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小卫士十篇

宪法小卫士篇1

我国宪兵之萌芽，始于唐虞，如尧典之士，周官之环人，秦代之中尉、郡尉，汉之执金吾、郡尉，两晋及南北朝之中领军与府兵，隋唐之金吾卫、禁军、宿尉，宋之禁兵，元之宿尉，明之上直尉、五军都督府、全国都司尉，清之步兵统领、提、镇、协、参、游、都、守、千、把，巡防营、稽查处等，历代名称虽殊，其行使职权与今之宪兵类似，故亦可视为我国宪兵历史，已滥觞于四千年前。

清光绪卅二年（1906年），清廷颁布陆军警察试办章程，准各地各军自由组设宪兵，是年十二月，张之洞曾选吴元鸩渴勘二百名为宪兵，令吴统率，稽察各军风纪。次年二月，设宪兵学堂，选镇兵三十余人入堂教练，足见当时组设宪兵之各自为政，并未确定完整制度，以是组织遂无中心，编制复不统一，且法令称之为陆军警察，而实际仍用宪兵名称，又兼管海军，名实不符，遂演变成宪兵后来破碎之局势，而为军阀之工具，此类宪兵迄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胜利止皆结束。

一、革命宪兵之制度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中华民国建立后，创设革命宪兵，名符其实，故称为建设时代，约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为创制期――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三年组设军政府大本营，内分秘书、参谋、法制等三处，陆军、海军、内政、外交、财政等五部，并创设革命宪兵，手订宪兵职务规程十九条，规定宪兵领章为白色，隶属于陆军部（总务厅主管），采用军民并管制，多由大本营直接指挥服务，此种宪兵随革命之成败而消长。迨东征之役，随军警卫之黄埔军校学兵连，改为宪兵连，并扩充成营；调回黄埔训练后，民国十五年七月扩充成团。时值誓师北伐，奉令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分任随军北伐及护卫国民政府北迁等勤务。迄民国十七年三月，始扩编为两团，初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部，次改隶南京司令部及其改组之首都卫戍司令部，服拱卫京畿及警护京沪、沪杭、津浦等铁路勤务，在此期中宪兵制度已粗具规模。

第二期为确定期――民国二十年冬，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部组成，宪兵中枢机关开始更张，其时适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总司令深感革命武力须加巩固，革命本身内层尤须保障，乃令总司令部宪警处与首都卫戍司令部合并筹组宪兵司令部，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正式成立于南京，隶属军政部统辖全国宪兵。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公布《宪兵勤务令》，九月二十一日军政部公布《宪兵服务规程》，确定宪兵制度，明定宪兵职权，扩编宪兵部队，正规宪兵自此建立。

第三期为充实期――宪兵司令部成立之初，宪兵勤务系由本部总务处与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及军法处指挥（时宪兵司令谷正伦兼南京警备司令），事权未能划一，且不合体制，遂于二十三年六月一日成立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初设总务课及第一、第二两课，分掌总务、军事及外事、民政及刑事。嗣于二十四年秋，中央召集全国外事警察会议后，警务处奉令改组，将原属第一课之外事部分划出，成立第三课，将机要室改为第四课，并以原警备司令部之稽查、军法两处，改编为该处之第五、第六两课，自此警务处乃设六课一看守所，开始订定各种勤务规则。此一时期，自二十三年六月至二十六年终，宪兵司令部内部渐次充实，而所属宪兵部队亦增加较多。

第四期为实验期――自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以来，宪兵司令部依据“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之理则，并参照世界各国宪兵制度，衡量国情，经常研究宪兵建设之理论工作教育，并配合时空设施一切，以为战后创制之初步。盖当我国宪兵组设之初，一切法制，率皆译抄日本制度，二十三年警务处成立后，宪兵组织始为中日制度参合采用，事实上仍有研究改进之必要。适三十六年卢沟桥战事发生，继之全面抗战，南京失陷，宪兵部队随时在调配派遣整训之中，无论勤务制度教育皆能在实验中获取进步。抗战胜利后，中央国防机构改组，宪兵制度循是以变，宪兵司令部依据国防需要、本身经验并参考美国宪兵设施，于三十五年六月暨三十六年六月将宪兵司令部两度改组，均属实验期中之重大变革，其他各项亦在研究改进中。

第五期为新制期――日后国防设施，既以超时代之学术建设为目标，宪兵为配合国防建设，应即创立新制，以不抄袭不承袭为原则，对此后宪兵之职权部署、编制装备、人事待遇、教育警务等方面积极改进，务期适应时代，然后呈请政府颁行适合中国宪兵之新法令，实现适合中国宪兵之新设施，故在台湾复校之未来，为宪兵之新制期。

二、宪兵教育之组织

宪兵开始组成，即注重教育，惟以往之设施，并无体系，爰就建设时代之宪兵教育之组织，简述如下：

1.黄埔军校宪兵科――民国十三年八月黄埔军校第二期成立，由各地考取学生共四百四十九人，于八、九、十等月先后到校上课，当时分步、炮、工、辎四科，十一月二十七日，校当局为应东征实际需要，复派管理部主任顾祝同组织宪兵队，增加宪兵一科于广州省城北校场陆军讲武堂旧址，十二月即开始上课，当时原定六个月修学期满，嗣以随征之故，迳延达一年之久，至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始行毕业。

2.黄埔军校附设宪兵教练所――民国十四年东江底定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宪兵营，调回黄埔训练，总司令以东征时宪兵随军作用甚大，为培植北伐宪兵，特于十五年二月，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附设宪兵教练所，选训学生二百余人以为干部，至八月毕业。同时并招考学兵五百余名，于七月四日举行学兵考试，四个月毕业后，即分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宪兵团服务。

3.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宪兵组――民国十七年中央第一次裁兵后，中央军校为使优秀军官乘时深造起见，特于九月二十七日设立军官研究班，以造就专门人才，委周址为班主任，严尔文为副主任，为宪兵、警察、政治及土木工程四组招训，修业期间定为一年，于是年十二月六日开学，至十八年十二月毕业，其中宪兵组学员三百七十九人，于毕业后改组为宪兵教导队，实习服务。

4.中央军校宪警班――民国十九年，中央第二次裁兵后，中央军校奉令设宪警班，十二月二日温应星奉派负责筹备，经二月之久，始行成立，委温为班主任，林斯贤副之。其投考资格，计分特准与考者，黄埔毕业后志愿学习宪警者，经三次考试结果，录取一千三百零五名，于四月二十日上课，分为宪兵、警察、军事、政治四组训练，修业期限定为一年，原应于二十一年四月中旬毕业，嗣因时局关系，呈准提前二十一年二月毕业。

5.宪兵教练所――民国十九年终，南京卫戍司令部设立宪兵教练所于申家巷，派殷学瀛为主任，专事训练宪兵军士及新兵，嗣以办理不善，于二十年十二月间即行停办。

6.宪兵军官讲习所――民国二十年春，南京卫戍司令部为训练宪兵干部，特设宪兵军官讲习所，聘日籍顾问加滕少佐、长友大尉及本国专家为教官，由谷正伦司令亲自主持，召训营长以下、连长以上干部二十一员，以六个月为修业期；嗣以“九一八”战事发生，干部抽调至为困难，遂改为宪兵军官讲习会。

7.宪兵军官讲习会――民国二十一年，宪兵司令部成立后，以前南京卫戍司令部所设宪兵军官讲习所训练时间较长，调训军官颇多困难，乃改为宪兵军官讲习会，定讲习时间为两个月，轮流调选干部受训，授以宪兵学术，嗣以宪兵训练所奉准成立，即行停办。

8.宪兵教导总队及团――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宪兵司令部奉令设立宪兵教导总队于南京三十四标，抽调干部军士，招训新兵九队，于二十二年四月训练期满结束，改编为宪兵第六团，当时名义上只训练新兵，实际则包含干部队军士队同时训练，虽范围狭小，设备简陋，然仍可视为今日新宪兵教育发轫之始，乃后改为宪兵教导团。

9.宪兵训练所――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宪兵教导总队训练期满结束后，五月一日，即呈准设立宪兵训练所于南京中华路江宁府旧址，将原有宪兵司令部之军官讲习会，改为甲级学员队，以办宪兵军官转科教育；并将原宪兵教导总队之干部队，改为乙级学员队，以办宪兵军官养成教育；原宪兵教导部队军士队，改为丙级学生队，以造就宪兵军士；复将宪兵教导总队改为宪兵教导团置于宪兵训练所之下，以训练新兵，一面编印各种教程，设置器材，规模较前大备。自二十二年五月一日成立时起，至二十五年二月底改组为宪兵学校时止，计两年又十个月。

10.宪兵学校――宪兵学校之组织亦也可分为四期叙述：

第一期为改组期――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宪兵学校由前宪兵训练所扩编成立，校本部按编制区分为总务、教育、经理、医务四科，旋奉令增加政训科，后又改为政治部，其时各班队团之名额亦有扩充。二十六年一月呈准将原有甲级学员队，改称为学员队；乙级学员队改称为学生队；丙级学生队改称为军士队；同年九月成立军事体育班。时值抗战发生，京沪紧张，未几沪杭陷落，学校奉令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京迁湘，在此时期学校殆完全在改组过程中。

第二期为动荡期――宪兵学校原设南京江宁府旧址，军士队及教导团补充团则分驻于三十四标及中华门外五贵桥等处。二十六年年底，因抗战关系，奉命迁驻湘西之常德德山，二十七年复由德山迳驻芷江，二十九年冬又由芷江迁渝，分驻于壁山来凤驿及青木关狐狸树两地，三十一年复由青木关迁驻江北贫儿院及治平中学旧址，以迄奉令还都。五六年来学校完全在动荡中，且在此时期内各队班名额亦多变动，如二十七年六月学生名额增为一百名至二百名，二十九年四月又扩增学生队为二队，每队由一百五十名至二百五十名，军士队扩大为二大队，每大队由三百名至四百八十名等，在学校编制上，复有三十二年一月会计室之成立，三十四年三月人事科之增设，以及三十四年四月改教务主任为副教育长，成立办公室，扩大教育科为教育处等。三十五年春，学校呈准学生队军士队考训时，得招考普通高初中毕业学生，九月军士大队第二十四期，即招考普通学生一中队，此在制度上实为一大变革。同年九月始复员抵南京，旋计划扩充校址，增添教育设施，以配合新制，校部及初级班驻江宁府，军官训练班驻下关，军士大队驻芜湖。

第三期为改制期――国防部为适应现代国防之需要，研究及公布军官教育制度草案及新旧学制过渡时期军官教育大纲，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为准备实施新学制计，特于三十五年九至十月间开办联合勤务学校干部训练班，召训所属各学校正副教育长、教育处科组长，本部保送五员，旋筹办联合勤务学校教官训练班，本部除派教职员七员外，并考选宪兵中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干部三十九员入班受训，研究宪兵学校编制及教育总则、细则、课程计划等件，自三十六年九月起开始改制，希望将来成为理想之宪兵学校，藉以造就宪兵新人才。

第四期为结束期――民国三十七年冬，校方奉令南移，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南京出发，经苏、浙、赣、湘，迁驻耒阳，三十八年元月三日到达。未及半年，再西迁重庆，于六月十四日出发，七月二日抵渝。分驻于立华法商学院、贫儿院及中央警官学校。同年十一月，向大西南进军，云、贵相继解放，奉令又迁至成都。十二月由最后一任校长李成仁率领起义而结束。

三、宪兵教育之人员

（一）职教人员――宪兵学校自二十五年成立以来，均由兼任校长，宪兵司令兼任教育长，而以教务主任秉承校长教育长之意旨，并随时受教育长之指示监督，负责处理校务。历届教务主任，皆遴委优秀宪兵军官充任。教官方面除一部分由本部学资优深之官长兼任外，凡教育界、司法界、外交界之有名学者及兵学专家多为学校聘请为教官。至职员方面则纯由宪兵司令部及所属各团营中选调知耻重礼、守纪笃行、克苦俭朴者任用之，藉为学员生及军士之表率。

宪法小卫士篇2

【关键词】警察；湖南保卫局；巡警部；警察局

一、中国警察制度的起源

国家产生之后，就会产生与之相配套的监狱、军队和警政等暴力机关，古代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夏商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以“抱关击柝”为代表的警卫巡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什五连坐制度；秦汉时期，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朝廷―郡县―乡里”三级治安管理体系，从中央到郡县设置各种“尉”官，在乡里设置“亭”，自上而下建立严密的警政体制；隋唐时期，在中央设置南衙北衙两支禁军，卫戍皇城，在地方设置州县两级政权，监管地方，在基层乡村，设置里正，维持基层社会秩序；宋明时期，推行地方保甲制度，明朝还设置锦衣卫，听命于皇帝。①

以上诸多的制度建设，虽然都具有警察制度的某些特点，但是它并非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我国古代的警政建设，具有警政合一、司法行政合一的特点，不存在专门从事警察职能的机关，所以我国古代国家行政体制当中存在警政职能，却没有警察制度。我们国家真正出现现代意义的警察是近代的事情。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列强在租界照搬国内的治安制度，建立巡警，维护租界的治安，这是我国出现最早的警察。我们国家自己创办警察制度也是在学习、借鉴租界巡警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建警的主要思想

1.抵御外侮与警政建设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民族自强运动，国家的主要矛盾由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争取民族的独立、抵御外侮成为摆在有识之士面的前重要历史使命。一批开明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的器物、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其中以陈炽、康有为、黄遵宪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开始关注警察制度建设，并且希望通过警察制度建设，来实现抵御外侮的目的。

陈炽、康有为和黄遵宪都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学习西方制度方面较早期的改良派更加开明。陈炽在其大作《庸书》中介绍西方警察制度的优势，倡导在我国广泛设立巡捕、并希望通过设立巡捕来实现抵御外侮的目的。“广工商之利以生之，兴教养之道以变化之，稔恶者无所容，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深除旧染，不焕新猷。彼海外之诸邦意存窥伺，有甫入国门而潜销默息者。”②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多次提出“设巡捕”的建议，他将巡捕提高到与新式军队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巡捕在现代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③黄遵宪是另一位强调警察建设与抵御外侮有重要联系的维新派人士，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黄遵宪认为加强警察制度建设，能够“养成自治的能力”。他甚至设想中国被瓜分之后，人民如何才能奋发图强。“万一割地隶于人，民气团结，或犹可支持。即不幸力不能拒，吾民之自治，略有体制，扰攘之时，祸患较少，民之奴隶于人者，或不致久困重，阶级亦较易升”“吾请舍全局而言偏隅，其以保救湖南之策，盖两端焉。一曰办保卫局以清内乱也......万一疆场告警，两军以干戈相见，亦未始非安内攘外之一助也。”④

2.官民合办、限制警权

黄遵宪是中国第一个试办近代警察机构的士大夫，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代表，思想当中既有传统士大夫维护满清统治、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同时也渗透了维新派宣传君主立宪的精神，所以他的建警思想当中也渗透了兴民权的主张。“凡警察职务，在保护人民。一去害，二卫生，三检非为，四索罪犯。”⑤他认为警察权力共分为四项，分别是消除祸患、维护城区的卫生、监督检查违法行为和缉拿犯罪分子。保护人民是基本原则，四项内容都是保卫人民的具体内涵的展开。为了具体落实警察的四项任务，黄遵宪提出警察的创办要实行官民合办和限制警权的主张。“仆以为警察善政，不归于乡官区长之手，而归于行政官，此亦泰西文明美犹有憾之证也。仆以为以民为民，以民保民，此局于中国，他日大同之盛、太平之治，必且推行于东西各国也。”⑥黄遵宪认为警察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危害乡里，与过去的绿营、保甲等旧式治安力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在湖南保卫局章程当中制定了相关的限制警察权力的条款。“凡巡查非奉有局票，断不准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苦役。”⑦“凡巡查准携短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⑧

三、清末建警的制度设计

清末建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维新变法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到1905年，1905年到清帝退位。

在第一阶段，虽然有部分的满清士大夫支持维新运动中的建警活动，但是满清政府的实权派，对警察制度却是持敌视态度。这一时期的警察制度实践就是黄遵宪在湖南创办的湖南保卫局。

宪法小卫士篇3

关键词：日本；集体自卫权；影响

一、"集体自卫权"的由来

集体自卫权是和《联合国》分不开的。1945年二战胜利在望，经罗斯福提议，战后要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4月，旧金山制宪会议召开，讨论制定《联合国》。10月，《联合国》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成立。在《联合国》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本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根据《联合国》第51条规定：国家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时，无论其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力。也就是说，一个联盟的所有成员 其中一个成员遭受攻击时，即时自己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也可以进行相互间的武装援助，这种为联盟其他成员行使武力的行为，就被称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条款后来成为美国和苏联在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法律依据。日本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按照《联合国》依法享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日本又是二战的战败国，1946年日本制定了新《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它规定日本的武装力量只能用于自卫范围，不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也成为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国策。

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步骤

80年代末，冷战结束，日本"集体自卫权"主要体现在美日同盟中，1990年海湾战争和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屡次要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如果行使"集体自卫权"就和日本宪法相违背，因此，日本不断试图努力修改宪法，力图摆脱宪法第九条的束缚，使用"集体自卫权"。

2000年，小渊首相建议日本就建议日本就宪法中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安全问题展开国民讨论，将讨论修宪提上了日程。同年4月，他提出了修宪草案，删除了第九条不允许拥有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内容，规定日本也能行使集体自卫权。2001年，小泉任首相，提出重新审视集体自卫权问题并着手推动修宪。到2005年结束了"论宪"阶段，在修宪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允许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和集体自卫权。2006年，安培晋三出任首相后即宣布要在其任期内完成修改宪法并把修宪作为其内阁的目标。在其任期内，安培内阁设立了由13名专家组成的"专家会议"来论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2012年，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表示计划重新定义"集体自卫权"，有意修改宪法。2013年，安培晋三再次出任首相，他声称要把修宪作为任期内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表现出要实现修宪的强烈意愿。2014年7月1日，在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培晋三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决定行使集体自卫权。决议表示，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范围包括与日本有亲密关系的国家遭受了外敌的攻击、事态危及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国家的存亡，日本可以行使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武力。在该决议案中，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是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显危险时；二是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是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决议案称，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本作为"自卫"手段行使武力。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表明日本彻底放弃"专守防卫政策"，这是日本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日本向"正常国家"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

日本为什么要解除"集体自卫权"呢？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解除"集体自卫权"可以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日本可以与美军共同作战，不受约束地参与美军的作战行动。提升其干预地区和全球军事事务的能力。而且，通过解除"集体自卫权"，日本可以变成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主角。增强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还可以再次来主导亚洲事务。

日本这次的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和美国的支持和纵容分不开的。美国这次对日本的放任主要是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克里米亚、伊拉克等问题上大伤脑筋，都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美国早先提出的重视亚洲的政策看来进展不大。最近美国又削减了国防预算。美国政府担心如果再不加强与日本在安保方面的合作，那遏制中国、重回亚洲的战略就会遥遥无期。这次解禁表明美国已将日本绑在美国军事战车之上，成为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的工具。

三、日本解除"集体自卫权"对中国的影响

1、制衡中国

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使"和平宪法"成为空壳，表明美国"以日制中"的策略有了质的变化。美国将日本彻底放出来牵制中国，就算引发军事冲突也在所不惜。日本突破了法律束缚，可以合法地对外出兵，可以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国际纷争。日本希望在解除"集体自卫权"之后，能够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协作起来，共同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制衡体系。这样，一旦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争端甚至战争时，越南和菲律宾向外求援，日本就有可能会遵照"集体自卫"而随之介入。从而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加剧恶化。

2、影响中国实现统一

日本一旦解除"集体自卫权"，就会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会在东亚形成一个"小北约"。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就有可能干预，日本也会遵照"集体自卫"原则而随之介入，这无疑会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增加极大障碍。日本接下来会进一步修宪，发展军事力量，整军备战，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最终完成日本由经济大国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转变。

3、增加东海地区不稳定因素

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就会奉行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力扶植军事工业，奉行攻势战略、进攻性的国家安全观。解禁前，自卫队武器装备发展受到一些具体限制，比如不能有进攻性武器，导弹射程被限于较短距离。解禁后，这些限制就会有所放宽。日本在未来必然针对性地对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武器装备，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日美同盟更加统一。解禁以前是美国能够帮日本，而日本不能帮美国，解禁后，日本就可以帮美国"反击"第三方的"进攻"，在以后东海地区有可能的所有冲突中，比如台海地区、朝鲜半岛、的冲突中，日本都会遵照"集体自卫"原则而随之介入。这会增加东海地区不稳定因素，使东海局势更加复杂化、激烈化。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此，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历史上中日几次交手，中国战败。军事失败只是表面现象，教育、思想、体制、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为此，中国应从上述几方面来加强自己，缩小和日本的差距。正如所说，如果我们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进行教育改革、科技创新、大力反腐，再加上政通人和、国家稳定、还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做后盾，我们就能从容应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军队。

参考文献：

[1]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宪法小卫士篇4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培育法制思维，推进法制教育普及，根据市教育局下发文件要求，结合我校的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活动主题

本次“国家宪法日”系列活动的主题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活动时间

11月28日—12月10日

活动内容与形式

1.11月28日邀请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我校法制副校长）在学校报告大厅为高一年级全体师生开展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2.在12月3日周一升旗仪式上安排学生宣读宪法演讲稿，使学生了解宪法的内容，引导学生学法、尊法、守法；周一班会课期间开展主题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题班会。

3.12月4日组织高一高二年级全体师生通过全国青少年普法网收看“晨读宪法”直播视频，全体师生同步跟读，进一步加大宪法宣传力度。

4.12月6日前后组织“宪法知识竞赛”活动，让学生通过试题竞赛，对我国宪法有更全面的认识；督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点击普法网“宪法小卫士”活动，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宪法知识挑战。

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我校把“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作为“七五普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细化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2.注重实效。紧紧围绕宪法日活动主题，组织好学习宣传宪法活动，做好宪法知识竞赛，开展有针对性地法制宣传，使宣传学习接地气、有实效，防止形式主义。

3.认真总结。活动开展过程中，及时把握舆论导向，并留存活动图片等材料。

宪法小卫士篇5

一、日本宪法及和平原则的产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抗击下宣布投降。美国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强盛的国力为支撑成为二战最大赢家,得以独揽战胜国处理日本问题的主导权,以至打着盟军的旗号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在美国占领初期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经历了非军事化、民主化、地方分权三大改革(即“三D改革”¹。非军事化是指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而在1945)1946年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解除武装、惩治战犯、开除战争骨干公职、确立文官控制军队制度等。而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在新宪法中明文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民主化则指1946)1947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日本制定新宪法、废除内务省、解散财阀等。尤其是战后新宪法改变了日本政体,使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天皇,由战前至高无上的主宰跌落为日本国的象征,以天皇专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转变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议会内阁制。“-三D改革.的理念与成果的法律体现就是战后和平宪法。”º

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中。因而日本新宪法的制定,实际上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负责制定新宪法工作的是麦克阿瑟将军授权的民政局长惠特尼将军。1945年2月4日,惠特尼将军在日本制宪会议上指出,日本国宪法的基础应该是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三项原则:第一,保留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皇位世袭;第二,日本废除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放弃作为解决纷争手段的战争,乃至放弃作为保持自身安全手段的战争,不赋予日本拥有海陆空军的权能和交战权;第三,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力除皇族以外不得世袭。根据这三条原则起草的宪法草案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1946年2月22日,日本毕原内阁接受该草案,经过众议院和贵族院的细微修改,新的5日本国宪法6于1946年1”月7日获得两院通过并于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次年5月3日开始实施。

5日本国宪法6共有11章1”3条,内容涉及到“天皇”、“放弃战争”、“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修订”、“国会”等,但宪法的核心是第九条。宪法第九条为:“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之目的,不保留海陆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¼这一条款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三D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从法制上堵塞了军国主义势力重新影响日本国策的渠道,表明日本要彻底放弃战争,做和平国家的决心。因此,这部宪法又称“和平宪法”。和平宪法符合国际社会和日本民众的和平愿望,反映出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与其他战胜国成员的立场基本一致。

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放弃战争,这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是仅有的,也是日本宪法最鲜明的特征。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日本形成了“专守防卫”、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多项和平原则与政策。

(一)奉行“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基于宪法第九条,战后日本在防卫政策上制订了“专守防卫”的方针。日本政府对此的官方解释是:“所谓专守防卫,是指基于宪法精神之上的被动的防卫战略姿态,即只有在受到对方的武力攻击时才使用防卫力量,防卫力量的使用方式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内。这是我国的防卫方针。”½据此方针,在防卫力量使用上,不采取任何超越本国防卫的行动,不保持洲际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攻击性航空母舰等旨在给他国以毁灭性打击的攻击性武器;在防卫手段上,以日美同盟为主,以自主防卫为辅,以外交努力为配合。“专守防卫”的要点是:致力于建设一支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重点发展高性能常规武器;不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只有在受到武力侵犯时才进行有限的武器自卫;防御作战只限定在本土,不攻击对方基地,不深入对方领土实施战略侦察和反击;对于中小规模的局部入侵依靠独自力量排除,对于中等规模及以上的战争依靠美军的支援。根据日本防卫厅的解释,“专守防卫”的政策基础是“不向海外派兵”;保障措施是不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和不采取攻击性态势。¾

(二)“不向海外派兵”。这是基于宪法第九条而制定的又一重要和平原则。1947年宪法第九条生效后不久,鹤见裕辅议员指出,“不能重复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所谓自卫,仅限于我们受不当地战争侵略时的正当防卫,应局限在守卫我国国土的具体场合。幸亏我国是个岛国,国土的意思实在明了。因此,我国的自卫必须是不向海外出动,无论何种场合,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就将无限地向遥远的外国出动,这一点从过去的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来看非常明白。”¿鹤见裕辅的提议为日本参议院采纳,1954年6月2日,参议院通过了5禁止自卫队向海外出动的决议6,规定:“本院在自卫队创立之即,按照现行宪法的条章和我国国民的炙烈的爱好和平精神,在此重新确认不向海外出动。”À“不向海外派兵”从此成为宪法第九条框架内的又一和平原则。

(三)不行使“集体自卫权”。“集体自卫权”原本是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等二战侵略国东山再起而由联合国确立的安全措施。其基本含义是:本国即使不受到直接攻击,在与本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别的国家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将此视为对本国自身的攻击,本国拥有反击攻击国的权利。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拥有自卫权。1972年日本法制局公布了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宪法解释”,即:(a)“我国是国家,当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b)“从宪法前文和第三条的规定来看,不禁止为维护本国的和平与安全、保全本国存在的必要的自卫措施,但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不能解释为无限制地承认自卫措施”;(c)“宪法所能允许的武力行使,仅限于应对针对我国的进攻和不正当地侵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容是阻止施加于外国的武力攻击,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Á简而言之,如同解释宪法的政府机构内阁法制局所规定“宪法承认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不允许行使”。

(四)国防预算限制在当年GNP1%的限度内。1976年1”月,三木内阁制定了第四次防卫力量配备、维持和运营的基本方针)))5防卫计划大纲6,1977年开始实施。基于宪法第九条精神,大纲规定:日本年度国防预算经费不得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除了上述四项和平原则之外,还有“不实行征兵制”、“文官治军制度”、“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和平原则与政策。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也主要是针对宪法第九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上述和平原则与政策。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及和平原则的实施,彻底摆脱了战前确立军国主义体制的5大日本帝国宪法6的影响,确立了“在民、尊重人权、和平主义”三项基本原则。它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为战后日本走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绝大多数日本人承认,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除了千载难逢的国际机遇外,归根结底,是实施了这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法典。美国学者拉密斯曾称和平宪法是“最伟大的和平构想”,“从公布的瞬间就与以往时代划清了界限”。

和平宪法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济南陆军学院杨运忠教授认为,它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蔓延,为日本提供了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使之能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和平宪法也为日本重整军备提供了绝佳的“护身符”。“战后日本的新宪法,又把日本扮成了-和平国家.,使之可以圆滑地实施逐渐军备。当初,美国试想借以-抽筋.,免去构成威胁美国的军国主义,但是后来又不肯将之切断。以期加以利用。而日本则通过-芦田修正.,在新宪法中加入了-私货.,于是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成了-妙用.的工具。”Â195”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就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和平宪法就成了日本掩护其扩充军备的工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说:“宪法禁止军备,真是天赐良机,美国方面对我们有所责备时,宪法就是最好的挡箭牌,企图修改宪法(指明文改宪,作者注)的政治家,真是太愚蠢了”,“重整军队的日子反正会到来的,在那以前,防务暂时让美国人去搞,有人说我们耍滑头,就让他们去说吧”。

二、宪法第九条的历史遗留问题

日本和平宪法的产生与其它各国宪法的产生是大不相同的,它是在美国占领当局、日本民众和日本统治阶级等几方面势力相互斗争中产生的。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可避免地遗留了许多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对日本政治军事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非军事化”不彻底。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实行单独占领,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在欧洲,美苏对抗尚未公开化,因此美国的确想彻底铲除日本的战争潜力。所以美国在日实行了一系列的“非军事化”措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撤消各级军事机构、惩办战犯、整肃军国主义分子。与此同时,废除旧宪法、制定战后新宪法。“非军事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战后不久国际形势便发生了巨变: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冷战开始,美国扶蒋政策失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其对日占领政策,将最初限制、削弱、抑制日本的政策变为扶植日本的政策,把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导致日本的“非军事化”半途而废。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战犯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许多在押犯被提前释放。有的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界要人,例如:美国为了获取731部队有关技术情报,麦克阿瑟下令免除追究细菌战魔王石井四郎及其所有部下;甲级战犯岸信介被关押了3年后释放,此人竟在1957~1962年连续出任日本首相。正是由于美国的扶植政策,大量的军国主义分子保留了下来,更没有在群众思想上肃清毒瘤。这是宪法尚未解决的难题。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指出:“5”年前欧洲战争中的犯罪行为今天仍在受到审判,这同在日本肆无忌惮地把战争正当化、在亚洲进行残忍活动的罪犯被优待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人的复出,对战后日本宪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主力军。

宪法小卫士篇6

“一位日本领导人对我说，美国人和越南人打一仗，20年后他们就会握手言和。如果美国人和中国人打一仗，他们30后会握手言和。但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一仗，100年以后也不会握手。因此，我认为，日本人将非常小心，因为它们不想使自己处于100年后也不能和中国人握手的境地。所以，我相信，美、日将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台湾政府作出愚蠢的举动。”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称，自从《国家法》通过后，台海两岸关系事实上更稳定了，因为美日将“看住”。

“总统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完全‘瘫痪’，不能再使用了。总统说他应该多有几个手机号，而我们则首先得重新安装新的电脑系统了。”

――印尼总统苏西洛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并表示民众可以全天候拨打或发短信。有意思的是，由于数千民众都急于给总统打电话，结果导致苏西洛的手机“严重塞车”。总统发言人安迪抱怨说。

“同胞们，这面国旗是权力与决心的象征。我发誓将运用权力和决心来捍卫民主，并引导国家走上正轨。”“在我们吸取教训和怀念我们的英雄之际，我呼吁大家摒弃肮脏的政治，全力促进经济发展。”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遇到了“麻烦”――除了在去年大选中涉嫌舞弊的录音带被公开之外，其家族成员还被指责涉嫌贪污。为此，阿罗约在6月12日独立日庆典活动上呼吁人民精诚团结，不要听信谎言。

“他误将威尔士当成一个城市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愣在那里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即便他不了解欧洲其他国家的地理，也至少应该知道母语国家（英国）的地理呀。他可真是个古怪的人呀！”

――美国总统布什在接见19岁的英国美女歌星夏洛特・丘奇时，竟误将威尔士当成一个城市，并问出一个近乎“地理”的问题：“威尔士市在英国哪个州？”对此，夏洛特非常吃惊。

“一想到华盛顿犯的所有错误，所有的糟糕决策和荒唐方向，我就夜不能寐。”“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有两年的多数（席位），不能再给他们另外一个四年（总统任期）．．．．．．我们永远不能向共和党的议程让步，这不仅对纽约不利，对美国也不利。”

――希拉里6月6日在纽约举行筹款集会，为2006年连任纽约州参议员募集资金。在筹款的同时，希拉里大声疾呼，必须在2006年“攻占”国会，在2008年夺回白宫。

“考虑建立一个新的设施（祭拜战争死者），可以。但靖国神社不可能被任何别的设施所代替。”

――日本首相小泉对分祭甲级战犯的建议说“不”。

“全世界没人知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有什么关系，改名没有关系；‘中华民国宪法’被我修了六次，已经没地方可修，应该要‘制宪’。”

――“之父”李登辉又在鼓吹台湾“正名制宪”！

“我相信，日本是在刻意掩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二战前所犯下的暴行。”

――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罗伯特・多尼海对日本人在战争结束60周年后仍不承担战争罪责表示无法理解。

鼓吹“打造新宪法”

宪法小卫士篇7

程锡庚事件至今已经70年了，如今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了这一事件的大量档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分机密资料渐渐解密。本文依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尘封史料，将其始末加以整理，真相予以披露，使那段历史内幕清晰于人们的面前。

程锡庚喋血租界

程锡庚(1893―1939)，字莲士，江苏镇江人。18岁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校。民国初任海军部秘书。奉派赴英留学。民国8年(1919)毕业于伦敦大学，后又留学法国和美国，曾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1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秘书，曾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任“国联”行政会中国代表团秘书。民国12年任财政部秘书、全国财政讨论会专门委员。民国17年被派赴巴黎，办理中法退还庚款案；民国23年(1934)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时已是当时的社会名流。

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在日本人扶持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巩固伪政权，立即着手筹建伪政府控制的管理华北金融的中央银行机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8年3月10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平。当即公布伪“联银”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等价流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伪“联银券”，银行钱庄账目一律以伪联银券为本位币。在当时华北金融中心的天津，伪联银分行也与总行同时成立，程锡庚加入伪政府，任伪联银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后，1939年3月又被任命伪天津海关监督。于此同时政府为了打击破坏伪临时政府，命令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天津站，对伪临时政府要人进行暗杀活动。军统天津站利用一些爱国志士组织了团体“抗日锄奸暗杀团”，从事侦查、刺杀汉奸的活动。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供应。在此背景下，春风得意的程锡庚自然名列军统的汉奸名单。成了暗杀的目标。

1939年4月9日夜7点30分左右，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正在看电影的程锡庚突然被爱国抗日志士枪杀，当场毙命。同时在影院欲捕捉的苏联人曼舒罗夫(音译)被打成重伤，瑞士人格拉萨也被射死。

翌日，消息传出，震惊全国，伪天津特别公署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领事下令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在限定的期日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在最短期间切实改善治安状况，并提出“天津公署警察局”官警随时可进入英租界，与工部局警方共同搜查凶手的要求。同时日本占领军一方也私下说服英租界当局。表示日本宪兵队愿意提供帮助，双方共同搜索暗杀案犯。于是11日英租界方面以书面同意接受日本“协力”，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天津英总领事12日在回答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照会中也表示：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日英共同搜捕租界

日本宪兵队与英工部局警察局共同搜捕暗杀案，于4月15日在天津英租界内开始第一次协力大搜索。4月17日第二次搜索检查中，逮捕所持毛瑟手枪的一名叫王文科的中国人，审问后知其为八路军系列人员。在4月22日第三次搜索检查中。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检举逮捕了4名中国男性嫌疑犯。扣押在租界警方。日本军方对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英驻天津领事又在日本宪兵队的强烈要求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不在的状况下(4月19日英大使卡尔抵重庆，25日卡尔在重庆谈话，否认调和)，独断同意将4名嫌疑犯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开始英方提示日方在24小时内返还4名嫌疑犯给英国租界方面。后在日本宪兵队的固执要求下，同意给5天时间审问，即在30日返还。日本宪兵队立即提审，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得到了4人的口供。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机密第882号资料《在天津日本总领事田代重德给有田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记载了4人的身份和供述内容。4人身份和陈述材料如下(涉及的日期都是农历)：

这四人同住：天津英租界内五十六号路益世里六十八号。

第一号人物：蓝向隆，别名：赵洪，年龄：四十三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二号：蓝隆，别名：赵如，年龄：二十六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第三号：李德祥：二十七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第四号：沈向金，别名：赵生、张富，年龄：三十岁。原籍：河北省宝坻县。

蓝向隆的陈述：我十七岁前上私塾，十九岁在线香制香厂里作学徒，二十一岁时的十二月我参加了东北五十八团三营第九连作为一名步兵入队，在兵队里当勤务三年。当退伍后，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警察局任警士，三年后升任警长，约六年勤务之后在河北三河县警察局任警长，约五年后退职。

我在河北宝坻县朋友王文来信要求下，让我招募兵士组织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在我的组织下招募了六百余名兵士，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和王文会合，编成北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王文自任第九路军军长，我任忠又救国军第九路军第一旅旅长。其后受到日军多次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

我和赵生及妻来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十二号居住。约十数日前搬入现在的益世里。房租从开始时候就由王文来支付，每月给我五十五元的生活费。我是王文指挥的锄奸暗杀目的组长。

我在三月初，具体日期没记住。那天午后二点三十分，王文坐汽车来我家，告诉我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我也承诺了，就领着李德祥，各自拿着王文给的装六发子弹的新手枪，坐王文的汽车(2146号)出发。我们去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在大光明影院前，已经到达的有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三人在那等着。我被命令看汽车掩护，在那等待放哨。王文和李德祥进入影院，白桐春、李志忠、张富三人放哨。掩护左右。不久，就听到枪声。而后李德祥钻进车内，一分钟过后王文也钻进车内，车马上开动，出中街、伦敦路。在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的胡同前，我和李德祥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过了两日后，王文来我家，兴奋地说：上次大光明的暗杀大成功!为避免搜索，各位尽快搬家!他给了我三十元，我就搬入现在的家。

我除了和刺杀“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有关联以外，还有去年三月在北京和王文等数名同志，参加了刺杀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动。我作为王文的部下参加刺杀行动，每月的费用都是王文支付。我都是为生活才做的，但现在非常后悔。

蓝隆陈述材料：我是蓝向隆的弟弟，自小作农业、无

学历。兄小学三年修业，在线香制香厂里打工。兄在任旅长时我任其副官，在新安城驻屯。去年8月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

我和兄夫妇、母、兄的孩子来天津，住在乐庆里后又搬到现在的地方住。兄从王文每月领五十、六十元。我不知兄做何工作。电影院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李德祥对我说：都是和王文暗杀团有关联。

李德祥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活，没上私塾。二十一岁参加了大口屯自卫团，去年六月任王文的副官，八月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解散后，九月上旬我来到天津赵洪的家。在蓝家，王文、李桂石等其他友人(详细名字不知)经常来。我也在蓝家居住。我每月领三十元，我参加暗杀团活动，是在暗杀团打杂活。

沈向金陈述材料：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上了二年半私塾。民国二十二年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商会组织的自卫团里任班长。五年的勤务后，在去年六月被任命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官，去年八月末第九路军解散，我来天津在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十二号居住。在本年三月下旬搬入现在住所。蓝向隆是王文的暗杀组长，我在蓝组长手下工作。生活费每月自王文处领取，每月五十元。去年十一月左右，在王文命令下，我和蓝向隆、李风桐等一同在法租界永安饭店。参加刺杀潘市长行动，因防卫警密没能得手。没达到暗杀目的。

大约距现在二十日前(时间不能正确记述)，早八点左右，蓝组长对我说：今夜有工作，十二点左右去来自里。午后一点过后我去那里。王文、组长和我坐汽车到二十九号路的小公园，在公园里王文命令我们暗杀程锡庚经理。在到公园前，在车内我领到手枪。在公园等到六点左右，到大光明影院，组长和我放哨掩护。汽车停在大光明影院西邻的左侧西方向。我的任务是监视外面，不久听到枪声，馆内大乱，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王文也出来上车，往西方向行去。在七十四号路乐庆里我下车。将手枪还给王文。事件数日后我搬入现在住所。又过二日，组长给我一百元。组长拿了多少不知。十五日、十六日前、组长和我去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李同志家，给我新手枪说开始行动，在东门附近狙击日本军人。

去年年末在法租界刺杀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及去年五月在法租界国泰电影院及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弹装置，去年四月左右在北京的王克敏暗杀事件，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我是去年一月王文通知我来天津作生意，为了生活参加了暗杀活动。

依据以上调查结果，天津日本宪兵队判定4人为程锡庚案件关联犯人后，4月30日早。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长大田清一等日本方面和伪天津政府关系者，带以上4人，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陪同见证下，到大光明影院进行现场勘查检证。现场勘查检证参加者有：宪兵队上条曹长、特高课长大田清一、高桥少尉，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格林斯来特督察长、英领事馆哈巴德领事及日本天津领事馆田中领事、渡边翻泽，还有伪警察官数人。依据上述人员所言，在现场进行所在位置、逃走经路等勘查、考证，也对4月20日在天津东马路电车交叉点附近发生的刺杀日本宪兵未遂事件进行勘查考证。

日英双方在现场勘查检证结束后，确定了调查结果，再次判定4人为关联犯人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清一自信地将4人全员返还给英租界警方。伪临时政府及日本方面便正式要求引渡，等着英租界工部局将4人送来。可是4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后，全员翻供，拒不承认自己是暗杀关联者。

其后日方和伪天津政府再次要求英方引渡。英国方面却采取不协作态度，施展英国特有的老练、圆滑的外交术来交涉。英方以自供供述中有数点虚伪，证据不充分，拒绝引渡4人。日宪兵队方面也强词：4人都自供并进行了勘查检证，日英双方都在现场认可的!英方也反驳：供词中有虚伪部分，不能作为证据。并强调大使不在、诸问题不能解决等等。

英方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其背景一是政府对英施加的压力；再是日本占领中国后，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权益上的冲突和恶化。在日军占领地域，第三国的活动和权益受到限制和损坏，所以英国方面在引渡问题上对日伪采取了对抗政策。

日军对英租界封锁

5月5日，日本占领军和伪政府当局各机关秘密协商对英策略；6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长)宣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5月8日伪天津市政府提示公文要求英方引渡4人。但英租界方面示予难色，强调犯罪证据不足不能引渡。面对英方外交的老练，日占领军方面认为，以文字的外交交涉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独断，决定采取对英租界封锁的强硬手段。于是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代重德赴英国驻津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杰佛逊提交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12点前引渡犯人，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适当的行动。伪市长温世珍也在6月1日致函英国驻津总领事馆，提出引渡“凶犯”和取缔英租界内“不法电台广播”等要求。

在日方提出通牒期限前，6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外交大臣转交的亲笔信，信中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犯，承诺以后不会在英租界内发生类似事件。在英国国内，各方也声明不能屈服日本的威压行为。对日本的要求不能妥协等等。为此，在东京的英国大使克莱琪对日本有田外务大臣提出照会，强调在无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引渡4人，有损英国传统的正义感立场。

6月6日晚，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佛逊向天津日本领事馆田代总领事表示：如提出新的证据，英国可以再考虑处理解决方法。将犯罪证据不足的人引渡给贵方，如被处极刑，有损英国正义观念立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本国政府拒绝日本引渡要求。

6月7日，天津伪市政府重申以前训令：“限两日内市属各机关职员一律迁出英、法租界。”

6月10日东京英国大使克莱琪访日本有田外务大臣，言：“因犯人否认自白供述，处理事件的正当方法是提供新的证据。本政府对日本来的威吓恐吓绝对不会妥协。”

在此同时，日军在天津组织了“反英大游行”示威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反英示威游行。6月12日午前，日本内阁机关的兴亚院表明“以坚决的态度解决天津租界问题”，以示日本将以强硬手段来解决事件。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午后发出“有田外务大臣宛秘第三四七号”电信，通知外务省：12日现地驻屯军本间部队决定14日午前6点实施检问，彻底封锁英法租界。

6月13日早。日占领军以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名义，终于发表了封锁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声明中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的英雄的兵士，及税关监督被暗杀，说明租界是庇护犯人的犯罪温床。为了确保我方的安全。在14日6点前不引渡犯人的场合，即对英法租界实行全面封锁。以及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

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政府当局改变援蒋态度，杜绝在金融、经济、思想上对新临时政府的扰乱政策。英租界当局有必要认识华北的新形势，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封锁英法租界可能给第三国者带来不便，但这也是我方最小限的行动”等等。伪天津市署随即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人英法租界。

13日午前，英国政府照会日本驻英大使重光：“如有新的证据，英国可重新考虑处理解决事件方法，请日本政府下令取消14日对英天津租界的封锁。”是夜英国方面向日方提案，选定英日及第三国中立国人员组成法院委员会来共同审判裁决4人。日本方面以审判权限在于中国新临时政府，拒否了英方提案。

从6月14日午前6时起。日天津占领军进入了行动，对英法租界的7条通路及从万国桥起到白河下游实施封锁，开始了盘问和检查。又在通往英、法租界的从万国桥(法租界内)起到白河下游，实行水上船舶许可证通行；七经路(铁道线方向特一区)、六纬路(特三区向万国桥方向)等管区增设监视口。

第二天(15日)，在英国竞马场道检问口，出现英租界驻兵的抗议活动，全副武装的英兵架起机枪并呐喊，双方出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日军随即调来坦克助威，对峙4个小时后，英兵无奈地撤去。其后在检问时。日军气焰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面前对英国人加以羞辱，实行近于脱衣的检查。

日英东京会谈引渡4人

英国外交部起初曾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但英国无法兼顾东西两个半球的窘境。虽然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经过军、政及外交各方面的多次磋商，决定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日本政府也表示同意，并招集天津现地有关军政人员，在东京进行了外交谈判。

7月15日9时。世界注目的日英会谈在东京日本外务官邸举行，日本有田外务大臣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开始就原则问题进行谈判。经过3次的会谈，终于在7月22日午后11时在东京外务官邸，日英东京会谈的第四会谈上，英国对日本让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就日军在其占领区治安上，英国表示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实际局势，在此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统治区治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在双方约定的7月24日共同发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就在英日就天津租界事件进行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一再要求英国不要交出行刺汉奸的嫌疑犯。英日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后，中国国内反应强烈!各界申明这就是“英国的东方慕尼黑方案”。中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琪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协定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谈判涉及中国领土、和利益，但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日军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土地上都不应享有任何权利。随后中国共产党于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通过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的慕尼黑性质。文章写道：协定是“放任侵略、纵容战争的又一罪恶”，“它不仅违背了英国历次在国际会上对中国担保之义务，而且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和平利益及人类的正义和公理”。“英国与日寇订立这一协定，则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的抗战力量”。

但日英双方在7月24日进入第二阶段的具体事项的会谈以后。在租界具体治安协助事项，禁止流通政府的货币以及搬出在英租界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存放的现银问题交涉上停滞。特别是日本要求在英租界内禁止“法币”流通，协助流通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并将英法租界内中国的银行所存之白银完全交给伪临时政府等等，这些都涉及到英美法各国的共同利益，英方难以接受，对立激化。

7月26日。美国宣布6个月以后将终止19l 1年的日美通商航海商约。并且美国和法国驻日大使来访日本外务省，表示不同意在英租界禁止法币流通。所以在8月以后，日英的天津租界谈判渐渐中止。

但根据《有田一克莱琪协定》，8月11日，英国宣布以两名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引渡蓝向隆等4人，同时延长会谈。8月13日。重庆政府发表声明“对英的引渡表示遗憾，现在其4人是无罪的：即使有罪，也应交给重庆政府。期待英国的强硬对日态度”。

在日英双方法币流通和现银问题的会谈实际破裂情况下，8月14日，天津的日军军方代表离开东京。返回天津。在中国的日军华北方面侵略军发表强硬声明，“事情恶化责任在英国方面，强调租界封锁是现地军对治安和自卫非常必要的行动。以后租界内各种事态恶化的场合英国负全部责任”。

8月18日，英国方面通知日本外务省因国内训令，谈判暂时中止。

可是在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是夜天津英国领事馆通知日本天津领事馆。在9月5日引渡4人。

9月5日夜里，天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大田课长等数人来到维多利亚路和24号路交叉点，在悲壮的场面中，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戴尼斯等英方数人将蓝向隆等4人引渡日本宪兵队。是时天津发大水，陆地交接不了，4人从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舟艇上交接到日本宪兵队艇上。当夜4人被拘留在河北大经路特别警察署。

从上述资料来看。这4人并不是程锡庚事件的直接刺杀者。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程锡庚?

日本史料中记载：1939年8月下旬重庆等地有新闻报道说：刺杀程锡庚的是南开中学学生卓忠良和袁汉忠。日方认为这是重庆政府用来搅乱事件作出的一策。“卓忠良”和“袁汉忠”是日本方面发音有误，实际上是祝宗梁、袁汉俊。此二人到香港警方自首。声明他们在电影院刺杀了程锡庚，提出在电影院打出一条“程锡庚有人找”的幻灯为他们笔记，并以现场的遗留品上有祝宗梁指纹为证等等，当时那个幻灯也作为物证保存在英租界警方。可是香港警方以卓忠良和袁汉忠作为暗杀者证据不足，拒绝了二人的自首。现在台湾“国史馆”里也有档案：《祝宗梁锄奸告》，记载了是爱国志士、南开学生祝宗梁刺杀了程锡庚。

钩沉九二搜捕告密者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英方引渡了4人后，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气焰十分嚣张。终于在1939年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华北区地下组织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

失。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搜捕”事件。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九二搜捕?究竟是谁出卖了天津地下组织?

国内普遍说法是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的特工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天津展开大搜捕。

在《抗日神经战》一书中有文章《军统戴笠暗杀汉奸行动》记载：军统大特务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

在天津图书馆的《天津抗战纪事》一书中有文章《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记载：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在1939年9月天津大水泛滥过后，抗日锄奸团团员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9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今营口道诚士里，当时是英租界管辖)。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将以上这些资料相比照，便会发现各方记载差异很大，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情况严重，据此难以说明史实真相。

有必要从当时日本方面的资料来寻找答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天津9月29日后发――本省9月29日夜着，为天津领事馆田代总领事给野村外务大臣文件中记载的内容：“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人名极密)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蓝衣社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等等。

又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中也能明了地看出告密者。昭和14年(1939)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在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在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的机密通函，标题为《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内中记载：“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天津党部主席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五十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_丁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一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等等。

以上文中的王文是军统华北区要人。国内有记载，他曾经参加过在天津租界刺杀一代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行动。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在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自供下，华北区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才遭受致命打击!尤其是在曾澈被捕后，日宪兵队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量地下组织成员。

在日本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九二搜捕”中被日军捕获的蓝衣社成员赵再生等20人，表示以“和平救国”形式投降日宪兵队，并呼吁其他蓝衣社成员也投降日方。那个被拘留法租界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即当地电报局局长。也在随后表示脱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专职于电报局工作。

宪法小卫士篇8

20xx年是第68个世界卫生日。 20xx年世界卫生日活动的主题是抑郁症。抑郁症影响所有国家中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人们，造成精神痛苦并使人们难以从事甚至最简单的日常事务，有时可能彻底摧毁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谋生能力。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然而，抑郁症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更好地了解什么是抑郁症以及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将有助于减少与这种病症有关的耻辱感，促使更多的人寻求帮助。

世界卫生日的由来1946年7月22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大会，60多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世界卫生组织宪 章》于1948年4月7日生效。为纪念组织宪章通过日，1948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并决定将每年的 4月7日定为“世界卫生日”，倡议各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次年，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考虑到每年7月份大部分国家的学校已放暑假，无法参加这一庆祝活动，便 规定从1950年起将4月7日作为全球性的“世界卫生日”。自195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为世界卫生日选定一个主题，突出世卫组织关注的重点领域。

世界卫生日是一次全球性机会，注重于影响国际社会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日启动较长期宣传规划，持续至4月7日之后。

世界卫生日的节日宗旨确定世界卫生日的宗旨是希望引起世界各国对卫生问题的重视，并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和改善当前的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世界卫生日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都举行庆祝活动，推广和普及有关健康知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组织法”规定，每年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一个宣传主题，各国围绕该主题展开宣传活动，以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宪法小卫士篇9

本学期主要工作如下：

一、入学军训教育

学期之初，抓实新生入学教育，完善军训工作机制，研讨制定详细的军训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注重军训实效。将国防教育、礼仪教育、习惯教育、一日生活、学习常规教育等相关内容认真落实到军训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校五至七年级学子，经过长达半个月的军训，最终在军训汇演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老师及家长的认可和赞扬。

二、日常常规教育

1、学期初组织开展了安全教育第一课系列活动，后期还通过主題班会、国旗下演讲、晨会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了交通、防自然灾害、饮食、防火等安全方面的教育。

2、加强常规的卫生管理和检查，一是明确各年级、班级的打扫时间、打扫要求，重点清扫死角。实行属地管理，使得任务明确，职责落实，并制定了《校园卫生管理细则》。二是加大了检查力度，前期通过一天两检查，让每个班级、每个学子都明确知道我校的卫生打扫要求；中期每一大周政教领导联合各级部的教师代表进行全校卫生大检查，通过评比进一步提高卫生打扫标准，同时增强学子们的集体荣誉感；后期通过不定时、不定级部、不定年级组进行卫生抽查的方式，督促我们的学子养成讲卫生、不乱丢垃圾的的好习惯。

3、加强仪容仪表的管理和检查，一、通过班会、晨会、班级小短会加强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教育，从而强化了学生仪表的管理。二、通过政教组织的全校仪容仪表检查、和班级自检进一步规范学生穿着打扮。

4、配合班主任抓好班集体建设。要求各班主任根据各班特点，制定班级工作计划，班级管理制度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营造良好的班风。加强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学生自治、自理、自控能力及兴趣的培养。同时对班级“问题学生”及时进行沟通教育，促使他们走出误区，健康发展。对于不思悔改、不思进取、严重扰乱班级、学校秩序的学生，经过班主任和家长同意进行劝退处理，为我校教育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组织学生卫生健康体检

对全体学生进行了常规体检，全面贯彻“健康第一、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加强学生的体质监测。

三、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班主任老师利用班会上安全教育课，组织学生登录安全教育平台、宪法小卫士平台、青椒第二课堂平台进行安全知识技能学习。

2.利用“抗击新冠肺炎”、“防溺水”等方面的知识，通过黑板报、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使学生获得安全知识和技能教育。

3.通过《致学生家长一封信》、主题班会、讲座、国旗下讲话、做手抄报等形式，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4.组织了宪法小卫士平台、青椒第二课堂平台和安全教育平台的知识学习，在信阳市平桥区后台学习数据中我校达到了100%的注册率和95%率的学习，在平桥区一百五十多所学校中稳居第一。为了推进全国“学宪法，讲宪法”知识宣传，我校积极参加了信阳市第五届“学宪法，讲宪法”的宪法知识竞赛，获得了初中组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并申办了“法制校园”荣誉称号。

5.组织校园安全消防演练，并邀请了平桥区消防队专家为我校师生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提高了全体师生的消防意识，不仅学会了消防知识，还懂得了如何消除火灾隐患，如何自救自护。并对师生进行了正确使用灭火器的培训。

6.为了我校高年级女生能够正确认识和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顺利度过青春期，组织了5-8年级女生青春期知识讲座，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期心理健康安全教育。

四、积极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

为响应的“让孩子们跑起来，就是让国家的未来强起来”“体育承载着国家的强盛”的精神，我校分别举办了广播体操比赛和第二届秋季运动会。

五、组织学生的成长礼

在不同的阶段，孩子们有不同的收获，也有不同的体验，为了见证孩子们的茁壮成长，分别组织了一年级的入学仪式、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和五年级的十岁成长礼。

六、将传统文化“请”进校园

宪法小卫士篇10

关键词：《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外在，内在

我们大体上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近代以降的历史是一段“追求富强与独立”的历史。就此而言，“富强”大抵含有一种比较的意味，“独立”则意味着脱离，因此对这段中国史的概括完全是一种外在观察的结果，从而缺少了一种内在的视角。对此种现象史华兹教授曾言及：每当谈及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我们总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西方冲击”这一比喻使人联想到的情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物体在冲撞一个惰性物。[1]张灏先生对此也有一种高度的警惕：“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2]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冲击－回应＂学说范式霸权的产物，当费正清等人从中国外更为广阔的视阈中审视中国问题得出一种中肯的结论后，中国学者的话语成为了某种舶来品的简单译文！

也许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对富强与独立的渴求决非仅缘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上层浮糜无能，下层清苦惨淡，文化僵死，社会动荡，国家贫穷，可谓之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中国人不得不认真面对自己社会的自生物，自己必须运用脑力去思考涅磐变革求生之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包括对宪政的认知与选择）完全可视为中国人打理后花园的一个成果。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把一种现代化文明摆在中国人面前时，中国人再也不能守循着千年遗传的文明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正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言及的：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西方的侵略而引发的。[3]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却并未成为这一学说范式霸权的牺牲品，它对宪政文化的仔细梳理使我们清醒的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面对自己的问题思考与求解时的艰难与苦楚，并且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了这种艰难与苦楚的力量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对宪政的神经依然＂疼痛＂。它对宪政文化于近代中国的发端，流变的描述，遵循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线，镂析勾勒煞是自然，娓娓道来而不显突兀与断裂。更为重要的是，它采用内在与外在视角观察宪政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播种，成长，覆灭，重生，从而解读了＂宪政文化在近代中国实际怎样＂的命题。

外在视角的观察，使我们从更加宽广的时空中看待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文明经过发端和拓展后在近代舞台上的对决使得本不存在高下之分的东西文明有了发达与落后的分野，更为严重的是发达的文明企图用最原始同样是最野蛮的手段来征服落后的文明。这一切犹如烙铁一般滚烫着被这种文明沁染的每一个人。当然最先惊醒与焦灼的是那一群社会精英分子。而这一切的一切又从器物的体认开始，尤其是枪炮这一对曾经离我们祖先最近的器物。《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言道：他（魏源）赞扬“外夷”轮船火车，其速如飞，“昼夜千里”，用机器纺纱织布，“巧夺天工”。[4]在器物的学习过程中，日本人用甲午战争又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于是，王人博先生用几乎冰冷的语言写道：“惨淡经营了33年的洋务。其生聚的教训一场战争便作了总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败给后来居上的东邻小国，引起了朝野震惊，它象一把利剑，戳透了大清帝国的官僚和士大夫因循麻木积成的厚膜。空前的耻辱感和深重危机感深深刺痛了那根休眠状态的神经，使中华民族具有的觉醒也因此开始。[5]于是，中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这一器物学习，而当他们重新打量近旁小国日本的翻天巨变，重新观察中西国家之不同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它们还有议院，立宪等等。这一切又将成为随后而来的维新运动的主题。于是对议院的赞美之辞在精英的口中是不难找寻的，王人博先生动情地写到：”在梁启超的心目中，议院是一块闪亮的金子，救国良方。他认为议院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据乱世到生平世而达太平世的重要条件之一，……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在于顺应这种议院的民主潮流，“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6]其焦虑迫切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维新运动却是如此的短命和虚弱，不堪顽固派轻轻的一击。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人民却不得不顽强的生活下去，于是精英的思考也未停止，在西游英国、美国之后，在历经繁华，体验西方的民主、自由文化之后，严复与胡适分别以英、美为蓝本为中国开出了苦烈的药方……。这一切暗含的结论、激情、愤懑、苦恼都在一种广袤的视阈中获得、击发，我们感受的越多，我们的焦灼就愈加不可抑制，这种情绪化的经验使我们在宪政问题上多了许多盲目与狂热，少了些理性与冷静。《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用外在视角的观察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对近代宪政文化的理解。

而内在视角的观测，使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近代史的一切都是我们民族力量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民族用自己的智慧思考，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时的结论性事物。正如梁治平所言：“任何一种现代化事业都只有在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经验中扎下根来才可能血肉丰满的存活下去。无论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还是法治、民主，除非中国的民众自己感到了对它们的需要并为之奋斗，否则，谈论这些观念、学说和理论的意义将是非常有限的。”[7]其实，知识精英对西洋器物的盛赞从反面亦可看出对中国当时之生产工具落后的感慨。当然中国人对自己社会问题的认识也许并不需要坚船利炮的提醒，史华兹教授曾言及：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表明王朝衰败的腐化、造反和其他能说明问题的迹象，已在那些较为敏感的文人学士中引起了不断增长的不安[8]，《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言及龚自珍的论断：他是这样描述当时那个社会的：“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穷户，穷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日月，奚暇间年岁？” ……而另一方面的专制制度本身似乎也出了毛病：“昔日霸天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产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只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催助天下之廉耻……。”[9]在指摘时弊的同时，他自然而然的提出自己的一套变革之方案。这样以来，早期的文人学士所论及的问题可以说长期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框架中，如吏治、田赋、盐税、漕运、兵制、藩属、海防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样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寻。在近代，这种寻找是沿两个路径进行的，其中只一是代表着儒家正统的主线；而另一个，就其起源而言，常于法家相一致，尽管它得到许多自认是坚定的儒家的变相支持。[10]即使这些文人真切的面对西方的文明时，在他们的心底同样涌动着这股思绪。张灏先生对此亦有此感：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11]在高扬议院之旗帜时，梁启超对中国之现状也心如明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写到：“清廷统治集团中你争我夺，互相防卫又相互争斗，塞而不通；高级官员更是各据地盘和势力，揽权分肥，难以沟通；地方各省则形同一国，互相设防，不能统一行动；基层政权更是各自为政，言论不达，信息不灵，老者不能退，新人不能进，全国如一潭死水。”[12]就是在那一连串的药方中，精英却不得不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所谓人权、自由等价值，不得不进行话语的转化，频繁使用本土资源解释与建构自己的体系，这一切也无不表明了《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内在观察的力度。内在视角也许更有说明力和解读力，它使我们觉得，近代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证明对于西方冲击的反应决不是一种植物人式的回应，它是一个有自己心智的人在内外取舍之后的一种选择。

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巨大困境时，两条路径上的文人学士达成一致：必须捍卫我们的民族。他们抛弃了儒家思想中正统的维持民众最低的生活需求的生存经济，转而主张与法家紧密相连的富强哲学，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只有富强才能捍卫我们的民族。寻求富强的原因与技术就成为了在内外张力下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论是枪炮，还是工厂，甚至是宪政都有富强的隐语。这一切就构成了近代宪政的语境。宪政在中国的诞生、罹难、复活都与这一切有关，而这一切又恰恰源于民族的强烈的求生本能。也许在总结篇章——宪政之累——的一段文字体现了这种美感与真实：“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同时面对两个彼此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不仅在军事装备而且在政治体制和其他物质文明成就方面远远胜出中国的西方，一个是有着完全不同与西方，自身具有强大压力的传统中国。因此，近代中国宪政文化从落地生根之日就无法回避两个问题：怎样学习西方，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13]在二个视角的交辉下，我们深切感受到那内忧外患时代人们的思考，生活的艰辛与痛苦。当我们对这种生活经历表示敬意之后，我们却不得不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对宪政所做出的最功利的截取与抉择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只要赞成把社会实体作为民族来保卫，并极力把这个目的摆在其他价值和信仰，就要根据它们和这个目的的关系决定孰弃孰取，而不是相反”，[14]当把富强放在至高的地位时，自由、民主必须让路，宪政的畸形也就不可避免了。正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所言：“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性格。近世以来的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今天的中国仍拜领着它的感召和驱动，这也是本书洋洋数万言欲说而未必能道明了的一个主题——只想得到西方宪政的果实，而不愿在两种文化上去下苦功夫，这是实用理性在近代展现出来的一个恶果，中国宪政文化的无根与浅薄也大抵与此相关。”[15]

笔者大体同意吉尔茨的论断：法律就是地方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6]而法律文化更是这样一种事物，它是地域性人群在特定时间内的生产生活过程和结果以及这种过程和结果对后世的影响。法律、法律文化大都是地域性人群生活经验的写照，由于地理、气候诸种原因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迥异，从而形成了种种异质文化，当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后，文化的吸纳、自足、排外都变得十分强大，任何一种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可被征服，不可被移植。正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所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宪政，宪政在西方都是其社会文化演生的一个自然结果，或者用西方人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没有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17]于是，当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心态移植宪政以至于其文化因素时，便遭到母体文化的强烈排斥，以至于“无根与浅薄”，也许这一切则将是一个内外视角下的作者要讲述给我们的！

「参考文献

[1][8][10][14] 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2][11] 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3][4][5][6][9][12][13][15][17]王人博著、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7] 梁治平著、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 [J] 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