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程序范文10篇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宪政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宪政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三、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架构

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架构应当建立在宪法解释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宪法解释包括两类，即宪法含义之解释与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具体述之：

（一）宪法含义之解释

宪法含义之解释，并非出于存在违宪的疑虑，而是宪法解释机关为了使人民明确宪法的内涵，以助于遵守，从而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作的阐述。此类宪法解释可以由宪法解释机关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基于职权主动发起，亦可由宪法适用机关就适用宪法发生疑虑之事项，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宪法含义的说明。该宪法解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宪法条文的含义多过于抽象和简洁，于适用时难免发生疑义；况且我国尚处于宪政的初期，人民的宪法知识、宪法意识并未深入，因此，更有宪法解释之必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司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不以特定主体的声请解释为程序要件，得基于宪法解释之职权，主动对于宪法含义加以解释和说明，以扮演宪法“指导者”之角色；另一方面，当宪法适用机关在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际，应当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基于其声请而得为宪法的解释，以扮演宪法“咨询者”之角色。应当注意，这里的宪法适用机关关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事项，并非意指对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违宪的疑虑，而仅仅是指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宪法含义，如何具体适用宪法发生疑义。而适用宪法之机关，则是指直接基于宪法的授权行使权力的机关，主要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其他直接根据宪法行使职权的主体。上述宪法适用主体于适用宪法之际，对于宪法文本的含义为何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了避免误用，应当允许其事先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的解释。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也是宪法的直接适用主体，但鉴于声请主体与解释主体的同一性，因此，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时，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职权主动进行宪法解释。

相关宪法适用机关声请解释宪法的具体程序，我国法律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立法法》第43—46条却明确规定了法律解释的相应程序。《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为：1、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2、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拘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3、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4、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由于在我国解释宪法语法律的主体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在没有专门规定宪法解释程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类推适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定，不过为了体现宪法解释的程序严格性，在通过的程序限制上应该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2/3通过。

（二）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

宪法解释主体所作的关于法律、法令有无直接抵触宪法之解释，即法律、法令的违宪审查，是当今宪法解释的主要类型。因为宪法不仅是一种法规范，而且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之法规范，其他一切下位法规范由不得与之抵触，因此，相关主体于适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怀疑，就应当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法令的违宪性审查，排除违宪疑虑，从而保障一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维护宪法的最严与权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乃唯一之宪法解释机关，有关主体在具体应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合理怀疑，不应当勉强适用，而应主动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宪法，进行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而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则居于被动的地位，对宪法解释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只有当相关主体声请时才解释之。只有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才能维护我国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确保客观之宪法秩序，保证全国的法律体系在宪法的统率下和谐、统一；相关的宪法适用主体虽然不能直接解释宪法，但由于其担任了宪法解释程序发动者的角色，通过发现法律、法规的违宪之处，能够增强其宪法意识，培养其宪法感觉，使宪法精神真正落实到实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宪法的立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机关同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这就使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行使解释宪法权从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自身制定的法律？尽管从理想状态来讲，人大常委会可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和宪法信仰从而宣布法律违宪，但这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释宪机关违宪审查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通过对议会法律的监督，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维护客观之宪法秩序，而这正是我国的缺失。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宪法解释权对法律进行违宪性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那么，法律以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而有宪法解释运作的余地呢？首先，在现代法治国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5]，在法律所保留的空间内行政机关订立行政法规原则上皆需得到法律的授权，德国基本法更是不仅于第80条规定行政命令之订立在形式上要有法律的授权，更在实质上要求法律的授权规定本身必须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围，若授权法律本身过于笼统，未能符合此项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则不仅该授权法律本身违宪无效，根据该授权法律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亦因为失去授权依据而归于无效。[6]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内，法规命令的订立理论上应当得到法律的授权，不容有例外，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7]，致使行政机关在本应法律保留的领域内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这种直接源于宪法的“事实上”独立的行政法规，就有对其直接适用宪法加以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必要，以弥补法律“缺席”之遗憾。其次，在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下，则允许独立的直接受之于宪法的行政法规存在，即我们所说的职权性立法，这种行政法规并非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是与立法一样，直接从宪法获得正当性权力来源，如宪法第89条中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种职权性行政法规同样可以直接根据宪法进行违宪审查。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得基于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就法律保留之外的事项确定一定行为规则（《立法法》第64条第（二）项，第66条）。我国《立法法》也是明确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列入违宪审查的范畴的。《立法法》第88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在我国存在着对法律一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宪法解释的可能性和现实法律依据。

关于此类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立法法》第90条作了如此规定，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其余程序同样可以借鉴《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作出较为严格的程序设计。

四、结论

通过上述关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依法梳理，我们发现，宪法解释在我国有其具体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只要我们从宪治、法治的予以高度重视，完善相应的程序，就能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履行其宪法解释的职能，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3]林子仪《权力分立与宪政发展》，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页。

[4]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5]关于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有关论述，可参见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月旦出版公司出版，第143-195页。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宪政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宪政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三、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架构

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架构应当建立在宪法解释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宪法解释包括两类，即宪法含义之解释与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具体述之：

（一）宪法含义之解释

宪法含义之解释，并非出于存在违宪的疑虑，而是宪法解释机关为了使人民明确宪法的内涵，以助于遵守，从而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作的阐述。此类宪法解释可以由宪法解释机关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基于职权主动发起，亦可由宪法适用机关就适用宪法发生疑虑之事项，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宪法含义的说明。该宪法解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宪法条文的含义多过于抽象和简洁，于适用时难免发生疑义；况且我国尚处于宪政的初期，人民的宪法知识、宪法意识并未深入，因此，更有宪法解释之必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司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不以特定主体的声请解释为程序要件，得基于宪法解释之职权，主动对于宪法含义加以解释和说明，以扮演宪法“指导者”之角色；另一方面，当宪法适用机关在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际，应当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基于其声请而得为宪法的解释，以扮演宪法“咨询者”之角色。应当注意，这里的宪法适用机关关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事项，并非意指对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违宪的疑虑，而仅仅是指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宪法含义，如何具体适用宪法发生疑义。而适用宪法之机关，则是指直接基于宪法的授权行使权力的机关，主要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其他直接根据宪法行使职权的主体。上述宪法适用主体于适用宪法之际，对于宪法文本的含义为何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了避免误用，应当允许其事先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的解释。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也是宪法的直接适用主体，但鉴于声请主体与解释主体的同一性，因此，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时，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职权主动进行宪法解释。

相关宪法适用机关声请解释宪法的具体程序，我国法律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立法法》第43—46条却明确规定了法律解释的相应程序。《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为：1、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2、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拘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3、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4、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由于在我国解释宪法语法律的主体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在没有专门规定宪法解释程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类推适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定，不过为了体现宪法解释的程序严格性，在通过的程序限制上应该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2/3通过。

（二）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

宪法解释主体所作的关于法律、法令有无直接抵触宪法之解释，即法律、法令的违宪审查，是当今宪法解释的主要类型。因为宪法不仅是一种法规范，而且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之法规范，其他一切下位法规范由不得与之抵触，因此，相关主体于适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怀疑，就应当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法令的违宪性审查，排除违宪疑虑，从而保障一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维护宪法的最严与权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乃唯一之宪法解释机关，有关主体在具体应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合理怀疑，不应当勉强适用，而应主动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宪法，进行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而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则居于被动的地位，对宪法解释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只有当相关主体声请时才解释之。只有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才能维护我国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确保客观之宪法秩序，保证全国的法律体系在宪法的统率下和谐、统一；相关的宪法适用主体虽然不能直接解释宪法，但由于其担任了宪法解释程序发动者的角色，通过发现法律、法规的违宪之处，能够增强其宪法意识，培养其宪法感觉，使宪法精神真正落实到实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宪法的立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机关同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这就使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行使解释宪法权从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自身制定的法律？尽管从理想状态来讲，人大常委会可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和宪法信仰从而宣布法律违宪，但这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释宪机关违宪审查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通过对议会法律的监督，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维护客观之宪法秩序，而这正是我国的缺失。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宪法解释权对法律进行违宪性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那么，法律以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而有宪法解释运作的余地呢？首先，在现代法治国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5]，在法律所保留的空间内行政机关订立行政法规原则上皆需得到法律的授权，德国基本法更是不仅于第80条规定行政命令之订立在形式上要有法律的授权，更在实质上要求法律的授权规定本身必须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围，若授权法律本身过于笼统，未能符合此项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则不仅该授权法律本身违宪无效，根据该授权法律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亦因为失去授权依据而归于无效。[6]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内，法规命令的订立理论上应当得到法律的授权，不容有例外，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7]，致使行政机关在本应法律保留的领域内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这种直接源于宪法的“事实上”独立的行政法规，就有对其直接适用宪法加以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必要，以弥补法律“缺席”之遗憾。其次，在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下，则允许独立的直接受之于宪法的行政法规存在，即我们所说的职权性立法，这种行政法规并非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是与立法一样，直接从宪法获得正当性权力来源，如宪法第89条中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种职权性行政法规同样可以直接根据宪法进行违宪审查。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得基于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就法律保留之外的事项确定一定行为规则（《立法法》第64条第（二）项，第66条）。我国《立法法》也是明确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列入违宪审查的范畴的。《立法法》第88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在我国存在着对法律一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宪法解释的可能性和现实法律依据。

关于此类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立法法》第90条作了如此规定，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其余程序同样可以借鉴《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作出较为严格的程序设计。

四、结论

通过上述关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依法梳理，我们发现，宪法解释在我国有其具体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只要我们从宪治、法治的予以高度重视，完善相应的程序，就能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履行其宪法解释的职能，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3]林子仪《权力分立与宪政发展》，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页。

[4]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5]关于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有关论述，可参见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月旦出版公司出版，第143-195页。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3

一、宪法解释程序的概念

宪法解释程序由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宪法解释的主体、宪法解释的对象以及宪法解释的具体步骤组成。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是指有法定资格提请宪法解释机关启动宪法解释活动的团体或个人，既可以是宪法解释机关自身，也可以是宪法解释机关外的其他有权主体。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参照的是一般法律解释启动主体的规定，即可以由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案。宪法解释的主体是指谁有权解释宪法，也便是狭义上的宪法解释机关。根据不同国家对于宪法解释体制的规定来看，解释的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立法机关解释，由立法机关参照程序和原则来解释宪法；其二是普通司法机关解释，在审理具体案件，普通司法机关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如果是违宪的，则法院有权拒绝适用，即司法机关附带性宪法解释体制包含于宪法审查之中；其三是专门机关解释，这种制度将宪法解释蕴含于违宪审查之中。宪法解释的客体也即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宪法解释主体所面对一种宪法文字的存在形式。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宪法说、宪法条文说和宪法规范说。宪法说反对将宪法解释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条文，而是把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宪法条文说是一种传统并占主导性地位的观念，其把宪法条文看作是宪法解释的对象。宪法规范说反对将宪法解释仅仅局限于对条文的阐释，更需要将规范的内在特征作为切入点，进而相互印证的解释。宪法解释的具体步骤是指宪法解释主体在对解释对象进行宪法解释时所遵循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则。在将宪法解释应用于具体案件进行附带性解释的国家，宪法解释是置于争议案件的解决过程之中的；在实行立法机关解释宪法和特定专门机关对宪法进行抽象审查时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遵循的具体步骤有提出议案、审议、表决和公布等。

二、宪法解释程序的类型

不同法系的国家由于法律传统以及宪法体制的差异，其宪法解释程序也有所区别。但它都与宪法审查制度的类型紧密相关，以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宪法解释程序做不同的分类：以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司法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和专门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以是否以具体案件的存在为前提可将宪法解释程序可分为抽象型宪法解释程序和具体案件型宪法解释程序。在此我们以后者为例对宪法解释程序的类型做一划分：

1.抽象型宪法解释程序，代表性国家为法国。法国实行由宪法委员会审查宪法的制度，它对宪法的抽象性审查主要是在法律颁布之前的事前审查。这种审查制度将宪法解释作为一种纯粹的文本推理活动，而不因某一具体的案件启动。因此类似于法国的抽象宪法解释程序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书面程序的特点。宪法解释由宪法委员会委员书面进行，没有司法审查中的言词辩论和对峙双方的参与。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非正式的交换口头意见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电话方式或通过某些公务员听证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都无法形成正式的文件，更不能被作为法定方式而原因适用”。其二，解释程序封闭性的特征。从实践来看，宪法委员会从受理案件到裁决的公布都是秘密进行的，其中的程序性文件并不得为人查阅。

2.具体案件型宪法解释程序，典型国家包括美、德等。由前论述可知美国和德国在宪法审查上有着不同的制度规定，美国规定了普通法院审查制，而德国则以宪法法院审查制为原则，尽管制度不同，但两者都是在审查争议性案件时进行宪法解释。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5条规定，如无相反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应当基于口头答辩决定案件，除非所有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显然这与法国宪法委员会书面审理的特点不同。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参与原则等一般司法审查程序的原则在这类宪法解释程序中具有所体现。而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查程序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规则》的规定。因此在该解释程序中，既通过审理案件使宪法得予解释，又将解释作为该案件审判的依据。

三、完善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思考

（一）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制度现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同时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划定了宪法解释权归属的基本格局。但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在涉及宪法解释具体程序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使得宪法解释具体实践时缺乏可操作性。在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试图弥补这一遗憾，但也仅仅是在法规备案审查制度一节中，分别在第90条和91条对宪法解释的启动程序作了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程序未作规定。因此从目前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参照的是一般立法的程序：议案的提起、审议、表决和公布。

（二）我国宪法解释程序制度完善的思路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层面，依宪执政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首要目标和任务。而从目前我国的法制现状来看，关于宪法解释程序缺乏具体的文本依据，在宪法解释时往往会出现主体和程序无法确定的问题，所以必须完善宪法解释的程序规则。我国宪法解释程序制度的完善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制定专门的法律，使宪法解释的程序得到统一。其二是修改《立法法》中规定的宪法解释程序，《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直接体现和传承着宪法的精神，宪法解释程序在立法法中予以规定是与宪法内容和理念相称的。无论哪种思路，都应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完善：

1.扩大提请解释的主体，明确提请解释的条件。根据宪法相关规定，我国目前宪法解释案的提案主体和一般议案的提案主体范围大体一致。但这些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负有推进和监督宪法实施的义务，不可避免地会对于宪法产生理解上的困惑，鉴于此需要赋予他们宪法解释的提案权。而普通公民和其他机构也可能会对宪法理解有困惑，影响权利的行使。因此单就提请宪法解释的主体方面看，应该再认真的考量。从目前我国国情来看，直接赋予公民请求宪法解释权不仅会导致宪法问题“大众化”的现象，而且会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担。公民、社会组织和法院等其他主体也会面临权利行使的宪法解释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部分主体的宪法权利被忽略，我们可以在适当扩大宪法解释申请权主体的范围时，增加提请解释的条件并赋予其不同的请求效果：第一种情形是预防性解释，当国家立法而又出现对宪法不同的理解时，此时立法机关可以申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解释。第二种情形是抽象审查解释，有权提请宪法解释的相关国家机关在发现法律、法规与宪法相冲突，即使没有个案发生，也可以提出解释申请，宪法解释机关应当受理；其他主体提出请求的，可以看作是一种意见。第三种情形是具体审查性解释，当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发现该案件适用的法律、法规可能涉及违宪，就应当中止审理同时针对该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此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受理。第四是个人请求的情形，如果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无法获得救济时，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宪法。这种程序类似于有些国家的宪法诉愿制度。

2.明确宪法解释案的通过程序。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有学者更是认为依法治国就是“依程序法治国”，由此可见程序是必不可缺的。我国宪法解释案的通过程序可以从审查程序和表决程序两个方面完善。首先，应明确宪法解释案的审查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制工作部门负责接收宪法解释案。收到解释请求后，法制工作部门应予以登记、送达回执，并对申请人的资格、宪法解释请求书形式要件做出初步审查。当请求不合乎要求时，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并书面述明理由。对于符合要求的宪法解释请求书应转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审查后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及时作出宪法解释的草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次，表决程序中需要明确表决原则和表决方式。宪法解释机构在进行宪法解释草案表决时，按照一般议案的表决原则，即过半数通过。但宪法解释案不是一般的法律解释案，其是对宪法条文作出的解释，应该相较于其他法律解释案有较高的法律效力。我国作为一个成文宪法国家，宪法草案的通过同样采用绝对多数原则，即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须获得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3/4以上同意票才可通过。如此严格谨慎的通过原则，理应也适用于与宪法具有同等权威性的宪法解释案。

3.在宪法解释程序中形成宪法专家参与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专门机构，但是其工作范围较为广泛，工作内容较为繁重，工作方式主要是召开会议，再加之宪法解释中可能涉及到许多较为专业性的内容，因此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前，由宪法专家组成专业性组织对草案作出相应的判断，供其进行考量，更加有利于提高草案最终表决结果可预期性和严谨性。就具体做法来看，当一个宪法解释草案作出需要提交表决时，应当在表决前组成相关的宪法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针对草案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和收集材料，进行论证并形成相关的研讨报告，然后交予宪法解释机关对该草案进行讨论。当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解释草案进行讨论时，宪法委员会的宪法专家也应当列席会议，对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说明论证；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也可以提出看法，从而使宪法解释机关对相关宪法问题有更深入地认识和看法。为了使宪法专家的意见能够充分地被宪法解释机关考虑，宪法解释机关作出最终宪法解释之后，应当形成书面解释报告，同时将宪法专家委员会作出的研讨报告，以及作出宪法解释的相关会议记录同时存档，并对公众公开，允许公民查阅。这是为了能让民众更加深入地对宪法解释工作进行了解，从侧面也能监督宪法解释机关的工作。

4.统一并明确宪法解释案的颁布。宪法解释案应当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颁布。在以前的实践中，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议”“决定”“规定”等形式颁布过的法律文件中，有些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解释。讁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做过宪法解释。輥輮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存在过宪法解释，在此后的宪法解释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宪法解释案都应有一个统一的表现形式，如在文号上标明宪法解释机关及“释宪”字样，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释宪字8号”。对于宪法解释案的效力，应视被解释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及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适用的难易程度，来决定其生效日期。

（三）宪法解释程序完善的意义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4

在各国宪法审查实践中，受审查的法律若存在多种解释可能，审查主体通常会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的那项解释方案，这里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合宪性限定解释”。在普通法院宪法审查模式中，对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审查纠结在同一个审查过程中展开，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并没有在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展开。而在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中，这项方法被运用于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然而，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常常碰到相关法律具有合宪性嫌疑和多种解释可能，通常而言，最能保全相关法律合宪性的解释方案，应成为普通法院的首选。这里所运用的方法，与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原理上是相通的，但由于普通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权，笔者用“合宪性法律解释”来指称这项方法，这两项近似的方法可统称为“合宪性解释”。

术语的区分界定，若不是概念游戏，当有其问题意识。具有相通原理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还需要分而视之，在于该方法在不同主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区别与关联，这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申言之，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与运用，并不只是展示法规范内涵的技术问题，它总是身处给定的国家权力架构，承载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面临复杂纠结的案件事实。因此，全面探讨一项方法，如下两个相互结合的层面不可偏废：

第一是原理层面，包括技术性原理与理论性原理以及它们的运用。

第二是制度层面，主要关注特定的法解释制度中不同解释主体在运用一项方法时的分工与关联，并探究与之相关的权限分际等问题。

基于原理层面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考察，我国宪法学者近两年已展开较多的论述。而宪法审查主体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普通法院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分意义，主要在第二个层面凸显出来，由此成为从制度层面缕析合宪性限定解释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制度层面之考察的前提问题是：谁是解释主体。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第67条第2项赋予的“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权限，由此，这个普通法院之外的机关成为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者。在实定宪法秩序设定的权限分际格局中，笔者将分别考察这项方法在宪法审查中所体现出来的多重面向，辨析其究竟是宪法解释抑或法律解释，其所产生的各项解释结论的效力，进而探讨其与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关联。希冀通过此来认识两者在我国宪法秩序中合理地位，以达成两者之间的统筹兼顾、合理分工，并联手促进我国宪法之规范效力的实现。

二、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宪法审查中的多重面向

在宪法审查程序中，合宪性限定解释具有多重面向：首先，它是解释系争法律的一项方法，将相关宪法规范的意旨体现在解析法律规范内涵的过程中，并在诸项解释方案中选择最能符合宪法的那项；其次，合宪性限定解释还作为法规审查的一项避免违宪判断的方法与技术以及一类裁判方式被运用着。可以认为，合宪性限定解释虽名为“解释”，但实际上还是对法律合宪与否的“审查”。

从宪法审查的判断方法和裁判类型的角度考察合宪性限定解释，通常会将其顾名思义地将之理解为朝着合宪裁判努力的一项方法；但仔细探究，不同的学者观点在合宪性限定解释究竟属于合宪裁判还是违宪裁判问题上也产生不同的理解。日本学者倾向于将合宪限定解释视为回避违宪判断的方法，也就是说依据该方法得出的是一种合宪裁判。宪法审查主体一方面通过启动要件的程序装置避免做出实质性宪法判断，另一方面，在宪法判断中，审查主体并不总是得出违宪结论，对违宪判断恰恰是经常采取回避策略，回避的主要方法正是合宪性限定解释，有学者由此指出：“合宪限定解释其根本上乃是作为一种回避违宪判断的方法存在”。

然而，德国学者施莱希、科里奥特将合宪性限定解释视为违宪裁判的变种形态。根据其概括，在德国规范审查程序中，联邦宪法法院若确认系争法律存在违宪嫌疑，以宣告其自始无效的裁判方式为原则，包括宣告全部无效与宣告部分无效；但此外还存在三类变种的裁判方式，合宪性限定解释就是其中一种，另两种是单纯违宪宣告与警告性裁判。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也持相同观点，他明确指出合宪性限定解释是一种“假借名义或冒名顶替式的解释模式”。如此定性，看似与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表述相矛盾，实则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结果尽管在表述上宣告系争规范合宪，但隐性地宣告了其他可能的解释方案违宪。因此，这里的违宪宣告并不是针对系争法规范文本本身作出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于是又被定性为“不缩减规范文本的部分自始无效定性宣告”。

对同一项方法得出截然不同的定性，除了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还涉及到一个前提问题：法规范的解释方案与法规范本身是否等同。对此存在两类理解，一是认为解释方案与法规范本身是相区分的，二是认为解释方案就是法规范本身。然而，合宪性限定解释的对象是系争法律而非仅仅针对某项解释方案，否则将不利于系争法律的确定性与宪法判断的确定性，基于此，法规范的解释方案与法规范本身应被认为是不可割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由此指出，“联邦宪法法院究竟以规范全部为无效还是仅仅某一具体化的‘规范选项’违宪，就拘束力而言，依《联邦宪法法院》第31条的立法目的，应无差别。”但是，合宪性限定解释在系争法律的多种解释方案进行取舍，相当于在思维上假设了两者的可区分性。区分两者正是合宪性限定解释能同时被认定为合宪裁判与违宪裁判类型的前提条件，这对于考察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宪法审查中的多重面向是有所裨益的：从系争法律的解释方案着眼，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相当于宣告那些存在违宪嫌疑而没有被采用的解释方案违宪，因此被认为属于违宪裁判；而从系争法律本身看，该方法通过在各项解释方案之间的取舍避免了系争法律的被判定违宪，因而属于合宪裁判。合宪性限定解释之裁判方式的类型归属问题，由于只是个逻辑分类问题，不需要在不同的分类观点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存的的现象本身，是值得关注的，这表明：合宪性限定解释不仅具有作为解释方法、作为审查方法和作为裁判方式的多重面向；在作为裁判方式时，也体现出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排除具有违宪嫌疑之解释方案而体现出违宪裁判的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回避对系争法律作出违宪判断而体现出合宪裁判的属性。

三、宪法解释抑或是法律解释？

界定合宪性限定解释属于宪法解释抑或法律解释的实践意义，与一国的宪法解释体制相关。若两项解释权分别由不同机关享有，这项界定涉及的是不同机关之间的权限分际问题，这与该方法的适用主体密切相关。若两项解释权由同一机关享有并通过不同程序行使，则这项界定涉及的是同一机关不同程序之间的分工问题。《宪法》第67条同时将“解释宪法”的权力与“解释法律”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界定合宪性限定解释属于何种解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内，是确定其可适用何种解释程序的前提。与此同时，两高的司法解释具有较强的事实拘束力，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然对系争法律规范进行事实意义上的解释，因此，这项界定也涉及全国人大与司法机关的权限分际问题。

判断一项解释活动是宪法解释还是法律解释，直观的标准是其解释对象是宪法规范还是法律规范。合宪性限定解释和普通法院运用的合宪性法律解释一样，都是以法律规范为解释对象，以宪法规范为解释规则（又称解释要素）。因此，其作为一项法律解释活动显然是成立的。然而，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宪法审查程序体现出来的前述多重面向，不是一项单纯的法律解释方法所能胜任的，而只有宪法解释方法才可能同时担当这些功能。合宪性限定解释作为一项宪法解释方法，可从如下方面获得支持：

第一，有权释宪主体对作为解释规则之宪法规范的理解属于宪法解释。合宪性限定解释方法的运用中，虽然相关宪法规范作为一项解释因素而不是解释对象被理解；但是，由于运用合宪性限定解释的主体享有宪法赋予的宪法解释权，通过合宪性限定解释体现出来的这项理解就具有了拘束力，即宪法解释的效力。

第二，宪法规范不仅是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解释因素，同时还是审查系争法律之合宪性的审查依据。作为审查对象的法律需要进行解释，作为审查依据的宪法同样需要进行解释，两者是审查系争法律之合宪性的前提，以宪法为审查依据的解释显然意味着这是一项宪法解释。对比而言，如果说合宪性法律解释是普通法院目光往返流转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过程中，附随地参考宪法来解释相关法律；那么，合宪性限定解释是宪法审查主体目光往返流转于宪法规范与系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申言之，作为解释对象的系争法律规范相当于处在案件事实的位置，而相关宪法规范处在法规范的位置，即需要解释的位置。

第三，作为解释因素的宪法规范，和系争法律一样，会出现多种理解，在判断系争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之前，对于该宪法规范的多种理解本身就存在一个取舍，这项选择应遵循宪法解释的权限、程序与规则。

通盘考虑上述原因，德国学者施达克（ChristianStarck）指出，合宪性限定解释是“以宪法为取向的法律解释，其前提在于解释宪法，于此观点之下，合宪解释亦属于宪法所要探讨的课题。”[10]吴庚教授更为直接地将合宪性解释视为“专用于宪法解释的规则”。

由此可见，尽管合宪性限定解释不同于纯粹的宪法解释，但仍属于一类宪法解释活动。这就要求，合宪性限定解释须享有释宪权的主体依据宪法规定的释宪程序展开，从而与合宪性法律解释在主体、程序、效力上严格区别开来。

四、合宪性限定解释的效力

合宪性限定解释具有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双重属性，其效力问题也就变得复杂，需要从这两方面分别进行考察。以德国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为例，联邦宪法法院1975年的一项判决对两个方面的效力作出了清晰的区分表述：

宪法法院的裁决，在其为宪法权威解释者及保护者的功能所必要的范围内，有拘束力。故拘束力应限于裁决理由中涉及基本法的解释及适用部分，这不扩及以一般法律的解释为标的的陈述，一般法律的解释及适用属普通法院的权责。唯联邦宪法法院就解释一般法律时涉及宪法所衍生的指标与界限，应为有拘束力的指示。联邦宪法法院以合宪解释方式对某一般法律的规范加以阐释，而认定此规范某种可能解释与基本法不符合时，任何其他法院不得以该解释为合宪。

这段判词代表了通说的观点：合宪性限定解释中宪法解释部分具有拘束力，而法律解释部分通常不具有拘束力，除非直接涉及宪法问题。但仔细探求，则具体情形可进一步细化：

就宪法解释部分而言，由于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者为有权释宪机关，这部分自然具有拘束力。施莱希与科里奥特就此指出，联邦宪法法院做出的合宪性限定解释，“部分地具有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所具有的特别拘束效力”，就是主要针对其中的宪法解释部分以及判定系争法律合宪抑或违宪的宪法审查结论而言的。

就合宪性限定解释当中的法律解释部分，其效力问题相对复杂一些，不能一概而论，需区分对宪法审查主体自身的拘束力与对其他机关的拘束力。

通常认为，宪法审查主体对于系争法律所采取法律解释方案，并不拘束审查主体自身，宪法审查主体通常不是有权的法律解释机关，其作出的法律解释当属于无权解释，自然不具有规范性的拘束力，对其自身亦然。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宪法程序；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合宪性监督程序

一、宪法实效与宪法程序

宪法实效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如何把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实施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热点或焦点。开始是宪法的“实施保障”、“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问题，后来是宪法的“法律性”、“规范性”和“适用性”问题，再后来就是宪法解释、宪法判例以及宪法惯例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和归纳，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即如果没有宪法程序，没有宪法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宪法将被束之高阁。也就是说，宪法是否被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看宪法有无相应的程序。“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是，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等程序性前提的规定却一直残缺不全。……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1]

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政治系统的行为，因此宪法实施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治系统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而不是以某宪法实施机关进行具体的决策来取代国家政治系统。因此，宪法实施制度应当是通过某种常设的程序进行合宪性监督，这也就是一种发现并排除违宪行为或状态的机制。合宪性监督程序已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的重点，并有迹象表明，它会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

要使宪法有实效，还应当从宪法文本本身说起。就宪法的实体内容而言，它不必规定细枝末节，不必规定政府空想的承诺，因为这反而会影响宪法的合法性和权威；它需要把重点放在“制度的设计与一般原则的陈述”[2]（P100）上，特别是法律程序的规定上。美国学者奥德舒克认为：宪法所确定的规则及程序必须足够明确；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2]（P102-103）。这样的宪法就是有程序设计的宪法。

根据各国宪法实践，我们把“宪法程序”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宪法原则的“正当程序”，不妨称之为正当程序原则；二是作为国家各机关行为的法律程序；三是关于宪法自身的程序，如合宪性监督程序，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合宪性监督程序。上述三方面的程序都是宪法所不可或缺的。

不能把宪法内容重点主要放在关于权力与权利的过细的实体内容上，这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它更是创制与执行法律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协调社会的最高机制”[2]（P130）。西方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宪法“创立制度并循此建立对合法程序的稳定期望”[2]（P130）。社会生活中纠纷与冲突不可避免，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纠纷与冲突也时常发生。宪法应当为冲突提供什么？是为解决冲突提供实际的方案还是提供其他什么？显而易见，宪法只“为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性框架”[2]（P108）。

是否重视宪法的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与宪法传统以及制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美国与法、德两国宪法，我们会发现美国宪法将权力控制的程序制度设计在首位，而法、德两国宪法更侧重于对公民权利的宣示。法国《人权宣言》产生于革命胜利中，其重视权利宣示的特点一直影响到法国现行宪法；德国“魏玛宪法”产生于战败反省中，因此侧重于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宣示。而美国宪法产生于13个州之间的磋商以及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之间的论辩中，当时的焦点问题并不涉及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把权力的分配与制约看做是宪法的关键，所以必然会侧重于宪法的程序方面的规定。①

经过数十年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新政权的宪法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和对旧制度的抨击中制定的，它是“胜利果实的记载”②，因此它必然重视人民的权利宣示。至于新政权中的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反正都是人民赋予并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限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数十年，直到对现行宪法的影响。这种形态的宪法与中国法形式化因素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注重宪法的实质和目标，而轻视宪法的形式和手段；有了民主和自由的目的与标准，就可以不要实现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与方法。这样一来，民主与自由难以按宪法预定的内容来实现，宪法上的民主与自由之内容形同虚设。宪法固然可以保持现在关于基本权利规定的规模，但是宪法程序性内容的缺乏是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视的。

宪法的程序需要宪法予以确认，而宪法的实体内容，其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宪法演变③而得到发展和细化。这种宪法演变，应当是在宪法规定的程序与原则的框架中像社会生活规范一样得以自然地生成和发展。其演变形式有三种：一是“因立法导致宪法演变”；二是“因宪法解释导致宪法演变”；三是“宪政实务运作，形成宪政惯例”。④从它们的特点来看，应该称之为宪法的“正式演变”或称宪法的“制度内演变”。郭教授所讲的“宪法解释”其实不限于解释机关对宪法条文所作的解释，还包括宪法实施监督程序或违宪审查程序中所产生的关于宪法的解释和判例。

重视程序设定的宪法，其实施状况总会相对较好，也更能保持宪法稳定；不重视程序设定的宪法，其实施状况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且宪法不稳定，修改频繁，甚至实施效果很糟糕。从我国现实看，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通过程序解决会带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香港终审法院对于内地子女居港权问题所作的判断与香港政府的意见相左，特区政府请求中央给予解决。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解释程序来缓解这个矛盾冲突。⑤

二、宪法中的权力程序

各国宪法都会规定国家各机关行为的基本程序以及涉及各机关权力关系的程序。前者包括立法机关的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司法机关的程序等。其中立法机关的程序种类较多，包括选举程序、立法程序、质询程序、罢免程序、弹劾程序、议事程序、监督程序，等等。后者主要是处理国家各机关权力关系的程序，当然前述有关程序也会同此种程序存在交叉关系。比如弹劾程序本身就是议会对行政官员进行制衡的程序。我们把上述两方面的法律程序称为宪法中的权力程序。

有人说“谨慎，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①，那么如何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行事呢？恐怕离不开程序的作用。我们知道，公民个人的权利法律确认并不必然与权利的程序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公民的私权利通常不与他人权利或权力发生联系。只要他人不干涉，他就能够依实体法规则而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国家权力则不同。它必然与另一种公权力或与私权利发生关系。国家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界定和运行只能依靠并通过法律程序。美国宪法互相监督制衡的分权体制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与协调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比如美国宪法第1条第7款规定：“凡众议院及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应于成为法律之前，呈递合众国总统；总统如果批准该项法案，即应签署，否则应予退回。退回时应附异议书，退交提出该法案的议院。该院应将异议书详载于该院议事录，然后复议。如经复议后，该院议员以2/3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案，应将该法案并异议书送交另一议院，该院亦应复议；如经该院2/3议员认可，该项法案即为法律。”这个条款反映了总统对议会的监督与制约关系，虽然包含着签署权、否决权等属于实体性的总统权力，但是，这些权力显然都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的。没有程序的国家行为不仅在法律上行不通，而且是危险的。没有程序意味着没有对立观点的反诘、质疑、约束，没有理性反思，因而权力行为就会变得随意和随机。

宪法上的国家权力运行程序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进而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以政府与税收为例，什么样的政府最可能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呢？实证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通常的概念化理解-政府越弱，人民越自由，人民越自由，税赋越低。以15—18世纪的欧洲为例，在专制政体的西班牙和法国，税收相对于实行代议制的荷兰和英国实际上要少得多。这种差别不能仅仅用经济水平来解释。荷兰和英国给人们参与决策的机会，人们相信由代议机构作出的决定具有合法性，因此更愿意依法纳税。反之，在专制王权下，征多少税，征什么税，向谁征税，征收的税款如何使用都是王室说了算。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地逃税，致使政府税收工作代价高而成效低。此外，专制政体下的王权常常拖欠应付债款的本息，代议制政体下议会可以迫使王室按期偿还债款的本息[3].

我国中央与地方各国家机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重视法律程序的作用，从立法机关来看，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省级人大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的规定都有了相应的程序依据。从行政机关来看，我国行政处罚法就是一部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也是我国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第一部程序性法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也有了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比如政府规章备案程序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公权力行为轻视程序的状况。但是立法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程序一直没有设计出来，有些省市尝试过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但是实际上没有对政府的监督程序，只有对两院的监督程序，但不少规定已不符合司法机关性质的要求。

三、合宪性监督程序

宪法自身的程序，包括合宪性监督程序，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关于修宪，在历史上存在过能否修改宪法的争论：有的注重宪法的灵活性，说可以修宪；有的注重宪法的稳定性，说宪法不能修改。②这本身就说明宪法修改程序的重要性。通过对修宪程序的设计，是可以缓和宪法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的。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合宪性监督程序，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司法审查同宪法本身一样古老，缺了它，宪法制度就绝不会实现[4]（P286）。如果说美国1787年宪法代表着现代成文宪法的产生的话，那么，现代宪法的历史就是合宪性监督的历史。在美国宪法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示范作用下，欧洲各国宪法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发展起来了。欧美两种违宪审查模式虽有明显区别（参见图表），但有人认为它们殊途而同归：第一，两者目的相同，即都是为了保证基本人权免受政府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的侵犯；第二，两者都试图在国家和其组成实体之间保持平衡；第三，两者在保障权力分立方面也有相同的任务；第四，两者都对国家最高职务的选举争议进行裁决，或对向最高统治当局的控告进行裁决；第五，两者都被赋予了重要而又棘手的使命-用法律措辞处理政治问题，在欧美都有惹恼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危险；第六，在两种制度中，法院都遭到这样的批评-要么太懦弱，要么是太“能动”、太大胆[5].

许多问题，包括某些政治冲突问题①能够通过正当程序获得成功解决，这在美国宪政体制中是最典型的。两个世纪前，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惨败，三年后引发的联邦党人法官之一马伯里诉新总统的国务卿麦迪逊案件，揭开了美国司法审查史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性纠纷。②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与罗斯福“顶牛”，法院作为保守势力与总统形成了制衡关系。罗斯福总统所坚持的“只要目的可取，几乎任何手段都被视为正当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最高法院的一场冲突，因为最高法院一个世纪以来已习惯于依立法的合理与否进行裁判”。最高法院最后推翻了政府的全国复兴法案，这不仅是在其宪法权力范围之内的，而且“从一个设计不周的措施中拯救了全国”[4]（P293）。可见，司法审查程序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托克维尔分析美国宪法时说，允许私人弹劾法律，使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紧地结合起来，还会保证法制不轻易地受到攻击。由于采用这种办法，法制才不再天天受到政党的侵扰。所以，这样的程序有利于公共秩序，而且有利于自由[6]（P114）。

当然，司法审查在国外也颇受指责。我们并不认为违宪审查权惟有交给法院行使才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于政府以及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必须有完整的制度，它应当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其一，必须设立一个权威的机构，超越于除议会之外的一切机关之上；其二，该机构的成员必须有类似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并具有政治与物质利益的保障，不受任何法律之外的意志左右；其三，它的程序必须有对立面的设置，而且须在正当处理证据与信息的前提下做出最后的裁决。

人们或许会为违宪审查机构（不一定是法院）审查政府行为所造成的效率问题、政见统一问题担忧。其实，这个机构保持这种谨慎和保守的立场是必要的，它与政府间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是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司法审核并非阻挡变革的绝对障碍，它大不了只能将过程加以拖延，并使得制宪机构必须对有关的原则加以否定或加以重申”[4]（P296）。从另一方面来看，违宪审查的结果避免了某项法律给公民可能造成的损害。以美国为例，虽然只是导致该违宪的法律对于个案丧失效力，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找到方法不去履行该项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以致此类诉讼案件开始增加，而该项法律也将变得无力。不是人民修改宪法，就是立法机构宣布废除该项法律，结果两者必择其一”[6]（P113）。

综上所述，宪法应当确立正当程序原则，并将它落实到制度上。比如现行宪法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审查程序的规定，因此这项重要的权力基本没有得到行使。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正当程序原则的条款，这固然与中国缺乏程序法观念和传统有关。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以修正案形式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将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程序的重视，有助于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正当程序原则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控制，更有助于宪法的真正实施。事实上，正当程序的规定遍及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之中，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加以概括性地规定只会加强各部门法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统一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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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德舒克PC.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A].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2卷）[C].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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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法沃勒路。欧洲的违宪审查[A].亨金路，等。宪政与权利[C].郑戈，等。北京：三联书店，1996.32.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注释：

①这里用“某些政治冲突问题”，是为了与真正的“政治性问题”相区别。美国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件”中曾界定过司法性和政治性问题，认为只有司法性问题才可以提起诉讼。所谓“政治性问题”是指联邦宪法直接规定由国会和总统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司法上无法找到解决标准的问题；不经非司法的政策决定就无法决定的问题；由法院来处理可能导致对国会或总统不尊重的问题；涉及毫无疑问须遵守既定政策的不寻常需要的问题；或者可能陷入国会、总统和法院宣布的决定互相冲突的困境的问题。参见[美]卡尔威因等《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5页。

②选举败北后即将卸任的联邦党人总统亚当斯在下台前任命了42名联邦党人法官，参议院已经批准并签署了委任状盖印生效，但没有全部发出。新总统杰弗逊命令其国务卿麦迪逊不许向马伯里等17位颁发委任状。于是马伯里决定起诉，要求最高法院向国务卿一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首法官马歇尔以马伯里起诉的法律依据与宪法相抵触而拒绝受理。那么，最高法院否定这一法律依据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马歇尔认为宪法是法律，为了根据法律判决案件，法院有权也有义务解释宪法。从此美国确立起一项基本制度，这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参见[美]卡尔威因等《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5页。

③柏克致Mons.Dupont（1789）信，转引自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93页。

④早在18世纪时有人主张宪法不能修改，如瑞士法学家瓦特尔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西耶士就持这种观点。但也有思想家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有类似表述。托马斯？杰弗逊则认为后人没有遵守前人制定的宪法的义务，宪法应当修改，他甚至提出每20年修改一次。参见徐秀义《宪法修改的比较研究》，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88页。

⑤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吕尚敏先生曾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并撰文加以论述，笔者受到了他的启发。

⑥这个提法源自于斯大林。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曾说道，“现在我们高兴地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参见《斯大林文选》，111页。

⑦“宪法演变”是指未经修宪程序，对宪法未作任何文字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实际运作宪政实务，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导致宪法内容的变迁。它属于“默示变动”，有的学者称之为“无形修改”。参见郭道晖《宪法的演变与修改》，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2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76页。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6

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与情感，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不仅体现人们对共同体价值体系的认同，而且体现宪法价值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宪法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宪法规范的存在与实际利益。当社会生活中发生各种争议时，人们自然寻求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各种救济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宪法诉讼是保障基本权利价值，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利益的最基本和有效的途径，也是宪政体制存在的基础。因此，宪法进入司法审判过程是宪政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政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首先面对的法律是宪法，即如何对宪法负责，如何履行遵守和执行宪法义务。我国宪法对法官遵守宪法义务做了明确规定，赋予其维护宪法尊严的责任。法院作为行使司法权的审判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官法》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七条规定的法官七项义务中首要义务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规定表明，法官作为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所有的审判活动中必须遵守宪法，执行宪法，以宪法为依据进行一切审判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认为，法官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在实际审判活动中有些法官更注重普通法律规定，对所审理的各类案件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如果遇到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问题时，法官有时陷入法律与现实生活、体制与理念之间的矛盾。随着法治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可能转变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有可能更多地转变为宪法争议，而解决宪法争议的各种机制中司法发挥功能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法官在解决宪法争议方面将承担日益重要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意识，树立捍卫宪法尊严的基本理念。

首先，法官应具有基本的宪法知识。宪法知识是建立宪法理念的基础，没有必要的宪法知识就不可能产生维护宪法的意志与理念，不可能按照宪法要求合理地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应具备的素质中宪法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它直接影响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基本的宪法知识使法官能够认识到审判权的来源、行使审判权的目的与解决宪法争议的基本方法。正因为宪法知识是法官的基本素质，凡是建立司法考试制度、律师考试制度的国家普遍把宪法知识作为基本的考试科目，而且在整个考试科目与分数上突出宪法知识。在法官的培训方面宪法知识的培训也是最基本的内容，要求法官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从事法官职业时牢牢地确立宪法理念。在我国过去进行的律师考试和去年开始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中宪法知识的考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比例还是偏低的。另外，在法院、检察院录用考试中宪法知识似乎是“非专业知识”，没有成为考核的基本内容。不重视法官的宪法知识是目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缺乏宪法知识与没有经过宪法思维训练的法官是不可能成为合格法官的。在作者看来，在我国推行法官的职业化是必要的，但职业化的前提首先是掌握基本宪法知识，树立现代宪法理念。因为对法官来说职业道德与人格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宪法理念来实现的，不以宪法理念为基础的职业化是空洞的，有可能给司法理性带来损害。

其次，以宪法知识为基础，进行宪法思维的训练，培养宪法思考能力，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宪法的思考与分析，以达到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官的宪法思维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宪法诉讼制度，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发挥司法能动性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比如法官要善于发现各种法律问题以及各类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可能出现的合宪性问题。如发现有违宪怀疑的法律、法规时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请求有解释权的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大量的宪法争议首先存在于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的发现和判断是及时地启动解释程序和合宪性审查的基础。按照宪法和《法官法》的要求，法官的基本责任是不适用违宪的法律、法规，为受侵害的宪法权利提供司法救济。尽管法官个人还没有法律的解释权，但从履行执行宪法义务的要求看，法官实际上需要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解释”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因为法官在执行宪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以宪法为依据判断审判中可能适用法规是否符合宪法，需要判断宪法争议的性质。这种判断权实际上允许法官进行职权范围内的、必要的解释。

第三，提高法官的宪法意识，强化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功能，有助于解决司法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的调整问题，首先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确定法院的宪法地位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司法改革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更多地从宪法角度思考问题，没有把司法改革作为宪法问题来认识。司法改革本身要符合合宪性要求，需要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改革的基础。因此，探讨司法改革目标、内容、形式与具体步骤时需要以宪法理念来思考和解决问题，避免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宪状态。就法院而言，司法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属于“改革”内容，而是如何执行宪法的问题。法院执行宪法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执行宪法的过程之中，确立宪法理念，在宪法框架内思考司法改革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法官应以健全的宪法思维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强化执行宪法的力度。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7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体系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分支学科

宪法学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理论与规则组成的有机的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运用宪法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与智慧。宪法学知识体系通常由宪法学说史、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哲学、宪法政策学、宪法解释学等学科构成。在整个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宪法解释学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与基础的地位，直接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为整个宪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价值判断与方法的基础。宪法学体系的建立与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实际上以宪法解释学的成果为基础，并为宪政发展的未来提供方向。在考虑宪法学体系与框架时首先需要以解释学的知识、技术与规则为基础，把宪法解释学的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实现的。宪法解释学不仅作为宪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制约和影响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而存在。因此，在分析宪法学体系时我们需要研究宪法学结构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经济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学说史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哲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与宪法解释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2]

（二）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原理

宪法解释活动以宪法原理为基础，并在宪法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宪法解释的实践为不断完善宪法原理提供了现实基础与验证原理的平台，构成推动宪法原理不断发展的动力。宪法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宪法本身价值的理解，即什么是宪法，宪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现代宪法学由不同的原理构成，其中影响宪法学整体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宪法观与宪法理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解释实践的发展。比如，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协调是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在个人权利保护与团体利益关系上，宪法解释活动应合理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各种冲突中追求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个人与团体的价值是宪法解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不能保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那么有可能破坏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解释的多元化与原理的统一性是宪法体制得到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础。

二、宪法解释学的基本框架

宪法解释学是解释宪法的理论、规则、知识与方法的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是对宪法现象进行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宪法解释学的基本框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一）宪法解释学建立的基础

宪法解释学建立的基础是：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的划分；成文宪法的现实化；宪法理念的确立与宪法权威的存在；立宪主义体制的确立；具备有效地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体制；宪法学家独立的理论品格与自由的学术环境的存在等。当宪法规范与现实出现严重冲突，宪法作为价值体系得不到充分尊重的条件下宪法解释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环境中宪法的存在只是对宪法规范内容的实证分析，解释过程与效果受政治的主导性因素，成为一种政治的“注释”，或者只作为“政治过程法律化的形式”，客观的规范分析受不规范的政治需求的影响。另外，在宪法解释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宪法审判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要素，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一般存在于宪法审判制度的运作过程之中。

（二）宪法解释的意义

宪法解释是探求宪法规范客观内涵的一种活动，其基本的价值趋向是追求解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法律秩序安定性的价值。

宪法解释的必要性首先取决于宪法规范的结构与特点。宪法规范与宪法条款的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与广泛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解释的客观必要性与空间。这一特点同时决定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不同性质与功能。由宪法规范的特点所决定，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款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做出客观的说明。

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意义在于客观地认识宪法，在具体的宪法问题（宪法事实）中寻求和感受宪法的价值。其实质是：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发现，另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判断与决定。

通过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为宪法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基础，使宪法在持续性与变化中满足开放性价值的实现要求。

宪法解释学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宪法尊严，为及时地解决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机制。

宪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启动宪法变迁机制与程序。实际上，宪法变迁的启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来实现的，具体的社会变迁与特定的宪法解释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审判并不是必然对应的关系，有时宪法解释并不通过宪法审判活动来实现。弄清宪法解释与宪法审判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宪法解释学功能的重要问题。

（三）宪法解释的性质

在宪法解释学体系中如何认定宪法解释的性质是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宪法解释学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宪法解释学领域中出现的很多争议大多数与性质问题有关。如前所述，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宪法规范的理念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发现、判断与决定宪法规范中隐含的客观性，实现宪法的理念。

在解释宪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是，宪法解释中是否允许存在解释者的主观价值。解释宪法的过程中解释者能否排斥主观性，能否不以价值性分析为出发点。多数学者认为，宪法解释过程中主观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以客观性制约主观性，使解释活动尽可能具有客观性要素。

在宪法解释学发展过程中围绕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要有三种学说对立：

主观说认为，宪法解释是法的发现，不是法的创造。宪法解释的本质是探求制宪者的意图（Intention），其理由是：为了保持宪法解释的中立性，只能依据制宪者意图来解释；为了遵循多数决原则和三权分立原则等。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在现实的解释过程中确认制宪者的意图是比较难的；即使分析制宪者意图其程度难以把握；当制宪者采用特定概念时难以作出解释等。

客观说认为，宪法解释是一种法的创造，宪法解释的本质不是“读”宪法，而是“写”宪法。其理论基础是法现实主义与批判法学。

折衷说认为，宪法解释既具有法发现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法创造的性质，不能对宪法解释的性质作简单化的理解。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宪法解释中需要作出基本的选择，而选择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过程。在宪法解释中有时需要认定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权利，需要探求“中心的价值”与规范内容。在宪法解释中“保守的”价值与“积极、批判”的价值是同时存在的。解释者应在多元价值的对立中寻求中立的价值。德国的宪法法院在判例中实际上采用了这种折衷说，如认为“在任何法律规范的解释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隐含在规范中的客观化的立法者的意图”。

（四）宪法解释的基本态度：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

在宪法解释问题上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态度。司法消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司法机关在进行违宪审查时要尊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决定，尽可能抑制违宪判断。其理论依据是：作为违宪审查根据的宪法规定通常是由抽象的规范组成，其规定的意义难以确认。人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尽相同，故需要依据民主主义原理由国民本身决定是否违宪，并在下次选举中重新做出判断。

司法积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和不透明的情况下，根据“统合法的”的原理，可以积极地对违宪问题做出判断，可以推翻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违宪决定。在采用司法积极主义时需要注意把握“原理”与“政策”之间的界限。

（五）宪法解释的认识论基础：自然法与宪法解释的理念

解释任何宪法条款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问题。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单纯地把宪法解释理解为实定法，从实证主义角度解释宪法；二是以自然法精神为基础，依据宪法优位的规范原理来解释宪法问题。

宪法解释中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对立的基础是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经验主义与合理主义的对立。

（六）宪法解释的主体

宪法解释学体系中解释主体的设定与具体功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主体的合理设定是发挥宪法解释功能的重要因素。由于宪法解释体制是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宪法解释主体的设定并不仅仅是宪法解释技术层面的问题。在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从社会生态学角度综合地分析不同宪法解释体制产生的背景与特点。宪法解释主体是一种多样化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判断。从宪法解释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看，宪法解释主体主要分为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学者的宪法解释与公民的宪法解释。

根据宪法解释价值多元化的要求，国家机关可以不同的形式行使宪法解释权，实现执行宪法的义务。在国家机关所进行的宪法解释中宪法审判机关的解释是具有最终效力的有权解释，具有约束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效力。当某种法律或行为没有被宪法审判机关宣布为违宪或合宪时，其他国家机关应按照宪法规范的要求进行活动。合宪性推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与标志。国家机关所进行的宪法解释中首先需要研究国会宪法解释权问题，不论宪法上是否规定国会为宪法解释机关，国会所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宪法的解释过程。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宪法，行政机关的宪法解释有时可能成为宪法变迁或宪法修改的内容。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司法权的行使解释宪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权存在与运行的前提是宪法解释活动，即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或规范时，要么依法自行解释，要么请求具有最终宪法解释权的机关进行解释。毫无疑问，在请求解释的理由中自然包括法官对宪法规范的某种解释。通过司法活动进行宪法解释是当代宪法理论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不适当地强调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司法的功能有可能导致“法官国家”的状态。

在宪法解释主体中宪法学者对推动宪法解释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者的学说成为法律渊源，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的理论虽不能直接成为法律渊源，但在探求法的意义或适用法律时学者的观点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宪法学理论成果和价值体系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合理的宪法解释活动是以合理的宪法理论的开发为条件的，并通过学者的具有创新的学术活动确认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

在法治社会中公民（国民）是否具有宪法解释权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从国民的宪法地位看，国民作为政治共同体参与宪法解释过程，并行使宪法解释权是无可质疑的。国民参与宪法解释活动是以社会多元化利益为基础的，需要从利益多元化角度分析国民的宪法解释权。除了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国民的宪法解释权主体外，需要在具体的法律程序上赋予其宪法解释提议权。

（七）宪法解释的目的

探讨宪法解释目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进行宪法解释，通过宪法解释实现谁的利益。宪法解释过程中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达到完全自由主义的宪法解释。宪法本身具有的价值开放性要求宪法解释过程体现一定的价值性。宪法解释目的的具体构成要素有：

一是宪法解释中实现多元价值的协调与平衡；

二是通过有说服力的、客观的宪法解释及时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三是通过宪法解释形成和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共识；

四是通过宪法解释向社会成员普及宪法理念与知识，推进宪法规范的社会化、生活化的进程；

五是通过宪法解释合理地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建立多样化的利益格局。

（七）宪法解释的标准

宪法解释是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与理念的冲突与协调中进行的，利益衡量是宪法解释的出发点与基本形式。在考虑宪法解释标准时我们需要研究以下几个原理：

一是宪法内在的原理。主要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解释，宪法解释是不断地揭示和挖掘宪法价值的过程。

二是历史与政治的原理。宪法解释是在特定国家环境中进行的，应充分考虑宪法解释对象的社会环境，从现实的各种利益关系出发选择合理的解释方法与内容。

三是社会经济原理。根据宪法解释的经济与社会的要求，确定解释的规则与内容。在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合理地运用宪法解释权，确立符合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

四是利益衡量原理。对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

五是统一解释原理。在解释宪法条文时，对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并在相关性中进行宪法解释。

上述宪法解释原理和各种标准的具体运用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分析各种原理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宪法学家特赖夫教授在《宪法解释论》一书中提出了超统合解释理论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时产生了现代宪法解释学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即宪法解释在社会变革中并不是万能的，当社会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宪法解释似乎失去调整的功能，需要借助于宪法修改权的启动。另外，如果宪法解释缺乏必要的程序与规则，有可能成为破坏宪制的因素，需要防范宪法解释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中还包括宪法解释的程序、效力等问题。

三、宪法解释的方法论

在现代宪法解释学中核心的问题是方法论，即通过采用何种方式解释宪法。在宪法实践中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更多地涉及到技术与程序问题，并不一定涉及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问题。

（一）宪法解释方法论基础

宪法解释学体系中方法论问题居于重要的地位，其解释的水平与发展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宪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总体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成熟的宪法解释体系是检验宪法理论与学说的过程与平台。构成宪法解释方法论基础的主要要素有：宪法理论自身发展的程度；宪法规范社会化的进程与效果；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自然的分工与界限的存在；宪法解释者的良好的素质与队伍构成等。迄今为止，作为主流宪法理论对宪法解释方法论产生影响的主要有：纯粹法学说、政治决定主义与整合理论。在不同的宪法发展阶段，特定的宪法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与现代宪法解释学方法论的基本界限在于宪法理论发展的不同要求。

（二）传统的宪法解释方法论

传统或古典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是在古典法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性的理论是Sa—vigny的法解释学，即宪法和法律都具有统一的规范体系，在具体的解释方法上可采用相同的方法论。Fosthoff教授从宪法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法解释学理论，批判了Smend提出的精神科学的宪法解释理论，认为它超越了宪法解释本质的界限。其基本理论构成是：宪法和法律具有共同的规范结构；对具有共同法律规范的体系只能采用共同的方法论加以解释。在他看来，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具有技术性与形式性特征，而形式性是宪法的基本特征，可以采用法律的形式性方法进行解释。很显然，这种解释理论只关注宪法的形式性特征，忽略了宪法不同于法律的结构性特征。

（三）现代的宪法解释方法论

现代宪法解释学是在传统宪法解释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人们在宪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思考。现代宪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以宪法解释方法论的演变为基础的，出现了宪法解释方法论的不同形式与学说。如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合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合理论与经验论、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论、系统思考与问题思考等不同形式之间的理论争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方法有：

（1）精神科学的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以宪法意义与现实为基础，以精神科学的方法为基础理解和认识宪法。

（2）问题辨证的宪法解释：认为研究宪法的思维应当是问题的思维，以辨证的、问题为中心的方式解释程序，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

（3）多元-过程的宪法解释：因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只能通过解释得到具体化。在法治国家中，这种解释本身需要民主的价值。在解释的过程中应防止主观的任意性，确立以合意为基础的民主的内容。

（4）规范构成的宪法解释：克服存在与当为、现实与规范的二元主义，建立与现代宪法发展相适应的解释方法。

（5）理性法的宪法解释：为了保持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在解释过程中引进各种存在的要素。

（6）目的论的宪法解释方法：宪法解释中不能单纯考虑基于法条文的文理的、逻辑的解释，应以现实的认识为基础，追求共同体指向的共同价值。宪法解释过程中应尽可能超越主观的认识，进行具有客观性的解释活动。

（7）具体化的宪法解释：认为宪法解释是赋予宪法内容与意义的具体化的过程，“宪法解释本身是一种法的创造性活动”。

宪法解释方法论具有现实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在建立宪法解释学框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特定时期解释方法的更新与完善，寻求科学、合理的宪法解释方法论体系。

（三）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世界宪法学发展过程中宪法解释方法论问题日益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宪法实践中出现了各种新的宪法解释思路与方法。随着宪法文化的多元化与宪法理论的多样化，宪法解释方法呈现出专门化、程序化与独立化的趋势。未来的宪法解释方法主要围绕价值与事实、规范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合理地平衡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是宪法解释方法论取得合理性的基础。另外，在宪法解释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释方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以规范体系吸纳政治发展的需求。就宪法解释方法论而言最大的危害是政治需求不受限制地控制解释过程，盲目地把宪法解释过程“政治化”。

四、中国宪法解释学的发展展望

（一）中国宪法解释学的传统

在研究和思考中国宪法解释学体系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宪法文化背景下解释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需要分析宪法解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形成的基础、形式与具体功能发挥的途径。这一部分可结合中国宪法学说史进行共同研究，以揭示宪法学说形成过程中宪法解释学的性质与特点。具体的内容有：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说史的关系；宪法解释学理论引进的过程与途径；宪法解释学与中国宪政文化的关系；中国宪政背景下宪法解释的意义；制宪过程中宪法解释权的安排等。

（二）中国社会转型与宪法解释制度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与演变过程之中，旧的法律规则与新的法律规则并存，各种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由于宪法本身构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问题首先表现为宪法问题，或者社会的冲突与矛盾反映到宪法体制中，要求通过宪法途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法体制一方面需要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其应有的稳定性。在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应合理地选择对法治环境与宪法体制变动相对小的方式，把社会矛盾尽可能纳入到已有的宪法体制内部，依据宪法体制与程序解决问题。在宪法制定、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惯例等多种方式中首先需要选择的方式是宪法解释，即以宪法解释的方法处理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矛盾，尽可能稳定宪法秩序，减少社会关系可能出现的振动。

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中宪法解释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基本形式，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如前所述，宪法解释是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一种活动，其目标在于追求解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宪法秩序稳定性价值。一般而言，宪法规范与宪法条文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与广泛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文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做出说明与解释。在中国宪法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宪法解释，建立科学的宪法解释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发现宪法问题，另一方面判断与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活动，可以统一人们对宪法的认识，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普及宪法知识，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感受宪法的价值，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解释活动有助于人们在生活中认识宪法、运用宪法，平衡社会多元的利益关系；有助于通过宪法解释形成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与共识；有助于合理地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等。

自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在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赖于宪法修改的方式，没有启动过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重“修改型模式”，轻“解释型模式”是目前我们解决宪法争议与矛盾的基本思路。产生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在宪法的认识上，重现实政治的需求，对技术性的或程序性的宪法价值缺乏必要的关注，简单地把宪法解释学等同于“宪法注释学”；

2、在宪法运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宪法文本给予必要的关注，缺乏解释宪法文本的技术与规则；

3、由于宪法规范与诉讼活动是相互脱节的，诉讼中出现的大量宪法问题不能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有效的解决；

4、宪法解释机关没有认真地履行解释职权，使宪法解释权长期处于虚置状态；

5、由于宪法规范生活化的进程比较缓慢，现实生活对宪法解释活动提供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宪法解释制度在中国宪政发展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客观上影响了宪法实施过程与效果。因此，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宪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宪法解释学的体系

为了进一步发挥宪法解释制度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努力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为中国宪法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使宪法运行过程得到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建立完善的宪法解释理论体系是衡量中国宪法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中国宪政的经验与宪法实施的社会环境，我认为中国宪法学体系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宪法解释理论、宪法解释制度与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理论部分主要研究宪法解释学基础、宪法解释性质、宪法解释目的、宪法解释功能等。宪法解释制度部分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宪法解释原则、宪法解释方法、宪法解释主体、宪法解释效力等。宪法解释程序主要涉及宪法解释提议权、宪法解释审议程序、宪法解释通过程序和宪法解释公布程序等。当然，在建立宪法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外国宪法解释制度运用过程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有利于解释中国宪法现象的理论与规则，解决宪法学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宪法学成为以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解决中国宪法现象的理论体系与规则。宪法解释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应用性的知识体系，在学科基础的确定与具体理论的开发方面既要考虑解释学中存在的共同原理，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宪法文化背景下各国宪法现象的特殊性。因为具体解释规则是在不同背景下对不同宪法现象进行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其浓厚的文化色彩。中国宪法解释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解释对象的特殊性，努力以中国化的宪法解释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

参考文献：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8

一、宪法实施的学理基础

宪法实施是宪法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对于宪法实施内涵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透过对宪法实施内涵的理解反映出来的其实是隐含在背后的治国理念和宪政文化传统。而对于这一概念内涵认识上的歧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施政实践的路径选择、体制设计，甚或可能影响到未来法治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因此，宪法实施的基础条件首先就要对宪法实施的内涵有一个清晰地界定。宪法实施一词中的“实施”，英文对应的单词为“execution”或“implementation”。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execution”一词具有“使之产生效果”[2]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宪法应当具备社会效果才能称之为实施。宪法实施作为宪法学上的术语，学者均认同宪法实施应当是使宪法产生实际社会效果的一种制度形态和动态过程。但在宪法实施的具体内容上却存在着较大分歧。目前学术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客观实际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是宪法制定颁布后的运行状态,也是宪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其内容是将宪法文字上的、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进而将体现在宪法规范中的人民意志转化为人的行为。宪法实施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宪法的执行和宪法的适用，二是宪法的遵守[3]。第二，宪法实施即是将书面上的宪法规范变成为社会现实的过程、方式和手段。宪法实施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观念形态，如宪法意识、宪法信仰、宪法观念等；其次，制度形态，包括保障宪法实施的各种制度；最后，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阶段及不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4]。第三，宪法实施是相对宪法制定而言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是广义、宽泛、宏观意义上的概念，它包括通过立法使宪法法律化，行政机关执行宪法，司法机关司法宪法等。宪法实施的具体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5]。第四，宪法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的国家行为。宪法实施分两类：程序性实施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实体性实施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6]。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施一般均为程序实施，司法性适用构成实体实施的主体。现行宪法在实施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在这里，宪法实施主要是指实体性实施，即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五，宪法实施，又叫宪法适用，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从宪法规范的特点出发使其得以落实贯彻并发挥作用的专门活动。宪法实施具有两种方式，一是立法实施,二是解释实施[7]。与宪法实施相关联的词汇包括宪法遵守、宪法适用、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保障、违宪审查等。还有狭义宪法实施的观点和主张，指适用宪法规范处理宪法争议，矫正违宪行为的活动[8]。主张宪法实施意味着要参照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宪法实施。对此，笔者认为宪法实施与违宪审查不是同一概念。只不过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违宪审查作为宪法监督方式发挥了作用。违宪审查是宪法实施的监督方式，但还不是唯一途径。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要适用某项法律，藉此涉及到该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但法院不可能适用穷尽全部法律条文，没有适用到的法律条文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因此，仅依靠违宪审查来保障宪法实施是不够的。此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相互监督机制，如依据宪法由特定机关严格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对法律规范的废止、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以及对错案的追究等则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而非宪法实施本身。现行宪法使用的是“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表述形式②，尽管没有明确宪法实施的内涵，但可以从宪法文本及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推断出制宪者的意图。第一，宪法实施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公权力机关，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第二，宪法实施的内容。（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8年版）中指出：“宪法通过以后，从宪法的原则精神到具体条文规定，都要保证全部实施。”第三，宪法实施的方式。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都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实施包括宪法遵守，贯穿于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涵盖了全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个人。其次是宪法执行，即国家公权力机关直接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的活动[9]。再次是宪法监督，它是宪法实施的保障，要求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来源和运行机制必须依照宪法规范进行。笔者所认同的宪法实施就是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原则和规范转换成为社会现实，并能够很好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形态或动态过程。宪法实施的第一层次包含两种实施形态，其一为常态的宪法实施，即以宪法文本为依据，全部主体在宪法授权范围内行使各自的职权，严格按照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其二为特殊的宪法实施，即特定机关在宪法颁行实施后，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条文进行的修改活动，以使宪法规范能够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宪法实施的第二层次：即宪法监督和制约机制。其一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也包含各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机制。其二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社会组织与公民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通过行使监督权，对各个国家机关进行监督。通过权力—权力之间、权利—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发挥协同效应，共同促成宪法实施。

二、激活宪法解释及其制度

宪法解释是在宪法实施、宪法监督过程中必须运用的技术手段，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依赖于比较成熟的宪法解释制度，宪法实施就是将宪法原则、精神和规范忠实地予以贯彻和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正确解读。鉴于宪法解释的重要现实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宪法实施其实就是经由宪法解释来进行的，是解释的事业[10]。依据宪法学基本原理，宪法解释就是以宪法实施为目的，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应用”[11]。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概括性特点，使得宪法规范蕴含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从而引发不同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当牵涉到价值判断时，结论会大相径庭，导致巨大的分歧。因此，需要借助于宪法解释活动来统一对宪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但是，宪法解释并不等同于宪法实施本身，它与宪法监督连接在一起，宪法监督离不开宪法解释，宪法监督权的行使与宪法解释紧密相关，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前提是要有宪法解释权，没有宪法解释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权。现行宪法文本中有关于宪法解释制度的设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宪法解释实践。有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次释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解释的具体实践，但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毕竟不是宪法，显然不能将其称为是宪法解释。从长远来看，有必要确立完善的宪法解释程序，扩大宪法解释的运用范围，使宪法解释成为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基本形式[12]。依据宪法学理论，宪法规范在词语的使用上和逻辑上与普通法律有很大区别，比较而言宪法规范的用词更为抽象化和原则化，因此这就决定了在宪法实施的监督过程中，澄清、查明和确定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必须要进行的工作。而且宪法监督不仅是法律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意味着宪法监督会引发相应的政治效果。因此，这就决定了宪法解释不单纯是一个依赖于宪法文本中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词而进行的专业性、技术性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参照和援引更为广泛的渊源的政治过程，其中包括制宪者的意图、政治哲学与理论、道德以及一个特定时代的宪法共识。正因如此，宪法解释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应该由一个经由宪法特别授权的机关来行使，而不是泛泛的由多个机关共享的权力。法院依据宪法授权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裁决具体案件时涉及到对宪法的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需要对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正确解读，以便将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也要对相应的宪法规范进行正确的理解，以便指导行政执法活动。这些只是涉及对宪法的理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如果说这些具体活动都属于宪法实施中的宪法解释活动的话，那么宪法解释本身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假设每个国家机关都拥有宪法解释权，基于各自行使宪法所赋予职权的需要对宪法规范进行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诚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实行具体工作行为时，都是以对宪法规范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宪法价值的理解为前提的，但这仅仅是对宪法的理解而已，并非宪法解释本身。只有当对这些宪法实施的具体职权行为进行合宪性监督时，宪法解释才具有实际意义。宪法监督机关一旦发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主体的职权行为及其结果有违反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嫌疑时，有权依法定程序开展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宪法原则和规范进行解释，以阐明宪法的本意。如何化解宪法解释制度的不健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一，强化备案审查制度。将现有的备案审查制度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在审查意见和结论中，通过阐明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的意义，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宪法指引和宪法指导。其二，鉴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受到会期时限的限制③，应该设立一个专门性的工作机构，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成相关的工作。特别是在目前各个地方的改革、“先行先试”如火如荼，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规定需要审查。由一个常设的、专门性的工作机构审核后提出意见，然后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最终结果，促使宪法监督机制处于经常性工作状态。其三，确立宪法解释程序规则。成立专门宪法工作机构更为可靠。不论是“宪法委员会”，还是“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专门性宪法工作机构规范的运用宪法解释的程序、解释方法和解释原则。

三、宪法监督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9

内容提要：文章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之争为例，专门梳理了关于宪法解释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宪法解释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对政治性争论的应有态度和对宪法条文冲突的解决方法。结合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对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解释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

童之伟教授的《〈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一文（以下简称《宪法之门》），效果是震撼性的，论证的方式却存有缺失。文章强调的不过是任何一个宪法性争端都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即所涉宪法条文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①]

《宪法之门》一文涉及到宪法解释的论证，存在着重大瑕疵。

一、回望《宪法之门》

《宪法之门》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批驳了物权法（草案）弹赞双方的立场：一方面，文章认为看不出草案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对何谓社会主义的答案不应简单地求助于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刻舟求剑地从已成往事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出发，而应该接受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定位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容内含着对公私财产的差别待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所有物权的规定确有违宪之虞。文章的结论是：物权法（草案）的违宪性，源于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之间的抵牾”，而消除这种抵牾的最佳方式是由人大常委会正式释宪。

童之伟教授的这一结论有着某种程度的逻辑混乱：主张平等保护所有主体的物权的物权法草案既然明显背离了宪法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何以还看不出草案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宪法学者，在作出结论之前，童之伟教授也没有回答下述不容回避的问题：童所认定的宪法条文的冲突属于什么性质的冲突，也即这里的冲突着的宪法条文的法律性质（规则抑或原则）是什么？宪法的条文之间是否存在着效力的位阶？解决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抵牾”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宪法解释是否存在着基本的权力边界？更进一步地，怎样看待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

宪法学者不能以企盼包公式的态度呼唤有权机关的解释，而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答案，应该为有权机关的解释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和提供必要的指导。

二、怎样看待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

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意味着法律条文各自的意义在逻辑上不能融合。这种不能融合在事实的层面上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而言，法律条文的意义可以有主客观两种理解的方式：主观的意义指法律条文的原意，即立法者制定法律之时赋予该条文的意义；客观的意义是指条文作为一种脱离于立法者意志的客观实存，其自身展现出来的意义。总的来说，由于法律体现着立法者对未来的规划，条文的主观意义值得高度重视，但立法者的真实意旨可能很难寻求，因为作为立法者的议会乃是由意旨各异的众多的个体组成因而所谓的法律原意无法确定，加上对法律的执行必须考虑法律的受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律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工具不应该完全脱离现实的状况，故条文的客观意义往往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就法律条文的主观意义而言，由于各部法律制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立法者赋予这些不同的法律以相互矛盾的使命，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而且，任何个人的思想都是复杂矛盾的混合体，即使是单个的立法者个人，在潜意识里面对同一部法律时也很可能有着不同的目的。法律条文的客观意义之间的冲突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因为任何的文字都可能被容许有不同的理解。法律解释者的任务，就在于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找出一条最妥贴的道路来。

法律的解释者自然会碰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冲突着的条文能够和谐地解释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事实状态中存在的冲突在法律上其实并不存在；另一种情况是冲突着的法律条文无法共存，因此至少有一项法律条文应归于无效。后面这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呈现冲突的情况，才可以真正地称之为法律冲突。对前者，我们可以称为事实上的法律冲突，对后者，我们可以称为真正的法律冲突。

法律解释理论中经常提到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系统解释和逻辑解释，首要目的就是要消除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事实上的冲突，因为在理论上，对法律的适用并非对某种孤立的条文的适用，而是对作为体系的法律的适用。在这一点上，法律条文不过是一堆存在着的法律原料，是法律解释才赋予这些原料以鲜活的意义和灵魂。法律解释既具有人工的意义，也具有审美的趋向，因而其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艺术”。而对于真正的法律冲突，则一般会有层级冲突即上位法和下文法的冲突、新旧冲突、种属冲突即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冲突、适用地域的冲突、适用的法律受众的冲突等划分。解决这些冲突的一般方法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法律的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等方式。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之间的冲突不能按照一般性的原则解决的，应交由特定的有权机关（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者制定法律规范的机构）来裁决。[②]

宪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对法律解释者而言，除了严格的自然法主义者，宪法的条文只可能表现出事实层面上的冲突，而不可能表现为真正的法律冲突。[③]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深奥：宪法是最上位的法律，不能象普通法律一样，以与更有效力的法律相冲突为由判定其非法；没有任何的权威机构能够判定宪法条文非法，除非进行正式的宪法修改。因此，所有的宪法条文都必须是适用的，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在法律的层面上不能被承认。

真正的宪法冲突，只能通过政治的方式，也即宪法修改和革命（宪法中断）的方式来解决。宪法的解释者没有这个权力。《宪法之门》断定宪法条文中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宪法第5条、第6条、第12条）的规定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序言中）的规定相冲突，显然离开了宪法解释者应持的基本立场。

三、再论怎样看待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

德沃金对法律命题的规则和原则之分，现在已被我国法学界广为接受。按照贝勒斯的叙述：[④]

原则和规则可以区别开（Dworkin1977，22——28；Bayles1978，42——44）。一方面，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的，如果它们适用于一种情况，它们就限定了它的价值。例如，要求一个不是死者亲笔所写的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证人的法律就是一个规则。例如，一个遗嘱只有一个证人，它就是无效的。相反，当原则适用的时候，它们并不必然限定一种估价（evaluation）。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则：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遗赠”（遗嘱）的方法自由地处分他们的财产，但这并不必然随之要求一个自由订立的遗嘱应当受到保障，因为一个相对的原则（如一个人应当为未成年子女作出适当安排）也将适用。另一方面，因为原则不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并且原则可能相互冲突，所以，原则就有“分量”（weight）。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一些原则有较大的分量。因为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的，所以它们并不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因此，法律原则之间在事实状态下的冲突，可以说是法律原则的应有之义，而不能成为法律本身的瑕疵。

即使我们接受这种原则和规则之间的区分，也应该明白，规则的适用也会面对诸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机械式的演绎逻辑。事实上，上述贝勒斯提到的关于遗嘱的规则，正与规则主义者哈特的举例密切相关。哈特说：[⑤]

所有的规则都有一个不确定的边缘，法官必须在这种两可的边缘之间做出选择。甚至遗嘱法中形式无误条款innocent-seemingprovision——该条款规定订立遗嘱的人必须签署遗嘱——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有模糊不定之处。例如，如果立遗嘱者使用了化名怎么办？或者他被别人把着手，或者他只签了他姓名的开头字母（缩写），或者他虽然独立而正确地签了全名，但却没有签在最后一页的末尾而是签在了第一页的顶端，那么，结果又如何呢？这些情况仍是法律规则所说的“签署”吗？具体到宪法而言，条文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就更加司空见惯了。宪法的相当多的条文属于原则，而且许多属于高度抽象的原则。而宪法条文中的规则，大都也是以高度抽象的语言规定的，宪法解释者在确定这些规则的具体适用范围时，必须面对大量的矛盾和困难。不光如此，由于宪法的解释者不能宣布宪法条文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法律上的冲突，某些相类于普通的法律条文之间的法律冲突也必须被当作事实性冲突对待，这就更加大了宪法条文之间的事实性冲突的范围。

四、物权法草案所涉及的宪法条文的冲突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不要求在一切场合都必须规定公有财产压倒私人财产，对财产的平等保护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所有场合的保护的均等性，因此，《宪法之门》中断言的、相互冲突着我国宪法关于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以及内含着对不同主体之间的财产应当实行平等保护的市场经济机制的规定，无疑都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非必须严格地排他性适用的规则。原则之间的冲突，不一定会引发出童之伟教授所言的违宪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物权法草案对所有主体的财产的平等保护的规定就不违宪。事实上，物权法的这种规定，违宪的可能性还相当的大。理由很简单，形式上的平等保护不足以保证实质上的公有财产的主导地位。下面的异议应该是成立的：[⑥]

因为公共财产事实上占有垄断了社会全部财产中的基础性部分，所以“真正实现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公有经济的主体、主导地位”，童之伟教授的这一观点似乎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允许财富自由流动，富豪的名单就是流动的；如欲保住任何一个特定对象（包括公共财产）的垄断性地位，就必须伴随以特殊的保护方式。圈地运动全是在平等保护的原则下发生的，长子继承制、土地不得买卖则是封建制度下维护地主贵族地位的当然选择。

虽然使用“宪政危机”一词来描述物权法之争显得很勉强——宪政危机必须以现实的宪政为前提，而宪政是否在现实中则存在肯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陈永苗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现实性的：[⑦]

值得对待的是巩献田们的公开信所携带的真问题，那就是：物权法出台的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法通则还能够相同么？改革开放是不是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想掩盖的恶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坏的市场？在当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即使愿意改也来不及的时候，自由主义是不是应该否认市场经济，重新反思市场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关系，放弃对市场经济的宪政期待？在法治层面上，如何对待宪法，如何让宪法进入各种部门法中，消除部门法中大量违宪的事实局面，拆掉各部门法的独立科学，而与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一样，造成正义精神、人权底线的遗忘。

抛开陈永苗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出，物权法草案关于物权的平等保护的规定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的问题。这牵涉到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宪法的解释者应该如何应对政治性问题？答案不过两种：回避或者面对。何时应该回避何时应该面对，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在被称为引发了美国内战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一案中，私下里持同情黑人立场的坦尼旁征博引，力证受到建国时的美国宪法保护的蓄奴制合法，因而承受着后世无穷的抨击。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65）的判决，推翻了此前大量的“隔离但平等”的判例，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正面意义。这都是勇敢面对的例子。但宪法解释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下的选择是回避。如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歇尔就以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而拒绝回答政府的行为是否违法。

也有很多时候，宪法解释者的回避不是出于政治话题的敏感性，而是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全局性的规划，这种规划的工作超出了法律解释者的能力，因而只能由立法机构去完成。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摩根案件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联邦政府各部处理的事务均由部长署名，但部长根本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一件纠纷，这种工作的方式合理吗？在第一摩根案的判决中，法院以“作裁决的人必须审讯”乃是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为由，判定并非由联邦农业部长本人、而是由机构的工作人员以他名义做出的裁决违法。在针对农业部长重新作出的决定的第二和第四摩根案中，法院确认部长已经完成了他的审讯义务，尽管根据部长的工作日程，这位要务缠身的部长根本没有时间查阅相关的案卷，但法院认为司法不鉴定思维活动。很明显，法院在第二和第四摩根案中的态度是典型的回避，也是可以理解的回避：法院不能放弃裁决者必须审讯的法律规范，但如果要求名义上的裁决者在每个案件中实际地进行裁决，整个的行政系统就将会崩溃。[⑧]

对于政治性问题，宪法解释者的一般性态度应该是回避，只有那种事关重大（这里的事关重大，包含着由于无法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含义）、结论明确而且预计宪法解释者的裁决能够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对政治性问题的介入才是明智的。物权法草案所涉及到的宪法问题，不能符合上述的任何一条标准。首先，正如童之伟所言，对不同主体的物权予以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市场经济模式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因此，确认总体上的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违宪，可能难以得到民意的支持；其次，从对物权法草案是否真正违宪的汹汹争议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保守的结论：物权法草案的违宪性是需要进行系统论证而且难以贸然定论的问题；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论并不涉及到重大的历史选择，也绝没有非宪法解释机构确定违宪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秩序的情形，因此也就决计没有达到事关重大的程度。综上，就单纯的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言，对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回避。

五、再论物权法草案所涉及的宪法条文的冲突

从上文可以总结出，宪法解释者的基本的权力边界有两个：一是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性争议，一是不得对宪法条文本身提出质疑。当然，也不乏宪法解释者直接裁决政治性争议的例子，但这终归是特例。而像上述的爱尔兰的首席法官肯尼迪一样裁决宪法条文（包括修改宪法的条文）违宪，那更该是少之又少的现象。在这个权力的边界之内，宪法解释者享有无限广阔的空间。

因为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来适用的，而宪法解释者又无权裁定宪法的规则无效，宪法解释者就只有利用扩大和限缩解释的方法，通过扩张或者缩小宪法的文字传达的含义，使得冲突和矛盾消弭于无形。如对82宪法的唯一的一次宪法解释，即1983年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就是将宪法第37条、第40条中的公安机关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安全机关。

法律解释者对扩大或限缩解释方法的使用，甚至可能达到指鹿为马的程度。英国的安尼斯米尼克案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⑨]韦德以颇为得意的口吻评述此案：[⑩]

即使根据英国统一的主权制度（注：即议会主权），法律的一切问题最终总是法院说了算。在艾里米里克（注：即安尼斯米尼克，这是译者对anisminic一词采取了前后文不一致的译法）判例中，上议院对议会的一部法律作解释，它说该法的含义与它的文义正好相反。议会不但没有对法院的解释采取报复措施，相反，对此法律观点作了重大让步。只要法院与公众舆论相一致，他们的宪法服从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创造性地发展行政法规则。

虽然上议院对英国对外赔偿法的解释并非对宪法典条文的解释，但上议院的这种伎俩完全可以在对宪法典条文的解释过程中适用。

在关涉宪法规则的事实上的法律冲突的处理情形一般是：在宪法的规则与规则发生矛盾时，依照宪法解释者的意志重新限定规则的含义是解决冲突的不二选择。当规则与原则发生冲突时，对规则的理解必须合乎原则的要求。如果该规则还必须结合另一原则来理解，那此种规则和原则的冲突实际上就成为原则和原则的冲突。事实上，重新限定规则的意义，也就是在各种原则之中寻求对规则的理解，这也在实际上潜藏着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

解决法律原则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对法律原则的“衡量或平衡”，几乎是每个宪法性案件都会面对的问题。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原则之间是否有位阶的区分？是否有某个原则比另外的原则更为重要和享有更优越的地位？规则之间有位阶的问题吗？规则和原则之间呢？事实上，后面三个问题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对冲突着的规则的理解必须依照原则给定的框架来进行，而规则是必须服从原则的，除非涉及到原则之间的冲突。

在司法解释者个人的内心世界，各种宪法原则必然地位各不相同。正是因为个人的思想倾向，我们才区分哪位法官为保守主义者，哪位为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等等。对宪法原则的不同权衡决定了对宪法含义的理解。但从规范的立场出发，任何宪法解释者均无权普泛地宣称某某原则更为重要，宪法解释者只能说某某原则在某个具体的案件或场合更为适用。理由很简单：所有的宪法原则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宣称某种特定的宪法原则更为有效只能是自缚手脚，因为在特定的场合，它必须为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原则”让路。宪法解释者不是要断定某项宪法原则更重要，而是要断定某项原则更适用于具体的争议，宪法解释者由此便能够获得最为广阔的空间。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宪法解释者需要从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整部宪法典出发，但宪法解释者所能做的只是解决具体的争议和问题。宪法解释者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宪法解释之间的不一致，对宪法的某种解释在某个时段被否决而在另一个时段又大行其道，这是宪法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宪法解释者大可对这种局面心安理得。

有了上述这么多的武器，宪法解释者如果要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直接裁定草案并不违宪，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

六、怎样看待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机构，不管是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专门机构，都不能处于依附的地位。司法机构和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必须完全独立于立法机构，而立法机构进行释宪，虽然违反不得为自己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理，但至少它可以独立地做出决定。从理论上说，在立法机构内设置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是成立的，但这一机构必须相对独立于立法机构。也就是说，宪法解释机构的决定，立法机构必须予以尊重。

但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并不具备这种权限。在宪法上，人大常委会无权认定法律违宪；根据立法法之规定，人大常委会仅有权撤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实质上属于地方性法规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我国的立法体例，地方性法规在效力位阶上低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因此，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只能就低层次的立法进行有效的解释。事实上，大陆法系各国的行政法院均有当然的权力审查最高的行政立法的有效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不过类似于这种行政法院的工作，而行政法院并不是宪法的解释机构。

另一个问题是宪法解释的效力。宪法的真正含义依赖于宪法的解释，在宪法的解释之外再没有别的宪法。因此，宪法的解释自然具有最高的效力。宪法解释有时候也会失效，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的效力被否决，是因为事后认为这是一个坏的解释，如果新的宪法解释的效力不溯及到旧的解释，那是因为出于秩序考虑的权宜之计。但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能够产生高于人大本身的决定的效力吗？从宪法关于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决定的规定来看，那是决计不可能的。

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能够争取到一个什么样的效力位阶？除非有漫长的惯例赋予解释以崇高的地位，这种解释的效力应该只能与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即对基本法律以外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持平。事实上，我国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之“解释宪法”，实质而言只能归于与宪法第67条第1款第3项之人大常委会有权对人大立法予以补充和修改的规定相平行的序列，这与宪法学理论中的宪法的解释——即在出现重大疑难时作为最终的机构决定宪法的真正含义——的含义相去甚远。

所以，童之伟呼唤以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来摆脱困境，实属理想主义的一种期待。

注释：

[①]童之伟的文章见《法学》2006年第3期。本文对童之伟文字的引用，均出于此文。

童之伟的这篇文章改变了关于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论的方向。自巩献田引爆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宪法性争论以来，泾渭分明的对立双方都奉行游离于宪法文本之外的、基本上体现为政治性话语的论辩方式，都缺乏对宪法条文周全而审慎的分析。《宪法之门》象征着宪法学界对这场争论的正式介入，而且这一介入立即使得争论的话语主导权从民法学界和政治学界转移至宪法学界。这种转变背后的根本原因，应该就在于童真正从法学角度提出的这个简单的问题。

与习惯于空空道道式宏大叙事风格的诸多宪法学者不同，童之伟一直扎根于对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文本的实证性、经验性分析，一直关注中国语境中的宪法学问题。

[②]这种法律规范的制定机构对规范的含义的决定和裁决，究竟是一种法律的解释程序还是立法程序？没有相应的立法规定。事实上，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是应该遵循专门的解释程序还是适用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也没有规定。总体上看，这两者似乎都应选择第二种方案。

[③]爱尔兰首法官休·肯尼迪在TheState（Ryan）v.Lennona案中的判决异议就属于特殊的例外。爱尔兰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置审判被指控犯一系列罪（基本上是颠覆罪）的人的特别军事法庭，并且授权该法庭判处比法律的规定更为严格的刑罚直至死刑，条件是只要法庭认为是“适当的”。修正案还规定，只要部长相信其行为的目的是“损害或阻止政府或司法机构的运作”，就可以交由该法庭管辖，即使行为在修正案前实施。“英国宪法学学者O·胡德·菲利浦在当时的评论称肯尼迪‘雄辩的判决’是‘对仍然葆有生命力的自然法理论的礼赞’。”见［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④]［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⑤]［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⑥][涂四益：《拈花一笑物权法》，见法律思想网，网址：www.law-/show.asp？id=3216.

[⑦]陈永苗：《物权法的宪政危机》，见法律思想网，网址：www.law-/show.asp？id=3162.

[⑧]参见[美]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49-361页。事实上，摩根案的判决最终促成了对问题的政治解决：“联邦行政程序法直接产生于第一摩根案判例”（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62页），联邦国会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审讯官制度，这一制度后来演变为行政法官制度。

宪法解释程序范文篇10

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实施机制;人大监督

近年来，关于宪法实施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宪法的实施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实现，还因为其实施的效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国家的法制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现阶段，人们对于宪法实施的途径以及相关的监督制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还不够成熟，基于此本文针对宪法实施途径及监督制度的研究进行了分析。

一、宪法实施的相关概念

（一）宪法实施的内涵。宪法实施是法律实施的一种具体形式。而法律实施不仅是为了发挥法律的作用，实现法律的目的，还包括展示法律的价值。也就是说，宪法实施是发挥宪法作用，实现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首先，宪法实施是指宪法条文的直接实施，“将抽象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的宪法事件相联系,也必然是将宪法规范应用于具体的宪法事件”，而要想做好直接实施，做好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健全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宪法实施要从基本国情以及制度背景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从这一层面来看，宪法实施的效果是通过宪法审查立法合宪性的直接适用来实现的，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以及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健全而优化的。最后，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宪法监督。宪法监督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宪法实施的内容。相对于法律实施，宪法实施具有着鲜明的特殊性。从实施目的上来看，宪法实施更加注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所谓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指区别于法律权利的，决定公民地位的权利。与此同时，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一般法律权利产生的重要依据。以履行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才能推动基本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在国家义务方面。而从宪法实施的途径来看，通常情况下，宪法的实施需要通过宪法遵守、宪法解释、宪法监督以及宪法修改等多种途径来进行。简单说，宪法的实施可以分为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两个部分。其中，制度的实行是关键，宪法监督是重点。而如果把宪法实施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也就是说，把间接实施也纳入到宪法实施之中，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的差异就会大大降低。（三）宪法实施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宪法的完善，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现阶段，宪法实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保证。而宪法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需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也同样需要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实施要求。所以说，党的领导方式以及工作制度的优化升级，不仅可以起到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作用，还可以增强党依宪执政的效果，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强化宪法实施的理论依据同样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宪法实施要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政治体制出发，才能更为精准地进行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描述以及定位，促进宪法实施的中国化。最后，还要注意宪法实施制度的创新，提高宪法实施的实效性，及时地总结宪法实施的不足，第一时间进行完善。

二、宪法实施的途径

（一）巩固思想基础。现阶段，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但是发展迅速，研究方法也日益科学。但是要想更好地进行宪法的实施，还需要注重全民宪法观念的培养，进一步地巩固思想基础。首先，要注意领导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宪法是由领导干部来贯彻实施的，只有各级领导干部从宪法出发，树立起鲜明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观，依法进行工作业务的办理，树立起宪法实施的榜样。其次，要加强广大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培养。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宪法得以更好地实施的根本，而宪法所代表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宪法实施务必需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切身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进而自觉地维护宪法的尊严，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进一步地加强有关宪法的理论研究，提高宪法思想意识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宪法实施的高效与可持续。（二）完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重要的法律指导意义。要想进一步推动宪法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宪法自身的完善优化，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从而提高宪法实施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宪法特点出发，以宪法的纲领性与原则性，进一步健全宪法立法，完善职权程序法律，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提高法律内容的完整性，要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宪法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指导。最后，还要注意从宪法宣誓制度出发，进一步地挖掘宪法的潜在功能，避免宪法实施的滥用。运用宪法宣誓制度进行宪法政治功能的加强通常会造成复合重叠的现象发生，而宪法的实施是需要承载多数人的价值追求，所以要进一步地发掘宪法的潜在功能。（三）加强宪法解释。加强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必要举措。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宪法解释，宪法就很难灵活地进行运用，也无法更好地发挥出宪法实施的价值。可以说，宪法是在解释中实施发展的。具体来说，对于宪法所进行的解释，首先，可以推动宪法更为准确地适用，其次，良好的宪法解释可以为宪法提供更为完备的补充，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以及实施内容覆盖面的扩充。再次，通过宪法解释，可以促进宪法的与时俱进，推动宪法内容的时代性，从而推动宪法的完善。最后，通过宪法解释还可以起到维护宪法最高效力的作用，从而更为准确地判断出相关行为以及规定的违宪行为。而要想加强宪法解释，促进宪法实施的技术完善性，还要注意从宪法的基本内容出发，与时代、实施目标以及发展需求等相结合，进行相关解释的设定，提高解释的准确性与详尽性，进而推动宪法的实施。（四）做好政治保障。做好政治保障是宪法实施的有力保证。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宪法实施的政治保障。首先，要做好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以及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从而维护宪法的实施。其次，要进一步地明确宪法内容方面对于政党工作职能范围的规定，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的指导，推动党的领导有效性、科学性的提升。再次，还要注意政治组织方面的保障，加强相关机关的监督活动，例如，《宪法》在第62条以及第67条中所提到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相关规定，不仅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主体，还提到了有关监督的内容。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是政治保障得以建立运作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是宪法实施的动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宪法实施的监督已成必然，这不仅仅是国外先进制度借鉴的成果，更是我国当前国情、政治体制以及平衡权利的需求。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进行相关违宪命令、规定、决议以及法规的撤销，从而进行宪法监督。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机关与全国人民的法律制约性，也是因为党政的指导与影响。所以说，要想确保宪法的实施，首先，就要保证党的政策在民主精神上与宪法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党的政策方针推动宪法的实施。其次，要保证党的指导与宪法相关原则的统一性，这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依据。最后，还要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党以及社会组织宪法监督方式与国家机关监督的差异性，从而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制度的更好运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相关文件内容的违宪审查，可以为宪法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以此为基础推动宪法的实施与发展。（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是指人大对最高行政机关人员是否遵循宪法进行相关义务职责履行的一系列监督与管理。通常情况下，对于最高行政机关的监督会涉及政府的职能履行状况、越权失职行为以及部门之间的干涉等方面。而要想强化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首先，要加强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督促立法制度的完善，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密切代表与立法的关系，从而督促人民代表大会的针对性立法。做好人大与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地方的配合，从而推动相应的立法完善。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做好与其他机关的配合，从而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地进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推动宪法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最后，还要关注相关干部工作的流程与规范性，从而进行国家机关监督的细化，进而提高监督的深入性。（三）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对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行为进行监督与制裁的权利。违宪行为需要以国家或组织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为基础进行考量。而要想进一步地进行侵害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监督与制裁，首先，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为人民代表大会违宪行为的审查，监督职能的发挥提供重要的参考。例如，在每年的立法工作专题汇报的过程中进行相关的违宪审查，从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相应的决定。其次，加强对国务院以及地方立法违宪审查制度的优化，将所有有权进行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违规审查的主体平等对待，建立健全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时效制度，以时间的限制来推动违宪的审查。再次，要加强对宪法实施主体具体行为的违规审查，做好监督宪法实施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有机融合，从而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促进监督机制的优化，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同时，推动宪法的实施。最后，还要注意特定个人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不仅要考察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还要注重其遵守以及维护宪法的情况。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