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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责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06:26:02

宪法责任

宪法责任范文篇1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责任比较起来，宪法背后的责任更应该得到重视。否则，理论上探讨得再多，宪政也无法落到实处。当然，与其它三种责任相比，宪法责任有着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宪法责任概述

(一)宪法责任概念理论界一般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刑事、行政和违宪责任四种。其他三种，学术界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责任问题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那么，何为宪法责任?莫纪宏先生认为:“法律责任首先是一定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宪法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宪法关系主体依据宪法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1］虽然宪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其首先是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宪法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各种民法论著中几乎一致认为是“四要件”:第一，行为的违法性;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存在着比较明确的损害事实;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先后的因果联系。从这方面来看，宪法责任与民法责任区别不大，主要由下列要素构成:第一，违宪事实。指主体违反宪法规范、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情况。只有客观上出现了违宪的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引起宪法责任，也就是说，违宪事实的存在是追究宪法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损害。指宪政秩序或与宪法相关的利益遭受到了的损失或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害并不一定非要限定于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也可以是预期的损害。第三，过错。指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行为的实施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第四，存在因果关系。指违宪事实与实际损害之间存在逻辑上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即损害是违宪事实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

二、宪法责任的主体

综观民事法律关系，其违法主体和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划等号的，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就是违法的主体，具体再进一步说，就是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当然，也存在例外的情形，但这并不与前面提到的等号两方的主体相矛盾。当然，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过，我个人认为，等值应该是原则，不等值应该是例外，否则，宪法责任依旧会被继续放纵脱离实践。宪法责任的追究主体和承担主体主要有:第一，国家立法机关。近代以来，多数国家都设立了间接民主的形式。议员当选后，即不再受制于选民。由于各个议会团体都代表着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占多数的议会团体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就难免做出侵害占非主导地位社会阶层利益的行为。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立法机关出现违宪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国家元首。大部分世界范围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宪法责任，主要是由于国家领导人都是具有强大实质权力的机构，成为宪法责任的主体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政府。政府权力膨胀已不是新鲜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权代法等现象频发，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等往往扮演了比议会立法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国家行政机关成为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也是理所当然的。第四，司法机关。在部分国家，这样的主体是要承担一定的宪法责任的。比如，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后出现的情况。第五，个人和社会团体。这样的主体能否成为承担宪法责任的主体，各国莫衷一是。对此，美国规定，本国公民可以要求在相关的案件中附带提起宪法审查;德国是以宪法法院为依托，规定公民可以直接提起宪法诉讼;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机制。

宪法责任范文篇2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议,人民通过宪法授予政府以权力即宪法权力,政府要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尽义务。换言之,宪法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言:宪法是唯一一个直接制定用来约束政府的法律[1]。政府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宪法义务,违反宪法义务将受到宪法上的制裁即承担宪法责任。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就是对政府宪法责任产生和存在的理解与认识,它试图回答宪法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

一、宪法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政府宪法责任的合理性

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一切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这是展开全部宪法问题包括宪法责任问题的逻辑前提,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为什么拥有主权的分析路径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的首创者是法国古典法学家让#博丹。博丹从反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出发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应该属于君主,主权是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在他看来,主权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主权的统治权和绝对权力在于不经臣民的同意而向他们颁布法律,一个握有主权的君主就得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根据环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修正。对君主的权力不存在程序性和实质性的约束,而他的法令必须被国家官员执行,必须被公民服从。总之,在博丹那里,主权是属于君主的。主权学说到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为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提出是主权观念的革命性改变,它是由卢梭在前人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和不方便,人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契约: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织手里,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因此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及人民主权的赐予。尽管人民主权学说所依据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政治假说,但据此而得出的主权在民的结论却是意义巨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从此以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识,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就没有争论,由于一切人生来都有同样的天赋权利,一切合法性政府必须以个人同意为依据,因此,人民大众显然是国家的基础。无论何种主权,非经人民同意和批准,都无法存在或继续存在。因此,人民所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主权就被认为是一个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政治原则一个无懈可击的前提。尽管这个学说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确实,它被一致公认到这个地步,以致再对这个问题苦心论证似乎是多余的了[2]29。人民主权并非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也得出了人民主权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君主主权思想时,就曾以人民主权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他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王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3]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力时说: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4]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有很多不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立论的基础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为其立论基础是无法证实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进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和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契约的结果。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论证了国家的合法性,解决了国家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人民是真正的权力的所有者。如果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能够事必躬亲,始终做到由自己来直接行使权力,做到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负责,是一幅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的民治的政治图景,那么,这种直接民主的美妙的政治图景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然而,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随着城邦社会的瓦解,在疆域拓展、人口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就很难适用,在此情况下,应该怎样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呢?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阵营内就发生了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分歧和争论。卢梭把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视为真正自由的前提,他应是近代倡导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坚定的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5]123。卢梭从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的立场出发指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所以,在代议制下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说: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5]125。但是卢梭也认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而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事实上,他还是等于承认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既然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是分离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不能不考虑: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否按照人民授权的目的去行使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是否会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怎样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是德治,一是法治。到了近代以后,与法治紧密相联的宪法和宪政大兴其道,人们试图通过宪法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在宪法的制度性设计中,就包括了以宪法责任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罢免、创制、复决这些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当选后的代表更好更忠实地尽职尽责。宪法责任的存在就如同权力行使者头上的紧箍咒,时刻提醒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否则,人民就会运用宪法设定的程序让行使宪法权力者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二、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政府宪法责任的必要性

人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一种独立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确实为人民的利益发挥了作用,显示其善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这一原则由西方人士所信奉,最迟同文字、文明一样古老[6]。人性恶的观念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虽有少数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把治理国家解决政治问提的途径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哲学家,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的道德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但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把制度设计如何防恶、抑恶放在首位。在探讨制度的必要性和功能设计时,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在休谟那里,制度设计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须假定人一旦进入政治生活,掌握公共权力后,由于人的恶性使然就可能成为无赖。他说: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7]既然人是理性的谋利动物,制度设计就必须达到如下目的:不论行使权力的人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当然,这种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宪法来体现。休谟的无赖假定,目的不在于追寻人性的真相,而是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以求防患于未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人性恶预设在美国开国先贤那里形成了共识,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源泉。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忠告人们: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8]针对美国开国先贤的这些言论,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指出,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政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让政府自由地掌握它主人的事务,相反,必须对它施加限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要点上对它约束,随时对它抱有戒心。否则,它就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为主。政府永远倾向于成为压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2]41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人性,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是有其阶级性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公共权力负面作用的存在和权力异化的可能。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巴黎公社引者注)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9]。既然人性是恶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恶,随之而来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是如何抑制恶性,怎样制约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分权制衡。分权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整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国家权力的这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他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11]。到了近代,分权学说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发展和完善。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国家权力是不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2]美国的开国先贤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和国家机构创建的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权力分立的宪政安排的直接目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人性恶的存在,权力行使者不会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被授予宪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边疆,不履行宪法职权,或怠于行使宪法权力,从而辜负了人民的托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洛克、卢梭的设想,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力,用强力对付强力,当人民发现政府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变更和罢免政府。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篡权,他认为应当定期举行集会,由人民讨论并表决两个问题:第一,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5]134?美国的宪政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则把弹劾写进宪法,成为制约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的重要的宪法责任形式,其后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也可以因不信任投票而倒阁。就社会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随时罢免、撤换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宪法里,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论是西方宪政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外,同时还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宪法责任范文篇3

我国建立了包括宪法责任制度在内的宪政制度，宪法责任制度的实质就是追究违宪者的责任，宪法责任制度的确立，从此就有了权力受约束的历史，它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革命，是人类政治的进步，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一、宪法责任的概况

（一）宪法责任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分析宪法责任应从分析法律责任入手。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责任”的认识一般是与“法律义务”、“法律能力”联系起来的。如李步云先生主编的《法理学》就强调了法律责任的以下几项原则，包括：无义务则无责任原则，无能力则无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宪法责任应该是主体在宪法关系（宪法法律关系）中，没有履行义务或不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宪法义务是主体承担宪法责任的前提。由此可见，宪法责任则是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宪法义务或不当履行宪法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从确立“宪法责任”的正当性来看，“宪法责任”是一种“违宪”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应然性”。它是以“违宪”为逻辑前提的，并且又是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

（二）宪法责任的性质宪法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宪法的两重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两重性。一方面，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宪法责任与其它部门法律责任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这可以从宪法责任的形式及宪法责任的追究方式等方面得到体现。首先，宪法权力主体是否要承担宪法责任与特定的政治情势、政治需要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宪法责任的前提是宪法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要是一国的政治关系，因而，宪法义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其次，宪法责任的实现具有优越性。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既是宪法责任主体，又是普通法律责任的主体，当两种责任都要承担时，就要优先追究宪法责任。宪法责任的主体是公共权力（宪法权力）的行使者，相对于宪法权利而言，更有可能逃避法律责任，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权力主体手中的权力，因此要真正追究行使宪法权力者的一切法律责任，就首先必须剥夺其手中拥有的宪法权力即让宪法权力行使者先承担宪法责任，从而不至于因为宪法权力主体手中的权力的影响而逃避普通法律责任。再次，追究宪法责任的主体和追究程序具有多元性。普通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是由专门机关即司法机关来进行，而司法机关的活动并不是民主原则，其民主性体现在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民主性。但是，宪法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则。由于宪法责任的政治性特质，对宪法责任的追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某些特设机关，在个别国家还包括总统。由于这些机关的职权范围、活动方式不一，所以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时，其适用程序也各有不同。

（三）宪法责任的主体宪法关系主体与违宪主体具有同一性。即凡是宪法关系主体都有可能违宪；但违宪主体并非都要承担宪法责任。即违宪主体和宪法责任主体不具有同一性，这是分析宪法责任的关键。第一，国家（政府）。尽管在宪法关系中，公民与国家（政府）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主体、并且都有可能违宪，但宪法不是用来制裁公民的，而是用来防范、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政府是宪法义务的真正承担者，是宪法责任主体。第二，承担社会管理、调控职能的社会组织。国家（政府）是宪法约束的对象，是宪法责任的主体，但并非说政府是宪法责任的唯一承担者。在现代社会，除了传统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们因其组织化的权力对其成员或其他公民具有强制性，面对这些权力，个体的抵御能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这些组织完全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违宪主体，为此就必须承担宪法上的否定性后果，成为宪法责任主体。第三，特定个人。这里的特定个人应限定为：依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产生的、行使宪法权力的个人。这些人基于职务的原因，拥有巨大的权力资源，完全可以利用此资源侵犯公民的权利，破坏宪政秩序，构成违宪并成为宪法追究的对象，因而成为宪法责任的主体。例如国家领导人，举凡世界各国的宪法规范，几乎都规定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宪法责任。

二、我国宪法责任制度的缺陷

20多年来，中国现行宪法在维护国家的稳定、确保法治的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大量存在，中国的宪法责任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完备之处，有待于进一步法律化、专业化。

（一）制度体系的设计过于粗糙，缺乏完善的宪法责任追究程序及相关规定目前我国追究宪法责任的依据主要是宪法和其他的相关法律，宪法责任制度的立法比较欠缺，相关具体法律制度还未完全建立。现行的这些法律对宪法责任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首先是追究程序不具体，缺乏一个高效率的操作程序。追究宪法责任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所以它有非常严格的程序要求。而我国宪法只作了非常简单的规定，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对于违宪标准、违宪审查的程序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没有程序，就不能有效地操作；没有程序上的保障，违宪审查权就不能有效运作。其次，有关制度如报告、质询、调查、罢免等不完善。

（二）宪法责任追究制度缺乏强制性，没有合理的责任审查机制从制裁角度看，无论是追究政府的宪法责任还是撤销官员职位，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违宪制裁措施的惩罚性不强，使得宪法责任追究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宪法的权威。

（三）在宪法诉讼方面缺乏规定。目前我国法律诉讼分为三类，即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诉讼分别对应三类不同的客体。而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受到侵害，该如何救济，法律却没有规定。例如公民的受教育权受侵害，或者言论自由受限制，该如何救济和保护，依照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均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这一方面法律规定的空白，使得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三、我国宪法责任制度的完善

宪法责任制度对树立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保障民主、法治，维护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建立完善宪法责任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坚持立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健全宪法责任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追究政府宪法责任的途径，但对政府如何承担宪法责任的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应从以下几点完善。第一，健全质询制度。我国宪法没有规定权力机关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或者对再次的答复不满意该怎么办。质询案一般是针对重大事项而提出的，它是追究政府宪法责任的带有强制性的监督方式。如果对答复不满意的后果宪法没有规定，就意味着受质询的政府或者其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也就是不承担宪法责任。因此，我国宪法有必要进一步规定对质询不满意的后果。代表或委员对答复不满意时，可以要求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将被质询的问题提交大会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如果仍然不满意，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应当辞职或者被罢免，承担宪法责任。第二，完善调查制度。鉴于我国宪法赋予人大的调查权长期以来处于虚置的状态，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各级人大认真地去行使这一权力，并完善与此相关的制度和立法。各级人大也应当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行使这一法定权力，根据需要，及时地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政府及其部门的政策和工作进行调查，就调查结果作出相应的决议。经过调查，如果发现政府有超越职权或者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则依法让政府承担相应的宪法责任。第三，完善罢免制度。如前所述，我国宪法没有规定人大提出罢免的条件，在实践中往往把违法犯罪作为罢免的条件。这个要求对罢免案的提出而言过高，而对公职人员来说又过低。建议人大把提出罢免案的理由限于政府成员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人大代表的信任。

宪法责任范文篇4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责任”一词有3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词义。第一，分内应做的事。第二，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第三，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法律责任则是法律与责任的复合概念，更侧重于责任一词的后两种词义。简单来说，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其实质而言，一般认为“法律责任是指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1］［p．146］法律责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以责任类型为标准可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与宪法责任。宪法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类型，在理论研究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于宪法责任在立法上的模糊与理论研究上的缺失，是导致宪法制裁性弱化乃至缺乏制裁性的重要原因。而宪法的制裁性是宪法实施乃至宪政实现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拟以宪法制裁的实现为视角，通过对宪法责任、宪法制裁等相关概念的分析基础之上，对相关国家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进行考察，进而分析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现状与不足之处，在借鉴国外有益启示的基础上，从现实国情出发，对完善我国宪法责任条款的相关设置提出完善化的构想，以期对宪法制裁力的强化，宪法的实施有所裨益。

一、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的概念阐释

传统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具有不可实施性，其主要原因一是宪法文本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二是有的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2］［p．267－268］对宪法的制裁力的怀疑与否定在现代的理论界依然有市场，有人认为“宪法不具有制裁性，或者说仅具有弱制裁性。一般法规范的效力位阶低于宪法，但因为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其制裁性却高于宪法。违反一般法律可能会导致对违法主体的法律制裁，违反宪法并不会直接导致法律制裁，只意味着某个国家行为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由此可能会导致其丧失法律效力、停止适用等一系列法律后果。”［3］德国宪法学者格林也指出在法律体系中，普通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宪法以法律和国家权力为规范对象，由此形成的一个悖论是规范的对象同时也是规范的保障者。［4］［p．18］这种观点是对宪法的规范功能与制裁力的片面理解。王磊认为理论界对宪法没有制裁力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重刑轻民，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把制裁与刑事制裁等同起来。第二，在历史上，宪法和宪法制裁的出现最晚。第三，法的制裁其实是种类繁多、各不相同的。第四，宪法规范在构成形式上与其他规范有区别，但内容上却有制裁的规定。”［5］［p．28］宪法是国家的现行有效法律，而且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责任是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而宪法制裁则是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两者具有统一性。同时，宪法规范的制裁性是由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与直接性特点所决定的。“宪法规范体现的制裁性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性，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致的，都发挥法的拘束力与影响力。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宪法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宏观领域的制裁，而具体法律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微观领域的制裁。制裁领域与制裁方式的不同，不应影响宪法规范本身发挥的法律效力。宪法规范的制裁性，说明宪法规范不仅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具体的惩罚性。如果不承认宪法规范具有具体的惩罚性，那么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宪法规范的具体强制性，同时也就否认了宪法作为法的属性。”［6］［p．132］不能因为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设置的过于原则而否定宪法本身的制裁性。另外，宪法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类型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为其特殊性而否定其作为法律责任的共性，而法律责任一般通过制裁与惩罚体现出来。宪法责任作为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作用是将宪法的行为在逻辑上与一定的法律后果通过应然性连接起来。简单来说，“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而应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1］［p．148］具体言之，有人认为“宪法责任”是政府（广义上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及其主要组成人员（高级公务员或领导者），以违反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7］但这种界定又有过于繁琐之嫌，笔者认为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种界定对宪法责任的外延作了限定，不包括广义上宪法责任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宪法责任，而仅包括消极的宪法责任，也即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本文意义上的宪法责任等同于违宪责任，不对二者进行区分。而宪法制裁则是指因违宪所应承担的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违宪的处理和制裁是将宪法的法律性和最高法律效•85•第4期汪全胜，等：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论析力转化为现实的关键。”［8］［p．135］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是两个即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概念。一方面，宪法责任实施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宪法责任也就不存在宪法制裁，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宪法责任是宪法制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宪法制裁主体一定是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但并非承担宪法责任就一定要受到宪法制裁，宪法责任主体与宪法制裁主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二者是可以分离的。再退一步讲，有违宪行为也并不一定就要承担宪法责任，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宪法责任是一种应然状态下的责任形态，是抽象意义上而言的；而宪法制裁则是一种实然状态下的责任形式，是具体意义上而言的。通过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制裁条款设置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宪法制裁力的保障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设置的考察范围包括但并不仅限于宪法文本，也包括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有关宪法责任的条款。宪法责任问题涉及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追究责任的主体与程序等多方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的设置情况。

二、宪法文本中的责任主体条款

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二战后的日本，其立法受美国法影响很大，诸多立法制度设计仿照美国法进行，《宪法》第99条规定，天皇或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均负有尊重和拥护本宪法的义务。德国《基本法》也明确规定了全体社会主体都有遵守基本法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指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个规定也明确了宪法责任的主体，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当然，也都有违宪的可能性。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不成文法国家，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本中都比较明确地规定宪法责任的主体问题，即国家机关、国家主要领导人员、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公民等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我国在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主体的规定也是比较明确的。

三、宪法文本中的责任依据条款

由于美国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司法审查的规定，而且美国又是判例法国家，因此理论界在论述美国违宪司法审查的时候，往往把焦点都投向1803年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这一美国著名判例上，甚至把它作为美国确立违宪司法审查制度的先河与典范，从而忽视了1789《美国司法法》的存在和作用。根据美国《宪法》第3条第1项的规定“联邦司法权由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下级法院行使，并且其实施细则由国会依照实际需要随时制定。”于是1789年的第一届国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制定《美国司法法》（TheJudiciaryActof1789），作为设立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下级法院的根据。1789年的《美国司法法》是有关司法审查权的第一个法律文件。美国《司法法》第25条赋予了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法律、条约及各州法律是否违宪具有最终的审查和裁量的权力。美国1789年的《司法法》在成文立法中为司法审查确立了依据，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为司法审查设立了完整的区别于当时任何国家的司法体系，使司法审查能够行之有效，也使宪法在最大程度获得权威。”［9］［p．123］其实，早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之前，联邦法院在1792年“齐昂平与迪克逊诉凯塞案”（Champin＆Dickasonv．Casey）案与海本案（Hayburn’sCase）中就已经依据《司法法》第25条行使违宪司法审查权了。美国宪法文本中并没有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直接规定，仅宪法文本中第6条与宪法责任相关。这是因为美国宪法文本中明确了三权分立制度，推行的是违宪司法审查制度。通过违宪的司法审查，把宪法责任转化为相关的民事、刑事与行政责任类型，通过具体的司法判决实现宪法制裁，保障宪法的实施与权威。日本《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日本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了享有违宪审查权的主体是最高法院。日本《宪法》中规定违宪审查依据的条款是第98条，其规定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第2款，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法国宪法文本中也较明确地规定了宪法责任依据条款并在《宪法》第7章中专门规定了宪法委员会的相关设置。我国在宪法责任依据条款设置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宪法》第5条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应当视为宪法责任依据的原则性规定，此外，宪法第101条、第104条、第110条的规定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宪法责任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概括，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与程序，使宪法责任不易落到实处，也正是由此，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还几乎没有发生过因违宪而受到宪法制裁的个案。

四、宪法文本中的责任形式条款

法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总理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或者总政策，得对国民会议提出由政府承担责任的说明。国民议会根据所通过的不信任案，得追究政府责任。总理就内阁会议通过的议案表决，得对国民议会提出由政府承担责任的说明。如果根据前项条款所规定的条件在24小时内没有通过任何不信任案，该项提案即认为已经通过。总理具有要求参议院同意其总政策说明的职能。”第50条规定，当国民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或当它不同意政府的施政纲领或总政策说明时，总理必须向共和国总统提出政府辞职。这是法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有关宪法责任形式条款的设置。法国《宪法》第51条还特别规定，议会常会或特别会议的闭会的自行延长，以便在必要时使第49条款得到实施。美国宪法文本中责任形式条款并没有规定，其宪法责任形式主要转化为具体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责任形式来实现。日本《宪法》第69条规定，内阁在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或信任案遭到否决时，如十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必须总辞职。第70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缺位，或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后第一次召集国会时，内阁必须总辞职。一般认为宪法责任的形式大体“被罢免、被弹劾、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被宣布无效和被拒绝适用、社会组织（政党）的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等。”［10］［p．131－203］我国宪法文本中也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一是罢免，如《宪法》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如《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另外，我国宪法文本中还规定了虽不是宪法责任形式，但能够起到一定监督与制裁功能的制度设计，包括负责并报告工作制度，如《宪法》第6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92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特别调查制度，如《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质询制度，如《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但总体来说，“我国对违反宪法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而且其制裁性或惩罚性明显不够，这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强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监督的权威。从制裁的角度看，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11］［p．141］林广华在总结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问题时也指出，“违宪的含义模糊不清，对违宪的概念、违宪的主体、违宪审查的对象等基本问题缺乏法律规定。违宪审查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12］［p．181－－186］在实践中，1998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政府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报告时给予了“情况不明晰、目标不具体、措施不得力”的评价，开了我国人大否决政府工作报告的先河。但其结果也仅是“责令其修改后再报告”，并无具体的责任与制裁措施。此后，2000年，沈阳市人大否决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006年，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的《〈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2009年，河北承德市政府的预算工作报告被同级人大连续两次否决。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例证以后还会继续出现，但问题是当权力机关否定了行政机关的报告之后，并无具体的责任承担形式，也缺乏责任追究的主体与程序设计，最后导致这些问题不了了之。

五、宪法文本中的责任追究条款

法国宪法责任追究条款的设置比较明确，而且规定了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宪法委员会。更主要的是，法国《宪法》第七章第56至59条专门规定了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任期、任命程序、具体裁决事项、程序以及所具备的其他条件与程序。《宪法》第61条第1款的规定，各项组织法律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则在执行以前，均应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以裁决其是否符合宪法。如果宪法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是合宪裁决，则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的公布程序依法继续进行；根据宪法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如果宪法委员会作出的是违宪判决，则被认为违宪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中的条款若是与整个文件不可分割的，该法律文件不得公布，若是违宪条款与整个文件是可以分割的，除该条款外其他部分仍然可以公布。［13］［p．249］“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委员会任命制成员的任命条件和任命程序缺乏事前规范和事后监督，但是从宪法委员会40多年的实践看，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还是取得了类似于法院法官的独立地位。”［9］［p．212］单就宪法委员会成员独立性的制度保障上而言，其规定就近乎完善，首先，9年制任期原则上不得延展，排除了作为政治回报而被重新任命的可能；其次，贯彻法官职务不得任意撤换的原则；再次，宪法委员会成员通过履行法定职业操守义务确保其独立地位；最后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而且有作为宪法性法律的《宪法委员会组织法》将上述相关内容法定化甚至宪法化。通过对法国宪法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法国宪法文本中设置的宪法委员会制度由于其在宪法责任主体、形式、内容、程序等方面设置的较为明确，故其能够较好地监督宪法实施，对于违宪行为需要承担宪法责任的，能够及时给予宪法制裁，使其承担宪法责任，有力地保障了宪法的有效实施，其立法文本中的程序与制度、技术设计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基本法》第91条第1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他成员所组成。联邦宪法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则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能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官员。”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宪法法院法官的独立性。意大利《宪法》第135条规定，“宪法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三分之一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分之一由两院联席会议任命，三分之一从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司法官中任命。”此外，还规定宪法法院的法官不能兼任议会职务、地区议会成员、律师业务以及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兼任公职的职务。这种立法设置一方面考虑法官的独立性，同时兼顾政治体制上的制衡与监督。关于宪法适用审查的标准，日本主要是从合理性标准、严格审查标准和严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关联性标准这3个角度来论证以及在违宪审查实践中来加以把握的。这3个标准在审查实践中又衍生出各自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规则。日本宪法文本中虽然只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在后来的判决中支持了所有法院都具有违宪审查权的主张。这样就将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置于司法系统之中，通过司法将宪法制裁内化于判决所体现的司法性制裁之中。而对于违宪判决的效力问题，在日本宪法学界通说认为，“对于违宪的判决应当以溯及对国民有利、不溯及到对国民不利为原则。”［9］［p．212］这种原则固然好，但在实践中把握起来，却绝非易事。我国宪法文本中缺乏宪法责任追究主体与机制的相关规定，即使在《立法法》、相关组织法等宪法性法律中也没有关于宪法责任追究主体与机制、程序等的明确规定。我们先来看一个例证，2006年3月，XX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XX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XX市以其特有的改革创新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条例》规定了改革创新主体的相关免责事项，而依据《条例》第7条、第8条、第10条、第12条的规定，改革创新的主体是：XX市的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人民团体；市、区人民政府；市、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市政府各部门；上述国家机关、公立非营利机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这些改革创新的主体都是具有成为宪法责任主体可能性的，《条例》第21条规定，“改革创新属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市、区政府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当然的违宪主体却可以根据该《条例》进行免责，这个规定明显地存在违宪之嫌，但由于缺乏宪法责任的追究主体与机制方面的规定，这些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宪法责任追究条款的设置方面，由于“缺乏程序保障，操作性差，违宪审查无法实际提出。监督方式单一，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12］［p．181－186］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一般认为［14］宪法责任追究的条件与一般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大体相同，包括一是违宪事实；二是损害；三是过错；四是因果关系。我国宪法责任追究主体虽然没有明确，但通过对宪法原则与精神的解读，可以大体推出宪法责任追究的主体，同时我国宪法中设置的特别问题调查制度、质询制度都具有宪法监督与制裁的功能，但关键问题是宪法责任追究主体与机制程序之间缺乏有效的逻辑链接。这个有效的逻辑链接中包含制度设计，但更主要的是程序规则与操作技术。通过对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主体、依据、形式、追究主体、追究程序等条款的设置考察，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中有关宪法设置条款的设置情况来看，基于历史传统与各国实际，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情况差异较大，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宪法责任、宪法制裁条款的设计来监督宪法实施，保障宪法实施。从这个角度看，大体可以分两大类型，一种是通过立法系统的制裁与保障，一种是通过司法系统的制裁与保障。无论是哪种制度设计，只要能够较好地监督宪法实施，保障宪法，实现宪政都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这种借鉴是需要与一国法律体系相兼容、相衔接的。六、我国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设置完善的构想通过对相关国家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设置与宪法制裁实现的制度、程序与操作规则等方面的考察，同时对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宪法责任主体、形式、宪法责任追究主体与程序、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与基本国情，对我国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设置的完善拟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构想。

宪法责任范文篇5

1引言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责任在其中充当着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作用性的标志。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权限等等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实际对比，决定了宪法责任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宪法责任的政治作用在宪法责任的研究中占到足够的重要程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宪法责任是一个应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2宪法责任概述

毫无疑问的是宪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同时与责任相对的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形式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指由于违反宪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由此可以分离出进行分析的对象，包括宪法规定的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体，应承担的否定性结果。我们可以推定出来两层宪法责任关系的存在，第一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关系，而宪法责任关系实质上是一定的宪法义务，换言之，一切宪法责任的前提是一定宪法规范义务（关系）的存在。宪法关系还可进一步解释为功利性关系及道义性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形式，而宪法责任形式与责任关系存在功利的和道义的两种形态相关，在责任形式方面也存在两类：即补偿与惩罚。宪法责任可以定义为：以破坏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这一定义意味着宪法效力向私人之间的扩展，即宪法学中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同时也就表明宪法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也包含了私人与私人团体。

3宪法责任的政治性

研究宪法责任的中心也就是研究宪法责任主体的特征。总体上看来宪法责任的主体的主要方面还是以国家、政府各分支及领导人为主要的调整对象主体。这样也就决定了宪法责任的政治性是宪法责任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公民与国家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主体，两者之间的接触包括到社会层次的方方面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决定了宪法责任研究的主要方面为宪法责任的政治性。从宪法的起源上来看，宪法最早是由于政治革命所引起的，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公认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215年签订的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美国1787年宪法是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结果，法国1791年宪法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从宪法的起源上我们不难看出宪法所深深具有的，也抛之不去的政治性的内容与地位。同时宪法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芬纳认为，宪法就是在政府各机构及其官员之间分配职能、权利和义务，规定其与公共关系的法典一方面，宪法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和内容，另一方面，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政治在宪法的规范和调整下运行和发展，这也可以看成是宪法的政治功能。对于宪法的精神内核和政治功能，西方学者多是从微观的政府过程和宏观的政治过程两大方面去理解和归纳的。宪法责任的政治性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更为明显，从宪法的起源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约束政府的，是一种人民对于政权权力角逐所产生的产物，宪法责任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条默示的规则。对于不同的国家机关作为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又具有鲜明的特征。举例来说，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因为全民将手中的权力在选举后交与选出的人大代表，有他们代为行使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存在着瑕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他认为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可能出现，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这种代议制的出现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退步，而是人民对于参与政治活动的合理妥协，人民主权的行使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权利站出来说话，同时也不可能让每个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都具有代表人民的意识，甚至是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根本不会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当这种代议制发生失灵时，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纠正机制用来规范立法机关所做出的违宪行为，和通过的违宪文件。正是因为这种代议制的政治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承担也要具有相应的政治性。

4宪法责任承担的政治性

宪法责任承担的形式是指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态，因为能够承担宪法责任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引起宪法责任的行为的多样性，宪法责任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宪法责任在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中存在竞合，但是有些形式是为宪法责任所独有的，这些特有的形式是宪法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宪法责任政治性要求的表现。在公众眼中最为耳熟能详的案例就是关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弹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特定的机关在依照法定的程序剥夺违宪的国家领导人的制裁措施。这种宪法责任的承担，不仅仅体现了违反法律就要承担责任的基本法理，同时也是美国两党内部斗争的表现。

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的克林顿的白宫处于选后的放松状态，碰巧当时共和党的国会为了预算问题而与白宫抗争，冻结了联邦开支，许多政府雇员都被指示暂时不要来上班，造成了包括白宫在内的许多政府机关人员稀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发展为情人关系。在事情爆发后，克林顿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宣誓作证的情况下他都斩钉截铁的宣称自己和莱文斯基没有性关系。最关键的证据是一件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洋装，莱文斯基原想把它留作纪念，没想到却留下了总统的DNA证据。当化验结果出炉，克里顿不得不对全国发表讲话，向人民道歉，承认自己和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交往。共和党人抓住了克林顿的小辫子，把克林顿扣上刑事伪证罪的大帽子，对他提出了弹劾，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被众议院否决。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了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先是共和党人选举失败，而后把持国会的共和党人就削减政府机关财政支出，直到“拉链门”的爆发，两党关于总统宝座的角逐达到了最为激励的顶峰，这场政治的角逐最终以获胜而告终。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宪法责任的承担，在提起到结束的过程中，政治都起着推动和决定性的作用。其他比较常见的宪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罢免，对政府官员在其任职期限届满之前，由选民以投票方式撤免其职务的一种制裁方式与责任形式；撤销，违宪审查机关废除违反宪法规范、宪法判例、宪法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法律、法规的全部或一部的措施，；宣告无效和不予适用，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否定违宪法律文件和行为的效力的宪法责任形式；取缔和强制解散，是指违宪审查机关禁止违宪政党的存在与活动的宪法责任形式。其中罢免体现了公众对于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撤销与宣告无效和不予适用体现了国家对于外来或者本源的法律在政治立场上代表人民予以规范的方法；取缔和强制解散，更是为了规范政党而体现的，政党是政治活动最为基本的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宪法责任的承担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宪法责任范文篇6

一般来说,特定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角色或地位是不同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种类也不一样。就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而言,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他一般要承担行政法责任;在宪法关系中,要承担宪法责任。但由于宪法与行政法的特殊关系、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角色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宪法责任有时很难区分。在法治实践中,鲜有追究宪法责任的案例,这并非违宪事件的缺失,而是因为,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本应承担的是宪法责任,但被追究的却是是行政责任。因此,分析研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的宪法责任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本文就行政机关宪法责任的前提、构成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前提

从汉语语义的角度来分析,责任是个多义词,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责任具有不同的含义。笔者对责任的界定是:因对先行存在的特定义务的违反或不履行,特定主体所要承担的否定性的后果,这种否定性后果或是某种制裁、谴责,或是某种否定性的评价。基于对责任的这种理解,笔者认为责任的存在是以某种特定的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先行存在的义务的性质决定了主体所要承担的责任的性质和类型。就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而言,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其角色和地位是不同的,其承担的义务也是不同的,这些义务可能是伦理、道德层面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或是法律上的,如果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了或不履行上述义务,相应地就要承担伦理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就法律责任而言,把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违宪责任(宪法责任)是法理学界的共识,特定主体要承担哪一类法律责任,关键看其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中违反了或不履行什么样的法律义务。就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而言,如果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如果违反了宪法义务应承担宪法责任。因此,正确分析和理解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就成为理解和法治实践中判定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关键。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源自何处?毫无疑问,宪法义务来自于宪法,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典,可以找到关于公民的基本义务的宪法规范,但并没有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的专门规定和明确、具体的宪法规范,这是理解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义务的难点,也可以说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的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不是直接来自于宪法规范,而是暗含在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之中,它是依据宪法精神、宪政理念,从宪法的权利、权力条款中,从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职责的关系中间接的推导出来的。首先,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在宪法关系中,公民与政府(广义的政府就是国家,狭义的政府则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宪政实践中两个最重要的宪法关系主体,公民享有宪法权利,政府行使宪法权力,就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作为宪法权力主体的政府。公民与国家行政机关,在宪政实践中是以宪法权利主体和宪法权力主体的性质出现的,宪法权利和宪法权力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宪法权利当属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含义是宪法权力来源于宪法权利,宪法权利是宪法权力的目的,宪法权利主体是宪法权力主体的服务对象,保障宪法权利主体的各项权利是宪法权力行使者的义务。宪法权力是宪法权利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以及自身利益的有效性的产物,宪法权力解决的是宪法权利的有效性。宪法权力本来就是作为宪法权利主体的基本人权的保护者和宪法权利的争议的仲裁者的面目出现的。[1]政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在宪政实践和宪法关系中的身份是双重的,它既是宪法权力主体,又是宪法权利主体的义务主体。当权利被称为宪法权利(基本权利)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这些权利在权利体系中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稳定性,因而一般要在宪法中列举,获得了基本法的法律属性或者说宪法属性,被称为宪法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宪法权利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要求,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之性质。[2]从这层意义上来理解,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成为行政机关的宪法义务(不作为的宪法义务)。其二,当权利成为宪法权利时还意味着:该权利的实现需要权力的介入,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些权利,反过来说,当某些权利仅靠权利主体自身的作为或不作为就能实现的话,就不是宪法权利了。以知情权为例,在有些国家知情权是宪法权利,在我国,宪法典虽没有知情权的规定,但在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很显然,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公民的知情为前提,因此可以理解为,我国宪法典里暗含着公民知情权的规定。公民要实现知情权,需政府的作为才能实现,即政务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途径,此时可以理解政务公开是政府的宪法义务。其次,尊重其他主体的宪法权力、不能僭越其他主体的宪法权力是行政机关的宪法义务。在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下,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互为宪法义务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的,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相互配合、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因此否认权力分工的必要性,同样是把国家权力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机关。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虽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是相互制衡的,但也存在着各种国家机关只能在宪法授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问题。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并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直接行使应有上述机关行使的职权,反过来说,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更不能行使本应由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以行政立法为例,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但国务院的立法权限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不是同一层次的,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法的时候,必须自我抑制,恪守法律保留原则。再次,行政机关被授予的宪法权力本身就是它的宪法义务。人民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这种让渡是通过宪法这个载体来实现的,人民通过宪法这个载体让渡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政府的宪法权力,政府凭借这种权力才能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在行使宪法权力的时候就是对人民履行了职责和义务。政府如果放弃宪法权力、消极行使宪法权力、随意转让处分宪法权力,就是失职、渎职,构成违宪。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是国务院的一项宪法权力,但是,文字后面还暗含着一层含义,那就是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是国务院的宪法义务。同样,根据宪法、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制定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但这些权力也是相应的义务,如果地方人民政府没有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制定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有可能构成立法不作为。

二、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构成

违宪行为。按照法理学的一般原理,没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就不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同样,没有违宪行为的发生也就谈不上宪法责任问题,违宪行为的发生是宪法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什么是违宪行为?宪法学界对此有广泛的争议。在笔者看来,违宪行为是特定主体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这里的特定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其它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特定个人(比如行政首长)。尽管上述组织和个人都是可能的违宪主体,但是国家机关是主要的,又由于行政权的行使具有主动性、积极性、扩张性等特点,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通过行政首长或其他公务员)最有可能侵犯宪法权利,因而成为违宪主体并承担宪法责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把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违宪行为作如下划分:(1)依据违宪行为的性质,可以分为规范违宪行为(抽象违宪行为)和具体违宪行为。规范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立法程序以及立法内容违反了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的行为;具体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违反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2)形式性违宪行为与实质性违宪行为。形式性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宪法具体规范的行为;实质违宪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行为,这种违宪行为表面上没有违反宪法的具体规定,但与宪法表现出来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相抵触。比如,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只是禁止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成员兼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职务,但并未禁止政府、法院、检察员的人员担任人大代表,从宪政精神而言,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现象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各级人大的主要职权就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而这些人担任了人大代表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3)依据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行为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作为违宪和不作为违宪。作为违宪是指行政首长在其意识支配下,积极实施宪法禁止的行为。国家机关逾越宪法规定的权力界限,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损害宪政秩序,直接或间接地侵犯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属于作为的违宪。不作为的违宪是指行政首长在其意识的支配下消极不作为产生的违宪。21过错。如果把宪法看成是授权者(主权者)和被授权者之间的契约的话,被授权者违宪就意味着对被授权者的违约,被授权者就应当向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授权者)承担契约(宪法)上的责任即宪法责任。笔者对违宪行为的界定是:国家机关、其它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以及特定个人违反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精神、宪政理念和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行为。显然,违反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精神、宪政理念和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行为都是与特定主体的主观过错相联系的,就此意义来讲,宪法责任的归责原则应是过错原则。也就是说,过错也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31损害。损害结果或损害事实是否是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呢?关键是看对宪政实践中的损害怎么看。笔者认为,只要是违宪行为发生了,宪政秩序就受到了损害,就要追究违宪者的责任。就此意义而言,损害事实是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如果把损害仅看成是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客观的、直接的、具体的损害事实,那么这种损害就不是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因为违宪行为发生,它虽然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宪政秩序,但未必就立即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比如,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中违反了宪法和上位法这当然是对宪政秩序的破坏,但它生效后还不一定就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但不能因为没有对公民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就说这种超越权限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是合宪的。41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只要有违宪行为发生就必然对宪政秩序造成破坏和损害,违宪行为和损害事实上的这种前后相继具有必然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为,某种损害的存在与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才能追究他们的宪法责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宪法责任构成的一般要件。但也有例外,因为宪法责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或者说宪法责任具有政治责任的特点,而政治责任是具有连带性的,因此,就存在着行政首长承担宪法责任,但他本人并没有实施违宪行为,更说不上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的问题。

三、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区别

因宪法的鲜明的政治性,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因违反宪法所要承担的宪法责任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这是否意味着宪法责任等同于政治责任呢?宪法责任和政治责任究竟是何种关系?关于政治责任,学者们有各种理解,有学者认为政治责任是行使公共权力者因违反政治义务而承担的政治上的否定性后果。这种政治上否定性后果也意味着社会中的个人或组织已丧失了从事行使政治权力的资格。[3]在笔者看来,政治责任和宪法责任是具有紧密关联性的两种不同的责任,这种关联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宪法责任和政治责任具有交叉重合的关系,这种交叉重合源于宪法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主体、追究机制、追究程序乃至责任形式具有交叉重合的关系。但交叉重合并非完全重合,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首先,两者的前提是不同的,宪法责任的前提是宪法义务,而政治责任的前提是政治义务,宪法义务和政治义务虽也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但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从外延来讲,政治义务要比宪法义务宽泛,政治义务的主体范围要大于宪法责任主体的范围;其次,宪法责任来自于宪法的规定,而政治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它是通过履行某些自愿的行动创造出来的道德要求。再次,宪法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不同。由于宪法责任和政治责任具有交叉重合的关系,两者的追究机制也有交叉重合部分,但政治责任实现和追究的途径、方式要比宪法责任更广。比如,在我国的政治责任的追究中,有党政机关的政治责任追究方式。党政机关的政治责任追究包括党的追究和政府追究两类。党的追究是指中共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对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的政府官员的追究。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是政治责任追究的最有效主体。根据党管干部原则的要求,各级党委直接管理相应级别的政府官员,并监督政府官员是否认真履行职责以及其言行是否违背党的意志。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通过检查工作或调查研究、受理控告或举报等方式发现需要追究其政治责任的政府官员,即报告同级或上级党委决定。党的追究方式主要有:责令辞职;向国家机关(主要是权力机关)提出免职、撤职或罢免的建议。所谓政府追究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上级机关对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的下级官员的追究。政府追究是国家行政机关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政治责任形式。在政府追究方式中,上级在其任免权范围内,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责令辞职、迫其引咎辞职和免职等手段追究下级的政治责任。

宪法责任范文篇7

关键词：检察机关;宪法;法律监督;和谐社会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就提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会倾向于滥用权力，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对保障权力合法适当行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的监督制度包括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在我国现行社会条件下，人大、检察院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是监督的主体，也是切实有效的监督。因此，准确把握宪法定位，深化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研究，对完善我国的监督制度、制约权力的合法行使、保障权利的有效实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职称论文。

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一）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性质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是也为我国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供了宪法依据。

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民事诉讼法》第14条、《行政诉讼法》第10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等有关法律也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专门行使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

（二）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性

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忠实的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针对目前存在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渎职失职、贪污腐败等现象，检察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深入开展执法监督、司法监督、职务犯罪监督，加大惩治执法犯法、司法腐败、职务犯罪的力度，有效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形象，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法治国家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二、我国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现状

（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方式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监督法律执行和遵守的情况、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一种专门权力，具有国家性、权威性、专门性、合法性和强制性等基本特征。因此在我国，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方式包括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程序监督、刑事抗诉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及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

1．刑事立案监督的概述。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二是对侦察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三是审查批捕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报请立案侦查案件的制约。

2．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概述。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与侦查活动的内容是一致的，包括对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措施是否依法进行所实行的监督。

3．刑事审判程序监督的概述。刑事审判程序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受理是否违反管辖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法庭组成人员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庭审理案件是否违反违反法定程序；是否存在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等。

4．刑事抗诉监督的概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1条和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既包括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也包括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既包括量刑畸重的，也包括量刑畸轻的；既包括公诉案件，也包括自述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5．刑罚执行监督的概述。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死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监督；对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行的执行监督；对管制刑、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执行监督；对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监督；对缓刑和执行变更的监督以及对执行机关其他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6．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概述。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民事行政案件抗诉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所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原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所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审判违反法律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权限和范围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检察机关在具体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监督的方式滞后。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大多是一种事后监督，即监督对象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才介入对此进行监督。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是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以监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2．监督的范围有限。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范围应当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及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部分过程。然而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往往被限定在了有限的范围内，不能对监督对象的活动进行全程、动态的监督。

3．监督的程序模糊。实体权在缺乏程序保障的前提下，也不能够被有效的行使。虽然有关法律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法律监督权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有权无法监督的现象。

4．监督的力度欠缺。缺乏力度的监督，没有足够的权威，监督的有效性就会让人质疑。应该说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总体设想是好的，也是符顺应我国现实情况的，但是目前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力度不够，缺乏相应的刚性有力的保障措施，造成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局面。

三、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既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专门履行法律监督权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为什么在实践操作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呢？这不禁应当引起我们法律人士的理性思考。本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权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公务员之家

（一）立法原因

国家法律的顺利实施和人们依法办事意识的不断增强，是以这个国家具备良好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我们应首先有法可依，才能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我们就会无所适从或者将导致“人治”色彩浓厚。一方面，虽然自《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以来，我们不断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其补充完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还是会碰到新问题，对此我们无依无据，无法履行法律监督权。另一方面，在法律、司法解释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又有该规定比较简略、模糊，出现有关程序性规定缺失、实践操作性不易掌握等问题。

（二）制度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被弱化的制度方面的原因集中表现为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刚性有力的保障措施。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刚性有力的保障措施规定，致使检察机关提出的《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监督建议、决定往往受到公安、法院的冷遇而得不到采纳，造成检察机关对此束手无策，形成了“你发你的建议，我搞我的决定”的局面，导致检察监督权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监督效果。

（三）自身原因

检察机关和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法律监督能力的强弱和法律监督效果的好坏。例如，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自身执法不规范，办案质量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有的检察人员的法律监督能力不强，不善监督，不能及时发现执法和司法活动中的违法问题，致使一些违法现象没有得到依法纠正。

（四）理论原因

众所周知，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大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就理论而理论，使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有的则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相对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还远未形成。虽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法律监督作为当今最丰富、最具实践性和研究性的一项课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使其理论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当前法律监督理论整体感不强、系统性不够，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四、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建议

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权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本人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对强化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更好的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有些许帮助。

（一）完善立法

1．尽快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例如，在立案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而且要包括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效力；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的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建议权、侦查参与权。在审判程序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范法庭外调查权，确定庭审过程中法院有明显违法时，检察机关可当庭纠正，并赋有建议休庭权。

2．尽量细化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细则。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制定立案、侦查、审判、判决裁定、执行各诉讼环节的监督细则、规则，交由全国人大审核，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增强可操作性。

（二）健全制度

1．在不断完善立法的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制度予以保障。例如落实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的法律强制性，从而有效保障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全过程的法律监督。通过完善立法，健全制度，保障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的权力得到有效落实，将侦查监督由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动态、连续监督，增强法律监督的能力。

2．通过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不断强化法律监督。主要是完善诉讼监督的责任管理制度、诉讼监督的工作制度、诉讼监督考核奖惩制度以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具有检察特色的管理方式，保证各诉讼环节上的监督工作有效开展，防止监督过于形式化、过场化。

（三）增强自身建设

1．在进人、用人的问题上，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检察官法》，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录用到检察机关。

2．加大对检察干警的教育培训力度，严格管理队伍，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3．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提高干警法律监督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干警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理论研究

1．当前检察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检察机关要对现行检察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重新审视，在横向和纵向的立体比较中，立足于中国国情，认真探索司法工作规律、检察工作规律，用以推动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

2．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应加强对检察理论的研究，理性思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原则，深入研究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和措施，从而为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基础。

注释：

刘竹冬．国家权力配置与检察权定位分析．北大法律信息网．

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宪法责任范文篇8

一、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化功能

宪法宣誓的法律化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突出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宣誓誓词将参与宣誓的国家领导人及公职人员的职责宣告于世，并依据宪法对其职责予以约束。宪法宣誓者随时要提醒自己不忘承诺，牢记自身肩负的责任，时刻按照宪法规范行使职责，履行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宪法宣誓昭示着违宪必究。表明违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宣誓者的制约和监督。宪法宣誓可以提醒宣誓人牢记手中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时刻提醒自己权力被置于法律的框架和约束。如果宣誓者违背了宪法誓言，必然会被追究责任。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在基层政府的实践思考

（一）主要问题。1.宣誓主体的宪法意识不强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在“宪法”，是一种实施宪法的重要方式。宪法宣誓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宣誓人对宪法的深刻理解和内心的价值认同，并且以充分遵守执行作为目的。在现实情况中，调研组发现有些参加宣誓的基层公务人员对宪法和宪法宣誓制度知识了解不够，仅仅停留在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并不清楚宪法与宪法宣誓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江苏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已明确有关工作细则和操作办法的规定还缺乏理解。在实施过程中，如果仅仅注重渲染宪法宣誓的形式，而不重视对宣誓者是否真正了解宪法内容并掌握宪法精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宪法宣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还有一些基层公务人员对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甚至存在“组织宪法宣誓”是多此一举、作用很小等错误认识。这些现象应当引起警惕，不应让宪法宣誓流于形式，从而损害和破坏宪法权威。2.宣誓活动的程序性保障不够宪法宣誓制度的表现在“仪式”，是对待宪法的一种公开表达。宪法宣誓的仪式打开了宪法信仰的通道，而程序性保障是宣誓制度仪式功能得以实现的必要设置。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教授指出：“一项制度的功能如何须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全国人大《决定》明确规定了宪法宣誓的程序，江苏省《办法》对宪法宣誓仪式也作了具体细化规定，如：在诵读誓词后，宣誓人应当报出本人姓名；对宣誓人的着装作了要求；对宣誓仪式的公开性作了要求。但在具体实施中仍会暴露一些问题，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调研组发现基层公务员对宪法宣誓的基本程序了解程度远远不够，并且在实施上述就职宣誓程序时存在做法不一的现象，在操作、流程、细节方面，不够严肃和严谨。比如宪法宣誓仪式举行的时间不及时，宣誓人着装不符合宣誓要求，宪法宣誓的法器不够齐全、宪法宣誓程序的公开度仍然不足等，导致宪法宣誓的仪式功能无法充分发挥。3.宣誓失效或失信的责任机制缺失宪法宣誓仪式不流于形式并发挥其仪式功能，还有赖于惩罚规范的存在。我们目前的宪法宣誓誓词相对空洞，没有补救性措施。完整的宣誓程序不仅包括宣誓的内容，还应包括违誓的责任机制。违誓责任机制主要从失效和失信两个层面来考虑。宣誓失效主要指的是程序性违反，即宣誓人员在就职宣誓时出现了程序错误，导致宣誓程序未成立。主要表现有缺席、口误等等形式上的错误。宣誓失信主要指的是实质性违反，即宣誓人员宣誓就职之后没有信守承诺，在工作或者生活中违背了当初宣誓的誓词所规定的内容。主要表现形式是怠政懒政、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等实质性错误。调查组发现部分基层公务人员对宪法宣誓制度的功能评价不高，很大原因是因为宣誓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惩罚性条款，导致对公务员的威慑力不够、宪法宣誓的法律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二）对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唤醒宪法意识首先，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决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宪法及宪法宣誓制度的研究学习，提高对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组织广大基层公务员以集体学习、集中讨论等方式，认真学习领会宪法宣誓誓词的丰富内涵，做到人人会背诵，并将其植根于自己心中，时刻提醒自己按誓词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其次，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开辟特刊栏目，进一步加大对《决定》、《办法》的宣传力度，将国家宪法日纪念活动与学习贯彻宪法宣誓制度有机结合并加强普法教育，通过悬挂标语条幅、设立咨询讲台、印发宣传资料、开展专题讲座，让宪法宣誓制度广为人知并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同时，广泛报道宪法宣誓相关工作和任职宣誓仪式活动，形成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尊重宪法、遵守宪法的良好文化氛围，向群众和社会各界展现出基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维护公平正义、信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良好形象。2.进一步严格宣誓程序推动宪法落实程序性保障要求宪法宣誓的仪式有法可依、公开公正。宪法宣誓制度由诸多环节构成，只有在事前事中事后严格程序才能真正推动宪法落实。一是总结实施宪法宣誓制度以来好的经验和好做法，结合实际，细化宪法宣誓制度操作的具体方法，进一步明晰宣誓人员的范围，宣誓的时间、场所、形式、流程等相关要求。二是要加强宪法宣誓仪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宪法宣誓仪式和场所相关设施标准和要求，及时制作、购置或配备了宪法宣誓仪式所需的宣誓台、宪法文本、誓词立板等器材用具，精心安排、布置宣誓仪式场所。三是严格程序，带着对宪法敬畏之心和维护实施宪法的责任之心做好宪法宣誓活动的组织工作，按照“凡任必宣、应宣尽宣”的原则，及时、规范地组织好宪法宣誓仪式，扩大宪法宣誓的公开度。四是建议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在誓词上签名，人大做好存档工作。把贯彻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成效作为年度考评考核事项，确保宪法宣誓就职不走过场。3.进一步加强监督追责完善制度保障仅仅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而不监督追责，只会让该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立法和执法中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誓责任的规定，我们可以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1953年德国《官员法》第28条明确规定：“因拒绝宣誓…的议员而被免职。如果他拒绝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就职誓言，或者拒绝履行代替就职誓言而规定的誓约，那么该官员必须被免职。”针对程序性的违反行为，要积极的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宪法誓词宣读有误的应当及时更正，重读誓词。对于着装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应要求宣誓人及时更换，重新宣誓，以此来保证宪法宣誓程序性的完整性；针对实质性的违反行为，即拒不执行宣誓制度或者没有履行宣誓承诺的，应当规定其法律责任。例如，对已经任职却没有执行宪法宣誓的，规定其不得到职、履职行为无效；对于那些没有履行宣誓承诺的，可以根据违誓情节的轻重程度对其进行监督和追究责任。

三、结论

宪法责任范文篇9

「关键词」违宪主体，宪法功能，宪法精神，宪法责任能力，合宪性审查

引言

违宪主体是违宪构成的第一要件。对违宪主体的研究和界定意义重大：从理论而言，不能界定一个清晰、明确的违宪主体范围是难以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的，进而阻滞对违宪进行的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研究和实践，渐次影响到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从实践来讲，宪法规范可以在多大范围适用、宪法的效力范围及于何处，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违宪主体的认定。

违宪主体有哪些，界定违宪主体的标准何在？已有宪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所提供答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成熟，分歧多于共识。首先，学者在定义“违宪”概念时的不同观点表明了其对违宪主体的不同理解。例如这一概念的代表性观点有：1、“违宪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行政措施和法规以及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与内容相抵触”［1］2、“违宪通常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以及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2]；3、“所谓违宪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所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以及它们所实施的公务上的行为和上述机关、团体组织的领导人在履行职务中违反了宪法的规定”等[3].可见，在谁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问题上，学者们通常认为应在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公民个人等对象主体中选定，但此范围究竟有多大并无定论。其次，司法界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实践性的认定了公民个人的违宪主体资格[1].对司法界的这一观点与做法，认可与否定者皆有之[4].除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做法外，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似乎也可以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我国宪法序言、宪法第5条、宪法第53条对下列内容进行了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依据我国宪法规范也可以产生一种判定违宪主体的思路是：宪法规范中涉及的这些主体违反宪法的原则与规定应构成“违宪”，亦即这些主体应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上述论及或涉及违宪主体的观点、做法、思路孰对孰错、孰优孰劣，需要我们从合理、客观的视角出发作具体分析。

一、宪法的基本功能

考察并尊重宪法的基本功能是我们界定违宪主体的客观基础。

众所周知，宪法的诞生与控制权力的理念息息相关。几百年前，人类深感于权力的暴政与专横带给个人与社会的侵害与灾难，因此设计了一套效力至上的规范、制度来约制权力的任性与肆意，使权力在这一规范的监控之下有限度的运行，这就是宪法作为特殊法规范的基本功能。无论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形成，还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问世，均印证了这一理念。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人类经过对其长达几百年的应用和实践，对宪法的精神与价值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和阐释，但宪法控制权力的基本功能并未发生改变。

权力之含义首先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代表，控制国家权力是权力控制的首要意旨。依据宪法规范实现的直接目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功能：一是针对自成体系的国家权力系统而言，宪法意在保障、规范国家权力的合法化运行，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度。宪法对不同性质权力的职权范围一一明确、加以界分，旨在保障各权力独立、有效地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涉与侵犯，最终将国家权力系统的运转控制在宪法允许的合理限度和正常状态下；一是针对国家权力通常所指向的对象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宪法运用在其文本中规定国家权力之范围的方法实现了对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划分。因此，宪法对关于国家权力职权的规定看似是赋权性质的，实质是限权性的，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以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为界限。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理解宪法的基本功能，关注并警惕国家权力的存在与运行始终是宪法司职所在。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行使者，非经其意志或作为，无法发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控制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控制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行使的任何一项权力只有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之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运行才是正当的，反之就可能构成违宪。综观各国的宪法实践活动，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之时造成违宪的情形主要包括：1、超越宪法规定的权力职能范围行使权力，以致侵入其他权力之辖区；2、越权或滥施权力导致对公民权利、自由的直接侵犯；3、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行使权力。

基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除却强大的国家权力，还存在一部分其他形式的公共性权力。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社会组织有别于普通私人性社会组织，成为特殊群体。它们往往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能够对公民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控制这类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行为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不被其侵犯，应是宪法控制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之外的另一直接目标。目前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此类社会组织主要包括这样几种：1、经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2、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国有企业；3、政党；4、武装组织；5、其他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这些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作为违宪主体的资格是可以认定的。

国家机关、特定的社会组织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但其主要领导人是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学界对此有争议。笔者认为，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可能构成违宪，但应视为机关或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违宪的主体仍是国家机关或特定组织而非领导者个人。理由如下：1、领导人职务行为的效力实质是公权力发生作用的结果。不籍借公权力，这些行为没有效力来源，也不产生任何效力。2、领导人职务行为对外代表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为。一旦该行为被认定为构成违宪，对该行为承担宪法责任、提供救济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而非个人，个人既无能力也无可能承担这一结果。例如在我国，国家主席颁布法律的权力是直接依据宪法的，国家主席如不履行该项权力构成违宪，承担宪法责任的违宪主体是国家主席这一机关单位而非时任国家主席的个人。

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决定了违宪主体是特殊的、有限的，并非所有的法律主体均可

以成为违宪主体。

从近代宪法到现代宪法，宪法所承载的精神与价值经过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确认、保障公民的自由”时期到“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阶段，从“控制权力”的认识到“控制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理念。今天，世界范围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宪法规范是宪法的一种“根本规范”，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是立宪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本质核心[5].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包含有两重意义：1、宣誓并确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宪法性。2、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实现。这两重含义紧密相连，公民权利与自由只有经宪法的宣誓与确认才能成为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并获得为宪法保障与救济的强制力。依据基本权利条款，立法、行政、司法为代表的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实现的义务。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义务，国家机关构成违宪，应承担宪法责任，公民此时则可以依据宪法规范寻求宪法救济来实现其基本权利与自由。

现实中，国家机关违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义务而构成违宪的具体情形主要有两种：1、不作为违宪。即不履行其应履行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义务。这些义务通常被理解为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范畴，但其一方面为宪法赋予的职权，更重要一方面则是国家机关规定的职责。2、作为违宪。又包括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行使国家权力两种形式。

由此可见，宪法的真正意旨并不是在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而是要设置宪法关系中绝对的权利方与绝对的义务方。在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公民有依据宪法、请求救济之利，而无可能亦无能力实施违宪行为、成为违宪主体。否则，有悖于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相对公民，国家机关具有不得侵犯并保障实现公民权利、自由的绝对义务。因此，违宪主体的内涵是以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为主的特定主体。[2]

但有观点认为，包括我国在内一些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宪法义务，公民个人违反这些义务规范即可构成违宪，因此应该确认公民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有三：1、恰如上文论述，从宪法基本功能和价值角度来理解，公民不应成为违宪主体；2、如果认定公民可以违宪，宪法文本中缺乏相应的制裁机制追究其违宪责任；[3]3、总结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公民宪法义务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政治性义务，例如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尊严的义务；一是法律性义务，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计划生育、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性义务往往规定的比较抽象，凸现了宪法的政治性特征，发挥了政治宣言的作用，但实践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何种行为、活动属于违反这一义务的范畴进行具体界定和惩处。而法律性宪法义务一般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合理限制的结果，实践中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提供订立与实施普通法律的母法支持，一是监督立法机关履行其立法义务。依据法律性宪法义务规范，法律可以具体规定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形式、追究与制裁等内容。因此，在宪法义务已通过订立法律转化为法律义务时，所谓“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实质是违法。而尚未转化时，应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将宪法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实施。

三、宪法责任能力

认定某一行为违宪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基本权利遭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而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是实现宪法救济的基本途径。因此，具备宪法责任能力是享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具备宪法责任能力者实施的行为，因为无法令其承担宪法责任，所以被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救济，对其行为违宪与否的审查也就丧失了实质的意义。

同法律责任相比，宪法责任具有特殊性，这源于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规范。两种规范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规范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宪法规范只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宪法关系；其次，因为特殊的调整对象，宪法规范中也包含了特殊的制裁方式。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制裁方式一般表现为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在宪法规范中找不到这些法律责任的形式，各国宪法典中一般明确规定的制裁措施有：撤销、宣布无效、在具体案件中拒绝适用、罢免、弹劾。我国宪法第62、63、67条中对追究宪法责任的制裁方式也有相应规定。[6]

从是否具有承担上述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一个对象能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

国家机关具有宪法责任能力，如果对其行使公权力行为作违宪的判断，它有能力承担这一宪法后果。而特定的行使公权力的社会组织当中，典型的如政党、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同样具有承担上述形式的宪法责任的能力，对其作出的违宪判断可以产生实际的意义。因此，从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国家机关、特定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也是成立的。

公民个人则不具有这种能力。即使对某一公民行为做“违宪”的判定并令其承担宪法责任，以个人的能力是无法承担这些责任的。如果侵权公民不能承担宪法责任，被侵权方的权利得不到救济，违宪的审查结果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四、宪法的第三者效力理论

第三者效力理论对传统的违宪主体认识提出挑战，主张国家机关以外的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我国学界亦不乏支持该理论者。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适用该理论的学术发展背景、社会环境等问题，应慎重对待该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第三者效力理论肇端于二战后基本法颁布之时的德国。当时，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个人和团体具有了妨碍他人基本权利实现的可能性。传统的宪法学理论难以完全驾驭和解决这一问题，第三者效力学说应运而生。所谓第三者效力学说，主要是指宪法的明文规定之外，宪法的的基本权利在同为基本权利的“享受者”之间产生拘束力。该理论提出之初仅限于学术研究，1950年联邦劳工法院的一纸判决，将其放归司法实践领域，事实性的认定了宪法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约束力，从而确立了私人性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

第三者效力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宪法规范能否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回答的关键在于理清宪法与私法的关系。首先，两者的直接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宪法要控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私法则需维护私人之间的交易自由与意思自治。其次，二者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理念实现统一：保护公民权利，既要防止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也需防止平等私人间的侵扰。宪法作为引领一国法制秩序的根本法，集中的体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并被其他法律继承，蕴含在包括私法在内的诸法当中。因此，宪法可以同私法发生联系，但应运用价值对接的方式，即阐释私法规范中蕴含的被具体行为破坏的宪法价值来否定具体行为的方式是合理的。而第三者效力理论所主张的将宪法规范直接套入私法关系当中，则既降低了宪法权威，又破坏独立的私法价值，危及稳定、统一的法制秩序的确立。

但该理论亦有存在价值：当穷尽对法律的解释仍不能找到与宪法价值对接的私法规范时，给予保护当事人基本权利之目的，可以有限的适用第三者效力理论，将宪法规范直接运用到私法关系中去。

因此，一般情况，宪法规范不会对私法关系发挥直接作用，私人性个体即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的社会组织不应成为违宪主体。

五、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应进行合宪性审查，而不是合法性审查。如果违宪主体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宪法直接作出的，并没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宪法规范往往经由普通法律的订立和实施得以实现，因此对违宪主体的同一行为一般宪法、法律两种规范均有规定，一旦在这一前提下审查违宪主体的行为，就需要对应进行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加以选择。适用前者意味着这是一个宪法问题，适用后者产生的是法律问题，性质截然不同，对当事人造成的后果、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大不相同。因此，要充分认识和区别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不同，才能在具体案件中正确选择和适用。

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主要区别有三：

1、审查依据不同

进行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主要是宪法规范，在特殊的情形下，宪法的精神、原则及序言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审查合宪与否的依据。

合法性审查以普通法律为依据。所谓普通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范畴，即通常所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四个不同的层次。

2、审查对象不同

与合法性审查依据的广泛性相一致，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普遍的。[4]各部门、各层次法律规范中规定的义务主体都可以成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而同合法性审查相比，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这一特征表现在两方面：（1）如前所述，宪法特殊的的价值功能导致只有少数行使公权力的特定主体可能构成违宪、成为是否合宪的审查对象；（2）对具备前一特征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排除了合法性审查的可能之后，才会进入实质的合宪审查的阶段。

3、启动的基本条件不同

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的审查条件，就可以启动合法性审查，无需其他特别要求。

而合宪性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基础的，在穷尽法律救济仍不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况下方可启动合宪性审查。只要能够通过合法性审查来保障公民权利，就无需启动合宪性审查。

可见，合宪性与合法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鉴于二者存在这样的关系，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必须分清层次和步骤：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首先要通过合法性审查来检验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合法与否，在法律缺位或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可对行为或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事实上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的具体情形无外乎这样三种：（1）对违宪主体直接依据宪法做出的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2）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并缺乏法律保障；（3）进行合法性审查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受到质疑。[5]只有进入合宪性审查阶段，才能认定这是个宪法问题，进而做出违宪或合宪的结论。

所以，国家机关是违宪主体，但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真正构成违宪，视对其进行何种审查而定。只在必须运用合宪性审查才能充分救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形下，国家机关才违宪。否则，运用合法性审查方式即可充分救济权利，国家机关的行为构成违法，而不是违宪。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几类特殊社会组织，判断其行为是否违宪的关键首先在于确定应否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关于公民个人能否违宪问题，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公民个人不应获得一般性的违宪主体资格，因此个人行为几乎没有进入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公民个人违宪”的说法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不能成立。但不应否认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及宪政实践的展开，可能会出现强势公民个人具备违宪能力的情形，只是依我国目前的宪政水平来实践这一观点，似乎为时过早。

注释：

[1]在备受各方关注的“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侵权案”中，就此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黄松有法官就这一批复撰写的文章《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于2001年8月13日《人民法院报》）表明了司法界的这一观点。在黄松有文章中，他认为，“本案是因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宪法上的纠纷……陈某实际上先后侵害了齐某的姓名权、教育权以及劳动就业权三种不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从本案的实质出发，认为齐某主要受到侵害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本案当事人的受教育权属于民法理论难以包容的权利，明显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2]所谓“为主”，是指国家机关之外的一部分特定社会组织亦享有违宪主体资格。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论。

[3]第五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一观点。

[4]所有依据法律进行的审查，尽管具体到各个法律部门，审查对象都有特定性，内容、制裁方式互有不同但审查的性质、效力层次是相同的，审查依然是合法性审查。因此，从这一角度，将所有的依据部门法律进行的审查整合为统一的合法性审查，审查的对象是普遍而非特定的。

[5]依据已分析的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所谓“法律的合宪性”，是指已排除了效力低于狭义的法律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可能，即在合法审查的阶段不能够解决法律规范是否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而必须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对于狭义的法律来说，其效力仅在宪法之下，因此只存在合宪与否的问题，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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