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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义务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9:39:27

宪法义务

宪法义务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公民国家宪法义务

宪法义务的存在既是古代的、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它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全能政府和自由主义危机所进行的一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和内省。今天宪法义务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规定：“（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人人在行使它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为“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可以进行某种限制。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家庭和社会、国家和其他社区及国际社会负有义务，顾及他人权利、集体安全、道德和共同利益；不歧视相互尊重；维护家庭和谐、尊重、赡养父母，为本国社会服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和国家团结，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纳税，维护非洲文化的积极价值，为实现非洲统一贡献力量。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规定了社会义务，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受教育义务，选举，守法，为社区和国家服务，与社会保险和福利有关的义务，纳税，工作，克制在外国从事政治活动等。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规定对家庭社会人类负有责任，每人的权利都受其他人的权利、全体的安全和大众福利的正当要求所限制等。

如同各洲人权宪章规定的宪法义务有区别一样，在各国宪法中，宪法义务的内容和结构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地域、时间、发达程度和国家性质为别对我们所掌握的宪法予以分类，并量化各国宪法义务的数量、种类和结构。通过对各国宪法义务共识与差异的比较研究，推测宪法义务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尝试归纳与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宪法义务的完善提供借鉴。这种基于数据的比较有的我们认为印证了某种发展趋势，有的我们试图从中推出一定的结论，有的我们并没有结论或者根本得不出结论，我们仅从兴趣和资料的角度把数据提供给读者，留下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宪法义务内容比较

关于宪法义务的内容比较主要涉及在各国宪法中有无直接规定宪法义务以及种类。宪法义务的内容与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同时似乎也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有所关联。

（一）基于地域的比较

学习和借鉴是人类的本性，地理原因为同一洲的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使得他们宪法和宪法义务的规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国家的宪法义务因战争、民族、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原因表现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不同的内容与特征，如以色列、梵蒂冈等，不过总体而言，就我们所掌握的155部宪法中①，各洲的宪法义务有趋同的倾向，具体如下：

地域

项目

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

宪法（共部）473617111034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33311011216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25246708

依法纳税的义务181722210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11105526

环境保护的义务8101120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8175426

劳动的义务594503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322221

（二）基于时间的比较

在人类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宪法义务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美国宪法之前是人类以“启蒙思想”为标志的第一代人权最为活跃的时期；到19世纪，由于权利膨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开始向有限自由主义过渡；进入二十世纪，福利国逐渐兴起并对宪法义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后，大批的民族国家崛起，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繁衍生息的全球性问题，“环境保护作为一个较为明确和科学的概念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被提出来。”①基于此，我们将宪法义务按时间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如下：

时间

项目

美宪

之前

1789年法宪-20世纪前

1900-1972年

1973-

宪法（共部）387272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053860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002149

依法纳税的义务001734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001326

环境保护的义务00121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001131

劳动的义务00818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00012

（三）基于发达程度的比较

宪法义务似乎也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有着某种关系，因此我们把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宪法义务作以比较。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根据2005年联合国世界发达国家最新名单，将过去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按名义汇率计算）的标准提高到10000美元以上。按这个定义，在原有24国基础上，又有8个国家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即共有32个发达国家，分别是卢森堡、挪威、瑞士、爱尔兰、丹麦、冰岛、瑞典、英国、奥地利、荷兰、芬兰、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上后来的塞浦路斯、巴哈马、斯洛文尼亚、以色列、韩国、马耳他、匈牙利和捷克。另外，阿联酋、科威特等产油国人均GDP很高，但社会发展程度低，文盲率在30％以上，不能列入发达国家之中；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微型国家也不列入其中，香港、台湾、荷属安的列斯等未获国家地位的经济体也不列入其中。共有宪法32部。如下：

发达国家的程度

项目发达国家非发达国家

宪法（共部）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1687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1357

依法纳税的义务942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732

环境保护的义务220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240

劳动的义务422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012

（四）基于国家性质的比较

宪法义务在不同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下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我们按国家性质的不同将宪法义务作分类比较。一般认为，现存的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越南，古巴．朝鲜,中国，加上收集到的前苏联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4部社会主义宪法共8部。如下：

国家性质

项目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宪法（共部）

147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依法纳税的义务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

环境保护的义务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

劳动的义务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

（五）简要地说明

1、就我们掌握的155部宪法而言，按照地域比较，宪法中直接规定公民义务的南美国家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亚洲、欧洲、北美、非洲和大洋洲。非洲国家公民宪法义务规定的比例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鲜有公民宪法权利的规定，如1960年马里共和国宪法、1960年上沃尔特共和国宪法、1961年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等既无宪法义务规定也无宪法权利的规定。2、在时间上，20世纪60年代后欧亚大陆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建立国家和制定宪法，在一时期的宪法义务受“国家社会化”的影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工业化导致各国的环境破坏明显，甚至影响公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环境保护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开始被很多国家所接受。3、发达国家的宪法义务并不多，主要涉及保卫国家和纳税的义务。4、社会主义国家把依法纳税作为公民宪法义务的并不多，这与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国家的存续与公民纳税没有特别明显的因果关系。另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与“家”相关的义务，以及对道德的要求较多，如劳动的义务、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等。

对于上面的四表，还需要说明的是：1、从国家权力或公民权利角度来推定的宪法义务虽然也具有明显的宪法义务的特征，如所罗门群岛宪法第8条规定“不得强行占有任何财产，不得强行夺去任何财物的股权或所有权，除下列情况：为了防务、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公共卫生、城镇或国家计划和发展，占有或获得财产，以及为提高社会福利而利用的一切财产，都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没有在宪法中直接表述为公民的义务，因此没有列在表内。2、抚养与教育子女是两个义务，但是二者在教育方面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之归为一类，主要是突出公民受教育的义务。3、严格的讲，遵守宪法与遵守法律也是两个义务，将撰它文予以探讨。3、宪法义务的内容还有很多，许多宪法义务只在个别国家宪法中规定，不具代表性，如印度宪法关于“提倡友爱精神”、“发展科学精神”、“人道主义和探索改革精神”、“奋斗进取，创立功业”的规定；1977年前苏联宪法中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规定以及朝鲜宪法关于“严守国家秘密”的规定等，由于没有得到各国宪法的普遍认可，我们没有列在表内。二、宪法义务结构比较

（一）基于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的结构关系比较

各国的宪法义务结构多种多样，我们按照宪法义务是否和宪法权利规定在一起，分为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和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这一分类可能与各国在特定时期对宪法以及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关系的认识有联系。我们把这些宪法义务的结构在155部宪法中所占的比例列出，如下：

宪法义务的结构图

(100%)

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79.35%）

权中有义（33.55%）

义中有权（0.64%）

权在义前（34.19%）

义在权前（1.29%）

义权交叉（9.68%）

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20.65%）

义务专立（9.68%）

义务分散（10.97%）

（二）简要的说明

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是义务与权利规定在同一章或节中，在155部宪法中占79.35%。在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中，若继续细分，还可分为“权中有义”、“义中有权”、“权在义前”、“义在权前”和“义权交叉”。

所谓“权中有义”是指在宪法中没有直接而明确的义务规定，宪法义务被包含在宪法权利或国家权力条款中。在我们所掌握的155部宪法中，有52个国家的宪法属于这类情况，占33.55%。如巴哈马宪法第21条关于公民财产权保障的条款规定，其中“合理要求”不视为违背和触犯本条。对“合理要求”的解释之一就是“征收国家税、地方税和期限税……”

所谓“义中有权”，是指宪法中的权利条款是国家赋予公民通过宪法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公民天赋或自我争取的，换言之，从国家角度来说，宪法权利是要求公民进一步为国家服务和承担义务的筹码。我们所接触到现行宪法只有朝鲜宪法一部，占0.64%。从朝鲜宪法来看，权利与义务是国家给予，朝鲜宪法第50条（1998年修改为第64条）规定：“国家给一切公民切实保障真正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幸福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义务在宪法中居于尤为重要的地位，该宪法第49条（1998年修改为第63条）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以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第67条（1998年修改为第82条）规定，“公民必须彻底遵守国家的法律社会主义的生活规范和社会主义的行动准则。”第68条（1998年修改为第81条），公民必须高度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公民必须热爱集体和组织，树立为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祖国和革命的利益而献身工作的革命风格。第69条（1998年修改为第83条），“劳动是公民的神圣义务和荣誉。公民必须自觉地诚实地参加劳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工作时间。”第72条（1998年修改为第86条，），“保卫祖国是公民的最大的义务和荣誉。公民必须保卫祖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服兵役。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罪恶。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人，依法严厉惩办。”（1998年修改删除了后半句，即“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罪恶。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人，依法严厉惩办。”）等。

“权在义前”，是宪法权利规定在义务之前，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占155部宪法的34.19%如中国、列支敦士登、丹麦等国宪法。“义在权前”，是指宪法义务规定在宪法权利之前，这样的国家并不多，占1.29%，主要有吉尔吉斯斯坦和黎巴嫩。“义权交叉”，权利与义务交叉规定在宪法之中，占9.68%。如日本、土耳其等国宪法。

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是宪法义务与权利不在同一章或节中，共有32部宪法属于这种类型，占20.65%。这一结构又可分为“义务专立”和“义务分散”。

“义务专立”是指宪法义务设立独立的章或节，这样的国家有15个，占9.68%。如斯里兰卡、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

“义务分散”是义务既不与权利规定在一起，也没有专门的章或节，这样的国家有17个，占10.97%。在这17个国家中，瑞士、巴基斯坦、菲律宾、克罗地亚和圭亚那的宪法义务规定在宪法权利之前。

在宪法义务的结构中，“权中有义”的规定方式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定方式；“义务专立”的方式在宪法中更系统和易于辨认；“权在义前”的规定方式为现代多数国家所认可，也更明确的表达了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密切关系以及权利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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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义务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义务是指为维护宪法权利和秩序，应由宪法所规定公民必须履行的，建立国家并保证国家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义务。…纵观宪法义务思想的发展史，宪法义务大致经历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超验到功利，从分析到实证，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宪法义务是基于学者们关于人性、国家起源与发展、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理论的探讨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宪法科学同自然科学还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总是处于不断自我纠正的复杂流变之中。最初的成文宪法并未规定公民义务，在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列始见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如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以及1791、1793、1795年宪法对公民义务都有所规定，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则较详细地规定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义务。宪法权利与义务并列，这是近代社会发展与实践试错的结果。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O世纪以后，由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放任发展以及社会对权利的一味追求，造成社会矛盾凸现，国家动荡不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实践证明，没有义务相伴的权利难以持久维系，自由主义随之退却(withdrawa1)，法律观念发生位移，由以往的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权利至上向以权利为目的、以义务为保障的权利一义务平衡方向发展。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宪法纷纷设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专章。但是，为什么产生宪法义务鲜有论及，本文尝试从历史的维度探索宪法义务存在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其发展趋势。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人们总是在不断的试图张开理性之眼透析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有时这种探讨可能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是正确的，有时甚至很难对某种理论予以全面肯定。思想的启蒙性和预测性决定了其中不乏偏颇之处，但正是这些“观念塑造历史的进程”(凯恩斯语)，历史的每一次巨变都与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名字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的代表者。他们的思想构筑了近现代公民宪法义务理论的基石。无论是古希腊关于城邦与公民关系的探讨以及国家起源的学说，欧洲中世纪的超验思想和人性预设，还是近现代的社会契约论，和谐社会及团结观，这些思想从根本上都是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的使人民生活的更为幸福，是关于幸福的学说，公民宪法义务正是建立在实现最广大公民的幸福的基础上，这是公民宪法义务存在合理性的最为重要的根源和目的。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毫无疑问，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谈不上什么公民宪法义务的，公民宪法义务的存在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有关国家起源的学说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两种：冲突论和合作论，即国家产生于人与人间的冲突抑或合作。持前一种观点的如霍布斯的“狼一狼关系说”：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如同狼与狼的关系，相互竞争和冲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有必要建立国家形式的权威来协调和解决冲突。后者如亚里士多德“公共之善说”，即国家是为了“公共的善”而建立起来的合作式的社会共同体。西塞罗的天性结合体说，阿奎那的群居生活说，近代的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属于这一类。总体而言，国家作为“必要的恶”已经被社会广泛的认可。无论是国家起源于冲突抑或起源于合作，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即使到了近现代的有限政府理论依然认为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合作，解决冲突的有效载体和途径。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公民宪法义务的学说不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为保障真正的自由而建立的不可或缺的宪法制度。公民宪法义务被规定在代表人权最高保护的近现代最为伟大的社会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一的宪法中，表达了有界的自由和权利才能根本保障和实现自由和权利的思想：自由和权利是人类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但自由和权利不是绝对的，没有约束的，这种自由和权利是与整体相协调的自由和权利，是每个人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宪法义务是以全体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为终极目标，是为宪法权利服务的义务。公民宪法义务自其思想萌芽就一直表现出与权利在价值上的主从关系和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包括选举权、迁徙自由在内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履行义务的逻辑起点的思想，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符合人的至上理性的法律是服从前提的理论，近现代的洛克的暴政反抗论，柏克的相对自由论，密尔的自由主义，哈耶克、布坎南、罗尔斯等的新自由主义等，以及“无代表不纳税”、“税收乃代议制之母”的理论与实践，表达了理性自由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公民宪法义务基础的基础，是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人类的发展史证明：人类的相互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合作是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为了个人的利益能够得以充分保障，国家和社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人与人之间离不开相互合作。关于为什么要承担国家层面上的义务，学者们有很多解释，主要有苏格拉底的回报论，西塞罗的合作论，格老秀斯的社会交往论，洛克的权利让渡论，黑格尔的“他人”理论，密尔的“群”“己”权界论，施塔姆勒、霍布豪斯的和谐社会观，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霍布豪斯、哈贝马斯的团结观等。这些理论有从道德的角度，有从价值交换的角度，有从国家的角度，有从公民个体的角度，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都是基于经验抽象出的个体与共同体相互依赖关系的判断，这些判断町能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需要而显得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天平上有所倾斜，不过他们对合作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的强调被人类的发展史证明是客观的，有理由的，它们是公民宪法义务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依据。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公民履行宪法义务对公民有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不言自明的义务是否有必要通过宪法来予以规定呢?从利益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希望在需要履行宪法义务的时候，别人履行的越多越好，而自己履行的越少越好。比如纳税的义务，纳税越多，国家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就会越多，但多数人都希望别人纳更多的税，而自己履行的纳税义务越少越好；服兵役也是如此，很少有人愿意作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反抗，于是大家更为希望别人去服兵役。由于存在“逃票乘车”的可能性，即任何个人都没有动力自愿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代价，所以有必要通过宪法义务强制人们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通过宪法和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总比仅仅“可以想见”要更为可靠，这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的学说包括：柏拉图的人性怀疑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阿奎那、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恶理论，普芬道夫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论述，汉密尔顿关于人民激情的探讨，庞德的人的双重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有限理性说，等等。现代社会关于人性的探讨与近代以前伦理探讨显得更加温和并多了量化的色彩，但本质上与前人思想一脉相承，对人性恶的防范既是宪法文本中制约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规范权利的宪法义务存在的意义所在。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义务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义务常被看成为道德的代名词，到了近现代，包括公民宪法义务在内的法律义务开始从精神范畴过渡到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去发现的制度范畴。早期的西塞罗的高端义务说，杰弗逊的高级法义务思想都为公民宪法义务制度化奠定了超验背景。从阿奎那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量，到卢梭的某种程度的限制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再到边沁的功利主义衡量方法，庞德的法律社会化理论以及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经济分析理论，为更大程度的实现公民自由提供了制度上可以遵循的方法和手段。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沿袭上述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使公民宪法义务直接或间接的成为调和国家与公民的紧张关系，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宪政制度的重要一环。这些理论与学说内在的预示了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宪法本身就是为最广大公民的幸福而制定的理性契约。在这个契约中，为保证幸福的实现，宪法规定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体制，意图防范国家权力滥用；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意图明确这些最易受侵害的权利，预防和救济被侵害的权利。这些都是国家在宪法契约中所做出的承诺和为履行承诺而制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义务是在这个契约中公民为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幸福所做出的理性的承诺，它虽然使公民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宪法权利受到抑制，但这种抑制是为了保护使自己幸福的国家存续、社会和谐而不得不为的义务。每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庇护，在这个国家中生活得幸福，他们就有义务维护它的持续存在。因此，在一个能够保护公民幸福的国度里，公民不是完全自由的、无限制的，每个公民都必须为之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国家与公民在这个契约中受到双向的限制，没有任何权力(权利)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利)大，则责任(义务)大，这也是立宪主义的精髓所在。公民宪法义务的存在和实施只有在为了最广大公民的幸福时才具有“合法性”，反之，比如侵略、横征暴敛等要求公民履行义务则不具有这种“合法性”。因此，这些义务是最为谨慎的义务，它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义务，也不仅仅是法律保留，而必须适用宪法保留，即不仅仅由一代人及其代表就可以轻易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公民宪法义务。公民宪法义务同宪法一样，必须而且应当是理性的，它具有比其他部门法律义务更大的相对稳定性，它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需要人的理性不断地探索和认知的。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源于古代的道德义务(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基督神学的宗教义务(欧洲中世纪)，再到近代自然法义务(十六世纪后)和现代实定法义务(十八世纪后)几个阶段。在这几个时期里，公民宪法义务经历了由自然到超自然到人定再到基于自然的人定的由虚到实的过程。因此，我们将其归纳为“公民宪法义务的萌芽——产生——发展”这样几个时期。

公民宪法义务同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密切相连，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博弈关系往往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公民所承担的与国家相关的义务的多与少。自从有国家社会开始，人类就为之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的多少与国家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力量有关，国家力量越大，公民的义务也就越多，反之，公民的义务就越少。考察公民宪法义务思想的历史沿革，可以根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从有国家开始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致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有国家社会(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期一公元5世纪的上古社会)——绝对国家社会(公元5世纪一16世纪的中古社会)——小国家社会(16世纪一19世纪近代社会)——福利国家社会(20世纪现代社会)——新自由国家社会(当代社会)。各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以古代社会为例，“既有完全丧失自由的、半自由半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也有自由劳动者，在各地所占比重也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通常以公元5世纪为下限的古代世界是这样，5世纪之后，在中古时代封建制之下的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以及依附农民与自由农民在经济中的各自比重，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所以，这个划分只能是一个概况。

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在这段历史时期，国家产生不久，社会制度既有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民主成分，也有逐渐形成的专制成分。如在有国家社会的早期，亚洲西南部“两河流域”形成的苏美尔文明就具有典型的原始社会遗留的民主制的印记，苏美尔城邦有三个政治机构：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它们分别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军事首领、氏族长老会议和民众会议演变而来的0[2]62而在尼罗河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则专制相对盛行。特别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到5世纪情况更为复杂，这时总的特点已经过渡到国家主义，但仍有部分民族保持着类似民主制的形式，如公元1世纪左右的古代日尔曼社会等。在这时，公民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同时要履行一些与国家紧密相关的义务，如保卫国家、纳税等。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标志着欧洲完全进入了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欧洲中世纪，或者称之为中古社会。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权利微乎其微，义务极端膨胀，公民需要履行很多义务，国王没有任何限制的要求公民履行纳税、服兵役等义务。自16世纪，民智渐开，另外公民也不堪忍受国家沉重的负担，开始反思履行义务的“合法性”，公民宪法义务正式产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到来，国家被认为是越小越好，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此时的公民义务被严格限制。l9世纪末到2O世纪初，针对“夜警国”所产生的社会弊端，掀起了一股“福利国”的风潮，在“福利国”的推动下，政府职能不断扩大，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对公民的生活关系干预愈发明显，公民的义务包括宪法中规定的义务显著增加。这种对公民生活的过多干预以及行政上的官僚作风招致公民的不满，特别是2O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对这一现象开始重新审视并提出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观点和思想。不过应该说的是，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不同于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样水火不容，它们都是建立在公民利益的基础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有所不同，决定了国家与社会的天平向哪个方向略微倾斜。这一时期的思想扭转了20世纪以前的个人自由放任和一味的权利至上，并朝着自由与秩序并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方向发展。

如果说原始社会没有权利与义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来的无国家社会也将如此，因此姑且不将其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仅从国家存续期间而言，假如我们以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原点，经历古代社会公民义务的震荡，欧洲中世纪达到对国家权力服从和公民承担义务的顶点，随着对此的反思，向自由主义过渡，到达最低点，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恶化，福利国家随之兴起，此后开始了对福利国家的调整阶段。从宪法义务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以专制和自由为两极的曲线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认为“基本义务呈现一种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反映公民宪法义务发展的本来面貌。通观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史，任何一种权力或权利处于绝对地位时，社会都会动荡不安。可见任何一种权力(权利)都不应具有绝对的地位，这是法治和宪法的精髓。当然，权力滥用的危害较大，是宪法最应该防范的对象，但是在宪法中顾此失彼也是不可取的，不受监督的权利注定也会对社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相应的负面影响。(2)自从有国家以来，就有一些公民的义务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义务与国家存在着严格的统一关系，在未进入国家消亡之前将长期存在。(3)人类社会在权力与权利的波峰与波谷间跳跃，并逐渐减小振幅，使权力与权利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公民义务的思想与实践发生变化所间隔的年限逐渐缩短，也反映了这一变化的脚步将会越来越快。

总之，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自其萌芽之时就注定要伴随国家捆绑式发展。它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一样，经历了逐渐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人类历史经历了无政府一全能政府一小政府一福利政府一新自由政府……在思想上大致经历了依赖政府一父权政府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一更多的问题由政府解决一通过理性设计的制度和程序解决政府在解决问题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伯克利学派所谓的“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三个时期。公民宪法义务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与实践逐渐理性化、科学化、文明化，为了实现公民的最大幸福，对于明示式义务而言，只有那些能够影响国家存续的义务才会保留在宪法之中，并构成公民宪法义务的理性选择和发展趋势。

四、结语

在理论界，我们重视“人欲”与不受监督的权力结合可能出现的结果，而忽视这种欲望是所有人都必然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灭人欲，存天理”的道德倡导解决它，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消灭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如何抑制人欲中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是当下法律工作者应当积极思考的问题。

在法律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权力是权利的保护。权力与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就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止一定行为来说，即就这种权利对他人的影响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这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于不受约束的权利同样适用。宪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其实质是防范任何一种权力(权利)处于至上的地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制度是有效的防范权力与人性恶结合的制度设计，公民宪法义务则是对权利膨胀做出制度防范的重要举措。

不可否认，由于宪法的特殊性，公民宪法义务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通过其他部门法予以规定，公民宪法义务不总是直接发生效力，因此，更多的显示出它的宣示性功能。它向我们宣示：国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民在拥有、治理这个国家并享有国家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应该履行维持这种状态的必要义务——宪法义务。这些宪法义务与享有的宪法权利互为前提，履行宪法义务是手段，享有宪法权利是目的。公民宪法义务的产生部分是出于一种心理防范和道德告诫而设计的制度，更本质的则是人类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推理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认真对待公民宪法义务要求我们养成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相辅相成思考的意识。履行宪法义务既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权利负责，认真对待宪法权利需要我们同时认真对待宪法义务。公务员之家

宪法义务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人性怀疑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阿奎那、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恶理论，普芬道夫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论述，汉密尔顿关于人民激情的探讨，庞德的人的双重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有限理性说，等等。现代社会关于人性的探讨与近代以前伦理探讨显得更加温和并多了量化的色彩，但本质上与前人思想一脉相承，对人性恶的防范既是宪法文本中制约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规范权利的宪法义务存在的意义所在。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阿奎那、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恶理论，普芬道夫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论述，汉密尔顿关于人民激情的探讨，庞德的人的双重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有限理性说，等等。现代社会关于人性的探讨与近代以前伦理探讨显得更加温和并多了量化的色彩，但本质上与前人思想一脉相承，对人性恶的防范既是宪法文本中制约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规范权利的宪法义务存在的意义所在。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7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8

关键词：纳税人宪法义务整体履行

纳税人宪法权利主要指纳税人民主立法权、税赋使用控制权、法律适用监督权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考量，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12]。一个国家中交纳税赋的除了公民外，还包括在本国居住、工作的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统称为自然人。在一个国家中承担税赋的主要是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在中国承担税赋的还包括非法人的单位)，一个国家中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和自然人四种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区别和交叉的地方，在论述纳税人宪法权利或者宪法义务时，首先把这四个概念作一个简单的辨析。从数量上看，承担纳税的主体是国家的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数量很少，在论述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可以忽略后两种人，但还是要清楚，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和自然人四种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有区别的，不是完全等同的，这儿只论述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等同的，只是为论述的方便而暂时不分别论述他们的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与权利对应的是义务，与公民宪法权利对应的是公民的宪法义务。公民的宪法义务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分割履行。一个人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时，其履行的纳税义务与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该有联系。对公民个人而言，在区分他是否充分享有被选举权一类政治权利时，区分的标准是他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则享有被选举权，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是一个纳税人，如果是合法的纳税人，则享有完全平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不是，则实现被选举权的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尽管他享有完全的被选举权；如果一个公民因为纳税不实，会受到行政法、乃至刑法的处罚；显然，不遵守共同体的规则，在享有某种权利时有障碍，有了实现某种可能的一种资格，享有某种权利是实现某种权利的资格，却不是实现这种权利的充分条件。一个人享有权利并不表明他必须完全实现这种权利。

公民的划分是以国籍为标准的翻。公民对国家(共同体)承担的经济义务，是纳税人义务，该义务历史上曾经以劳动形式、实物形式体现，现在却主要用货币体现，间接承担其他义务。公民个人或者说纳税人对履行纳税义务和享有纳税权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例如，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实农民，可不可以放弃享有出版作品的权利，同时，交纳的税比法律规定的少一点。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也不写作，不发表作品，完全可以(事实上也已经)放弃出版作品的宪法确认的权利。他可以少交纳税吗?笔者认为，不可以。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并且，即使是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原理也不能只选择享有宪法权利和协商履行宪法义务。对宪法条款，是公民应该履行义务的基本条款，相当于格式条款，公民(纳税人)是全盘接受和履行的，不得更改和部分认可；他应该是要么全部认可，要么是全部不认可，一个人主动放弃一个国家的国籍，可以视为他对那个国家宪法确认的全部宪法权利的放弃。对所有的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都一样，相关主体都应该作出认可或不认可的决定，不再有协商余地。因为，制定法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他是相关主体让渡出部分基本权利(立法权)或者理解为委托制定法律的权利。立法本身是协商，法律生效后，相关主体则就只能自觉守法了。制定宪法和法律的过程就是公民与国家对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协商妥协的过程，宪法和法律制定出来后，就应该严格遵守，不得任意更改，所以，就没有再协商的余地了。

中国宪法中只有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规定，而没有关于法人等其他组织纳税义务的规定，导致的问题是：如果认为在宪法上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规定对应的是宪法上确认的公民民主权利，那么宪法上没有规定的纳税主体(外国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是否有对应的民主权利，这些事实上的纳税主体纳税的宪法依据是什么?他们不享有等同于公民的已经有的民主权利，他们是否可以不纳税?笔者的认识是，宪法上没有规定其他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可以认为是宪法规范的缺失，今后，宪法及宪法性规范可以做出相应的完善规定，而不能认为对其他纳税主体征税是违宪。除公民外的其他纳税主体实际上也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宪法确认的各种民主权利，他的各种合法活动受法律保护就是正在享受宪法确认的民主权利。其他社会组织是非生命存在的个体，不享有公民个人应该享有的选举权等，但是他享有宪法确认其他民主权利，享有相应的“拟制”的民主权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和义务观，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对等的，理论上权利和义务是完全对等的，但实际生活中，规则不可能绝对细致化，有多享权利，少履行义务，或者多履行义务，少享权利的情况，至少现在还无法做到权利和义务完全对等。根据天赋人权观：人的一些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天然的，作为人就应该有的，这种天赋的权利，其对应的义务是什么呢?还有对应的天赋义务，例如：对弱者的救助，是出于道德上的可怜、同情、怜悯，也是由于法律上的义务；行政救助者是出于法律上的义务，但是，作为个人如果要帮助弱者，则应该出于道德，法律不能强迫个人扶助弱者。笼统地讲，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发展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人蓄意破坏，由公权力来保护，公权力又由个人来支持；因此，天赋人权观无法解决基本的权利义务对等性问题，无法解释基本权利和义务到底由谁来保护、支持的问题。

宪法义务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义务公民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石

(一)公民宪法义务的前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二)公民宪法义务的逻辑起点——关于自由的学说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根据——关于社会合作的学说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宪法义务范文篇10

关键词：立法不作为；立法义务；立法期限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3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长杨春庭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起诉书，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的行政立法不作为。这是我国公民首次以诉讼形式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1]政府不及时依据上位法规修改自己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懈怠行为，公民起诉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这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过，这在全国是首例。

该案中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理由是被告行政“立法”不作为，是就行政机关对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懈怠行为提起的诉讼，这和一般情况下诉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作为的案件有很大区别。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就本案的扩展意义而言，如果是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这样的权力机关出现类似情况，这种立法上的不作为如何认定，公民是否仍可以提起诉讼来保护自身权利？需要关注的是“立法不作为”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来认定立法不作为以及立法不作为的可选择救济途径如何。现代社会立法活动日益频繁，立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随着对立法活动规制的完善，立法失范的现象正逐步得到扭正。但不容忽视的是立法者积极的立法行为会侵害公民权利，立法者的消极懈怠同样也会对公民权利自由造成侵害，面对立法者的漠然，我们能做的是对立法者进行道德上乏力的敦促还是将立法者的这种怠惰行为纳入宪政框架中寻求法律上的救济，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从概念、判定及其应对机制几个方面着手对“立法不作为”进行初步的探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关注。

二、宪法委托理论与立法不作为

立法者受宪法指示的约束且必须积极实现宪法理想，如果不作为的话，必须承担宪法上的责任。对于认定立法不作为这一概念而言，有一理论不可忽视，这就是德国公法学上起源于魏玛时期的“宪法委托”理论。[2]任何国家的宪法对于其所规定的事项都不可能在这个宪法内毫无保留的巨细靡遗的规定，而是赋予立法者制定法律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由立宪者在宪法内规定由立法者有所作为的指示可称之为“宪法委托”。

“宪法委托”理论在魏玛时期，就立法者履行宪法义务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宣示性质。但是这时宪法的实际拘束力却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宪法目的依当时的宪法思潮并不能积极的规律、指示立法者之作为。德国基本法成立后立法者和宪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立法者受到合宪秩序的拘束，立法者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如魏玛宪法时期那样将宪法视为立法者所用。宪法和法律的位阶性获得了实证的肯定，魏玛时代盛行立法者是民意的代表，立法者原则上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拘束立法者的只有靠立法者坚定的伦理确信。这种立法者主权或者立法者自主权的理念已经受到了检讨。将宪法规定视为单纯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这种认识已经和基本法精神不相符合了。尽管学界对宪法委托的概念以及其分类仍是纷纭莫定，且宪法委托仍是一个在继续发展的学说。但是对于宪法的法律性质学界倒是一致认为宪法予立法者一个有拘束力的命令以贯彻宪法的理想，因此宪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义务。宪法对立法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现代宪法的典型特征，立法不作为需要承担宪法责任已经成为共识。

立法不作为并非实定法上的名词，而且在公法学上也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概念。学者在使用该词的时候往往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有学者认为“所谓立法不作为是指依宪法秩序，尤其是构成宪法秩序之基本原则得以确认就特定事件甚至某特定法律生活领域之为全体，因欠缺实证法规范致不能据之而为符合宪法秩序所要求之规范。换言之，基于宪法秩序所要求而具有特定内容之法规范之欠缺即为立法不作为。”[3]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仅将实定法意义上的法律缺位笼统的认定为立法不作为，只是考虑到客观上实定法规范的有无，而未考虑引起法律缺位的原因，即立法者是否负有作为义务不清楚。我们知道对于负有宪法义务的立法者来说如果不履行宪法义务将会承担宪法上的责任。而如果立法者并没有宪法上的义务指示，那么他的‘消极懈怠’就不承担宪法上的责任，最多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而且从‘法规范欠缺’这一表述中可以推知所采“立法”概念仅为狭义上的立法，只包括法律的制定，而不包括法律的修改和废止，因此未能揭示立法不作为的全面含义。也有学者认为“立法不作为是指宪法课与立法者立法或修法的义务，立法者无正当理由而不履行该作为义务，由此构成的立法者的怠惰称为立法不作为。”[4]这种认识也不严密，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应以特定损害为构成要件，否则立法不作为的认定过于宽泛，在对此行为救济标准上就会难以掌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构成要素。1、立法者负有宪法课与的立法义务2、立法者在主观上有不作为的故意3、立法者的消极懈怠造成了特定的损害。限于篇幅本文第三部分只对构成立法不作为要件之一的立法义务以及义务履行期限进行分析，另外两个构成要素容再行探讨。

三、立法不作为的判定

（一）立法义务存在与否的甄别

立法不作为的前提是立法者负有宪法课与的义务，因此要判断立法不作为是否存在。首先要对宪法课与的立法义务是否存在进行辨识。就宪法课与立法者的立法或修法义务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羁束型立法与裁量型立法。这也可以称之为狭义上的立法裁量和广义上的立法裁量[5]，立法裁量也非实定法上的用语，所谓“立法裁量”一般是指：立法者关于法律内容具有决定权（立法内容的裁量）；间或兼指立法者关于是否立法的决定权（立法制定的裁量）。前者指立法作为的内容是否妥适的问题，堪称狭义的立法裁量；后者乃立法不作为的决定是否妥适的问题，可与前者合称为广义上的立法裁量。对于前者而言，立法与否，立法者无选择权，只要在相当期间内不立法，即构成立法不作为。而对后者而言立法者对立法与否保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果不立法，是不是构成立法不作为还要看裁量是否具有瑕疵。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6]中“必要时得设立”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标准，全国人大应当依据具体情况判断何时才是“必要”，从而作出立法和不立法的具体决定。对宪法上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作是宪法课与立法者的裁量性的立法义务，立法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立法和不立法的裁量自由。

1、假如宪法明文规定“某某事项以法律规定”，原则上应视为宪法课与立法者的羁束立法义务，而非裁量立法义务。属于此类立法义务最常见的是涉及宪法机关或其它重要国家权力合宪运作所不可或缺的组织、组成与行使职权的方面的规定。在我国宪法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7]2、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课与立法者立法义务的时候，也有立法义务存在的可能。宪法的基本权利部分可以很好的说明问题，但也应就不同情况作出区分。当代英国哲学家柏林在其著名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此后在公法学领域中也广泛出现了“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其中的消极权利，乃指要求国家权力作出相应不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即属于这种类型；而积极权利则指要求国家权利作出相应作为的权利，参政权和社会权既然。[8]对于消极权利来说在其保护领域内，无须国家积极立法，公民即保有行为与不行为的自由。在此层面上，从宪法的基本权利规定中并推导不出国家的积极立法义务，宪法在此所课与国家的反倒是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我们的理解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而言，应遵循“法不禁止即许可”的原则，只要是未被法律所禁止的，公民即享有作为的自由，而不必等待专门立法许可后才作为。因而不可以将立法者没有及时立法作出特定许可的行为指责为立法不作为。譬如就新闻立法而言，我国至今虽无专门的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的国家法律[9]，立法者这种迟迟不立法的行为就不可称为立法不作为。就新闻自由而言，它是属于广义上的消极自由范畴，无待国家积极立法，即享受和保有此类自由，虽然暂时无法律规范可以依循，也不需等待专门许可。

与此相对应就积极权利的保护来说，则需要国家作出以给付为特定内容的积极行为，因此国家立法以保障基本权利内容的实现就必不可少了。此时从该积极权利就可以推导出国家的立法义务，如果国家无正当理由而消极懈怠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立法不作为。[10]在国家基本权部分必须强调的是从为追求特定公共利益（比如说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等），国家有在必要的范围内立法限制公民权利自由的“权能”，也就是说这是对立法行动的“授权”，或者说是赋予其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但不是构成立法行动的宪法上的义务。从基本权利的保护上来讲还可以推导出更多的立法义务，如国家负有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旨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免受来自非国家方面的侵害，即国家负有义务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如若保护措施需要以限制第三人的基本权利为必要的话，基于法律保留的要求，立法者即有立法的义务。[11]

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宪法宣言性条款中的立法义务问题，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主要是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我国宪法中除以上规定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条款，这些条款中有规定国家所倡导的一些行为如宪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宪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所示。还有诸如宪法五十三条对公民必须遵守社会公德义务的规定。[12]这些规定类似道德规范的要求，往往具有较弱的约束力。把这些条款放在宪法里有宪法自我矮化的嫌疑，不利于树立宪法的权威，且有损宪法尊严。一个实行法治国家的宪法，不是一个宣言式的宪法，而是一个要实践的宪法。立法者扮演的应该是一个执行宪法和充实宪法的角色。因此对于这些条款不应视为对立法者有拘束力的指示，至少不应视做对立法者强加的羁束性立法义务。譬如我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条款，这是我国宪法中独有的条款，也是我国宪法的“特色”。就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而言，国家尚可以借助具体立法以法律手段来实施宪法的规定。但就思想道德建设而言，通过法律手段以立法方式推进则显得苍白无力。如宪法五十三条中规定，公民必须遵守社会公德。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道德行为其实效可想而知。所以就这种宪法规定来说，它所给予立法者的不应是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指示，倘若立法者不就此项宪法规定具体实施立法，不应视为立法不作为，即使称做立法者的态度怠惰也未免牵强。而事实上，就此相宪法规定来说，目前尚无具体立法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法律形式规定道德上的权利义务的乏力。

（二）立法义务的履行期限

立法者负有宪法课与的立法义务是立法不作为的前提条件之一，倘若立法者没有在恰当时期内完成立法任务，公民权利因立法者的这种消极怠惰行为遭受了实质性的侵害。这时候判断究竟什么是恰当的立法义务履行期限对判定立法者是否存在立法不作为行为是相当必要的。一种情况是明示的立法期限，明示的立法期限即宪法中明确的表示某种法律应于何时制定。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立法者的立法期限的情况并不多见。[13]另一种就是未明示的立法期限，相对于明示的立法期限来说，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是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期限。对不明示立法期限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立法者的作为并非单纯的法律决定，而是一个经过人民参与而形成的政治判断，其形成过程，必须仔细参酌立法的动机、立法当时主观、客观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情况，而后方可立法。另外现代社会中立法项目繁多，宪法不可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因此相应的立法期限也无法明确。所以关于立法的时间以及立法细节应委由立法者参照具体情况而定。对于没有明示立法期限的情况来说何时是恰当的立法时机仍需要一定的判断。我们知道广义上的立法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就法律的制定而言，判断立法时机需要掌握几个标准。首先有关社会问题存在，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认识已基本清楚，其次可以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最后要具备实施法律的社会基础，不会引发社会问题。[14]对于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时机而言相对来说较容易判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日本历史上发生的麻风病公案。[15]在该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大约1953年起医学上已经确任麻风病是一种较底传染性的疾病。也就是说对麻风病人废除隔离制度已经不具有现实的高风险。在法律上废除隔离制度已经具有现实依据。基于保护麻风病患者人权角度考虑，这是立法机关应该为积极作为义务，及时修改或废止该隔离法。而国会直到1996年才废除该法，也就是说将近四十年的漫长期间内麻风病患者的人权都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案中国会所负有的修改和废止隔离法案义务的履行应该在1953年以后尽快完成。该案中确立立法义务履行期限主要是依据医学上的标准，但不同的个案中应依据不同情况来确定相应的立法义务履行期限，不必拘泥于一种标准。总体把握一点，旧的法律规范因事过境迁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或者旧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甚至即将侵害到公民权利的行使。这时就应该及时完成修改或废止的立法义务。

四、对国外立法不作为的应对机制的考察

立法活动事涉人民权利的保障，宪政秩序的发展。立法者的立法不作为必须寻求机制上的预防及补救措施，以使因法律缺位造成的权利保障无规范可依以及使规范侵害权利的状态趋于消灭。

立法机关是合议机关，立法决策是民意代表综合意志的结果。随着文明的进步，政治活动逐步规范化，立法机关民意代表的选举制和有限任期制的施行，这无疑是对立法者在有限时间里要有所作为的鞭策。增强代表意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坚定伦理信念，更重要的是强化代表的立法不作为的责任机制的建立是督促立法者积极作为的有力措施。立法不作为还有原因就是因为立法机关内部因党派利益或其它利益之争而导致法案不能及时通过，造成懈怠。所以对消除立法不作为而言，民意代表在立法机关内部转变立法角色，抛却狭隘的局部利益代表观念也是减少立法不作为现象发生的一种可行考虑。但如果立法不作为发生后如何寻求消除立法不作为的违法状态以及对公民权利损害进行救济可以考虑以下途径。

（一）宪法诉讼

在各国相异的宪政体制下，就立法不作为自身违法状态的消除而言，各国有不同的实践。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英国基于“国王不能为非”及议会至上主义，虽然有立法上的消极怠惰，却不存在对立法行为的审查。美国虽也有立法怠惰的可能性，但因为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愿让立法者凌驾其上，即使有法令依据，法官判决时总引用相关判例来来证明判例足资适用，因此美国较不会发生立法不作为的现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极早期的判决中对人民是否有因立法不作为而以权利受侵害为理由提起宪法诉讼，进而依宪法诉讼程序要求立法者为一定立法行为之权利持否定意见。认为这样会削弱立法权，这是基本法所不愿看到的。后来联邦宪法法院对此见解作了一些修正认为若基本法对立法者有一个明确的委托而该委托对宪法义务的内容范围已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则人民可据而提起诉讼。但法院也严格恪守权力界限拒绝对立法权进一步的介入，考虑了自己作为宪法解释机关并无制定政策的能力才会诉诸“道德力”希望立法者有忠诚合作的义务，避免利用扩充解释来介入立法权的运作，因而让立法者对立法作为何时如何作为有自行决定的权利。针对立法机关的立法不作为的审查，日本学说以肯定说为通说，实务则认为涉及权力分立理论与司法审查之界限而持否定说。[16]但2001年5月11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就麻风病公案作出判决，指出国家依据《癞预防法》实施的隔离政策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权，助长了歧视和偏见，国会议院未修改或废除《麻风预防法》隔离规定的立法不作为中存在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性。这一判决说明了对立法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实例已经在日本出现了。

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政体制，立法机关在整个权力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立法行为的监督完成在权力机关体系内部，司法机关无权对立法行为进行审查。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可以对‘不适当’做扩充解释，让它包括因为事过境迁需要修改或废除不适当的法律。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不作为而不修改或废除，全国人大可以代行改变或撤销。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某事项不立法，可救济的方法全国人大代为立法。但实践中全国人大立法成本过高事实上降低了这种救济方法使用的可能性。倘若全国人大自身怠惰救济方法如何，谁来监督全国人大，目前受制于宪政体制的束缚，这一监督只能靠其自身来完成。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救济尚须进一步的探讨。

（二）行政权的回应

在面临立法不作为的情况而导致无法可依的困境下，行政权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以弥补因法律缺位而导致的权利受侵害或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状态。1、在不作为将对生命、健康或其他重要的权益产生难以回复的重大损害的紧急情形，无待法律授权，行政权原则上即有权发挥其行政紧急权限，采取必要措施。从世界各国紧急状态立法实践来看，行政机关紧急权的规定比较详细。一般来说紧急权宣布紧急状态、确认紧急状态和颁布紧急指令或法律等等几个方面[17].在因立法不作为而导致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颁布紧急指令来处理紧急情况。不过，紧急权制度绝非法治国家之常态。所以期待以紧急权制度来取代立法者作为的构想，理论上虽然有可能性和合法性，但绝不是完善和妥当的措施。2、依不同位阶的法从低到高优先适用，在低位阶法（法律）从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补充适用高位阶的法，即宪法，特别是宪法中基本权的规定。比如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尚未制定的今天，对公民阅览卷宗、表达意见等等的请求，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行政机关不得以无法可依为由拒绝，应上溯到宪法的基本权规定允许其请求。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并未得到实证的肯定，一旦立法者怠于职守，不将宪法权利法律化或以立法取消宪法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何谈保障。所以赋予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使公民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寻求保障也是补救立法不作为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国家赔偿

就立法不作为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提起国家赔偿是一个可选择的救济途径。国家赔偿完成在诉讼程序中，各国在学理及实务上对立法不作为的国家赔偿问题的往往不同。英国同样基于上述“国王不能为非”及议会至上主义的原因，虽然有立法上的消极怠惰，却没有国家赔偿责任。美国因较不会发生立法不作为的现象，美国历史上也无立法不作为的实例，所以立法不作为的国家赔偿也无从谈起。

德国曾有就特定人或事制定“措施法”，并对此种法律的立法不法，多数肯定应负赔偿责任，而1991年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虽有例外准就立法行为请求赔偿的规定，但该草案并未完成立法。[18]日本曾有地方裁判所指称，废止在宅投票制度违宪事件等系属立法不作为，应由国家负赔偿责任，但此见解未为高等裁判所及最高裁判所所支持。[19]我国则因为立法机关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无权审查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更无法判令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救济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国家赔偿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暂不宜将立法赔偿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20]在我国国家赔偿立法的过程中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从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以及有损害即有赔偿的原理出发，国家立法行为造成的特别损害理应由国家负赔偿责任，但国家赔偿法最终没有肯定立法赔偿，立法机关的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害更不在讨论范围之中。以国外赔偿制度来看，肯定立法赔偿的国家为数不多，这方面的判例也很少。

五、结语

立法不作为在我国公法学界及实务界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并没有得到确定，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下对立法不作为的监督和救济存在着很多的困难。本文所探讨的立法不作为的“立法”仅局限于中央一级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是直接实现宪法义务的立法。但我国是一个两元多层级的立法体系，行政立法也面临者执行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地方立法同样面临者执行上位法的立法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讨论此问题的困难。但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我们继续探索，从而使国家的立法活动纳入宪政的轨道，使之逐步走向规范化，使公民权利免受立法机关懈怠活动的侵害。

注：

[1]案例详情参见2003年3月25日《法制日报》记者薛子进“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报道

[2]关于“宪法委托”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具体请参照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参见黄建辉：“普通法院对立法不作为之造法补充”，载《现代国家与宪法》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4]参见陈爱娥：“浅谈立法怠惰”，载许宗力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9页。

[5]汤德宗：《权力分立新论》2000年增订二版，元照出版公司。

[6]《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7]《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宪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第三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类似的宪法上的规定还有很多，这是宪法文本中以确定的词语明示立法者负有立法的义务。

[8]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9]国务院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一条，制订一系列行政法规，实施对新闻传媒的法律和行政管治。至今虽无专门的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的国家法律，但由政府机构在立法部门监管下而制定的这类行政管治法规已有四十余项，已较为完备。其中重要者有出版管理条例（一九九七）、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一九九七）、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一九九八）、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一九九八）、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一九九八）、印刷业管理条例（一九九七）等。

[10]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国家立法义务的推导是建立在对宪法基本权利“两分法”的基础上，这种两分法在公法学研究中是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但事实上基本权利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有的兼具“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性质，因此这就相应的增加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困难。

11《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这是我国以立法的形式通过刑事制裁来限制第三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12]《宪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13]《德国基本法》第一一七条规定，“和第三条二项（男女平等原则）规定相抵触之法律，至迟于1953年3月31日失效。”除该条外德国基本法并未明定立法者应在何时履行其宪法委托之义务。

[14]参见周旺生张建华主编：《立法技术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5]该案的具体情况是1907年日本《关于癞预防的规定》，规定将患麻风病的流浪患者一律隔离，1931年国会通过《赖预防法》，该法规定将全部患者隔离。隔离的主要理由主要还是出于“人种净化”的考虑，认为这些患者是“日本国的耻辱”。1953年，尽管已经发现了治疗麻风病的新药、医学上开始提倡在家治疗，尽管已经确认麻风病是一种传染力极低的疾病，日本还是重新制定了《癞预防法》，尽管法中没有规定强制隔离，但实际上在各个医疗机关不设置麻风病治疗的科目，使得麻风病患者只有到“疗养所”才能接受治疗。直到1996年方才废除该法，彻底解除隔离。该法废除以后，1998年开始，13名患者开始向熊本地方法院提出控诉，追究日本国家侵犯麻风病患者的人权问题。他们认为《癞预防法》至少在1960年时起违反宪法的性质已经明确，对于至少在1965年后没有改变或废除规定的国会议员们立法上的不作为，在国家赔偿法上有违法性、有过失。

[16]参照刘春堂：《国家赔偿法》，三民书局1994年1月第5版，第19页。

[17]参见徐高莫纪宏：《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18]参照应松年：《国家赔偿立法探索》，收录于《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