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范文10篇

民间文学范文篇1

1民间文学教学的目的、内容与课程性质

1.1民间文学教学的目的与课程性质从全面范围看，民间文学本科教学虽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在中文系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开设的学校并不不多。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是一门文学专业必修课，并且还有一个实践学分（选课学生每年暑假到全国各地开展为期半月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正如段宝林先生所言：“民间文学知识是一切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民间文学课程应为文学专业的必修课。”②因此，就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中国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理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掌握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要增强学生传承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是文化史、文学史和学术史、教育史所显示出来的社会需要”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建议：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性质应从大部分学校设置的“专业选修课”改为“专业必修课”，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设置民间文学课程的实践学分，给予学生到民间去田野作业的机会。

1.2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为了达到民间文学的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向学生介绍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历史与发展概况，深入阐述民间文学的概念、基本特征、功能价值和分类，重点介绍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谚谣、说唱和小戏等具体内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具体授课内容上还应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充。换而言之，各地方高校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程还应关注本省区市的民间文学传统和非遗保护问题，让学生（无论是本地学生，还是作为文化他者的外乡学生）了解高校所在省市的民间文化传统，让他们试着发现当地民间文学文本背后所隐含文化意义的重要性。

2民间文学教学教法的改革与实践

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等基本特性，这是一个众多周知的民间文学学科常识。但这个常识却又是从根本上理解民间文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如何让学生以合适的方式和方法认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进而理解其价值和功能，便成为教学目标实现的重要参考纬度。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并让他们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同时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并让学生参与到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语境中。

2.1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的民间语境，才能让他们初步体会民间文学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家乡故事传说的讲述。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是指教师应该对民间文学中“民间”（folk）进行详细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是谁、在哪。在这方面，笔者直接继承了北京大学陈连山先生的相关论述，让学生明白“民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④，民间文学--曾经是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遗留物”多少仍遗存在他们身上--就在他们身边，。让学生讲述家乡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文化传统中来理解那些他们貌似非常熟悉、事实上又有些陌生的民间文学传统。讲述的过程是对其家乡民间文学知识的回忆，更重要是对学生自身对民间态度的一次检视。笔者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讲述，在重新理解家乡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能对更多民间文学文本保持一种敏感的感悟力。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如果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具备这种对民间文本的感悟力，在课间、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也能够保持着这种敏感；那么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的课堂实践就算成功了。事实证明，大部分认真的同学确实做到了。

2.2让学生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学。”⑤作为民间文学的学习者，更不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记录本上，虽不能像专业研究者那样“浸润”（deepimmersion）在民间文学场中，但至少可以自己来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但在体验之前，教师的理论阐释和经验介绍也是必要的。正如马林若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所言：“……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作业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⑥尽管让学生体验民间文学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是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体验者，学生先行了解这些“初始条件”毕竟没有坏处。学生以正确的视角观察日常民间文学场域中的传承人或普通民众，才会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个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从根本上，笔者的这种尝试还是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学传统的实践，或者说得更远些是对北大歌谣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学生“到民间去”是对自身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课堂的延伸--课堂与民间的对话。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学文本的活动或许是一个开启通径的有益尝试。

2.3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是指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相关的民间文学文本。笔者之所以重点强调这一点，缘于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对话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同学讲述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讨论很热烈，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传说是虚构的，一方认为传说是真实的。这次堂课讨论却让笔者一直在思考学生的一句话“民间传说是没有理性的，没什么价值”。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同学的真实想法，因此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传说的理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通过理论阐述，辨明神话、史诗、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与虚构是有理性的，这种“民间理性”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笔者通过让学生梳理自己调查所得的传说文本对“民间理性”进行反思，从而正确认识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学文本的价值。

2.4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前文所述，本课程的设置的大背景是国家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浪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不时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笔者的理念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汉文07级的两个学生跟随笔者在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玛纳斯等县市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自治区非遗项目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便以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切身参与调查永远要比课堂讲述来得丰富、真实。笔者赞同长江大学“非遗”社团的家乡调查，这是一个参与“非遗”保护的好方式。如果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学生完全可以深入了解一个“非遗”传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那些非书面的传统如何被激活、被创造的观察和思考，来反思那些“非遗”传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生的种种关联及其隐含的内在意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当下这个变动的缤纷世界。

3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现代高校教师使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已经成为常态，民间文学课程教学也不例外。根据民间文学学科特点和教学要求，我们如何在教学中把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进行的有机结合就变得十分重要。

3.1传统教学手段的运用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固然十分必要，但传统的教学手段亦不能丢；这对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故事讲述能力，或者说良好的“口头表演”的能力。无论讲述神话、史诗，还是讲述传说或民间故事，教师都应该把学生的带入民间文学文本的“天空”，正如美国学者麦地娜?萨丽芭所言：“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⑦如果教师能够“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我们说他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头口表演”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会运用或了解更多民间文学类别，特别是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教师在课堂中的现场展演要比相关的理论讲述丰富、生动得多，还会激发更多学生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兴趣。因此，传统的教学手段不仅丢不得，还应该提高、加强。

3.2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多媒体手段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讲述、阐明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学课程的兴趣和热情。首先，适度、恰当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民间文学教学而言更是如此。其次，要尽可能多地使用教师原创性的多媒体素材，教师可以把自己田野作业的图片、音频和视频灵活地运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切身感受民间文学的魅力；因为教师自己的田野材料更客观、更可靠，对学生也更具有说服力。最后，教师要慎重地使用影视中的视频片段，因为影视中的叙事往往与真实的民间文学叙事有差距和隔阂；即使要使用一些影视片段，也要给予深入的辨析。

3.3多媒体素材库的建设民间文学教学多媒体素材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笔者的经验，我们要充分利用三个平台来构建多媒体素材库：一是与高校所在图书馆合作，充分利用其纸质、电子资源；二是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和博物馆紧密俩系，共享他们的民间文化资料库；三是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展开紧密合作，充分利用“非遗”普查的民间文学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教师自身平时的积累和田野作业材料也是素材的重要可靠来源。

民间文学范文篇2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民间文学范文篇3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轫以后，学者开始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对新疆民间文学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建国前，维吾尔民间文学工作者鲁•穆塔里甫搜集整理了《伊犁维吾尔民歌》，先后从书中精选了一部分翻译发表在《反帝战线》(1940年4月号)上;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的《中国边疆》也曾刊载过《维吾尔民间歌谣辑译》(南京，1948年)。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新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开始，同时也是当时学界试图通过边疆问题的研究来实现“经世致用”、实现“创化出现时代适应于中国的新风气”的目的的重要体现。建国后，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我们对新疆民间文学的了解。这些调查虽然不是专业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却为以后的深入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和第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百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集(含维文、哈文、汉文)。特别是“新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全面认识和研究新疆民间文学提供了比较翔实、客观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专家。同时，学者深入新疆田野作业，进行了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深入学术研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成果有郎樱对新疆民间文学(尤其是在史诗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如《〈玛纳斯〉论析》、《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西北突厥民族的萨满教遗俗》等，毕桪的《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概论》，李竟成、雷茂奎的《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乌斯曼•斯马依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哈萨克族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汉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郎樱、毕桪等学者把新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置于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语境下研究，资料翔实，条分缕析;对深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新疆民间文学领域，英雄史诗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郎樱、阿地里、那木吉拉等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疆柯尔克孜族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学习出版社，2010年)是全面展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们研究新疆各民族神话史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对新疆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如何拓宽“史诗田野作业的纬度”、如何“对以往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和研究理论的反省与总结”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同时，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在多样化文化语境下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水平。海热提江•乌斯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极有热情，他参与搜集整理了《阿弗拉提可汗与九个女儿》、《传说(4篇)》、《四十条辫子》、《卜古可汗的传说(4篇)》等。他还对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发表了数篇研究“乌古斯”的论文;他还较早关注到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神话与传说的区分问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吉数问题等。乌斯曼•斯马依在民间文学知识与理论普及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编著的维吾尔文《民间文学概论》侧重于民间文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并结合维吾尔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在“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民间叙事诗(达斯坦)研究”、“维吾尔民间故事母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穆赫麦提•祖农和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合著的《维吾尔民间文学基础》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买买提江•沙迪克主编的《论维吾尔民间文学》也是研究维吾尔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热依拉•达吾提、周亚成是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特别是热依拉•达吾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麦西来甫为例》和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保护传承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毕桪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毕桪把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与哈萨克族的历史、宗教信仰相联系，将哈萨克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谜语以及叙事诗系统地进行了阐释，全书资料均翻译自哈萨克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黄中祥在哈萨克、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开拓性的研究。此外，哈萨克族学者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也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基础研究的代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史诗《玛纳斯》，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对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其他内容丰富的文本(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关注太少，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样，在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中，除了以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长调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外，在神话研究、民间传说研究、民间歌谣研究等方面虽也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在对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和有代表性的深入个案研究等方面仍有待新疆本地学者努力。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外，包括汉族、回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世居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就国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国外学者直接介入新疆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领域，特别是《玛纳斯》研究和《江格尔》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其他研究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历史学或人类学纬度上的中央与边疆治理问题，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些研究对于突破固有成熟的“历史/政治”研究叙述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者从跨学科角度考量多样化文化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方法论思考。总体而言，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原始资料和理论参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新疆本地学者仍应展开更加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

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

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民间文学范文篇4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1]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刻不容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直至今日，我国并未出台一部完善的既能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有效保护，又不会阻碍其传播发展的法律法规。[2]究其根本，我们得出两点原因：其一，民间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使其权利主体的归属存在广泛的争议。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无数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个个体单独享有相关权利。相反，它应该是某一地区的集体共同所有的财富。但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文化现象,以及存在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都被视为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均可随意使用而无需征得他人的许可,更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费。这便又使得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化为乌有。目前，我国云南、贵州、宁夏、浙江、福建等地，虽然已出台了一些专门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行政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是公权性质的保护。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资格多以作者身份不明为由而被直接归属于国家,并指定相应的机构行使权利，由此推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属于产生它的地区或民族,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但若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享有相关权利，便会剥夺了发源地人民对其的专属权益，而该权益恰恰是民间文学艺术产生、发展、创新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国家只可从宏观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不应作为其主体而具体存在。针对此争议，我们认为，在立法过程中确定权利主体时，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将权利主体的概念具体为官方指导的民间文化协会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需要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它负责搜集整理当地民间文学艺术，并报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证批准，其中各地不同协会遇有权属争议当报共同行政主管上级认证解决。其二，针对保护的范围及内容也存在争议。之前曾提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以及魅力在于其产生之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不断演绎、再创作，这便给立法部门在规定保护客体范围时提出了疑问。究竟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是保护它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对后人在其基础上进行的表演、再创作的范围是限制还是鼓励。这些问题成为困扰立法部门调查起草先关法律的根源。

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与商标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保护对象，即作品的含义为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对象应具有范围上的特定性、独创性及可复制性。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自己独立完成，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民间文学艺术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独特技能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独立创作的，体现了该社会群体人民的内在思想情感、外在体验和价值观并具有一定文学艺术价值的智慧结晶。这就说明民间文学艺术既不是从其他民族的剽窃而得来的，也不是通过对已存在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简单模仿与复制得来的，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异议。可复制性是指该作品可以以某种客观形式存在，民间文学艺术同样具备这一特征，否则它便无法被人欣赏并得到保护。此外，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滥用或歪曲性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应表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所属。以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这也符合著作权中对权利客体的保护目标。《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若单纯采用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又存在冲突。除上述的权利主体与著作权通常要求的明确主体相冲突外，二者在保护期限上也存在矛盾，《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为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是在世世代代的岁月积淀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的，是不应受到时间限制的。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必须依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3]因此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属于著作权法,但又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法，采用单一的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并不全面，只有著作权制度与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相结合才能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全面、充分、有效的保护。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地域内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具有主体不确定性和地域性。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将地理标志定义为表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我们得出地理标志与民间文学艺术都是特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者的内在契合性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4]虽然商标是附着于商品之上的，将属于文化范畴的民间文学艺术与经济范畴的商品等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大环境的刺激下，民间文学艺术已在商品化的包装下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价值，同时商品化与市场化也为其更好地宣扬与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赋予商品的属性并无不妥。对法律制度的理性分析是达到对规则构建之法律依据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5]由于《商标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对注册商标的期限和续展的规定，利用地理标志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可以不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在有效期满前进行续展，从而为其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设立了一种潜在的永久性保护。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商标法保护类推适用于商标法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申请证明商标注册或集体商标注册，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该民间文学艺术的侵害和破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合理的开发其独占性经济权利，也可以更好地协调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内部之间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用观念，从而更好地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商标法》第四十条的使用许可制度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仅将注册商标的使用权转移给被许可人，而不发生注册商标所有权的转移。使用许可制度使人们得到了合法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便利途径与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也促进了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使用者与创造者对相关权利利益的分享。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立法的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应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变化。随着商品化的入侵，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艺术已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占领市场，获取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利益的诱惑下，参与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组织或个人，应遵守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禁止虚假宣传行为、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志行为以及禁止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都可以作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直接法律依据。例如，我国许多符合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的民间文学艺术商品都包含有涉及生产制作过程的配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该规定使其得到了有效、直接的保护。与此同时，2006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泥人张”侵犯“天津泥人张”名称专有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创了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知名产品的先河，为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提供了范例。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部法律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原则上只限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中，且必须存在市场竞争这一前提，但民间文学艺术并不总是以交换商品的形式存在，也并不总是和对文学艺术进行市场利用的第三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并不能代替其他知识产权法规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都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对的不足，例如著作权法中的对权利主体和保护期限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保护客体属性的规定等都与民间文学艺术有一定的冲突。权利保护的效果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立法的完善应立足于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

因此，我们认为，若想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与管理，保证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得到实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并最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最好的传承与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在完善以上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一个特别的、系统的、全面的，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特有属性及特殊现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民间文学范文篇5

毕业论文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

民间文学一般认为有下列几种特征：

一、口头性

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专业艺人或半专业艺人，被排斥在文字使用之外，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一般只能用口头语言，甚至还用地方土语方言去构思、表现（包括演出）和传播。现在新社会的人民，虽然大多数已经认识文字，并且有的还能使用它，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而且,它要取得民间文学（新民间文学）的资格，必须基本上采用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并且能够在群众口头上流传。因此，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二、集体性

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大都是个人的产物，民间文学作品，大体上可说是群众集体的创作。所谓集体的创作,在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在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方面，比起专业作家的作品来，都存在着特有的集体性问题。但这种集体性的重要表现,更在于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与的,但是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它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这一点，与那种主要属于个人的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是无法署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当优秀的部分）是群众中具有特殊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者的创作和加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个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艺教养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又一特征。

三、变异性

民间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主题等在长期口头流传中，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是，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在语言方面是经常的、大量的(尤其是散文作品)，其他诸如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甚至主题都会发生变异。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大变动时，群众往往将传统作品加以变化来表现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也是某些新作品产生的一种原因。这种相当广泛存在的现象，在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中是很少见到的。作家作品中，虽也有前后版本文字不完全相同的情形，特别是古典作家的作品，往往有文字出入的现象（所以须有校勘）。但是，这毕竟是比较个别的情形，它除了由于本人的修订或别人的篡改外，大都是由于抄写、刻印、排字等技术失误所招致。它不象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那样经常和大量。民间文学的变异性蕴涵着所经过的历史、社会和传述者等的思想、才艺的因素，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种特征与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密切相联，或者说，是它们所产生的自然的果实。这是民间文学的又一个特征。

四、传承性

人民在过去，由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使用文字等工具去记录、保存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风俗习惯如此，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已经在两千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能够以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至于产生已有千年左右的这类作品现在还流传人民中间的，就更不用说了。自然，这种靠口头世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或歌谣，在形态上或内容上多少不免会有些变化。但总算是在生存着，成为我们现代活文化的一部分。

民间文学范文篇6

黎族民间故事中，神话是远古时期黎族人民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黎族神话与自然结合的很紧密，保持着一种童真和天性。“童真和天性”是基于人类“童年期”的蒙昧无知所致，这与儿童幼年的无知而天真的心理特征相吻合，由稚拙引发的“泛灵观”和“任意逻辑”的思维在民间神话中较为普遍，它是构成黎族民间故事稚拙美的主要因素。稚拙美是天然拥有的一种美学特质，稚拙是幼稚而拙朴的意思，稚拙美在神话故事中主要表现在其思维的特点、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三者结合构成一种大巧若愚、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如流传于黎族杞方言区的神话《螃蟹精》，描述了远古时期，一只无恶不作的螃蟹精被雷公操起的大铁锤砸死，一肚子的黄水四处横溢泛滥成灾，滔滔的黄水淹没了大地。只有一对兄妹躲进葫芦里才侥幸得以生存。洪水退后，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这对兄妹不得不遵从雷公的旨意结婚，生下了没有手脚也没有鼻子眼睛的肉团，恐惧的哥哥便将肉团剁成块抛到山下，然而一群乌鸦将这些肉团衔到山上，一些肉团则落到水里飘到平原。结果落到山里的肉团变成了现在的黎人和苗人，而流到山下平地里的肉团则变成了汉人。洪水是由大自然生成的一种时常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灾害。洪水神话是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广泛流传着类似的神话，它们是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体验。属于热带气候的海南岛自古以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大自然的台风、暴雨的危害，因此在黎族神话中，洪水神话占有相当的比例，黎族各支系均有流传。在黎族民间，人类的起源大多来自于洪水的神话，此外，《黎母山传说》中表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卵生说”的观念：雷公击破蛇卵，从蛇卵里跳出一个姑娘，她就是黎族的祖先“黎母”。“黎母”的神话故事的观念，它与汉族洪水的神话中的女娲造人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其本质却相同，都是原始初人幻想的结果。在人类愚昧无知的童年时期，人们渴望弄清诸如人类起源问题及种种自然现象，他们在探究宇宙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带有许多疑问然而却不得其解，因此，人们只有通过幻想的方式来自我释怀。这种异想天开，理所当然的幼稚的思维模式在神话传说中最为突出。又如黎族神话《大力神》是这样阐释天地起源的：盘古时期，因为天地之间相隔很近，只有那么几丈远，所以大力神就“把身躯伸高一万丈，于是天便也高出了一万丈”。后来，又因为天上有太多的太阳和月亮，使得大地炎热寸草难生，白昼不分扰乱了人类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大力神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便用弓箭把多余的日月射了下来。

《大力神》与其它民族神话《盘古》内容相似，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恶劣环境以及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伟大精神。显然，人类童年时期，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相当弱小和无助。虽然自然主宰着人类，然而这并不能停止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于是人们把希望寄予“幻想”之中。在精神世界里，架构起了许多能够慰藉心灵的偶像。如《大力神》中的“大力神”、《雷公神》中能与“雷公神”抗衡的智者、《台风神》中降服台风神的兄弟等等。显然神话传说中所极力塑造的超人体拟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幻想只不过是原始初人惯用的表述他们的对宇宙、自然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尽管神话中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在今人看来似乎都是些毫无科学依据的胡说八道，然而却依旧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并且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这就像现实生活里，人们明明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却又总喜欢听鬼神的故事一样，尽管知道故事是瞎编的但它却生动、有趣，能够满足人们好奇的审美心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不发达的年代里，神话故事作为口头文学的一种艺术形式至少能够给百姓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神话中常常把原本毫无任何联系的两种事或物联系在一起，如《螃蟹精》中把洪水想象为螃蟹体内黄色的体液；黎、苗、汉族兄弟都是同宗同源的洪水后裔。大力士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的壮举，虽然都是些幻想，但却同样能够震慑人心而令人钦佩。黎族神话中这些别开生面、离奇荒诞的幻想，体现了原始初人笨拙的认识观，而其稚拙的思维模式则构成了黎族民间文学荒诞、有趣的的审美意蕴。黎族民间文学里，这种稚拙而荒诞的审美意趣主要表现于民间故事里特殊的思维模式上。任意逻辑是民间故事特有的思维形式，其最大特征就是“在幻想中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本来，人死了却不能复生，然而在民间故事里，善良的人就是死不了的，即使人死了，但他们的魂还在，还可以变成其它美好的事物，并且还可以变回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似乎是全人类民间故事的共同主题，也是古典文学普遍的一种审美价值观。

黎族民间故事《龟女婿》描述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阿密的故事：阿密收养了一只小乌龟，这只小乌龟在主人精心的照料下茁壮成长，长大后的乌龟为报答主人而变身成为英俊的小伙子并与之结为连理，他们恩恩爱爱相敬如宾，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然而阿密幸福的生活却遭来姐姐的嫉妒，并且还设法把她推下水井溺水身亡。死后的阿密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小鸟飞出了井口，不断用哀伤的歌声向亲人诉说真相。结果，作恶多端的姐姐受到了惩罚，小鸟终于又变回美丽的阿密姑娘，与亲人团聚并且幸福地生活。《龟女婿》反映了现实社会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美好的期待，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全人类永恒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追求美好的愿望却无法实现时，总会借助幻想，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以此来满足其审美的心理。这点与儿童的幻想思维及其审美的特征极为相似。除《大力士》、《螃蟹精》外，还有许多作品都是如此，如《雷公根》、《兄弟星座》、《雷公为什么在天上叫》、《黎母山传说》《鹿回头的传说》《七仙岭的传说》等作品。这些黎族民间故事其内容、情节、形象一般都是虚拟的。但却是反映了远古时期黎族人民对于人类起源与发展、对于自然万象的主观的认识。尽管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而显得很幼稚和可笑，然而正是由于原始初民的幼稚和无知，才有了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艺术的奇思妙想，那些幼稚而不着边际的幻想及其不符合逻辑的阐释和推论，使得万物变得神秘莫测、情节也变得有趣和精彩起来，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由此变得多姿多彩。万物有灵和崇拜自然的思想使得天下万物皆生辉，这种由稚拙引发的幻想所带来浪漫的艺术元素构成了稚嫩朴实却能够慰藉心灵和带来惊喜的审美效果。黎族民间故事表现了黎族人民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方式、意义和价值。远古时期的黎民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了自然万物中。大千世界，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都被包容到人类主体感性的生命本体中。因此其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表现在想象的虚拟领域中燃烧本我的自由情欲。似乎醉心于怪异、遥远的奇迹般荒诞的幻想目标。黎族神话中超人体形象“大力神”的开天辟地、改变自然恶劣环境的壮举正是表现出远古时期人类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表现了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二为一体的崇高境界，由此也构成了黎族民间文学的又一美学特质———崇高美。

民间文学范文篇7

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民间文学范文篇8

民间文学是一种体现民众生活文化的文学种类，研究民间文学，有利于了解一个地区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开发、传承和发展。徐兴海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食品文化概论》一书，以中国食品文化为主，世界食品文化为辅，探究食品文化对人类社会体系产生的影响。探析食品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又怎样通过语言、行为以及生活习惯体现出来的。本书剖析了不同饮食习惯背后的生活情趣、人生态度以及社会观念，解析食品具有关乎国家存亡的重要影响。最后，本书还通过探讨中西食品文化的区别进行深层次原因的探索和分析。还相继介绍了酒文化、茶文化以及其营销知识，提供食品文化文献。并对食品文化的探究现状和未来展望展开简要概述。本书可作为通识性文化教育教材，也可作为相关文化研究者的参考资料。民间文学不仅包括了民众的生活文化，更多的在体现人们生活中传承、传播和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辞艺术。饮食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社会现象。饮食文化因为地域、民族和加工方式等因素差异产生不一样文化风格和饮食习惯，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既存活在民间文学里，同时又充当民间文化的重要成分并反映相应的风土人情，是反映社会情况的重要表现。因此，以民间文学作为资源素材，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民间文学中食品语言与饮食文化的探究。

第一，语言。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沟通交流最主要的工具。这里的语言包括文学里的语言，也包含人们口口相传的口头传统。如:神话、民间传说、民谣、谚语、谜语以及戏曲等，有些是笔墨相传，有些是口口相传，有些是两者同时进行着流传。但民间文学语言涉及饮食文化的多为口口相传的载体，如，大别山的采茶歌、少数民族地区的敬酒歌、山歌等都是民间文学里饮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反映当地民众生产劳动、民风民俗或是男女感情的重要方法。饮食文化和饮食语言不仅表现在人们日常对话中，还以民歌、民谣、传说神话等更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第二，文字。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菜系丰富多样，烹饪方式因地而异，五花八门，享有“烹饪王国”之称。中国饮食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实践出来的重要成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国丰富多彩的工业食品、菜系以及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对周边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字亦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是中国文明最集中、精粹的体现。食品和文字同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食品语言与饮食文化可从文字开始。在传统优秀的诗词作品中，不难发现常有关饮食的记录和描写以及相关的文字。如“禾”字，“禾”字在古代代指谷物，因此，与吃有关的字很多都是以它为边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禾”字派衍生出了很多与粮食有关的字，譬如“香”、“秀”等，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词义逐渐发生改变。

第三，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最能体现饮食文化的表现形式，尤其对于地广物博、多民族的中国来说，其丰富的饮食文化尤为明显。中国自古有描述南北饮食喜好的南甜北咸之说，南方以大米为主、北方以面食为主，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不同而产生的饮食差异。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最能体现他们的饮食文化，且很多节日都吃特定的食物。例如，布依族四月八吃“四色糯米饭”、六月六吃“煮鸡”、三月三吃“苞谷花”；水族端节吃“韭菜包鱼”；苗族吃新节、吃鸭节、杀鱼节等，节日文化与饮食文化交相辉映。因此，风俗习惯也是学习和了解食品语言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手段。民间文学研究有利于全面了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在文化开发、保护和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中国有独特的地域、语言、饮食特点和风土人情，食品语言因地域、民族或烹饪方法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变得丰富多彩。饮食文化在民间文学里多表现为故事、神话传说、民歌以及风俗习惯等口口相传和行为习惯的体裁特点。

民间文学范文篇9

1创设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

课堂是师生共同演绎生命意义的舞台，一个和谐、共生的教学环境是师生完整生命得以自由成长的前提和基础。“现代课堂教学的一般模式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课堂教学环境，即让生命实体在良好的条件下自然地和谐自由地生长发展。”②这里强调的就是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生态环境中和谐自由地提升生命的整体质量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的环境应包括课堂环境和课堂外部环境。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课堂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是课堂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如何对物质环境的进行优化呢？一是要考虑教室的环境及布局。“梯形座位适用于讲座、定向活动和信息展示；马蹄形座位编排同样适于有效的信息展示，同时更便于交流和讨论；长方形的教室便于行列式座位编排，以供课堂讲授；圆形的座位形式使小组间的交往更加均衡。”③教室的布置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而定，利用各种因素，目的是拉近师生距离，营造有情调和氛围的课堂环境。二要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如运用挂图、幻灯片、音像及PPT等课程资源，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环境。比如讲到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时，可以事先让学生学做几个花灯挂在教室里，课堂上播放各地、各民族民众过元宵节习俗活动的录像等。通过这些情境的创设，把学生引入传统节日习俗的情境之中，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课堂教学也要关注精神环境。教师生态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构建师生和谐与互动的关系，即教师爱护学生，对学生要给予信任和尊重，在课堂上多用鼓励、肯定学生的话语，营造轻松、自由、和谐、民主的课堂气氛。还要注重师生互动与交流，通过演示、对话、讨论、合作等方式，师生畅所欲言，倾听对方的有益见解，使教学成为交流思想、增进情感的过程。例如，在讲到故事和民歌体裁时，可以让学生到讲台讲述故事，唱民歌，老师给予点评和鼓励。针对目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的衰落现象，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教师加以引导和总结，等等。这种互动交往使师生相互协调，交流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教学课堂。生态教学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学生的生活环境。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因此，教师应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组织学生走出教室，走进社区、农村，进行民俗文化的田野调查，进一步拓展学习场所，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提供给学生充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2挖掘动态、自由的教学内容

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俗学网”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设有“民俗与民俗学”、“民俗与教育”、“民俗与文化”、“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等等栏目以及相关民俗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俗的空间。同时，教师要努力发掘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有用素材，可设置来源于生活中的综合实践活动，组织民俗文化课外研究小组，开展各种与民俗文化有关的活动，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学生深入社区、农村开展民俗文化采风活动，规定每个学生按照课堂上的科学方法，采录一篇民间文学作品或调查一种民俗事象。教师除了在课堂教学中授好课之外，应开设一些与民俗文化相关的讲座，例如民间文学经典名作欣赏、民族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民族文化冲突与战争、民俗文化与网络时代等等，让他们了解民俗文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是学习民俗文化的大课堂，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生态课堂不应仅限于课内校内，而应延伸到课外校外，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从社会生活中挖掘动态、丰富、自由的教学内容，让民俗学、民间文学课堂充盈生活气息和社会责任感。

3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

（1）情感教学。“情绪要么对智力活动给予强化的影响，要么给予压抑的影响。在学习中，积极的情绪造成精神的高涨。”④教师在课堂上如果激发起学生的情感，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使学生情绪饱满、精神高涨地听课，必定会强化教学效果。因此，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师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授课艺术，熟练地讲授民俗文化内容，在一些问题上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理论思考，使学生有所启发。课堂举例尽可能地选取激发学生情感的材料，庄谐并举，教学方法丰富多样，教学语言形象、生动、准确，将学生带入相应的情境，从而使课堂上师生情绪的共鸣上升为双方思想的水乳交融。

（2）启发式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中选取了很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歇后语等等，这些民间作品或阐发道理，或抒发思想情感，或针砭时弊，应启发学生对作品进行思考与判断。例如民间寓言《揠苗助长》与《南辕北辙》，通过提问题，让学生在阅读思索得出答案后就会明白这两篇寓言的道理：前者阐明解决问题不能只是去治标，而要从治本入手，还要掌握事物本身的特点与规律的道理；后者告诫人们，不论学习或做什么事，如果方向不对，条件越好，离要达到的目的就越远。这样，多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以激发其创造力。

民间文学范文篇10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