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序言范文10篇

宪法序言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序言概念特征争论评析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表决，以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弃权17票通过了包括13项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下称2004年修正案）。其中，涉及对序言的修改共4处：一是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三是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四是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十六大召开以来，修宪呼声渐次高涨，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修宪建议纷至沓来，学界对宪法问题的争论更是异常激烈。争论中，有人提出取消或删除现行宪法序言的主张。2004年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主张的破产。因为，2004年修正案不仅没有接受上述删除或取消序言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宪法的序言。但宪法序言的争论并不会因2004年修正案的通过而自然平息。因此，本文拟对宪法序言的概念、特征、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及重点对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宪法序言到底应该包括那些内容及序言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由于各国对宪法序言功能的认识、各国实际赋予宪法序言的功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易准确、完整地概括，因此，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的概念中对序言的各种功能、内容等进行总结性界定。

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须注意的是，宪法序言也有以条文形式表现的，如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就由4个条文构成，但是不能认为这些条文是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如法国1958年宪法的序言前还有一段文字：“共和国政府根据1958年6月3日的宪法性法律建议，法国人民通过，共和国总统公布宪法性法律，其内容如下”，该宪法将接下来的文字标明为“序言”，这说明该宪法并未将前面这段文字视为序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须尊重该宪法的意愿。（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的关系

这里讲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其当然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有序言。笔者认为，揭示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之间的区别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在此主要揭示二者的关联。

首先，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共同构成完整的宪法典。这是从宪法的形式结构上讲的。一部拥有序言的宪法，其序言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一部拥有序言的宪法而言，其完整的形式结构一般包括：序言、总则、分则、附则四个组成部分。

其次，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分享共同的原则和精神。这意味着序言与宪法正文在内容和含义上必须保持高度和谐一致，而不能出现矛盾、抵触。二者如有抵触或矛盾，应当依序言优先的原则进行解释，这是因为序言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往往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原则概括和抽象，应当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当然，如果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大，不能用解释的办法进行弥合，则应考虑修宪了。一些纯粹叙述性的宪法序言似乎并不包含什么原则和精神，但仍须保持序言与宪法正文之间的一致性。

再次，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在内容上互为补充。包含基本原则、精神的宪法序言，对宪法正文的适用和解释具有约束力，也即宪法具体条文的适用与解释必须贯彻序言所载的原则和精神；而对宪法具体条文没有规定的事项的处理，须遵从序言的原则、精神。“宪法本文（即宪法正文——谢注）的各个条款的实施也只有和宪法序言所宣布的原则相结合才能有明确的目的”，因此，宪法序言“构成宪法本文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对宪法序言内容的准确、全面把握，并使它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往往也依赖于宪法正文的具体条文。如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赋予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规定自身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须与总纲第5条规定结合起来方才构成宪法保障制度。当然，宪法保障制度在我国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争论与评析

第一个问题：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是旷世之作。根据学者们的概括，宪法序言作用是：宣布统治者的建国纲领、政治主张或宪政理想，规定不便于用条文形式规定的内容；宪法序言具的功能如下：宪法序言是“国家的宣言书”，是“国家的总纲领”，它“规定一国的基本原则”。我国官方也特别看重宪法序言。如有国家领导人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灵魂”。

也有人持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宪法不应该有序言。其主要理由是：宪法首先是法律，而法律就应该有法律的样子，即每个宪法条文都必须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序言不是法律条文，所以，宪法不该有序言。如果希望宪法被人民尊为法律，希望它被人民尊为最高法律，我们必须将一切非法律规则从宪法中赶走扫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修改太频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序言所累，因此主张删除宪法序言。

其实，关于要不要宪法序言的问题，在我国早有争论。在1970年对我国1954年宪法进行修改的讨论中，即有人主张不要“序言”——将“序言”合并“总纲”中。不过当时的出发点是想使宪法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疏简文字，避免重复。而且，也不是彻底不要序言，只是要将序言合并到总纲中去。当然，这个建议最终没有为当时的修宪者采纳。

笔者认为，对要不要序言的问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法典的形式结构看，序言并非宪法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可从宪法序言产生的缘由中得到说明。一般法律都由第一条开始按照顺序展开。到近代，立法者为使人民更易于理解，除了使条文的规定更加明确易懂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前面加上一个序言，用以说明法律的目的和根据等事项，指导或启发人民对法条加以正确理解和解释。而在宪法正文前冠以序言，由美国1787年宪法首创其例。近代以来各国制定宪法时多有仿效。说明宪法的目的和根据，指导或启发人民对宪法条文加以正确理解和解释，这是宪法序言产生的主要缘由。从这个缘由可以看出，序言并非宪法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序言并非绝对必要，还可从当今世界仍存在很多没有序言的宪法这一事实得到解释。据有关统计，目前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序言，但是，没有序言的宪法也达31部之多。多数宪法有序言，表明序言的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实践中这些序言也确实发挥了某些作用；但31部宪法没有序言，也说明：序言对宪法并非必不可少。总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其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所发生的问题，完全归结为拥有或者没有宪法序言。

其次，宪法是否有序言，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一部宪法的关键，是要把人权保障确立为其核心价值，要将人民主权、法治及民主作为其基本原则，对权力能够进行有效地约束，并且能够保证宪法本身得到全面实施。在一个宪法止于政治宣言的国度，其宪法序言无论它写得多么美妙动听，多么冠冕堂皇，其与真正的宪政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实，宪法的价值和原则以及立宪的目的等内容，并不是非由序言来表达不可。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体系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地寄托于宪法的序言。

再次，是否一定要在宪法正文前冠上序言，从形式上看，是由制宪者决定的；从根本上看，则完全是由不同国家或民族依各自的文化传统、习惯及经验所决定的。有或者没有宪法序言，对宪法及宪政都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否认，如果一国宪法本身拥有序言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新制定或修改宪法时去掉序言则可能会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实际上主要是关乎人们的心理及习惯的问题，而不全在于有无序言。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掉序言或“将一切非法律规则从宪法中赶走扫尽”，而在于如何使宪法序言的内容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如何将已有的宪法规范落到实处。

我国自《共同纲领》就设置“序言”，几部宪法都将序言作为重要内容，而且宪法序言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之，宪法序言已为国人普遍接受。因此，我国宪法以保留序言为宜。

主张不应有宪法序言或应当删掉现行宪法序言的观点显得过于武断，而所给出的理由也经不起推敲。同一般法律规范一样，宪法规范也由条件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构成，这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宪法规范并不等于宪法条文，也不是每个宪法条文都对应于一个宪法规范。一个宪法条文可以完整地包括一个甚至几个宪法规范，一个宪法规范可以体现在一个宪法条文中，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宪法条文中，甚至还可能出现宪法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宪法规范的情形。总之，我们绝不能说，“每个宪法条文都必须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我们甚至还会发现，一些法律条文包括宪法条文本身就不包含法律规范，这种现象大量存在。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序言”的4个条文的序号与宪法正文序号连续排列。可见，仅从所谓宪法条文的形式无法判断其是否宪法规范。

第二个问题：宪法序言包括哪些内容？

从世界各国宪法序言来看，其内容大体包括：叙述历史、表达理想；立宪目的和依据；规定建国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使命；人权条款；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有的涉及国家体制。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包括叙述历史、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指导思想、实现根本任务的内外条件、宣告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多数学者对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所包括的这些内容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内容、文字的叙述方法，及至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都可以进行重新讨论和审视”。“我认为，宪法序言只需对制宪根据、制宪目的及宪法的重要原则作出规定即可。其次，宪法序言的文字只能是叙述性的，但能否更严谨一些？……再其次，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完全可以作为宪法的正文内容来作出规定，而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作出规定。”

首先，我们看宪法序言对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任务应如何规定。

从根本上讲，在宪法序言里加进什么内容，完全取决于制宪者。但是，制宪者在确定宪法序言的内容时，也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要考虑宪法本身的稳定性、科学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对历史、意识形态及国家根本任务等的规定，宪法序言应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

1.关于历史。

宪法序言中叙述历史的部分，在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理意义。在中国，一直不存在类似西方社会契约论所表达的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观念，而将权利理解为法律的赋予。在形式上，权力或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并非来源于人民，而是来源于宪法本身。但这种形式合法性的依据极不可靠，因为，宪法既然可以规定，当然也就可以不规定或者取消规定。因此，人们需要寻求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牢固的基础，我国宪法将这种基础寄托于历史。“按照中国宪法序言的逻辑，宪法以及宪法所授权力的实质合法性依据来源于历史，是历史赋予的。”宪法序言“通过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事件作一番选择与排列，一般性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事件就演化成或上升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逻辑与历史哲学。”“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也就成为客观的历史规律，变成了逻辑和哲学，甚至成了真理本身。“在这样的历史依据中制定的宪法，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此，我国宪法序言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历史赋予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提出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过于武断，已经滑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但它强调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却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至少可以说，历史并不是凝固的，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手段的科学化，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阶段对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通过“历史”赋予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实质上是建立在一个远不是确定无疑而是大可争辩的基础上的。而且，还存在进一步的问题：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律的目的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以法律面目出现的“历史”却意图“规范”人们的判断。因为，法律是不容违犯的，写进宪法序言中的“历史”也不容许对其“歪曲”或进行“肆意”地解释。

我认为，宪法序言对待“历史”的最佳态度，或者说宪法序言（乃至宪法）要使自己不那么快地成为“历史”的话，其最佳方式就是尽量地远离“历史”。必须写进宪法的，也要减少对其细节的描述，尽量客观、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就有人提议在序言中详细地叙述我国的革命历史。当时的制宪者们就已认识到，“如果在宪法的序言中加上许多对宪法并不是必要的历史叙述，那是不适当的”，因此，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笔者提出宪法序言要远离“历史”的一个重要理由还在于：从西方各国来看，其宪法及由宪法所授权力获得正当性、合法性的实质依据，在于赋予宪法以人权价值和确立权力来源于权利的原则。而形式上的依据是民主，即通过民主将权力授予政府并通过定期的选举确定或变更具体的权力行使者。这对我们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2.关于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指导思想。

台湾学者谢瑞智博士曾以是否附有意识形态为标准将宪法分为“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不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即规定有意识形态之“纲要”的宪法。而“不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是指以明示或默示排除规定意识形态的意图，而只以统治过程的力学为内容的宪法。他还列举了以下“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1917年墨西哥宪法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德国威玛宪法标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1936年苏俄宪法即强调社会主义；1933年葡萄牙宪法及奥国均悬挂天主教的旗帜；西德基本法标榜民主与社会的联邦国；“中华民国宪法”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等。依此标准，我国现行宪法自然属于“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由于认为我国宪法的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因此，我国官方一直将宪法序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现行宪法进一步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现行宪法作为附意识形态一个最显著的标志。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集中而完整地表述了这一原则。也正是如此，才有学者认为，“序言第7段是序言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宪法的核心。”

关于现行宪法中的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宪法的精神和价值应集中体现在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上，而其中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为关键。意识形态将会妨碍人们思想自由，也会危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意识形态与宪法的内在精神存在着本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宪法不应该附有意识形态。二是认为，意识形态由于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某种程度上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所代表利益的单向性和对传统的否定倾向，而与宪法不相协调，因此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使宪法获得自主性。具体的主张是，宪法的指导思想要科学，具有稳定性，不得随意改变；同时，指导思想要抽象、概括，只须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即可。三是认为，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已经很准确、概括，没有必要再加上其他内容。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集中表述了四项基本原则即现行宪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具体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999年修正案在“思想”之后加上了“邓小平理论”、2004年修正案再加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将这一表述改变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宪法指导思想是现行宪法中修改频率最高的部分之一。有人担心，宪法的这种修改会没完没了。他们认为，无论是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都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其组成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再单列出来。将组成部分与整体并列，在逻辑上也不妥当。四是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宪法序言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则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刚性而阻碍中国政府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治道变革进程。”他们认为，对四项基本原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极左”的理解，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成计划经济，把人民民主专政理解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共产党的领导理解成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狭隘理解导致视法治为阶级之治，这种理解“可以扼杀一切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努力。

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灵活的解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是政体，国体是本质，政体是形式；中共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它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它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灵活的解释当然解决了四项基本原则与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矛盾。但是，这种灵活的解释也只能应付一时，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阐释如果有相当的灵活性，就有可能是宪法本身的致命伤。”现行宪法隐含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

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宪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像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宪法中有所体现，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问题是如何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着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序言中已经表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必要再写其他内容，是否一定要把他们并列起来，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么，这些新理论该怎么体现？我认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只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后不必再增写其他内容。但按照新理论修正宪法有关具体条款或增设相关条款，以使宪法条文不与新的理论相抵触或冲突。这样就不必经常修改宪法指导思想的表述，可以有效地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第二种方案是，既然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当时或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序言中就只写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不再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样。总之，无论怎样修改，在宪法的具体条文中，都要突出宪法作为法律的规范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宪法规范具有中立性、可操作性。至于对四项基本原则理解的差异，主要是政治上的，这当然会影响对宪法的理解。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宪法本身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不予深究。

西方国家大都不把意识形态写进宪法。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阶级本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实践中，不附意识形态的宪法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一是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动辄修改宪法，可使宪法保持更强的稳定性；二是可使宪法保持形式上的“中立性”，因此，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都有可利用宪法来维护其权益、保障其权利；三是使宪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宪法条款具有更大的弹性，宪法在实践中体现出更大的适应性。这正是我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原因。

3.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

自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将宪法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目的或发展经济的任务，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国的宪法自然也不例外。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宪法修正案修改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修改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修改也是现行宪法修改频率较高的部分之一。对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修改也是现行宪法修改频率较高的部分之一。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根本任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是：（1）内容及文字表述几乎直接照搬有关党代会文件。党代会上有关问题的变化成为宪法修改的重要原因，这对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存在不利的影响。（2）规定过细、过于具体。如，“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旦实现了这几方面的现代化，这个宪法文本就又得修改。同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内容上有重复。

严格说来，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任务仍属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要避免不断的修改，应在宪法序言中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具体说来，可将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简化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要密切关注由宪法序言内容引致宪法序言的增长趋势及其解决之道

与序言对国家根本任务之规定过细、过于具体相一致，我国宪法序言对所有写进序言的其他内容也都力求完备。这使得宪法序言在文字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宪法序言发展的趋势。有学者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原因是国际国内的变化所致；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既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本身对立宪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也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南斯拉夫等国宪法有较长的宪法序言的影响有关。

宪法序言不应，当然也不会无限地增长下去。笔者认为，只要坚持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必须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就可以避免宪法序言不必要的增长。所谓重大，是指写入宪法序言的内容，必须是一国在某一时期最为重大的问题，如果不写进这类重大问题则宪法本身会显得与时代不合拍。所谓长期，是指写入宪法序言的这些重大问题，不是临时的、偶发的，而是在一段时间会长期存在的，或者虽然是临时的、偶发的事件但其影响会长期存在。那些临时的、偶发的，其影响也只是短时间的事件，则无论它如何重大，都没有必要写入宪法。所谓简约，是指对这类重大问题在宪法序言中的表述，简明扼要，只述大略或主要内容，而不必事无巨细全盘搬进宪法序言。所谓原则，是指在宪法序言中对这些重大问题，只须规定其处理的原则即可，而不须将处理该问题的具体办法、手段、措施等内容都写进宪法序言。坚持宪法序言内容的重大、长期、简约、原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宪法序言的“恶性”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强宪法序言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从而减少对宪法序言的修改。

第三个问题：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目前关于宪法序言问题最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并非为我国所独有，西方国家也出现过这类的争论。在日本，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是围绕宪法序言能否直接成为法院所运用的裁判规范而展开的。在法国，自1946年以来宪法序言的法律价值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经典”问题。一直到1971年7月16日，宪法委员会通过对关于结社自由的决定确认1946年和1958年宪法序言的宪法价值而使该问题得到解决。另外，在德国学界也出现过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争论中，施米特认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

（1）无效力说的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中大多数原则性规定难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必要赋予其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主要是某种价值观的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使宪法结构更具完整性，本身不具有法规范的属性。第三，宪法序言原则性的规定和事实性的叙述，其结构形式不符合也没有必要符合法律规范的结构要求，因而其法律效力也无从谈起。（2）有效力说的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构成部分之一，自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其修改也都遵守严格的程序。第三，宪法序言在正确解释宪法、使用宪法条文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即在现代宪法体制中宪法序言的职能作用日益体现出来，它具有构成宪法规则的规范性基础。（3）部分效力说的主要理由：上述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只针对宪法序言的部分内容，不能涵盖宪法序言的全部。因此，宪法序言仅具有部分法律效力，即它必须和宪法条文相结合，宪法序言才具有法律效力。（4）模糊效力说的主要理由：宪法序言的抽象性特点可能导致一种效力的未确定状态，即模糊效力的状态。模糊效力说肯定了“部分效力说”关于宪法序言的原则性内容须与其他条文相结合才能发挥效力的观点，主张以“模糊效力”一词来予以体现。

从新近出版、发表的文献资料看，我国现在较多的学者同意宪法序言有效力说，很少有人完全否定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了。也就是说，对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已趋于平息。但还不能说，对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已经没有争论了；而仅是争论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现在所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序言法律效力如何表现，这个争论已将宪法序言具有效力接纳为一个确定的前提了。上述“部分效力说”和“模糊效力说”，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的争论，而是转向宪法序言法律效力如何表现问题的争论。

笔者赞同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据在于，宪法序言也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性。但宪法序言的法律性具有特殊性，即宪法序言并非由宪法规范构成，也不能从中产生出具体的权利义务

关系。宪法序言的法律性主要表现在：（1）宪法序言的制定和修改都同样遵循了宪法制定和修改的严格程序。（2）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宪法序言已经逐渐成为审判的规范。法国宪法委员会已在1971年的裁决正式确认了宪法序言的法律价值。在日本，虽然学界对宪法序言能否作为审判的规范存在肯定、否定两说且目前否定说占上风，但在实践中，持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判例均已存在。在我国，宪法的正文尚未正式成为审判的规范，更遑论宪法的序言了。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判断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序言是（或能）否在法院适用即具有司法适用性，而是在更广义地层面上看宪法序言是否得到普遍而有效地贯彻或遵守。

（2）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宪法正文条文及其施行过程中不能存在违反宪法序言的现象。二是宪法序言对宪法的解释具有约束力，序言是宪法解释的依据，其解释不能与序言相抵触。三是一般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中也没有违反宪法序言精神的现象。四是宪法序言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没有被违反的现象。可以说，宪法正文条文本身是在宪法序言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而不是宪法序言须依靠宪法正文条文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宪法序言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

宪法序言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序言概念特征争论评析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表决，以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弃权17票通过了包括13项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下称2004年修正案）。其中，涉及对序言的修改共4处：一是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三是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四是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十六大召开以来，修宪呼声渐次高涨，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修宪建议纷至沓来，学界对宪法问题的争论更是异常激烈。争论中，有人提出取消或删除现行宪法序言的主张。2004年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主张的破产。因为，2004年修正案不仅没有接受上述删除或取消序言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宪法的序言。但宪法序言的争论并不会因2004年修正案的通过而自然平息。因此，本文拟对宪法序言的概念、特征、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及重点对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宪法序言到底应该包括那些内容及序言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由于各国对宪法序言功能的认识、各国实际赋予宪法序言的功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易准确、完整地概括，因此，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的概念中对序言的各种功能、内容等进行总结性界定。

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须注意的是，宪法序言也有以条文形式表现的，如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就由4个条文构成，但是不能认为这些条文是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如法国1958年宪法的序言前还有一段文字：“共和国政府根据1958年6月3日的宪法性法律建议，法国人民通过，共和国总统公布宪法性法律，其内容如下”，该宪法将接下来的文字标明为“序言”，这说明该宪法并未将前面这段文字视为序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须尊重该宪法的意愿。（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的关系

这里讲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其当然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有序言。笔者认为，揭示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之间的区别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在此主要揭示二者的关联。

首先，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共同构成完整的宪法典。这是从宪法的形式结构上讲的。一部拥有序言的宪法，其序言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一部拥有序言的宪法而言，其完整的形式结构一般包括：序言、总则、分则、附则四个组成部分。

其次，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分享共同的原则和精神。这意味着序言与宪法正文在内容和含义上必须保持高度和谐一致，而不能出现矛盾、抵触。二者如有抵触或矛盾，应当依序言优先的原则进行解释，这是因为序言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往往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原则概括和抽象，应当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当然，如果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大，不能用解释的办法进行弥合，则应考虑修宪了。一些纯粹叙述性的宪法序言似乎并不包含什么原则和精神，但仍须保持序言与宪法正文之间的一致性。

再次，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在内容上互为补充。包含基本原则、精神的宪法序言，对宪法正文的适用和解释具有约束力，也即宪法具体条文的适用与解释必须贯彻序言所载的原则和精神；而对宪法具体条文没有规定的事项的处理，须遵从序言的原则、精神。“宪法本文（即宪法正文——谢注）的各个条款的实施也只有和宪法序言所宣布的原则相结合才能有明确的目的”，因此，宪法序言“构成宪法本文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对宪法序言内容的准确、全面把握，并使它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往往也依赖于宪法正文的具体条文。如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赋予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规定自身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须与总纲第5条规定结合起来方才构成宪法保障制度。当然，宪法保障制度在我国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争论与评析

第一个问题：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是旷世之作。根据学者们的概括，宪法序言作用是：宣布统治者的建国纲领、政治主张或宪政理想，规定不便于用条文形式规定的内容；宪法序言具的功能如下：宪法序言是“国家的宣言书”，是“国家的总纲领”，它“规定一国的基本原则”。我国官方也特别看重宪法序言。如有国家领导人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灵魂”。

也有人持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宪法不应该有序言。其主要理由是：宪法首先是法律，而法律就应该有法律的样子，即每个宪法条文都必须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序言不是法律条文，所以，宪法不该有序言。如果希望宪法被人民尊为法律，希望它被人民尊为最高法律，我们必须将一切非法律规则从宪法中赶走扫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修改太频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序言所累，因此主张删除宪法序言。

其实，关于要不要宪法序言的问题，在我国早有争论。在1970年对我国1954年宪法进行修改的讨论中，即有人主张不要“序言”——将“序言”合并“总纲”中。不过当时的出发点是想使宪法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疏简文字，避免重复。而且，也不是彻底不要序言，只是要将序言合并到总纲中去。当然，这个建议最终没有为当时的修宪者采纳。

笔者认为，对要不要序言的问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法典的形式结构看，序言并非宪法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可从宪法序言产生的缘由中得到说明。一般法律都由第一条开始按照顺序展开。到近代，立法者为使人民更易于理解，除了使条文的规定更加明确易懂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前面加上一个序言，用以说明法律的目的和根据等事项，指导或启发人民对法条加以正确理解和解释。而在宪法正文前冠以序言，由美国1787年宪法首创其例。近代以来各国制定宪法时多有仿效。说明宪法的目的和根据，指导或启发人民对宪法条文加以正确理解和解释，这是宪法序言产生的主要缘由。从这个缘由可以看出，序言并非宪法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序言并非绝对必要，还可从当今世界仍存在很多没有序言的宪法这一事实得到解释。据有关统计，目前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序言，但是，没有序言的宪法也达31部之多。多数宪法有序言，表明序言的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实践中这些序言也确实发挥了某些作用；但31部宪法没有序言，也说明：序言对宪法并非必不可少。总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其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所发生的问题，完全归结为拥有或者没有宪法序言。

其次，宪法是否有序言，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一部宪法的关键，是要把人权保障确立为其核心价值，要将人民主权、法治及民主作为其基本原则，对权力能够进行有效地约束，并且能够保证宪法本身得到全面实施。在一个宪法止于政治宣言的国度，其宪法序言无论它写得多么美妙动听，多么冠冕堂皇，其与真正的宪政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实，宪法的价值和原则以及立宪的目的等内容，并不是非由序言来表达不可。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体系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地寄托于宪法的序言。

再次，是否一定要在宪法正文前冠上序言，从形式上看，是由制宪者决定的；从根本上看，则完全是由不同国家或民族依各自的文化传统、习惯及经验所决定的。有或者没有宪法序言，对宪法及宪政都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否认，如果一国宪法本身拥有序言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新制定或修改宪法时去掉序言则可能会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实际上主要是关乎人们的心理及习惯的问题，而不全在于有无序言。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掉序言或“将一切非法律规则从宪法中赶走扫尽”，而在于如何使宪法序言的内容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如何将已有的宪法规范落到实处。

我国自《共同纲领》就设置“序言”，几部宪法都将序言作为重要内容，而且宪法序言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之，宪法序言已为国人普遍接受。因此，我国宪法以保留序言为宜。

主张不应有宪法序言或应当删掉现行宪法序言的观点显得过于武断，而所给出的理由也经不起推敲。同一般法律规范一样，宪法规范也由条件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构成，这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宪法规范并不等于宪法条文，也不是每个宪法条文都对应于一个宪法规范。一个宪法条文可以完整地包括一个甚至几个宪法规范，一个宪法规范可以体现在一个宪法条文中，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宪法条文中，甚至还可能出现宪法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宪法规范的情形。总之，我们绝不能说，“每个宪法条文都必须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我们甚至还会发现，一些法律条文包括宪法条文本身就不包含法律规范，这种现象大量存在。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序言”的4个条文的序号与宪法正文序号连续排列。可见，仅从所谓宪法条文的形式无法判断其是否宪法规范。

第二个问题：宪法序言包括哪些内容？

从世界各国宪法序言来看，其内容大体包括：叙述历史、表达理想；立宪目的和依据；规定建国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使命；人权条款；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有的涉及国家体制。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包括叙述历史、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指导思想、实现根本任务的内外条件、宣告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多数学者对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所包括的这些内容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内容、文字的叙述方法，及至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都可以进行重新讨论和审视”。“我认为，宪法序言只需对制宪根据、制宪目的及宪法的重要原则作出规定即可。其次，宪法序言的文字只能是叙述性的，但能否更严谨一些？……再其次，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完全可以作为宪法的正文内容来作出规定，而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作出规定。”

首先，我们看宪法序言对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任务应如何规定。

从根本上讲，在宪法序言里加进什么内容，完全取决于制宪者。但是，制宪者在确定宪法序言的内容时，也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要考虑宪法本身的稳定性、科学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对历史、意识形态及国家根本任务等的规定，宪法序言应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

1.关于历史。

宪法序言中叙述历史的部分，在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理意义。在中国，一直不存在类似西方社会契约论所表达的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观念，而将权利理解为法律的赋予。在形式上，权力或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并非来源于人民，而是来源于宪法本身。但这种形式合法性的依据极不可靠，因为，宪法既然可以规定，当然也就可以不规定或者取消规定。因此，人们需要寻求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牢固的基础，我国宪法将这种基础寄托于历史。“按照中国宪法序言的逻辑，宪法以及宪法所授权力的实质合法性依据来源于历史，是历史赋予的。”宪法序言“通过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事件作一番选择与排列，一般性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事件就演化成或上升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逻辑与历史哲学。”“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也就成为客观的历史规律，变成了逻辑和哲学，甚至成了真理本身。“在这样的历史依据中制定的宪法，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此，我国宪法序言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历史赋予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提出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过于武断，已经滑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但它强调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却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至少可以说，历史并不是凝固的，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手段的科学化，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阶段对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通过“历史”赋予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实质上是建立在一个远不是确定无疑而是大可争辩的基础上的。而且，还存在进一步的问题：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律的目的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以法律面目出现的“历史”却意图“规范”人们的判断。因为，法律是不容违犯的，写进宪法序言中的“历史”也不容许对其“歪曲”或进行“肆意”地解释。

我认为，宪法序言对待“历史”的最佳态度，或者说宪法序言（乃至宪法）要使自己不那么快地成为“历史”的话，其最佳方式就是尽量地远离“历史”。必须写进宪法的，也要减少对其细节的描述，尽量客观、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就有人提议在序言中详细地叙述我国的革命历史。当时的制宪者们就已认识到，“如果在宪法的序言中加上许多对宪法并不是必要的历史叙述，那是不适当的”，因此，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笔者提出宪法序言要远离“历史”的一个重要理由还在于：从西方各国来看，其宪法及由宪法所授权力获得正当性、合法性的实质依据，在于赋予宪法以人权价值和确立权力来源于权利的原则。而形式上的依据是民主，即通过民主将权力授予政府并通过定期的选举确定或变更具体的权力行使者。这对我们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2.关于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指导思想。

台湾学者谢瑞智博士曾以是否附有意识形态为标准将宪法分为“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不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即规定有意识形态之“纲要”的宪法。而“不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是指以明示或默示排除规定意识形态的意图，而只以统治过程的力学为内容的宪法。他还列举了以下“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1917年墨西哥宪法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德国威玛宪法标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1936年苏俄宪法即强调社会主义；1933年葡萄牙宪法及奥国均悬挂天主教的旗帜；西德基本法标榜民主与社会的联邦国；“中华民国宪法”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等。依此标准，我国现行宪法自然属于“附有意识形态的宪法”。由于认为我国宪法的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因此，我国官方一直将宪法序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现行宪法进一步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现行宪法作为附意识形态一个最显著的标志。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集中而完整地表述了这一原则。也正是如此，才有学者认为，“序言第7段是序言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宪法的核心。”

关于现行宪法中的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宪法的精神和价值应集中体现在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上，而其中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为关键。意识形态将会妨碍人们思想自由，也会危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意识形态与宪法的内在精神存在着本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宪法不应该附有意识形态。二是认为，意识形态由于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某种程度上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所代表利益的单向性和对传统的否定倾向，而与宪法不相协调，因此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使宪法获得自主性。具体的主张是，宪法的指导思想要科学，具有稳定性，不得随意改变；同时，指导思想要抽象、概括，只须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即可。三是认为，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已经很准确、概括，没有必要再加上其他内容。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集中表述了四项基本原则即现行宪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具体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999年修正案在“思想”之后加上了“邓小平理论”、2004年修正案再加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将这一表述改变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宪法指导思想是现行宪法中修改频率最高的部分之一。有人担心，宪法的这种修改会没完没了。他们认为，无论是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都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其组成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再单列出来。将组成部分与整体并列，在逻辑上也不妥当。四是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宪法序言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则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刚性而阻碍中国政府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治道变革进程。”他们认为，对四项基本原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极左”的理解，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成计划经济，把人民民主专政理解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共产党的领导理解成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狭隘理解导致视法治为阶级之治，这种理解“可以扼杀一切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努力。

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灵活的解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是政体，国体是本质，政体是形式；中共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它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它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灵活的解释当然解决了四项基本原则与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矛盾。但是，这种灵活的解释也只能应付一时，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阐释如果有相当的灵活性，就有可能是宪法本身的致命伤。”现行宪法隐含的意识形态基础与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

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宪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像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宪法中有所体现，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问题是如何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着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序言中已经表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必要再写其他内容，是否一定要把他们并列起来，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么，这些新理论该怎么体现？我认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只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后不必再增写其他内容。但按照新理论修正宪法有关具体条款或增设相关条款，以使宪法条文不与新的理论相抵触或冲突。这样就不必经常修改宪法指导思想的表述，可以有效地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第二种方案是，既然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当时或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序言中就只写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不再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样。总之，无论怎样修改，在宪法的具体条文中，都要突出宪法作为法律的规范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宪法规范具有中立性、可操作性。至于对四项基本原则理解的差异，主要是政治上的，这当然会影响对宪法的理解。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宪法本身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不予深究。

西方国家大都不把意识形态写进宪法。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阶级本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实践中，不附意识形态的宪法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一是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动辄修改宪法，可使宪法保持更强的稳定性；二是可使宪法保持形式上的“中立性”，因此，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都有可利用宪法来维护其权益、保障其权利；三是使宪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宪法条款具有更大的弹性，宪法在实践中体现出更大的适应性。这正是我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原因。

3.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

自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将宪法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目的或发展经济的任务，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国的宪法自然也不例外。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宪法修正案修改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修改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修改也是现行宪法修改频率较高的部分之一。对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修改也是现行宪法修改频率较高的部分之一。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根本任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是：（1）内容及文字表述几乎直接照搬有关党代会文件。党代会上有关问题的变化成为宪法修改的重要原因，这对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存在不利的影响。（2）规定过细、过于具体。如，“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旦实现了这几方面的现代化，这个宪法文本就又得修改。同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内容上有重复。

严格说来，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任务仍属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要避免不断的修改，应在宪法序言中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具体说来，可将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简化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要密切关注由宪法序言内容引致宪法序言的增长趋势及其解决之道

与序言对国家根本任务之规定过细、过于具体相一致，我国宪法序言对所有写进序言的其他内容也都力求完备。这使得宪法序言在文字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宪法序言发展的趋势。有学者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原因是国际国内的变化所致；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既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本身对立宪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也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南斯拉夫等国宪法有较长的宪法序言的影响有关。

宪法序言不应，当然也不会无限地增长下去。笔者认为，只要坚持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必须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就可以避免宪法序言不必要的增长。所谓重大，是指写入宪法序言的内容，必须是一国在某一时期最为重大的问题，如果不写进这类重大问题则宪法本身会显得与时代不合拍。所谓长期，是指写入宪法序言的这些重大问题，不是临时的、偶发的，而是在一段时间会长期存在的，或者虽然是临时的、偶发的事件但其影响会长期存在。那些临时的、偶发的，其影响也只是短时间的事件，则无论它如何重大，都没有必要写入宪法。所谓简约，是指对这类重大问题在宪法序言中的表述，简明扼要，只述大略或主要内容，而不必事无巨细全盘搬进宪法序言。所谓原则，是指在宪法序言中对这些重大问题，只须规定其处理的原则即可，而不须将处理该问题的具体办法、手段、措施等内容都写进宪法序言。坚持宪法序言内容的重大、长期、简约、原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宪法序言的“恶性”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强宪法序言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从而减少对宪法序言的修改。

第三个问题：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目前关于宪法序言问题最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并非为我国所独有，西方国家也出现过这类的争论。在日本，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是围绕宪法序言能否直接成为法院所运用的裁判规范而展开的。在法国，自1946年以来宪法序言的法律价值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经典”问题。一直到1971年7月16日，宪法委员会通过对关于结社自由的决定确认1946年和1958年宪法序言的宪法价值而使该问题得到解决。另外，在德国学界也出现过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争论中，施米特认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

（1）无效力说的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中大多数原则性规定难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必要赋予其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主要是某种价值观的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使宪法结构更具完整性，本身不具有法规范的属性。第三，宪法序言原则性的规定和事实性的叙述，其结构形式不符合也没有必要符合法律规范的结构要求，因而其法律效力也无从谈起。（2）有效力说的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构成部分之一，自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其修改也都遵守严格的程序。第三，宪法序言在正确解释宪法、使用宪法条文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即在现代宪法体制中宪法序言的职能作用日益体现出来，它具有构成宪法规则的规范性基础。（3）部分效力说的主要理由：上述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只针对宪法序言的部分内容，不能涵盖宪法序言的全部。因此，宪法序言仅具有部分法律效力，即它必须和宪法条文相结合，宪法序言才具有法律效力。（4）模糊效力说的主要理由：宪法序言的抽象性特点可能导致一种效力的未确定状态，即模糊效力的状态。模糊效力说肯定了“部分效力说”关于宪法序言的原则性内容须与其他条文相结合才能发挥效力的观点，主张以“模糊效力”一词来予以体现。

从新近出版、发表的文献资料看，我国现在较多的学者同意宪法序言有效力说，很少有人完全否定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了。也就是说，对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论已趋于平息。但还不能说，对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已经没有争论了；而仅是争论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现在所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序言法律效力如何表现，这个争论已将宪法序言具有效力接纳为一个确定的前提了。上述“部分效力说”和“模糊效力说”，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的争论，而是转向宪法序言法律效力如何表现问题的争论。

笔者赞同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据在于，宪法序言也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性。但宪法序言的法律性具有特殊性，即宪法序言并非由宪法规范构成，也不能从中产生出具体的权利义务

关系。宪法序言的法律性主要表现在：（1）宪法序言的制定和修改都同样遵循了宪法制定和修改的严格程序。（2）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宪法序言已经逐渐成为审判的规范。法国宪法委员会已在1971年的裁决正式确认了宪法序言的法律价值。在日本，虽然学界对宪法序言能否作为审判的规范存在肯定、否定两说且目前否定说占上风，但在实践中，持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判例均已存在。在我国，宪法的正文尚未正式成为审判的规范，更遑论宪法的序言了。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判断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序言是（或能）否在法院适用即具有司法适用性，而是在更广义地层面上看宪法序言是否得到普遍而有效地贯彻或遵守。

（2）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宪法正文条文及其施行过程中不能存在违反宪法序言的现象。二是宪法序言对宪法的解释具有约束力，序言是宪法解释的依据，其解释不能与序言相抵触。三是一般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中也没有违反宪法序言精神的现象。四是宪法序言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没有被违反的现象。可以说，宪法正文条文本身是在宪法序言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而不是宪法序言须依靠宪法正文条文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宪法序言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

宪法序言范文篇3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万物莫不是由许多可以被划分为一定单元的基本要素所组成。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而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搭配与组合即为结构。由此推之,所谓宪法结构就是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和搭配。然而,宪法结构远非这句话能够阐明的。既然事物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元素间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结构。另外,不同的宪法定义也会推出不同的宪法结构研究内容。如只视宪法为宪法典,则相应的只有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而不涉及宪法体系的结构问题。有的学者把宪法定性为三种状态[1]: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由此,不同形式的宪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宪法结构。本文试从多种角度对宪法结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不同形态下的宪法的结构问题

宪法形态是指宪法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形式和状态。[2]以宪法内容的存在形式划分为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鉴于文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在后文有详细论述。1.观念宪法观念宪法即以思想意识形态存在着有关宪法的原理、原则以及应当具有的内容和精神的宪法理想状态。观念宪法实际上具有宪法模型的性质,它由一系列范畴、假设和原理构成。由于观念宪法一般被理解为对特定国家的宪法及宪政实践给予评价的主观标准,所以其结构问题往往被忽视。这里涉及到主观客观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观念宪法虽为主观事物,但同样存在结构问题,而绝非/虚无的真空地带。如前述,观念也是由一系列的范畴、假设和原理组成,那么,它们也必定存在一定的逻辑排列顺序。另外,按照对观念宪法的一般的分类[3]:个体宪法观念、阶层宪法观念和社会宪法观念,三种宪法观念之间以及每种宪法观念内部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布局,这同样说明了观念宪法结构的客观性,只不过这种结构不像文书宪法结构那样易于理解和把握。2.现实宪法现实宪法是指应当由宪法来调整的那些社会关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机制和效果[4]。它既是观念宪法、成文宪法的客观依据,又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整的客体[5]。并且,按照王广辉教授的观点,现实宪法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文书宪法规范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表达在文书宪法中的那些原则、制度、对社会关系运行状态的设计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关系中实现的程度。第二,没有以宪法规范表现出来,但却实际地存在的宪法惯例之中[6]。仅以现实宪法存在的外部形式而言,两种状态之间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搭配的,而绝非各行其道。与文书宪法、观念宪法的结构不同,现实宪法的结构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实宪法的各个构成元素挣脱不开它们相互之间的张力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否则就要涉及宪法修改或新的宪法解释等其他问题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反观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文书宪法的结构,尤其是对文书宪法中的宪法典的结构问题进行阐述。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结构即是指单一宪法文件的成文宪法(即宪法典)在内容上的体系和安排[7]。如此定义视野过于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由于各国制宪的指导思想、现实情况、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宪法结构也有各自的特点。[8]所以学者对宪法结构进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笔者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宪法结构,仅作为一种新尝试,当然理论论证还有待深化。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局限于宪法典形式体例的描述上,所以真正的研究成果颇为寥寥。笔者认为,除了要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入口扩大视野外,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对文书宪法本身也要多做突破。

二、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

文书宪法,即文本宪法,是以确切的词语组合而成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宪法。既可为单一的法律文书,又可以多个法律文书的方式而存在。就各国的情况而言,文书宪法的实际构成除了宪法典还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所以,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从广义的宪法渊源形式看,表现为宪法体系;而从狭义的宪法典理解则表现为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1.宪法体系把宪法体系视作宪法结构是长期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斥的。因为宪法体系的关注多局限于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被等同为宪法形式了。其实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有逻辑、系统的关联。而且在不同的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在成文法国家,宪法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典为核心,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为补充的/中心发散性结构;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它们之间的结构问题可称之为/等列平行型,没有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规范,故结构较零散。由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可知我国宪法体系应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表面上看是健全的,但由于我国法统接近于大陆法系,而且宪法形式直接移植于前苏联,这就对宪法典的过度崇拜成为必然,以至于宪法成为/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9]最明显的就是宪法立法实质上的落后,致使因/公民的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琳琅满目的公民权利与自由就缺乏法律的保障,就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言辞的空头支票或者-乌托邦.条款而已。[1]为此,针对我国宪法体系的现状,力求摒弃思想上的种种障碍,逐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宪法体系。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公民基本权利立法、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监督立法、地方自治立法、有关宪政程序、宪政特别举措等方面的立法。这是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不能怠慢,但应遵循我国实际,防止急功近利、妄想一蹴而就的心理。2.宪法典的结构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宪法典的结构分为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但二者的具体所指又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即指宪法典的体例而言[11]。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不仅包括宪法典的体例,还包括宪法典的格式[12],即指名称、目录、序言、正文、附件等。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细致深入一些。针对宪法典的体例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堪称佳品,也是以往宪法结构研究的重点,成果较多,故略去不谈。这里仅就以宪法典的格式反映出来的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加以论证分析。宪法典的内容结构是指由于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式的不同,按宪法典的格式形式把宪法典的整体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并由此形成的合乎科学的搭配和组合。一般而言,包括六大部分: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国家的标志及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理想,体现着一国政治的传统和精神。

1.序言序言是指放在宪法正文之前,说明宪法制定的由来、目的、制宪者的意志、治国的基本原理等内容的一段陈述性或宣告性的文字[13]。一些学者认为,序言存在的必要性在于:首先,有利于表述那些宪法规范难于反映的内容。其次,序言放在宪法的开头,庄重而严肃,尤其是一些属于宣告性的大事。再次,一些宪法基本原则概括性地写在序言中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也便于人们理解和遵守。最后,宪法序言还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是国家的宣言书,总纲领、总政策的宣布[14]。笔者也认为宪法序言有存在的必要。对宪法序言可作如下分类:目的性序言,代表为1787年美国宪法;原则性序言,代表为斯里兰卡1978年宪法;纲领性序言,代表为我国现行宪法;综合性序言,代表为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造成各国宪法序言的内容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不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有实用主义的传统,政治上体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比较看重宪法的功用和实效,具体表现就是宪法序言的内容极少,一般仅为制宪目的的描述。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了相对严谨的规则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序言一般较长,多为纲领性序言,制宪者的目的在于阐明社会主义宪法基本原则制度的特殊性,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我国序言的内容存在的缺陷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笔者认为,宪法序言应简明扼要,而非面面俱到,即只需对制宪根据、制宪目的以及宪法的重要原则作出规定即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等内容完全可以规定在宪法正文中,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作出规定。有的学者对宪法序言的文字表述也提出意见[15],认为宪法序言的文字应更规范,更具有法的意义,而不是泛泛地叙述指导思想,要更多地考虑宪法序言也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宣言。除此之外,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提及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绝不是/美中不足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规定宪法基本原则的宪法序言,其存在的必要性都要受到质疑。正如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晦尔所言:宪法/应完全尽可能地使它去说明这些法律规则,而不是说明那些思想、希望、指示和政策。[16]笔者深以为然。

宪法序言范文篇4

关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国家机构，宪法典

公民基本权利，就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享有的、由宪法规定的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是我国宪法和宪法学界通用的术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把它作为宪法的核心内容。但是，后来的一些国家宪法直接使用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称谓。[①]

应当注意的是，“公民基本权利”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宪法学术语，即一些国家的宪法学界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表明公民在国家生活的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在第二种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它是一个宪法用语，即很多国家的《宪法》都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个术语。[②]本文是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的。

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分为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以及表现内容的方式，虽然内容是决定性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性。“在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形式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③]就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基本权利的宪法表现形式的论文，即使在一些比较宪法学的专著中，也基本上只是对权利内容方面的比较，而没有涉及到形式这一方面。

本文所谓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宪法典形式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文件的一部分，它集中出现在文本中的什么地方——序言、正文或者修正案；二是在宪法典内容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与关于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与关于国家机构条款以及与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之间，孰先孰后。其中，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宪法观念，而宪法观念对宪法的创制和实施、宪法的类型和功能都有重要影响。[④]

本文的研究既属于宪法学范畴，也属于比较法学范畴。鉴于笔者的学术功底非常有限，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比较（或称“规则比较”），故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认识，[⑤]并以资借鉴，完善我国宪法，而不在于解释某个宪法文本何以会有这样的规定形式，当然在必要的地方且是笔者力所能及之时，会用到分析性比较方法，作出简单的解释。“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行文之中流露出优劣评判是自然的，如果否认存在优劣之别，借鉴也就无从谈起了。[⑥]但本文终究以客观陈述为主，适当评价为辅。

有必要交代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本文仅将视野局限于宪法文本之中，并且只考察公民基本权利的形式方面。从文本上来说，纳入本文比较研究视野的是主权国家的成文宪法（在极少数国家称为“基本法”），还有少数不成文宪制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文本。这都属于国内法范畴，因此，诸如《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法不属于本文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至于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即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虽然不是主权国家的宪法，但它目前尚有实际的法律效力，故在必要时会引用这个文本。另外，欧盟法律，它虽然具有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公民和法人的效力，而且也有学者研究欧共体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⑦]但它毕竟不是国内法，所以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从地域上来说，本文摈弃把视线仅放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做法，除了西欧、美国和日本，对于每一个问题本文都将尽量从北美和亚洲的其他国家、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选用宪法文本，并力求更大的广泛性。从时间上来说，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国现行宪法，也会涉及到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宪法。不过由于笔者目前无法找到某些国家的现行宪法或者是修改后的最新版本，这种遗憾令人无奈。

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宪法典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规定在什么法律文件之中。

一、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规定于什么法律文件之中

（一）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规定于《宪法》

我们常说，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之中。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公民基本权利最先由西方资产阶级以宪法予以确认，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时均加以模仿。历史上和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宪法文本都规定了公民享有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只是如前所述很多《宪法》没有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一称谓而已。

（二）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规定于《基本法》

把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基本法》之中的情况是在不使用“宪法”而使用“基本法”的称谓的国家。但这些所谓“基本法”实质上就是宪法。这样的典型法律文本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和《古巴共和国基本法》（1959）。还有《西班牙王国基本法》（它包括1945年的《西班牙人民宪章》和1947年的《劳工宪章》；1978年诞生了《西班牙宪法》）。在奥地利，公民基本权利被规定在《奥地利关于国民一般权利的国家基本法》（1867）。[⑧]

应注意的是，我国有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此“基本法”不是宪法，也不是“小宪法”，而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制定的。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中，都以第三章规定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三）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规定于宪法性法律

这种情况属于实行不成文宪法制度的国家，其宪法内容主要体现在议会制定的一些法律之中，这些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通常被称为“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law）。[⑨]例如英国，关涉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性法律主要有：《自由大宪章》（1215），《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法》（1679）、《权利法案》（1689）、《王位继承法》（1707）、《国民参政（男女选举平等）法》（1928）、《公共秩序法》（1936）、《人民代表法》（1949，1969）、《种族关系法》（1965，1968，1975）、《反性别歧视法》（1975）、《欧洲共同体法》（1972）等成文法。加拿大没有一个单独的成文宪法文本，其宪法的成文部分主要是13个“宪法法案”（ConstitutionAct），其中最重要的是1867年宪法法案（即《不列颠北美法案》，又称为“1867年英属北美洲法”），而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主要规定于1960年《加拿大权利法案》和作为《1982年宪法法案》重要组成部分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之中。

小结：公民基本权利一般都被集中规定在《宪法》中。应该认识到，基本权利规定于什么法律文件里面以及该文本的名称是什么，这是由该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决定的，没有优劣之分。无论名称是“宪法”还是“基本法”，实则都是成文宪制国家的宪法典。

二、宪法典形式结构视野中的公民基本权利

从宪法典的形式结构上看，大多宪法在正文之前设有序言（前言），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有的被写在正文里，有的则被写在序言（前言）里。绝大多数宪法都已作过修改，有的宪法直接将修正条款（修正案）附在原始文本之后（即“原文+修正案”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宪法把基本权利全部写在修正案里。[⑩]

（一）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典序言（前言）之中

本文所指的公民基本权利出现在宪法序言（前言）中，不是指宪法序言之中提到了一两项基本权利，也不是指仅仅采用下文将要介绍的“指引式”规定方式把基本权利写在序言之中，而是指宪法正文中只规定了极少数基本权利或者不予规定，并且后来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修正案，大多数权利被集中写在序言（前言）中。这是非常少见的规定方式，在笔者所见的150多份宪法文本中，仅有以下10个国家的宪法采用：《法国宪法》（1958）的序言，《象牙海岸共和国宪法》（1960）的前言，《上沃尔特共和国宪法》（1960）的前言，《尼日尔共和国宪法》（1960）的前言，《马里共和国宪法》（1960）的序言，《塞内加尔共和国宪法》（1963）的前言，《中非共和国宪法》（1961）的前言，《多哥共和国宪法》（1963）的前言，《乍得共和国宪法》（1962）的前言，《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宪法》（1975）的前言。

（二）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典正文之中

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正文中为大多数情形。有的宪法设“编（篇）”，在编名（篇名）中明确使用“基本权利”或“权利”字样，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76）第一编为“基本权利与义务”，《印度宪法》（1949）第三篇为“基本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7）第一篇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的宪法设“章”，并在章名中明确使用“基本权利”或“权利”字样，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第一章为“基本权利”，《日本国宪法》（1947）第三章为“国民之权利及义务”。还有极少数宪法不为公民基本权利设立专编（或章）予以规定，而是将其写在“总则”或“总纲”一章中，如《瑞士联邦宪法》（1874）、《突尼斯共和国宪法》（1959）将基本权利规定在第一章“总则”里面，曾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将基本权利规定在第一章“总纲”里面。不设“编”或“章”的宪法以“条”开首，直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如《奥地利关于国民一般权利的国家基本法》（1867）第五条规定：“所有权不得侵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

（三）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修正案之中

这是指把基本权利条款全部写在修正案里，并且不包括修改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情形。其实这种情况特指美国宪法。美国1787年宪法之中只有极少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性规定，而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相对较为细致、全面的规定的，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即1791年通过的前10条宪法修正案。如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小结：把公民基本权利规定在正文中，是各国最普遍的做法。但不管规定在正文中，还是写在序言或修正案里，本文认为，这是制宪方式的不同，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这里是否涉及到宪法序言法律效力之有无这一至今没有一致意见的问题。由于宪法序言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功能上的多重性，对于整篇序言的效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无论在序言中还是在正文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属于授权性宪法规范，这些具备法律规范结构的序言内容具有法律效力是没有疑问的。

三、宪法典内容结构视野中的公民基本权利

从宪法典的内容结构上看，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根本制度、国家机构、基本义务条款的相对位置（前后排列顺序），在各部宪法中有所不同。

（一）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根本制度之间的相对位置

这是指在《宪法》中，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编、章与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编、章二者的前后排列顺序。排列顺序无非有二，一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之后，二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前。

1、基本权利在国家根本制度之后

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绝大多数《宪法》都把基本社会制度、宪法基本原则、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等内容放在序言之中和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之前，不必举例。

2、基本权利在国家根本制度之前

这种情况极少，只有如下5个文本采用。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和1946年宪法，在整体内容构成上，均是由“人权宣言”和“宪法”两大部分组成，并且把“人权宣言”放在最前面，实际上是一种序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该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序言，表达了对完成国家统一、自由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而没有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表述，而在第二章及之后才规定了德国的联邦制等内容。《墨西哥共和国宪法》（1917）没有序言，第一篇第一章就是规定“个人的保障”。

比较的结论及评价：在安排基本权利与国家根本制度之间的相对位置这一方面，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绝大多数《宪法》都把基本社会制度、宪法基本原则、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等有关国家根本制度的内容放在序言之中和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之前。法国1791年、1793年和1946年三部宪法都曾把《人权宣言》放在最前面，但1958年的法国现行宪法却采用指引式的方式避免了照搬《人权宣言》，使整个文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序言基本上是政治愿望的陈述，而宪法全篇之首的重心也就偏向了国家根本制度。这样看来，在现今有效的宪法，除了德国和墨西哥的宪法之外，其余所有的成文宪法都把基本权利放在国家根本制度等内容之后。笔者认为，显然不能因为这样的排序而得出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重视公民权利的结论。只是因为宪法是政治性很强的法（我们常说宪法是“政治法”），一国的政治理念与信仰往往需要通过国家根本大法予以反映和体现，包括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在内，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革命成果的记载，因此都把关于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的根本制度写在宪法的最前面。

二）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相对位置

这是指在《宪法》中，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编、章与规定国家机构的编、章二者的前后排列顺序。排列顺序无非有二，一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之前，二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后。

1、基本权利在国家机构之前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其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为“国家机构”。[1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其第一章为“基本权利”，第二章为“联邦和各州”，此后各章为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总统、联邦政府等。[12]《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7），其第一篇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二篇为“共和国国家结构”。《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13]其第二章为“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三章为“联邦体制”，此后各章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俄罗斯联邦政府等。《海地共和国宪法》（1950），其第一篇为“领土”，第二篇第一章为“权利”，第二章为“公权”，第三篇第一章为“主权与行使主权的机关”。《加纳共和国宪法》（1960），其第一章为“人民的权力”，第二章为“共和国”，第三章为“总统和他的部长的选举与就任”。

2、基本权利在国家机构之后

例如，《丹麦王国宪法》（1953），其第一章为关于政体和三权分立的规定，第二章为关于国王的规定，第六章为关于司法的规定，第七章为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第八章为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爱尔兰宪法》（1937），其第一章为“民族”，第二章为“国家”，第十二章为“基本权利”。《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1952），其第一章为“政治制度”，第二章为“社会经济制度”，第七章为“法院和检察院”，第八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1946），其第一篇为“联邦组织”，第四篇为“权利宣言”。《几内亚共和国宪法》（1958），其第一章为“主权”，第二章为“地方单位”，第九章为“司法机关”，

第十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权利被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后的，还有如下国家的宪法：挪威、冰岛、匈牙利、缅甸、蒙古、印度尼西亚、肯尼亚。[14]

小结：在安排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相对位置这一方面，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大多数宪法都把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置于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之前。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突出基本权利的重要地位，[15]可以表明基本权利高于政府权力的宪政意识。[16]但蔡定剑博士却认为，宪法内容的主次重轻关系应该是：界定、规范政府权力并规定它的合法产生程序是第一位的，规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第二位的。他撰文指出，“不能认为公民权利重要，就以为它在宪法中的地位也是最主要的。近代制宪把公民权利前置于国家机关之前，并不见得是对宪法精髓很了解之举。”因为“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规范政府权力入手”，“规范国家权力之所以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是因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主要来自政府权利的滥用，不首先规范政府权力，让它依法行使，而仅靠宣告公民权利，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17]

笔者认为，排列顺序确实可以反映（有时候它就是要体现）被排列对象的地位之轻重高低。比如我国政治生活中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的排序就非常讲究，不能随便排列，凡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场，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就不能排在总书记前面。《宪法》如何安排“公民基本权利”一编（章）的位置，也可以反映出制宪者对公民基本权利地位的认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上述蔡定剑博士的见解在理论上我赞同，但实际上并非每国的制宪者都有那种宪政理念，他们或许仅仅是单纯的认为基本权利更为重要，因而就把它写在前面了。但应指出的是，排列顺序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夸大。例如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条共有10款，但前8款都是关于国会的组成和权限的规定，第9、10款在限制国会和州的权力之时提到了一点公民权利。[18]但就算不采用蔡定剑博士的观点，我们也不能说当年美国的制宪者不重视公民权利，而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导致1787年美国宪法要集中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界定和规范政府权力。

（三）公民基本权利与公民基本义务之间的相对位置

这是指在《宪法》编、章的标题中，“基本权利”（或“权利”）的字样与“义务”的字样二者的前后排列顺序，以及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与关于义务的规定二者的前后排列顺序。排列顺序无非有二，一是基本权利条款在义务条款之前，二是基本权利条款在义务条款之后。

1、基本权利在基本义务之前

规定有公民基本义务的绝大多数《宪法》，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都是如此，信手拈来，无需举例赘述。

2、基本权利在基本义务之后

这种情形是极个别的，笔者对自己目前所占有的150多份宪法文本进行查阅以后，发现仅有以下6份宪法文本所采用：《西班牙王国基本法》（1945）第一章标题为“义务与权利”。《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1961）第三部分标题为“义务、权利和保证”，其中第一章为“一般规定”，第二章为“义务”，第三章为“个人权利”，虽然在“一般规定”中有关于权利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该宪法还是属于把权利条款放在义务条款之后的类型。《古巴共和国基本法》（1959）第二章“国籍”第八条规定：“公民权包含义务与权利”，第九条规定：“每一古巴人民有下列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权利：……”，然后第四章“基本权利”。《危地马拉共和国宪法》（1986）把国民义务规定在第一章，公民权规定在第三章，人权规定在第四章。《瑞士联邦宪法》（1874）将服兵役的义务（第十八条）写在公民权利条款之前。《尼泊尔王国宪法》（1959）虽然其第三章标题为“基本权利和义务”，但在内容上将对义务的规定放在对权利的规定之前。我国1975年宪法与尼泊尔宪法的写法一样。

小结：在安排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的相对位置这一方面，则是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绝大多数宪法都把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置于关于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之前。权利条款与义务条款的前后排序也许可以反映出“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的观念。我们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权利为本位，因为“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19]更有学者认为，宪法不应规定公民的义务。蔡定剑博士说，宪法是“唯一一个人民直接制定用来约束政府的法律”，“规定公民的宪法义务，就是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搞颠倒了”。[20]美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国宪法中就没有公民义务条款。刘军宁先生更是尖锐的指出，公民的义务是否入宪是区分“人民束缚统治者的宪法”与“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宪法”这两类宪法的关键，因为宪法列举公民的义务这种做法开辟了“宪法有权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先例。他说，“在宪法中罗列很多义务会改变宪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文件的性质，宪法的目的既然是确立有限政府，其矛头当然是针对国家的。如果在宪法中大量规定公民的义务，其结果必然是调转了宪法的矛头，把它对准了公民，而不是本应对准的政府和掌权者。”[21]但也有学者不但不反对宪法规定公民的义务，而且还倡导建构“权利义务价值并重”的“新型权利义务的价值模式”，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适用的，也是理想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模式。”[22]从立宪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宪法大致经历了“缺乏义务规定时期”（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开始注意义务规定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和“注重义务规定时期”（进入20世纪后）这样三个阶段。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规定，几乎是现代宪法的一种趋势。[23]既然现实是大多数宪法既规定了权利也规定了义务，当然就应该以权利条款在前的立宪模式为优。

注释：

[①]“公民基本权利”一词就其本身的含义来讲，应指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包括在该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为了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有宪法（如俄罗斯宪法）不使用“公民基本权利”一词，而采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一词。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西班牙宪法》（1978）、《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76）、《荷兰王国宪法》（1983）、《爱尔兰宪法》（1937）、《印度宪法》（1949）、《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1972）、《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80）、《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宪法》（1963）、《赞比亚共和国宪法》（1964）等很多宪法都把那些“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当然也有很多国家的宪法不使用“基本权利”这几个字。例如，法国历部宪法使用“人权”、“公民权”的称谓；《奥地利关于国民一般权利的国家基本法》（1867）使用“国民一般权利”的称谓；《芬兰共和国宪法》（1919）使用“公民的一般权利”的称谓；《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7）、《梵蒂冈城邦宪法》（1929）、《智利共和国宪法》（1925）、《达荷美共和国宪法》（1964）使用“公民的权利”（“公民权”）的称谓；《日本国宪法》（1947）、《比利时王国宪法》（1831）使用“国民的权利”的称谓；《泰王国宪法》（1978）、《菲律宾共和国宪法》（1987）、《利比亚联合王国宪法》（1951）使用“人民的权利”的称谓；《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使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称谓；《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宪法》（1976）使用“人与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称谓；《纳米比亚独立宪法》（1990）使用“基本人权与自由”的称谓；《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使用“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称谓；《巴拿马共和国宪法》（1946）使用“个人和社会的权利”、“政治权利”的称谓；《塞内加尔共和国宪法》（1963）使用“公共自由及人权”的称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宪法》（1971）使用“公共权利”的称谓；《墨西哥共和国宪法》（1917）使用的称谓比较特殊，它称“个人的保障”（作为宪法第一章标题）等等，还有一些独特的称谓，而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1791）则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称谓。董云虎，刘武萍。世界各国人权约法[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本文引用的各国宪法条文，凡来自此书的，此后不再一一注明。

[③]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20.

[④]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文本都是法观念与法规范的主客观统一体。无论是法规范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法观念的影响，不同的法观念是导致法律文本千姿百态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法形式的状况去发现其背后的法观念。

[⑤]著名的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指出，比较法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李龙。西方法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559.

[⑥]美国比较法学者格伦顿认为，比较法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特定国家何以会具有那样的法律，而不在于贬低或赞美任何法律制度。[美]格伦顿。比较法律传统[M].米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8.

[⑦]张锡盛。关于欧共体公民的基本权利[J].欧洲，1999（3）。

[⑧]1920年和2000年的《奥地利联邦宪法性法律》中都只是宣告了公民的法律平等权。

[⑨]本文所称的“宪法性法律”，是专指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单行法律文件，这种方式为不成文宪法国家所采用。而“宪法性法律”一词还在其他一些意义上使用，例如，香港学者普遍认为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而大陆学者一般不这样认为，仅称之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⑩]当然有的国家修宪之后，不采用“原文+修正案”模式公布宪法，而是直接公布修改后的最新版本。例如我国2004年修宪后，在官方报刊上公布的除了2004年修正案之外，就是整部宪法的最新修正版本，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16日第2-3版。

[11]我国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把国家机构作为第二章，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第三章。

[12]在著名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中，基本权利被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后。

[13]俄罗斯宪法文本译自“公法评论”。

[14]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42.

[15]例如如下文献：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3.；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42.；蒋碧昆。宪法学（修订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3.周新铭。正确行使公民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A].顾昂然，乔晓阳。党政干部宪法教育读本[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55.许崇德教授介绍说：早在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就曾有人提出过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以示重视公民权利的意见，但因多数人不同意而未成现实。经历了摧残人权的“十年浩劫”之后，在现行宪法的起草过程中又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终于顺利地被接纳了。许崇德。我国宪法的诞生与宪法的基本精神[A].顾昂然，乔晓阳。党政干部宪法教育读本[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39.

[16]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王世杰、钱端升与《比较宪法》[A].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

[17]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J].中外法学，2002（1），95.

[18]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三段：“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第十款第一段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通过任何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而第一条第二款第一段规定的“众议院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可以看作间接的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

[19]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51.关于“权利本位”，张文显教授有详细深入的论述，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12-14章。

[20]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J].中外法学，2002（1），100.

[21]刘军宁。宪法是防范谁的？——兼论为何公民的义务不能写入宪法

宪法序言范文篇5

宪法虽然可以在不同意义予以理解，但是立宪主义意义的宪法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③中国宪法的特殊性只能从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进行扬弃的角度予以把握。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种说法很质朴，却最为直接地道出了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以及宪法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基本权利规范。基本权利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宪法里唯一重要的内容，因为基本权利规定得再完善，其自身却不能自然实现，只有将基本权利的义务承担者（即国家机构或统治机构）予以明确地规范，其实现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主要由基本权利规范与统治机构规范这两个部分组成。主流学说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目的，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构造。[3]从内容布局上看，我国宪法典似乎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宪法正文中的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第三章国家机构之外，我国宪法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宪法序言以及宪法正文中的第一章总纲。关于宪法序言是否是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我国宪法学界曾经有过讨论。主要围绕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个论题而展开。④新近我国出现的“政治宪法学”提出了宪法序言承载着宪法核心价值诉求的重大观点。关于宪法序言是否重要以及重要到什么程度，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后才能予以说明：究竟宪法序言中包含着怎样的根本性规定，这些规定与宪法总纲、基本权利规范以及国家机构规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对宪法序言进行教义学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序言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根本任务。而国家根本任务与宪法总纲诸条款之间又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国家根本任务是统领宪法总纲的最高层次的公共利益条款。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我国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包括三项内容，即基本权利保障、统治机构的架构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在这三者中，基本权利保障是核心价值诉求，统治机构的架构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都是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与保障服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视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法之一，但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4]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与宪法教学的核心内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讲解基本权利保障，不可避免地要提国家机构的权限以及其宪法义务，而国家机关的宪法义务不仅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还包括维护公共利益，当基本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还必须遵循比例原则进行法益衡量。因此，宪法教学应当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这三个宪法的基本要素而展开。抽象地谈论这三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在宪法教学上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也会误导学生。所以，这三个方面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宪法教学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思考和学习都不能脱离其他两个方面而孤立地进行。

宪法的本质是权力的事实关系还是规范性诉求

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影响，我国主流的宪法教材依然热衷于对宪法本质的讨论。它们一致认为，宪法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其中，首要的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5]这种论述直接导源于列宁的如下观点：“宪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6](p320)对宪法本质的表述对于学生们理解与学习宪法课程具有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传统观念具有误导性，确实有反思的必要。毋庸置疑，宪法与权力（包括与实际上的权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必须直面的重点问题。从宪法发生史的角度来理解宪法没有什么不妥，甚至是必须的。曾如惠尔教授所强调的：“为某共同体起草一部构建最优良政府的宪法的过程，必须以在该共同体中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为基础”。[7](p96)但是能否仅仅从发生史的角度来定义宪法的本质呢？承认认真考量现实的力量（权力事实或者社会事实）是任何规范制定者（包括立宪者）无法回避的道德责任与将宪法的本质归结为权力的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没有一个法律人愿意坦然地承认，权力的事实可以直接决定着规范的内涵与效力，因为这与纳粹的法律逻辑是一样的。就此而言，必须支持凯尔森的如下观点：“规范效力的理由……不是规范符合于现实。规范并非因为它是有实效所以才有效力。关于为什么某件事应当发生的问题绝不能用断言发生某事来加以回答，而只能用断言某件事应当发生来加以回答”。[8](p124-125)将法的本质包括宪法的本质归结为力量对比关系的这种观念，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确实有其滋长的土壤。因为宪政得以健康成长的精神条件还没有真正地培育起来，法律的普遍性观念以及自然权观念不仅仅没有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心里，甚至也没有真正成为法律人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处处根据力量对比关系解决问题的想法总是不会受到有效的遏制。[9](p80)与传统的宪法本质论相对应，笔者认为，宪法之所以根本，那是因为它承载着法律秩序最为重要的（诸如基本权利保障与公权力制约）价值理想，它在本质上恰恰是反对或力图纠正现实力量不均等的规范性诉求。如果力量对比关系是法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宪法上为什么要规定平等原则以及平等权利，因为按照它的逻辑，宪法的这种规定一定是虚假的，我们只能在等到人与人之间在实力上大致变得相等的时候，才可以在宪法上提出这样的法律主张。在宪法教学中，如果教师在内心里将宪法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力量对比关系，我们不如直接告诉我们的学生，你们要想主张宪法上的权利，你们必须在现实力量上足够强大。试问，在这种宪法本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又如何能真正地说服我们的学生信仰宪法与法治呢？在“陕西医生集体下跪事件”中，[10]我们看到，在诸多的医患纠纷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却在实力上更为强大的患者家属面前俯首称臣。医患纠纷领域俨然变成了一个缺少规范制约的力量比拼角逐场。人们在这个领域不受规范约束，甚至不受道德、良心的指引，更不用说顾及什么公共利益，人们只相信赤裸裸的力量。那些没有力量的人只能怀揣着怨恨自认倒霉。此时，国家再不强力介入，重新塑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此类事件还会更为糟糕地延续下去。⑤一种信奉力量对比关系学说的宪法学在表面看上去很深刻，其实是在自毁法治与宪政的根基。

宪法研究的方法与宪法教学的方法

宪法序言范文篇6

评价一国的人权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是看该国是否存在完备的法律人权制度体系，而要得出体系完备与否的结论莫过于通过比较更清楚。这里仅选取两国际人权公约，即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它们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具体化，将它们作为与中国宪法的比较对象，因为两国际人权公约有时与《世界人权宣言》一道被称为《国际人权法案》，与中国宪法一样，在各自效力领域同具根本大法地位，同时中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了第一个公约（A公约），于2001年3月批准了第二个公约（B公约），另加入了17个重要的国际人权条约。当然，人权制度在中国还存在于其他法律，尤其是民法、婚姻法、继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中，宪法规定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大部分与人权重合；在国际层面，还主要体现于禁止酷刑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之中。

为方便比较，兹列表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宪法对人权制度的设置与两国际人权公约，存在较大差异或不对称性，具体的情况为：

1．人无我有，我有人无。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宪法明显缺乏两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计14项：自决权、生命权、禁止酷刑、不被奴役、反债务监禁、迁徙自由、外侨合法权益、平等受审判、禁止溯及既往、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人格尊严、私生活自由、建立家庭的自由、思想和良心自由、宗教上少数人的权利。两国际人权公约明显缺乏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有3项：个人财产权、政治避难权、批评监督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中国宪法明显缺乏自决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适当生活水准权3项。

2．名称相似，实有差异。这反映在少数人的权利上，中国宪法规定的少数人有13类，其中老、弱、病、残人群权利也称特殊人群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有3类，其中宗教的少数人在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

3．权利性质和享有主体不同。上述中国宪法中的权利绝大部分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两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人权。在两公约中，人权中的人，一般用“一切个人”、“人人”、“任何人”、“所有的人”来标称，只在参政权上用公民。而中国宪法中的权利绝大部分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公民，仅对外国人给予政治避难权，没有出现给予“人人”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中国宪法中的权利只为中国公民享有。当然，这是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所致。

综合对比结果，两国际人权公约对人权保护的范围大于中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多于人权，至少不能少于人权，由此更加看出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事实上，中国已通过其他法律体现了两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一些重要人权标准，这里仅就中国宪法而言。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主要是对人权意义的认识不足，人权意识不强，中国长期未加入最重要的两国际人权公约，致使在中国宪法的几次制定与修改中较少考虑到国际人权标准。这一状况应在新一轮修宪中得到改变，以全面反映中国人权事业，中国其他法律在人权制度上业已取得的一些可贵进展。

二、中国宪法和法律如何设置人权的模式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国际人权公约如何在国内适用，更要紧的是，如何反映中国对人权的基本立场。在现行的各国有关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作法和研究基础上，本文总结预设的选择方案有下列四类七种：

第一，通过宪法来设置。其中又包括三种：

1．在宪法中规定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不具体列举人权的内容。条款的内容为：当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与中国法律的规定有抵触时，优先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中国声明保留的除外。如1991年罗马尼亚宪法、1992年捷克宪法和1992年斯洛伐克宪法就是如此。其优长在于：

强调法律适用，有利人权的实现；

且在中国的民法通则（第142条）、民事诉讼法（第238条）、行政诉讼法（第72条）、商标法（第9条）、海商法（第268条）等法律中有先例可循；

修宪工作较为简单。

不足与困难在于：

未在立法中正面反映中国、中国宪法对人权的基本立场；

由于宪法对人权的这种状况，其他法律对待人权，要么直接依据国际人权公约作出规定，故缺乏宪法基础，要么也只规定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同样未正面表明立法态度；

前两点立法上的缺失也影响到司法，从中国的司法实践看，没有明确的国内立法，难以直接适用国际人权公约。

2．在宪法中既新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又规定人权的具体内容。至于后者，须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增修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如1974年瑞士宪法、1947年意大利宪法、1949年德国基本法均有这两方面的规定。这一作法的优长与不足正好与前一种相反，在优长中，值得强调的是，同时规定人权的一般条款与人权的具体内容，既表明中国宪法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又有助于将人权原则具体化，形成完整的人权制度体系，在不足与困难上，主要为是否把两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均纳入宪法，即宪法中规定的人权的范围有多大，与此相连，这又涉及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

3．在宪法中新加上人权的一般条款，以表明中国宪法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并仅按B公约第2条的要求增修宪法有关条款，为解决A公约及其他国际人权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加上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这一方案既坚持了人权的原则，修宪又较为简便。

第二，通过法律来设置。与通过宪法来设置大体相仿，也有二种：

1．在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中规定适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如上述，这是中国的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现行作法，不过这样一要扩大到没有此规定的其他法律中，尤其是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工会法、劳动法、国家赔偿法；二要扩大到有关法律的公民权利领域，现在主要在涉外关系上适用国际公约。此作法的优缺点同上（第一，1．），另还缺乏宪法的根据，效力等级低一些。

2．按国际人权公约增修有关法律中的公民权利，这满足了两公约的要求，容易具体实施，但仍失之不见宪法的立场。

第三，在宪法中新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在有关法律中按国际人权公约增修公民权利，这比较符合宪法与法律的关系，也便于操作和实施，中国在修改刑法等法律中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足之处在于在宪法中找不到完整的人权制度体系，由于涉及公民权利的法律众多，增修工作量大面广。

第四，在宪法中既新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并另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权法。这部在宪法和法律之外的专门的人权法具有宪法性法律的地位。英国1998年就是采取通过专门的《人权法案》来直接适用《欧洲人权公约》，但这更符合英国没有一部专门的宪法的状况。1982年加拿大颁布了《权利和自由宪章》，为加拿大宪法的第一部分。1999年挪威也制定了《人权法案》。法国一直将1789年《人权宣言》作为专门的人权法，同时在宪法中对《人权宣言》予以整体确认，1958年宪法还承认1946年宪法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原则。美国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法案》（1791年），即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在其余16条中也有多条涉及公民权利。制定专门的国内法律来补充国际条约的例子在中国有1986年《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1990年《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它们是对两个有关的维也纳公约的补充。制定专门的人权法可以避开大量增修公民基本权利的困难，有助于整合法律中的人权，形成完整的人权制度体系。但同样不易解决人权法中的人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中的人权的效力等级关系。

当然，除了这四类七种，还可组合出若干其他选择方案。为方便了解已介绍的各选择方案，见表2。

在这四类七种选择方案中，本文的思路是：无论程度如何，人权应在中国宪法中得到明确的文字反映，这就首先排除了第二类方案：单纯的法律设置。接下来要考虑，是仅通过宪法（第一类）来设置，还是结合法律或人权法。根据前述这五种选择方案的利弊难易，本文倾向结合型中的宪法人权一般条款+法律设置的模式（第三类），重复一下就是：在宪法中新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在有关法律中按国际人权公约增修公民权利。下面再详述一下赞同这一模式的理由。

首先，在宪法中新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可以表明中国宪法对人权的基本态度，而不对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增修，是因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两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存在较大差异或不对称性，宪法未规定的两公约中的人权，绝大部分即14项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仅有3项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参加和组织工会权已作保留。如果一揽子解决，追求体系的完备，尤其要将自决权（其中的对内自决权）、生命权（其中的有关死刑的规定）、迁徙自由、思想和良心自由、宗教上少数人的权利纳入宪法困难较大。如果有选择地解决，就要先确立选择的标准，对这些人权作出优先性安排，这具有极大风险，也不易达成一致。同时，既然是有选择，还不如由有关具体法律去处理。基于这些理由，加上难以协调人权法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中公民权利的关系，尤其在如何适用三者上，本文也不主张通过专门的人权法来处理人权问题。

其次，在有关法律中按国际人权公约增修公民权利，尽管不在宪法层面，也能满足两公约期望通过国内立法来履行公约的要求。两公约在一些条款中明确作出了这种规定，如A公约第6条（1）、第17条（2）、第18条（2）、第19条（2），B公约第2条（1）“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中国在以往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时均采取这一作法。当然，就A公约而言，如要加入，即便在法律层面，牵涉的问题也很广。但可通过具体法律逐个解决，不必像宪法那样一揽子解决。

再次，两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负有的义务不仅是颁布宪法或法律，还要采取具体行动，A公约还要求“立即实施”。从经验上看，人权的实现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变迁、政治模式的改革、司法体制的完善、公民人权意识的状态等都起着作用，立法只是人权实现的重要一环，且也应当是渐进的。这一立法模式既有通过宪法的原则宣示，这已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也有通过法律的具体化，而这种具体化又是随着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展开的，能较好体现渐进人权观。

当然，上述意见不可能完全证实，历史上法国1789年《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不无超前性。我们只能说，在不能准确判定超前的种种长处之前，我们选择渐进的立场。

三、在中国宪法中设置人权一般条款的立法建议

尽管按我们的模式在中国宪法中暂不新建构人权制度体系，但仍需要先了解一下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其一，无论是在应有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上，人权的范围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有许多重合，因为自近代国家产生以来，人主要生活在国家之中，人变成与国家相连的人，也就是公民或国民，作为人之所以是人的基本条件和资格的人权，必须转化为公民权，尤其是公民基本权利，否则，人权难以实现。其二，显然，由于人的范围大于公民，人权的主体既包括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还有其他主体，如无国籍人、外国人，因而人权中多数权利如人的尊严、生命权，并不仅由一国公民享有。还有一些人权如参政权，迁徙自由，只属于一国公民；而政治避难权，一国公民在本国并不享有。但这不意味着人权的范围大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后者也有前者没有的内容，两者互有对方所不及的权利（见第一部分），它们的关系在根本上取决于对什么是人权的界定，囿于主题，在此不展开分析。从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看，公民（基本）权利与人权在主要内容上是重合一致的。鉴于上述人与国家的联系，宪法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保障书的性质，当今各国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主要通过公民基本权利来落实人权，同时规定既适用于本国公民也适用除本国公民以外的一切人的人权。

1．人权一般条款的内容。借鉴《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等国际人权文件和《德国基本法》等国宪法对人权的原则性表述，在中国宪法中加上人权一般条款，首先要明确人权一般条款应包含哪些内容。本文认为，它关涉以下几个方面：人权的属性；人权的核心内容；各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与国家的关系。

第一，人权的属性。人权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基本条件和资格，丧失了这些基本条件和资格，人不成其为人。根据这一判断，人权是所有人的权利，具有普适性，既适用于本国公民，也达及本国公民之外的无国籍人、外国人。

第二，人权的核心内容。人权的内容十分广泛，在宪法的人权一般条款中不可能全部列举，但有必要规定几个核心人权，尽管对什么是核心人权存在分歧，可依据国际人权文件将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发展列为核心人权。

第三，各人权之间的关系。虽然规定了几个核心人权，但各人权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它们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这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和贡献。

第四，人权与国家的关系。当代社会的人主要生活在国家之中，人权的实现也有赖于国家，因此，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对实现人权负有义务。这种义务具体为尊重、保护和促进实现三种。

2．在宪法何处加上人权一般条款。本文建议在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并将上述内容作简化处理，仅强调国家对人权的义务和国家受人权的约束，这在序言和总纲中表述有所不同，具体立法建议如下：

序言：尊重和保护人权，促进实现人权

新增条文：

序言第七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护人权，促进实现人权，……

基本含义：

此新加的条文表达了国家对人权负有的义务。这一义务包括三个方面：尊重要求国家不去妨碍个人行使权利，不侵犯个人一定的权利；保护要求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去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害；促进实现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增强个人享有权利的能力，并向无能力事有权利的个人提供生存的必需品。人们一般只提尊重和保护人权，这里特别加上促进实现人权，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二代人权）和发展权等（第三代人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才能实现，仅是尊重和保护远远不够，而第一代人权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多地与国家消极作为即尊重和保护相连，这是变化了的人权观在国家对人权的义务上的反映。

设置理由：

一、宪法序言具有宣示性，在序言中加上尊重和保护人权，促进实现人权，以表明中国宪法对人权的基本态度。

二、放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之后在内容上有连贯性，体现出民主、法制（治）、人权三者的内在紧密联系。

立法资料：

（1）1941年《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1条：本条例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为目的。

（2）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

（3）《联合国宪章》（1945年）序言：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第55条：联合国应促进：c．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4）《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序言：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第1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5）《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3年）序言：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第3段）；一、（一）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序言（两条约表述相同）：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7）《德国基本法》（1949年）第1条（2）：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总纲：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新增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和保护人权，促进实现人权。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基本含义：

国家权力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直接约束指人权不仅仅是纲领性的原则，而是直接有效的法律规则，国家在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时，应遵循人权，个人能依据人权质疑国家权力，在人权受到侵害时，能通过诉讼（宪法诉讼）获得救济，人权具有可诉性。

设置理由：

方案一：第一章总纲第1条第1款

总纲是对国内基本制度的概括，放在总纲第1条第1款，显示人权对国内基本制度的统率作用，各种基本制度应当以人权为指导。

方案二：第一章总纲第5条最后1款

第5条原规定的是法治问题，把人权规定加在这里，既反映了其在总纲中的地位，同时满足了前述在序言中设置人权的理由之一：体现出民主、法制（治）、人权三者的内在紧密联系。

两个方案各有优劣，本文主张采用方案二，以求宪法结构的和谐。

立法资料：

1．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1789年）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2．《德国基本法》（1949年）第一章基本权利第1条：（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3）下述基本权利为直接有效地约束立法、执行权力和司法的权利。

3．《日本宪法》（1946年）第三章国民之权利及义务第11条：国民所享有一切基本人权不受妨碍。本宪法对于国民所保障之基本人权，应赋予现在及将来之国民作为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

注释与参考文献

本文是在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课题组“修宪课题”人权部分基础上增修而成。在此，向参与本文讨论的课题组其他成员表示感谢。

关于人权可诉性，参见Karl－HeinzSeifert/DieterHoemig．GrundgesetzfuerdieBundesrrepublikDeutschland，Taschenkommetar，6．Auflage，NomosVerlagsgesellschaft，1999．

陈光中，张建伟．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J]．中国法学，1998，（6）．

刘连泰．《国际人权》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J]．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沈宗灵．比较宪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龚刃韧．关于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A]．夏勇，编．公法（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宪法序言范文篇7

关键字：宪法宪法制度宪法历史背景比较研究

本文所阐述的对象并不是对所有国家宪法的比较研究，而仅限于对当代以下八个国家宪法的比较研究。这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八国之所以这样排列，主要是考虑这些国家产生的先后；将当代中国放在最后，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于其他七个国家，放在最后便于作总的比较研究。

本文阐述这八国现行宪法的简单的历史背景及其首先实行的制度。这里所讲的“首先实行的制度”是指其中有的国家的宪法首先创立了这种制度（包括实体和程序，形式的规定），因而以后采取这种制度国家的宪法在本文中就不再论述。“首先实行的制度”也指某一制度具有非一般性的特征，例如，一般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这一制度或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实行却有不同的特征，在本文中就着重论述有关国家所采用的特定意义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有些国家的宪法制度或形式，如日本的天皇制等，很难说是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首先实行的制度”，所以仅称之为这种宪法的特征。

一、英国

17世纪初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国王詹姆士一世主张君权神授，权力无限，他在1609年对英国国会的致辞中声称，“国王应被称为神，因为他们在大地上行使与神相似的权力……他们造成或废除臣民，有权使人高升或被推翻，生或死，对所有臣民和在所有案件中作出判决，仅对上帝而不对任何人负责。”①这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的观念，与宪政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通过长期内战、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最终导致1688年的政变（又称光荣革命），也即以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为特征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制度上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及不成文的宪法制。国会于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开创了这种政制。前一法律规定不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停止法律的实施，不得征税，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和招募军队等等。后一法律规定英国王位由信奉新教的王室后裔继承，排斥信奉天主教人继承王位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法律的主要精神是摈弃由罗马天主教支持的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必须受宪法、法律的限制。在18－19世纪，英国又形成议会至上（议会主权）、议会民主、内阁制、议会两院制、两党制、选举和司法改革等重要政治制度或宪法制度。20世纪，这些制度进一步发展，包括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

英国宪法的首先实行的制度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成文宪法制

这一制度的含义以及在英国的产生原因在前面已经论述。有的宪法学家曾指出不成文宪法制在法律上的主要缺点是：不存在成文宪法中一般有的对滥用权力的制约；法院难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使之不受议会立法的侵犯；对具有重大宪法意义的立法并无特别程序，如英国议会于1972年通过《欧洲共同体法》与通过《道路交通法》或其他国内法，采用基本上同样的程序；缺乏成文宪法对宪法渊源的影响，等等。“总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意味着其宪法远非依靠法律规则及保护，而更多依靠政治和民主原则，”②当然，也有宪法学者认为英国不成文宪法具有灵活性等特征。但客观事实是：当代世界上采用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是罕见的。

（二）君主立宪制

像成文宪法制一样，英国君主立宪制也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现代英国，君主、女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君主并无实权，或者说是“统而不治的”，政府事务以君主名义由首相（总理）、大臣（部长）执行，但他们仅向议会负责。君主的任务大多是礼仪性的。个别君主也可能对国事有相当影响，因按照宪法惯例，首相应向君主汇报内阁会议讨论的结论。

（三）议会的两院制

在18世纪，英国改造了原有的两院制，使之成为近代意义的两院制，同时又形成了两党制和议会至上（或称议会主权）的原则。根据宪法传统和有关立法，议会在形式上由君主、上议院（或称贵族院）以及下议院（或称众议院）三者构成，但并不是指三者分别制定法律。君主只是一个名义，上议院的权力也逐渐削减，真正掌握议会立法权的是下议院。上议院由贵族组成，下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下议院主要职权集中在三个方面：立法、监督政府和监督国家财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两院制，英国的两院在近现代可以说是首先出现的，但两院的产生、构成、职权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党、政府的关系等等，各国都有不同特点。

（四）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supremacy）

在英国，这一制度或原则的历史渊源是英国17世纪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是以下议院作为主要阵地的。下院与王权之间进行激烈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下院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议会至上的含义是指议会（实际上指下议院）在制订任何法律或修改已制定的法律上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任何其他机关或法院无权加以否决。“德？洛尔默（DeLolme）有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他说，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③这一制度或原则以后不断受到质疑，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虚构。一个明显例证是，英国于1972年通过《欧洲共同体法》开始成为欧共体（即后来所称的欧盟）成员国后，在法律上就出现欧共体法律与英国“议会至上”的矛盾。因为欧共体法律在成员国“直接适用”于各国公民，并比成员国法律“优先适用”。

（五）内阁制

议会至上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虚构，其中原因之一是“议会至上”倡导者忽视了议会与议会中政党的紧密联系。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政府由议会中执政党或多数党组成，执政党首领任政府的首相，政府中大臣即该党议员，首相和重要大臣组成内阁，即政府的核心。从议会与行政部门关系而论，英国实行内阁制（或议会制）。应注意这里讲的内阁制或议会制并不是指是否存在议会或内阁的机关，而是指一种不同于总统制的政制，意思是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负责，因此，这种政府也可称为“责任政府”。但实际上，执政党控制了议会和政府两者。当然，如果议会大多数成员对以首相为首的政府不信任，后者就应下台，或者政府可以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

（六）两党制

以上讲的内阁制与政党制不可分。政党制有不同形式，在英国18世纪开始形成两党制，即辉格党和保守党，以后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党逐渐代替自由党而成为英国的两大党之一。迄今为止，仍是保守党和工党轮流上台执政。英国的两党制对美国有很大影响。

（七）法治

据英国有的宪法学家意见，现代法治的含义应着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和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战争和不断的冲突，因此，法治与西方社会基本民主观念是一致的。第二，法治体现政府必须依法行为这一法律原理；第三，法治是指一种政治观点的总和，即具体的法律规则应由实体和程序构成。④

英国是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但单一制并非英国的首创，在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中早已建立了单一制。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构成。但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英国就早已建立郡一级的地方机构。直到19世纪末通过《地方政府法》，为建立现代地方政府制度进行改革奠定基础，以后又不断进行改革。

二、美国

美国在1776年独立前是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1776年7月4日，各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第二届会议上通过《独立宣言》，它是美国以至西方国家历史上一个重要政治文献，主要执笔人是律师、政治家，以后曾任美国第三届总统的杰斐逊（ThomesJefferson，1743～1826年）。

《宣言》以古典自然法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即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等作为思想基础，列举英国对这些殖民地实行暴政的种种现象，最后庄严地宣告这些殖民地独立，组成美利坚合众国，从而标志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7世纪尼德兰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尽管号称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半君主制的共和国，英国革命的结果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在整个欧洲大陆，封建君主专制仍占统治地位。因此，美国独立并建立共和国，对欧洲大陆正在瓦解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独立战争前后，十三个州中有十一个州都着手制定各自的宪法，1776年3月弗吉尼亚州制宪会议首先通过了宪法，其中包括了一个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权利法案》。其他各州也以弗吉尼亚州宪法为蓝本制定本州宪法。这些州宪法是西方世界第一批成文宪法。从1776年开始，十三个州的代表就开始制定《邦联条例》，直到1781年，该条例才由十三个州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条例是美国1781年至1789年联邦宪法生效前的准基本法。条例规定，“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第2条）“各自加入这一巩固的、相互友爱的同盟”（第3条）。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仅是一个“邦联”，是由十三个州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同盟，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1787年5月在费城开始举行制宪会议，有55名（律师占31名）代表参加，制定联邦宪法。同年9月17日由39名代表签字通过宪法草案，交由各州批准，直到1789年3月4日，即第一届国会开会之日，才宣告宪法正式生效。围绕宪法草案的批准，各州曾展开了广泛和激烈的争辩，汉弥尔顿（A.Hamilton）、杰伊（J.Jay）和麦迪逊（J.Madison）三人曾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积极鼓吹这一草案，被称为联邦派（Federalist）。这些文章以后被编成《联邦派文集》⑤，成为了解宪法起草者意图的权威性资料。在以杰斐逊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派要求下，同时也是许多州在批准草案时所提出的条件之一，第一届国会通过了第1—10条宪法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通称为美国的《权利法案））（BillofRights）。

美国现行宪法由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1789年经有关州同意后由国会宣告开始生效的宪法本文，包括一简短序言，分七条，分别陈述联邦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州际关系、宪法修改、最高法律、宪法批准。迄今为止，已有26条修正案。

以上已指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它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成文宪法。这一宪法的通过也带来了其他一些重要宪法制度和原则，包括联邦与州的分权制，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不同于内阁制的总统制，成文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美国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即违宪审查制以及对军队的文职控制等。所有这些对18世纪以来产生的西方国家宪法发展有很大影响。

美国宪法首先实行的制度除以上已讲到的共和国以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文宪法制

成文宪法制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称为宪法（或其他类似名称）的单独的、成文的宪法文件，其法律效力高于本国其他所有法律。美国现行宪法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但通过宪法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习惯，其内容已有了巨大变化。

（二）成文宪法中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这一名称是美国宪法第1至第10条修正案的统称。英国也有称为《权利法案》的法律，但它是指一个单行法。美国讲的权利法案是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所以这一原则是针对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它起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盛行的自然法、理性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理论。《独立宣言》在一开始就重申了这些理论。林肯在南北战时所讲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是指的这一原则。这一特征与美国宪法学常讲的“人民主权”、“代议政府”和“法治”等原则是类似的。但应注意美国宪法本文中并未使用“主权”一词，这一点可能与美国历史发展有关。美国于1777年制定，1781年开始实施的《邦联条例》明白规定“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在批准宪法草案过程中，美国形成了联邦派与州权派的对立，而且在宪法实施后仍然长期存在。正因此，在宪法本文中不提主权归属问题可能是与当时情况有关。州并不拥有主权的原则直到19世纪南北战争后，即反联邦的南部州失败后才明确。

（三）“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

这一原则从字面上讲是指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或其中的任何两种权力，不应集中于同一组织或个人，而应由三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分别掌握。相互制衡（checkandbalance），是指这三个部门的分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制约从而达到平衡的。

“三权分立”学说是由18世纪法国著名政治、法律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869－1755）提出的，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学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但各国对这一学说的理解和实践是不同的。孟德斯鸠认为当时的英格兰是三权分立制的典范，这一观察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讲过：“这就是英格兰的基本政制，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它们通过相互的反对权彼此箝制，二者全受行政权的约束、行政权又受立法权的约束。”⑥这一论断对英国自18世纪中叶直至当代的政制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英国的确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之分，但行政机关是从议会产生的，议会被认为掌握主权，奉行“议会至上”的准则。

美国的政制明显地体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原则。从美国宪法本文中规定来看，不仅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职能的分配以及政治上和宪法上的独立性外，每一部门都有制约其他部门的手段。例如总统对立法具有某种否决权，反过来，议会又有权推翻总统的否决；法院有权独立审理案件，但联邦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

（四）总统制

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上，美国首创了与英国内阁制不同的总统制（Presidentialsystem）。总统由国民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兼任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

（五）美国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

这是美国宪法制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大意是法院，实际上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具体案件审查联邦立法或各州宪法和立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美国最高法院仅有法官九人（包括首法官在内），它每年所受理案件的数量在全国案件总数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原则，世界上有些同样实行这些原则的国家并没有上述美国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英国是不成文法宪法制，又实行议会至上或议会主权原则，谈不到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有些西方国家有其他形式的违宪审查制。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在宪法本文及其后来的修正案，并无明文规定，它是通过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一个案件中由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首创的。

（六）联邦与州的分权

这可以说是联邦与州，或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分配的关系。美国的联邦制有许多与其他国家联邦制不同的特点。在美国宪法制定和批准过程中，大州与小州，北部州和南部州（蓄奴制州）之间的矛盾极为激烈，因而在宪法和前十条修正案中，体现了联邦与州双方权力分配上所达成的某些妥协，如立法机关由两院组成、两院权力的分配；关于黑人奴隶制的模糊规定（宪法中虽未公开提出“奴隶”一词但又确认奴隶制的合法地位）。宪法中关于联邦与州关系有两项重要规定：一是联邦地位高于州，“联邦宪法、法律和所缔结的条约是全国之最高法律”（第6条）；二是联邦与州分权，“凡宪法未授予联邦或未禁止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第10条修正案）。

美国联邦制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的权力不断扩大与加强，联邦与州在争夺权力上的争端也不断出现。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联邦与南部州之间战争。战争结束后，联邦的地位大大加强，但联邦与州的矛盾仍然存在。就法律领域而论，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私法和刑法等，主要属于州法范围。

（七）对军队的“文职控制”（CivilianControl）

这一原则关系到军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指军队的最高控制权应由文职机关或文职官员掌握。在美国政治术语中，公职人员一般是与作为普通公民的私人相对称的概念。公职人员又有文职和军职之分。总统、部长、州长、法官等均属于文职官员；议员也是文职，但不称官员。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朝鲜的战争中，杜鲁门总统曾解除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杜鲁门的根据是麦克阿瑟不服从他的决策，而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文职控制军人，政策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决定的，而不是由将领们决定的。”⑦宪法规定，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他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作为文职机关的联邦议会则有宣战、招募军队、制定军事法律、决定军事拨款等权力。

根据《国防改组法》，国防部长及其领导下的陆海空三军部长均由文官担任。由军职人员担任的军职参谋长仅作为文职官员的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在国防部长领导下工作。1950年杜鲁门任命长期担任军职的马歇尔出任国防部长时，国会还专门为此通过决议，暂停执行下述规定：前军人退出军役十年之内，不得担任国防部长。军事上诉法庭法官也由文职官员担任，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晋升为五星上将，1948年退出现役，改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2年参加总统竞选获胜。

三、法国

18世纪革命前，法国社会中存在三个等级：教士、贵族是第一、第二等级，占有统治地位。第三等级是城市平民、工人、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人数最多，却处于被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波旁王朝推行封建专制统治。1789年，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革命爆发，三级会议改名为国民会议，后又改为制宪会议。8月27日，制宪会议通过著名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由序言和17个条文构成。

《宣言》声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

1791年制宪会议通过法国革命以来的第一个宪法，并将《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作为这一宪法的序言。它还规定实行君主立宪制。

像英国革命一样，法国革命也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共和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处死了一个国王（路易十六）。但英国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法国却是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与英国不同，法国仿照美国，实行成文宪法制。但美国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迄今还存在（已有26条修正案），而法国的宪法自1789年革命起至1958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止，据法国一位法学家统计，已有十六个宪法之多。⑧

法国现行的宪法是1958年制定的宪法，有时人们又称“戴高乐宪法”，因为当时戴高乐任总统，更重要的是这一宪法中有些重要精神是他坚持的。这是法国在二战后制定的第二个宪法。二战后第一个宪法是1946年宪法。1958年宪法，尤其是在1962年修改以后，在政治制度上与1946年宪法相比，有不少重要差别。1958年宪法有序言，再分主权、总统、政府、议会、议会和政府关系，国际条约和协定，宪法委员会、司法机关、高级法院、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方单位、共同体、联合协定，修改、过渡规定，共十五章92条。

从1958年宪法序言以及各章内容及其修改来看，法国现行宪法的首先实行的制度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主权和人与公民的权利

主权是宪法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学和法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泛指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在政治学说中，主权的归属主要有三种观点：主权在君、主权在民和主权在国家。主权在君，即“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或君主专制的代名词。主权在国家，根据是国家是法人，有国家意志，即主权，这种观点有时作为与天赋人权论相对立的一种学说，但有时却可以为国家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极权国家辩护的理论。主权在民、又称人民主权，是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传播的学说。法国18世纪革命时的一个重要宪法原则。在《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中就提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3条）法国革命爆发后制定的第一个宪法（1791年宪法，当时还存在君主制）也明确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动移的；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第3编第1条）

（二）法国意义上的“三权分立”

法国是“三权分立”学说首创人孟德斯鸠的故国，但法国自18世纪进行革命以来对“三权分立”学说的传统理解却与孟德斯鸠的原意有所不同。法国的传统理解有其历史原因。这种传统理解可以说是对“三权分立”这一原则的法国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理解。例如，1790年8月16～24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一项法律中规定：“司法职能今后将永远与行政职能分离。普通法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构行使职权，也不得对执行职务的行政官进行查询，查者应受罚。”（第13条）⑨这意味着，当时法国认为，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独立首先是指它不能干预行政和立法事务。这与美国宪法所实行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是有很大差别的。基于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这种传统理解，法国在1799年就开始建立了与普通法院分开的行政法院。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不同，在那里，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都属于司法机关，但法国的行政法院却是属于行政系统的。它所处理的事务在开始时主要是为制定行政、立法机关文件提供咨询。以后才发展成为受理行政诉讼的机关。此外，关于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采用专门的宪法法院的形式，法国1958年宪法却设立了具有政治性质的宪法委员会担任这一任务。这一宪法在第八章司法机关中规定“共和国总统是司法机关独立的保障者”、“最高司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任主席……”。（第64～65条）瑠

（三）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

在立法与行政之间关系上，西方国家一般地说有两种模式。英国实行内阁制（或称议会制），美国则实行总统制。前者指在法律上，行政机关（以总理或首相为首的政府或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负责；如果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就应辞职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从而也就重新产生政府。这里应注意，从理论上或法律上讲，议会控制政府，政府命运取决于议会的信任。但在实际上，议会对政府的最终控制是很难有效行使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由执政党控制，而执政党在议会中通常占有多数席位，政府首脑按例是执政党领袖。总统制一般指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在形式上是由选民间接或直接选举产生，总统与议会的权限都来自宪法授予，各自向宪法负责，二战后，德、意、日和1958年前的法国都实行内阁制（议会制），但法国自1958年宪法，特别是1962年修改后，已成为兼有内阁制和总统制的政制。这里也应注意，这里讲的与内阁制对立的总统制并不一定指设有总统职位的国家，有些国家（例如德、意等国）均设有总统，却实行内阁制。

（四）行政法院和宪法委员会

这两个组织或制度表明法国的政制不同于很多国家同类政制的特点。它们的思想基础都来自前面分析过的法国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即司法职能与行政、立法职能绝对分离。行政法院早在1799年12月由拿破仑建立，其名称是Conseild‘Etat，这一机构的名称在中文中有不同译法，其原意是国事会议，后专称行政法院，开始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咨询机构，以后才受理行政诉讼、行政审判职能。但它与一般国家的行政法院有很大区别，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行政法院制的首创者。

宪法委员会是根据1958年宪法才创立的，但从它的法定的组织、成员和职能来看，它是一个治机构而非司法机构。它也具有对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职能，但与二战后德、意等国的宪法法院有很大区别。

（五）单一制

法国1958年宪法第十一章是地方单位。其中规定：“共和国的地方单位是市镇、省和海外领地”：“这些地方单位由选出的议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主管理。在各省和领地，由政府的代表负责维护国家利益，监督行政，并且使法律获得遵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上，美国实行联邦制，且以联邦和各州的分权为特征，法国则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

1958年宪法序言中还规定共和国和依自由决定的行为通过本宪法的海外领地的人民组成共同体（Community）。宪法还在第十二章专章规定“共同体”。但据法国法学家的解释，“法国企图在海外人民自由采取本宪法条件下建立一个‘共同体’，一种邦联。但根据法国的非殖民地政策，这些地区人民取得独立，有关的宪法规定迅速丧失所有实际意义。”瑡

（六）多党制

与英美两国的两党制不同，法国实行多党制。目前在法国，多党制的特点是以四大党为主构成左右两大派系，右翼以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为主，左翼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

四、德国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在首相俾斯麦的执政下，通过三次对外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议会决定采用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实行联邦制，成为对内专制统治，对外武力扩张的一个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威廉二世于1918年11月9日逊位。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宪法（通称为魏玛宪法），成立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这一宪法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宪法，它规定了国家调整经济生活、劳动关系等任务，并对私有财产制作了新的界定。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控制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战后分为联邦德国（通称西德）和民主德国（通称东德），分别制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1990年德国统一，原东德的宪法和法律趋于消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成为全德国的基本法。

德国的现行宪法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年5月8日由联邦德国协商会议通过，5月23日生效。这一基本法由一个前言和十一个部分构成，共146条。这十一个部分是：基本权利、联邦和各州、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邦立法、联邦法的执行和联邦的行政管理、司法权、财政、过渡的和最后的条款。这一宪法之所以称“基本法”显然是与该法制定时德国的政治状况有关的，那时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所以这一基本法序言中规定该法由巴登、巴伐利亚等十一个州的人民制定，旨在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在本文中又规定该基本法首先在巴登、巴伐利亚等州生效，德国的其他领土合并后，该法也将生效。（第23条）1990年东德与西德合并，上述基本法成为全德国的基本法。该法之所以称为基本法而不称宪法，也由于这一法律是在当时英、美、法三国占领区当局同意下制定的。

这一基本法的序言与美、法两国宪法序言一样，极为简要。主要表明制定该法的目的以及实现德国统一和自由的理想。这一基本法的首先实行的制度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联邦制

美德两国都是联邦制，但两国的联邦制在联邦与州的分权上有很多差别。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权力高于州权力（第31条）；联邦拥有专有立法权，如外交、国防、货币等；联邦与州有平行立法权，如民法、刑法和惩处的执行等，但又规定，在平行立法权范围内，只有联邦未使用立法的权力，各州才拥有立法权。（第72—74条）。结果，如制定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的权力均属于联邦，各州并无专有立法权。再有，宪法还规定各州受联邦委托执行联邦各项法律；各州机关服从联邦最高主管机关的指令（第85条），这就类似于单一制国家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德国可称为准联邦制国家。

（二）政党制的宪法规定

德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政党制。政党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但一般地说，西方各国宪法中明文规定政党制或有关政党问题却是罕见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即英、美、法三国，政党的形成一般在19世纪中后期，即成文宪法或宪法惯例已出现之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党制与宪法规定的主要国家机关密切联系，但政党本身并不是国家机关。德国基本法虽然规定了有关政党的少数条款（主要是第21条中的三款），但也并不将政党制作为国家机关重要组成部分来规定。

（三）内阁制与“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德国基本法的再一个特征是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上，它实行内阁（议会）制。在这一问题上，德国与英国相似，而与美国不同，虽然德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还设有总统。德国实行多党制，不同于英国的两党制。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实行内阁制，即行政部门首脑（总理）及其领导的内阁如得不到议会多数的信任就应解职或另行大选。但在这种制度下极易使政局不稳定。德国《基本法》对缓解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实行一种被称为“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Constructivevoteofno_confidence）办法，即第67条规定：“联邦议院必须根据多数议员意见选出一名继任人，并请联邦总统罢免联邦总理时，才可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并硬性规定，联邦总统必须遵守议院决议任命新当选者；这一提案的表决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

（四）宪法法院

英国实行议会至上，一般法院有权审查行政法规的有效性，但无权审查议会立法的是否违宪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相当大的违宪审查权，法国则建立了政治性的宪法委员会，有权审查违宪问题。二战后，德国建立了有权审查一般立法是否违宪的新的宪法法院，除《基本法》有关原则规定外，还有单行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1993年重新颁布），其管辖权之一即“关于对联邦法或州法在形式上或实质上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宪法法院法第13条）。

五、意大利

18世纪末，意大利还未成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其国土长期由法、奥两国和教皇统治。1861年撒丁王国宣告成立意大利王国，首都设在佛罗伦萨。1870年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意大利统一最终实现。20世纪20年代末，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兴起，1923年1月，组成法西斯政府。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1946年公民投票，废止君主制实行共和制，1947年12月22日由制宪会议通过《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成为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意大利共和国的现行宪法是1947年12月27日公布并于1948年1月1日生效。它并没有一个序言，一开始就是12条基本原则。然后是第一编，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编，共和国国家结构（内分议会，总统，政府，司法机关，省、县和乡，宪法保障各章），共计139条。最后是过渡性的最终决定（分18项）。

（一）宪法的基本原则

这是宪法的一个非一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该宪法的一个首创性形式，是先列举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民主共和国；以劳动为基础；主权属于人民；保障个人或社团成员人权并要求其履行义务；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承认所有公民享有劳动权，并帮助建立实现此项权利的条件；全国统一和地方自治；政教关系；文化科技发展；国内法与国际法一致；外籍人法律地位；国际关系；拒不参加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战争；国旗形式。

（二）应予实现的权利和纲领性的权利

意大利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作了颇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分为公民、社会伦理、经济、政治四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伦理方面的权利主要指家庭、婚姻、健康、艺术、科学自由、教育权利等；经济方面的权利主要包括劳动权、工会、罢工权、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等等。

这里应注意，宪法上规定的权利从其可实现程度而论，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予实现的”（enforceable）规定；另一类是“纲领性的”（programmatic）规定。两者的区别是：对前一类规定（如宪法规定成年公民享有选举权），政府应保证成年公民行使这种权利。与此不同，对后一类规定（如宪法规定公民有就业的权利）只是政纲式宣言，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能保证每个要求就业者都能获得就业岗位（特别是他希望的岗位），社会上就不再存在失业者。所以，对意大利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某些华丽辞句应加以识别。一般宪法都存在这两类权利的规定，意大利宪法更为明显。

（三）政教关系

一般宪法都有关于政教关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由于意大利在历史上是天主教的发源地，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地处意大利首都罗马境内。“政教关系的纠纷仍折磨着意大利的政治。宪法参引了1929年意大利与梵蒂冈订立的拉特兰条约，使天主教会处于特权地位。该条约及实施立法承认梵蒂冈城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国家也对教会行使某些控制。”瑢

意大利现行宪法实行的政治制度，包括分权与制衡。单一制、内阁制、议会两院制、宪法法院对立法的违宪审查制以及普选和公民投票等。基本上与其他同类西方国家的制度相类似。

六、日本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1868—1911年）颁布《王政复古诏书》，成立新中央政府，消灭幕府势力，实行“明治维新”的改革，1889年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以天皇为核心，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君主专制政体，天皇总揽统治权，议会仅在立法上有协赞权，内阁和大臣仅对天皇负责。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全国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占领军（美国）的控制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1946年制定，1947年5月3日实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仍保留天皇制，认为它是日本国的象征。实行内阁制，仿照美国政制，不设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违宪审查权由最高法院执行。

日本现行宪法由序言和十一章合计103条组成，各章标题是天皇、放弃战争、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国会、内阁、司法、财政、地方自治、修订、最高法规、补则。

宪法序言中包括了一些实质性宣告：如主权属于国民，国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日本国民期望永久和平，在国际关系中，遵守政治道德法则，等等。

（一）天皇制

日本现行宪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在1889年的《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等等。二战结束后，天皇制的存废是一个最大争论问题。最后，在1946年制定的宪法中，改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意志为依据”。“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与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天皇只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等等。总之，由“君权神授”改为“君权民授”、“主权在君”改为“主权在民”、“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

（二）放弃战争

日本现行宪法另一个特征是“放弃战争”的规定。这一宪法序言中就声称：“日本国民期望永久和平”。在本文第二章中又以“放弃战争”为标题，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上述“放弃战争”宪法规定的不同态度，第一种是“明文改宪”；第种是以宪法解释代替明文改宪；第三种是反对改宪。有舆论认为上述改宪主张的目的是为海外参战扫除障碍。瑣

日本实行内阁制、议会的两院制、多党制、单一制等政治制度与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

七、俄罗斯联邦

20世纪90年代初，风云骤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迅速解体，代之而起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新的联邦法律制度需要逐步完备。它的现行宪法在1993年12月12日经全民投票通过。该宪法包括一个简单的序言，申述制定宪法的目的。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内分九章，各章标题是：宪法制度的基础；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联邦体制；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俄罗斯联邦政府；司法权；地方自治；宪法的修改与重新审议，合计137条。第二部分标题是结论性和过渡性条款，分9项，主要是有关该宪法的生效日期，联邦条约，联邦机关、官员、任期、程序等问题。

这一宪法是90年代初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解体，代之而起的俄罗斯联邦的根本法。它和前苏联宪法在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因此，这一宪法具有不少与众不同的特征或首先实行的制度。

（一）社会国家

这一宪法在形式上的一个特征是它的第一章《宪法制度的基础》，相当于中国通常所讲的“总纲”。其中列举了俄罗斯联邦主要制度、原则的要点：

（1）俄罗斯是共和制、联邦制、民主与法制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2）它是社会国家，其政策致力于创造保障人的正当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国家”的含义在宪法中并未明确界定，从“其政策致力于……”一语来看，显然是与宪法第2条的原则是一致的，即人和他的权利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循和维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看来，这里讲的“社会国家”类似于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所宣扬的“人权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据有的工具书的解释，社会国家是“自由国家的理想在现实中试行的结果，在那里实际享受到自由的，仅仅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它所保障的自由不过是贫困的自由和挨饿的自由而已。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国家不仅仅是‘夜警国家’，它应该以积极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为己任。凡是自觉地以这些任务为己任的国家叫作社会国家”，瑤德国1949年联邦《基本法》第20条和法国1958年宪法第2条都规定本国是民主的、社会的国家。俄罗斯联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德、法两国不同，因此它所宣告的“社会国家”这一名称更值得人们注意。

（3）俄罗斯联邦在所有制或经济成分上，实行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及其他所有制形式混合的形式；保障统一的经济空间、保障商品、劳务和财政资金的自由流动，鼓励竞争和自由的经济活动，也即实行较全面的市场经济；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上也规定以私人、国家、地方或其他所有制形式并行存在；每个人都有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财产从事企业以及其他不受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的权利。（第8、9、34条）

（4）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三权分立相互独立；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认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禁止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宪法制度的原则、破坏俄罗斯联邦的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宗教纠纷等。（第10、13条）

（二）广泛的权利、自由和义务

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对所列举的权利与自由以及相应义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两大类权利，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少数人权学者在70年代所倡导的“第三代人权”。

（三）多样化的联邦体制

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联邦体制是多样化的，它由六类主体构成，即共和国（国家）、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

（四）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

在俄罗斯联邦政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立法与行政关系。看来它也像法国1958年宪法修改后的体制，即总统制与内阁制混合的制度，但又有自己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模仿美国总统制，但在另一些方面，又采用内阁制（议会制）。

（五）新旧法制的连续关系

俄罗斯联邦的再一个特征是它的法律制度。90年代初，民主德国（即东德）原有法律制度很快消失，联邦德国的法律取而代之。但在俄罗斯联邦，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法律制度可以运用，新的法律制度需要逐步完备，因此，新旧法律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连续关系。《俄罗斯联邦宪法》中规定：在该法生效之前在俄罗斯境内已生效的法律、法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不相抵触部分适用。”（第二部分第2项）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的宪法走上了向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的道路。但这一道路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除建国初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外，还有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四个宪法。

为了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实际上也就是制定一个新宪法，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它由一个序言及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又分七节）和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共138条，迄今为止，已有17条修正案。

与本文所探讨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成文宪法来比，中国现行宪法的序言比较长，有一千多个汉字，且其意义极为重要。它首先概括了中国自1840年后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所发生的一些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序言接着提出了国家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后进一步阐明当代中国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关系和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序言最后宣布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一序言的意义极为重要。总的来说，它具有两大优点。第一，有助于了解宪法本文，特别在作宪法解释时，其作用更为明显。人们对宪法本文中各项规则可能有不同理解，序言中规定的国家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国家的国内外关系的方针政策，都有助于对本文中各项规则的正确理解。第二，序言对本国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有巨大教育意义，也有助于国际上对这一宪法的理解。

宪法的总纲。当代中国的宪法中第一章是总纲，在形式上颇像1947年意大利宪法的“基本原则”和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第一章“宪法制度的基础”，但在内容上各有不同。

中国宪法总纲规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基本制度以及国家的各种基本方针和政策。例如它宣告中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原则；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总纲又规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及其方针、政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又对国家在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建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作了原则规定。总纲还规定社会生活中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推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加强国家武装力量、行政区划、设立特别行政区、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等。

从以上序言和总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代中国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它与以上论述的七国宪法来比，尽管在形式上有不少共同地方，如中国也实行成文宪法制，共和国制、单一制等等，但在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

就宪法中首先实行的制度而论，以下这些是当代中国的首创性的制度。

1.人民民主专政。

2.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

3.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一国两制。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国家的宏观调控。

对这些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与其他七国宪法制度的比较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很难包括在内，作者拟在其他专著中阐述。

注释：

①G.P.Cooch，‘PoliticalThoughtinEngland，’1927.London，WilliamsandNorgate，pp.14～15.

②④E.C.S.WadeandG.G.Phillips，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ngman，London，9thed.，p4，89～90.

③W.I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法与宪法》，1997年三联书店中译本，第117页。

⑤该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

⑥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1961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第163～164页。

⑦《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中译本第2卷第51页。

⑧R.David，EnglishLawandFrenchLaw，Stevens，1980，p.76.

⑨R.DavidandH，Vries，TheFrenchLegalSystems，p.33.

⑩参见“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Vol.1.NationalReports.France，p.F_48，47.

11.M.CappellettiandtheOthers，TheItatianLegalSystem，AnIntroduction，1967，StanfordUniversityPress.

宪法序言范文篇8

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1982年宪法之所以“新”,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力发展科学事业,业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庄严地载入了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大法”-一第二十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一、余i宪法—繁荣科学的保障

通观全篇,科学在新宪法中的地位十分显赫。整部宪法4章138条,有关科学的条文就达到18条之多,占了条文总数的13%强;《序言》部分,不但把科学的发展着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而且将科学实践的主力军—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三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它还特别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列入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中。我们看到,为了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新宪法一一第一,规定了指导思想方面的保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当然包括科学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作为四顶基本原则之一,写在《序言》里面的。第二,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保薄。例如:第77条规定,全国人大设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专门审议和拟订有关科学的法案,第B,条、第107条、第ng条规定,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主要职权之一,是领导和管理科学事业,第3章第7节的各项规定,是审理有关科学的案件的基本准则。第三,规定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降。《序言》第10自然段和第23条、第47条等项规定,彻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样一根红线;第20条等条款,则规定了发展科学事业的种种物质保证措施,诸如“奖励”、“鼓励”等等。第四,规定了方向上的保障。第24条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在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蚀思想”,第2章以及其他章节的许多条款,实际上也同时包含了周样的要求,其中当然囊括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之重要内容的科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第玉,规定了邀路上的保障。第14条,将科学与经挤、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总之,新宪法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开辟了道路,而且正在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利实现创造着可能。

二、宪法原则—科学立法的依据

新宪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制定和执行宪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厉史经验,在《序言》部分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科学立法的各项宪法原则—一、战略贡点原则。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的发展,则不仅是科学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总之,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新宪法的许多条文及《序言》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战略重点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立法应当以下述事实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n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下简称为:彭真报告)二、共产主义原则。这条原则集中休现在《序言》,第24条等条文里面。共产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前进的目标上,保持精神的力量。三、法制原则。科学法制,是国家法制整体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及其要求,同样适用于科学立法。因、反“反科学”原则。“反科学”,是对于科学的目的、原则等方面的反动,包括思想、言论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它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滥用科学成果,利用科学活动,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等。反“反科学”原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更是新宪法许多禁止性条款的基本精神刁这条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注意配合刑法、行政法、民法和其它各个部门法,规定对于“反科学”行为的种种法律制裁。五、服务、协调原则。198。年12月,国家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新方针。第14条等条款中,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心思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保证上述中心思想的胜利实现,正是服务、协调原则对于科学立法所迫切要求的。六、双百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明文写进新宪法,尽管如此,但它“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彭真报告)双百方针要求,科学立法必须保障以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学术自由、学派平等、•••,•一切形左实右的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一切压制学术民主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三依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科学、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不能单靠国家的力量,都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需要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这些原则和要求,都已写进了有关条文。”(彭真报告)J、、专家原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从总体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科学为业,他们在科学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科学的主力军。对此,第23条等许多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专家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等,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规定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保护。九、民族文化原则。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是科学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五十多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的共同体。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第4条、第19条等许多条款,为科学立法制定了民族文化原则,对这条原则的要求也作了明确地充分地规定。十、物质保障原则。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针锋相对,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真实的。这不仅在于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也在于它从物质方面保障着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对千公民的科学活动自由权、教育权等等,新宪法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切实的、广泛的物质保障,包括人力、物力、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上十点,就是我国科学立法必须遵循的主要的宪法原则。怎样才能贯彻执行好我国科学立法的十大宪法原则?—请注意:

宪法序言范文篇9

一、宪法文本中人权的表述

人权在各国宪法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与表述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述模式：一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人权；二是宪法文本中不直接出现人权字眼，但解释上人权表现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三是严格限制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直接以基本权利规定人权的核心内容；四是文本中同时出现人权与基本权利、基本的权利等表述，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宪法解释规则确定其具体内涵。

在现代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权的国家并不多见，即使规定人权的国家也体现不同的宪法传统与文化特色。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对人权的表述与具体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德国，宪法上的人权与基本权是有区别的，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在美国，传统上使用基本的人权（fundamentalhumanrights），但后来出现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rights）后，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在法国，自人权宣言以来，区分了“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并与人权本身的概念相区别，广泛地使用“公的自由”概念。在英国，传统上不使用自然权的人权观念，而使用市民的自由（civilliberties），力求把实定法的权利一体化，直到1998年制定《人权法案》后，开始出现普遍承认人权概念的倾向。

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人权或基本权的规定是比较普遍的。如日本宪法第三章章名是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11条中使用了“基本人权”概念，并在宪法文本中解释为：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予国民。越南宪法第50条中直接规定了人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政治、民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项人权得到尊重，体现在公民的各项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中作出规定。在孟加拉国宪法中使用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宪法序言）、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承认人的自由和权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了“忠于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并在第三部分中具体规定“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等。

从宪法文本的比较看，西方国家一般严格区分人权与基本权概念，在文本中尽可能限制人权内涵的扩大，而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普遍认可人权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宪法序言中，扩大宪法价值适用范围。

中国宪法文本中人权规定在第二章第33条，是作为宪法修正案第24条具体条款而存在。那么，作为具体条文中的人权在宪法文本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如何确定其性质与效力是宪法学理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宪法文本中人权含义的解释

“人权入宪”首先带来的课题是其含义的解释问题。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理论，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或资格。人权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资格。人权形态通常分为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和现实状态中的人权。尽管在人权的解释上，各国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但在基本价值与核心理念上已达成如下共识：人权的本质在于尊重人作为人的尊严，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侵害主体如何，国家的义务都应该是保持其统治下的所有个人享受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尊严。[4]在文本中人权与基本权利、人权与基本权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权内涵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根据这一解释，人权本质上是基于人权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作为人应当享有的自然权，而基本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普遍性与不可侵犯性。因此，基本法中出现的人权只是一种政治或道德理念而存在，实际起规范与调整作用的是基本权体系。二战后德国的宪法解释方法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开始把宪法理解为一种价值体系与价值秩序，推动人权宪法化的进程。人权宪法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助于扩大人权价值的社会化。在法国，除宪法序言中使用人权外，宪法第34条中则使用“公的自由”，形成人权、公的自由与基本权并存的局面。但在具体的宪法体系上，人权概念实际上通过实定化过程转化为宪法典的内容。那么。实定化以后的人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什么样的约束力呢？

从宪法文本中人权概念存在的基本特点看，人权实定化以后便成为基本权或基本权利。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权是一种自然权，而基本权利是实定法上的权利；人权具有永久不变的价值上的效力，而基本权利是法律和制度上保障的权利，其效力与领域受到限制；人权表现为价值体系，而基本权利具有具体权利性；人权源于自然法，而基本权利源于人权等。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区别决定了宪法文本中的人权需要法定化，并转化为具有具体权利内容的基本权利形态。人权一旦转化为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后，公民与国家机关都应受基本权利的约束。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并不是或者不能成为判断宪法和法律的尺度。人权概念的不确定性、价值的多样性与宪法文本的统一性是相矛盾的。人权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是宪法制定与修改过程中的最高目标，表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要求、理念与期待。人权的宪法化体现了人权价值的现实化，为人权价值的实现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即使规定在宪法文本上，人权仍处于价值变迁中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向基本权利转化。正如日本学者佐藤幸治教授所说，人权并不是立即或全部变为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人权中具有特定内涵、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才能被规定为宪法，或者通过概括性的基本权的规定变为宪法保障的‘法的权利’。[5]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不同表述与涵义，有助于人们区分不同意义上的权利，使人权的不确定性获得统一性的基础。

中国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解释可以考虑以下要素：一是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人权；二是国家价值观意义上的人权；三是转化为基本权利内容的人权。作为宪法原则，人权具有约束一切公共权力与社会生活领域的效力。[6]由于在中国缺乏系统地保障人权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把人权纳入到国家价值观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家存在的目的，形成国家整体的价值观，确立国家活动的基本目标与追求。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国家的立法活动不得脱离国家基本价值观。如前所述，人权与基本权利之间存在价值上互换的空间与多种形式，需要适当限制文本中人权条款的内涵，使之保持概括性条款的性质。中国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与人权主体人之间、人权内容与列举的基本权利之间需要保持逻辑上的协调与解释规则的统一。当实践中出现人权侵害事件时，我们应积极运用宪法解释技术，在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以目的论解释方法寻求可能的权利救济途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人权之间的价值互换是通过一

定形式实现的，至于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对人权的需求与现实条件。

三、人权条款与宪法上没有列举基本权利保护

在分析宪法修正案第24条人权条款时，有学者认为人权“入宪”意味着国家既要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保护宪法上未列举的非基本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宪者们在考虑这一条款时也可能意识到人权条款可能起到的多种保护功能，试图解决因立法不作为或立法工作滞后而出现的基本权利救济不完善的现象，并以人权价值为基础扩大权利救济的范围。[7]人权条款能否起到保障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功能，如起到保障功能，其形式如何，如何确定其标准？

从一般理论上讲，人权是以人的尊严与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只要是为人的尊严的维护所必要的权利与自由都应该纳入国家保护的范围。宪法上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中，有些权利是综合性的，有些权利是单项性的，其判断的价值基础是人的尊严。但如何保护宪法未列举的权利问题上，各国的理论解释与判断标准是不尽相同的。

在现代宪法发展史上，宪法未列举权利保护的理论首先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具体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条款。围绕修正案第9条的性质与保护范围，美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8]争论的焦点是：第9条修正案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条款；如果是一种独立意义的条款，能否成为宪法解释的一般性条款；第9条修正案是否宣示联邦政府不能干预的领域，能否从这一条款中提炼出自然权；第9条修正案能否约束联邦和州政府等。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Griswold判决以前，第9条修正案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具体实践的功能，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承认其独立的权利功能。Griswold判决第一次不以宪法的具体条款而依据宪法体系与精神提炼出新权利，表明宪法解释方法上的重大变革。[9]在判决中主审法官Douglas认为，隐私权是宪法修正案第9条中喷出（emanate）的权利，第9条修正案是提炼新的权利的根据，是一种不断挖掘的权利源泉。对此，Black法官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第9条修正案只是为保障权利目的而限制联邦权限的宪法联邦主义结构的条款，如果把第9条解释为权力结构以上的宪法解释原则就会脱离本条的意图。按照他的观点，第9条修正案不能成为“本质的权利”（FundamentalRights）的源泉。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宪法明文规定的语句中是否包含着“未列举的权利”（UnarticulatedRights），这一规定能否成为实现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依据。根据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第9条修正案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一是联邦权力的限制说。认为第9条修正案的价值在于，在宪法基本权力结构中，阐明限制联邦政府权限的基本原理，从第9条修正案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没有列举的具体权利；二是权利创造机能说。认为第9条修正案是永不枯竭的权利源泉，任何一种形态与内容的权利都可以从这一条款中找到依据。主张这一理论的学者又分为传统自然法理论学派与进步平等主义学派，他们对联邦权力限制说理论的主要批评意见是：与明文的宪法条款表述相矛盾，即第9条修正案中明确了未列举的权利问题，没有规定联邦主义政治结构问题；违背了宪法批准过程中的历史事实。按照他们的解释，规定第9条修正案的目的是避免权利法案排斥宪法上未列举的权利。三是政治原理宣言说。认为修正案第9条是为限制联邦政府滥用权力，根据国民主权原理而宣布的“国民权利”条款。另外，学者们对修正案第9条与自然权性质、修正案第9条与修正案第2条、修正案第9条与10条修正案关系也给予了关注。

韩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等宪法中对未列举权利的保护问题也做了规定，并采用不同的解释理论与技术。如土库曼斯坦宪法16条规定：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也是不可剥夺的。宪法和法律中所列举的人的某些权利和自由不能被用以否定或贬低其他权利和自由。在韩国，学者们主要通过规范协调理论分析宪法结构，并建立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机制。人的尊严与价值首先通过宪法第11条到36条规定的具体条款得到实现。但这些条款并不能包括保护人的尊严的全部领域与情形。当宪法没有列举，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确实需要时，宪法应给予保护。一般意义上，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权利，但仍不能全部包括人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权利要求，人的尊严的保护实际上依赖于“没有列举权利的条款”。

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采取列举主义原则，在文本中没有规定“未列举基本权利”如何保护的内容，未列举基本权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保护等问题还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关注点。第四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随着人权条款的出现，人权条款能否起到类似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的功能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以人权条款为依据提出权利救济的案例或事例。作者认为，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宪法上未列举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国家中，其条款不仅表现了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原理，它同时具有独立的权利条款价值，客观上起到限制公共权力的功能。作为一种权利源泉，它不断提供能够满足社会主体权利需求的根据与类型。在宪法中没有规定类似条款的国家，在宪法实践中也需要寻求保护合理的权利需求的途径。从价值理念上，人权条款与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价值是相同的，但其存在形式与效力等方面也存在区别。主要有：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具有独立的规范价值，而人权条款更侧重于表明宪法原则的意义；未列举的权利或基本权利是特定的范畴，可从权利源泉中提炼所需要的新权利，而人权本身是不确定的概念，在宪法文本中以综合的价值形态来出现，难以成为提炼新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人权虽写在宪法文本中，但与基本权利价值的互换仍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理念与实践角度建立人权宪法化的机制。另外，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下，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限制。可见，在中国的宪政背景下，人权条款与其他国家宪法中规定的“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做出类比。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具有封闭性或缺乏操作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现实中，人权条款对列举的基本权利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都发挥不同形式的保障功能。人权条款可解释为基本权利保障的概括性条款，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直接、更广泛的价值基础。同样，人权条款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方面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功能。如为扩大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可以依照人权条款提炼现有条款中隐含的新的权利类型；当基本权利有规定，而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时提供具体的救济途径；对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宪法解释时为解释的合理性提供价值基础与标准；当出现宪法和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新的权利要求时，可依照人权条款做出必要的判断等。人权条款本身不能成为发现和提炼新权利的依据，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种解释规则或者原则。人权标准、原则与具体权利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应根据现实的变化与实际需要，逐步地推动人权宪法化的进程，使人权与基本权利之间保持各自的价值体系与领域。

在人权是否需要一定拥有统一和一体化的约束力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甚至在签署了相同的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之间也是如此。[10]总之，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宪法解释技术的积极运用。

四、人权条款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重的观念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人权分类理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单一的，片面地追求“作为人权保障堡垒的司法部门”的应有规范性命题，没有充分关注经验性的价值。随着宪政文化的多样化，人权保障理念开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念，[11]逐步确立新的人权分类。在国家人权保护义务中的主体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政党、社会团体与企业等也要承担保障人权的义务。国家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人权保护义务实际上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根据来自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

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是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律要求，包括多样化的内容。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大沼教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12]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是相互联系的全面性的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的义务，尊重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法规范中的尊重一词是历史的概念，最初主要指国家对自由权的保护义务，表现为国家的消极义务，是一种自由国家的基本理念。当自由国家向社会国家转变后，对人权的尊重扩大到社会权领域，尊重义务范围得到了扩大。为了履行尊重人权的义务，国家既负有积极的义务，同时也要负消极的义务。在社会权领域，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主要表现为满足与促进，积极而适度地干预公民的生活。在自由权领域，国家尊重人权主要表现为国家负有消极的义务，自我控制国家权力对自由权的侵害。因此，国家尊重人权义务是全面性的、综合性的义务，不能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项内容。自由权与社会权保护义务的相对化客观上要求国家保护义务的多样性与综合性。

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约束一切国家权力的规范的要求，是一种法的义务，在整个宪法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发挥最高法律效力。当然，国家的这一义务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人权保护的具体法律利益的存在、作为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违法状况的存在与实施危害的客观危险的存在等。从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要求看，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者要积极地承担保护义务，使人权的理念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实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行或适用法律时，应尊重基于人权条款而做出的保护义务，确立具体的程序与规则。这里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司法程序只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价值的一种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司法机关=人权的保护神”[13]的观念目前面临新的挑战.长期以来，在宪法学理论中人们把人权保障义务的实现寄托在司法的功能上，提出“司法机关=人权保护神”的模式，强调以司法控制来达到人权价值不受侵犯的目的。但这一命题并不表明“经验性的事实，而只是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规范性命题”，[14]其理由主要在于：一是美国或德国等法院的形态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可以说是属于例外，不能说是一种原则性形态；二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权保障与尊重人权并没有采取西方法院模式，如印度在人权诉讼中没有采取西方法院模式，采用“社会活动诉讼”，缓和了西方国家人权诉讼中所严格要求的诉讼要件，以将来可以改善的命令等裁决形式处理人权诉讼问题等；三是国家在保障和实现人权中，需要选择多种方式，不能以应然性的命题选择一种模式。如人权委员会体制是国家保障人权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为了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联合国一直推动国家人权机构（HumanRightsInstitutes）的建立。1977年丹麦最初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在亚洲，菲律宾、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成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人权委员会。在美洲国家中，墨西哥、智利也出现了各种人权委员会体制。这些机构的基本功能是协调国家的人权政策、统筹规划人权发展、进行人权教育等。[15]根据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人权保障的经验与事实，中国应在社会、历史与经验中合理地选择人权保障的模式，建立经验与规范相统一的人权保障体制。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一次修宪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刘海年教授提出了媒体使用“人权入宪”提法的不妥当性。他认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已体现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之中。如采用“人权入宪”提法很容易使人产生过去宪法中没有规定人权内容的误解。实际上，现代人权基本内容通过宪法化已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人权早已“入宪”。作者同意刘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宪法文本中区分人权与基本权利的概念，但这种区分应以两者的相互转换为条件。本文使用的“入宪”一词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侧重于说明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出现的事实状况，没有否定人权基本内容与价值通过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转化的事实。

[3]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出现了以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为依据提出权利救济的几起事例，表明社会公众对人权条款的关注与期盼。在“人权热”中学术界应保持学术的理性，向公众说明人权的理念与价值，普及人权的基本知识。最近《南方周报》登了一篇题为〈应恢复‘侵犯人权’这条罪状〉（2004年6月10日）文章，作者主张应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急需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设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作者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基于人权的基本内涵，难以用一个罪名来概括。

[4][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页。

[5][日]桶口洋一等编：《日本宪法注解》（1），第179页。

[6]法国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序言中的人权原则为基础，进行合宪性判断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经验。1946年宪法实际上禁止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序言为基础进行合宪性的判断，而1958年宪法取消了类似的限制性规定，允许以宪法序言中的人权原则为基础，对合宪性问题进行判断。在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的情况下，赋予人权以宪法原则效力是必要的。1970年宪法委员会在欧洲共同体协议案件中，以宪法序言为依据，进行了合宪性判断。在1971年有关结社自由的决定中，宪法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宪法序言的规范价值，使宪法规范之间的协调性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7]在宪法中规定人权条款是学者们共同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具体如何规定问题上有过不同的设计方案。一是写在宪法序言上，二是写在宪法总纲上，三是写在第33条，作为统领权利的概括性条款。作者的主张是应写在宪法序言上，作为宪法基本原则，并赋予其约束力。但修正案已通过，我们应该尊重其权威与效力，从现有的规范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宪法序言的人权与作为正文中的人权，其解释方法与原则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宪法正文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难度大一些。

[8]1982年发表的司法部Caplan论文中，把修正案第9条争论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65年以前是不承认阶段；1965年到1970年是原则上或抽象意义上关注的阶段；1970年后进入探讨其权利来源的阶段。见RussellL.Caplan，TheHistoryandmeaningoftheNithAmendment，69virginiaL.Rev，228—237（1983）

[9]这个判决之前，涉及第9条修正案的判决只有7件。

[10]朱晓青：《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11][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17页。

[12][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20页。

[13]同上，第215页。

宪法序言范文篇10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1953年12月24日带着当时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陈伯达，副主任田家英和胡乔木等到杭州，在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工作。1954年1月7日到3月9日，共两个多月，期间草拟了100条条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最初稿，并编辑了三辑资料，叫《宪法参考资料》。第一辑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第二辑是美、英、法、德意志和瑞士宪法；第三辑是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这三辑资料于1953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名称印刷后发放，发给所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在杭州期间，还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淑湘为语文顾问。对杭州起草的宪法草稿，中共中央前后又讨论了三次，每次都作了很多修改，由于许多情况包括不进去，因此从100条增加到110条，即又增了10条，当时总想弄个整数。这样形成了一个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23日将这个宪法草案初稿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讨论，由陈伯达做了说明。讲了8个问题：（1）工作经过；（2）工作方向；（3）宪法草案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同时又是它的发展；（4）宪法草案反映了我们国家过渡时期特点；（5）宪法草案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是同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6）宪法草案保证公民的各种权利，同时规定了逐步扩大物质保证的措施；（7）宪法草案保证国家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互助、合作；（8）宪法草案的结构。主要讲了为什么要制定1954年宪法的原因；一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二是总结人民民主革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三是保证人民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陈伯达这个人很懒，在起草宪法中没干什么事，却抢着要去做这个说明，而这个说明也不是他写的，他不干实事，出风头的事非干不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是由1953年1月到1954年9月，共一年零九个月，是搞的很仔细的，是在充分民主基础上进行的。最初是由中共中央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建议开始筹备宪法起草，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了以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32人，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社会公众领袖和专家们。

宪法草案经过了三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性讨论。

第一次：1954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单位，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成立了18个讨论单位，共8千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提出意见经过整理后共6千多条，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补充后，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次讨论实际上把中共中央关于宪法草案的建议变为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领导人的共同建议。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成为正式的宪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于1954年6月14日公布，交付全民讨论。

第二次：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这是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决定这样做的。这时，决定要对草案的条文写一个解释性的材料，经过的同意，由田家英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及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史敬棠和姚洛），再加上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著有《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逢先知曾长期为管理图书，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和田家英警卫员共十人到北戴河中共中央疗养院进行工作。此时一本杂志为配合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登载了一篇从苏联法学杂志上翻译来的关于1936年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情况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看得很仔细，用钢笔划了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有的地方划了两道，还加上圈的。他对苏联全民讨论中关于宪法草案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部分提出意见数量的百分比特别注意，，划了好几条笔黑线，将这篇他看过的文章批示立即给北戴河的田家英及我们看，看后退给他。当时是十分认真的。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也是很愉快的，田家英平易近人，常爱开玩笑，他知识面很广，吟诗猜迷，文人作风，大家叫他田夫子，他喝酒很厉害，常常喝醉，都知道他喝酒厉害。有一次他去那里（毛当时来北戴河休养，中央警卫局的部队站双岗我们就知道毛来了），见他来了说，田家英来了给他最厉害的酒。田在毛那里喝了最厉害的酒后，回到我们这里还是要喝，他的酒量很大，一小瓶二锅头一口气就能喝完。他喝醉酒后有一个特点即不会乱说、胡说和耍酒疯，他和我说：“我酒醉心明白。”他长期跟随锻炼得十分慎重，他说：“主席要求很严，我作为他的秘书，不能出一点差错。”我曾劝他少喝酒，对身体没有好处，也难免会出差错。有一次他喝醉之后，给我讲了的一些事，醒来后嘱咐我说：“中南海里的事不能讲出去。”要我保密，实际上我到现在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我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他没有专门学过法学，但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这是由于他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当高的智慧，提的意见十分中肯，让人钦佩不已。

宪法条文的解释完成一半多就送给去看，让中央机要局印发给当时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这时我们感到这种对条文的解释不妥，如果发生问题是以条文为主还是以这个解释为主，而正式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因此我向田家英同志建议向请示，决定立即停发这个材料，并收回，不再搞条文解释。

全民讨论进行了近三个月，参加讨论的人有1亿5千多万人（当时全国人口只有5亿人，在当时说，能动员那么多人来参加讨论真不容易）。按各省、市报来，宪法起草委员会统计的绝对数字是152387987人，还不包括全国各省、市、县部分人大596万多代表的讨论。提出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的意见共138万条，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将这些意见编辑成25大本。其中的许多重要意见单印成册，连夜分送、刘少奇、、彭真同志。提出的138万条意见中，对宪法序言、总纲部分的意见占44.89%，其中序言部分占14.36%，总纲占30.13%，说明全国人民时刻关心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国家机构部分占30.57%；公民基本权利义务部分占19.38%；国旗、首都部分占1.4%；其他占3.76%.当时全国28个省市（台湾省除外），14个直辖市，内蒙古的自治县、许多县、市都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山西省组织了近一百万人的宣传队伍，四川省作报告就达16万多次，各地对宪法草案的意见都用长途电话、汽车、火车、飞机，尽快送到北京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家花了大量的经费。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组有四、五十人参加整理全国送来的宪法草案修改意见，这四、五十人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政法干校、国国院资料室等单位的同志，我当时是编辑组的总编辑。

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和同志都是很重视的，并认真考虑的。例如当时军队系统的同志提出在国家有四种所有制前加上“主要”两字，这就可以包括我们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封建所有制，甚至奴隶所有制和原始公社制。当时，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加上去。”当时党中央和同志对宪法内容和文字都是仔细推敲的。例如全国人大职权中有“决定战争与和平”一项，主张把其中的“与”字改成“和”。说“与”字是文言文，鲁迅就很少用这个字。还是改为“和”字好，后来就改为“决定战争和和平”。在1982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两个“和”字在一起不好，应把其中的头一个“和”改为“与”字，但考虑到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没有改。1954年时，请文字专家吕淑湘推敲，他也认为“与”字改为“和”字好。

第三次大的讨论是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次做了修改，并先后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4年9月9日举行的第34次会议和9月14日举行的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然后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议。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的报告。刘少奇同志抽烟很厉害，田家英告诉他，做报告时不能抽烟，刘少奇听后说，噢，那我得先抽足烟，因此他在做报告前抽足了香烟，报告完后又接着猛抽。从9月16日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宪法草案报告进行了讨论，发言的代表共计89人。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197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部宪法，并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公告，向全国人民公布，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这样诞生了。通过的宪法，除序言外，分四章，共106条，大约9500多字。

在1954年6月宪法草案公布时，对这部宪法草案讲了两点看法。他说：（一）恰当正确地总结了经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经验；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设的经验；同时又总结了反面的经验（历史上各种宪法），并且总结了外国的经验，但以自己民族的经验为主。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认。（二）恰当地正确地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在各方面，灵活性，统一战线，逐步实行。不逐步，就“左”，不实行，就右，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逐步实行的灵活相结合，少数民族有它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根据特殊情况制定单行条例。宪法可以实行，而且必须实行，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实行，要弹劾（共产党员要开除党籍），有了宪法，全国人民就有了清楚正确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总章程。这中国际上还会发生很大影响，宪法有民族性，又有国际性。究竟要多少年进入社会主义这话不要讲死了，十五年只能打一个基础，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国家主席的权好像太小了有些条文没有写进去，并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科学，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该多少就多少。对古人今人都不能迷信，对了就信，不对就不信，我们不提倡崇拜偶象。

可见，是很认真的，要求是严格的。有些话虽然讲得绝对一些。但如关于历史经验总结的问题；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否定的问题；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问题；不能迷信的问题；等等。现在看来，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

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以后，在一次会议上讲：“这部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当时估计过渡时期需要15年左右。1954年宪法“序言”对这个问题当时写的也不很明确，其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不明确。实际是所有制的变化。实际生活证明，我国1954年宪法通过两年以后，到1956年就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