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精神范文10篇

宪法精神范文篇1

关键词:公务员;宪法意识;宪法精神;法律

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依宪治国，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公务人员腐败和社会安全问题，所以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心目中培育和树立起宪法精神，在了解和掌握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办事，不能从事违背宪法的活动。由于我国的宪法理念源于西方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宪法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宪法的权威在我国一直没能得以树立，这时，作为国家机关工作者的公务人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首先在公务员群体内部树立并强化自己的宪法意识，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公民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

一、公务员宪法精神与宪法意识的内涵

公务员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指的就是，作为人民的公仆的公务员群体，在心目中对宪法的认识，包括对宪法的主要内容、宪法的地位和宪法的意义具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以及要确立依法执政特别是依宪执政的理念，无论是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定办事，不得出现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样才能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也可以说，国家公务人员维护宪法的过程也是一个树立宪法权威的过程。要想培育国家公务人员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就需要国家对公务人员进行严格要求，党和各级政府在下达的文件中，要注重公务人员宪法意识的培养，还可以为公务人员定期举办宪法学习活动，有助于公务人员内化宪法精神，只有从公务人员入手，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维护宪法的权威。具体来讲，首先要求公务员掌握宪法的主要内容，尽管许多国家公务人员不是法律专业的精英，但是要想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就必须要学习掌握宪法的主要内容；其次，国家的公务人员应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习宪法精神，在心目中树立起正直的理念；最后，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了解宪法的运行模式，这样，公务员在掌握宪法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最重要的是，公务人员的宪法意识的培养在于自我约束，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在面临诱惑时，应该严格用宪法的规定约束自己，这样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建国以来，我国十分注重法治社会的建设，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秩序，促使社会向着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地位，与过去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国的任何战略都可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世界不得不看到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以来，我国开始在世界建设中处于引领位置，比如说，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世界的经济都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只有在保证国家内部运行井然有序的基础上，才能树立起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大国地位。具体来讲，树立公务员的宪法意识首先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其次由于公务员是行政的重要执行人员，所以提升公务员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提升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最后，有利于提升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因为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工作的理念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树立宪法意识有助于为公务员树立一个标尺，优化公务员的工作。

二、目前阶段我国公务员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公务员对宪法的认识存在着误区。一方面，我国的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的国家公务人员对宪法的认识不够，甚至在进行执法和行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违宪行为，比如深圳公安“示众女”事件中，公务人员就存在着严重的违宪行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部分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另一方面，部分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因为大多数公务员都是通过国家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入职的，公务人员所学习的专业种类非常多，包括文学、英语、经济学、管理学等，大多数的公务员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是上级部门的指示，所以对一些细枝末节的法律的了解不够深入，而且由于各部门之间相对独立，公务员也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宪政部门交流，也就没有机会对宪法的内容进行深入了解，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宪法的宣传不够到位，所以导致人民并未真正树立起宪法意识，甚至在一些公务员的心目中，还存在着“宪法不是法律”的错误理念，这对于在公务人员心中树立起宪法精神是十分不利的。（二）对公务员宪法意识的培训不够重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宪法理念不够清晰明确，对于宪法的教育工作还只停留在政治体制的宣传层面上，而忽视了宪法具体内容对公民行为和公务人员的要求，特别是在课本里，学生能够学习到的关于宪法的内容也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对于一些微观层面上的宪法的内容并未做详细的表述，所以也就使得宪法并未发挥其真正的效用和价值，最重要的是，宪法弘扬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和一种对于国家可以更好的信仰，但是显然我国对宪法精神的弘扬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国家对公务员进行的宪法培训的内容也不够明确，实际上这是由理念不够明确导致的，在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培训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党和政府地位的强调，而忽视了宪法价值观的宣传，尽管在政府的文件中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宪法精神和依宪治国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并未对具体内容进行必要的阐述和强调，也就使得对公务员进行的宪法培训流于形式。（三）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培训制度不够完善。要想在公务人员和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宪法观念，首先需要党的各级部门建立起一个严格完善的宪法普及教育网络，这个宪法普及网络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定严格的宪法监督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考核机制，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但是实际上，或者说至少在目前阶段的我国，还尚未建立起这样一个完善的宪法普及教育网络。而且，提升公务员的宪法意识不能采用枯燥的“灌输式”手段，在对公务员进行宪法意识培训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上下级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这正是传统的培训机制所欠缺的。

三、培养我国公务员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的对策

（一）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事物对错的标准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常常出现非常严重的皇权崇拜现象，除秦始皇以外，几乎没有哪个皇帝建立起了完善的法律理念，也就导致我国没有法制理念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但是我国长期处于社会动乱时期，所以也未能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也就更没有在人民的内心树立起宪法的权威。但是在目前法治社会的我国，要在忠于宪法理念的基础上，树立起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权威，这就需要在国家公务员内部首先树立起宪法的权威，这样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把宪法的理念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而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宪法的权威。也就是说，树立起宪法的权威是培养公务员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的基础。（二）优化对公务员的宪法培训内容。目前阶段的我国当代社会存在着对公务员的宪法培训内容不够明确的问题，这就需要法律方面的专家和国家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出一套更适合公务员学习的宪法培训机制，对宪法培训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表述，不仅需要对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精神进行阐述，而且对宪法在具体实践中的实施和党规的起草也要进行必要的说明，甚至，要对海洋法系的西方国家的宪法发展史进行阐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公务员对学习到的宪法知识和宪法理念内化于心。而且在明确具体的宪法培训内容的基础上，还要对宪法的培训内容进行优化，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等级和不同岗位的政府公务人员，要制定不同等级难度的宪法培训内容，具体来讲，对于一些宪法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务员要制定稍微比较简单的培训内容，重要的是引导公务员树立自我约束意识，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而针对那些宪法知识基础比较好的公务员，应该制定难度系数更高的宪法培训内容，但是在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培训的过程中，还是要严格遵守全员培训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培训效果。（三）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法治氛围。受到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的“人情味”比较浓重，所以形成了“人情社会”的风气，这也是造成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所在，所以要想培育公务员的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就要消除“人情社会”对依宪治国的不良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这样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宪法的权威，使人民相信依靠宪法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侵犯，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范围内营造起平等和公正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非常有助于公务员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的培养。目前阶段的我国社会中，存在着宪法意识淡薄的问题，而先进的宪法意识对国家公务人员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宪法培训机制，明确宪法培训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培育起公务人员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能够使得公务员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并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在人民的心目中真正树立起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法学．2012（4）．

[2]邓世豹．当代中国法官的宪法意识实证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1)．

宪法精神范文篇2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在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全面、深入地宣传宪法精神，对于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依法管理的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为重要的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它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权力。特别是，它界定和协调了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并且是侧重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又被誉为公民的“权利保障书”。这种权利保障，是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崇高的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是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根基。

我们宣传宪法精神，就是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增强公民对宪法的忠诚与信仰，提高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是我国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独立行使国家的审判权。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要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宣传宪法精神，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责无旁贷。

多年来，各地法院在宣传宪法精神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各种审判活动和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并逐步树立起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但我们应当看到，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增强宪法观念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基础。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坚持不懈地宣传宪法精神。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首先要宣传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居于宪法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所行使的权力和拥有的权利均源自宪法的规定。国家权力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公民义务也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设定，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履行法定范围之外的义务。为此，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就要宣传宪法应有的权威。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宪法是体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和维护人民民主，就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树立人民的权威；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侵犯，就是对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侵犯；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就得不到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无法实现。

宣传宪法精神，增强宪法观念，就要宣传宪法和法律必须得到全面、统一和不折不扣地执行。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维护和保障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必须有健全的司法制度。我们要结合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国家体制中担负的审判职能，大力宣传人民法院的性质和地位、组织体系和职权，宣传审判工作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仅要宣传人民法院在维护法律统一与尊严中的重要地位，还要宣传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仅要宣传人民法官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还要宣传人民法官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热爱与无私的奉献。

宪法精神范文篇3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

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法精神范文篇4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法精神范文篇5

摘要：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蕴含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公务员之家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

宪法精神范文篇6

在讲分权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谈谈美国宪法的精神，我想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宪法、法律而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什么是美国宪法的精神——那就是自由、自律。美国的自由建筑在对人性善良的信心，即使偶有穷凶极恶之人，除非大权在握，否则也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和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宪法只是阐明了人民的权利，而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却自一字未提。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多少美国人中有多少愿意为自由而牺牲生命或爱情的，我们虽未可知，但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常常给外国观众一个典型的印象：美国人是开放的、自由的、充满个人主义的。我们看到屏幕上美国西部牛仔的“光辉”形象——穿着牛仔裤、嚼着香口糖，边走边哼着摇滚或黑人音乐，身体左游右摆，衣服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吃的是汉堡喝的是可口可乐，离离合合当是家常便饭。。。。。

这样一个放任的社会怎么成为世界的一号强国呢？（或许你会有…..疑问）

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可能让大家对此有所改观：

1989年10月19,加州旧金山市发生7级大地震。桥断了，交通瘫痪了，房子、汽车、工厂严重受损，所幸的是人员伤亡还不是很多。地震后的几天，该市的市民遵循政府的劝告留在家中把街道让给救援人员和车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动乱、抢购、趁火打劫。好几个取得居民被疏散到露天公园里，市内的餐厅立刻弄好食物送到灾区；市民将家里的罐头、毛被等急用物品送到灾区。街道的灯坏了，市民自动用手电筒轮班指挥交通，维持秩序。

在一个集体社会里，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的兄弟是“自律”，自由的另一方面是自我约束和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旧金山大地震中，美国人在自律、公德、相互尊重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了解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国家做个比较，“非典”时期许多物品的抢购，记得我们家乡得醋买到近100块钱一瓶，板兰根十几块钱一袋，还得我们家乡吃醋都没得吃了。当然我想这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吧！

说到自由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国有一位音乐家吧（当然是后来才出名的）到美国去，环境所迫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的“街头艺术家”，和他一块演出的有一个美国人。多年之后这位华人音乐家出了名偶然遇见当年的街头搭档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卖艺，他很真挚的对那人说：“朋友，怎么你还在这里，以你的表演技术，我可以帮你找一份正当的职业！”那位外国朋友谢绝了，笑笑说：“我在这里表演也是一种职业啊！”这个小小的例子我想可以从侧面反映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上的差异吧！

当然我上面所讲的两个小小的例子只是阐述了我所理解的美国的自由，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有待以后有机会和大家一块探讨！

在讲下来的内容之前，我向大家对美国总统的大权多少有点崇拜甚至是妒嫉。那美国总统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想打阿富汗就大阿富汗，想打伊拉克就大伊拉克呢？接下来我讲的内容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是美国宪法的原则里边的分权原则。

{-学界对美国宪法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宪法一样有比较统一的定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宪精神包含四个原则：

（一）法律至上原则（宪法是全国最高法律，但人民经过一定程序，有权随时修改宪法）

（二）政府制衡原则（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以防止任何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三）联邦分权原则（尊重各州自治范围与能

力，并防止联邦政府的权力过于强大而影响人民权益）

（四）代表而非原则（代表不仅需权衡国家整体利益，更重要是反映地区选民的意见）-}

在这里我只就分权制衡原则稍作展开，分权和制衡往往并不是独立的两部分而是紧密联系的，分权的同时必有制衡！

正如上节课将英宪的同学所指出的，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

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的制度。

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其主要目的是要造成没有一个人或单独一个机构能够取得绝对统治权，以便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示图——（如图所示）

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

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总统的否决；

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劲总统和高级文官；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

。。。。。。。。(图示展开)

具体如何体现呢，美国国防就是一个典型。一个政府没有什么比国防更重要的。美国故意把国防的责任一分为二：总统是三军统帅和外交领袖；国会则控制财政，包括军费，并且只有国会才有权正式对外宣战。珍珠港事件当日，并不是由罗斯福总统直接宣战，而是在总统要求下召开国会，国会一致通过对日宣战，“一个巴掌打不响”用在这里正的是最合适不过了。

以美国为首的政府每年都要提交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由国会通过拨款执行。国会没有权力指令总统做什么活不做什么，但掌握财政是国会的有力武器。国会对不想政府做的项目不予拨款，政府就难以进行了。

一般来说，国会过半数投票决议了的事情，必须由总统签署，政府才可以实行。假如总统反对国会的决议，亦可以不签署或实行总统否决权。总统否决后以安徽被送回国会讨论投票，这回国会必须3/2大多数票通过，才能****总统的否决，迫使总统执行。实际上如果总统运用到否决权，一定会有较为有利的理据，因此国会也就不得不认真的重新考虑总统的意见。所以，国会和总统僵持的局面并不多见。。。

不过，国会和总统互不妥协的情况还是时会出现的，我们试举下前些年的例子。1995年底，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因财政预算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与国会谈不拢而关门的第5次，不过以前关门一天半天就解决了，这次竟然持续了20多天才收场。如果最后国会和总统都不做出让步的话，则须将该问题提交联邦最高法院以法律的途径解决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美国政府的分权和运作，目的是说明，美国一切运作都要根据法律，国会与总统也一样要受罚。美国一切都以美

国宪法为本，而宪法的最终诠释权是联邦最高法院，所以在三权当中似乎司法权力最大。可是，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制法官由总统提名，由国会任命，而经费全部来自国会，所以也受国会和总统的制衡。

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力的领袖之一的美国大总统，在国内的政治体系中也没有左右一切的权力。即使是在总统分内的国防、外交等范围内，也难免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向国会游说，威迫利诱、陈明利弊，或者直接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推动他的政策。

最后我想说的是——“做人难，做美国总统更难!”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美国法律》陈纪安科技大学美国生活百科丛书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王希北大出版社

宪法精神范文篇7

在讲分权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谈谈美国宪法的精神，我想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宪法、法律而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什么是美国宪法的精神——那就是自由、自律。美国的自由建筑在对人性善良的信心，即使偶有穷凶极恶之人，除非大权在握，否则也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和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宪法只是阐明了人民的权利，而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却自一字未提。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多少美国人中有多少愿意为自由而牺牲生命或爱情的，我们虽未可知，但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常常给外国观众一个典型的印象：美国人是开放的、自由的、充满个人主义的。我们看到屏幕上美国西部牛仔的“光辉”形象——穿着牛仔裤、嚼着香口糖，边走边哼着摇滚或黑人音乐，身体左游右摆，衣服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吃的是汉堡喝的是可口可乐，离离合合当是家常便饭。。。。。

这样一个放任的社会怎么成为世界的一号强国呢？（或许你会有…..疑问）

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可能让大家对此有所改观：

1989年10月19,加州旧金山市发生7级大地震。桥断了，交通瘫痪了，房子、汽车、工厂严重受损，所幸的是人员伤亡还不是很多。地震后的几天，该市的市民遵循政府的劝告留在家中把街道让给救援人员和车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动乱、抢购、趁火打劫。好几个取得居民被疏散到露天公园里，市内的餐厅立刻弄好食物送到灾区；市民将家里的罐头、毛被等急用物品送到灾区。街道的灯坏了，市民自动用手电筒轮班指挥交通，维持秩序。

在一个集体社会里，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的兄弟是“自律”，自由的另一方面是自我约束和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旧金山大地震中，美国人在自律、公德、相互尊重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了解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国家做个比较，“非典”时期许多物品的抢购，记得我们家乡得醋买到近100块钱一瓶，板兰根十几块钱一袋，还得我们家乡吃醋都没得吃了。当然我想这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吧！

说到自由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国有一位音乐家吧（当然是后来才出名的）到美国去，环境所迫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的“街头艺术家”，和他一块演出的有一个美国人。多年之后这位华人音乐家出了名偶然遇见当年的街头搭档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卖艺，他很真挚的对那人说：“朋友，怎么你还在这里，以你的表演技术，我可以帮你找一份正当的职业！”那位外国朋友谢绝了，笑笑说：“我在这里表演也是一种职业啊！”这个小小的例子我想可以从侧面反映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上的差异吧！

当然我上面所讲的两个小小的例子只是阐述了我所理解的美国的自由，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有待以后有机会和大家一块探讨！

在讲下来的内容之前，我向大家对美国总统的大权多少有点崇拜甚至是妒嫉。那美国总统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想打阿富汗就大阿富汗，想打伊拉克就大伊拉克呢？接下来我讲的内容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是美国宪法的原则里边的分权原则。

{-学界对美国宪法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宪法一样有比较统一的定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宪精神包含四个原则：

（一）法律至上原则（宪法是全国最高法律，但人民经过一定程序，有权随时修改宪法）

（二）政府制衡原则（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以防止任何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三）联邦分权原则（尊重各州自治范围与能力，并防止联邦政府的权力过于强大而影响人民权益）

（四）代表而非原则（代表不仅需权衡国家整体利益，更重要是反映地区选民的意见）-}

在这里我只就分权制衡原则稍作展开，分权和制衡往往并不是独立的两部分而是紧密联系的，分权的同时必有制衡！

正如上节课将英宪的同学所指出的，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

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的制度。

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其主要目的是要造成没有一个人或单独一个机构能够取得绝对统治权，以便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示图——（如图所示）

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

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

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劲总统和高级文官；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

。。。。。。。。(图示展开)

具体如何体现呢，美国国防就是一个典型。一个政府没有什么比国防更重要的。美国故意把国防的责任一分为二：总统是三军统帅和外交领袖；国会则控制财政，包括军费，并且只有国会才有权正式对外宣战。珍珠港事件当日，并不是由罗斯福总统直接宣战，而是在总统要求下召开国会，国会一致通过对日宣战，“一个巴掌打不响”用在这里正的是最合适不过了。

以美国为首的政府每年都要提交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由国会通过拨款执行。国会没有权力指令总统做什么活不做什么，但掌握财政是国会的有力武器。国会对不想政府做的项目不予拨款，政府就难以进行了。

一般来说，国会过半数投票决议了的事情，必须由总统签署，政府才可以实行。假如总统反对国会的决议，亦可以不签署或实行总统否决权。总统否决后以安徽被送回国会讨论投票，这回国会必须3/2大多数票通过，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迫使总统执行。实际上如果总统运用到否决权，一定会有较为有利的理据，因此国会也就不得不认真的重新考虑总统的意见。所以，国会和总统僵持的局面并不多见。。。

不过，国会和总统互不妥协的情况还是时会出现的，我们试举下前些年的例子。1995年底，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因财政预算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与国会谈不拢而关门的第5次，不过以前关门一天半天就解决了，这次竟然持续了20多天才收场。如果最后国会和总统都不做出让步的话，则须将该问题提交联邦最高法院以法律的途径解决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美国政府的分权和运作，目的是说明，美国一切运作都要根据法律，国会与总统也一样要受罚。美国一切都以美国宪法为本，而宪法的最终诠释权是联邦最高法院，所以在三权当中似乎司法权力最大。可是，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制法官由总统提名，由国会任命，而经费全部来自国会，所以也受国会和总统的制衡。

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力的领袖之一的美国大总统，在国内的政治体系中也没有左右一切的权力。即使是在总统分内的国防、外交等范围内，也难免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向国会游说，威迫利诱、陈明利弊，或者直接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推动他的政策。

最后我想说的是——“做人难，做美国总统更难!”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美国法律》陈纪安科技大学美国生活百科丛书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王希北大出版社

宪法精神范文篇8

关键词:大学生;宪法精神;核心价值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宪法精神的培育，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培育大学生宪法精神的作用

（一）有助于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对大学生宪法精神的培育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但要求其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应具备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而大学生要培养法治观念就必须首先树立宪法至上的精神，把遵守宪法精神作为自己行为的首要准则。因此，培育大学生的宪法精神对于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建设法治国家根本在于公民法治观念的养成和法治行为的遵守，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都应该高度重视对法治思维和方式的运用，并且要把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发挥法治对社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只有依宪治国的观念与意识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时，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才能实现。青年大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他们作为社会公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有助于更好地建设法治中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精神的培育与践行，在一定范围上代表着当代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可见，青年大学生宪法精神的提升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三）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宪法精神的宣传与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党的二中全会上大把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和我国宪法的修改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这一重大修改，是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宪法精神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入认识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是推动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内化与实践外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四）高校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指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对大学生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宪法精神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指人们关于宪法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的观念与看法，这毫无疑问也是高校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范围。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宪法相关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法治思维、形成正确法治信仰，把宪法精神灌输进每一位学生的头脑，是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高校学生处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形成的至关重要时期，高等院校作为大学生思想观念培育的重要基地，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的宪法精神，其实施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具有重要影响。

二、大学生宪法精神的培育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一）高校法治教育不足。由于我国高校缺乏对宪法精神教育的关注，所以高校教育有以下不足之处：一是我国高校的教育对于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及道德方面，相对缺乏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宪法精神方面的培养，缺乏基于大学生法治精神培养的系统化，科学化方案，制约了大学生法治精神的有效培养。二是高校法律相关课程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大多采取大班教学模式和理论灌输的方法教学，内容宽泛，形式比较单一，授课课时相对有限，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标准也缺乏系统化，很难保证法治精神进行培育的有效性。三是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偏离，我国高校主要依靠课堂教学为主，基本上没有开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四是缺乏社会实际需要的师资队伍建设，偏离学生的现实需要，缺乏实战技能与法律思维的训练，从而难以满足学生对法律问题的深层探索需要。（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社会公民存在欠缺法律意识以及法律水平的现象，距离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比较远。一是我国现存的法律体系有很大健全空间，存在着法律滞后、法律空白、法律漏洞、未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等不好的现象，法治氛围也不够浓厚。二是在社会仍然存在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轻视、漠视法律的现象。而且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法治与现实相脱节的问题，阻碍着法治社会的发展。（三）大学生对宪法重视程度不够。大学生宪法精神的培育与大学生对宪法精神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关系。一是当前高校学生宪法精神的培育主要渠道在于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课程和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来了解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发展进程，但是这些课程是高校的公共基础课。大学生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是当成一门必修课程，而不会去深入探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加之教师讲课缺乏生动性，只是一味进行灌输，实践性不足，理论空洞，所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二是大学生较少地接触社会，他们的社会阅历有限，因而对宪法精神的深入理解也相对匮乏。而且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法律公信力的弱化和法治不良的现象，也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对宪法精神的接受与认同。大学生缺乏宪法精神，重视道德而轻视法律，也阻碍了宪法精神的的培育。

三、大学生宪法精神培育的提升路径

宪法精神范文篇9

如果把法教义学的态度运用到极致，而不对规范成立的事实结果投以苛求的目光，或者干脆把某种实践性的动机隐入规范解读的价值判断之中，那么在本次修宪中，则可依稀读出某种互惠正义。

正义的面孔很多，博登海默就曾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1]在那林林总总的正义形态中，互惠正义的观念及其实效性几乎跟“报应正义”一样古老，因为在法学的理解中，二者恰好构成对立。当然，互惠正义的观念也和其他正义一样，其内涵不断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嬗变，但迄今仍有意义。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互惠（reciprocity）的概念就居于枢要的地位。如所周知，罗尔斯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基本结构”，这虽然不属于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的范畴，但任何的实定宪法都涉及某种社会基本结构，而正义的原则就是罗尔斯用以评价它的道德标准。[2]而在罗尔斯看来，这种正义原则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互惠性的理念”。[3]他首先把社会理解为一个“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acooperativeventureformutualadvantage），同时具有利益的冲突和一致这双重的结构，而正义原则主要就体现为一种公平的精神，能够得到参与者的接受和认同，为此遂离不开互惠，以使社会成为“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afairsystemofcooperation）。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罗尔斯更这样指出：“一个稳定的立宪政体的第三个要求是，它的基本制度应该发扬政治生活中能发挥合作功能的各种美德，合乎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和解精神和与人为善的美德”。[4]

从这样的理论高度俯视本次修宪的程序以及文本，就会解读出其中若隐若现的互惠正义精神。当然，这里要预先交代的是，贯穿于这次修宪中的互惠正义也有几个性向：一是内涵的特定性，即它主要是现代意义上、且为法学所（能）界定的互惠正义；二是程度的有限性，也就是说本次修宪中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这种精神；三是表现的不稳定性，即其中的互惠正义往往折射成其他许多相关或相似的内涵，如平衡感、协调、妥协、合作精神等，虽然互惠正义本身也可能表现为这些要素；四是结构上的非独占性，也就是说本次修宪除了体现互惠正义之外，还可能体现其他的精神要素，在此不予赘言。

二、规范解读：互惠正义何在？

首先在本次修宪的程序中，或曰在作为一种规范文本的宪法修正案的动态形成过程中，可以解读出互惠正义。

盖历次修宪，均有赞否两论的对立，但本次尤烈，最后这两种观点仍在修宪者的意志之中得到平衡，所沿用依旧是一个务实的技术性原则，即所谓“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非改不可的才改”，从学理上而言，可称之为“最低必要限度修改”原则。至于何谓“可改可不改”，如何确定“非改不可”，实际上较为模糊，但这种模糊边界的存在，已然给各种意见之间的协调留下了回旋余地，这恰是互惠正义律动的空间。

程序启动的过程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众所周知，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的是法定的修改程序，但长期以来，在法定程序启动之前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作为惯例的前置性加接程序”，即执政党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案，提请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者基本接受后再启动法定的修宪程序，完成程序的加接。这种程序可以反映出执政党内部之间、以及作为政治代表团体的执政党以及作为民意机关的全国人大之间、还有上意与下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它既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而在本次修宪的运作当中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过去一般是中共中央首先形成初步方案，再向社会以及各界听取和征求意见；而这次中共中央没有预先给定方案，而是一开始就直接听取下面意见，并经过了所谓的“自下而上、两下两上”，[5]这其实说明了上意与下情，执政党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各种意见、各种利益、各种偏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并在一定的意义上折射出互惠正义的精神。

其次，如将目光从程序转向修正案的规范文本，则可更为明显地看到互惠正义的血脉。

其一可见诸于宪法关系秩序的固有结构、即公权力与公民之间的规范安排。通过这个修宪文本，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更有国家主席职权的扩大（追加了国事活动权）以及国家紧急权制度的确立，均表明公权力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伸张，其合法性获得进一步的加强；但另一方面，从立宪主义的观点视之，公权力之合法性的取得，须以人民权利的保障为对价，本次修宪在一定程度上得此精要，如“人权”术语以及概括性保障原则的首次摄入（第33条第3款）、私有财产权保障规范（第13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第14条第4款）的首次确立、土地收用补偿制度（第10条第3款）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第11条第2款）的进一步完善等等，凡此种种，无不关乎人权保障在规范意义上的强化。由此两方面可见，本次修宪的文本当中其实体现了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一种互惠关系。弗里德曼曾言，法治可以形成有利于政府和人民双方的互惠效果。此处的互惠，实际上乃是对法治作为一种事实状态的的一种描述，而我国这次修宪文本中所体现的互惠正义，则具有规范的意义。但既然宪法之治乃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修宪文本自身就安排了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一种互惠性结构，想必在一定程度上亦会产生上述弗里德曼所言的互惠效果。

其二还体现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二者之间。在它们的并立框架中，如果单纯从规范的实效性而言，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诚然更有利于保护富人的利益，而社会保障制度则主要旨在保障穷人或说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无须多言，这种规范的预设和预期，显然均回应了20多年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的初步分层格局，力图建立起一种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相对合理分配的法律框架。可以说，这是本次修正案文本中互惠正义的典型体现，而两个相关条款的依次出现，[6]也在结构的形式上突显了制度的并立对比意义。更有进者，这两种权利本身均服从于宪法平等权原理中的立场可互换性的规则与效果，由此也体现互惠正义。质言之，财产权的保护之于富人，虽然在效果上有利于保护其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他们在自由市场中沦为穷人的可能性；而财产权的保护之于穷人，也同样保障其在自由市场中拥有跻身于富人阶层的机遇。同理，这也适合于演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意义。

其三则可单独抽取第13条，即私有财产权保障规范观之，以窥视其中所体现的互惠正义精神。

首先，该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此“合法的”三个字不论从法学理论还是从立法技术上而言，均可谓似属多余，至少亦有累赘之嫌，故不见之于外国宪法的同类条款之中，但似乎恰恰体现了我国立宪者的一种微妙深远的政治思绪和良苦用心。一方面，在所谓“新富阶层”形成之后，社会必然出现仇富心理，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就曾预言在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新富阶层的出现可能会产生“忌妒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7]而对作为保护对象的私有财产之“合法性”限定，似乎正是力图调和普通民众与新富阶层在财产正当性问题上的角力与冲突，尤是对弱势群体、普通大众或其他仇富心理主体的一种安抚。另一方面，财产权的保护本可促成价值权威性分配结构的形成，诚如弗里德曼所言，经济财富本身亦可成为政治权力滥用的一种抑制力。[8]为此，在私有财产之前加诸“合法的”之限定，便具有微妙的意味，可推定这乃是为“私产入宪”之后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在价值权威性分配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埋下的宪法规范上的一种伏笔，这种伏笔到底将如何展开，法学是无法预计的，但可以想见，通过这样的规范安排，也可体现一种平衡，最终实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力量之间的一种互惠结果。

其次，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无须多言，这个条款更显见地体现了互惠正义的精神，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某种互惠，以及公益收用与正当补偿之间的一种平衡。当然，在此尚须指出的是，“公共利益”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但在厘定这个概念当中，恰恰也可贯彻互惠正义的规范精神。

综观程序于文本，尽管隐含在本次修宪中的互惠正义颇为微弱，亦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但仍可得以解读，而且也值得在规范分析中加以强调。这乃是因为，此种互惠正义的规范精神本身，在我国宪法历史中已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标识意义。申言之，它显然扬弃了，或者说是有别于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中的专政理念，即那种表现为以“无产阶级专政”单纯地对抗并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报应正义的精神。

三、透过规范的解读：互惠正义下的三个主义

以上聚焦地分析了本次修宪的程序和文本，其中，程序的分析是一种动态规范分析，文本的分析则为静态规范分析。而立足于这种规范分析的基础，如果透过这些规范本身，且将业已从上述的规范分析中所解读出的互惠正义作为意义脉络的起点，其实还可进一步解读到规范背后的一些新的含义，即一些与互惠正义的规范精神相连接的，或说是受到互惠正义约束的，具有实然意义上的理念，它们具体地展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之中，标识着时代的政治走向。为了表述的便利，下文姑以三个“主义”称之。

首先，互惠正义之于本次修宪中的体现，其实微妙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该时代本可称之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众所周知，“一部分先富起来”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朴素口号，而在其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恰恰成为利益多样化与价值多元化之社会结构形成的具体状况。在这一时代中，公平正义原则必然让位于效率优先原则，甚至在效率优先的躁动中也折射了一些正义的投影。但随着互惠正义精神在宪法规范上的浮现，至少从解释学的意义上可以断言这个时代的终结，如果同样沿用邓小平原有的用语，那么可以说是正在力图跨向另一个时代，即所谓“共同富裕”的时代。当然，作为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印痕的共产党人的独特理想，“共同富裕”最终是否可能实现，在法学上同样无法证立，但可以指出的是，当下的中国已开始进入向这个朦胧的方向努力迈进的过渡时期，互惠正义之所以能依稀展现于宪法规范，其缘由也在这里。由是观之，从互惠正义精神之中，其实可引出第一个上述所谓的理念，姑称之为“多元调和主义”。

多元调和主义虽仍然承认分化与差别，但已同时重视利益与价值之间的调整与协调，力求缓解效率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这既可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互惠正义，同时也恰好是规范意义上的互惠正义的具体要求，惟有如此，才能建立罗尔斯所言的“公平的合作体系”。而该体系的核心部分也必然通过宪法规范的框架得以确立，或曰落实在宪法规范之中。在那里，差别原理仍然有效，但诚如罗尔斯所言，它已经包含了互惠性的理念，从而使之有别于有限功利主义原则，质言之，“隐含在差别原则中的互惠性理念选择了效率与平等之间的自然交汇点”。[9]

由此“多元协调主义”之中，还可进一步引申出“法治主义”的理念。勿须赘言，这正是社会结构出现利益多样化与价值多元化状态之后的一种必然要求，以期通过法治调整各种利益与价值的冲突。而法治主义的理念也将赋予宪法以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具有立宪主义精神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10]另一方面，它亦必然反过来首先要求宪法之治。

正因如此，从法治主义之中又可自然地引申出立宪主义。当然，就当下中国而言，这或许只是一种作为“过渡时期”的立宪主义，笔者将其称之为“新民本主义”。它带有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胎记，但又有别于传统的民本主义理念，那就是力图借助实定的制度规范，落实人权或曰所谓“民权”的保障。本次修宪前后，“以民为本”、“为民执政”等政治话语一时成为政治领域中的关键词，即可视为这种理念的深情表述。这种新民本主义虽然尚不足以完全充盈典型的立宪主义的全部内涵，却可能是当下我国立宪主义的暂定形态。[11]无独有偶，记得在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就曾有政治学大家吉野作造先生将“民本主义”作为“济宪政有终之美”的途径。眺望当下我国修宪后的政治走势，这实在颇堪吟味。

附：在“浙大法律与公共政策博士论坛”第一次报告会上的评议与回应

汪丁丁（浙大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我本来说五分钟就够，但刚才来梵越讲，我感受就越多，从五个字变成五十多个字了。我说话很快，我尽量用五分钟按原计划结束。

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里边特别提到互惠正义的时候，从休谟开始，这在休谟讲座里面，然后他就用现代的方式，也就是用“囚徒困境”、博弈形式来解释斯密和休谟当时提出来的互惠性，也就是reciprocity，很有意思。“囚徒困境”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太有名，法学家估计也大部分都知道，张国清在这儿，他翻译的这本书（《道德哲学史讲义》）。这个“互惠”两个字我们把它翻译成汉语的“互惠”这两个字有些误导，但我今天主要是替林老师的发言作论证，我只能用经济学手段来论证我同意的那些部分。就是说需要有一些对关键词的梳理，这是因为“互惠性”在我们汉语里很麻烦。

我今天找到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原话。他当时这样说：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下面的这两个条件：一件事情是solidarity，也就是说团结；第二件事就是reciprocity，也就是这个“互惠性”，但这个“互惠性”在英文里面实际上是平等交互性，不仅包括“互惠”，还有互相惩罚，还包含着如果你犯规我惩罚你。

林老师从一开始就说到，为了合作共同的冒险，之所以要合作上的冒险，在于两个人合作总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也就是说每个人通过合作得到的收益大于不参加合作得到的收益，于是他才合作，但这里面有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他合作了以后，捉到了一只野兽，对方不分给他，拿了野兽走了，这样他就受到了背叛，被出卖了。这时候背叛合作的人有着最高的收益，所以理性人在“囚徒困境”的社会环境里是不会合作的，因为他想到后来会被人出卖就决不会合作。这样罗尔斯的“囚徒困境”的讨论就把我们带到了1910年西麦尔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的一篇很根本的文章，题目叫做“Howissocietypossible”，我把这个叫做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社会为什么可能，社会何以可能。因为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是人类结成社会的，可是从人类理性出发，人类不可能结成社会，于是这一百年来，社会科学家试图回答西麦尔的问题，包括舍勒本人，舍勒是西麦尔的学生。于是舍勒第二个使用了reciprocity这个概念，就在他老师的思路上。

我先回来说我的休谟讲座。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里特别强调了休谟的一个贡献，就是因为休谟认为先有正义，其次有道德，道德是惩罚不合作者已经成为我们心理习惯之后为了将家庭正义观念从血缘、从家庭内部扩展到家庭外部、公社外部，这个时候我们从正义演化出了道德的。休谟说，道德是附加在正义上的事情，他的根本机制是同情心（sympathy），就是说所有人因为习惯在自己家里维护道德、惩罚不义者，这时候出了家门之后，碰到了叛徒，他有一种对于被叛者的同情，于是他就开始感到不幸福，所以大家都不幸福的时候就会产生道德感，对于非义行为的不幸福感受，是同情心引起的。关于休谟这段罗尔斯说得非常精彩，我不再说了。

于是接下来才到今天的主题：第四次修宪的一个要点，就是刚才来梵讲的关于什么叫做合法的私有产权。还接着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论证，因为它涉及到这次修宪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可以看出来的一个问题，刚才林老师已经说到了。

在《人性论》的第二卷里，休谟提出人的幸福有三个主要来源，一个是身体的特征，就是你长得美，你就感到幸福；第二类是affection，就是有人爱你，你是爱的对象，你也会感到幸福；第三类就是你的财产，财产权利，广义的财产权就是life，libertyandpossession，就是你的生命、基本自由权利以及财产权。这三类作为幸福的基本来源，休谟一个一个给你列举，哪一类是最重要的，是可以转让的。幸福的前两个来源，就你是某一个人爱慕的对象，如果别人忌妒你，比如说国王忌妒你，想把你这个幸福的来源拿走，他是拿不走的，是不可转让得，身体的美貌也是不可转让的。休谟提出唯一可以转让的幸福来源就是财富，就是把你的财富剥夺，你就不幸福了，他就幸福了，所以社会稳定或者动乱的唯一条件就是财产权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刚才林老师已经提到这个稳定性，但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家极其重视宪法权利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所以我才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没有时间说其他的。

财产权的稳定性，在休谟和斯密看来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保证，但是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公民的生命权得到了相当好的处理，财产权是由于政治格局和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性的发展阶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人有政治上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想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他们想把他们的财富保护起来传给子孙，当然这里有互惠性，我很强调这点。

当然这个互惠性不仅是“惠”而且是“罚”，但这里面有一条，就是基本的自由liberty缺失，或者在特定的情境下，无法得到平行于另两项的保证，就是广义产权的另外两项lifeandpossession，这个缺失可能会在未来造成失稳的情况，不稳定，因为这个自由权利包含两项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论证过，一个是经济自由，我们有；还有一个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我不知道。由于这样一种缺失，这就导致第13条第1款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个“合法性”的论证问题。他涉及到政治的自由，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你的私有产权是legitimacy，这里的合法性不是合法律性，不是legality，是韦伯说的legitimacy，是合法统，是合道德合法性，或者是哈贝马斯的道德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至少不是法律实证主义可以论证出来的，我个人是这么看法，当然你跟我争论那我没办法，我得学习了。这是一个隐含着的遗留的问题。

我们回去说一下古老的休谟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关于产权和政治的关系休谟所说到这样三件事情。第一要有稳定的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保证；第二是要有财产转让的自愿主义原则，你不能剥夺，你总是要剥夺剥夺者，那你的社会稳定不下来，但是剥夺一次剥夺者就造成了合法性的无法论证了，这是我刚才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所谓信守承诺，这也是很重要的，你在商业社会、现代社会更加重要。到了信守承诺这件事情，200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史密斯在去年一次经济学的年会上有这样一个提法，叫做“亚当。斯密的两张脸”，（twofacesofAdamSmith），因为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原富》，好像不是一回事。怎么统一起来呢？这篇文章就这样来说。但这里面大部分谈的是猴子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因为他开篇就指出，斯密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reciprocity，就是林来梵老师这个主题，就是互惠正义。互惠正义首先意味着惩罚对方的权力，就是如果你不合作，这个社会整体就有种道德激情来惩罚你，如果你没有这个道德激情，就没有人信守承诺，就是休谟说的商业社会的第三条重要保证。结果在猴子的群体里，动物学家没有看到互惠正义的这种行为习惯，但在人类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这两类族群里，普遍存在着互惠正义，这个互惠可就不是惠，就是如果一个黑猩猩与另一个黑猩猩分享了另外的食物，动物学家观察到被分享食物的以后会把同样自己的同样比例的食物分享给这个猩猩。这个统计非常精确，但是更主要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很多黑猩猩如果见到有一个黑猩猩接受了另外一个猩猩的食物而不回报以同比例的食物，会群体惩罚，很多时候就把他驱逐出这个群体，这叫做reciprocity.然后他就用了大量的脑科学来证明，这就涉及到今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实际上人类的心理情感，就是关于正义，以及休谟说在正义先有了之后发生出来的道德情感，整个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就说到这儿。

季涛（浙大法学院法理学副教授）：

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有个特点，就是自从林老师来了以后颈椎就不大好，因为他比较高，我们老仰望他。他作为规范宪法学的第一掌门人，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高度的的确确存在。

我今天的评议我把它概括成一个题目，叫做《雄辩与沉默》。

今天他的第一个特点是很雄辩的，这个雄辩我归结为一个，是他的视角非常独特，就因为他讲到互惠正义，将这个作为解读这次修宪的原则或者出发点。我的理解是他把这个互惠正义是放在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框架下来理解的。我们知道罗尔斯的整个思考，是基于互惠正义的公平合作的社会如何可能建立起来。他有两个很著名的东西，就是两个正义的原则，第一个正义的原则就是要解决天才与白痴，不能让天才吃亏，就是说首先要保证平等的自由，这样天才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他的所获才会比白痴要多一些；第二个原则是不能让白痴太可怜，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面，白痴将失去一切。我觉得互惠正义作为一个基点来理解的确是很好的，就是大家都得到好处，而在契约里面，大家得到好处还不行，还要大家得到的好处是公平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互惠正义。

这里面有个问题我想提一下，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个特征，就是他论证的仅仅是两个正义原则，他论证的方法是纯粹理论性的。“无知之幕”的论证是纯粹理论性的论证。他论证这两个正义原则本身的程序，构不成一个理想的程序来对宪法程序的修改构成批评，所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无知之幕”不可能在现实的宪法修改中提到任何批评性的意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和他有一次争论，哈贝马斯也有个理想性的理论叫做交往行动理论，交往行动理论基于商谈伦理学上有一个理性的论证程序，他这个理性论证程序肯定也是一个理想的程序，这个理想的理性论证程序可以对现实的宪法制订或者修改起到理论上的批评作用，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看现实中的宪法制订和修改程序是不是合理。这是仅仅讲互惠正义的话不能够忽略的，或者说仅仅讲互惠正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小小的偏颇。

还有一个，就是罗尔斯在美国的整个政治哲学框架中是中偏左的，他比较同情穷人或者说弱者，所以这样的一种政治立场实际上跟我们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左偏右的立场，或者说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情调是比较契合的。所以我觉得林老师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有一个特别的雄辩的味道。

第二个，我认为他的思维比较缜密，修辞只能用同志讲的“与时俱进”来形容。所以我觉得他这两个做的比较好。说他的思维比较缜密，因为我觉得他论证的过程是分成两个环节的，一个是他从规范的内容作了一个规范宪法学的解读，另外一个他在规范的背后几乎是把中国的历史传统跟我们当下的历史现实作为证明规范性解读互惠正义的理由。因此这个思维是比较缜密的一个特点。这尤其表现在规范的解读当中，就是公权力和人权的平衡，还有就是私人财产权和社会保障制度。这里面有个问题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林老师把互惠正义扩张到公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我原来理解的互惠正义不是这样的，在我的观念中互惠正义在罗尔斯的体系之下是指这个社会当中所有的人强者跟弱者或者某种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之间的互惠，而不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惠，因为国家不存在要跟公民争利的问题，他只是为公民服务的。我觉得林老师的雄辩之处就在于他把互惠正义的观念扩张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交易，这个可能比较适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所以我觉得他是很雄辩的。

另外，他把私人财产权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平衡解读为新富阶层和社会的弱者-这批弱者包括下岗工人、民工、农民等等，林老师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些农民虽然处境可怜，但是他毕竟有可能成为新贵，这是非常雄辩的。当然在中国目前的历史处境之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渺茫的。

最后，就是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准确把握跟与时俱进的历史感，对新民本主义的理解，对我国的进程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就是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我们现在共同富裕作为历史背景，认同了这样一种历史进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解读。

以上是关于林老师的雄辩。

下面我来讲讲林老师的沉默。

我觉得林老师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他的雄辩，肯定还有他不想说的，需要大家去体味的，我就把他沉默的地方要给他说出来。

谈到“沉默”，首先我们要对“沉默”说几句。有句俗话：“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我觉得我们林老师是金银财宝是全部搞定。

关于沉默，起码有这些格言值得讲一下。第一个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在《逻辑哲学》序言中他说，凡是能够说的东西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东西，就应当保持沉默。这就是一种沉默。这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东西，或者你不能知道的东西不要谈。第二个是，大家知道的，法国艺术家的雕塑叫“思想者”，他是沉默的，他不说话。这个沉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正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对问题的答案尚不知道，所以他只得沉默。因为想说话的人，他一定是已然知道了才说，这是第二种沉默。第三个就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存在与时间》当中提到一种沉默，这个沉默有两句话，一句话是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话语之中，第二个是，沉默可以揭示闲言碎语，也能够让闲言碎语消失。第四个非常有名的沉默，大家都知道，就是鲁迅同志讲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这种格言可以归纳成五种沉默以及他们的成因。

一，无知的沉默。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清楚的，只有沉默。

二，思者的沉默。思考的人尚不知道答案，不知道结果。

三，贵族式的沉默。就是海德格尔讲的，他已然知道答案，但是他无法把答案传输给所有人，这就是一人独醒的，就像当初尼采式的沉默。

四，领会的沉默。这大家大概谈恋爱的时候会有所知道，大家都明白心意的时候，沉默。

五，奴隶的沉默。他不管你知不知道答案，不管你想不想说，你都得保持沉默。

这五种沉默其实可以分成两类，前四种我们可以叫做知性的沉默，就是智力上的沉默，就是跟智力有关的沉默；第二类叫社会性的沉默，就是跟智力没关系，这是被迫的沉默。这是为解释林老师的沉默作的预备性的说法。

林老师的沉默是耐人寻味的。首先他为什么是沉默？为什么他有沉默？在他雄辩之处依然还有沉默？林老师作这个报告尽管一上来就讲，他不带有价值立场的，但是我相信林老师是带了一定的价值立场的，其实他选择切入口的时候是有所考虑的，就是说，他已经知道，应该有所言有所不言。对修宪的评价无非是从内容和程序两个方面作评价，但是林老师在这两方面都有些说了，有些可能他知道但不说，所以这是一个沉默的地方。

林老师有本很好的书，叫《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这本书确立了他规范宪法学第一掌门人这个位置，他从罗文斯坦的名义宪法、语义宪法和规范宪法的分类提出了这样一个宪法学理论，而且他讲到建设一个规范宪法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这本书在宪法学界是好评如潮，我想你理解他这个功力对你理解他的沉默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我想说，他在什么地方沉默了。这个本来不该说的，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关于修宪程序的问题上，林老师还是有所沉默的。跟以往的程序相比是有所进步的，但据我所知，这个进步也比较有限。再一个沉默是就修宪内容上的沉默。有一点林老师也保持了沉默，季卫东在网上有篇文章《对第四次修宪的期待》，这个期待里面讲到对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问题。我想其实前面在修宪程序上的沉默是影响到互惠正义确立的问题，因为权利受到宪法影响的人没有权利参与宪法修订中的话，这还谈得上什么互惠正义呢？另外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的实施，即使你按照互惠正义原则建立起来的规范，但如果没这样的制度的话，也会流于问题。新富和弱者之间的权利规定的问题，这次对于财产权的规定相对具体，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都比较空洞，还有对人权路线作原则性规定也比较空洞。林老师可能也没有言明吧。

我觉得对这些沉默的实质性理解可能会对解读互惠有所帮助吧。

最后一个就是何种沉默的问题，到底是知性的沉默还是社会性的沉默呢？我就不能说了，但是除了林老师在讲座中的沉默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不在场的，按照王小波的说法是叫做“沉默的大多数”。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修宪和互惠正义，谈论人权的进步问题，但我却在这里对宪法学者的沉默本身喋喋不休，这是特别的耐人寻味的。我的评议就到这里。

林来梵：

哈哈，季涛老师不是我，焉知我有沉默？

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来。

汪丁丁教授的评议非常好，而且确实非常有价值，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的，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惟独与我们法学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丁丁兄是跨学科中心的领导人，他本身研究的范围很广。但法学的思维方式比较特别，说一个概念一定要把它厘定清楚，王兆国同志就可以说“可修可不修的我们就不修，非修不可的我们才修”，但我们法学在概念上就可以把它称作“最低必要限度的修改”原则，这就比较麻烦。关于正义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法学领域里面，与在政治学、哲学上有许多说法的内涵有所不同。比如说互惠正义它可以包含许多内涵，但在法学领域里面，则要确定性地加以厘清。例如，根据汪丁丁教授的说法，休谟的互惠性其实包含着互相惩罚的可能性，这种含义我们法哲学里面把它叫做“报应正义”，与互惠正义是明确区分开的，二者相分离。你伤害了我，那么我也要伤害你，这是“报应正义”；而在一个框架里，我们都得到好处，那么我们就叫“互惠正义”。我今天所讲的互惠正义，就有特定性，有特定的内涵。

至于说我们的季涛博士，也是我的同事，他今天是我所知道的口才发挥最好的一次。平常我看到他比较腼腆，当然腼腆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我们知道，罗尔斯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甚至还有些口吃。我也同意，季涛老师说我雄辩、沉默，其中隐含着一些内容。其实他不用沉默，说出来就更好了，因为我们都很轻松，我也乐于接受大家的批评。

他讲到几个要点，我想稍微回应一下。

关于程序问题，用商谈理论来解决是个非常好的想法，我完全同意接受。但商谈理论在根基上也蕴涵着互惠正义的精神。另外，他提出公权力和个人之间不可能产生互惠，因为公权力是完全服务于个人的，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法治会产生对政府和个人互惠的结果。当然他说的更多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上的结果，而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但是，说国家没有独立的利益，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没有单独的利益，它的利益都是为人民的，这则是一个理念层面上所假定的定论。实际上，公权力还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立场，独立的利益，特别在法学上，我们把它设定为有独立立场的主体，所以在法学领域尤其是公法学领域里，公权力与个人其实就形成一种互相针对的立场，用法学的概念说出来，这种概念就是“对抗性”的，个人对抗国家，当然这个“对抗”不是我们政治学里所说的对抗，而是法学意义上的对抗，指利益的不同，利益的取向不同。我觉得公权力和个人之间都有各自的利益，都有利益立场，因此它们之间可以贯穿一种互惠正义精神。

至于穷人不能成为富人的可能性，或者可能性很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实然意义上的问题。我承认，财产权的保障，当下是肯定有利于已经成为“新富阶层”的那些人的利益，但是法学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最主要是看它的应然性层面，就是说它到底规范意义上是如何的。第13条也好，第14条也好，权利的保护都是在平等意义上的保护，平等保护某个权利之后，就会产生平等保护的某种规则，这个规则我把它追溯到一个道理，叫它为“立场的可互换性”。比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财产权，这在效果上，可能对富人比较有利些，但是富人在法律上也可能成为穷人，穷人也可能成为富人，他们的立场是可互换的，这个规则本身在规范意义上对穷人也好、富人也好，是一样对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隐含着互惠的精神。

季涛老师他说到那么沉默，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精彩，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觉得这次宪法修正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我们期待中国会进步更快，这种期待也许超出了现实的要求，现实不可能这样。我认为这次最大的进步就是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互惠正义的精神，我觉得这个非常可喜。这个微妙确实难以言说，便是季涛博士所诟病的“沉默”。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2]关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详见其《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

[3]罗尔斯，前引书《作为公平的正义》，第190页。

[4]同上。

[5]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6]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在第13条，社会保障制度写在第14条第4款。

[7][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7页。

[8]参见「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11页。

[9]罗尔斯，前引书《作为公平的正义》，第201页。

宪法精神范文篇10

关键词：五四宪法宪政思想影响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村和城市手工业改造作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规定。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逐步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表明对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在一定时期限制其政治权利，没有消灭其人身权利。

不仅如此，五四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相应的配置，从而为“规定限权委托书”创造了条件。

(一)关于权力分配。马、恩、列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越来越广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或部分人的民主。五四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也是一种代议制，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不仅在于阶级本质不同，还在于西方议会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选民有权罢免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

(二)关于权力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授权于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权力的回报(服务)，同时也体现在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与监督的前提，而人民的监督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种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可靠保证；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基石；也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必要方式。五四宪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如前所述，五四宪法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全国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五四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原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三)关于权力制约。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想。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广泛的职权：修改宪法，以全体代表的2／3通过宪法修正案；享有立法权，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选举、罢免权，选举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组成人选，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等等。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共和国主席，主席的地位不是在全国人大之上。人民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

由此可见，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二、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对现行宪法的影响

五四宪法是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就其宪政精神而言也是五四宪法的延续与发展。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别，而同五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很近似。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O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明确地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又说：“我们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个月之后，即在1954年9月15日，当宪法草案提交我国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在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嗍由此可见，1954年虽然尚未完整地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到了1982年，则较之过去更为系统化和发展了。所以，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

现行宪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基本体系、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列项，等等，都是由五四宪法首次确定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宪法在内容上有很多新的发展，有的是极其重大的发展。例如，国家总任务由五四宪法规定的“一化三改”发展为现在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又如，现行宪法第一次写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如此类的发展还有很多，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择其主要的简述如下：

(一)关于全国人民的团结。五四宪法在序言中写道：“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主统一战线。”这个表述，在现行宪法中有发展。后者的提法是：“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在它的前面还增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于1993年，又在该自然段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代表制民主的同时，增写了1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第16、第17条中，又做出了在国有企业和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明确规定。现行宪法还增列了第l11条，规定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及其工作任务。公务员之家:

(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行宪法明确了中国公民的定义；对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五四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增到了4款；对于人身自由的有关条款，增写了4处禁止性规定，以切实保护人的身体、人格、住宅以及通讯等的不受侵犯，尤其是现行宪法增设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条文。这是总结了“”的惨痛教训。现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还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权益作了保护性规定。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内容均为五四宪法所没有。至于五四宪法规定过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则在现行宪法中未见规定。

(四)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与五四宪法不设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