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范文10篇

民间贸易范文篇1

关键词：晚清；商务英语；中外贸易；兴起与演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西方远洋贸易量扩大，广州、上海等港口成为中外商埠重要贸易集散地。英语逐渐取代其他外语成为商务主要交流语言，导致社会急需一大批懂英语的人才。为此，民间商务英语学堂开始兴起。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兴起的社会基础

随着天朝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开始从广州、上海等地进入内陆，日益开放的观念和外贸需求为英语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广州、香港、上海等重要通商口岸，英语作为通商公共语言使用频繁，让人们对外语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促进了商务英语学习风潮兴起。

（一）内外驱动力对晚清商务英语热潮的作用

引发商务英语热潮的内驱力来自晚清政府洋务运动和现代化经济需求。当时传统工业、商业、制造业都在西方现代化工业面前全面溃败，如不能及时遏制经济颓势，整个国家经济将落入西方手中。为了兴办近代工业、制造业，就要大力购置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无论采购、安装、操作是监管这些新技术，都需要大量懂外语人才。而与之相关联的港口、码头、海关、船运、电讯、报表、通关文书、商品登记造册等报关单也多以英文填写，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因语言障碍造成交易失败或商品货物积压无法出关，会带来很大经济损失。因此，当时对英语人才渴求是非常迫切的。在晚清推动洋务运动同时，西方商人在我国海港口岸开设的与商业相关的洋行、商行、金融、制造、航运等外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商业往来日趋频繁。大量懂外语的国人在外企做事，成为在华洋商的高级雇员，负责商务翻译、记账、谈判、文书等工作。在西方人开设的企业、公司中还大量雇佣普通员工，这些人虽然达不到翻译水平，但也要掌握英语中的日常用语，应付简单数据和商品管理等商务英语。这也成为外企雇员最基本的录用硬指标，这种商业英语的需求刺激了商务英语学习，在内外驱动力支配下，英语在晚清成为近代化必备的交流语言工具。

（二）商务英语的商业价值带来学习热潮的直接动因

在晚清全力开办洋务运动之时，英语所具有的商业需求潜力被放大，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多。除了通商口岸和外企之外，在晚清邮政、铁路、电报、政府机关中通晓英语者的职位和薪资待遇优势明显，一时间通晓英文者在各行业中都属于受重用的精英人才。如在洋行中能帮助文书看英文账单的职员，工资薪水就比别人高一倍不止，在外企中懂英语的雇员除了薪水高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津贴，申报曾评论：“华夷杂处，……以租界以为活者，……不下数百人；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得西文之浅者，已足以糊其口。”这种薪资差异带给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学会英语就能谋得高薪要职已成为社会共识。相反，在海关港口中任职的不通晓外语人员，待遇低很多，更是难有升职空间。如果不能掌握英语，只能在下层职位上碌碌一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刺激下，英语成为个人谋生的重要能力筹码，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商业化推进，商务英语交际能力成为成功进入商业圈的通行证。

二、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形式和演变

晚清中外贸易增加刺激了英语学习热潮。学习商务英语成为民间广大知识分子谋职发展的现实诉求，商务英语教学也随着社会需求发生转变。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特征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根据内容侧重点不同，主要分为“兼授”“专授”“培训班”“夜校”几种。“兼授”商贸英语的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英语，同时包含近现代实用商业内容。同期的各种商业英语短期培训班在广州、上海等外贸港口出现，短时间内为中外海洋贸易提供了大批掌握初级英语人才。1865年传教士傅兰雅联合华洋绅商共同创办的上海英华书馆，有着西方宗教背景的英文学校，于1874年开始开设夜校专门讲授商务英语，并持续近六十年，直到1932年学校关门才停止，是晚清民国时期英文夜校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上海同文馆创办于1893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民间商务英语学校，由英国人布茂林创办并担任首席教授讲授英文、地理、西方历史、物理、西方算学等。上海同文馆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成绩突出，在当时上海西文学校成绩中位列首位，其开设贸易英文专科与传统英文分讲。除这两家英文学校讲授商务英语之外，英文商务学院、中西贸易书院、商务捷径英文书馆、教习生意英文书馆、英文商务书馆等都开设专门课程讲授商务英语。这些沪上英文学校成为近代我国最早的一批商务英语学校。这些商务学校的创办为晚清中外贸易交往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缓解了中外商贸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体现了中外贸易持续扩大、社会对商业人才和外语的重视，个人也能通过商务英语学习和掌握近代商业运作技能和规则，并从中获得较好的薪酬和地位。

（二）商务英语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

晚清商务英语学校的全程教学以英文为主，在讲授商务英语过程中还传授与商务有关的知识内容，如英文信件书写、英文翻译、货物报关账单、提货单书写提交流程等。英华书馆英文夜校主要教习英文语言、算学、账目、书信、文法等。上海同文馆商务英语课程以英文基础为主，侧重公文翻译，承接官商不同内容，涉及英文的信件、文件、机器说明等各类涉及英文翻译业务，在教学中也逐渐扩大学习范围，加入西学算术、历史、地理科目，在学校高年级增添了普通科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在兼授商务英语课程中突出英语语言技能如英文口语、文字速记和书信。对有关商贸内容课程重点讲授与贸易相关的商务流程、贸易捷径、洋行的生意做法，也讲解涉及贸易交往的算学和规则课程。这些教学内容非常切合实际商务应用，特别注重实用性。当时的学生通过英语教学和商务英语应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大都成为商贸领域重要人才。

（三）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

由于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几乎都属于民办，对这些学校师资、生源情况记录极少，地方志中也缺乏详细记录，仅能从当时报纸中的招聘广告中窥见一斑。从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创办情况看，创办者多数为洋人，后期有华人参与。教师主要来自西方，后期增加华人教师参与教学。由于英文学校创办没有明确严格的目标制定，对师资力量门槛要求不高，最初的英语教师多数来自租界内的西方人。这些人身份各异，唯一的资质就是受过正规教育。为突出自身师资力量雄厚，提高公信力，各个英语学校开始对师资有更高要求，在招生广告中也特别提到这些洋教习自身素质和教习能力，在洋教习名字后面常常有“著名传教士”“通晓东西方文化的西方人士”“著名翻译官”“伦敦有名的知识分子”等注解说明。对于华人教习的介绍主要有“华人教学英才”“海外游学归国学子”“在西方学校任职的华人教习”“洋行中的华人翻译”等。从这些教习身份的介绍看，他们能基本满足英语教学需求，但在商务英语教学上仍然有教学质量高低之分。随着英语学校办学深入，不具备教学能力的教习逐渐被淘汰，民间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也逐渐得到增持和保障，教学水平得到稳定发展。

三、晚清商务英语属性及社会价值

晚清时期参与民间商务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能力相当有限。为满足不同级别学习者需求，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会根据商贸专业知识内容进行不同级别设计。这也体现了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于有针对性的非正规教育。因此，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开设对象大多是洋行职员和中外贸易中需要英语商贸知识的特殊群体。从晚清商务英语兴起演变上看，它是正规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一种教育过渡，其招收的学生有无法进入官办学校的普通学子，也有不愿意进入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义的学员。更多的是想进入洋行、商行的人，或是海外通商相关单位的在职员工。其教学并非以基础英语为主，更多是针对商务贸易、金融需求的英语技能培训，教学内容更是以社会上缺什么学什么为中心，教会学生直接参与商务英语技能培训，以此快速提升学员职业技能。这让学员能随着社会商务变化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获得商务技能，是一种非常注重实用性和适应性的教学形式。这种民间商务教学更具灵活多变性，打破了官办学校固定古板教学模式，课程设计也会根据社会需求进行改动而非连续性，有着丰富多变特征。这种不固定课程结构，能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更多学到实用技能，但很难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

即便如此，这种教学形式是社会急需，保证了其生源持续不断之所在。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商务英语教学先河。它从教学目标设定到培训过程，体现了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发挥了社会服务功能，在当时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英语商务人才，缓解了中西商务交往语言障碍带来的各种压力。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也促进了更多国人了解世界，有力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西贸易的有序进行。由于社会环境和师资力量的局限，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并非正规语境下的教育，仍属于纯粹工具性教学，缺乏文化积淀。其教学内容仍主要是贸易货物、商人间的交易语言。虽然在社会需求下这类商贸英语学校在上海较多，但教学仅能满足商贸知识层面，教学方法仍采用汉字注释发音的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这为我国后来外语学习方式提供了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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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贸易范文篇2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日之间有一段特殊的贸易—“友好贸易”往来。它形成于日本内阁更迭、中苏关系恶化之际。在政治原则，贸易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到了“”期间，其“政治化”色彩愈加浓烈。

关键词:“友好贸易”;中日关系;“政治化”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0年时间里，中日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经贸往来也起伏不定。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经贸关系中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友好贸易”，并逐渐成为整个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主要方式。本文试对“友好贸易”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在中日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点简单的评述。

一、“友好贸易”出现的背景

50年代后期，日本岸信介政府一味地追随美国，顽固地坚持反共反华政策，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大体中断。为了改变自“长崎国旗事件”Ci7以来中日关系的僵局，引导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Cz7但是，这些原则提出来以后，岸信介政府并未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而是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立场。这就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只要岸信介政府不垮台，中日关系就难以改善。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引起了日本广大国民的不满。1958年以后，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群众运动。可是，岸信介政府对此置若周闻，仍于196。年6月23日与美国交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行政协定的批准书。7月15日，岸信介内阁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

7月19日，池田内阁一成立，就面临如何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组阁的当天，他就表示:“对中共的政策未必要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他还声明，要在对中国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现在就可以搞文化、经济交流”，对此他将“尽力去做”。(3J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也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面对日本政局的变化，中国方面在对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观察的同时，也认为在此日本政局转换之际，为使已几乎中断的中日民间交流得以恢复并发展，最终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有必要对对日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领导集团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在中苏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有损中国主权问题上未使中国就范之后，不断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举动，致使中苏两党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些理论分歧，进一步演化为两国关系的疏远。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苏联在华专家，并且不等中国答复，就将专家撤走，随后又撕毁合同，停止对中国重要设备的供应。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由于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主要对象。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也势必要作调整，而且此时中国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对外贸易途径，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的眼光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外。

针对池田上台之际要扩大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表示，中国决定将业已倒退的中日经贸关系重新拉向前进。在池田组阁不久，中国政府就适时地提出了“贸易三原则”01960年8月19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来华考察经济。8月27日，会见了铃木。谈话中，指出:过去中日双方曾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两国的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时间，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原因在于岸信介政府对民间协定不仅不采取承认、保护的态度，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而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加以破坏。中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三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迅速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池田政府的态度的究竟怎样，中国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对于这三项原则，还逐一作了说明。特别是在谈到民间合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两国民间贸易的合同。政府协定总的来说，要在两国正常关系恢复以后才能做到，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协定一时还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等于中日之间不可以做买卖，只要日本的某个企业同中国的某个公司双方表示友好，又根据双方的需要，就可谈判签订合同，做一笔定期的生意，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个谈话，实际上为随后启动的“友好贸易”定下了基调。

这年9月10日，接见了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穗积七郎和日中友协常任理事吉田法晴、长谷川敏三等，并将8月27日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他们。9月1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雷任民同穗积七郎等人就中日贸易三原则及“友好贸易”的具体实施问题进行会谈，并对几个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一、关于新的民间贸易协定何时开始，中方表示，日本方面何时选定了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并介绍给中国，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就可以起步。二、关于支付方式，中方提出每一项贸易都用开信用证的方法，至于输出方面，是中国先输出还是日本先输出，由日方考虑，但基本上维持输出输入平衡。三、今后的贸易中断问题，除一了业务方面的原因外，中方还提出一项政治条件，即日方如果违反中日贸易原则，采取敌视中国而非友好的态度，中方则有权取消与之订立的契约和合同。四、友好标准，中方提出，只要拥有对中国友好的愿望就可以，至于表现的方式，则不一定要求统一。Cs7这次会谈，解决了启动友好贸易的许多细节问题。

二、“友好贸易”的发韧与发展

中方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时，日本一些企业对“友好”、“照顾”这样的提法表示不理解，认为买卖就是买卖，不用讲这一套。不过，许多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中国方面提出贸易三原则为前提，重开中日贸易十分欢迎，表示愿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之下，与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于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史上一种特殊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趁势出现，成为60年代中国对日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另一种为随后产生的“备忘录贸易”，即LT贸易)。

所谓“友好贸易”，顾名思义，与中国有关公司进行贸易的日本企业，必须是对中国友好的企业。但是，对于友好企业的选定，中国方面并没有打算由自己确定。中方负责“友好贸易”的组织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它将友好商社的选择权委托给对中国友好的日本贸易团体和友好人士。这样，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就成了友好企业的选定团体。由它们将其认定的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向中国国际贸促会推荐，经过中国国际贸促会认可后，这些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就可以直接同中国的贸易公司联系，进行商贸洽谈，签订民间合同。

1960年11月4日旧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开始介绍17家商社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作为民间个别贸易商社。11月5日，在中国签订了重开中日贸易的第一号合同，“友好贸易”开始启动。1961年2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率领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2月18日，雷任民在会见代表团时解释说，友好商社即是不敌视中国的商社，不在于公司规模大小。4月15日，中国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幕，共有38家日本友好商社首次应邀参加商贸洽谈。交易会期间，日本友好商社和中国有关公司签订了34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在同年的秋季广交会上，又有45家日本商社参加，并与中国相关公司签订了1800万美元的合同。这两次合同虽然数目都不是很大，但它与1959年和1960年的中日贸易相比，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据中国外贸部统计，1960年的中日贸易总额仅为10万美元，而且全为中国进口。

友好商社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对这些原则的态度及它们在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的立场，是中国方面衡量其是否可以参加“友好贸易”的主要标准。应该看到，“友好贸易”既是中国政府为打开被岸信介堵塞的中日贸易渠道而采取的灵活变通措施，又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的产生表明，中国一方面重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立场。这在当时池田政府没有明确表示要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友好贸易”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突破中日关系冰期的举措，它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于改善50年代中期以来一度萎缩乃至几乎断绝的经贸关系，以及处于僵持状态的中日政治关系所起的作用，仍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友好贸易”经过一年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62年12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哀的邀请，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宿谷荣一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来中国访间，并就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贸易问题同中国国际贸促会进行商谈，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2月27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议定书》及附属备忘录，该议定书又称《友好贸易议定书》。

《议定书》充分肯定中日贸易三原则提出以来，“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在两国人民间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川。双方一致确定，要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为基础，继续为“友好贸易”的发展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议定书》对“友好贸易”这种方式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上，有广阔的、光明的发展前途”CB]《议定书》还确定，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单独举办商品展览会，日本商品展览会将于1963年年内在北京、上海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将在1964年内在东京和大阪举办;双方还同意互相邀请经济贸易界人士和有关团体进行访问，为促进中日间的技术交流而努力。附属备忘录共六条，主要是确定双方举办展览会的具体问题。《议定书》的签订，进一步推动了业已起步的中日“友好贸易”。几乎与此同时，“中日备忘录贸易”(即LT贸易)也开始起步。

三、“友好贸易”的政治化

60年代初出现的“友好贸易”，本来是政治色彩较浓的一种贸易方式。1964年底，反共反华的佐藤荣作内阁上台执政，中日关系再次严重后退。中国也就展开了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猛烈批判。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必然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加之1966年夏季开始中国发生“”，致使60年代中期以后的“友好贸易”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1966年10月，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因故解散，日本从事“友好贸易”的团体实际上只剩下日本国际贸促进协会一家。1966年以后，该会同中国国际贸促会发表了大量的会谈纪要、共同声明及议定书。在这些文件上，日方在政治见解上完全遵照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同中国的政治立场几乎保持了一致。1967年2月27日，中国国际贸促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发表的《关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贸易议定书》一开头就说:“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思想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伟大的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各国人民的解放道路。”双方在议定书中，关于“”、越南战争、政治三原则等间题的认识，几乎没有差异，使用的也是“双方指出”等字样。《议定书》上还说:“日方根据日本产业贸易界各阶层的绝大多数和广大日本人民要求促进日中贸易的愿望，决心同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反动派和一小撮日本修正主义者企图破坏中日贸易的一切阴谋活动作不懈的斗争，彻底清除一小撮日本修正主义者在日中贸易界中的恶劣影响。”川《议定书》中首次提出发展中日关系要同“四个敌人”作斗争，中国方面还一度将同“四个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作为检验日本友好团体和商社是否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一条重要依据，并将之确定为友好商社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国内政治空气炽热的情况下，“友好贸易”活动当然也就不只限于贸易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项政治活动。1967年7月21日旧本从事日中贸易的代表400人在东京召开紧急大会，强烈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无条件地同意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入境。同年8月，佐藤宣布访问台湾和南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于8月29日召开“全国友好商社阻止佐藤访问台湾、南越动员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9月7日，佐藤启程访台，该会日中友协动员了大批会员和工作人员，在东京羽田机场举行“阻止佐藤访台”静坐示威。10月17日，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访日，这两个团体又在羽田机场共同召开抗议集会。

由于“”的特殊环境，“友好贸易”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印记。在1967年10月召开的广州交易会上，“友好贸易”的交易总额超过了13亿美元，创“友好贸易”产生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这次广交会也给“友好贸易”抹上了一层深厚的政治色彩。在商贸洽谈的过程中，双方都要就“”交换意见，学习《语录》，合唱革命歌曲。中国方面强调，广交会是“思想的短期大学”，中日贸易要“政治优先”、“政治挂帅”。“”前期，广交会前一半时间是学习《语录》，后一半时间才是商贸洽谈。当时，学习思想被当作是态度间题。在商谈中，如果日方能背出一些《语录》的话，就能带来一些有利的合同条款。[io〕尽管如此，从1966年到1969年，“友好贸易”额除1967年下降外，其余每年都呈增长趋势。到1969年，友好贸易总额达到56300万美元，与1963年相比增加了10倍。

“友好贸易”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其一，参加“友好贸易”的商社，都是接受政治三原则等中国提出的基本条件的商社，即被中方视为友好的商社。因此，中日双方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碍，而这时中国恰恰又把政治态度的重要性放在经济利益之上，因而在共同的政治语言上双方容易签订合同，建立贸易关系。其二，“”期间，中国面对恶劣的国际政治生存环境，不得不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发展口号，但广交会作为此时中国主要的商品进出口通道，始终没有关闭过，“友好贸易”又是以广交会为基地的。而一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由于佐藤政府《吉田书简》的约束，不同意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这种贸易方式相对萎缩。这种情况客观上又有利于“友好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Cl]l955月发生的两名日本暴徒闯进长崎洪屋百货商店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扯下中国国旗的事件。

[2]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和经济不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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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贸易范文篇3

本文作者：王丽丽工作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各国文化习俗差异导致企业难以立足各国在风俗、习惯、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一些国家不能接受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因而反对与这些做法相关的产品贸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都高度认同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旦某个国家出口企业的某些行为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悖，或者当地民众认为外国出口企业的某些行为触犯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就会引起民众不满。企业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以及生活习惯等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非经济方面的冲突。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经过长期的积累，必将给企业对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特别是在宗教信仰受到侵犯的时候，宗教主义的强烈反弹会严重阻碍贸易正常进行，继而采取不理智的行为，使我国企业难以立足。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我国企业出口受到阻碍当东道国民众感觉到自身利益直接受到损害的时候，就会用自己的力量采取一些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民间壁垒形式，就是有劳工组织的集体行动。他们之所以组织起来反对外国商品和企业，其实是因为担心或者认为进口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直接损害了本国生产者的利益。实际上，组织实施民间壁垒不但不会对进口国的就业、收入起到明显作用，从长期来看，反而会给本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对于进口国劳工组织看来，他们更注重当前利益。因此，只要出现损害他们自身短期利益的行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找各种借口，阻止外国商品进口，形成了民间贸易壁垒对我国企业产品出口造成冲击和影响。低价竞争策略对当地企业的冲击导致产品受到抵制当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时，不可避免的会对当地相关产品和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甚至会造成很多小公司的破产，间接导致大量的当地人失业或者破产，当地失业的人数多了，就会产生反抗，最后就会有示威、游行等最后甚至会演变成暴乱。目前我国出口的商品大都以物美价廉取胜，而中国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一降再降，甚至低于成本，这样必然会对当地的相关产业和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继而民间就会出现抵制情绪甚至抵触中国制造。以温州鞋为例，西班牙埃尔切(Elche)市素有“欧洲鞋都”之称，但是温州鞋进入埃尔切之后，由于温州鞋的平均价格只有当地鞋的1/3到1/8，温州鞋力压当地鞋，销售量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对当地的制鞋工业形成了客观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4年9月连续发生了两起针对中国鞋的抵制活动，使温州制鞋企业遭受重创，除了西班牙，温州鞋在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等受到的抵制也是层出不穷，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忽视当地的公共关系导致了当地群众的抵触对于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来说，经济活动与当地的公共社会关系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当企业与当地的关系融洽时，企业自身的经济活动就可以顺利进行，但是如果企业和当地的公共关系不融洽时，甚至使当地的公共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的时候，则很容易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使得自己的企业在国外很难有业绩，而且更严重的是企业在对外贸易时没有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当地民众的自由化都被用来作为政府推卸责任的说辞。对本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促进国家贸易壁垒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形成基本上都是民间贸易壁垒推动的，当民间的力量国家不能再忽视时，企业在缺少政府作为依靠后便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击，民间贸易壁垒就会影响到政府的行为，推动国家立法来限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直接将民间壁垒变为国家壁垒。

政府应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低成本是“中国制造”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主要武器，但这种以劳动力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量取胜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能长久。30多年来，正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引导制造业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地转移到中国，这一方面造成国民福利的流失。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某种产品大量向某个国家出口，就会对当地市场造成强大的冲击，对当地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造成致命的损伤。所以，中国产品很容易成为民间壁垒指向的对象。因此我国政府应调整外贸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致力于培养国家创新机制。2009年11月，中国商务部联合4家商会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投放了一则30秒钟的商业广告，创意主旨除了向世界宣传中国制造并非廉价品的代名词外，同时也在宣传一个理念：中国制造，其实也是世界制造。从这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管理者对于国家品牌塑造战略的理念和实践。

企业在赚取更多利益的同时应该顾及到当地的经济因素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落后，在收获最大利益的同时应该照顾好当地的国民经济。在赚取利益的同时可以适当给当地政府一些优惠政策或是进行合作，这样不仅保证了消除了民间壁垒产生的基础，而且企业还可以在当地的长期经营，而不是做一次生意就因为当地的经济瘫痪而造成前期投资的浪费。商人要有长远的目标，而不是只赚眼前的这笔生意，所以企业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对当地的经济给予帮助，这样在国外的经营只会更加的顺利，经营也会更加长久，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民间贸易壁垒产生的不利因素。我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走向国际市场，既是竞争，更是合作；我们要赢，更要双赢。企业应该通过各种办法来和当地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想方设法消除对方的敌意。同时,要做到本国的出口与当地的生产商利益共享,从而实现“双赢”。在这一方面，义乌商人已经大胆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义乌商人通过适当让利，把流通环节让给老外来做，其实就是把利润空间的相当部分出让给当地商人，到现在，已经有近万名外国商人长期停留在本地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做生意。在现阶段，让利给当地商人以回避诸多矛盾，无疑是中国商品顺利进入世界市场的值得借鉴的方法。

企业应该走出低价的恶性竞争并完善自身商品的品牌效应我国的企业进入国外时，大多采用的是低价策略来吸引国外消费者，不注重产品开发，而由于风俗习惯等原因，中国企业喜欢扎堆经营，所以出现了中国的企业之间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互相压价，甚至低于自己的成本。我国企业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走出低价竞争的误区，现在产品出口价格低，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原材料成本和国外相比较低；另一个原因是企业上层领导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有意识地提高劳动力价格除了对工人有好处，其企业同样也可获得。这样做既可以提高产品出口价格，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内购买力，在放慢出口速度的同时，增加内需。所以本国企业应该避免互相压价导致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当地企业的反抗。我国企业应该大力发展质量技术竞争，发展品牌，发展不容易替代的产品。这样就避免了与进口国企业发生正面竞争，不仅可以打响品牌，还可以获得竞争优势，避免民间贸易壁垒。(四)与当地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我国商人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应该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主动回馈有助于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对立矛盾，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我国出口企业应与进口商或进口国消费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或者与进口国竞争厂商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都是制约民间壁垒力量的有效手段。在西班牙埃尔切市烧温州鞋暴力事件发生前，当地就有人发传单，呼吁当地老百姓行动，但华商们却一点不知情，因此有必要加强和当地政府和警方的合作。中国鞋在西班牙被焚烧，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产品在国外的确有竞争力，使得西班牙当地一些企业因之倒闭。但是，西班牙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商人在当地只注意赚钱，没有搞好当地公共关系，更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的不同，有的对他们是机遇，有的对他们是挑战，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企业应该正确竞争，当企业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的时候，伴随着全球化的产生对当地则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要顾及当地的经济状况，不能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而应该多与当地企业和政府成为关系，最后企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当地的政府和企业也能获得利益，这样到最后双赢的局面才不会导致民间贸易壁垒的产生。

民间贸易范文篇4

关键词:循环贸易;产生原因;纠纷案件

循环贸易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贸易形式，当前已经成为了我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中一种短期借贷资金及融资的一种方法，为我国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循环贸易中，买卖双方可能并不直接经手货物，而是通过凭证、结算单、收货书等形式来作为货物流转及合同履行的凭证。但是由于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原因，所以货物是否存在，合同是否按规定履行等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就引发了实务处理中的多种纠纷问题。笔者总结了大量的案例后发现，在循环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参与循环贸易的双方当事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关系，从而在事实上可能产生“无实际货物”循环贸易纠纷，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卖方资金链断裂或买方以“不存在货物”等理由的抗辩，因此，循环贸易纠纷中的合同性质、合同效效力及履行程度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所在。

一、循环贸易的内涵认定及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循环贸易的内涵认定。在当前，对“循环贸易”一词并没有明确的认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少之又少，所以对很多此方面的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笔者总结了大量的文献和案例认为，循环贸易的内涵其实就是企业间融资。从我国司法机构对循环贸易的案件中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的某案中认为：纠纷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要求相同，并且当天内产生了购买和出售的同时行为，购买价格要远远的高于卖出价格，违背商业规则，案件的所有证据链条及人物关系构成完整，所以判定此案为企业以买卖的形式所进行的融资交易。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的某案中认为：交易双方与第三人存在受控关系，事件的实际操作是关联企业对货物进行回购且不承担市场风险所可能导致的差价亏损，因此本案的真实目的是在于融资。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的某案中认为：案件中包含三方当事人，三方当事人所产生的所有行为都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同时，当事人没有充分证明货物交付的证据，所以三方的交易中也不存在货物的实际流转，因此，三方当事人至今所存在的买卖行为中并没有实际的货物，此流程不符合买卖合同交易特征，所以名为买卖，实为法律借贷。根据上文三个案件的观点，法院的结果都揭示了循环贸易的本质其实就是企业的一种借贷融资行为，但是这种以循环贸易为名所进行的融资行为是否合理，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二）循环贸易纠纷的产生原因。1.民营企业融资难。民营企业融资难是我国市场上“有目共睹”的现状，尤其是对于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民营企业而言，顺畅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企业的发展之所在，但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政策等原因，民营企业往往难以通过银行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例如某些信誉较好民营企业，在银行融资无法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则可能会出现利用民间资金进行“短期过桥”的行为，利用民间融资还银行贷款，在从银行申请贷款偿还民间资金，从而来保证企业在银行内的征信，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很多银行并不能接受以往“先还后贷”的情况，所以在收回贷款后不在短时间内对企业发放新的贷款，造成民间融资的资金链断裂。所以企业便将眼光放在了民间融资市场上。大量的案例表明，当前我国的司法机构对企业间的借贷合同呈开放的态度，但是仍没有同意的标准和指导原则，所以很多法院都将企业间的借贷合同判为无效和认同。所以企业在进行民间融资的过程中，通常都会采取以买卖合同加回购合同的方式来代替借贷合同，从而来规避法院对无效合同的认定。2.市场环境变动。市场环境直接的决定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银行和民间是民营企业的两大融资渠道，银行渠道的利息较低，额度较高，是民营企业的首要选择。但是在市场环境变动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难上加难，尤其是对于资金较少的企业而言，银行融资的难度较大，又不想放弃市场机会，所以便开始使用循环贸易的方法来进行融资，但是由于市场风险较大，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将会引发循环贸易上下游企业的诉讼。3.国有企业的业绩压力。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循环贸易纠纷的案件中也有着国有企业当事人的身影。从字面上看，循环贸易中包含“贸易”二字，无论是否存在贸易实际内容，但是确实有着贸易行为。国有企业为了自身的业绩，所以也可能进行循环贸易，从而产生纠纷。例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提出：贸易合同只是为了增加公司的产值，旨在完成业绩，在行为的过程中，双方签订合同、发票、发货单、签收单流程全部标准，虽然无实际货物，但是履行合同要求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形式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纳入企业的业绩中。

二、循环贸易纠纷的司法裁判建议

在循环贸易的纠纷中，无论合同形式为买卖或借贷，无论合同效力为有效或无效，都没有影响到贸易发起方对合同内容的履行，通俗讲就是，无论循环贸易中的合同如何，借款方都有着偿还的义务。因此，现有的循环贸易纠纷主要表现在循环贸易双方及其他当事人在循环贸易认定上的纠纷，既：循环贸易是否产生了融资行为，产生了融资行为后，循环贸易合同是否有效。在本章中，笔者将通过案例的形式进行分析。（一）虚假循环贸易应判定无效。企业之间通过虚假的循环贸易形式，实为借贷，应判定合同无效。案例介绍：2014年，B公司向A材料公司申请融资，采用采购的形势，B公司C公司向A公司采购材料，C公司对B公司支付费28万元。张某对C公司的债务进行无责任担保，买入材料为单价8000元，卖出单价为7800元。当天，B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材料的《销售合同》，B公司支付了A公司货款，B公司在向A公司、张某和C公司追索垫付货款的时候，A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A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提出：销售合同实为企业间的借贷，应属无效。法院认为：当日就进行了买卖，其形式为高买低卖，这种形式完全违背商业理论。同时，A材料公司销售的材料商品并不存在限制经营，A公司和C公司之间也不存在沟通障碍，C公司额外支付费用的行为也违背商品交易的惯例，因此，本案是采用虚假贸易形势进行的借贷活动，违反了国家金融法律的规定，所以合同认定无效。（二）第三方银行明知实情参与到循环贸易中，属借贷。企业在进行循环贸易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银行的“身影”，部分银行明知申请贴现人并不存在基础交易的情况还对其并不持有承兑汇票的行为办理贴现，所以将此认定为借贷关系。案例简介：2013年，A银行和B银行明知C公司没有真实交易并且行为是为了偿还A银行的债务，以先贴现后开票的方式为C公司办理了贴现业务，B银行贴现后，因A银行拒绝对此种方法的汇票票样进行承兑致诉。法院认为：根据《支付结算办法》中规定：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汇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联通贴现凭证向银行进行贴现的申请，也可到其他银行进行转贴现。在贴现的过程中，持票人的贴现要与出票人和持票前手具有一定的基础关系，这种基础关系就是真实的债权关系和交易关系，在本案中，B银行在明知C公司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仍然对C公司未持有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不符合规定，违反商业银行的操作规范，同时，B银行与C公司的关系认定为无书面合同的借贷关系，B银行承担主要过错。在此案中，银行在C公司并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贴现，并且C公司还没有持有银行的汇票，根据法律，银行与C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借贷关系。（三）交易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需结合不同情况分析。在循环贸易的过程中，如果贸易双方本身就存在着借贷关系，一旦产生纠纷，贸易行为是否与借贷行为有关，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分析。案例介绍：2010年，A公司与A银行签订了大额的借款合同，同年，A公司又与A银行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A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对A公司进行融资。2011年，A公司与A银行签订了《X项目建设合同》，A银行承诺负责X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工作，项目建设完成后，A银行以合同中的权益认购了A公司的部分股份，2016年，A银行将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转入资产公司，资产公司要求A公司归还贷款本息，法院将A银行追加为第三人。法院认为：A银行在与A公司签订多项合同，表明银行和公司无论在贷款、融资还是在项目建设上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关系，资产公司认为：银行与公司之间的贷款合同与合作合同并不存在联系，要求A公司归还贷款是根据贷款融资合同而言。诉讼结果认为：A银行与A公司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与合作关系，资产公司是债权受让人，并不是融资与合作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了借贷要求却并没有提出合作要求，同时，按照当时A银行与A公司签订合同中表述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无论从合同上、合作关系上还是义务关系上，A公司与A银行的资金分配、工作分配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资产公司的诉讼行为无事实依据，所以驳回。在实务中，循环贸易双方既存在贸易关系又存在借贷关系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但是通常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和贸易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实务的过程中并不能将二者拆分，而是要作为一项整体进行讨论。（四）贸易中的分期商品偿还，非借贷。循环贸易中，有着卖方企业并不能一此性付清全部产品，所以分期偿还，这种情况并不属于借贷。案例介绍：2011年，A公司与B公司签订贸易合同，A公司提供资金，B公司生产商品，并分期提供给A公司。2012年，A公司支付补偿贸易款，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要求B公司在2013年低还清所有所欠生产商品，B公司未按时间偿还，A公司对B公司提起诉讼，A公司认为：双方公司合同虽为贸易合同，但实为借贷行为，要求合同无效。法院认为：A、B公司之间的贸易合同说明了双方贸易的目的，为实现合同目的，A公司的付款和补偿贸易款行为均属正常，同时，B公司为A公司提供产品，合同中规定的B公司所享优惠并不能构成利息，因此案件中的合同不属于借贷合同的特征，并不受到法律的禁止，至于双方资金及商品纠纷，属合同责任履行纠纷，所以本案中的贸易合同有效。在实务中，如果存在上文案例的行为，除非有证据证明供货方对出资方所偿还的商品是现金，并且支付的利息，否则都是认定为贸易合同，非借贷合同。

三、总结

综上所述，循环贸易作为中小及民营企业之间较为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无论是动机是贸易还是借贷，在其过程中，由于合同表述方式及操作形式的不统一，则经常可能发生纠纷的情况，为实务带来一定的困扰，因此要结合循环借贷的合同及当事人的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厘清其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从而保证诉讼结果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郑伟．循环贸易合同难题的诉讼路径探析．人民法院报．2015（1）．

民间贸易范文篇5

卢布现钞来源及回流渠道。满洲里地区黑市卢布现钞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中方人员携入。边境旅游业兴起，民间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大批华商随身带货涌入俄罗斯，销售俄罗斯市场紧缺的轻工纺织类商品，并占据了俄罗斯销售市场绝大份额，其销售商品收益多以个人携带方式带入境内，流入满洲里的外汇交易市场，但通过了解，目前境外销售收益大多以“串人民币”（销售所得卢布收益被在俄罗斯中国木材进口商收购，用于支付木材款，并电话通知国内支付人民币）方式回流，中方人员携入的外币现钞正日渐减少。

二是入境旅游购物的俄罗斯人携入，这是目前满洲里地区卢布现钞主要来源。俄罗斯游客通过自身携带入境，其中卢布现钞占携入总量95%以上，美元现钞较少，携入的美元现钞主要是俄罗斯较富裕人群，经满洲里口岸中转去往中国内地北京、广州、海南等地旅游购物消费，而且携入的美元现钞由于汇率差价原因并不通过本地黑市兑换，而是携入内地进行兑换，卢布现钞则全部在黑市进行交易兑换。

目前，卢布现钞兑换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估算，卢布现钞日交易额约在5000万卢布，旺季时能达到7000万～8000万卢布（旺季主要是指冬季，出售的商品货值较高，圣诞节前销售额也较大），年交易额在182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市场兑换量要远大于估算规模。如此大量的现钞流入量势必有安全便捷的回流渠道，通过炒汇人员了解，目前满洲里外汇黑市中的现钞（卢布）输出渠道，一是通过毗邻省份如黑龙江省黑河、绥芬河两地将卢布现钞携带出境，其方式是通过火车捎带到目的地后，通过黑河的渡轮携带出境，据说俄罗斯方面有专门的私人保安公司在码头负责接收携出境现钞（卢布）存入银行，通过毗邻省市回流俄罗斯现钞约占70%～80%；二是木材商在外汇黑市收购卢布现钞，在满洲里口岸通过货车司机、货物夹带等方式私藏出境，约占回流量的15%；三是出国旅游、就医、贸易商洽或入境俄罗斯游客携入剩余的现钞，约占5%～10%。

二、黑市卢布汇率情况

满洲里黑市卢布价格形成主要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卢布兑美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行套算，并参照与卢布汇率相关的石油价格的走势变化，作为制定参考依据。（据黑市炒汇人员反映，目前黑市汇率参考价主要以“捷汇网”每日14∶30公布的汇率价格为基准汇率指数）。外汇黑市价格在上述依据基础上，根据市场供求上下浮动，当民间外汇市场外币现钞量较小而需求量大时，外汇黑市价格相对高一些，当民间外汇市场外币现钞量较大而需求量小时，外汇黑市价格相对低一些。由于俄罗斯卢布汇率水平主要依靠其石油出口收益率来决定的，导致其极易受市场因素影响，卢布汇率时高时低，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卢布贬值较大，金融危机结束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黑市卢布汇率贬值幅度略有减缓，个别月份也曾出现较大增幅，但总体还是呈逐年下降态势。2010年黑市卢布由全年最高时4月的23.59/100卢布，降为11月的21.20/100卢布，降幅达10.1%。2011年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持续扩大，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度减少影响，汇率下跌较快，卢布最高价格在8月2日为23.3862人民币/100卢布，12月30日最低价格19.563人民币/100卢布，跌幅达16.34%。而2012年满洲里地区黑市卢布价格，由于国际油价出现明显下降，以及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俄罗斯卢布贬值趋势加剧，据对黑市全年监测统计，2012年前4个月卢布价格呈现平稳增长，各月平均兑换价格在20.2445/100卢布～21.5445/100卢布之间，这得益于年初以来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黑市卢布价格的走高，5月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出现变数，卢布价格开始走软，最低价格出现在6月初，为18.744/100卢布，此后各月平均兑换价格维持在19.2505/100卢布～20.091/100卢布之间，进入12月黑市卢布价格略有回升，但反弹乏力，平均价格在20.305/100卢布之间。

三、黑市的成因

（一）充足的汇源是黑市的外汇供方。1988年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边境旅游业开始兴起，两国边民往来频繁，民间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大批华商随身带货涌入俄罗斯,销售俄罗斯市场紧缺的轻工纺织类商品，并占据了俄罗斯销售市场绝大份额，其销售商品收益多以个人携带方式带入境内，流入满洲里的外汇交易市场；同时大量的俄罗斯人入境购物用随身所携带的外币现钞与中国个体商户进行买卖交易，由于入境俄罗斯人数较多，携带的外币数量较大，导致数量庞大的外币现钞在民间市场自由流通，从而构成了自由外汇市场外汇的重要来源。

（二）因私用汇量激增且正常渠道难以满足需求是其存在的基础。由于部分边境贸易活动使用现钞结算,出国旅游、就医、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及出国劳务人员等用汇需求的增加，受当时国家外汇管制的制约，合法渠道购汇满足不了多层次公民因私用汇需求，但从自由外汇市场兑换外汇具有正规渠道所不具备的方便条件：（1）没有复杂的手续；（2）可以不限量的提供兑换；（3）与国家规定的汇率相比，存在汇差，给倒汇者一定的利润空间。

四、卢布现钞在本地区流动量增大的利弊分析

有利影响：一是有利于拉动中俄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两国边境口岸民间贸易较为活跃，边民互市贸易中有了大量的卢布现钞流动直接促进了对俄边贸出口的增长。二是大量的卢布现钞流动，可以使普通的俄罗斯人不需要兑换美元或欧元，直接携带卢布就可以在我国境内购物。三是卢布在满洲里地区的流动性增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贸易中结算手段的不足和缺陷，其他的服务贸易和旅游一样，在计价结算方面都将更加便利化，由此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不利影响：一是由于对卢布现钞出入境的监测手段还很不完善，大量的卢布现钞在满洲里口岸流动，增加了外汇监管的难度。二是由于边境口岸卢布现钞出入境量不断增大，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可能为非法资金出入提供便利。

五、存在的问题

（一）贸易秩序不规范滋生民间外汇市场，为卢布现钞交易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对俄贸易发展以来，民间外汇市场交易就长期存在。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中俄贸易秩序不规范，致使一些商家的贸易活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结算，而是借助民间外汇市场完成。民间外汇市场的存在直接推动了口岸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卢布在满洲里口岸的流入流出。据了解，当前炒汇人员服务到位，可以做到直接上门进行兑换，给中、俄商家带来很大便利，完全不用担心卢布会留滞在手里。

（二）银行无法办理卢布现钞兑换业务，导致黑市交易仍然存在。满洲里外汇指定银行外币兑换网点美元现钞兑换业务基本能满足用钞需求，但是卢布现钞兑换业务由于受头寸、库存跨境调拨、运钞费用高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是挂牌，还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操作，直接造成卢布现钞全部流入到黑市。

六、政策建议

民间贸易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日本邦交正常化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赔偿；三是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民众可能产生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为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例使中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以在签订“日华条约”时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为由，提出毋须将赔偿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放弃赔偿是从两国友好出发，而日台签订条约时已经逃到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说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事实上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赔偿，而中国政府则既未主动要求赔偿，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从表述上也比《日苏共同宣言》更为简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以及日苏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民间的一切请求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曾掠夺、逼迫大量日本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的条款。而中国对日本在华老百姓和日本俘虏确实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日本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以上两点，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府宽大仁爱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战略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是日本决定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和敌视中国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这封“吉田书简”基本确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0年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对美追随的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导致中日两国长期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两国间的民间经贸往来也遭到美国的干涉，1952年9月，为达到阻碍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目的，美国与日本秘密签署了《对共产党中国出口贸易管制协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较西欧更为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标准。根据该协定，中日缔结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本无法顺利实施，仅实现了协议金额的5.05％。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要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虑我们作为伙伴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图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支配亚洲。”对此，日本代表积极作出回应，表示“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及日美同盟的现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空间备受美苏冷战关系的制约，曾经对苏“一边倒”的中国想要争取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在冷战条件下几乎很难实现。此外，当时的中共也认为中美开战不可避免。中美关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转变，美国迫于应对苏联的冷战形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动向中国传达了改善关系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宽美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以及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等。面对中美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仍仅满足于继续对美追随，并未主动改善对华关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强烈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上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努力。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派出长期负责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晓云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亲自指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对华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这些外交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后开展对日外交的及时之举，意义深远。

民间贸易范文篇7

关键词:宋代;象牙贸易;流通过程

象牙，自先秦始即是上层统治者独享的奢侈品，以致“殷辛以象箸为华，而不知牧野之败”①。宋代以前，象牙多为朝贡物品，甚少流通。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繁荣，象牙逐渐成为商品贸易中的大宗。本文拟对宋代象牙贸易及其流通过程作一考察，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宋代象牙贸易的流通途径与方式

1.朝贡贸易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等史料统计，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为302次，朝贡物品中象牙所占比重较大。如:咸平元年(998)，交阯以象牙五十枚来贡;皇祐二年(1050)，占城“贡象牙二百一”②。据《宋史》等史料统计，宋朝时，海外各国朝贡贸易中的象牙数目远远超过前代，其中占城进贡象牙350株、交趾154株、丹眉流(位于今马来半岛洛坤附近)61株、注辇国(今印度东南沿海)60株、大食58株、三佛齐16株、勃泥(今文莱国)6株。相形之下，宋代地方向中央的象牙朝贡，数量及进贡地都相对较少，除吴越进贡象牙330株外，仅荆南(今湖北、四川、湖南一带)、邛部川蛮(今四川境内)等进贡象牙，且数量有限。因此，海外各国的朝贡就成为象牙朝贡贸易的主体。

与此同时，宋政府不再只是消极地等待外国来华朝贡，而是积极派遣使者出洋招贡。象牙就是“招贡”品中必不可少的物品。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雍熙四年(987)，宋太宗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③。文中所提到的博买品“牙”即“象牙”，所谓“进奉”，即是国家关系上的交往，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进贡者以本国特产进贡，受贡国接受后又以“回赐”为名给对方报偿，这就是招徕进奉。如此积极主动的“招徕进贡”，在中国的朝贡史上是不多见的。

2.海外贸易

宋代的通商范围很广，与其贸易的国家很多，远远超过唐代，甚至和元、明相比，亦毫不逊色。由海外输入的商品，大多为奢侈品，种类甚多，犀角、象牙等为其中的大宗。宋人著作中惯用“香药犀象”一语概括海外输入的货物，可见是非常恰当的。

由于上层统治者对象牙的喜爱以及象牙制品逐渐普遍化的趋势，象牙成为海外贸易品中重要的商品。太平兴国五年(979)，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绍兴元年(1131)，大食商人蒲亚里舶来大象牙290株等大宗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繁荣。有文献这样描述绍兴二十三年(1153)间广州的景象说:“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④犀、象、珠、香、流离等，无所不有，就是象牙海外贸易繁荣的写照。

3.边境贸易

宋代还在辽、金边境上设立榷场进行边境贸易。据《宋辽西夏金史》中的记载，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铜钱、印本书籍等。宋对金主要出口品有香药、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象牙均为大宗贸易货物，成为宋朝政府在边境贸易中获利的重要物资。榷场贸易作为一种民族政权间的特殊官方贸易形式，在边境贸易交往中，不仅具有“通二国之货”的经济目的，而且具有维持边境和平的政治目的。榷场的置废受宋与辽、西夏、金之间政权“和战”关系的影响深远，如“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⑤。故此，榷场贸易兴废无常，呈现出不稳定性，象牙流通在榷场中时常间断。

4.境内贸易

北宋时，雷、化、新、白、惠、恩等州(都位于今广东、广西境内)境内“山林中有群象”⑥，广南东、西路有“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产”⑦。象牙作为上层统治者所喜好的珍品，民间持有、民间贸易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曾颁布诏令:“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卖。自今许令送官，半价偿之，有敢藏匿及私市与人者，论如法。”⑧“自今”二字，揭示出象牙的民间贸易是存在的，可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政府对象牙的民间贸易虽明令禁止，面对巨额利润，未免会有欺瞒者，似乎收效甚微。

由于市舶贸易的发展，外国的犀象香药“充轫京师”。政府一方面强调“禁止私贮香药犀牙”⑨，另一方面，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令“自今禁买广南、占城、三佛齐、大食国、交州、泉州、两浙及诸蕃国所出香药、犀牙”⑩，需要指出的是“犀牙”为犀角与象牙的泛称。禁令和诏令实施过程中，政府为了有效掌控境内的象牙流通，在京师设置香药易院，以管理象牙贸易，后并入榷货务统一管理。

二、宋代对象牙贸易及流通的管理

市舶司、各地的榷货务、北方边境设置的榷署是宋代象牙贸易的主要管理机构。

1.市舶司

宋代市舶司对象牙贸易的管理主要是以“抽解”征收舶税、以“禁榷”进行专买专卖、以“博买”强制收购。

“抽解”即市舶司在察阅象牙后，“以十分为率”按比例抽取，故又称“抽分”，是市舶司征税的主要方式。象牙作为贵重物品属于细色，对其抽解一般遵循“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的办法。“禁榷”即专买专卖，对海外进口商品禁止私人买卖，由官方垄断经营。太平兴国二年，政府明确规定“象牙”属于禁榷品，“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犀象”为犀角与象牙的合称。如有违抗者，将处以黥面、押送赴阙、妇人充任针工等罪罚。“博买”是市舶司抽取关税后，对进口货物进行强制收购。象牙是获利大、国内急需的物品，在博买品中常见。“博买”后的象牙方为舶商所有，未经抽税和“博买”的象牙，舶商不能交易，敢有私取者，其余货物全部没收。

2.榷署

榷署是宋朝设立的榷场管理机构，榷署不仅要稽查榷货，征收商税，而且要评定榷货等级，兜揽承交，收取牙税。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宋代榷场禁榷范围时有变动，象牙也时常游离于“禁榷”与“非禁榷”之间。

《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初，象牙即已被列入“禁榷”品。太平兴国二年，宋辽双方边境暂时和平，在协商的情况下，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署，宋朝“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象牙首次“非禁榷”，并成为宋对辽输出的主要物品之一。宋辽边境随后增设安肃、广信军、静戎军、代州雁门等多处榷场，象牙依然是重要物资。

3.榷货务

榷货务“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及入中、茶、盐、出卖香药象货之类”，是宋朝掌管专卖及贸易的机构。榷货务对象牙贸易的管理方式除专卖外，另有交换、直接与商人交易等方式。

太平兴国年间，中央府库中，由三佛齐、勃泥、占城舶来的犀象、香药珍异品，已经充盈府库。宋政府置香药易院，进行专卖，由官商交易象牙等舶来品，年收入五十万贯。大中祥符二年(1009)，榷易院并入榷货务，开始由其全面管理象牙专卖。榷货务对象牙贸易流通的管理，实乃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如: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政府诏令榷货务“客便纳金银、钱帛、粮草合支香药、象牙”，即是商人以其所纳物资支取香药、象牙进行交换的实例。榷货务还直接把象牙出售给商人，如: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客旅于在京榷货务入纳见钱十千，共算请二十千香药象牙，取便于在京或外处州军贩卖”。总体看来，榷货务是对宋代贸易品中象牙境内流通进行主管和专卖的重要机构。

三、宋代象牙贸易及流通中的交易主体

宋代象牙贸易的繁荣，较前代有所突破，流通过程中参与贸易的主体按经营者身份可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两类。

1.官方贸易

官营即政府经营，往往享受特权。宋代象牙贸易的官营分为三种:一种是国家之间交换礼物的形式即“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很频繁。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这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不多见的;另一种是官府设置官方市场，由官府在官市中经营。象牙贸易早期多以朝贡的方式进行，海外各国运来象牙作为贡物，中央王朝则用丝、帛等物回赐。名为朝贡，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和海外各国所进行的直接贸易。宋代的象牙朝贡无论国家数量，还是朝贡区域都呈增长趋势。宋政府派遣使者到海外进行象牙贸易，以雍熙四年(987)宋太宗遣使臣往海外诸蕃国招贡最具代表性，其主体也是使臣。

宋代象牙贸易的官方经营主要是通过市舶司的博买、榷场与榷货务的专买专卖进行。《萍洲可谈》对象牙的官市博买有详细记载，“象牙重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市舶司的象牙专卖，造成府库充盈，为了解决积压问题，政府在榷署的官市——榷场向辽、金出口象牙;在榷货务中通过入中制用象牙与商人交换，除此之外，还出售象牙给商人。因此，博买、专买专卖的主体是官府。

2.私人贸易

宋代的象牙贸易中，私人经营分为三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即官商;一种是民间商人，多为豪族大姓;另一种是海外商人。

宋代的象牙多为舶来品，主要依靠蕃商往来贩运，他们拥有雄厚的资财，足迹遍及中国沿海、内地及边疆。如“大食人使蒲亚里所进大象牙二百九株”。为了招揽蕃商来华贸易，绍兴七年，高宗诏令劝大商蒲亚里“归国，往来赶运蕃货”，海外蕃商在私营中的地位不同一般。

宋代象牙贸易量的增加，使象牙制品逐步呈现从贵族独享的奢侈品向市井消费品过渡的趋势，虽然如此，象牙依然是奢侈品。这一转变使榷场贸易和榷货务贸易中的主体除了官府外，还有官商、民间商人，贸易主体有所扩大。

榷署和榷货务是由政府管理的官方机构，贸易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象牙作为奢侈品，在榷场和榷货务的交易中由政府掌控。熙宁八年(1075)，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即是力证。象牙流通过程中，政府主要依靠官僚或官商进行交易。榷货务中象牙是支付商旅入纳的重要物品，商人入纳粮草后“每百千，支见钱三十千，香药象牙三十千、茶引四十千”。

四、宋代象牙贸易流通中的商税征收

宋代，象牙贸易及流通过程中，商税的征收是政府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税率因管理机构而异。

1.抽解

“抽解”，即市舶司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它按贩到舶货的一定比例抽收，又称为“抽分”。宋代对对象牙抽解的税率经常调整，从淳化二年(991)到熙宁初年(1068)，市舶司的抽分呈下降趋势。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但是并未形成定制，不久，仁宗朝又立“十税其一”的税率，但是这个规定很含糊，没有详细规定如何抽解。至宋神宗熙宁初年又实行“十五取其一”的税率。北宋末年，舶货始按粗、细色货物抽解，象牙作为珍品，因价值昂贵属于细色。神宗时“犀角、象齿十分抽二”宋徽宗崇宁以后，恢复到神宗之前的“十取其一”的抽解税率。南宋继承了北宋末年依粗色、细色抽解的制度，象牙的抽解税率仍未固定，时有变动。宋高宗绍兴六年规定“抽解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绍兴十四年，一时抽解不分粗色、细色，均提高到十分抽解四分。后因舶商陈述抽分太重，绍兴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又恢复到“十分抽解其一”。但未能改变各地市舶司的抽解税率实际上不断攀升的事实。隆兴二年，两浙市舶司据此向朝廷申条具表“抽解旧法，十五取一(粗色)，其后十取其一，又其后择其良者(细色)，如犀角、象齿十分抽二”，“若象齿、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此意见得到朝廷首肯，并批准，但收效甚微，实际上“细色五分抽一分，粗色货物七分半抽一分”比法定的税率高一倍。

2.博买

博买是市舶司对舶货抽解之后，再按规定的比例由官方强制收购货物，实乃以实物折价，以物易物。博买的比例，常常因时而异，变化频繁。

宋初，市舶司抽解并不苛刻，对象牙等禁榷品“官尽增常价买之”，官方提高博买价格，刺激了象牙贸易。北宋末年，“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为了缓解府库滞销货物带来的压力，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选择滞销货物中的良者，用于博买，象齿“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南宋时，博买作为一种经济掠夺手段，更加苛刻，博买比例越来越高，“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货”，象牙、珠、犀为细色，抽买比其他货更重，以致舶户“非所以来”。隆兴二年，有臣僚上奏象齿“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买”。此奏的内容在现实中并未实现，甚至不给商旅一钱，“不识舶货之名”成为现实，博买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变相的苛税，“故客旅宁冒犯法禁透漏”，也不愿到市舶司抽解博买。

3.榷率

榷率即专卖税的标准比率，在宋代主要是对榷署和榷货务的榷货而言。《汉书•景十三王传》韦昭注有:“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因此，榷的特点即是场地由官方指定，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量受官府严格控制，同时禁止民间贸易。

榷场中的象牙，以牙人评定的等级而定，“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息钱”，榷场征税“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实行榷税差别政策，将贸易方式分为出境、入境、过境等类别，对进出货物按差别税率征税，税率视商品粗货、细货而定，自5%至20%不等，象牙依细货收税。榷货务对象牙除依入中制确定入中的比例外，还在商人入纳算请后，加以出售，对榷率却无明确规定，只能从象牙的入中比例和出售情况管窥榷货务的榷率。咸平五年(1002)，三司使王嗣宗始立河北入中三分法，其中对象牙的入中比例有明确规定“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由于入中实物中虚估及加抬的弊端，景德二年河北折中又改为“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为象牙入中比例。各地随之实行，只不过未以河北之法。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象牙入中比例，因地因时而异。

象牙在榷货务街市的出售情况，时常变动。大中祥符五年至天禧二年，客旅算请后，象牙“每百千，街市卖得钱九十四千至八十二千”，仁宗天圣二年之后，象牙在街市的出售所得渐落，“每百千只得四十千”，官市亏损近五十千。随着入中、折中政策的变化，象牙的出售所得也时常数年甚至数月才变动。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贸易繁荣，象牙贸易在流通过程中逐渐系统化，成为宋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写照。

民间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优势地位本国规制

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是最活跃的主体，目前，全球共有约4万家跨国公司，27万家国外子公司[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各国和地区出口竞争力及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外资直接投资作为纽带联结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与跨国公司的活动。以我国为例，至今为止全球跨国公司500强中已有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不可否认，这些跨国公司对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跨国公司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某些跨国公司已具备了与国家、国际组织等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凭借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在所投资国家（东道国）形成种种垄断，跨国公司对于由垄断地位而聚集的优势力量的滥用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本国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在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行为能否规制、如何规制已成为摆在各东道国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现状及规制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报告反映的情况看，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占据了中国操作系统市场95%的份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伊士曼柯达此前就占据了中国胶片市场超过50%的份额，在同乐凯合资后，领先地位更加巩固。[3]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市场诸多行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在于自由竞争，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而垄断又是竞争的天敌，如此一对矛盾体使“看得见的手”出击显得尤为必要。跨国公司的垄断具有与一般的垄断不同的特点，对于由此产生的优势地位的滥用也更具危害性，具体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以技术性优势为主导的优势地位使得国内企业在面对其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难有反击之力。

技术性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大多采取种种优遇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投资或技术转让上，更体现在技术研究与发展上，但现实情况是，跨国公司较少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研发，在技术转让中不愿对等反馈技术改进，坚持单方回授条款。面对此种情形，国内学者大都自谦地从本国找原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使得外商不敢在国内研发等等，但从经济层面上分析，这亦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之一。由于技术方面的依附性，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极为不畅，面对跨国公司市场所占份额的绝对优势无能为力。

除却技术性优势，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资金优势等亦使得跨国公司轻易地获取了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优势集合形成的优势地位为跨国公司的滥用行为提供了很强的心理暗示，跨国公司有恃无恐，本国企业难以反击。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往往以贸易自由化为其盾牌，排除东道国公司依据本国法对其进行规制。

WTO的主题是弱化贸易保护，改善市场准入条件。WTO规则虽是为国家设定权利与义务，但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与所承担的义务会影响第三者，包括公司与个人的利益。WTO规则下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透明度等原则的实施，将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变得直接而明确。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其义务和所受的限制增多，而跨国公司所受到的约束却减少了，自由贸易规则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开辟着道路。[4]为了获得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东道国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权力和独立性，处于这种地位上的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通过某些投资措施的实施增强自己的力量，但一旦成为WTO的成员国，这种权力优势即丧失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不能采取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需要遵循WTO设定的规则。

（三）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母国成为其代言人和保护者，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扫清障碍，使其免受东道国的本国规制。

跨国公司多国投资的特点使其身份难以认清，一旦出现利益保护的需要，其母国便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角色。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资本输入国地位，因而跨国公司母国对于投资者利益的维护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依照WTO规则，如果跨国公司认为其在东道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利益受到损害，可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依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定》，由其母国政府向争端解决机构提请解决争端，以此来保障本国投资者（跨国公司）的利益在其他国家不受损害。动则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管理权面对跨国公司而不敢为。

（四）“鼓励外商投资”思想的惯性作用使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吸收外资而出台的各种优惠鼓励措施实际上构成了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歧视，即国内所说的“超国民待遇”。我国加入WTO之后，承诺对待外国投资者适用WTO规则中的非歧视非待遇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解决的是对待各国投资者的问题，国民待遇解决的则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在税收或其他方面大都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种“超国民待遇”在实际上带给本国企业不利因素，也使得东道国面对跨国公司的滥用优势地位行为不敢有所为。

WTO规则可谓是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实然的层面上看，跨国公司的确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依靠其雄厚的财力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于政治的变化，它们为自己的利益不停地进行活动，然而它们并不满足WTO为它们争取到的各种好处，它们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零和博弈[5].这种结果的发生与东道国引进外资的目的相左并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对于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无论是国内控制还是从国际层面都显得十分必要。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能否受到规制？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投资一般采用在东道国境内设立企业的方式，无论是根据国际法上主导的属地管辖原则还是根据属人管辖原则，跨国公司当然应受东道国的规制。跨国公司在我国国内进行投资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开发、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外商投资性公司、外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并购这八种形式。这些企业均是依照我国法律在我国境内所设，性质上属于中国企业，并且企业的运作均应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我国对于国内的跨国公司有权进行规制

WTO规则之下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弱化市场准入条件的主题，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并不指代跨国公司可以不受东道国的法律约束，可以不受东道国的规制。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包括：1、经济政策。中国将给在华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给予包括单独关税区在内的所有WTO成员以非歧视待遇，保证国内法律、法规等与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一致，并在官方刊物上公布有关政策或信息；2、保证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框架；3、对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符合WTO规则的修订等。这些承诺在WTO规则之下做出，符合其要求，但未放弃对在华企业的规制权。跨国公司作为在华企业的一种形式，本身并没有不受规制的豁免特权，相反，跨国公司如欲在我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应接受我国对其进行的依法规制。

二、外国对于本国跨国公司的规制情况

虽然国际社会早就注意到跨国公司行为给东道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20世纪以来贸易自由化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因而对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规制显得尤为艰难。2000年6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的《OECD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指南》是直接针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最新成果，但如同先前国际社会通过的一些守则一样，该指南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立法，对跨国公司来说不具有约束力。跨国公司对有利自身的此类守则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接受，但涉及到约束其行为的守则，则不予理会。

如前文所述，跨国公司企业营业地在东道国境内，其一切经营活动在东道国境内，应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理应有管辖权。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本国规制才是重点所在。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英美等国均以本国的反垄断法进行调整（英美等国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集中于在其本国形成的垄断，而对于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则表现出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态度）；在发展中国家，对此类问题大都处于探索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是不彻底的，其努力塑造信息大国形象，大力扶持本国的IT产业。印度面对WTO对其政策的不满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政府对贸易的介入是合理和必需的，除非WTO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保障条款。

三、我国在WTO规则下对跨国公司的规制方式

跨国公司形成垄断、阻碍相关产业发展、使我国消费者面对其高额的利润掠夺、背离我国对外资引进的初衷，这些现状是我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的必要性体现。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也使得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毫无顾及地进行垄断行为，如对我国优势行业的强势企业近乎全行业的并购，全然不考虑市场的集中度和垄断趋势。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使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能真正促进经济的正常增长，使我国的消费者能从跨国公司的介入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些构成了对跨国公司进行本国规制的多元化价值目标。价值目标的多元化使规制手段或方式的多元化成为必需，对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主体在WTO规则下进行规制，仅以立法、司法或行政等单一的传统的规制模式是难以奏效的，而应通过在刚性规则指导下的软约束为主导的综合规制，具体表现为：加强民间组织的力量并以下几种方式的并行来抑制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充分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作为对跨国公司规制的主要力量。此为对跨国公司的软约束。

市场中发生的状况由市场中的主体来解决更具可接受性。近年来，各国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发展的很快，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旨和目标，例如劳工联合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团体、国际媒体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是成员通过自愿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工作，许多跨国性集团和金融机构的贪赃舞弊行为也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得以公开曝光并使之得到有效遏制，民间组织维权逐渐成为对抗强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处在发展之中，有着自己的特点——民间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设立，与政府部门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如较成熟的消费者协会，即是一种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形式。虽然我国民间组织受规模、数量和广泛性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形成一种制衡机制，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力量。如武汉野生动物园的“砸布事件”，面对奔驰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部分车主事后自发组成了“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受害者联谊会”，向奔驰公司主张权利。在这样的态势下，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才与车主们协商，做出友好的表态。对于“砸车事件”本身本文不予评论，但结合此前发生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和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这些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不负责行径，通过民间组织的行为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的结果显示出了比政府出面更方便、更快捷的优势。因此，我国应该鼓励此类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保护民间组织的发展[6]，而且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民间组织也应予以支持，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包括对一些事件信息、形成一定的消费者联盟等，对跨国公司进行软性约束[7]，这也正符合WTO规则所倡导的削弱政府的投资管理权的发展模式。

（二）确立规则体系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

鉴于跨国公司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乃至政治环境中的影响，传统的刚性的规制方法逐渐为弹性规则所代替，并且在WTO规则之下的我国也不可能采取完全的刚性规则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而应通过完善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行为进行调控。但也需明确的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毕竟是在我国国内的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有着当然的管辖权，而且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也是在刚性规则的框架内产生，民间组织的运行也需在刚性规则的指导下进行，因此，对其跨国公司规范的刚性规则同样不可缺少。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这一缺失使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制显得底气不足，民间组织的软性约束也只能寻求边缘性突破，无刚性规则的底蕴使得规制无法触及其本。故我国在竞争规则的制定之中理应尽快制定刚性的《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结合产业指导规则，运用刚柔并济的规则体系指导民间组织运行，政府管理部门的投资管理权也因此获得规制跨国公司的正当性依据。

（三）利用媒体等第三方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督，建立一定的评价机制。

跨国公司皆以利益为其行为导向，从其长远利益来看，每一家跨国公司都不希望在足够广的范围内有对其不利的报道或舆论出现。从其根本来说，跨国公司大都愿意与东道国能和谐地相处，但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下，某些跨国公司也可能借其巨大的实力做出不顾东道国利益的行为。如果我国能建立起一套评价机制，客观地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评价，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评价回馈到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当中，跨国公司对于自己的行为也会自觉地加以约束，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国内、国际影响。在这一套评价机制中，媒体（并非仅是国内媒体）应担当重要角色，广义上的消费者作为评判者，使跨国公司能预测自身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评价机制激励其正当行为，约束其滥用优势地位等不正当行为。

以民间组织机构力量为主导，加之一定的规则体系为规范，辅之以评价机制，三方面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起对跨国公司本国规制的初步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中，重点是在刚性规则体系指导之下的软约束，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使本国规制的每一步均符合我国作为WTO成员方所承担的义务，没有给跨国公司设定过多的限制，而是在进一步营造鼓励投资、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进行约束，此种规制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符合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达到“双赢”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2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3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注释：

[1]本文中“本国”仅指我国大陆地区。

[2]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3]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4]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5]经济学术语，指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宁可使得对方一无所获。

民间贸易范文篇9

[关键词]：跨国公司优势地位本国规制

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是最活跃的主体，目前，全球共有约4万家跨国公司，27万家国外子公司[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各国和地区出口竞争力及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外资直接投资作为纽带联结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与跨国公司的活动。以我国为例，至今为止全球跨国公司500强中已有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不可否认，这些跨国公司对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跨国公司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某些跨国公司已具备了与国家、国际组织等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凭借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在所投资国家（东道国）形成种种垄断，跨国公司对于由垄断地位而聚集的优势力量的滥用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本国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在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行为能否规制、如何规制已成为摆在各东道国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现状及规制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报告反映的情况看，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占据了中国操作系统市场95%的份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伊士曼柯达此前就占据了中国胶片市场超过50%的份额，在同乐凯合资后，领先地位更加巩固。[3]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市场诸多行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在于自由竞争，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而垄断又是竞争的天敌，如此一对矛盾体使“看得见的手”出击显得尤为必要。跨国公司的垄断具有与一般的垄断不同的特点，对于由此产生的优势地位的滥用也更具危害性，具体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以技术性优势为主导的优势地位使得国内企业在面对其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难有反击之力。

技术性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大多采取种种优遇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投资或技术转让上，更体现在技术研究与发展上，但现实情况是，跨国公司较少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研发，在技术转让中不愿对等反馈技术改进，坚持单方回授条款。面对此种情形，国内学者大都自谦地从本国找原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使得外商不敢在国内研发等等，但从经济层面上分析，这亦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之一。由于技术方面的依附性，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极为不畅，面对跨国公司市场所占份额的绝对优势无能为力。

除却技术性优势，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资金优势等亦使得跨国公司轻易地获取了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优势集合形成的优势地位为跨国公司的滥用行为提供了很强的心理暗示，跨国公司有恃无恐，本国企业难以反击。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往往以贸易自由化为其盾牌，排除东道国公司依据本国法对其进行规制。

WTO的主题是弱化贸易保护，改善市场准入条件。WTO规则虽是为国家设定权利与义务，但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与所承担的义务会影响第三者，包括公司与个人的利益。WTO规则下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透明度等原则的实施，将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变得直接而明确。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其义务和所受的限制增多，而跨国公司所受到的约束却减少了，自由贸易规则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开辟着道路。[4]为了获得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东道国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权力和独立性，处于这种地位上的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通过某些投资措施的实施增强自己的力量，但一旦成为WTO的成员国，这种权力优势即丧失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不能采取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需要遵循WTO设定的规则。

（三）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母国成为其代言人和保护者，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扫清障碍，使其免受东道国的本国规制。

跨国公司多国投资的特点使其身份难以认清，一旦出现利益保护的需要，其母国便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角色。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资本输入国地位，因而跨国公司母国对于投资者利益的维护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依照WTO规则，如果跨国公司认为其在东道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利益受到损害，可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依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定》，由其母国政府向争端解决机构提请解决争端，以此来保障本国投资者（跨国公司）的利益在其他国家不受损害。动则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管理权面对跨国公司而不敢为。

（四）“鼓励外商投资”思想的惯性作用使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吸收外资而出台的各种优惠鼓励措施实际上构成了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歧视，即国内所说的“超国民待遇”。我国加入WTO之后，承诺对待外国投资者适用WTO规则中的非歧视非待遇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解决的是对待各国投资者的问题，国民待遇解决的则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在税收或其他方面大都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种“超国民待遇”在实际上带给本国企业不利因素，也使得东道国面对跨国公司的滥用优势地位行为不敢有所为。

WTO规则可谓是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实然的层面上看，跨国公司的确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依靠其雄厚的财力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于政治的变化，它们为自己的利益不停地进行活动，然而它们并不满足WTO为它们争取到的各种好处，它们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零和博弈[5].这种结果的发生与东道国引进外资的目的相左并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对于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无论是国内控制还是从国际层面都显得十分必要。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能否受到规制？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投资一般采用在东道国境内设立企业的方式，无论是根据国际法上主导的属地管辖原则还是根据属人管辖原则，跨国公司当然应受东道国的规制。跨国公司在我国国内进行投资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开发、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外商投资性公司、外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并购这八种形式。这些企业均是依照我国法律在我国境内所设，性质上属于中国企业，并且企业的运作均应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我国对于国内的跨国公司有权进行规制

WTO规则之下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弱化市场准入条件的主题，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并不指代跨国公司可以不受东道国的法律约束，可以不受东道国的规制。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包括：1、经济政策。中国将给在华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给予包括单独关税区在内的所有WTO成员以非歧视待遇，保证国内法律、法规等与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一致，并在官方刊物上公布有关政策或信息；2、保证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框架；3、对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符合WTO规则的修订等。这些承诺在WTO规则之下做出，符合其要求，但未放弃对在华企业的规制权。跨国公司作为在华企业的一种形式，本身并没有不受规制的豁免特权，相反，跨国公司如欲在我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应接受我国对其进行的依法规制。

二、外国对于本国跨国公司的规制情况

虽然国际社会早就注意到跨国公司行为给东道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20世纪以来贸易自由化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因而对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规制显得尤为艰难。2000年6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的《OECD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指南》是直接针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最新成果，但如同先前国际社会通过的一些守则一样，该指南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立法，对跨国公司来说不具有约束力。跨国公司对有利自身的此类守则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接受，但涉及到约束其行为的守则，则不予理会。

如前文所述，跨国公司企业营业地在东道国境内，其一切经营活动在东道国境内，应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理应有管辖权。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本国规制才是重点所在。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英美等国均以本国的反垄断法进行调整（英美等国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集中于在其本国形成的垄断，而对于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则表现出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态度）；在发展中国家，对此类问题大都处于探索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是不彻底的，其努力塑造信息大国形象，大力扶持本国的IT产业。印度面对WTO对其政策的不满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政府对贸易的介入是合理和必需的，除非WTO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保障条款。

三、我国在WTO规则下对跨国公司的规制方式

跨国公司形成垄断、阻碍相关产业发展、使我国消费者面对其高额的利润掠夺、背离我国对外资引进的初衷，这些现状是我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的必要性体现。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也使得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毫无顾及地进行垄断行为，如对我国优势行业的强势企业近乎全行业的并购，全然不考虑市场的集中度和垄断趋势。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使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能真正促进经济的正常增长，使我国的消费者能从跨国公司的介入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些构成了对跨国公司进行本国规制的多元化价值目标。价值目标的多元化使规制手段或方式的多元化成为必需，对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主体在WTO规则下进行规制，仅以立法、司法或行政等单一的传统的规制模式是难以奏效的，而应通过在刚性规则指导下的软约束为主导的综合规制，具体表现为：加强民间组织的力量并以下几种方式的并行来抑制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充分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作为对跨国公司规制的主要力量。此为对跨国公司的软约束。

市场中发生的状况由市场中的主体来解决更具可接受性。近年来，各国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发展的很快，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旨和目标，例如劳工联合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团体、国际媒体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是成员通过自愿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工作，许多跨国性集团和金融机构的贪赃舞弊行为也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得以公开曝光并使之得到有效遏制，民间组织维权逐渐成为对抗强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处在发展之中，有着自己的特点——民间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设立，与政府部门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如较成熟的消费者协会，即是一种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形式。虽然我国民间组织受规模、数量和广泛性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形成一种制衡机制，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力量。如武汉野生动物园的“砸布事件”，面对奔驰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部分车主事后自发组成了“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受害者联谊会”，向奔驰公司主张权利。在这样的态势下，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才与车主们协商，做出友好的表态。对于“砸车事件”本身本文不予评论，但结合此前发生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和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这些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不负责行径，通过民间组织的行为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的结果显示出了比政府出面更方便、更快捷的优势。因此，我国应该鼓励此类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保护民间组织的发展[6]，而且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民间组织也应予以支持，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包括对一些事件信息、形成一定的消费者联盟等，对跨国公司进行软性约束[7]，这也正符合WTO规则所倡导的削弱政府的投资管理权的发展模式。

（二）确立规则体系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

鉴于跨国公司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乃至政治环境中的影响，传统的刚性的规制方法逐渐为弹性规则所代替，并且在WTO规则之下的我国也不可能采取完全的刚性规则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而应通过完善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行为进行调控。但也需明确的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毕竟是在我国国内的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有着当然的管辖权，而且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也是在刚性规则的框架内产生，民间组织的运行也需在刚性规则的指导下进行，因此，对其跨国公司规范的刚性规则同样不可缺少。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这一缺失使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制显得底气不足，民间组织的软性约束也只能寻求边缘性突破，无刚性规则的底蕴使得规制无法触及其本。故我国在竞争规则的制定之中理应尽快制定刚性的《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结合产业指导规则，运用刚柔并济的规则体系指导民间组织运行，政府管理部门的投资管理权也因此获得规制跨国公司的正当性依据。

（三）利用媒体等第三方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督，建立一定的评价机制。

跨国公司皆以利益为其行为导向，从其长远利益来看，每一家跨国公司都不希望在足够广的范围内有对其不利的报道或舆论出现。从其根本来说，跨国公司大都愿意与东道国能和谐地相处，但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下，某些跨国公司也可能借其巨大的实力做出不顾东道国利益的行为。如果我国能建立起一套评价机制，客观地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评价，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评价回馈到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当中，跨国公司对于自己的行为也会自觉地加以约束，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国内、国际影响。在这一套评价机制中，媒体（并非仅是国内媒体）应担当重要角色，广义上的消费者作为评判者，使跨国公司能预测自身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评价机制激励其正当行为，约束其滥用优势地位等不正当行为。

以民间组织机构力量为主导，加之一定的规则体系为规范，辅之以评价机制，三方面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起对跨国公司本国规制的初步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中，重点是在刚性规则体系指导之下的软约束，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使本国规制的每一步均符合我国作为WTO成员方所承担的义务，没有给跨国公司设定过多的限制，而是在进一步营造鼓励投资、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进行约束，此种规制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符合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达到“双赢”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2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3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注释：

[1]本文中“本国”仅指我国大陆地区。

[2]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3]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4]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5]经济学术语，指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宁可使得对方一无所获。

民间贸易范文篇10

一、融资近况

随着我县经济的疾速发展，资金的需求日益增进。当前，我县融资方面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资金需求量大。据县县政府办在年2月的初步计算，我县工业和服务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达20.36亿元，城市基本设备对资金的需求量达12.6亿元。

二是融资总量有增进。金融本钱投放方面：至年3月底，全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85.3184亿元,频年初添加11.7038亿元，增进15.89%，同比多增5.1023亿元；各项借款余额为30.8513亿元，较年头添加3.0324亿元，增幅为10.90%，同比多增1.8981亿元。这些，促进了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县金融支撑当地发展的力度不时获得加大，但与我县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要求仍不相顺应，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金融机构方面。一是金融机构活动性过剩问题。至三月末，全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85.3184亿元,各项借款余额为30.8513亿元，全县存贷差54.4671亿元，存贷比为36.16%，按剔除7.5%的缴存款预备金和预留5%的备付金核算，另有43.80亿元资金充裕因多方对接欠好而寄存上级行。二是底层行热情高，上级行求大求严的问题。首要显示在固然对县支行下放了必然的借款权限，但对大额借款依然审批严厉。三是底层行信贷审核压力大，影响底层积极性问题。如农行对惠农卡发放的要求是三保一挂钩（即：保发放、保治理、保回收、和薪酬挂钩）。四是底层行信贷人员遍及偏少，如农行13个底层做事处的信贷人员要面临辖内21个乡镇不计其数的农户，不足工夫和精神。

2、民间融资方面。据人行对3户中小企业、3户城镇居民、3户农户在2006年至2008年的民间假贷进行问卷查询计算剖析，预算上述企业2006年有民间假贷90万元左右，累计发作额120万元左右，全县中小企业510户，全年预算我县中小企业民间假贷15000万元左右，累计发作额20000万元左右；2008年有民间假贷150万元左右，累计发作额300万元左右，全县中小企业550户，全年预算我县中小企业民间假贷27000万元左右，累计发作额50000万元左右。从民间假贷状况来看，我县企业和农户对借款需求长短常兴旺的。

3、担保公司方面。因为中小企业实力较弱，抗风险才能较差，有担保才能的企业普通不肯意替其出具担保，而担保公司担保种类单一，即便承诺担保，中小企业也必需供应典当物给担保机构，或许需求供应反担保，致使中小企业寻觅担保坚苦，影响了中小企业在银行正常的信贷营业。

4、地盘典当方面。据调查，我县局部企业所购地盘未实时处理地盘让渡手续问题，一些企业主返乡兴办企业，投入了很多的积聚资金，在发展上碰到了资金坚苦，但却由于未处理地盘让渡手续短少银行融资必备的地盘典当前提。

5、中小企业治理方面。一是不少企业将银行资金作为自有资金运用，短贷长用较为遍及。很多银行反映，一旦给这些中小企业发放借款，借款本金就很难履约归还，必需不时续贷。二是相当一局部企业财政准则不规范，运营信息不通明，数据牢靠性差，影响了贸易银行对其借款的准确判别。信息的纰谬称加大了贸易银行借款搜检工作的难度，形成了本钱与收益的纰谬称，反过来又制约了贸易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撑的积极性。三是在中小企业群体中，也相同存在着一些优质的客户，他们在运营规划、创新认识、观念程度、盈利才能上也比拟强，可以接受较高的利率，可以使贸易银行经过进步理念的方法取得响应的风险和本钱赔偿。实践上，贸易银行也并没有无视这批客户。如建立银行进贤县支行当前就拥有一批运营实力较强、诺言优越的优质客户群体。

6、房地产评价方面。银行房地产典当借款手续繁、费率高、效率低，中小企业能作为典当物的首要是房地产，处理典当注销手续却包括典当注销、评价及典当合同公证等，触及工商、房产、财险、司法公证处多个治理部分，处理手续短则10天，长则30天。需求交纳的费用首要有两局部：房产部分首要有：借款额0.3％评价费，0.2％典当物一切权确认和注销费。地盘治理部分首要有：借款额0.1％—0.22％的评价费，0.1％—0.3％的公证费，综合收费率最低的也高达0.7％，当前收费价钱还在上升。因为评价注销的有用期常常与借款期限不匹配，需求从新评价，加剧了企业担负。

7、政银企民之间沟通方面。政银企民之间沟通渠道狭隘，首要显示在县政府和银行接触少，银行向县政府报告请示工作少，银行和企业、农户接触少，企业、农户对银行政策晓得的少。

8、维护金融债务方面。首要显示在：一是企业逃废债景象仍存在；二是金融机构胜诉案件执行率低；三是党政干部担保欠贷景象较多；四是企业和小我对银行信贷征询注销系统参加率不高，诚信观念和法制认识不强等等。

三、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