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十篇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1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肌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2

按照学者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群体文化被视为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是嵌入于群体文化当中的。群体中一个人的异举不一定能够改变群体文化，但是很多个人的异举则显示为群体文化的变迁，决定了群体文化的产生、复制、传承、选择和变迁。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极端观点。一个区域的文化与本地地理、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以及人的感知等因素有关，也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刺激和冲击等因素有关。一个区域内，一些文化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另一些则有明显影响。即便存在明显影响，经济与文化之间不一定存在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

区域文化在一些条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发挥影响（比如在市场环境中），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能不发挥影响（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反过来，区域的经济发展（比如其经验和教训）也会影响到区域内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但不一定嵌入于地方存在的全部文化。而且，即便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还存在强嵌入和弱嵌入问题。一些冲击因素（比如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去嵌入于地方存在的文化。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共生演化框架还是不完全的，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加以利用。这里我们试以温州和苏南地区为例来对之加以分析。

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此外，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之外的浙江省其他地区总体也大搞乡镇集体企业，后来为什么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实施改制，走上主要以发展个私经济的“温州模式”之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和苏南地区两者有一点相同：两者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这种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迫使历代温州人需要依靠经商养家糊口，逐步形成强烈的重商文化、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这又反过来促进温州人的商业发展。

温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适。“永嘉学派”综合了儒家文化、周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要素发展而来，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而温州的本土文化属于“水文化”，这种基于海洋的“水文化”有一种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是一种“重商文化”，与历代温州人必须借重航海贸易的生活方式有关。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天高皇帝远”，有着一种反抗皇权专制的文化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不过，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就有人私下对抗“皇权”搞农户家庭承包制，有着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成为自组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地方，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自组织发展在1980年代成就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这里，温州的重商文化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共生演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的小三角，即江浙沪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粮仓，也是各代官府重税之地。这种地方历来稳定压倒一切，官府控制较严，要求秩序稳定、百姓顺从。不过，即便是重税之地，税负在多数年份也会在官民博弈中倾向于达致一种平衡，使百姓值得努力劳作。当地内河水系发达，历史上形成的“吴文化”就是指这一带的地方文化。它也属于一种“水文化”，但这种“水文化”属于“内陆水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有利于商业运输，但没有多少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苏南地区临近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而上海的市民“小传统”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上海，苏南地区的“吴文化”是一种城乡混合文化，总体上有着勤劳、精巧、阴柔、秩序（顺从）等特点。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苏南地区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改革之初上海国有企业较多，社队企业的资金规模和人员规模也适合于与上海的国有企业的合作。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吴文化”与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苏南模式”也有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距离吴文化区较近，受到吴文化的影响。而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宁波，就与温州类似，同属“海洋文化”，而且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宁波与上海等地一起成为通商口岸。1949年后，由于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政府长期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温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地区虽然也发展了大量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些地区比省外其他地区政府职能转换和企业转制更早，总体上转向自组织经济。前述浙江区域文化无疑有助于这种转型。浙江省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可以说，浙江全省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的改制虽然落后于浙江，但毕竟进行了改制。这种改制与“吴文化”的某些要素发生了脱钩。市场因素的冲击和不同所有制结构效率的真实比较，也对当地的区域文化造成较大的冲击，“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中的一些重视个私经济的文化和正式制度因素也为苏南地区所接受。由此看来，苏南地区的“吴文化”即便仍然成为“吴文化”，其内核已经出现了变迁。从苏南地区当前的高速发展来看，新的“吴文化”与苏南地区的新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和苏南地区，还都存在着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集权文化的存在与我们的单一制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关，也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有集权文化和集权体制的地方，就有依附文化。这种文化和其他文化（地方文化，儒教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竞争关系，它们之间的合力影响着地方经济发展。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 文化因素 作用

随着国际和区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趋深入，区域文化力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区域发展实际，研究区域文化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培育并弘扬先进文化，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类型。畜牧经济阶段滋养了畜牧文化；农业经济时期孕育了农耕文化；工业经济昌盛了工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并深刻影响区域文化的类型与构成、形式和内容。

从上述角度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河湟先民创造的石器时代文化，再加上民和喇家遗址和地处西宁市西郊杨家寨的南凉“虎台遗址”、唃厮啰政权的“青唐城”遗址等古遗址文化，历史上汉、藏、回、土、蒙古、撒拉族等诸多民族的先民，在共同发展河湟地区物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形成了现今青海6大世居民族既共融共通、相互交融又别具一格、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河湟多元多样民族文化。

河湟地区不仅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共存的宗教圣地，而且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宗教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民俗民间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观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等河湟现代文化，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文化建筑的实证。河湟地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河湟文化新类型的孕育和诞生乃至繁荣昌盛。

（二）区域文化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21世纪，经济和文化出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力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要受到区域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商业活动文化背景的阐释，如关于齐国的“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关于邹鲁的“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等。可见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当时已经比较明显了。另外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以旅游文化为补充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模式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青海的知名度，也对青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同步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已深深融入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之中并成为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区域经济要形成特色并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方案时，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把文化经济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使之成为一个发展整体。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同时，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必须对传统区域文化进行扬弃，将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鉴于此，大力开发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是河湟地区当下必须坚持的发展战略。开发、利用好河湟文化旅游资源，就为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所以，河湟区域文化与河湟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也促进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文化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市场的开放性同文化的包容性在本质上是可以融合的，在此基础上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促使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推陈出新，又能在融合过程中实现文化产品量的增加与质的升级。所以，充分利用地区文化资源，发展教育、文艺、体育、民间工艺、旅游、科技、工艺服务等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

根据青海省的统计，青海旅游业近几年增长十分迅猛，1995—2000年5年内旅游收入从1914万元猛增至10个多亿，年均增长约122.92%。旅游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年为0.16%，2001年达到4.47%。2008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比上年增长0.3%，200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突破60亿元，增长26.6%。再从居民消费支出中文化消费所占比重来看，青海省同全国一样，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增长较快。城市住户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7.9%，2000年达到11.8%，2005年为12.9%，2009年为10.1%。农村住户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1995年为33.70元，比重为3.7%；2001年增至79.38元，比重增长至6.52%。2008年为148.9元，比重为5.0%，2009年为173.8元，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4%。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表现为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融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化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中西部省份以农耕文化为主，而东部商业文化比较发达，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西部省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东部省份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长期影响的结果。

青海省民族成分复杂，为各民族文化融通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伴随着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青海各区域各民族的文化开放与交流已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势头，其必然增进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河湟地区农耕文化发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该地区居民保守有余但进取开放意识不足，通过与中东部省份的文化交流，其商业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必然增强。所以，河湟地区的文化只有通过省内省际文化融通政策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着力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办好青洽会、国际清真食品用品展览会、藏毯国际展览会、唐卡艺术和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经贸文化活动，提升青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深化同海外和省外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同时加强省外、国外的先进技术、快捷的市场信息和经营机制与青海的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优势的密切结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其次，加强扶持引导。河湟地区应在拓宽融资渠道、广泛招揽人才方面下功夫，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大力扶持具有河湟民族特色的歌舞、戏剧、曲艺等，为河湟文化走出河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好铺垫。另外对有发展潜力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重点旅游景区等要争取多方支持，重点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结语

目前，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重要机遇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影响力将日益突出和重要。只要结合好区域文化，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正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类型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即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马清华. 关于传承和弘扬河湟文化的思考［J］．攀登，2011（5）

②段继业. 河湟多元文化的起源、价值与现实［J］．青海社会科学，2002（5）

③景晖．青海研究报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精品版2005：344—345

④马兴胜. 区域民族经济与区域民族文化的依从理论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22—125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黑土地 文化 经济 发展

人们经常谈及并探讨“晋商”、“徽商”，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等，这些都为地方经济发展打上了地域文化的色彩，其实就是暗指经济和地域文化存在辨证关系，人类追求什么？当然是文化！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同时体现出这些新兴国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发散思维，极其活跃。

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之上，文化为经济服务，而经济又推动文化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经过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阵痛，如今在世界上GDP产值位列前三名，随之文化地位也显得突出，各地“汉语热”则说明这一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培育发展一方文化，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文中阐述的黑土文化指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大森林、大湿地、大粮仓以及丰富的矿藏，世界上少有的黑土地也分布在这里，用地大物博来形容绝不为过。这里民风淳朴、百姓善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和人文条件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后劲。

一、打造黑土地的生态农业

中国黑土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及辽宁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总面积101.85万平方公里；乌克兰大平原的面积约为190万平方公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3个黑土地带都分布在四季分明的寒温带，由于植被茂盛，冷热季节的更替，导致大量枯枝落叶腐化、分解，形成了厚厚的腐殖质，也就是肥沃的黑土层，“寒地黑土”之称由此而得。寒地黑土物产已经成为世界绿色有机食品最好品质的代表。

绿色是市场消费潮流，而寒地黑土是绿色食品的生产基地，其生产标准是建立在绿色食品标准之上的标准，寒地黑土经济也是超越传统运作模式的现代经济。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黑土物产虽然产品优，但名气不大、品牌不响，外埠商贾经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里的原产品，经过包装后就能卖出大价钱，而生产寒地黑土物产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寒地黑土协会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以生态经济为统领的生产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体系，在这套高准则的《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和《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权申请程序》以及产品可追溯的产品安全码等一系列标准和执行制度的“硬性约束”之下，生产基地、相关加工企业和贸易公司都在统一的高标准控制之下执行生产和服务，确保了寒地黑土绿色物产的产品质量和品牌质量。

高纬度、高寒冷，地广人稀，这些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作物一年一熟，营养丰富，配合绿色食品的生产，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打造成绿色食品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截至去年年末，已有110家企业238个产品使用寒地黑土证明商标，涵盖了农、林、牧、渔、副等各个农业产品，包括粮食及其加工工业、乳、肉、禽、蛋、鱼、瓜、果、茶、饮品、调味品等各个产品类别，我省通过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面积达到4680万亩，无公害食品实现全覆盖，有1028种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172种产品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有5225种产品获得无公害食品认证。用鱼皮做衣服是赫哲族妇女的一大特长，如今再做一件鱼皮衣成本相当昂贵，掌握这种技艺的人也屈指可数。

此外，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等其他非遗展示，以及赫哲族萨满舞、角雕制作技艺、麦秸工艺等民间艺术也同样精彩绝伦。

二、打造黑土地的生态旅游业

发展文化产业，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现在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密不可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抓文化也就是抓经济，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也是其一个有力的体现。最终达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从而使文化事业的发展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从原始经济形态进入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和现在的知识经济形态，历时数千年，经济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是基础，文化反映一定经济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与经济的“同流”。然后推陈出新，利用现有经济水品建设学习并开发新文化技术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大环境，之后文化又持续走向发展，再后来两者都

[1] [2] 

是相互交替发展，就这样相互作用，文化和经济都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

特定的环境形成了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

（）肇东国画：肇东国画以它的群体优势在国内画坛上崛起，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

（）海伦剪纸：海伦剪纸有着较高的艺术成果。剪纸带头人傅作仁创作的大型剪纸《东方红》幅，进京展出，其中《葵花向阳》等幅作品被周恩来总理转赠铁人王进喜和东海舰队。海伦剪纸每年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百余件，同国内外进行交流几百幅。

（）北林风筝：北林风筝群体建立于年代初，自年至年连续年组织个队参加北京国际风筝赛和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赛，获一等奖项，二等奖项，三等奖项，团体奖项。近年来，北林风筝更是越飞越高，队伍不断扩大，花样不断翻新，每年春节在城郊旷野都有大批风筝爱好者追风斗艳，吸引许多游人驻足观看。

（）庆安版画：庆安版画起源于五十年代末解放军转业官兵业余创作的北大荒版画。进入新世纪，睿智的庆安版画创作群体，以创新的精神和思维，开始把目光盯在了版画的商品化创作上，由单纯艺术作品创作转向文化商品创作

（）望奎皮影：望奎皮影历史悠久，于清朝同治年间传入望奎，历经百年风雨，从崔春芳、关兴久、张学文到谷宝珍，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表演的皮影戏《三请樊梨花》、《红月娥做梦》等剧目多次被省电台、电视台采录实况，《三请樊梨花》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望奎县画家张家纯，将我国传统的皮影艺术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皮影画，使之在景灯下的艺术效果定型在纸绢上，充分展示出中国皮影艺术的价值和迷人风采，先后在我省及大洋彼岸美国等地展销。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中国经济　滞后性　中国文化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 经济社会发展 关系

前言

中国是有着长远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算是多如天上的繁星。一直被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财富。当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的转变为城市人口，已经导致原有城市在结构和规模方面的不适应，新的城市化建设要求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理论与方法方面提出新的质疑。使得保护文化遗产与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问题。

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排斥或共生

在纯粹经济利益所驱使下，把经济发展作为硬道理、硬指标，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先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经济为目的，然后再修复重建一些被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这样的理论依据的确在当前据有相称大的市场，并且这也是当前很多数已经实施，或者是正在实施的开发项目的真实写照。这成为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考虑到城市要发展，人们要生存，往往就必需要革旧迎新。这种说法是在强盛经济利益驱使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保护持以推脱之词。我们究竟是朝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让步呢，还是应该以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呢？这成为备受争论的问题。因为另一种开发者的观点是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认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否，或者是谁对谁有更有理，我们来看看现存文化被保护和没有被保护地区是怎么样的。

纵观世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大力气的地方，如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较好的地方。在意大利，如今保存有大量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在经过政府花大资本修复保护后，已经成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且每年带来的旅游外汇收入超过90亿美元，而且就是一个庞贝古城，每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200万人次之多。再如法国普罗万小城，曾经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到现在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独特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时期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在山上是上城，集中了教堂、谷仓、钟楼等中世纪建筑；在山下是下城，分布着民宅和商店等现代生活设施，这些地区是游人络绎不绝，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向往这个地方，快速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又如西班牙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投入，平均每年都是数以10亿元计，在投入与产出上，他们在旅游业方面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那些被毁坏的文化遗产上，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经济是怎么样，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六堆寓因处在6个山峰环抱之中而得名。2008年6月，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就已经被省政府批准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前正在申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采矿者不惜铤而走险，理直气壮地毁坏了位于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为何非要在3万年前的遗址上开山炸石？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石和矸石。极个别的采矿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毁坏文化遗产，他们把铁矿石每吨能卖300元左右，矸石每吨在100元左右。一辆大车能拉铁矿石50吨，一车出来就是1.5万元的收益，这样就使得一天一夜的工夫采矿者就能摇身变为百万富翁。但是这个地方永远成为历史，没有人会记得这个地方，富裕的采矿者毁坏了这个地方，已经远走。留下的还是破旧的矮房，没有生气的街道，集市上留下的是蹒跚的老人和不会走路的小孩，青壮年已经之外漂泊。

所以说保护好古文化遗存，一方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更是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其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体现在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设计、景观利用、文化娱乐等文化产业的诸多领域。并且通过对古文化遗存的保护，才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忆，达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目的。

二、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地部门在开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往往就是发展旅游业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因为旅游是以文化为先导的振兴策略鼓励将城市中的历史遗产用于发展旅游业，旅游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其关键原因是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旅游机动性的提高；最重要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达到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以此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尤其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城市核心区发展一定程度的旅游和文化活动。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区，就带动了西安的旅游业及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其附近区域产生很强的辐射作用。西安众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成，在门票收入的经济收益外就已经使得更多的是对旅游的拉动，参观者观游览过程中因吃、住、行、游、购、娱和通信、保险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效益。今年西安旅游人数达到了5000万，文化遗产创造的价值功不可没。文化遗产建设项目对西安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工业的带动作用，其原因就大唐芙蓉园和曲江池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等方面产生的综合效应，曲江文化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大幅晋升。

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公布出来，就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目光。中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就签订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和周边开发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金地集团、恒大地产集团都携巨资参与大明宫建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就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改造和西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就体现投资西安、参与西安城市建设的决心。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同时还积极参与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旅游设施建设，并且为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的人员培训提供支持，以此来对大明宫遗址区内的垃圾处理、水处理、环保等项目开展合作，这些无不体现了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效果。

三、结论与建议

在上文的认识中，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一方面应该尽量保护，因为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应该珍惜和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要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社会意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尽力挖掘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等价值，这样的遗产保护才是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同时还不断增加陈列展览等文化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互动性和可参与性，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着力点，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应该是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科学价值，不断朝深度、广度拓展，把破碎的、间断的、表面的实物概念发展，还原成连贯的、完整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文化保护研究方面要系统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反映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展陈内容的比较性，可以通过中外文物、中外历史的对比，古今演变的对比，采取不同类型文物的对比的多种方式进行，才能更好地揭示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还要增强展陈内容的生动性，可以采取介绍文物发现、发掘的过程，文物的历史背景，做到与文物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故事等多方面的信息，才能够让静止的展品活起来、动起来，让高深的专业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引导人们在参观中增加历史知识和文物知识，提高观赏兴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扬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建造我国现代化文明古国。

参考文献：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7

关键词：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 关系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内外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如何维持企业的生存，推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了各个企业的当务之急。而优秀的企业文化正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在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之上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力促企业经营战略的全面胜利。

一、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企业管理与文化发展现状

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模式由传统的国有计划经济逐步转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体互相结合的模式，整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要随着体制的改变而改变；再者我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面推进，中国企业面临的机会和竞争共存，走出国门有着更广大的发展空间，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利用世界市场、资金、劳动力及技术等各项生产要素全面发展自我；同时，国际巨头企业登陆我国带给我国企业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必须迎头赶上，在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的完美融合，这就要求企业领导人将其在早期企业创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体系和经营管理理念融会贯通以此来培养、教育新的企业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认同整合成统一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从而形成了本企业所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持久健康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日趋法制化和规模化，促使我国企业管理由制度化逐步和转向了知识化、模块化，开始注重文化建设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和影响。

二、优秀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1.引导作用：将企业员工的奋斗目标正确引导到企业所确立的经营管理目标上来，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完美完成。优秀的企业文化首先能够对企业整体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起到引导作用；其次能够对个体成员的思想观念起到引导作用。企业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后就会建立起一套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当企业内部个体的行为和价值发生偏差的时候，企业文化就会施展作用将期正确引导到企业所建立起来一整套体系上来，确保个体成员与企业方向保持高度的一致。

2.约束功能：除了企业管理制度等硬性的管理规则之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管理力量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能够对企业全员形成必要的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之后，企业就会拥有自己的行为标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使企业全员在必须遵守企业管理规定之外受到行为上的约束和道德上的规范，一旦有所违背必将受到行为上的惩罚和舆论上的谴责。如此这般约束着企业全员向认真执行各项纪律、严格把关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3.凝聚功能：企业文化形成后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将全员团结在企业周围，使全员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和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为企业的发展献言献策，贡献力量。将员工个、思想特征及企业技术创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

4.促进作用：为使企业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就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塑造团队意识，形成向心力，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爱护、关心员工的成长进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全员发挥最大潜力，向着企业发展目标不断前进；同时，企业文化形成之后必将反作用于企业管理，对企业建设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三、优化企业经营管理，推动文化建设发展

企业的文化建设绝非一句简简单单的口号或者标语所能够囊括的，它的形成是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文化的精华积淀。现如今很多企业都拥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并将之慨括为类似“开拓创新、团结拼搏”的八字口号，可是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却发现企业员工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美好的口号差之远矣，综合分析其形成原因，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企业文化并没有上升到企业的整体经营中来，它只是仅仅停留在了个别企业领导者的口头之上，这些企业文化根本就没有得到全员的充分认可。当全员的行为规则与企业大相径庭，那么企业管理之所以进行的如此之困难就不难理解了，此时就必须通过优化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来将企业文化疏导渗透到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之中，使之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企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充分联系到企业的沟通机制，使两者相互结合起来，只有使企业领导层与企业员工达到上下相互理解一致，才能促使员工形成真正的企业认同感。

四、结语

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规则条例是硬性的，企业文化则是软性的。文化影响着管理，管理反作用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企业在抓好经营管理的同时，要注重文化建设和发展，形成企业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使员工具有归属感、使命感和成就感，为全面促进企业发展服务，为完成企业的百年大计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中洁.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文化建设[J].企业科技与发展

[2]王翠琴.新经济下企业管理发展趋势研究[J].财经论坛

[3]陈坤.哈佛人才管理学.中国三峡出版社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文化产业;经济拉动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风波”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季度增幅依次为10.6%、10.4%、9.9%、9%,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幅剧减至6.1%,二季度稍好,也仅7.1%,形势不容乐观.

2009年初的“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呼吁:将“文化产业”作为“金融危机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1]。此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赞美之词一直络绎不绝,诸如“文化产业是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兴产业,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p1)、“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示了自己作为‘朝阳产业’的无穷魅力,并迅速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3](p3)、“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4](p1),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其他论述中亦屡见不鲜。文化产业真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甚至成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吗?对此,本文持有异议,并拟从外国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指出前述命题中存在的值得商榷之处.

一、突如其来的“文化产业”

1947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其专著《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商业化和标准化了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产业”,并批评了“文化产业”的平庸、强迫性与单一性。此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尽管得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结论,但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意识形态”研究范式.

1994年,澳大利亚发表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创意国度》,强调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此,“文化产业”开始纳入政府施政纲领。《创意国度》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由原来的理论性思辨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倡导与扶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澳洲的经济与文化实力并不占优势,因此其政策主张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直到1997年情况才为之一变.

1997年7月,工党赢得了英国大选,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工党政府进行了机构重组,成立了“文体传媒部”,力图将“文化产业”①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并组建了一个“创意产业专家组”,进行创意产业界定、创意产业纲要拟订、创意产业成果计量等工作。1998年和2001年,“文体传媒部”分别公布了当年的《文化产业行动纲领》,把“文化产业”看作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认为应纳入国家的政治议程。在英国的鼓噪下,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宣布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一时间,“文化产业”声名大振.

但是英国政府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文化产业,以至于它的后继者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2000年,奥地利新任命了一位负责艺术管理的国务卿,他宣称:在未来的文化和经济政策中,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行业。在当时的奥地利,没人真正知道他在谈论什么,甚至,连这位国务卿本人也不知道“文化产业”到底是什么。虽然“文化产业”已被纳入了奥地利文化政策争论的核心,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搞清楚“文化产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艺术进步或文化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产业”不过是从现有的各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下属的各行业中抽取一部分,组成一个“新”的产业形态,使之成为继一、二、三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文化产业”仍然属于传统的三大产业的范畴,只不过在重新排列组合后具有了新的性质与功能。由于各国/地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各国/地区所抽取的“文化产业”的范围也互不相同(表1)[5](p53).

表1　各国/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范畴比较分析表由于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界定上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既然各国/地区的“文化产业”外延各不相同,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就难免缺乏可比性,那么所谓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柱产业”的说法就值得慎思明辨了.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范围上存在分歧,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各方外延的重叠之处。大卫·所罗斯比分析了几种“文化产业”的分类模型,发现在确定“文化产业”的范围时,各方对以下部门没有疑义: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舞蹈、音乐、音像、电子游戏、视觉艺术、广告、摄影、手工艺、出版[6]。事实上,这些达成共识的部门占据了“文化产业”外延的大部分,从而使各国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又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二、“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经验验证

世界各国中,英国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因此我们决定“管中窥豹”:以英国作为典型,通过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数据透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作用.

在英国,政府和学术界高调宣扬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给人一种任何地方都能发展“文化产业”的幻觉,似乎“文化产业”成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各个地区纷纷宣称要建立本地的“创意中心”或“文化产业区”,将“文化产业”当作一个应当大力扶持和培养的部门,全然不顾各地不同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文体传媒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英国各大产业中,“文化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以2004年为例(图1),在产生的增加值总额①(gva)中,“其它服务业”的贡献超过了2/3,稳居第一主力的位置;其次是制造业,其gva占全部gva的比重超过10%;剩下的农业、采矿、建筑、旅游和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总额(gva)”占总体增加值的比例都不大,均低于10%,属于“第三梯队”的行列.

只有在“第三梯队”里面,“文化产业”才算得上贡献最大的行业,但从宏观来看,“文化产业”对整体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仍然有限。当然,我们不排除未来英国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1　2004年英国各行业增加值占全部经济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英国文体传媒部

另一方面,从1997~2006年的十年间,英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在全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例一直不高,始终在5%~7%之间徘徊(图2),虽然有增长的迹象但速度缓慢。依此趋势,要使“文化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因子,还需待以时日.

资料来源:2009年1月英国“文体传媒部”的《创意产业经济统计公报》

不但英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处于次要地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大抵如此。图3来自于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刻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五个重要成员国的“文化产业”对本国gdp的贡献,即使贡献率最高的英国也不过6%左右,其余四国大都在3%~4%之间。很显然,这样的态势难以证明“文化产业”对宏观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各国“文化产业”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再选取我国香港和台湾地方政府对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表2及图4),作为审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的参照。如果说图3反映了英国人的视角,则表2出自香港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从表2得出与图3相似的结论:美国和台湾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以上,其余国家都在3%~5%之间。这样,无论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亚洲的香港,其统计数据都支持我们的假设:“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但表2也同时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一般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观的增长潜力,这恐怕是世界各国看好“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了,但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等于现实,何况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

图4所选取的样本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亚洲,同时也包含欧、美、澳洲的国家,显得更有代表性。在图4中,美国和英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最大,在5%~6%之间;澳大利亚、韩国、香港、台湾的“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4%之间,只有新西兰最低,仅1.7%。图4同样表明:“文化产业”在各国/地区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更不是“支柱产业”!表2　创意产业经济价值———所选国家/地区概览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创意经济消费转型技术革新产业系统集成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

1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为聚集，还可理解为融合、综合、一体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统化。严格来说，“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环境和条件下，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成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并不是集成单元之间的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进行的构造和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体的整体功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经济效应和集成体的目标。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化;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结晶,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抽象财富,文化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深刻的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要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同时也要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强化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新的进步。

一、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

(一)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明历史的精神结晶,是中国重要的基本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丰富多样,不仅包含着中国的与汉字相关的文字文化,还包含着与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同时也具有新时代赋予的新意义,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着中国的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判读与民族指引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包括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向胜指导。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改革等新的理论文化,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是指导中国国家宏观改革的具象性措施。

(三)西方的先进经济文化

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交流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也受到国外经济文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先进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包括对于市场经济的阐述理论。其中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科学管理、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建设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需要积极解决的问题,这些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国应该积极的学习以及恰当的吸收与发展,将西方的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文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时,应该首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是独特领域的系统化知识理论框架,又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在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建设时,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为根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文化短板如不科学发展等进行选择性、技巧性的文化抉择与改造。是将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进行理论创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文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建立起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人才、同时建设相关的法律环境以及市场规范准则,培养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同时针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主动的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还要积极的推进文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协调同步,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同频进行,保障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要致力于建立起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乃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保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克服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带了的负面消极影响,克服文化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经济建设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需求与社会需求,同时可以保证其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同时对于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先进经济制度,我们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吸纳,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不断强大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坚持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积极选择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协调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应对国际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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