体、企业、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机构间的互动、互补，通过给予产业区内个体和企业广泛的尝试机会、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增强集体学习机制、扶持企业衍生，赋予产业区创新活力，最终形成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这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 自上海、北京两地最早发展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来，各地纷纷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建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对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资源的综合多样利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英国是高度重视、率先提出创意产业理念和用政策激励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1997年，首相布莱尔在其上任之际就首先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并亲任主席。他的理念是“通过英国引以为豪的高度革命性、创造性和创意性来证明英国的实力”，将英国传统的“世界工厂”变成现代的“世界创意中心”。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因此获得巨大发展。目前，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为12%，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速的两倍，占其GDP的8.2%，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企业超过15万个，吸纳的就业人数占英国就业人口总数的8%以上。

法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看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价值和潜力后，为文化创意产业制定了系列的优惠政策和资助措施，包括法国政府文化和交流部下设的图书与阅览司对出版产业链的资金资助，仅2004年的资助就达3.73亿欧元。由于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政策的支持，法国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图书、出版市场等显得异常活跃，出版业已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文化产业，也成为世界图书的生产、销售和出口大国，其在全球图书市场中，仅图书销售额和版权贸易量就占到了14.7%。此外，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设施的管理、电影、旅游业等，也是法国的重点文化产业，社会对这些产业生产的图书、影片、音像制品、报刊杂志、旅游等文化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巨大的需求空间，这些文化产品因此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以旅游为例，仅有6 000多万人口的法国，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就在8 000万人次以上，收入约350亿欧元，旅游者人数超过法国人口的总数。

三、国内创意产业园构建核心吸引力的模式

（一）单一企业型案例

1.关键特征：园区只有一个企业，全部园区为该企业自建自用形成集研发、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研发基地。园区的发展与企业的壮大，同步打造城市地标级建筑，充分展示了企业精神和文化，起到良好的展示和宣传作用。为企业的不同研发团队搭建畅通交流和通力协作的平台，以期创造出最佳的研发效能。

2.使用条件：必须由一家研发，需要大量研发人员的企业自行开发。需要巨额投资，培育建设时间很长，生态环境较好、交通便利、区域周边有预留土地，保证10年后因企业发展有足够空间扩大园区规模。通常所需面积20万以上，开发周期10年以上。

3.我国创意产业园发展特点：

纵观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近几年来的发展，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不少地区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总体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1）是园区发展速度快，数量多。自2005年以来，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迅猛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仅上述10座城市规划建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近300家，而达到这一数字不过用了四五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兴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风，这一方面说明全国各地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并下大力气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使文化创意产业在短时间内形成群体竞争优势和集群效应。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少地方政府过于重视有形的园区建设，可能忽视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无形支持。

（2）是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除政府给予直接和间接的投资外，各种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纷纷投资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杭州市政府规划的“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其中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西溪创意产业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园产权性质为国有，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为集体投资，创意良渚基地为民营资本投资，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及下沙大学科技园为国有、民营合资型。

（3）是入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居多。中小企业在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资金和资源能力有限，往往被产业园区低廉的租金和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所吸引进而入驻园区。据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对上海市首批挂牌的75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11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34家，占总数的30.91%，私营企业47家，占总数的42.73%，而国有企业仅4家，占总数的3.64%。 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缺乏活力和创意，在创意企业中占据很小的比例，而民企和私企规模小、灵活性好，聚集了较多的创意类人才。可以说，中小型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二）园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形成和发展对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提供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信息、人才、发明和市场需求，由此把相关的各种企业、研发机构、大众传媒、工作室、艺术家俱乐部、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等组合在同一个空间。这样不但降低了开发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形成许多新的生产力组合，有力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各地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集群发展的唯一模式。产业园区只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之一，但目前其他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单一的园区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创意创意产业的发展，但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虽然它在促进园区内部产生集群效应，具有外部竞争性。但相对来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竞争力。它们与园区外部及其他行业的互动性较差，促进效果有限，而且很难与周围社区居民产生交互作用。文化创意产业包含的范畴是极为丰富的，产业内各行业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单一的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很难适应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发展需要，多种模式共存才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最终选择。

其次，不少产业园区的功能和定位不清晰，重复建设严重。大多数产业园区遵循政府导向的模式，盲目跟风建设，缺乏领军式的企业，缺乏特色。纵观各地已建或将建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业形态相似，势必造成集群的资源分散和产业的恶性竞争，最终不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的现状是只要一谈到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动漫和数字娱乐，各地的动漫产业园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划的各类动漫基地多达42个 ，而真正产生集聚效果的不多。

最后，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园区内集聚的文化创意类企业数量少，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局限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集聚，而非产业集聚，没有形成完整地产业链。同时，不少开发商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迫于盈利的压力，放宽园区的进入门槛，允许一些非创意类企业进驻，这将导致园区内文化创意生态环境被破坏，起不到产业集聚发展的效果。

针对上述园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我们从两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从宏观政策层面上来讲，首先，政府应当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植力度，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园区建设和准入制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要重视数量，更要重视质量，通过政府授权挂牌的形式可以有效保证真正的创意企业入驻，而淘汰那些非创意企业，维护产业园区内的生态平衡。其次，政府应当完善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我国的创意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独立生存能力不强，这些特点决定了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政府应当在税收、融资、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适当优惠和扶持。

从微观操作层面来讲，第一是要坚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特色。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产业园区，必须对园区的功能和特色有明确的定位。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往往集聚了数十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园区的定位必须坚持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避免同质化和恶性竞争，这样才能有利于各园区的健康发展。第二是加强园区内中介机构的作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绝非单纯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集合，而应的是互相联系、竞争合作的网络，中介机构是园区内企业之间形成竞合网络的纽带。通过中介组织可以使企业之间交流合作增多，从而形成良好的竞合网络，吸引更过企业的入驻，推动园区不断发展。第三是构筑园区内完整的产业链。园区内部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中介组织最大限度的整合共享资源，形成创新能力和创新网络，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链条，并产业链条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和合作，实现园区整体外部竞争力和产业实力的提高。

结束语：总的来说，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一条必由之路，但这条路怎么样才能走得好、走得远，还需要学界和业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导。

作者单位： 赵生庆 (天津冶金规划设计院)

【参考文献】

[1] 刘强，创意产业的城市基础[J]。同济大学学报，2008（4）

[2] 查尔斯.兰德里创意城市[M].杨幼兰，译。台北：马克波罗文化出版社，2008

[3] 周泳宏，李英贵。 创意产业中的氛围营造与创意实现 [J]、经济研究导刊，2009（15）

[4] 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7)[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文化长城篇7

论文关键词：《边城》，《长河》，牧歌，现实冲击，文化理想

 

《边城》创作于一九三四年,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湘行散记.老伴》中,作者回忆到,在刚开始当兵时在泸溪有一位叫“傩佑”的伙伴,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本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1】,这当为翠翠的原型。另外在《水云》中,作者亦说过“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边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2】 另外还有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那就是在《沈从文全集》中首次发表的《〈边城〉新题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因素。现将新题记摘录如下:

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曰,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文学艺术论文，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从这段新题记中,我们可以提取到这样一些信息。这是过往生活的一种积淀回忆,这其中包括“闻杜鹃极悲哀，”,“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母亲死去，心中充满悲伤”，等一组密集的信息.由以上这些信息，不难感受到作家的那种苍凉心境，从而也可以推断出作品的大致基调,由此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角度解读《边城》:

《边城》是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也是一曲挽歌。

正如沈从文在《水云》中所说,想把《边城》写成一首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那么《边城》的诗意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人物。人物是作品的灵魂文学艺术论文，完美的形象塑造对作品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边城》是成功的。无论是翠翠，还是老船夫，抑或顺顺一家，都有一颗质朴无华的心灵，健康善良的本性。他们仗义，重利轻义，坦荡直爽核心期刊。正像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序中说的，“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尖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文学艺术论文，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 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他心中永恒的追求.翠翠是那么的美好，任何人见了都会油然地生出一种怜爱疼惜的感情.虽然小小的边城也有着一些复杂的人事，但翠翠始终单纯如一，在经历了感情的波折，爷爷去世之后，她长大了，可见沈从文对笔下的翠翠充满了爱惜之情。希望她单纯快乐,更希望她能长大成人,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风雨。翠翠这个形象本身具有很大的浪漫性。

除此之外,沈从文笔下的茶峒亦是山灵水秀,风景优美。《边城》第二章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茶峒。山水、小篷船、吊脚楼、人家。每件事物都有独特的美，使得这座小小的边城到处充满了牧歌的气息。边城恰似一个世外桃源,静静地展示着它那幽静诗性的美。以傩送月夜为翠翠唱歌的情景为例,那种飘渺美好的感觉令人陶醉:

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被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 ___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多么美丽的梦境,多么美好的景致。这段文字将情与景交融,用梦的形式将翠翠那种美妙的心理表现出来。沈从文说他写作时是非常注重文字的锤炼的,的确如此。“浮起”、“飘着”、“上下”、“到了”、“窜过”、“摘” ,单是这一组动词就很形象,运用地恰到好处。有学者将《边城》形容为一幅水墨画,实在是妥贴生动。【4】

除此之外，《边城》也是一曲挽歌，弥漫着淡淡的哀愁。由《新题记》可以得知，《边城》凝聚了作者过往生活的许多痛苦记忆。内化在作品里文学艺术论文，形成里一种略带凄婉的风格。翠翠和傩送相互爱慕，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遗憾。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隔膜，心灵还缺少沟通。虽然一切充满了善，但仍然有缺憾。沈从文看到了人世间固有的悲哀，对人生充满了悲悯。在《边城》中，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的思索，展示了自己对美好人性的向往。

《长河》——现实关照

分析《边城》,不得不提到《长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可以进行比较阅读。早在沈从文写《边城》时,就预言到:“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5】这可看作是《长河》的创作初衷。一九三四年返乡时,沈从文就开始酝酿《长河》。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在其兄沈云麓家暂住几个月,沈从文因此对时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新生活”是《长河》的一个关键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五十多次。“新生活运动”是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一场运动,核心是恢复“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可以说,《长河》中人人谈及色变。他们甚至不知“新生活”为何物,只是莫名地感到恐慌。新生活“几乎代表了一切来自外面世界的、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造成极大麻烦和灾难的可怕力量。”【6】湘西在历史上就动荡不断,这里的人们时刻都面临着未知的威胁。沈从文这样写其实表达了他对湘西现状的一种担忧。

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长河》延续了《边城》的风格,船总藤长顺一家,老水手满满。这些人仍然仗义直爽,勤劳能干。夭夭就似翠翠,天真无邪,但却更加洒脱,机灵,勇敢,性格更趋完美。看守祠堂的满满也比《边城》中的老船夫洞悉世事,历尽沧桑,平凡而不简单。除了这些善良的人以外,小说中还有“保安队长”之流。 这个人受过“现代”教育,但却仗着自己的权势,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尤其是当在顺顺那里碰壁时,就对纯洁的夭夭心生邪念。沈从文看到了湘西的现实,“‘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式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核心期刊。”【7】 这一切浮华的事物扰乱了这里的平静。人们接受“现代化”教育,变得趾高气昂,思想“摩登”。现代性不仅没有给人带来进步,反而使道德更加败落。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有深切理解,一直为之担忧。 湘西的现实如此,湘西的明天又会怎样?湘西就像小说中的那条长河,平静中蕴藏着力量 ,奔腾着流向不可知的远方。

思索

《边城》和《长河》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有重要意义。如上分析,这两部作品代表了沈从文不同时期的思想感受。《边城》是作者的过往生活的情感积聚,是痛苦和欢乐的凝结,风格唯美,清新,有一种浪漫的牧歌情调,弥漫着淡淡的哀愁.而《长河》则是作者现实关照的结晶。在创作《长河》时,沈从文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视野更开阔,看待问题更加理性、冷静。如果说《边城》尚且是个封闭的世外桃源,那么《长河》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充满了变动来临之前的那种喧嚣。《长河》完全是一种写实的手法,将各种现象一一道来,叙述平静,十一章内容写的开阔,从容.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始终不变的是作家的那种孜孜不倦的追问精神,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对理想文化的重建,这是永远值得我们思索的。最后以《〈长河〉题记》中的话作结,以兹勉励:

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注释:

① 沈从文:《湘行散记·老伴》,《沈从文全集》第11卷,293页。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②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111页。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4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④ 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从司空图到沈从文》,第16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5沈从文:《〈边城〉题记 》,《沈从文全集》,第8卷,59页。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6张新颖：《沈从文精读》，104页，1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文化长城篇8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它是政治、社会对会计的影响、渗透的结果。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会计物质文化是指会计工作条件等的集合；会计制度文化是指会计人员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表现和制度约束等；会计精神文化是指会计人员的文化心理、文化素养、行为取向等。会计文化源于社会文化，它既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文化的特征。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会计文化建设应以社会文化建设为指导，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会计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强会计文化的建设。我们应以马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借鉴国际会计文化，结合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具体来讲，我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完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理论建设方面

会计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建构的会计制度、会计思想、会计管理和会计文化观念的总和。会计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会计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会计人员的理想、思维、价值观、行为准则等。

一是要进行会计观念建设。观念的更新是会计文化建设的前提，我们应围绕会计文化的主题，对新时期的会计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等的关系问题开展理论论证，宣传和树立新的会计文化观念，激发人们对会计文化的兴趣，加快会计文化建设的步伐。

二是要进行会计文化价值观建设。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它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价值的本质、功能、创造、认识、实现等有关价值的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当前，会计人员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这是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三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会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国外优秀会计文化，借鉴国际经验，努力实现会计国际化，同时，要与时俱进，着眼于创新，保持我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

（二） 制度建设方面

会计制度文化包含会计法律、法规的建设。通过统一的制度规定，使会计人员在工作中能够有法可依。会计制度文化建设应体现合理性、先进性，应能提高整个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业务水平，重视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培养会计人员诚实守信的职业品格作为会计文化制度建设的重点。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我国会计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了《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对会计核算制度、会计从业人员管理制度等进行了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以《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为中心内容的、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法律体系，大大推动了会计法制化进程。但是，目前少数会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为了追求私利，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制观念，以身试法，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是少数会计人员所为，但也反映出在新形势下加强会计法制建设的紧迫性，应对会计人员加强法制观建设，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强化会计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三）行为建设方面

会计文化行为是会计文化最真切的内涵，它反映着会计人的品德、语言、仪表、工作作风、人际交往等。进行会计行为建设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塑造会计人员良好的形象。会计人员代表国家、单位履行职责、行使权利，与众多人员直接接触，其形象如何，关系到国家、企业的声誉。二是要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会计人员如果缺乏职业道德，缺乏政策观念和纪律性、原则性，在复杂的环境中就会为所欲为，所以要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会计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服务社会。行为建设是会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会计文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从全社会角度来讲，会计文化建设要使会计人员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水准，赢得全社会的尊敬、信任和支持。

二、坚持以诚信建设为主线

以诚信建设为主线，是我们针对近几年会计领域内出现的造假事件给会计行业造成的信誉危机而提出的会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长期工作思路。诚信是一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基石。会计诚信诠释了会计的职业品质，表达了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会计诚信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体现，涉及到千千万万个经济主体的切身利益。丧失诚信的来重后果是：既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正当权益，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会计行业将成为无源之水。有人说，会计没有了诚信，就像战士没有了勇敢、科学家没有了智慧、官员没有了廉洁、人没有了脊梁一样可怕。“银广夏”、“安然”等造假事件曝光后，在会计界、证券界乃至整个经济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会计诚信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针对当前“会计诚信危机”的救治，我们应多管齐下，因为会计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广大会计人员、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等，他们都是会计诚信的建设者。

（一）政府应积极营造有利于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会计诚信的重要性，多次发表重要指示，加强会计诚信建设。当然，会计诚信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政府应在会计信息规范中以公共利益的身份，通过开展全社会会计诚信教育、制定会计信息质量标准和进行行为监督，使会计诚信建设有制度和监督保证。要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和弘扬会计良好的职业品质，繁荣会计文化，及时向社会宣传体现时代精神和良好职业道德风尚的典型事例，使大众了解到大多数会计人员是忠于职守，严于理财，诚实信用的形象，由此产生对会计职业的理解和信任，为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会计职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行业自律水平

会计职业组织起着联系会员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应充分发挥协会等会计职业组织的作用，改革和完善会计职业组织自律机制，有效发挥自律机制在会计诚信建设中的促进作用。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在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等职业组织中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制定行业诚信建设纲要，加强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塑造会计行业诚信理念和客观、公正的职业形象，赢得政府和公众的信赖。另外，各会计职业组织可以对其会员建立诚信档案，具体记录的信息包括四个方面，即基本信息、守信信息、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具体包括会员的基本情况、在诚信方面的良好表现及行为、已经出现的有违行业诚信要求需予以提示的行为，以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及准则，受到各类处理的行为。这样，诚信者将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而失信者将受到应有的市场惩罚。

（三）会计学历教育中应增加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应从教育抓起，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大中专院校的会计类专业的学生，是会计队伍的预备人员，在校学习阶段，是他们的会计职业情感、道德观念、是非判断标准初步形成的时期，在整个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而在现实中，许多院校非常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职业品质的教育。目前在会计犯罪中，有高学历、年轻化的趋势，有的从学校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犯罪，这与会计学历教育中缺乏职业道德教育有关。

为了培养学生职业情感和诚信意识，我们应在会计学历教育中设置“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优良的会计职业品质和诚信理念，塑造优秀的职业人才，为其在今后的职业活动中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奠定基础。

（四）对失信者应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

文化长城篇9

关键词：秦皇岛城市主题文化研究

一、何谓城市主题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就是根据城市特质资源形成的特质文化来构建城市主题空间形态，并围绕这一主题空间形态来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的一种文化策略。城市主题文化，是一个城市具有的强势文化，它能够突出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能够贯通其他经济、社会、人文、建筑等资源形成城市发展的张力，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文化名片。城市主题文化使一个城市卓尔不群、魅力独特。构建城市主题文化的目的,就是用独具特色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品牌,营造自身特有的魅力,以其文化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主题文化是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独具特色吸引力的一种文化，它能形成竞争对手不具备的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不可重复性的核心竞争力。

二、秦皇岛市城市主题文化的确定

要确定城市的主题文化，首先需对城市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文化内涵等基本背景深入了解，感受这座城市最独特的地方，找出它的若干特质,充分挖掘城市的地方特色和历史人文风情，结合区域城市发展方向,找出城市与众不同的主题符号和主题系统，确定最符合城市形象的主题文化。根据秦皇岛市独特的历史、长城、滨海和名人文化，秦皇岛市的主题文化可以确定为“长城滨海名人城”。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秦皇岛市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秦皇岛，是渤海湾西北岸一片普通而又神奇的土地，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浓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第二，秦皇岛市具有独一无二的长城文化。早在北魏、北齐时期，秦皇岛就具有了修长城的历史，今天，在秦皇岛市的北部山区和孟姜女庙还能见到北齐长城的遗迹，而卢龙县的经幢，就是金大定年间修建的，至今保存完好。明太祖朱元璋派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主持修建了界岭、永平、山海32关。公元1567年，抗倭名将戚继光就任蓟镇总兵，在公元1567到1583年的16年间，多次来到秦皇岛，并修建自山海关至居庸关长城之上敌台1017座。第三，秦皇岛具有风光旖旎的滨海文化。秦皇岛的海岸线为162.7公里，北戴河是驰名中外的消夏胜地，其独特的海滨文化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中外游客。秦皇岛的海滨浴场，大多滩宽水清沙软潮平，深浅适度，阳光充足 ，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具备当前世界海岸旅游的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 绿色。是游人进行海浴、沙浴、空气浴和日光浴的理想之地，素有“天下第一浴”的美称。第四，秦皇岛的名人文化。大自然不仅赐予了秦皇岛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一个个力挽狂澜的历史人物在这里登台。可以说在世界上很少有向秦皇岛这样因人而得名，因人而闻名天下的城市。现今留在北戴河的一幢幢名人别墅见证着这一史实，何香凝、顾维钧、沈钧儒、廖仲恺、廖承志、康有为，梅兰芳都曾来到过秦皇岛北戴河，并在这里居住过。

三、秦皇岛市城市主题文化的发展方略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打造城市主题文化品牌， 以此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元素。主题文化确定后，就紧紧抓住主题文化这个文脉和灵魂,把每一个项目都附着到主题文化上来。从精神到理念、从创意到规划、从建筑形态到运营模式，都以这个主题文化展开,使城市规划一开始就立意新颖、主题鲜明，品牌响亮、可操作性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影响力和震撼力。构建秦皇岛市主题文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挖掘历史积淀。

城市主题文化相对稳定，但从城市的发展阶段看，城市主题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自我、不断更新的过程。文化的主题性是经过一定的历史积淀而成，传统文化是城市主题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表城市发展的轨迹，体现着城市主题文化的民族性与独立性，并显示其特色；现代文明是进步的象征,也是城市主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城市发展的方向，两者的融合体现城市主题文化的整体与系统性。秦皇岛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虽然不足百年，但是这块土地上却拥有者古老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如“渔民祭海”、“孤竹文化”、“求仙入海”、“昌黎秧歌”、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秦皇岛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精华。所以我们应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高度，系统梳理秦皇岛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秦皇岛文化的丰厚底蕴， 促进“长城滨海名人文化”的发展。

2 构建优美环境。

秦皇岛融山、海、关、城为一体。“红瓦绿地、碧海蓝天”、“名人别墅、明代长城”体现着这座城市的传统特色；要构建“长城滨海名人文化”的城市主题文化，必须保持优美的环境优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使港城绿草如茵，天空湛蓝，营造出一种“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居住环境。秦皇岛先后获得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和中国十大休闲城市等称号。近年来，秦皇岛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的发展思路，并把宜居放在首位。打造宜居之城，生态环保当为先。城市是否宜居，生态环境应为第一要义。拥有滨海旅游城市优势的秦皇岛把生态环境改善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来抓。

3 高度重视，加强管理。

文化长城篇10

嘉峪兼因长城而得名的城市，她被认为是展示长城的天然博物馆。嘉峪关关城长城第一墩悬壁长城以及横亘于戈壁之上随处可见的汉，明长城。这些遗址遗迹不言不语，却是无声的述说，无价的历史文化魂宝。靠近她们，凝视她们，宛如梦回到了当时的岁月一般。

长城的建设与存在，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长城作为一种防御工事历来受到统治者的倍加重视，长城在抵御侵略、维护稳定方面做出了不朽贡献。而现代，长城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倍受历史学家，旅行者的青睐。

嘉峪关人一直以来守护者这段长城。风霜斑驳，战乱不断，嘉峪关的长城已然残破不堪。上世纪五十年代，嘉峪关各界就掀起了保护长城的各类行动，并得到的格外关注。直到本世纪初，长城的保护与修护才得以完工。267米的长城是嘉峪关的一道风景，也是一道贵重的城市文化。

保护之余，嘉峪关人始终孜孜不倦的弘扬着长城文化。兵器，遗迹，文物，名人书画，嘉峪关的长城文化蔚为大观，值得细细品读。这份沉甸甸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属于嘉峪关更属于中国，

2003年，亚洲最大的反映长城和丝路文化的长城博物馆――“中国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新馆在嘉峪关关城下正式落成开业，这是嘉峪关长城文化的集中展示。其内长城历史文化陈列共有展板、文字，图片模型文物复制文物，立体雕塑、浮雕，图表等珍贵文化资料良多，其中“长城工牌”, “永乐铜炮”和“嘉峪关关照印版”等是研究长城历史和长城文化的珍贵资料。

嘉峪关的另一文化重头则是丝路文化。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黄金之路，文化之路。然凡游历丝绸之路，嘉峪关便是必去站，嘉峪关名副其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而这个要冲也留下了精彩的丝路文化。嘉峪关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还是中国古代丝绸古道兴亡更替的见证。嘉峪关石关峡古丝路文化长廊区贯穿整个景区，有“丝绸古道”雕塑群，包含着丰富万方的丝路兴衰记载。当历史已然退去，当时的繁华与盛况已不再，而不断的研究与还原，将我们带到了那个璀璨繁盛的时代。在嘉峪关的丝路文化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骞、霍去病、班超、玄奘、马可波罗、林则徐，左宗棠七位主要历史人物造像，还可以通过造像，了解到张骞两次出使西使，霍去病率军攻伐匈奴，唐玄奘西天取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入中原的情况。嘉峪关保留了他们的史迹，源于那份尊重与敬畏。

如今游览嘉峪关，除了厚重的长城文化，悠远的丝路文化，其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格外吸引人。一个戈壁城市，不仅要建设适宜人居住的硬环境，更要花工夫建设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