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艺术范文10篇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1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2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3

[关键词]民间；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论文是各民族、种族、种群等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濒临失传，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亟待法律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仍未出台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使相关人的利益无从保护。所以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特征、主客体、权利内容等进行探讨，为其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

群众集体1：3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民间文学[1]。民间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2]。创作者的集体性或群众性、艺术形式的继承性和渐进性是两者的鲜明特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社会群体集体创作，或群体中具有传统技艺、反映该群体传统特征的个人创作并被群体认可，由该群体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体现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地貌、心理特征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一)主体的群体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往往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是一个或几个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该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集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传，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现代版权法的观点来看，即是一种演绎、整理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它是该群体对外的象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毫无疑问地当属产生这一艺术的群体。

(二)时间上的延续性

民间文学艺术是经世代相传而逐步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本代人的独立意识，使其具有本历史单元特有的文化风格，这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相对于后历史单元而言，它便成为彻头彻尾的前文化现象。所以在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延续性表现的十分突出，这一艺术形式，是永远难以终结的，除非将其抛弃。

(三)艺术成型的渐进性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须经过数代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积累、总结，同时又与某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环境、气候等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成型是渐进的、漫长的，从而艺术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

(四)法律保护的交叉性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其法律保护具有了多样性，毕业论文仅仅依靠某一形式的法律保护，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五)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仅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的口述、音乐、舞蹈、美术等作品，它包含了这些艺术表现形式。’

(六)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根源于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当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能渗透于民间艺术之中，脱离了这种地域环境，也就无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特有的地域风格培育了当地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当他们把这种文化底蕴宣泄于艺术创造之中，也就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七)创作的随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局限于一定的形式，创作群体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发挥，创作者的主旨并不是完成艺术，而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就使得其艺术形式不拘一格。

(八)继承之外的创新性

民间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3]。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国家、民族等群体、国家民族双层主体等几种观点。

1．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版权主体应为特定的个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因而不得以向国家“求救”。

此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分为事实主体、法律主体。硕士论文“群体或民族⋯⋯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4]“国家应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主体。”[5]此种观点实质上是确定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制社会中，对权利进行保护时，不会去考虑谁是法律上的主体、谁是事实上的主体。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主体。所以这种事实与法律主体之分仅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的“事实主体”而言，并无多大利益。

2．群体(民族、种群、种族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艺术原创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成员个体或集体创作、继承、发展的产物，它蕴含着本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独创性，是本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反映，与国家或其他群体并无密切关系，因而它的权利主体无疑应为群体。

3．国家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主体也可相应地在独立国家和民族地区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6]持此观点的学者，基于四点考虑：①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之大，这使得它具有了易受侵害性和破坏性，这也就是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人前来观摩、欣赏、采风的原因所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站出来与群体同作为主体，可能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②群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单一权利主体，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在当地流传多年，人人得自由使用，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权利客体的概念，所以也未形成一种保护意识。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利用和开发的程度不够：国家作为另一主体。可能会促进其经济、文化价值的发挥，以防形成垄断。③“考虑到划分公有领域的标准。也即民间文化在何种层面上应该受到保护，在何种层面上应当自由利用的问题。”[7]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地位是否平等?这是作者从文化交流的地位问题上所作的分析，这里更多地涉及到什么是公有领域的问题，将在下文着重论述。④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仅为少数，而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璀璨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少数民族等群体面对来自国外的文化“掠夺”，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这里似乎也凸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有益性。

4．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弊端

(1)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欲使用人向国家授权机关(学者多建议为文化部)申请使用，是行政许可，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如侵害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侵害，文化部代表权利人——国家向司法部门起诉侵害人，由于文化部(权利行使主体)属于行政机关，那么这时的诉讼是什么性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2)如权利主体是国家，即所有权归属国家，就像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一样，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恩赐，它具有有限性，国家出于整体利益出发，将其划归国有，以利于共享及合理开发使用。但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与国家这一抽象主体并无关系，它是特定人群的智力成果。在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加工、发展、升华而形成的代表区域特色、文化、心理、习惯、风俗、宗教信仰的艺术成就，所以它的所有权绝不能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果仅以“保护”、“发扬”为旗号，将其收归国有，这便是一种文化霸权、财富掠夺。民间文学艺术虽受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多的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内容，它的创造性，绝非自然的原生力量能与其媲美。

(3)如果权利主体是国家，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境人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突变，成为一种对原权利人(群体)权利的限制而派生的使用权。而且此时既然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属性是公权，那么作为权利人的相对方使用人应是一视同仁的，都须经过批准，都须付费，否则法律将有失公平，然而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故土简直不可思议。基于以上原因，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应当仅为群体，问题是这个“群体”该如何认定?是一个民族地方、一个村、一个地区等?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生长环境，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民间跨区域流传，也许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具有同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可源引“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区域群体视为该民间文化的权利主体。学术界同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学者，多认为该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成为权利行使主体，但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众多，受自身观念、意识等条件限制，难以较为妥当的行使权利。所以鉴于群体行使权利的不便性，可成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组成非官方组织，由该组织作为行使主体行使权利。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民间文学艺术不外乎包含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由于这类艺术形式以口头方式表达。与现代版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同属语言形式，它的独创性也体现在这种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完全可以以类似于口述作品的方式，对其给予版权法的保护。

2．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民间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与版权法中的音乐作品并无多大差别，医学论文都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的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据[8]。所以可以借助于音乐作品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3．动作艺术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学者称为形体表达或行为表达，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均是通过连续的动作、表情、节奏等形体动作的组合来表达其艺术魅力，与现代版权法所规范的舞蹈作品、戏剧作品、以及曲艺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可以给予版权保护。

至于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如赛龙舟、朝鲜族的荡秋千等，起初表现为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的一种娱乐活动，但随着不断发展、总结，对其技术要求和精度越来越高，现代杂技中多有高难度的荡秋千等艺术形式，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杂技作品有很多地方与民间体育活动相似，国内也有学者对杂技作品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有所讨论，因而从这点看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以类似于杂技作品的方式予以保护。

4．造型艺术形式：如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现代版权法对这类作品仅仅保护其艺术造型、艺术图案，即结构、形式，而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技术手段等在所不问。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造型艺术形式可以与其类同保护。但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有着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建筑等艺术作品。它往往从内至外都透露着极高的价值。它所表现的作为实物部分的物以及制作手段、技术构思、工艺手法往往才是最具吸引、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仅仅保护造型图案的版权法自然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给予综合保护。如民居、壁画(如敦煌壁画)等，除版权法保护其造型外，实物部分交由其他法律如文物法的保护。<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已有所规定：民间工艺如竹编、蜡染、木雕、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对于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工艺技巧(现代版权法将此归入属于思想内容)，可以予以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间乐器如苗族的六管芦笙，其更类似于实用工艺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实用工艺品列入法条，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七条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世界已有国家承认实用艺术品既可享受工业设计和模型权的保护，也可享受著作权的保护，即双重保护。所以民间乐器等民间艺术以类似两者之间实用工艺品的方式加以保护会更为有利。

5．综合艺术形式：如祭礼(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载歌载舞，这类富有民俗涵义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习惯风俗不加以保护，实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轻视。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法律给予保护的情况，应就其各个部分分别予以类似口述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曲艺戏剧作品、美术作品等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几种艺术形式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民间文学艺术大体包括三大类：即“传统工艺”、“文学艺术”、“民风民俗”[9]。

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有领域的问题，哪些艺术形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自由使用?我认为诸如白蛇传、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可以视为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但这类艺术形式相对于境外，则尚未进入公有领域，如被侵害，由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保护，须强调的是：国家在这里充当主体，并非本文所指的权利主体，因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所以国家在此向境外侵权者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内容

1．精神权利

署名权，此项权利对于权利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文化尊严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有必要赋予权利主体此项权利，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受歪曲；修改权，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群体应当享有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的权利，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扬光大。

2．经济权利：按现有多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的作法，保护到授予权利主体(只能是群体，不可能是个人)以“复制权”及“翻译权”两项，职称论文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权”与“付酬权”，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授予“改编权”[10]由此可见，群体至少享有四项经济权利，至于改编权，笔者认为有必要授予权利人。针对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改编，改编者利用改编作品获得暴利，而原创人(群体)却分文不得，实为不公平。

3．权利的行使：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行使主体为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但对于精神权利的行使，一般由群体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则须由行使主体向司法机关请示救济；对于经济权利，自始至终由行使主体行使，所得收益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体系

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英语论文必然考虑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群体性和客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间文学艺术到底保护什么?进而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哪些法律予以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版权特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需对尚未形成作品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通过专利、技术秘密等加以全面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使用“表现形式”的措词，而不用“作品”的原因所在，以免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制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上。

所以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专利法、文物法等全面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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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8．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4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5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部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部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6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soffolklore)，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某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群体经过世代相传而逐渐创作出的、反映本民族或本地区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应该是个广义的概念，即某一特定民族或一定区域的人群世代相传，留存于民间的，反映该民族或该区域人群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即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特征、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具体而言，包括：手工艺术生产技艺及其制品；在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歌舞、戏曲、曲艺、谣谚、皮影、剪纸、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习俗的礼仪、节日和庆典活动、游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饮食、民居、服饰、器具、工具、建筑物、设施、标识及特定的自然场所；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流行的语言、文字；传统医药知识；有价值的手稿、经卷、碑碣、楹联等等。[1]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征和保护的必要性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具有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自然人，它是社会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社会群体，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民族，也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村落，是一定区域内的人创作而成的。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继承发展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母体创作出来以后，它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继承以往优良的因素，又加以创作和革新，使得内容更加充实，形式更加丰富。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大多数著作权保护客体都存在保护期限，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大多是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也有部分是作品首次发表后50年。然而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继承发展性的特点，它一经创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因而很难明确规定它的保护期限。

4、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不可转让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源于它在一定区域内流传，跟这个区域的自然和文化因素有较大关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转让后，它将不能够很好地展现这个区域的民族风貌，同时也很容易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无法继承而消失。

5、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相对公开性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特定地域的人通过代代相传共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对于特定群体而言，此类知识是共同掌握、共同拥有的,这种拥有并没有被人工的加以保护措施予以保密。但是由于它并不是每个群体成员都能掌握和运用的，所以它的公开具有相对性。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相当程度的必要性。首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传现象，如果不加以保护和整理，宝贵的作品将会不断消失。其次，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意味着赋予源生某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著作权，这不仅是对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的尊重，更有利于该地区的人通过对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获得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支持有利于更好地革新和发展该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文化。再次，一些外国艺术家将我国很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带入国外，并无偿使用，获得利润，这显然严重侵害了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最后，一些文学艺术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改编，在改编过程中损害了作品本身的真实性，并给读者或者观众造成很大误解。可以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刻不容缓。

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尚未形成统一立法《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是我国首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案子，在此之前，法律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至今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未出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无法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上升到法律层次，面对著作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将会束手无策。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无法明确界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自然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一个社会群体创作的，因此确定作者的范围存在困难。另外，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尽管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是产生它的社会集体，但该社会集体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并主张权利，他们提出由国家作为民间文艺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版权的唯一主体。[2]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无法明确规定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然而将这些作品全部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能用实体形态表现出来的，也有很多无法用实体形态表现的，对于这些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界定，也存在困难。

四、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鉴于以上现状，设立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确定其保护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防止外国文学艺术家的不正当侵害，已经刻不容缓。

1、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作品，很多作品是无法以某种形式复制，例如民间艺术作品的风格或者民间游戏等，因而对于其范围不应当仅局限于一般作品的范围，而以该作品的种类为依据适当扩大。同时，出于对立法目的的考虑，著作权要保护的其实是民间文学艺术，因而对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再进行创作的演绎作品也应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是指通过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这种作品如果能够体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也应该纳入著作权法律体系。

2、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范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人们革新和完善，越来越具有某一区域的特色。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不应该限定为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应该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群体，可以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7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1]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刻不容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直至今日，我国并未出台一部完善的既能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有效保护，又不会阻碍其传播发展的法律法规。[2]究其根本，我们得出两点原因：其一，民间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使其权利主体的归属存在广泛的争议。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无数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个个体单独享有相关权利。相反，它应该是某一地区的集体共同所有的财富。但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文化现象,以及存在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都被视为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均可随意使用而无需征得他人的许可,更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费。这便又使得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化为乌有。目前，我国云南、贵州、宁夏、浙江、福建等地，虽然已出台了一些专门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行政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是公权性质的保护。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资格多以作者身份不明为由而被直接归属于国家,并指定相应的机构行使权利，由此推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属于产生它的地区或民族,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但若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享有相关权利，便会剥夺了发源地人民对其的专属权益，而该权益恰恰是民间文学艺术产生、发展、创新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国家只可从宏观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不应作为其主体而具体存在。针对此争议，我们认为，在立法过程中确定权利主体时，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将权利主体的概念具体为官方指导的民间文化协会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需要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它负责搜集整理当地民间文学艺术，并报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证批准，其中各地不同协会遇有权属争议当报共同行政主管上级认证解决。其二，针对保护的范围及内容也存在争议。之前曾提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以及魅力在于其产生之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不断演绎、再创作，这便给立法部门在规定保护客体范围时提出了疑问。究竟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是保护它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对后人在其基础上进行的表演、再创作的范围是限制还是鼓励。这些问题成为困扰立法部门调查起草先关法律的根源。

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与商标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保护对象，即作品的含义为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对象应具有范围上的特定性、独创性及可复制性。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自己独立完成，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民间文学艺术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独特技能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独立创作的，体现了该社会群体人民的内在思想情感、外在体验和价值观并具有一定文学艺术价值的智慧结晶。这就说明民间文学艺术既不是从其他民族的剽窃而得来的，也不是通过对已存在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简单模仿与复制得来的，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异议。可复制性是指该作品可以以某种客观形式存在，民间文学艺术同样具备这一特征，否则它便无法被人欣赏并得到保护。此外，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滥用或歪曲性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应表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所属。以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这也符合著作权中对权利客体的保护目标。《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若单纯采用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又存在冲突。除上述的权利主体与著作权通常要求的明确主体相冲突外，二者在保护期限上也存在矛盾，《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为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是在世世代代的岁月积淀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的，是不应受到时间限制的。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必须依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3]因此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属于著作权法,但又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法，采用单一的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并不全面，只有著作权制度与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相结合才能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全面、充分、有效的保护。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地域内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具有主体不确定性和地域性。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将地理标志定义为表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我们得出地理标志与民间文学艺术都是特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者的内在契合性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4]虽然商标是附着于商品之上的，将属于文化范畴的民间文学艺术与经济范畴的商品等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大环境的刺激下，民间文学艺术已在商品化的包装下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价值，同时商品化与市场化也为其更好地宣扬与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赋予商品的属性并无不妥。对法律制度的理性分析是达到对规则构建之法律依据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5]由于《商标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对注册商标的期限和续展的规定，利用地理标志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可以不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在有效期满前进行续展，从而为其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设立了一种潜在的永久性保护。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商标法保护类推适用于商标法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申请证明商标注册或集体商标注册，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该民间文学艺术的侵害和破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合理的开发其独占性经济权利，也可以更好地协调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内部之间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用观念，从而更好地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商标法》第四十条的使用许可制度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仅将注册商标的使用权转移给被许可人，而不发生注册商标所有权的转移。使用许可制度使人们得到了合法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便利途径与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也促进了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使用者与创造者对相关权利利益的分享。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立法的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应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变化。随着商品化的入侵，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艺术已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占领市场，获取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利益的诱惑下，参与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组织或个人，应遵守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禁止虚假宣传行为、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志行为以及禁止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都可以作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直接法律依据。例如，我国许多符合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的民间文学艺术商品都包含有涉及生产制作过程的配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该规定使其得到了有效、直接的保护。与此同时，2006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泥人张”侵犯“天津泥人张”名称专有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创了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知名产品的先河，为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提供了范例。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部法律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原则上只限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中，且必须存在市场竞争这一前提，但民间文学艺术并不总是以交换商品的形式存在，也并不总是和对文学艺术进行市场利用的第三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并不能代替其他知识产权法规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都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对的不足，例如著作权法中的对权利主体和保护期限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保护客体属性的规定等都与民间文学艺术有一定的冲突。权利保护的效果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立法的完善应立足于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我们认为，若想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与管理，保证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得到实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并最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最好的传承与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在完善以上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一个特别的、系统的、全面的，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特有属性及特殊现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8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1]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刻不容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直至今日，我国并未出台一部完善的既能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有效保护，又不会阻碍其传播发展的法律法规。[2]究其根本，我们得出两点原因：其一，民间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使其权利主体的归属存在广泛的争议。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无数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个个体单独享有相关权利。相反，它应该是某一地区的集体共同所有的财富。但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文化现象,以及存在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都被视为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均可随意使用而无需征得他人的许可,更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费。这便又使得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化为乌有。目前，我国云南、贵州、宁夏、浙江、福建等地，虽然已出台了一些专门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行政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是公权性质的保护。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资格多以作者身份不明为由而被直接归属于国家,并指定相应的机构行使权利，由此推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属于产生它的地区或民族,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但若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享有相关权利，便会剥夺了发源地人民对其的专属权益，而该权益恰恰是民间文学艺术产生、发展、创新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国家只可从宏观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行管理和调控，而不应作为其主体而具体存在。针对此争议，我们认为，在立法过程中确定权利主体时，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将权利主体的概念具体为官方指导的民间文化协会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需要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它负责搜集整理当地民间文学艺术，并报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证批准，其中各地不同协会遇有权属争议当报共同行政主管上级认证解决。其二，针对保护的范围及内容也存在争议。之前曾提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以及魅力在于其产生之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不断演绎、再创作，这便给立法部门在规定保护客体范围时提出了疑问。究竟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是保护它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对后人在其基础上进行的表演、再创作的范围是限制还是鼓励。这些问题成为困扰立法部门调查起草先关法律的根源。

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与商标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保护对象，即作品的含义为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对象应具有范围上的特定性、独创性及可复制性。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自己独立完成，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民间文学艺术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独特技能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独立创作的，体现了该社会群体人民的内在思想情感、外在体验和价值观并具有一定文学艺术价值的智慧结晶。这就说明民间文学艺术既不是从其他民族的剽窃而得来的，也不是通过对已存在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简单模仿与复制得来的，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异议。可复制性是指该作品可以以某种客观形式存在，民间文学艺术同样具备这一特征，否则它便无法被人欣赏并得到保护。此外，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滥用或歪曲性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应表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所属。以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这也符合著作权中对权利客体的保护目标。《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若单纯采用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又存在冲突。除上述的权利主体与著作权通常要求的明确主体相冲突外，二者在保护期限上也存在矛盾，《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为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是在世世代代的岁月积淀中不断丰富，不断充实的，是不应受到时间限制的。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必须依赖保护手段的多样性。[3]因此我们说民间文学艺术属于著作权法,但又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法，采用单一的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并不全面，只有著作权制度与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相结合才能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全面、充分、有效的保护。由于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地域内的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具有主体不确定性和地域性。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将地理标志定义为表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我们得出地理标志与民间文学艺术都是特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者的内在契合性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4]虽然商标是附着于商品之上的，将属于文化范畴的民间文学艺术与经济范畴的商品等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大环境的刺激下，民间文学艺术已在商品化的包装下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价值，同时商品化与市场化也为其更好地宣扬与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赋予商品的属性并无不妥。对法律制度的理性分析是达到对规则构建之法律依据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5]由于《商标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对注册商标的期限和续展的规定，利用地理标志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可以不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在有效期满前进行续展，从而为其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设立了一种潜在的永久性保护。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商标法保护类推适用于商标法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申请证明商标注册或集体商标注册，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该民间文学艺术的侵害和破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合理的开发其独占性经济权利，也可以更好地协调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人民内部之间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用观念，从而更好地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商标法》第四十条的使用许可制度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仅将注册商标的使用权转移给被许可人，而不发生注册商标所有权的转移。使用许可制度使人们得到了合法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便利途径与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也促进了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使用者与创造者对相关权利利益的分享。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立法的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应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变化。随着商品化的入侵，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艺术已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占领市场，获取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利益的诱惑下，参与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组织或个人，应遵守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原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禁止虚假宣传行为、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志行为以及禁止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都可以作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直接法律依据。例如，我国许多符合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的民间文学艺术商品都包含有涉及生产制作过程的配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该规定使其得到了有效、直接的保护。与此同时，2006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泥人张”侵犯“天津泥人张”名称专有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创了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知名产品的先河，为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提供了范例。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部法律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原则上只限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中，且必须存在市场竞争这一前提，但民间文学艺术并不总是以交换商品的形式存在，也并不总是和对文学艺术进行市场利用的第三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并不能代替其他知识产权法规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都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对的不足，例如著作权法中的对权利主体和保护期限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保护客体属性的规定等都与民间文学艺术有一定的冲突。权利保护的效果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立法的完善应立足于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

因此，我们认为，若想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与管理，保证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得到实现，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并最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最好的传承与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在完善以上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一个特别的、系统的、全面的，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特有属性及特殊现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9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1976年共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第1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本国境内由被认定为该国国民的作者和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流传而构成传统文化遗产基本成分之一的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1.1政治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思想表达的形式，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创作者通过该种形式反映政治生活的样貌，同时反映一种社会潮流，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且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的具有群体性特征，因而它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政治思想，体现的应该是一个区域人们的政治观念。首先，革命时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利器，通过知识、舆论的力量可以有力地反击武装暴政，宣传革命的先进性，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反映封建剥削的严酷；如民谣《十二月长工歌》反映了长工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能够激励人们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再如，辛亥革命中的《光复纪念》、《革命军》等歌曲，能够激励鼓舞人们积极斗争。其次，社会稳定时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有效方法，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小说，如《金光大道》就反映了在进行中的艰辛，但也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相较于旧中国的进步；《十送红军》等歌曲赞颂红军，表达人们的对军人的敬佩，反映党和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1.2经济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客体，它能够满足人们文化方面的需要，具有消费市场，因而它具有经济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改善，开始更多地关注提高生活素质，追求文化生活的提高，而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身的地域性、多样性等特征，使得其具有独特性，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要开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首先，对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对其加工改编，打造品牌，使其形成特色旅游景点，比如，广西、云南等民族文化特色浓厚的地区，通过对其民族文化的利用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旅游点；其次，通过组织相关文艺结合商业性质的活动，带动经济发展，比如组织戏剧艺术节、文化节等等活动，形成“以文化带经济，以经济促文化”的良性循环模式。

1.3文化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民族性特征，使得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如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等等；而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即使是同一种类的作品各民族也有其自己的特色，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特性，多样的形式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对文化的多样的需求。其次，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延续性特征，它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滋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肥沃土壤，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又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因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再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以文字或以歌曲等形式保存，比如《诗经》等作品的文字体现了优美的意境，美术作品给人以视觉美感，使人们获得审美享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作品无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1.4社会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的，它反映社会生活状况，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首先，对个人而言，通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阅读，能够激发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热爱；而作品中所反映的正直、诚信等道德准则，为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了参照依据；同时由于曲艺等作品具有娱乐性，能够缓解生活压力，丰富人们的生活。其次，对整个社会而言，通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交流与宣传，能够促进社区文化繁荣，同时通过各种相关活动，有利于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生活环境，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比如，每年端午的赛龙舟，这样的集体活动就有利于人们增进了解，和谐共处。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现状

2.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观念落后

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宣传，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在逐步加强无形资产的保护。但是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存在的长久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多的是作为传统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未能发现其存在的巨大价值，而并没有形成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意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分散存在于民间，其中尤其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多，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也相对落后，相较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观念更为落后。而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相对于国外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都比较弱，典型的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中国没有保护意识最终却使得他国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册为域名，最后中国花去3万美元买回当时韩国仅用几百美元注册的“端午节.CN”。

2.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模式不科学

从宏观上来讲，首先，在采取直接保护模式还是间接保护模式上，所谓直接保护模式是指通过立法对其保护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而间接保护是指通过惩罚性赔偿等形式对各种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以减少其发生率。我国采取的主要是直接立法模式，即《著作权法》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保证有法可依，但是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具体的运作规定，欠缺可实施性；其次，在直接保护模式中，又区分为单一保护模式和特别保护模式上，特别保护模式就是在《著作权法》之外重新编纂一部专门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仅仅在《著作权法》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采取的是单一立法模式，而在著作权法之外没有相关的特别立法。再次，在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仅依靠私法主要是《著作权法》赋予创作主体民事权利；另一种是通过公法手段如行政制裁手段来制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侵权行为。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采取的私法手段，公法领域对此种侵权行为欠缺相关规定，而作为私法的《著作权法》中的规定虽然表明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重视加强，但是也仅仅指出当需要相关法律时有一个总纲式的规定，对于解决相关保护问题无具体的措施。

2.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制度不完善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它的特殊性，其具体制度上应该是与著作权法相区别的，他们之间存在以下冲突：第一，权利主体以及权利归属上，《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以及依据《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延续性，经历多年，期间可能有许多人进行加工改进，使得其创作主体呈现出群体性特征，其创作主体往往是一个民族、种族，这与《著作权法》的权利主体存在区别；第二，客体上，《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具有独创性或者原创性的作品，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它的群体性特征，所要它一般都不是独创作品，并且其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也使得其区别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第三，保护期限上，《著作权法》规定的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作者的不确定性所以根本不可能确定所谓的有生之年，同时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多代人智慧的结晶，如果保护期限过短则不利于其价值的开发；第四，许可使用制度上，《著作权法》中除了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限制之外，著作权人对自己的作品一般可以享有处分权，对待许可使用的情形可依权利人意思自治，如果他不同意则不能强制，法律也不会予以干涉。但是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由于许多作品都是出于保护状态，所以它更多的是鼓励人们加以传播利用防止其濒于消灭，其强制性更明显，这与《著作权法》的规定相矛盾。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建议

3.1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为了提高全民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意识，应该从多方面着手：第一，民间或者政府机构应该注重宣传，增强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认识，从而内在地激励人们对其予以保护；第二，政府机构应该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执行相关活动，深入群众宣传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出台法律，因为人民一般会因为抱有“法律离生活很遥远”的态度而不予关注，而政府工作人员却能对人民产生重大切实的影响；第三，政府增加投资，建设特色文化区域，首先从领导层做起，因为在我国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缺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意识，就是领导人也缺乏这方面的思想，从韩国注册“端午节.CN”这一域名就可以看出国家在保护民族文化上面的意识欠缺。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影响，发挥领导集体的示范带动作用，能够发挥更好地效果。

3.2协调立法，构建科学模式

为了改变目前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模式上存在的缺陷，具体应该做到：第一，在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上，应该肯定并且加强直接保护模式的建设，完善相关立法，同时，我认为应该注重间接保护模式的建设，通过赔偿性措施，增加加大其侵权成本，从而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因为从诸多版权纠纷看，正是因为盗版有利可图，其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所获利益，才会产生大量侵权事件，当其违法的机会成本增加获利极大地减少，那作为“经济人”的主体会选择放弃这种违法行为；第二，应该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的特别法规，通过专门立法对其保护予以详细规定克服《著作权法》的粗略的缺点。但是在制定特别法规时又要注意，其基本精神应该和《著作权法》保持一致，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相对于《著作权法》而言是特别法，需要与基本法保持一致；第三，在公法与私法保护模式上，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公法上，通过行政领域的保护，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违法侵权主体，并对其侵权行为予以严惩；私法上，通过《著作权法》以及特别法规明确赋予著作权主体相关权益，从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在发展。

3.3加强建设，完善法律制度

民间文学艺术范文篇10

民间文学艺术是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某一群体，在集体劳动中创作产生的反应该群体特定的品质、风俗或喜好，并经过世代相传不断创新发展的智慧成果。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体现出民间文学艺术四个特征：一、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群体在其共同的社会生活或者劳动中创作产生的，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得到群体的共同认可，而普遍流传。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群体的智慧，反应的是群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潮流，即使经过长久的流传，它始终体现的都是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群体的智慧。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时代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在时展中，不管经过哪个时代，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喜好，添入新的元素，这样使民间文学艺术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变化，不断有新的起点。正如米哈依!菲彻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描述“民间文学艺术是真正活生生的并且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传统东西，而不是过去的记忆”三、地域性。每种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都联系着某个或某几个相邻的区域，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不同，即使主题一样，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审美观念。四、传承性，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性一方面体现的是民间文学艺术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被人知晓；另一方面体现在民间文学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多文化沉积了下来，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

二、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公约和立法层面

早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修订了著作权法，制定了《突尼斯著作权示范法》。之后，在1982年，两组织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性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除国际组织外，英国、突尼斯、阿拉伯等国家也同样在版权法中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而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起步较晚。1984年，文化部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这是最早运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内立法。条例中保护了民间文学艺术整理者的著作权，同时要求整理者必须注明素材的提供者，并对提供民间文学艺术素材的作者的权利也给予相应的保护。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2001年《著作权法》重新修订中，该条规定仍被保留。

2、实践层面

国际上较早的使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特别对那些民族文化传承较长、土著文化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无论在立法层面或是在实践中都非常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甚至是成立一些协会，通过规章制度来民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在实践中出现使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案例，例如白秀娥案、《十送红军》著作权纠纷案、黄自修诉南宁市艺术剧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等，但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民间文学艺术案件时，仍遇到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传承几千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这样在现代经济利益膨胀的社会，原创和创新区分就显得尤为突出。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每次继承和发扬都是在先辈们努力的基础上，而每当新的元素加入后，创新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不经意的将先辈们的努力也加入了自己的保护范围。三是，民间文学作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创作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改进或者创新，对于同源作品很难区分创作者的先后顺序。

三、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客体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决定着在利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应该注意著作权保护中的不足。权利主体问题。《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作品的作者是确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来说非常不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中，无数的先辈们对其进行了多次创新，使其成为某一地区或者某个民族的作品，它鲜明的反应着地方的或者民族的特色。因此很难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确定一个明确的作者。保护期限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作品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身及其死后五十年，这样的规定既保护了作者利益同时也平衡了社会公众利益，促进新作品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是谁很难确定；二是，同一源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流传中不断创新，那么五十年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传承人和保有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依赖于传承人，没有传承人的延续和创新，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举步维艰。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群体保有，保有人也是传承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是仅靠保有就可以，在保有人中有优秀的保有人也有普通的保有人。优秀的保有人，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见闻，改进或者创新民间文学艺术，而普通的保有人，他们仅是根据自己的记忆传播民间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优秀保有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消费热情的降低。体育经济不同于一般的实物买卖经济，它主要以体育项目、体育产品、体育娱乐为销售对象，这就意味着对于体育经济的安全系数要求要更高。缺乏专业建设队伍：随着体育运动项目的不断增加，一些新兴的体育项目在体育经济市场上享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许多商家也纷纷推出相应的项目，例如蹦极、索道、滑水等，这些项目具有刺激性和动感性，同时也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像乒乓球、网球、健美操等对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越野、漂流、登山、攀岩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项目，如有专人指导组织，就能提高消费者的技术水平，使其相信自身安全得到保障，消费人数一定会大大增加。

四、我国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策略

体育经济的发展，在现如今以及不久后的将来都将成为支撑我国假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应针对于当前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困境，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以此来促进我国假日体育经济在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可实行的措施有下面几个方面：

1、提升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的信赖

推广体育消费意识与产品质量提升是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方面，事实上，证实通过产品质量的优化这一硬性指标来深化体育消费在人们心中的效益和价值。换句话说，想要扩大体育经济的市场，就必须让消费者认同体育消费这一行为，积极的宣传和推广体育消费的功能和价值，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这一消费理念，如此才能真正的推广体育经济，为体育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2、深化文化内涵，增加参与价值

消费者选择假日体育经济的前提就是这是一种非必须性的消费，它的主要价值是娱乐、休闲、放松。这就意味着，单独的体育项目或者活动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它必须具有更多的附加价值。与此同时体育经济是一个扩大而又分散的市场，要想在分散的环境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打造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消费具有高额的附加价值，通过这种消费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就是这些附加价值的基础，提升体育消费的文化内涵，就是对体育消费进行一个合理的文化定位，具有高雅性和独特的品味是体育消费挖掘高端客户市场的必然途径。

3、促进产业交叉，实现共进共赢

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除了重视自身的发展和行业素质的提升以外，必须要重视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特别是我们应当意识到，之所以能够产生假日体育经济，与其他假日经济类型的推动和帮助密切相关,所以借助其他产业的发展动力来加速体育经济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明智之举。特别是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等的协同发展,能够为体育经济创造更好的配套环境和配套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