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术匠人精神及当代价值

摘要:延安民间美术主要源于农耕文化，受到习俗、政治、宗教、历史等各方面的影响，发展和延续了东汉时期画像石“以象示意”的审美意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存空间，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技巧，创造抒发了原态本真、精益求精、传承创新的匠人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向上、向善、向梦、向真、向美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民间美术创作所需要的重要精神和营养，也是当代民间美术创新的灵魂。

关键词: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

当代学者吕胜中认为:“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是劳动人民美的创造，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门美术的渊源和基础。”［1］民间美术的概念是雕塑、建筑、工艺、绘画等门类在内的集合体，它的概念不以功能划分，而以创作者区分，是特指由社会普通民众创作、应用和欣赏的生活美术形式。所以民间美术的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匠人”。他们是具有专门技艺的匠人，他们不要求具备高超的艺术综合素养，但需要熟练掌握某一类创作技能，他们的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工匠传承性和来自民俗生活的创作性。与“艺术家”相比，“匠人”的要素是相对严谨的制作程序，具有程式化的技艺表现。自古以来陕北人民勤劳耕作，热爱生活，他们劳作之余，通过艺术的方式祈愿生活吉祥如意。大量的民间艺术文化传承是由原始的“朴素直接”到工艺制作再到艺术审美的升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由技入道，陕北民间艺术脱于工艺，融于文化艺术审美之列。独特的地域产生的陕北民间美术，虽然不具备平原地区传承传播的雄厚基础，然而陕北民众对美的追求像涓涓溪流，顽强矍铄地传承传播并历代创新，最终与中原文化溶于一体，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由民族文化认同到民族文化强大，使得中华民族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正如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在工业领域制造业所提倡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的精神，“匠人”以严谨的创作风格和精益求精的技艺成为重要的艺术创作者，而民间美术的工匠精神正是这些“匠人”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凝聚的人的精神。正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2］民间美术同样表现了“人”的精神。陕北延安以质朴热情的“人”之性格，在历史发展中凝练出民间美术个性鲜明的“匠人精神”，其匠作之美中蕴含的陕北之“勤劳”“质朴”“执着”，不仅昭示出延安地域文脉的厚重，更能启迪现代艺术工作者，传承其匠人之心、匠人之神。

一、地域文脉积淀上的延安民间美术

延安位于陕西省西北部，地处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中上游，具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和悠久的历史。延安地区历史文化脉络可追溯至上古农耕文明初创时期，据顺治年《延安府志》记载，唐尧、虞舜、夏商时期，延安名雍州，自周代开始，称为白翟地，之后名称各有演替，如汉代时期有肤施、高奴、白土、定阳等名称，隋朝地理志中标注，“延安”这个名称是从西魏开始的，之后数次更名，隋朝时期也出现过“延安”之名。唐代又多称为“甘泉、金明”，且已完善行政建制，逐步形成以“延安郡”［3］命名的传统。历代的延安，一直是边陲重地，汉时，匈奴与汉以肤施为界，宋代亦为兵家重镇。延安自隋朝形成现代行政规模。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1935年5月，陕北红军始设延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重要的中国革命根据地;1996年，延安成为地级市。目前延安市包括宝塔区、安塞区、延川县、子长县、甘泉县等两区十一县。尤为重要的是，当代延安因其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革命贡献，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多元融汇的地域文脉。延安地域文脉具有多元融汇、历史久远的特点。其一有原始巫图文化和农耕文化，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知有限和崇敬形成了原始神秘文化，包括巫术、民间信仰和图腾文化。图腾纹样表现在剪纸、建筑装饰等视觉艺术上，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延安这块黄土地上的民众传承了祖辈们的原始神秘文化，带着强烈的农耕习俗，形成了自给自足、天赐自得的精神图腾。如传统民俗观认为鸡、鱼代表着天地交合，是原始文化中出现的装饰主题，在延安剪纸艺术中也有“鸡衔鱼”纹饰的表现。在黄土高原居民的传统观念中，顺应天意才能带来生活的美满幸福，这种民间文化早已形成血脉融入代代延安人的基因中。其二是中华民族本原文化，中华民族本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生活哲学，包括“天人合一”“阴阳相合”“逝者永生”等命题，在延安剪纸、匠作建筑彩画中多有体现。其三，延安因历史与地理原因，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之源，兼具两者文化的精髓，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农牧业水平发展缓慢，延安生产活动皆以村庄宗族为主，在封闭的农牧经济发展中，反而保护了传统民间美术的古朴与稚拙。其四，延安所在的黄土高原地域，有普遍的敬鬼神、重务实、尚武力的社会心态，这与延安复杂的历史状况关联紧密，是典型的多宗教、多信仰和多神化突出的地域，包括了佛、道、泛神教、巫术等多样化的民间信仰，这种多神信仰的千年发展，为延安民间美术提供了多样化的创作题材，是延安剪纸、绘画、雕刻、彩画等艺术内容丰富、精绘细作的重要灵感之源。延安地域文脉丰沛，不仅蕴含着上古农耕文明，更受到匈奴异族农牧文明的滋养，秦汉时期重鬼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亦融汇其中。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传承了“塞上咽喉”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落脚点，更是新中国胜利的起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同凝练出个性鲜明的“延安精神”，而这些历史亦反哺艺术，与秦汉以来的文化一起形成延安厚重的文脉积淀，催生出延安民间美术个性强烈、质朴热烈的艺术风格。吕胜中曾把民间美术喻为沉浸在文化长河中的“水面以下的半个木头”［4］，虽然是默不作声，但实质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形象的内在托力。延安民间美术出自延安人，是延安人最原始但也最热烈，最质朴但也最精致，最实用但也最审美的内在品格表现，这种内在品格，即是延安民间美术的“匠人精神”。(二)地域文脉随历史进程孕育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本土艺术的执着，对所产生的艺术历代传承和生活记录，求精细琢的专注。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为工业领域里的精雕细琢，技艺完美，在工业领域制造业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庄子•庖丁解牛》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技与艺的交融，是谓中国专注式的匠人精神。陕北民间美术体现了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的深度交融表现，延安人民有着朴实淳厚的民风、民俗，沉淀为绵延千年的传统地域文脉，更外化为当地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与地域文脉紧密相关，地域历史是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沉淀，地域文化是匠人精神的风骨，地域资源是匠人精神的物化表现。步入现代，苦难的中国，饱受凌辱、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陕北民间美术更是发挥了特殊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军民，还是艺术家，他们积极投入到救国救亡、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期间产生了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众多五彩缤纷的民间政治宣传艺术作品，迅速地从陕北延安传向抗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号召力，使苦难的中国瞬间有了政治文化的向心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军民一体齐生产共抗战的艺术作品形式，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号召力具有着爱国主义式的匠人精神，使之有了牢固的民族基础，带有浓厚陕北意味的创作也成为了烽火年代不朽的艺术作品。

二、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特征

徐艺乙在《工匠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产品的作用，就是中国人的手艺精神。”［5］这一点在陕北民间美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安塞的农民画和剪纸，还是延川的木刻版画和布堆画，包括洛川的面花和毛麻绣，富县的薰画等等，无不体现着民众质朴的内心和认真的态度，无不体现了精益求精的执着之心，通过对陕北民间美术创作的梳理与研究，陕北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原态本真的艺术天性。原态本真的艺术天性是陕北民间美术最为突出的匠人精神表现，原态是重视材料的原生态，更是对艺术的原生态追求;本真则是重视最直接、最纯真的情感表现。1.改变恶劣自然条件、创造美好生活的创造精神图1杨梅英《花瓶》在陕北，黄土高原是地域典型特征表现，黄土高原不像江南的水乡、中原的平地沃土，对农耕文明来说，并不具备农耕的优势，但面对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陕北人民利用“黄土”进行美术创作，陕北延安农村的居民窑洞中，用黄土做的围墙、黄土盘的土炕，处处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民众应用黄土高原特有的泥土制作具有陕北特色的泥塑，成为民间美术重要的类别。如洛川泥塑艺人杨梅英，她运用洛川本地的传统方式捏制泥塑(图1)，利用洛川土崖上独特的胶泥土和泥，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在面花的造型基础上，设计捏制而成。这种充分应用自然资源，美化改变自然条件的美术创造精神也表现在陕北剪纸艺术中，陕北延安民众，用剪纸装饰简陋的黄土窑洞，里里外外张贴了色彩各异的剪纸，如同一个原生态艺术展区，剪纸中包括了窑洞外部的装饰如窗花、墙花和门花等;窑洞内部的装饰如炕围花、碗架云子、板架云子、筷篓花、坐帐花和顶棚花等(图2)。陕北剪纸最常见的是红色，古时中国人对日神的崇拜以及对火的皈依，是族群共同的心灵记忆和文化认同，红色的剪纸寓意着驱邪、祈佑、喜庆、红火、幸福、美满。此外，陕北延安民间剪纸在红色中搭配一些“蓝色、绿色、黄色、桃红、黑色，表达了匠人朴素而艳丽的审美意识”。［6］(图3)剪纸艺术在陕北家居生活中随处可见，充分表现出陕北延安人民在美术创作中的乐观积极、富于创造的匠人精神。原态精神也表现在延安民间美术的造型中，安塞农民画表现了浓郁的原始美术造型观念，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如安塞朱光莲的作品《领头羊》(图4)，以羊为主题的农民画，直观的将人俯视羊在田间吃草的景象大胆绘制，减弱透视形成二维平面化造型空间，造型夸张、简洁，突出表达了羊的本质性特征，植物与谷物生长于羊的身体和两侧，极具想象力，充分体现了富于创造的原态精神。2.汲取自然灵感、率真表现的本真精神陕北民间美术流畅自然，毫不造作，与创作者率真的匠人精神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陕北延安县级文化馆组织了对传统剪纸艺术的抢救活动，辅导教师建议剪纸的大娘们试着开始绘画，而这些朴实的创作者一挥而就的在纸上描绘出图像，这种极自由流畅的创作风格得到专业美术界的肯定。薛玉琴创作的《牛头》(图5)获1982年法国独立沙龙展图5薛玉琴《牛头》览的一等奖，是一幅局部特写作品，画面上出现了三个牛头，一个侧面，两个正面。三种姿态，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牛角，无身无蹄的造型，突破了安塞农民画求全的绘画思维，表现出现代主义绘画夸张而浪漫的风格，而薛玉琴绘制这件作品完全出于自己在自然田间劳作时所见的情景，是自己眼中看到的一瞬间摆了摆头的牛的造型。她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仔细，汲取了自然赋予的创作灵感，融合自己内心对吉祥、富足生活的向往，倾注了内心的真情实感，充分表现出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中原态本真的精神特征。(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延安民间美术作品虽然有些是神似而形简，有些描摹细致，但总体来说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通过对作品的梳理分析，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在陕北民间美术中主要表现在执着追求和创造精品两个方面。1.专一执着的艺术品质在民间美术中，执着追求的艺术品质首先表现在创作者的年龄和环境中，典型的有陕北的高凤莲，她一生极为坎坷，饱经命运之苦，但她性格坚韧，生命力旺盛，对追求美好生活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她创作的剪纸《虎》(图6)以富于动感的刀法描绘了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形象，在陕北的民俗文化中，人们把虎和猫都视为人类的保护神。很多剪纸、农民画的创作者从十几岁就开始剪纸，到现在过了几十年了还都在剪，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农村较差的生活环境并未阻止他们追求艺术、创造美的内心渴望，如今已68岁的侯雪昭随手拿起剪刀就可以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几十年来剪刀一直陪伴着这位勤劳、执着、质朴的陕北民间艺人，侯雪昭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与崇敬表现了陕北艺人执着追求美的艺术品质。图6高凤莲《虎》陕北民间美术创作者们更执着追求作品的文化内涵，他们将剪纸和刺绣等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认为作品不仅要美，更要有吉祥的意韵。所以他们着力创作繁复的纹样花卉装饰，对造型进行夸张想象，如张芝兰创作的农民画《毛猴抽烟》(图7)，在猴子身上加上了“鱼、太阳、鸟、彩陶纹等多种装饰图案，获得了国家文化部农民画大赛三等奖”，［7］表现了民间艺人对细节的刻画和对艺术之美、之趣的执着追求。图7张芝兰《毛猴抽烟》2.创造精品的艺术思考陕北民间美术创作者不仅有着执着的艺术创作精神，更在艺术理念中突出创造精品的审美内涵，在陕北，人们对艺术精品有着系统的艺术理念，首先是都有“大美”的精品艺术理念，民间艺人认为大等于美，在其作品中着力刻画创作者认为最能体现事物本质特征的部分。如朱光莲的农民画《领头羊》着力刻画羊头的造型，将花卉、鸟禽等形象融入进去，进行多样的纹样表现，是创造精品艺术理念的表现。再如前文所示的以“牛”为主题的农民画，着力刻画牛头的造型，以花卉、彩陶纹样等艺术语言进行细致的装饰，表现出对艺术精品的创作理念。其次是认为精品作品应充满“生命力”。如李秀芳的剪纸《打腰鼓》(图8)，表现了安塞腰鼓打起来的猛劲、虎劲、蛮劲、巧劲、野劲和能劲，强调超越现世生活的美好艺术世界的营造。最后是“求全”的艺术精品创作理念，在陕北民间美术创作中，创作者们不以西方科学透视为准则，而是表现出对“全”，对“圆满”世界的向往。如郭佩珍的剪纸《农村风情》(图9)，表现山就会表现出山的上下左右所有角度的动植物和人物，其画面是超越时空的多维表现。陕北民间艺人通过系统的艺术理念表现了对艺术精品的理解，更表现出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图8李秀芳《打腰鼓》图9郭佩珍《农村风情》(三)传承创新的艺术理念。1.传承传统的艺术信仰。鲁迅曾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可见，传承是创新的基础，更是创新的根基。陕北民间美术中，农民画可谓是传承民间艺术的丰硕成果。陕北延安市的农民画最初是由剪纸艺人开始创作的，他们传承了传统剪纸中的造型和图式，更参考了木雕、砖雕的某些艺术特点，形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此外，延安剪纸，也继承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和吉祥纹样。如高如兰的《抓髻娃娃》(图10)表达了民间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手抓鸡(阳)，象征鸟、天，一手抓兔(阴)，是地上跑的动物，象征地表达了天地人交融的传统观念。《抓髻娃娃》与商代青玉女佩艺术风格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商代文化在陕北的遗存，这种传承传统的艺术创作意识是传承传统的艺术精神表现。如延长刘兰英的剪纸《毛猴戏鱼》(图11)，猴在民间是阳性符号，表现了具有生殖意味的传统思想;安塞李秀芳的剪纸《扫天媳妇》(图12)，表现了一定的巫术思想，以祈祷云散天晴，代表了对传统原始宗教的传承表现。在陕北民间美术中，创作者们对美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以及意象造型都进行了一代代的传承，民间艺人认同并且传承着这些纹样和纹样背后的人文情怀、民俗规矩，传承着对生命和繁殖的美好愿望。［8］如在剪纸艺术创作中传承了代表阴性的水纹、莲花纹、蛙纹、兔子纹、鱼纹和花瓶纹，代表阳性的鹰纹、雕纹、云钩子纹和龙蛇纹等，这些都是传统剪纸中既定的纹样，有着既定的符号意蕴，能够得到艺术创作中普遍的共鸣，正是这种传承传统的精神使陕北民间美术越来越丰厚，散发着积淀深厚的传统醇香。2.创新发展的艺术动力。传承传统并非是一味的复制，而是在传承基础上展开创新，城市的快速发展影响着陕北农村生活的变革，时代的不同也会带来审美的变化，创新发展成为陕北民间美术的突出特征。如安塞农民画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对多种民间美术种类，如剪纸、刺绣进行传承，最终创新发展，成为极具特色的现当代陕北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陕北安塞农民画中出现了与传统迥异的构图和艺术表现语言。如曹殿祥创作的农民画《吹手》(图13)，构图就选择了更加现代的半身人物形象，这与传统求全、求饱满的民间艺术观念不同，但在纹样上也装饰了传统的阳纹，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是农民画创新发展的新探索。不仅如此，还有艺术语言的创新，安塞农民高金爱的农民画《婆姨》(图14)中，着力表现具有浓淡效果的水墨形式语言，水墨语言的形式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延安民间美术是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在抗战时期，解放区新剪纸的出现就是对传统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革命艺术工作者的主动创新，为陕北民间剪纸拓宽了发展之路，影响了当地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民众。如古元创作的新剪纸《识一千字》(图15)，引领了延安小写意的创新剪纸形式，表现出了浓郁的革命劳作的风格。20世纪中期，延安民间美术适应新的时代内容和风格，创造了新的剪纸题材。如刘金兰的剪纸《一个孩子》(图16)中出现了电灯、高跟鞋、收音机，表现了现代生活。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剪纸对后来的创作者具有极高的价值，陈山桥老师曾说陕北传统民间剪纸人物较少，多是花卉和动物，或者神仙和拟人化题材，这是传统和传承。20世纪80年代这种观念得到了革新，通过对西方艺术和木刻的学习，融入了人物剪纸的题材。不仅如此，剪纸也登入大雅之堂，成为各类书籍的封面，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的《种谷记》封面(图17)就应用了民间剪纸为封面。江丰曾说，延安剪纸的美是健康朴素的，运用在装饰美术上，运用到插图和其他创作中，丰富表现手法，促进艺术形式的革新和民族化。可见，民间美术的应用范畴不再仅是村居生活装饰，而是拓宽了新的范围，走向创新发展之路。

三、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的当代价值

延安民间美术匠人精神是民间美术的灵魂，它汇集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份情怀、一份坚守，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具象载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优秀的民间艺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当代社会发展城市文明，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建设的根本所在，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这种具有家园信念、自信理念的优秀精神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聚起来，产生了强大的向上、向善、向梦、向真、向美的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道路上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一)本真朴素的当代审美价值。陕北民间艺人的原态本真精神极为突出，他们通过作品形象传递出了一种可以感知的、触摸的，更可以看到的实体艺术形式，陕北民间艺人通过剪纸和年画等创作，将自己的生活精粹化，以原态活泼的艳丽色彩，以本真而夸张的意象造型装饰乡村生活，成为乡村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气时令，在传统年节和庙会，代表了人们美好愿望的剪纸和年画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窗棂山墙，在门板家具等处出现，更遍布在陕北庙宇楼台的公共建筑中，在树木植物等自然景观中，与人们活动空间和自然景观空间均巧妙结合，成为富有人文特色的乡村人文景观，成为陕北民众精神世界的艺术物化视觉形象，为乡村生活带来火热的节日之貌，更表达出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祝愿。这种夸张的形象、艳丽的色彩，表达了人们对原生态，对质朴和本真的审美认同，其艺术作品的内容也以“善”为主，无论是“扫天媳妇”的夸张，还是“猴子戏鱼”的生动，无不将这种“善”的精神放置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积极向上的艺术态度创作出来，这种“善”实质就是民间艺人对质朴之美，原态之美的推崇与肯定，是对生活本原之物的敬畏与传承。如当代陕北民间剪纸传承人余泽玲创作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图18)，即延续了传统对读书的尊重和敬畏，又结合当代文化自信的精神，运用传统技法表达了当代生活的剪纸作品;陕北泥塑民间艺人王文瑜则通过泥塑作品(图19)，将陕北民间生活场景一一再现，带给民众一个质朴、祥和、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情境，唤醒了民众对村庄的记忆，表达了对朴素之美、自信之美、本质之美的赞赏与肯定，突出体现了陕北匠人王文瑜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高度自信，也是当代陕北民众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二)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价值。中华民族文艺复兴是当代文艺界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当代提倡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陕北延安民间美术的匠人精神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内涵体现出浓郁的当代艺术创作价值。民间传统技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陕北延安民间美术通过“手作”的方法提倡“精益求精”和“巧夺天工”的匠人精神。如郭如林的剪纸作品《十二生肖•兔》(图20)将小巧的兔子与蔬菜巧妙结合，纤毫毕现，融花于兔，表现出极致的精美手工;其布堆画《马上封侯》(图21)中，则借谐音表达了巧妙的构思，表现出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精神。同样在延安民间剪纸传承人余泽玲的创作中，以现实题材为内容创作了《一带一路》(图22)，采取中轴对称的构图，端正庄重，“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共发展”前后呼应，选择了中国现代建设符号如高铁、轮船与传统形象符号如西安古城相融合，表现出极为巧妙的构思，而两旁的瀚海骆驼则通过剪纸的红白形式描绘出两条缠绕的“龙”的形象，不仅加强了中国形象气质，更体现出精致巧妙的艺术构思。图20郭如林《十二生肖•兔》图21郭如林《马上封候》图22余泽玲《一带一路》陕北延安民间艺人的匠人精神以“质朴”“原态”，以“求精”“尚巧”的精神内涵在当挥出更高的艺术创作价值，创作出新时代富有“大国复兴”面貌的美术作品，创作出更具新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抒写了新时代陕北民间美术的辉煌篇章。(三)尚新和谐的当代精神价值。民间美术艺人多以传承传统形式和题材为主，但其具有的强劲生命力在于其严谨传承中的发展与创新。如前文所提到的余泽玲，不仅在传统的剪纸题材中得心应手，更紧随时代，在形式和题材上展开了创新，他们的艺术作品开始表现当代生活的内容，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一带一路”等新内容，更增加了“男女都一样”“手机与网络”等当代生活内容的题材。其应用范围也不仅是传统装饰建筑的纯粹装饰品，而拓展到室内装饰画、服饰纹样、墙面宣传画等多样化的范围，走入中小学、走入社会，越来越多的群体感受到了民间美术的艺术魅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延安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好的变化，民间艺人紧随时代，表现了突出的艺术敏感力。如余泽玲创作的剪纸《欢庆十八大》，宝塔山下，延河水畔，陕北农民打腰鼓、吹唢呐、扭秧歌，脸上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用陕北人独特的欢庆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喜悦;余泽玲的另一幅创作《中韩体育交流》更通过牡丹、五环和运动形象表现了中韩友好体育运动的当代内容，表现出尚新和谐的现代文明图景。延安民间美术不是为生计和利润产生的商业绘画，而是创作者随性情而发的精神娱乐和情感表达形式，它没有功利目的，没有情绪宣泄，反而极为自然的传递出陕北人民朴素价值观和原态审美意识，是陕北人民最真实的精神家园的呈现，这样和谐的匠人精神告诉了当代美术工作者，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创作表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艺术作品。在这种匠人精神的内涵引领下，当代美术工作者们要担当起为民众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净化人类心灵的责任。在当代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陕北延安民间美术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形式之一。研究其中蕴含的匠人精神，不仅是挖掘延安民间美术中的“原态本真”“精益求精”和“传承创新”，更要在当代文艺创作中，追求朴素的审美价值、求精尚巧的艺术创作价值、尚新和谐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社会整体文明观的塑造和当代艺术创作的内在精神。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匠人精神”，是传承、创新的动力和灵魂，具备了匠人精神的优秀品质，才能坚定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才能使民族传统筑基稳固、开拓创新、匠心筑梦。同时，美术工作者自觉传承陕北民间美术独特的人文艺术内涵，自觉承载展现人民幸福生活和祖国宏伟蓝图的使命，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大国复兴”的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郭琳.民间美术与设计［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4.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3］延安府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

［4］［美］桑内特.理查德•桑内特作品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

［5］徐艺乙.工匠精神［J］.中华手工，2016(4):28.

［6］李砚祖.设计:生活的艺术方式与可能［J］.中国美术馆，2006(7):39.

［7］美术大观编辑部.中国美术教育学术论丛［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6:10.

［8］王宏飞.现代设计需要匠人精神［J］.装饰，2014(6):89.

作者:张晓红 路璐 单位: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