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十篇

当代社会发展篇1

关键词：文化人类 社会发展 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2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1（a）-0-01

人类自产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对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也层出不穷。19世纪晚期关于人类学的研究以其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为主导，如文化演进的各个特定阶段等；20世纪以来则以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为背景，作为一项独特的产物进行研究。包括人类行为，人种学，文化心理学，血族关系等等。当今社会的大发展，伴随着高科技，新文化的不断演进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壮观。在我们满足人类文明进步给我们带来各种便捷的同时又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受惠于高科技大发展又何尝不受制与其中，这只是其一，文化与文明的冲击之下，必然会暴露出一定的问题所在，诸如，生态，人性。下面我们就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探讨分析。

1 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正负效应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伊始，人类的发展注定与进化论中谈及的生物进化迥然不同，人这一个不可限量的生物体凌驾于一切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在适应自然生态变迁的同时还赋予了自己思考的能力，进而创造，已至后来第二次、三次的技术革新，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不断解放的生产力，不断进步的高科技，“现代化”俨然成了人类现代生活不可缺失的成分，犹如生命所需的必须。我们不断摒弃着旧的生活方式，享受并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不断应用而生，我们用化学药剂换来了现代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我们用农田森林换来了高楼大厦，紧随其后的是呼啸而来的沙尘、海啸。科技既有推动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伟力，又有超强的破坏力。科技不仅对自然造成深度的广泛破坏，而且已经侵入人类文化，甚至植入人体内，是人体在受到保护和治疗的同时，亦受其害而且人性也受到侵害，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对立面。如何使高科技恰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且避免其负效应的不断扩大已成为现今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然而其中的要害，人性又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出现此类的问题，并不是高科技自身带来的后果，也不是科技的本性，是人类无限度的追逐利益所趋的罪孽、后果，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类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自食其果。人类的三大家园（自然家园、社会家园和精神家园），现在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身处这种被严重破坏的三大家园中，人类遭受种种灾难与祸害：环境恶化、大气层污染、海洋污染、生物灭绝、生态失衡、全球变暖、森林削减、草原毁坏、耕地缩减、能源危机、资源走向枯竭，还有人炸、粮食匮乏、饥饿与疾病施虐、吸毒蔓延、国际犯罪、集体自杀、网络犯罪、过劳死、家庭解体、政治腐败等等；以及现代病、城市病、物质病、电脑病、享乐病、生理病、性病与艾滋病、精神病、理性病、情感病等等。形成了一种人类现代综合病症。

2 网络化演绎变幻的正负效应

自人类出现后，沟通交往便必不可少，由开始的符号，到后来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创造，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化的继承、传播、保存、沉淀实属功不可没。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整个世界被无形的网络有形的联系起来。全球网络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信息的交往也更显便捷。高科技满足了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的需求，精神文明的满足除了一般的休闲娱乐外，现代人更多的依赖了网络这个媒介。其一，网络游戏、网络电视取代了游戏机、电视机等原有的传播媒介。出现了各种网络通讯软件，使得消息瞬时全球沸沸扬扬，表面上看使得很多诸如：政治、经济事务等等的公开化、明朗化。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给我的带来的益处，但也不可小视它带来的恶性后果，地方文化的不同，网络电视节目的参差不齐，通过网络大熔炉“融会贯通”出现了地方文化的交汇融合，本质没有问题，更易于人类了解全球各地的风土人情，然而盲目的照搬风，糟粕文化的不断侵入使得人类失去了淳朴的本性，变了浮躁起来，加之负面文化的不断侵入，渗透，使得人类失去了固有的“天枰”在人性的善、恶两端摇摆不定。其二，网络的便捷似乎并没有让人的交往频繁，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可以随意的沟通交流，然而义务与责任却荡然无存，反而有了更多的欺瞒，诈骗。说来说去，又回到了原点还是人性在作怪。人类性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包括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人类从善意出发，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却殊不知在利益的驱使下，什么都会变质。那么又该如何把握这个度呢。

3 人性化隔零差异的正负效应

何谓人性，人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与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人在作用，高科技，网络化，成了新生代的必需品，没了有手机，没有了电脑，没有了网络，没有了高薪产品，仿佛在现代就与整个世界脱了轨。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的隔零差异日益凸显，使得当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全面的同时又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手机的演变史及使用人群正逐步的证实着这一现现象。人类抛弃了60年代的艰苦奋斗、70年代的自强不息、换来80年代的怨天尤人，90年代的享乐主义，00年代的无所事事。年代的更替，有了一代代人的欲望不断滋长，有了拜金，虚荣，自私，抹去了勤劳，朴实，奉献。整个社会呈现出向钱、权不断看齐的现象！人情冷漠，社会丑态，世态炎凉，人性善恶随着社会大不断发展却日趋此起彼伏，节俭成了没面子的代名词，传统成了保守、落伍的代名词，奉献成了傻子的代名词。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与人性的健康发展呈现出一种负相关，据相关统计指出人类的正义感，诚信度正逐年下降，价值观的扭曲与人性适应社会的沦落不断上演，又不得不受到

关注。

4 结语

我们欣喜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不可回避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和人类和谐发展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对上述问题作出反思，以为人类社会更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光成.马海霞.道德、德育与其人类文化学基础[J].高等教育研究，2003（26）：2.

当代社会发展篇2

[关键词]社会发展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3-0103-01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吸收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引起社会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系统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两对矛盾构成，是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引起了生产关系相应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又导致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所以，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质上是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而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和源泉。

（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现代化是依靠人和为了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不能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为依据。是否把社会现代化看做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否把人的现代化看做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和目的，对于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侧面。社会的进步依赖于人的发展，内含着人的发展，并为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的可能性，人的发展又不断地为社会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强的主体能力和主题实践实现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没有人的持续而全面的发展，就没有社会持续而全面的发展。

（三）揭示了引起现代社会转型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促使现代社会转型的力量不是虚无缥缈的外在力量，而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和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推动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最终就是由单一的民族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而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历史上对社会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进步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必胜信心。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是确定不移的，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要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其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走曲折的路。同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前进中可能出现的苦难和曲折，树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战胜各种苦难的精神。最后，我们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必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深刻把握社会规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国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当前我国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发展的不平衡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因此， 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构建更加健康和谐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关注全球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与人类利益相悖的消极后果，即全球问题。主要表现为粮食短缺、资源濒临枯竭、人口急剧增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中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破坏，涉及到世界各地，成为人类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要想解决这些全球问题，要采取多方面的实际措施，包括调整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包括完善法律和加强管理，以及发展和合理利用科学技术等。从根本上说，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当代社会发展篇3

一、引文

本文所指“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1949年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一套户口管理制度。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发展至今，在身份证明、社会安全、经济建设等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深入，社会民主化、文明化的推进，这套制度的局限性也越来越突出，以至影响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户籍制度的阐述，试图说明户籍制度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几点改革的设想。

二、当代户籍制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户籍制度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征赋纳税、便于管理，就产生了保甲制的雏形。据《周礼》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既证明在周朝时“保”这种户籍单位已经出现。此后，“保”这一户籍单位的范围大小经常变化。《文献通考》中有“畿内之民，十家为保”的记载。到了宋代,由于土地大量兼并，官场腐败，君王昏庸，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于是，从1069年开始，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变法。其中的保甲法主要是为了控制地方百姓，加强地方武装；内容为：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把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有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有才干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保甲法颁布后，公元1071年先在宋之开封府境内各县实施，而后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宋会要稿》载：1076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多达718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到宋仁宗时，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平民百姓的人身限制也更为严重，甚至连生命的权利也没有。如1190年南宋规定佃户不能控告地主。自次，王安石正式创立的保甲制度在明、清两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政府为了排除异己， 实行，于1932年8月1日，在鄂、豫、皖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的连坐法和各项强迫劳役办法，以加强对平民百姓的控制。1934年保甲制在国民政府各省市推行。

综上所述，保甲制这一户籍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但是也对劳动力的自然流动有一定影响。尽管如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流动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没有什么障碍，流动成本也很小。

1949年以后，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先城市后乡村逐步建立了起来。建国之初，为了肃清残匪，维护社会治安，安定人民动荡的心灵；公安部于1951年7月16日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共十二条，主要是对城市户口进行管理，规定了对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社会变动（社会身份）”等进行管制的一套做法。1953年4月3日，为了准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做好选民登记工作，同时也为了向政府提供准确的人口数字；政务院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并《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同时也相应地建立了简单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是城乡分隔苗头的开始。

1955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定为每年一次。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在城市、集镇为“公安派出所”，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是“乡镇人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和乡镇应建立户口薄和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登记，对各项变动情况要随时填入和注销，对因离婚、分居、失踪、收养、认领等原因引起的户口变动及时进行管理。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掌握全国人口及其变动情况，为国家计划经济制度的实施提供可靠的准确的人口数据。1956年2月，国务院又发出指示，把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管理的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移交给各级公安机关。至此，全国城乡户籍管理机构得到了统一。

1956年6月，为了解决“农民盲流”、加强人口管理，召开了全国户口工作会议。此后由于1958年1月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是为了限制所谓“农村盲流”进入城市，切实加强全国户籍管理而颁布，并首次提出了“暂住人口”登记等分隔公民身份的内容；不过，在事实上还没有公开地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自次，从制度上，土箸人口与外来人口、城市人与乡村人便有了一个事实上的身份等级。土箸人口可以不劳动而靠出租房产、地产等而坐享利润，外来人不得不更辛苦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象样地生活。即使这样，土箸人口等一部分享受优越条件的公民在同等条件的竞争中由于自己的不努力而落于下风时，竟然还认为外来人口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生存；从而使当地政府出台更多的、更具体的歧视性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范了户籍管理制度，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 其背景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也担负着配合对敌斗争，提供人口资料，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任务，并在公民身份证明、社会治安维护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条例颁布后，为了“超英赶美”，“运动”开始，并在全国开展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等政策；极大地破坏和浪费了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紧接着便是三年。之后，城市户口的公民便有了各种配给等待遇，使户口与社会待遇相挂钩，直到今天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户籍制度在中国六、七十年代又有所发展：不但农村人流入城市受限，而且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人口也十分困难。1964年，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草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不但没有改变城乡隔离的局面，相反，彻底地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长期实行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法定隔离制度：农村人口一旦登记落户，要想迁往城市，将受到层层阻挠；对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区域人口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时期，又出现了上山下乡“运动”，城市“知识青年”强迫流入农村。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集中国历史上户口管制之大成，对社会发展深有影响：

一方面，它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一项不合理、不公平、又有违宪法精神的制度。

另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的主要领域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社会安定有很大的贡献。

三、户籍制度一 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1949年中国新政府上台后，中国外有强敌：敌对国家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军事上实行包围、政治上不承认。内部还有势力的捣乱破坏。更为严重的是经济上财政亏空、物价上涨。在户籍制度建立后，有效地配合了对敌斗争、对公民的控制与管理，稳定了社会。户籍制度建立后，社会持续好转、犯罪现象减少。到前，各项社会指标均达一定水平，并不落后于“二战”后的其它国家。

当代户籍制度发展到六十年代，城市人口开始由公家统一供应商品粮、有很多优待措施；同时工业品价格实行与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国家以此来集中财力、发展国民工业、发展城市。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便建立了一批遍布东北、华东、华南、华北、直至西南、西北的国家企业。当代中国户籍制度配合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复苏，推荐了国家的工业化、民主化建设。

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城市的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日益严重，给政府和其它纳税公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解决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减少城市人口、精减职工。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职工2600万人。这就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又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同时还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的落后的大批劳动力。

时期，中国大陆陷入混乱局面，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为了暂时缓解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红卫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城市问题转入农村。当然，这样一来，也给农村特别是偏远荒地提供了一批简单而原始的劳动力，毫无疑问地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国家农业，避免了因政治混乱而又产生一次的现象。同时，国家也适时改动户籍制度，杜绝下乡青年返城，以免给城市造成负担。

之后，新政策出台。虽然当代户籍制度已经变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也在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公民的身份证明、社会治安维护等方面；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国际文化的影响，人性的突然张扬，引起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人性中的贪欲增大，犯罪现象有所增加。在这种轻快下，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管理条例》，以加强对公民的管理，减少和预防了犯罪现象，并且促成了世界公认的我过犯罪率低这一事实。

由于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从八十年代起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改革试点城市的所谓“民工潮”现象，迅速增加了城市人口，引起了一些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发展，加强了对“农转非”问题的控制，很有效地控制了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解决和缓和了所谓“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在表面上看来是解决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四、当代户籍制度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我们已经知道，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建国初期的面临崩溃的经济局面和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之上的；而且，其本身便显示着一种既不合理又不公平、还有违宪法的现象。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性化的政治体制中，户籍制度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随着社会发展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歧视性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社会发展。

1、 户籍制度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影响了社会公正。

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粮油供给制度、城乡两种不同的医疗保健制度、物资配给制度等，不仅证明了户口是管理上的“身份证明”,而且是与经济和社会待遇相联系的“社会身份”。户籍制度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乃至部分商品供应等一系列待遇有着制度化的联系。造成了而今普遍的人性歧视。土箸人口毫无理由地歧视外来人口，这种“现象”是中国历代未曾有过的道德怪胎！

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什么天生就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户口，而且这种身份与个人努力无关?为什么农业户口的公民、非当地户口的公民就一定要享受这种毫无理由的歧视与剥削？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对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外来人口就没有任何法律作用？诸多问题聚集到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和具体法律条文；这就必然会引起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文明进步。

2、 封闭僵化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经济生活及生活持续是建立在个体人的愿望、利益和选择之上的，能充分体现大多数公民的意志；社会整体利益和运动趋向以尊重个体利益、承认个体的创造力、个体的生命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在最大限度上体现了人道的方面。从而，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社会效率。当代户籍制度正是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阻碍！

其次，市场经济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也是这样，与其它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一致，即向积累中心、增长中心、利润中心和技术中心流动。据统计，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达2000万人次；1987年增加到7000万人次。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之快、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日均流动人口都超过了100万。这种流动，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其成本之高，超过了一般的发达国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端耗费。例如，春节前广州火车站，“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要等上几天才能买到回程的车票，而且铁路系统乘机涨价，大发民工财。这样一来，怎能不使时间和金钱大量地白白耗费呢？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迁徙和流动已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内容。流动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民工，还包括大批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人每年都要往返回几次家，更有大批的两地分居夫妇，每年探亲的费用更是花去不少。如果将这些费用统计出来，必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而，这些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据人民日报报道，2000底，北京高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市科委人才中心联合披露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在中关村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中，目前居然有10万没有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其实这早已是一个事实，大学生是中国公民，其它打工者也是中国公民，都具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但就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打工者一样要上缴个人所得税，而不管他要付出多好房租、多少额外负担；但是，打工者却不能参加选举，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其它政治权利。事实上，外来人口的公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不经任何形式的宣判而残酷地抹杀了。

3、 由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农民问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状况的统计数字一直为世界瞩目，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遥遥领先，然而，到二十世纪末年，具体是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所谓“经济过剩”的说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本解决当前的农村公民的国民待遇问题，解除户籍制度所带来的限制。

中国的农民自1949年中国新政府执政开始就一直在为国家的工业化默默地做着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但却从来没有在国家工业化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就业、财富分配机会。可以说中国的农民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却享受不到工业化的成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身份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城乡隔绝的制度化壁垒。许多人从未想过，这种身份的划分和规定是否荒唐、是否合理、是否公平！难道就应该以9亿农民的牺牲或贫困来预防和治理“城市问题”吗？中国不但是农业大国，而且是农民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农民的状况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中国乡村得不到发展，则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个梦想。

为了维护计划经济，户籍制度便成了管理劳动力流动的最佳工具，如此形成了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人力资源配置的社会倒退现象。在层层审批、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成本极其巨大。这样必然造成了中国人口流动的极端凝滞，不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几十年下来，使城乡差距大大拉开，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聚集。由于不能均等地获得财富和机会，这样，一部分掌握了社会财富的人消费趋向饱和，而大部分的底层平民百姓却无钱无力购买！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经济过剩”。

4、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有违《宪法》精神，限制了公民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社会发展。

公民到底有没有迁移的自由与权利？公民的迁徙和流动是否违法？这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公民具有迁移、居住的自由。而且现在的户籍制度政策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条之规定相矛盾。公民的迁移和流动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存，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其它目的，而且公民的发展权、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流动人口不能在居住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与当地人口一样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尽管外来人口也在纳税、也在创造社会财富。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人口的散居状况绝对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即使投巨资进行了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得不偿失的。人口的集中有利于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国家对公民更好地实施管制。更有利于抵制基层腐败、精简政府冗员。人口的集中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

事实证明，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既妨碍了社会公正，又阻碍了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公正的破坏，既没有实现任何其它社会价值，也没有带来效率；只是照顾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这种情况，是该到改革的时候了。

五、适应社会发展,改革户籍制度

自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由户籍制度所引起的不同身份等级之间的的矛盾显露出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大流动，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等，有力地冲击着原有的户籍管理体系。于是，自80年代以来，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断续的改革：

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问题的通知》，同意公安部的提案，实现婴儿或落户自愿政策，放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户籍政策等等。然而，这些改革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户籍制度改革要适应社会发展趋势，配合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当前来说，户籍问题的关键是“自由流动”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而不是两地分居等其他问题。目前，世界上仅有三个国家实行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管制政策：中国、北朝鲜和非洲的一个穷国；发达国家一般实行以出生地为唯一身份证的管理制度，一卡在手可以随便自由流动。事实证明，越是实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就越会妨碍社会公正、阻碍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非改革不可，为了国家的社会发展，国家的民主化、文明化，笔者就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下面几点相关的设想：

1、 集中人口管理权，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减少人口管理的杂乱无章，政出多门情况。

目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控制人口的出生，统计育龄妇女数及人口的生育状况；公安部门管理户口登记，控制人口迁移，进行年末人口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委管理“农转非”计划；国务院还直接领导全国的人口普查。如此政出多门，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地方，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增加社会成本。如户口迁移的多头审批,给公民增添了不应有的麻烦，给造成了机会，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分头统计人口，使人口数据经常有出入。农村和城市的黑人黑户现象，城市里相当多的流动人口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得不到相应的公民权利……

为此，有必要成立统一的人口管理部门，统筹全国的人口管理、户籍管理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人口统计、统一协调管理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避免政府机构“吃饭不做事”的人和事存在，更好地为公民服务，同时也能在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文明、民主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具体为：

在中央成立社会人口管理局，建立中国人口数据信息中心,以现有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基础，并入公安部门的户政管理业务，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业务，并调查、统计全国人口的各种特征数据，加入人口信息数据库。在地方，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户政管理部门、人口统计部门应精简合并为一个机构，管理人口的登记与统计、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的迁移变动，平时的主要业务是切实负起责任，积极主动地完成份内工作，使工作达到饱和，这样国家就可以随时掌握人口数据，避免浪费巨资进行人口普查。

2、 进行人口立法。

立法所涉及的范围可包括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人口的社会变动及人口的户口登记，身份证件管理、人口调查与统计，各类人口管理等。避免现在的好多户籍问题让公民感到无所适从，难以解决,避免出现所谓“黑人黑户”等由于政府对公民的漠视和不负责任、不作为而出现 的社会问题。加强人口立法，可以理顺人口管理，使人口管理有法可依，实现依法办事。

3、 实行全国统一户口。

取消有差别的各种户籍模式，如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暂住户口、什么蓝印户口等。这类户籍政策，违背宪法宗旨，搞乱了户籍管理。实行全国统一户口，便消除了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根源，改观了不应有的“户籍歧视”。

4、 户籍彻底与社会待遇脱钩。

户籍彻底与社会待遇脱钩，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消除由户籍所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促进城市化发展，卸掉城市政府的特别支出，将税收用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5、 发展小城市，促进乡村的城市化。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科技的进步，越来越要求人口的集中。人口的集中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信息产业；相反，科技的进步也推进、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不是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产业基础所要求的人口的散居状况。所以,以一个聚居点为中心的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因势利导，而不是人为地加以限制、扼杀,设置诸多障碍。所谓“城市化过度”、“城市化问题”等不应该做为主要问题看待，任何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必然会有相当一些的人为阻碍，户籍制度更应该如此。

6、 减弱户籍的区域歧视，解决“人户分离”现象。

现行的户籍迁移政策，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设置门槛过高；这些使得当前的“人户分离”现象非常普遍。外来人口由于没有当地户口，其它很多权利均不能实现，如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选举权等。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每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城市无不存在这样的外来人口，而且这些人是具有比当地原始居民更高文化素质、综合素质的高素质人群。但这部分人的政治权利几乎没有，连经济权利都处处受到剥夺。房租，超过公价的电、气、水……等基本生活物资费用，暂住证费用、上岗证费用……等等无不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打工者的极好的捞钱机会。如此对的人困马乏迁移成本，压抑和浪费了人才，制约了城乡经济发展，体现了社会文明、民主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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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蔡元彪：《中国通史》第五册；

②、段成荣：关于当前人口流动和人口流动研究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1999.2；

当代社会发展篇4

【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发展观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

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始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到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至,造成了人际关系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根本没有社会生活的和谐可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转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如果继续坚持,只会破坏社会和谐。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根据经典作家的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许多新举措。一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大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混乱、不和谐状况。二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从细节问题出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四是指出妥善处理、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五,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途径和方法,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新思想。总之,正是由于邓小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把中国各条战线、各行业各、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凝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理想上,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国际上,邓小平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及彼此之间和谐共处的必要性,大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团结一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人士,以智力、资源、资金引进的多种方式,进行交往与合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仅彻底改变了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是抓住了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基——物质建设。没有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就没有和谐社会理论产生的的物质基础。富裕是和谐的物质前提,贫穷与和谐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的。和谐社会是物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和谐,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等种种“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荒谬论调。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道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摆脱贫穷的首要措施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而这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撑。温饱问题的解决,由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过渡,是和谐社会的最原初的物质起点。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这些理想的实现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做保障,都是不可能现实的,因此,在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必须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二、制定“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共同富裕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之一,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把共同富裕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邓小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又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表明,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其领域既包括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涵盖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邓小平讲:“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段经典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找到了一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道路:先富——后富——共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逐渐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至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仍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配不公、先富者为富不仁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这也是改革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本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提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总是完整地阐述“先富、后富、共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还科学地预测:“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共同致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

三、提出了解决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道路

鉴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情况,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发展中的代价,也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和谐因素。邓小平认识到解决发展中代价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提出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我国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总起来说,包括两种性质的问题,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滑坡,在自然领域表现为生态破坏。

针对社会领域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邓小平提出了着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惩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通过“两手抓”,较好地处理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有效抑制了现代化变革中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

针对自然领域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p274大力提倡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工业、农业水平的科技含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方面做文章,改变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被动局面。这对有效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还指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努力做到环境保护方面有法可依。另外,邓小平还主张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环境和生态问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华,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思想渊源。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并以之为指导,有助于创造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喜人局面。

四、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造了平台

稳定不等于和谐,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鉴于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乱局面,邓小平深知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重要性。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p284邓小平所说的稳定,其含义是广泛而丰富的,既指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也指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既指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指政策的连续统一;既指农村的稳定,也指城市的稳定。

和谐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个不断向理想状态过渡的动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以稳定为基础和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这个动力就失去了支撑点,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就失去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成就会遭到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失去牢固的物质基础。稳定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只有稳定,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构想的那种安定有序,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是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历来主张从实际出发,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努力满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各种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指人的发展目标的和谐,邓小平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实际上是要培养“德才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最终意义上管理社会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然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采用行政的、经济的或法律等手段实施管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企业单位以及人民群众又往往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管理的客体。在我国行政管理中,人民群众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主客体相一致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这种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是解决这个矛盾性问题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反映了我国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首先,管理者树立服务意识,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是对人的尊重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其次,以“领导就是服务”为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建立新型干群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公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再次,邓小平倡导的民主管理大大调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增添了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得到空前发挥。

总之,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关于发展的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序曲,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巩固改革成果,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道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新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参考文献:

当代社会发展篇5

关键词：个人与社会；和谐；经济；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111－05

当市场经济逐步解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确立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步摆脱血缘、地缘或职缘共同体的宰制获得自己的活动领地，并最终获得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空间。这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唯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会有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土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完善，个人与社会正从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分化为各自发展的主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其目的是在肯定个人与社会分化的基础上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引入和谐发展的健康轨道。

一、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肯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差别的有机同一，而不是抹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差别的机械团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个人与社会脱离政治共同体成为各自发展的主体，从而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第一，市场经济使人的个性体现为个体的个性。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以直接的物质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人的个性就表现为共同体的个性，人的特殊性、能动性都体现在政治共同体的特征和功能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换逐渐代替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交换就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的相互让渡的活动与关系，因而交换活动要发生，交换者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和物质需要就必须出现分离。“只有他们在需要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人的个性也就逐渐脱离共同体，直接体现为个体的个性。

第二，市场经济使人的社会性体现为人之外的物的社会性。在自然经济时期，各种血缘、地缘和职缘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联系的形式，共同体的功能就是人类社会的内容和范围。人的社会性就表现在共同体的性质和功能上，体现为共同体的社会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逐渐超越了共同体的范围。从内容上看，这种社会联系不再是血缘、地缘和职缘的关系，而是物质利益关系；从存在形式上看，这种联系不是存在于人自身，而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化的关系。市场经济中人的社会联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联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三，市场经济使个人成为个人利益的实现主体。在自然经济时期，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从内容到形式都统一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于共同体的能力和利益，共同体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利益也就是个人生产能力和物质利益的依据和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共同体的利益和目标就是个人的利益和目标，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价值所在。在市场经济中，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个人既有区别于共同体的特殊能力和利益，具有直接体现为个体的个性，又超越了共同体从而和毫不相干的个人相联系，具有在个人之外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和需要的实现虽然离不开他人和社会活动，但却不能由其他人和社会活动来实现，只能由自我意识指导下的个人活动来实现。市场经济越发达，个人与社会的自主意识越强，社会交往能力也越强，社会的自主性品格逐步确立。

第四，市场经济使社会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社会作为物质活动关系的总和，是指与个人相对应的物质活动的社会整体。社会整体的性质与功能是由构成整体的社会联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在自然经济中，社会联系是以血缘、地缘和职缘关系为基础，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整体的功能与个人的功能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联系主要体现为人之外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的关系，人的社会性与个性相互分离，从而使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区别。与个人成为个人利益的实现主体相一致，社会成为公共利益实现的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改革，为制定经济政策出谋划策，激发了人们参与市场经济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这有助于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健康发展。

(二)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反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与个人、社会的相互作用不是单向度的，个人与社会的分化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社会基础，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

第一，自主的个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社会依赖关系不是既定的和固定的，而是由个人自主地建立和选择，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不是直接的人的依赖，而是间接的物的依赖。这种物的关系不是个人自身固有的，而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与个人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偶然的联系。在这种外在的、偶然的联系中，个人就有了自主和自由。在既定、固定的联系中，个人只有被动地接受，而没有主动选择的自由。在外在、偶然的联系中，个人不能摆脱物的联系，个人要依赖于这种物的联系，但是，和谁发生联系，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则由个人自主决定，自主选择。这样来说，个人的自由活动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二，自主的个人扩大了市场经济的范围。自主的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使市场经济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局限从而扩大到世界范围。从主观愿望来看，市场经济中自主的个人已经超越了血缘、地缘和职缘的狭隘视界，看重的是人的共同特征即人的抽象劳动。凡是拥有劳动能力、可以制造产品的所有的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合作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中的双方“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从客观能力来看，自主的个人不仅拥有劳动能力，而且可以通过交换与一切人联系起来，从而借助他人的力量为己所用，这样就具备了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的力量。“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能力。”

第三，自主的社会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制衡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理性的社会组织、自主的个人作为经济主体能自觉地遵

守法律规范，进行自我管理，履行经济义务。社会的理性化、法制化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四，自主的社会可以规范行业行为以及稳定经济秩序。首先，独立的社会组织对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业行为、提升其行业自律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其次，社会组织还经常发挥调解员的作用，它通过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运用民间谈判或协商的方法，参与解决劳资矛盾、行业纠纷等问题，化解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最后，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中介性质，使其能够对市场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作用，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二、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环境

就政治环境而论，个人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主体，社会成为追求公共利益的主体。这就势必要求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要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成为以满足民众公共需要为目标的服务型政府。

(一)从自然经济的管制型政府向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在自然经济时期，政府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代表，其性质是由社会整体的性质决定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社会整体的性质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决定的。从社会整体的要素看，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方式和结果都是由共同体保障和规定，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只是某一共同体的附属物。作为附属物，个人既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以个人的身份与其他共同体发生交往。有权利与其他共同体发生社会交往和联系的主体只能是共同体。所以此时政府的职能就是管制，实行“家长式管理”，把个人限制在共同体内部，强化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维持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统治。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个人与社会脱离对政治共同体的依赖成为各自发展的主体，政府职能也相应地由管制向服务转变。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联系不再以自然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而是以价值关系即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这种价值关系，既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政治活动的产物，而是人们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的结果，是“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摆脱了对自然、政治的依附，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形式，各种政治共同体也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开始逐步解体。此时的政府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代表，而是社会关系的整体代表。既然社会关系是人的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政府的职能就不可能是管制人的这种创造活动，而是促进和服务于这种经济活动的整体发展。所以它势必是坚持以社会成员为本位、以公共服务为宗旨、以公共治理为主轴、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服务型政府。

(二)从自然经济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依存于共同体，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是为了维护政治活动的稳定和秩序，自身没有独立的目标和职能。作为共同体的代表，政府就是行使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的全能政府。全能政府的权力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无处不在。在市场经济中，人的经济活动脱离了共同体的束缚，形成与政治领域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经济领域，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人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秩序，而是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活动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目标。二是经济活动不再直接受政治活动的控制，而是有自身客观发展的规律。既然市民社会具有独立的发展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以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实现人们的物质利益为目标，而不再把维持政治活动的稳定和秩序当作自身的主要目的。马克思说：“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那么，建立一个集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和文化职能于一身的全能政府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能向有限政府转变。有限政府是指职能、权力、规模和责任有限的政府模式。政府职能被严格限定在与私人领域相对的公共领域，其要旨不在于实现某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服务社会大众和管理公共事务。

(三)从自然经济的高度集权向市场经济的适度分权转变

在自然经济中，个人依附于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而各个共同体之间又是通过政治关系链接为一体的。共同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取决于各个共同体的政治力量和特征，这种联系最终是由政治、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共同体建立和控制的，各个共同体的权力也随之向力量最为强大的政治共同体集中。在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度中，国家与家族或共同体同构，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以政治联系为基础的社会整体中，有权进行政治活动的主体只可能是共同体，个人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人的社会关系不是以政治共同体的依附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物的交换关系为中心。人的经济活动从政治活动分离出来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积极地作用于政治活动。分工和交换使个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个人利益和需求的独立主体。这样，社会的整体不再是共同体的联合，而是所有社会成员作为独立个体的联合。以个人之间联系为基础的社会整体要求其代表即政治共同体也应以所有社会成员为基础，具体体现为政府适当向社会和个人放权，承认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说：“现代国家就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政府的适当分权就是政府把本属于社会和个人的权力还给社会组织和人民，它有利于调动个人和社会两种主体的积极性，有利于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增强个体的主体意识、自由意识和竞争意识，为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三、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特质

就文化特质而论，传统社会以身份为根本特征，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根本特征，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典型的身份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个人本身。人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个人本身是指社会关系不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存在，而是和个人不可分离。在自然经济时代，任何人只要一出生，其身份就固定下来，由于与父母、兄妹等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从而属于某个家庭或家族；他就和生活在同一地域或职域的其他人发生了地域或职域的关系，且属于某个村社或组织。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就不会改变。只要这个人存在，他必将永远和某些人发生这种联系，永远属于某个共同体。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变化的、可有可无的偶然联系，而是固定不变的必然联系。单个人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第二，人的依赖关系是由个人的身份决定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血缘关系中，上辈支配着下辈；在村庄中，村庄首领统治

着村庄的每一个员；在组织中，上级控制着下级。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奴役奴隶；在封建社会，地主奴役农奴。马克思明确指出此时的社会关系是“统治和服从关系”，“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这种关系中的主导者身份决定的，以主导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人的特性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在人的依赖关系中，劳动分工很不发达，人们在劳动能力和物质需要方面基本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土地的所有权、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劳动产品的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对立。这种区别和对立不是由人们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活动决定的，而是由个人的身份决定的。“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在古代国家所有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就是血缘、地缘或职缘共同体中自然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分工是以共同体中的贵族、平民、奴隶的身份为基础。贵族是共同体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占有公有土地；平民是共同体的成员，所以他们占有私有土地；奴隶是共同体的最底层，他们没有任何土地，只能出卖劳动。这样，个人的特性就是他属于的那个共同体的特性，就是身份对他的规定性。

(二)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契约文化

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契约文化存在内在关联。在经济层面，它是社会公认的转让产权的主要方式；在政治层面，它是联结政府与人民的纽带；在伦理层面，它是个人或社会组织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正逐步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以下价值追求。

第一，自由。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人们无论是建立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建立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都是通过共同体来进行。个人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因素，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需要。个人活动的目标、存在的价值，完全是为了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和利益。此时只有共同体是主体，个人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表现为共同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工和交换日益发展，共同体逐渐解体，在拥有自己特殊能力、特殊利益的基础上，个人的特殊性、自我满足这种权利和主体自由的权利开始显露出来。以交换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个体自由、个体意志和个体目的的充分肯定。

第二，平等。在人的依赖阶段，人们的相互协作和平等相待仅仅局限在共同体内部。对于共同体外部的其他共同体成员，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没有经济上的合作，只有采取暴力掠夺和政治统治的方式。对于不同共同体成员来说，既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也没有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人们的经济合作范围迅速扩大，人们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也普遍化了。“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从交换关系的主体看，人的一切差别都被取消了。“交换者，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从交换的对象看，用来交换的商品虽然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但它们内在的质是相同的，即包含有相同的劳动时间、相同的价值。“它们不仅相等，而且必须确实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从交换的行为来看，在具体的某一次或某一时期的交换，某种交换行为可能不是等价交换。但从长远来看，交换仍然遵循着价值规律，即“商品所能交换到的价值(即交换价值)趋向于与其自身包含的价值相等的规律”。

第三，法治。在自然经济中，社会关系表现为共同体之间的政治依赖关系，不可能达到个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享有的权力和占有的地位取决于共同体的政治、军事实力，只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才享有社会管理权。这样，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就垄断了社会管理的职位，社会管理职位高低的分配取决于这个共同体内部人的依赖关系的亲疏，社会治理主要体现为人治。市场经济中物的交换关系以及由所有社会成员联合组成的社会整体不能由这种联系的某一方或整体的某一个部分垄断，而是由联系的各方或整体的各个部分共同活动的结果。这就要求政治共同体以所有社会成员为基础，社会管理的所有职位要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为了使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政治事务，并且使最有能力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个人占据社会管理的职位，就必须制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普遍规范即法律，社会治理主要体现为法治。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政府权力的错位和越位。法治要求政府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轨道，使政府权力受到理性的、透明的、稳定的宪法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得到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l]王南，社会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蔡拓，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J]，天津社会科学，1997，(3).

当代社会发展篇6

摘要：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他通过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等方面进行阐述，得出探索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人；当代价值

真正揭开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幕始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有了大大的提高，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乃至危机。这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两者能否统一，如何统一，这是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只有说清楚，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1.社会历史观与主体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一般关系，概括地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二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历史观主要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侧重发展中的“真”。主体价值观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侧重发展中的“善”。其二，社会历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主要是引导人们的行为。价值观作为一种评价尺度，引导人们在历史发展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其三，虽然真是构成善的基础，但当下并不必然善。在历史发展中某些价值的实现可能会以牺牲别的价值为代价。就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是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要生存，就要生活，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其二，从发展的趋势看二者是统一的。生产劳动实践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它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三，从两者的内容上看二者也是统一的。从上面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问题角度的考察，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目的是为了人们行为的善，而人的行为的善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真，才是真正的善。

2.发展与批判的统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本质规定就是发展与批判的统一。这里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而是指他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所体现的批判功能。

其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活动的发展。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社会发展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过程。

其二，基于实践对各种各样关于社会发展非科学观点的批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样就使各种非科学的观点，都在此基础上烟消云散。

其三，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批判，对主体所创造的理论自身进行反思、扬弃和超越。时代在前进，马克思的研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对理论自身进行反思、修正、并达到完善。

3.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所谓科学，是指马克思从客体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所谓价值，是从主体角度考察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状态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具有价值评价的特征。它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和价值取向。

其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科学和价值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内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价值评判逐步确立起来的。在当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演进关系从质到度都把握住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也促使他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二，从理论内容上看，科学和价值也是统一的。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揭示，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而它的说明又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与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同，它十分强调人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能动创造作用，高度重视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严密整体。就其理论中最基本、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1.社会发展主体论。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社会发展就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矛盾过程，能否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2.社会发展规律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因为它的推动，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并顺次经过五种社会形态。

3.社会发展动力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借助于各种具体的直接动力因素表现出来，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汇集成一个合力，并对社会发展发挥整体作用。

4.社会发展趋势论。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社会进步论者，认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社会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前进上升的总趋势。

5.现代社会批判论。（这里的“批判”是指对社会的理性分析与批判，尤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的理性评价）他追求的目标是要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幸福寻找一条现实的道路。当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辩证的、历史的。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专门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兴起与二战后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1.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原因

二战后，世界整体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是东西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60年代后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形成了以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实质是世界和平问题。二是南北关系问题。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相对的南北关系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相互交叉的复杂局面。

在这种格局下，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战后新兴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是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所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

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

就二者的比较来看，最根本的是他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角度、方法的不同。

（1）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作基础的，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尺度，考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连续性和动态趋势，这就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及方向。并且他还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分析，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没有马克思的宏大的历史观作基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论述，不管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设想都只是浮于表面，没有从本质层次上探讨不发达国家的出路问题。

（2）二者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又指出了要将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的可能和趋势。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就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趋势。

（3）二者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同

现代化理论给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马克思的理论，在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世界整体关系中，必须扬弃私有制，通过发展生产力、政治革命等的形式，来改变世界整体发展格局，建立一个合理、公平的世界。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探索和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有利于突出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这个主题。同时，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本真精神。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坚持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和意义，

第一，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质。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和谐社会的实质也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二，准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树立辩证的发展观。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们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绝对至上主体。从而陷入了理性至上主义，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难。

第三，明确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加快新时期社会建设。马克思要求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显然是要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市民社会的新的社会生活样式。

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其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全面实现中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1]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4

[2]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

[3]刘新刚.《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3

当代社会发展篇7

关键词：整体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68-05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借鉴中去寻找根源。但它所依据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现实实践，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创造在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也带来了进一步继承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用“整体的马克思”原则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既是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需要，也是提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用“整体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意义

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共同关注的基础性课题。但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分学科研究的方法，使得它既难以有效应对西方学者从“证伪”、“重构”和“功能解释”等多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也难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高度对“三形态”与“五形态”之争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设想引发的争论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深深影响到社会形态理论功能的发挥及其理论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也影响到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及其所采取措施的认识。回到“整体的马克思”，根据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全面、系统地研究与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看，用“整体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发现”和拓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宽广内涵和使用价值，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需要。

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用以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贬损者把它看作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而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同时借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某些预言没有实现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坚持者则从论战和驳斥攻击者的角度将社会形态理论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结晶。这种论战与驳斥非常必要，且深入人心。但它在坚守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同时也无意中缩小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功能。在“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东方社会的跨越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坚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没有给予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明，使得它难以解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困惑与曲折，同时也难以应对波普、哈贝马斯和哈耶克等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证伪”和“重建”所带来的挑战。挑战是压力，也是动力。它迫使着人们从更宽广的视角对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反思与开拓。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华，本身就是一个随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理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多样性昭示了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广阔前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与多重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并存的特性，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源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建工作的强劲动力”。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全面、系统地研究与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探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蕴含的宽广内涵及其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在社会发展、社会运行及其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深邃价值，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需要。

其次，从实践上说，用“整体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社会形态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依据，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内涵的历史逻辑、价值观与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享用的宝贵资源。回到“整体的马克思”，全面、系统地研究与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要解决的哲学基础、理论指导和实践根基等问题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在力图解决三大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三是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对这三大理论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我们回到“整体的马克思”，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深邃考察中，寻找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难题的方法根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既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探索社会的良性运行与未来理想社会建构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帮助人们从“三大规律”（即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机结合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回答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种种质疑，并依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形态运行的发展规律与活动规律，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而探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享的社会建设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实践指南。

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社会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其共产主义革命学说服务的。因而，当我们用“整体的马克思”审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资本论》等相关文献时，就会发现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社会结构理论是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三形态理论”与“五形态理论”并存互补的逻辑结构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则是社会形态理论的主体部分，它充分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历史辩证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构建未来新社会的种种探索与努力，则为后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前提。当然，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必须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反思照搬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历史结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指导中国奇迹般地走出了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并没有突破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反而走向了照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描述的“本本主义”和更为极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恰好为邓小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最强音。

通过对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科学理解和精准定位，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建构了一套源于实践、指引现实的系统而完整的理论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起点在于如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实现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中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印记，而“中国特色”则是中国具体历史境遇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理论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张力中推进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构，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及理论的形成，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论的理论，也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所说的“中介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中介性社会形态阶段主要表现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表达形式的邓小平的“中介性”社会形态理论，则是以商品、市场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前提的，它明确阐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既是社会主义，又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亦此亦彼”的特性。

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制度层面突破了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破除了斯大林的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间接联系论”，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价值目标联系起来，在更深入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在斯大林的认识中，上层建筑通过经济的中介与人的生产活动发生间接的联系，生产力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也是通过生产变化在经济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斯大林的这种“间接联系论”，明显有悖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本质论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问的有机联系，看作为一个具体社会结构运动发展的整体，从社会形态活动规律与发展规律中来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最具创意的部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以全新的观点突破了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中，“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个性”，分别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交换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三形态”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物的依赖性”阶段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认为这个阶段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还会存在于社会主义之中，尽管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也就突破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禁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无疑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从结构与功能、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社会，而且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和谐状态是社会结构活动规律良性运行的表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坚持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四位一体”的社会良性运行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活动规律的认识。

三、当代中国发展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概念，深深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也深深改变了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转型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困惑，特别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要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回到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高度整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的原创理论，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寻找源泉和方向。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但误读或背离马克思思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尽管在社会形态范畴的内涵、“五形态”与“三形态”的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理论”问题、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定位及其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的运用与发展等五个研究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各有侧重，但因为相互支撑、相互依赖，所面临的问题也基本相同。基础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没有给予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是人们尚未突破苏联哲学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五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把“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等同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本身；二是主体和客体两分的对立思维定势，“三形态”与“五形态”之争，从忽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到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是革命范式根深蒂固，建设范式还没有确立。革命范式强调的是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必然性，而建设范式要求人们进一步掌握社会形态发展的活动规律，用“发展”的思维看待社会。这三个方面可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能动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要么被忽视，要么被高捧，这都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价值与科学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本身，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高度批判、借鉴和整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努力在新的逻辑体系内做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价值与科学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当代社会发展篇8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环境；相声艺术；艺术创作；发展取向；误区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声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良好发展环境

1 政治环境——建设文化强国确立为国策

2011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七届六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中心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把文化兴国、文化立国、文化强国作为我国重大国策之一的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就意味着文化艺术从此不再仅仅作为政治与经济的配角，而是作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登上了社会发展的大舞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角之一。这个重大决定还在如何实现文化强国的认识、制度、实施进程、重大指标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宏观而具体的战略部署。随后的2011年11月1日，天津市委也召开九届十一次全会，就全面落实中央的这项重大决定确立了天津市要率先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并且提出，要实现文化引领功能更加凸显，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完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文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文化人才保障更加有力，努力把天津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文化事业发展的领先区、文化产业的重要聚集区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重要基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紧接着，天津市委宣传部在落实这一决定的部署中，又提出一系列具体安排。其中在提高天津文化引领力和竞争力的部署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天津戏曲、天津曲艺、天津文化产业、天津近代史旅游四个文化品牌。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较，我们可曾看到过在国家意志中有过如此定位文化的吗？在天津的社会发展中，有过以官方文件把曲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文化品牌之一的吗？

2 经济环境——经济持续发展寻求文化推动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快速发展的基本面和总体趋势并未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进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分享了发展成果，连最普通最底层老百姓的经济状况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为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然这种提高正被当前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社会贪腐所侵蚀，但是随着党中央把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统一起来的重大决策日益强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人均国内产值达到3000美元时，一国之文化产业必然以支柱性产业态势开始起飞；而且其经济结构中，文化要素越来越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我国虽然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发展质量、产业结构等方面，还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在我国与世界强国的经济竞争中，文化将会与技术一样，将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我们天津之所以把建设文化强市作为全市发展战略之一，也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文化本身，同时还是为了天津经济率先发展、实现国家对天津的城市定位、进而建设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宜居城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文化环境——文化产品供需两旺格局刚刚开始

在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格局下，我国文化环境将会呈现什么状况呢？首先，在认识上，文化非小事，文化决定成败，先进文化决定国家影响力和竞争力等思想，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其次，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大力发展文化艺术的制度、纲要、鼓励政策、重点领域、建设项目等文件，为文化大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三，国家做出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类管理、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决进行文化体制和机制改革，以促进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大力提高。通过近十年来的实践，这一改革的实效正逐步显著地表现出来。仅就天津的演出市场看，天津各种表演艺术一个月的演出数量比十年前一年的演出还要多。第四，我国公众文化消费能力明显增强。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5000美元时，人民对文化需求进入旺盛期。根据《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2）数据，我国2000年人均年文化消费额只有214元左右，2010年增长到656元左右，十年增长了近三倍，文化消费总额已经达到一万亿，年增长从2004年开始达到20%，目前这种发展趋势仍在延续。第五，我国公众文化艺术接受水平明显提高，接受视野日益宽广。新中国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切民族的、传统的、现代的、外国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都有大批接受者。形成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文化环境。

4 社会环境——新旧交替时代提供巨量文化素材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新旧对峙的时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切法律、制度、规则、习俗等正在建设之中而尚未完成。而与此相反的一切落后的、虚伪的、腐朽的观念、规则、势力、习俗等正在全面瓦解之中而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性质完全相异、目标完全相左的力量，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展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激烈、更复杂、更焦灼的对峙与冲突。不经此对峙冲突，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便无法诞生。在这种对峙冲突的进程中，将会产生大量追求真理的理想家、务实苦干的实践家、百折不挠的探索者、诚实守信的劳动者，以及巧言令色的说教者、投机取巧的欺骗者、乱中获利的投机者、吸食民膏的贪腐者等等。围绕这些不同性质、不同能量、不同色彩、不同追求的形形的人物，每日每时都会产生巨量的现实生活的悲剧、喜剧和正剧，给文艺家们提供全新的、天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素材。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不断弃旧迎新的强大力量，他们不仅是战胜邪恶、实现理想的实践主体，还是认识、欣赏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审美主体。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权利、更有能力、更有心情呼唤和需求优秀的文艺产品，这种巨大的需求将长期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

5 舆论环境——从未有过的宽松、宽容、理性

在政治环境的宽松理性、经济环境的不断富足、文化环境的供需两旺多元并进的交互作用下，我国舆论环境也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状态。官方虽大力倡导弘扬以爱党报国、文明和谐为基调的主旋律舆论，但并不排斥追求快乐、追求个性、追求闲适等副旋律舆论，甚至对心灵需求、需求、小众需求等舆论也不再封杀。大凡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们，谁曾见过有哪个时期出现过如此宽松、宽容、理性的舆论环境？这种主旋律鲜明响亮、副旋律丰富多样、小旋律允许发声的舆论格局，不仅显示出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整体实力和国运的繁荣昌盛，更为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面创建丰功伟业提供了难得的“气候”条件。正是在以上千载难逢的诸环境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期盼相声应该大有作为。

二、相声艺术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里

1 狠抓原创作品

衡量相声是否出现繁荣的首要指标就是原创作品。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原创作品的积累，而只是依靠“老活”支撑，相声便不会活到今天。相声演员如果一生只表演别人演过的作品，他至多达到优秀，而不可能成为一代名家。这表明原创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声安身立命、不断发展的基点。

首先，抓好原创相声，首先要抓数量。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个时期相声比较繁荣，一个是50年代，一个是80年代，繁荣的标志之一便是这两个年代产生的原创作品数量合起来，比有相声那天起的作品还要多。没有超过前人原创作品的数量优势，奢谈相声的发展，便是空话。要想取得原创相声的数量优势：一是增加创作人员数量，不能让全国只有十几个相声作家的现状再延续下去。各地政府及教育机构要有切实的规划和投入，力争在十年之内，至少培养出100名左右的相声作家。二是每位相声作家要增加原创相声数量，目前阻碍相声作家搞原创作品积极性的最大外在障碍是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一句流行话讲：会演十个段子，能买房买车，会写十个段子，不够一条烟钱。必须通过具体措施，在法律和行规上逐步扭转这种尴尬现状，让相声作家通过原创劳动获得超过或至少不低于演员的经济和声誉收益。

其次，抓好原创相声。必须狠抓质量。新中国前的传统相声总量比新相声总量要少，但是前者的总体质量远高于后者。传统相声中质量低下的作品是少数，新作品中质量优秀者是少数。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在质量上新相声天然比不过老段子。其实不然，新创相声质量整体不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新，而是原创力不足所致。目前相声原创作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内因是：原创的直接驱动力严重不足，也就是不值得；原创能力枯竭，天天要出新，哪有这么多新；观察生活、体悟生活、咀嚼生活的时间与功力严重不足，作品源于生活，平于生活，甚至低于生活；对相声的本性和表现能力理解运用得远不到位；题材主题过于单一，作品结构封闭性太强，不能像“老活”那样一遍拆洗一遍新，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创造，越演越精。新相声都是一次性使用，根本就不能拆，用完，只能扔了。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以上的困难，原创相声的质量便会相应地提高。

再次，抓好原创相声，还要弄清原创意指。最理想的原创当指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创造，100%原创，此为最高标准。等而下之，内容全新，形式照旧，或者相反，这也是原创。再下之，仅是内容或形式的局部原创，亦属原创。如果只按最高标准要求，恐怕一万年也出不来一个100%原创，最后连1%的原创都没有了。相反，我们取法最高标准，又鼓励各层面原创，积小胜为大胜，说不定哪天真还就原创出几个大金娃娃来。

2 努力寻求理性创新

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不能脱离原有基础白手起家，做跨越式发展。相声毕竟是一种传统悠久的民间艺术，如果始终处理不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相声不仅不能走向繁荣，还很有可能迅速走向衰退。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年左右，绝大多数公众公开声言讨厌相声的现象已经发出了严重警告。

理性创新的含义之一是尊重保留传统。把尊重保留传统艺术仅仅看成继承是非常偏狭的，与物质和技术领域不同，艺术中对传统的保留表面上或对创造这一传统的人是一种继承行为。但是能把各个时期传统艺术的经典样品忠实完善地保存下来，这些传统样品对后人来说既是传统的，又是新鲜的，且其新鲜程度与样品的历史长度与人文精神含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把商周的音乐、唐代的乐舞、宋代的戏剧保留至今，那该是多么古老又多么新鲜的艺术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幻想，不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如敦煌壁画、三星堆青铜雕塑等无不给今人带来巨大的新鲜感。因此时间并不是判定艺术新旧的唯一标准，可能今天才出来的艺术品，就已经成为陈旧的作品了。而一千年前的东西，可能对今人来说却新鲜无比。所以把各个时期传统相声的经典作品及其表演形式完善地保存下来，使其生存下去，就是创新。

理性创新的含义之二是吸收转化传统。这是对理性创新最显性的理解，即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有与其时代需求相匹配的内容与形式，但在以后的时代里，这种匹配性有可能会降低，这常常是人们指责传统艺术应该不断更新的最主要原因。可是任何时代的艺术需求都与前代具有连续性，而且即使与当代需求匹配性再低的传统艺术中，也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与形式。这两点就决定了必须是在充分吸收、合理利用这些有价值的内容与形式以后，将其与当代生活内容与形式融合起来，调试转化为与当代需求相匹配的艺术，创新才是可能的，有效的。

理性创新的含义之三是适度超越传统。这是理性创新的上限要求。艺术是一个充满个性创造的精神领域，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之内的每个艺术家的个性创作，又会有意无意地形成一种规范和传统。过分遵从这种传统规范可能会严重削弱艺术创新能力，但是完全无视或远离这种传统规范又可能造成滥用创新，成为一个盲目创新者。即把创新当成了目的和艺术价值标准，而忘记了一切艺术创新的目的都不过是满足当代艺术需求的工具。而任何时代的艺术需求都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某一平衡点上，适度创新中的“适度”就是努力让创新与这个平衡点保持一致。在艺术领域，创新不足，根本起不到发展的作用；但创新过度，会造成创造性破坏，非但不能发展艺术，还极可能造成发展的倒退。

3 要珍惜和坚持相声的民间身份

相声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种民间艺术，这主要表现为政府从未将其纳入官方艺术序列并加以管理。相声行业及从业人员的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相声表达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与官方、精英艺术大异其趣等等。这种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惊人变化，不仅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将相声纳入到官方管理序列，整个行业和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一夜之间迅速蹿升，连一些政府官员、著名学者教授也加入到相声的创作研究当中。这种社会身份的巨大改变无疑激发了相声演创人员巨大的积极性，从而为相声发展提供了长远保障。但是身处如此优越的社会环境之中时间长了，也逐渐诱发了相声向官方和精英艺术靠拢的倾向，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我们追问新中国以后的新相声虽然数量更多，但是优秀作品、传世作品却远没有传统相声那么多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相当多的相声从业人员忘记甚至背离了相声的民间身份。一些官方演出活动和重要的大众传媒在广泛传播了相声的同时，也加剧了相声对其民间身份的疏离。所谓相声的民间身份在当代社会中并不是一个与官方及精英艺术相对立的概念，而是在相同的社会政治及其法律约束下的不同的认知视角、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就好像其他官方、精英艺术是国宴大菜或满汉全席，相声则是大排档、农家菜、风味小吃。为什么要珍惜和坚持相声的民间身份呢？

只有珍惜坚持民间身份，相声才能展示一个不同于官方和精英艺术的社会及其含义。例如孔子，在官方和精英群体中他永远是一个先哲先贤、至圣先师，即使在攻击排斥他的年代里，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但是在相声中，他却成为一个市井凡人，有时为了填饱肚子甚至会变成一个聪明的无赖。再如对于社会理想愿景，官方讲的是小康社会，精英讲的是幸福指数。而相声里则是冬天不挨冻，夏天不挨晒，有钱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炸糕，买皮帽子。再如建立和谐社会，官方讲要让社会公平像阳光一样照到每个人身上。精英将要努力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机制。相声讲，压你一下脚，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嘛，非得进派出所？得，咱盟兄弟了。在相声中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世俗矛盾却又生机无限的生动世界，从中体悟到官方与精英艺术中难以看到的民间视角、草根生活。

只有珍惜坚持民间身份，相声才能保持敢爱敢恨、敢哭敢笑、嬉笑怒骂、泼辣率真的精神气质。官方的尊崇地位，精英的优雅脸面，造成他们的艺术无论表达何种思想感情都会注意分寸，讲究火候，锋芒内敛。但相声仿佛永远是一个无拘无束的率性赤子，不平则鸣，不真则笑，甭管你有多高地位，多大影响，多大人群，只要你是个《假行家》，你敢《卖挂票》，你要《口吐莲花》，我就把你们的真相都抖搂出来，让你们在笑的阳光下现出原形。有时相声因为泼辣率真会说出一些过火甚至粗野的言辞，当然不好。但是只要不超越我国宪法，切不可由于这点过火粗野而改变自己泼辣率真的基因，这是相声能够在众多艺术形式的生存竞争中发展作为的资本和底气。

只有珍惜坚持民间身份，相声才可能以独特的审美趣味赢得更多的观众。现在官方艺术趣味越来越追求视觉的华美耀眼与体量的巨大无边，精英艺术家们则追求清幽淡雅、超现代个性的趣味。相声能模仿这种趣味吗？几十名相声演员表演只有几十句台词的反正话，一个人只能轮上一句台词，最后一个演员说，别挨骂了。这种讽刺是对相声脱离民间身份而傍官方趣味的绝好讽刺。相声有着相当不同于官方和精英艺术的审美趣味，它的口味相当重，大红大绿，寓庄于谐，热闹绚烂，有时还会滑向混杂粗俗，甚至更等而下之。但这些常被精英艺术家诟病的趣味并不是致命的缺陷，除了那些确实粗俗猥琐的趣味应该加以淘汰以外，相声的民间审美趣味正是它生命力强大的表现。央视相声、大型晚会相声都是有较大官方和精英背景的力推，不但未推动相声的发展，反而差点把相声带进沟里。多亏那些“低俗”的茶馆相声重出江湖，才让相声止跌回升。我并不认为茶馆优秀无比，而只是说不是那种官方化、精英化的相声，倒是这种毛病不少的茶馆相声救了相声，这一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相声的民间趣味是多么重要。

4 坚持双效统一，大力培育相声市场

从根本上说，相声发展的程度并不取决于政府的重视与演创人员努力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市场的接受程度。目前相声的社会声誉处于较好阶段，市场接受程度大大高于十年以前。不过无论从全国还是一个省区范围看，对相声的接受还很不均衡，即使从京津这两个相声较发达地区看，情况也是如此。据统计，北京2011年戏剧类演出的票房收入就有15亿元左右，天津各类演出票房有近5千万元左右，两个城市的相声票房收入加起来也未超过3千万，这表明相声的市场需求潜力和未来发展空间还非常大。但是如何把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呢？首先要做好长期培育相声市场的工作。如动用有效力量对各地区公众对相声的需求状况做深层和连续调查，形成具有权威性的调查报告。根据报告，由中国曲协组织各地曲协，连同各有关高校及艺术研究机构的专家、演创人员共同制定相声发展战略纲要，同时制定促进和鼓励相声发展的政策。要鼓励相声表演团体、大众传媒和专家一道，长期坚持包括知识营销在内的营销活动，把相声的艺术魅力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公众的心中。其次要合理布局相声的演出场所。除了在大城市设置相对集中的相声演出场所聚集区以外，要运用市场手段，在有条件的人口在10万-20万的城市社区，就可以设置一个相声演出场所。在有条件的农村县或乡镇，搭建新农村政策便车，也可设置一个相声表演场所。随着大大小小、成线成块的销售网络逐步建设，相声发展的速度将会大步提高。最后要大力提高相声表演的供给能力。随着公众对相声需求数量和质量的逐步提高，必将给相声表演的提供者提出更明确更高级的要求。比如需要表演和挖掘更多的传统相声，更多的反应当下生活状态和矛盾的新相声。而且在作品质量、表演质量上，也会提出更高标准。这种态势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促进相声发展的巨大动力。

但是在培育相声市场时必须注意这个市场的文化属性，也即衡量这个市场培育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票房收入的高低，还取决于社会效益的高低。从根本上说，能够满足最广大公众现实需求的相声产品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公众的需求并不是清一色的，细分以后，也会有着多寡优劣、高低精粗之分。如何以科学的时代精神、优秀的民间思想、健康的艺术趣味、独特的民族风格，去统领相声表演，影响和感动观众，使他们成为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又具有当代文明风采的一代新人，这是比相声的经济效益更加重要的效益。所以既担当社会责任，又创造经济效益，把它们统一起来是培育和开发相声市场的一个最好的标准。

5 教育与人才培养决定未来

跟其他行业一样，相声未来的发展水平受制于人才发展水平，而人才水平又受制于相声的教育水平。从历史上看，相声的人才发展水平一直较高，不仅大师辈出，而且优秀者众多，后备人才充足。但是新中国以后，师徒传授的教育模式逐渐式微，逐步被院团和学校教育所取代。但是这两种相声教育的历史毕竟太短，虽声称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育模式，但除了授课地点从家庭变成教室，增加了一些文化艺术等公共课程以外，与原有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国家主管机构至今不承认曲艺为独立的二级学科，造成曲艺教育长期停留在初中等教育水平。即使近十年来建立了曲艺的高等教育，但受制于曲艺学科不独立，也只停留在大专和本科水平，而且数量极少，严重制约了包括相声在内的曲艺教育的发展。尽管曲艺具有几千年历史，尽管曲艺在我国艺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曲艺为更多的公众所喜爱，但是曲艺教育在我国艺术教育中地位最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事实，直接造成了我国曲艺教育水平低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曲艺在我国艺术发展中处于较低水平。所以要想使曲艺、相声在未来的发展中达到更高水平，必须要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要尽快承认曲艺独立的二级艺术学科的地位，建立完整的曲艺教育体系，即曲艺的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要设立能代表部级水平的独立的高等曲艺院校，并开设表演、创作、音乐、传播、经营等各个专业。

要鼓励现有的曲艺院校和曲艺专业，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教育教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套既符合曲艺（相声）教育实际，又符合一般高等教育规律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要鼓励长期从事曲艺（相声）教育的教师、专家认真研究总结曲艺（相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特别是口传心授的宝贵方法和经验，从而逐渐形成一整套曲艺教育教学规范。必要的话，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和国家教育科学研究基金应该设立专门课题，动用全国最优秀的专家群体，协助曲艺院校解决这一难题。如果在未来5-10年完成以上设想，曲艺（相声）人才短缺问题将会有极大的改观。

三、相声艺术发展中必须破除一些重要误区

1 服务对象身份地位高低决定相声艺术水平高低

这一误区的表现是，认为给大人物、大机构、大剧场表演的相声艺术水平高，给小人物、小机构、小剧场表演的相声艺术水平低。这种相声服务对象的身份高低与艺术水平高低的正比效应由来已久，至今犹在，极大地阻碍着相声的健康发展。事实上，相声表演服务对象的社会身份与相声艺术水平之间仅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呈现为正比关系。即受众的社会身份越高，它们的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可能更好。但是决定受众艺术接受水平的还包括知识水平、审美水平、道德水平等，而这些要素的高低水平不由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决定。也就是说社会身分高者，相声欣赏水平不一定高；社会身份低者，相声欣赏，水平不一定低。因此相声的艺术水平高低与受众社会身份的高低不具有正相关关系。由此判断，代表相声较高水平的演出不都在央视舞台，也有很多就在闹市中的茶馆里。

2 舞台表演取代一切

这一误区在相声界非常普遍，认为相声能否发展和发展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舞台演出，而对相声的紧密相关要素及其与之分工合作非常轻视。在一些行里人看来，决定相声发展优劣的唯一因素是演员的水平，其他都是外在的、外行的，对相声发展即使有用，也微乎其微，甚至还干扰阻碍了相声的发展提高。事实上，相声表演确实是制约相声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决定相声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还有其他，例如相声创作、相声理论研究、相声传播、相声受众、相声教育、相声表演团体经营管理等。没有这些要素的分工发展，就不会有相声表演的发展；没有这些要素的协作跟进，更没有相声表演的大力提高。这个结论已经是各个行业包括艺术发展的公理，但是在相声界却有相当的人不承认此公理，造成相声艺术为演员一支队伍独撑的局面，分工水平极低，因此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都停留在较低水平上。

3 相声作品无需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我国《著作权法》已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但是相声界知识产权观念普遍缺乏。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发声并采取行动，以图唤起相声界的著作权意识，但响应者寥寥。目前绝大多数相声界人士，包括相声作家，对相声的知识产权意识仍停留在传统民间艺术阶段，他们没有或者不好意思维权。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后，相声的总体风格虽然仍保持民间性，但是其创作模式却发生了很大改变。那种集体的、传承的创作模式逐渐转变为个体的署名的创作。可是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却没有在经济和声誉上得到尊重，以至于一些非常优秀广为流传的作品，人们只知表演者，却不知其创造者。那些表演这些作品的演员名利双收，而创作作品的人却得利甚微，默默无闻。这种重二度创作而对一度创作如此蔑视的事实在各类艺术中非常罕见，直接导致了大量优秀甚至杰出的相声作家的转行流失，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也不愿加入进来。这个误区如果不立刻有大的改变，会极大地阻碍和降低相声的原创和整体发展水平。

当代社会发展篇9

一、从生产方式角度开展论证

一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巧究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前途问题上的新思路,是重新回到古典的马克思那里去。2000年，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德赛(MeghmulDesai)在《政治经济学和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解释。德赛分两步来说明自己的这个观点。第一步，寻找能说明资本主义长期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德赛引用了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生产方式更迭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德赛以马克思的这段话为依据，下面的分析只要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完，就可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能生存下去。第二步，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历经了100多年而没有灭亡的问题。德赛认为，资本追逐的是利润，1968年到1993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恰怡是该时期利润率提高的刺激。而利润率的提高，来自凯恩斯就业政策的成功，来自工会运动的高涨反而创造了资本分享国民收入的条件,来自布雷登森林体系对货币汇率机制的设定和冷战增大了军火支出这两大国际因素，也来自20世纪末新技术的出现和金融业的创新。德赛认为，“这些事实的发展表明，一个新的更髙级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在旧的生产方式的胎胞里出现,而是老的生产方式的重新焕发活力'

二、用新经济来解释生产力的突飞猛进

1.荷兰学者对新经济动力来源的完整洽释

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经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西方学者中有不少人就致力于研究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伊拉斯姆斯管理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奥却兰斯切（Audretsch,DavidB.)和萨列克(Thurik，A.Roy)2000年11月发表在《伊拉斯姆斯管理研究系列拫告》的文章“新经济新在哪里？--管理经$和企业家经济的增长动力”认为，新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从传统的政府宏观管理的经济#化成新型的以微观企业创新为主的经济。前者是一种管理经济，后者是一种企业家经济。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生产是全球化的生产还是地方化的生产；（2)技术进步是一贯性的进步还是变化多端的进步;(3)就业增加工资就必然降低还是高就业与高工资可以并存;(4)经济是一种稳态的经济还是一种动荡的经济；（5)生产是专业化的生产还是多元化的生产；（6)聚集在一个地方的人群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7)企业管理的原则是去加强控制还是加大促进；（8)重视企业内的交易行为还是市场上的交易行为；（9)竞争和协作相互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10)企业强调的是规模效益还是机动灵活；(11)政府的公共经济政策是强调管制还是强调剌激；(12)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产出还是投入；（13)经济政策由全国性政府析构来制订还是由地方性政府机构来制订；企业筹资时面临的是正规渠道中的低风险资本还是非正规渠道中的高风险资本。荷兰两位学者的上述论述，为我们完整地分析了新经济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原因。

2.从微观角度对新经济动力来源的解释

另外一部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则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原因。SandmE.Black,LisaM.Lynch2004年2月在伦敦出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新经济的驱动力？工作场所革新的好处”一文认为，工作场所上的一些革新，包括工艺流程的重新安排、团队的组织、起激励作用的工资报酬、多多倾听雇员的声音,等等，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力提髙的重要因素,美国近年来的生产力提髙是一种多要衆起作用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趋势。尽管新经济泡沫的挤压造成证券和美元忙率的大幅跌落,但是网络、通讯、IT等产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经济结构实质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始终在不断提高。MichaelJ.Mandel等2004年7月12日发表在《商务周刊》3891期上的文章“奇迹将会继续？”认为，尽管过去三年里美国经济经历了衰退、公司丑闻、恐怖袭击和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生产状况表现良好。随着公司新技术的采用和商务活动的改进，它们用较少的工人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除了农业以外,美国过去三年里各行业生产快速增长，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4.5%,这是过去50年平均水平2.2%的两倍。这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维持下去？会不会晏花一现？《商务周刊》为此访问了9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答案是令人鼓舞的--未来几年里美国经济增长还可以保持在2.75%左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MartinN.Baily认为：1996年以后在新经济中促使生产增长的动力仍然在起作用。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1.微观层面上的创新机制…

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鲍莫尔(Baumol，William)，继1993年出版了一本用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下的企业家精神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书以后,2002年又出版了一本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创新机制来解释经济高速增长的书:《自由市场创新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奇迹的分析》。在后一本书中，鲍莫尔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来作为生产力增长的考量指标,认为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他认为：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而创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何以大大超过其他社会的根本原因。

鲍莫尔具体指出了以下几个微观层面的条件，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有利于生产力髙速发展的创新机制：（1)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即只有一个行业的生产集中到少数几个依靠高科技生存下来的大企业并形成寡头市场结构以后,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才会让位于创新竞争。计算机行业是这种寡头市场不断推出创新型号产品的典型。（2)企业创新活动的经常化和惯例化。即创新已经不是企业偶一为之的活动，而已经成为企业日常必须从事的活动之一。例如，美国今天70%的研究开发经费不是由政府来开支,而是由私人生产部门作为一种日常活动来开支。（3)有利于创新和生产力提髙的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精神不是体现在寻租的努力上，而是体现在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动的组织实施之上。（4)企业外部的规则和规律。指合同的强制性和财产不会被剥夺这样一些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环境。（5)技术销售和技术贸易。指存在着企业愿意把自己的创新成果出售、出租甚至出售出租给自己竞争对手以获得利润的外部环境,包括技术交易市场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大等等。.

2.创新技术的扩散不断加快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但来自该社会内生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而且每次创新出现以后新产品生产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阿伽沃尔（Agarwal,Rajshree)和高特（Gort,Michael)2001年在《法学和经济学杂志》4月号上发表的文章“1887~1986年间的先发者优势和竞争者进入的速度”,对该100年内46起重要的产品创新出现以后的领先时间，或者说该站起创新扩散所需要的时间，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一个新产品的上市到其他竞争者推出相同或相近产品的间隔时间，已经从最初的32.75年下降到1967~1986年间的3.40年。创新正在越来越快地成为一个公共产品,而为创新者提供领先优势的时间则越来越少。阿伽沃尔和高特的实证分析,是对鲍莫尔上述微观层面的寡头竞争市场机制确实能加快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活动的最好证明。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创新扩散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且创新投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例如’根据美国2001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和2000年国家科学局的统计资料，上文提到过的鲍莫尔得出_?以1992年的美元价格来计算,1998年政府以外的私>研究开发投入超过了1330亿美元，而1953年以同样方法计算的私人研究开发投入只有120亿美元左右。

3.大企业之间的技术成果分享联盟

当今社会的研究开发投入巨大，风险也成倍增加。单靠一二个企业，即使它们是颇具规模的跨国公司，也难以保证始终能在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中保持自己的技术能力，也难以保证始终能站在新技术发展的前沿Q大企业之间的某种技术分享联盟(ATechnology-SharingConsortium)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而且是一种不要求相互增加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却能分享他人技术成果因而得到大企业欢迎和支持的战略联盟。

-21-这种战略联盟是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迅速进步经济保持增长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这样一种企业之间的相互让他人甚至竞争对手分享自己技术広果的承诺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在这样的联盟中不会有隐藏自己技术成果等欺骗行为的发生？阿布鲁(Abreu，Dilip)、米尔格龙(MUgr0m，Paul)和皮埃斯(Pearce，David)1991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第6期上的文章“重复合伙中的信息和时效问题”，用长期博奕模型证明了这样一种技术分享联盟的长期维持为什么对每个企业都是有利的。

首先,阿布鲁等人用囚犯困境模型假定，在一次性博奕过程中，以下这个表示博奕双方选择让其他企业分享自己技术还是隐藏自己技术的2x2决策矩阵表明，单个企业考虑到自己利益所作出的决策,完全可能导致双方都选择隐藏，博奕的结果是以下矩阵中的右下方格即(-h，-h)，这个唯一的均衡解意味着技术分享联盟的失败。这里，H是隐藏自己技术成果的符号,S是让其他企业分享自己技术成果的符号,TT为双方选择分享时各自的得益，h为双方选择隐藏时各自的损失,g为对方选择分享而自己选择隐藏时所获得的超过TT的收益,b是自己选择分享而对方选择隐藏时的损失。阿布鲁等人同时规定:TT、h、g、b这些符号均为正值，并且-b<-h。

其次，阿布鲁等人证明，在一个t=l，2，*??的重复博奕模型中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上述矩阵中的左上方格即(TT，TT)可以长期维持下来。重复博奕中产生(TT，ir)结果的关键是博奕双方都有这样一个触发战略:只要对方选择分享，那么自己也选择分享,双方的这种选择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是一旦对方选择了一次隐藏，自己就一直隐藏下去。这样,一个想选择一下隐藏的企业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选择所带来的长期严重后果而放弃这样的选择。也就是说，要一个企业不选择隐藏，必须使它认识到在长期博奕中隐藏得到的收益E^TT。阿布鲁等人是这样来证明这一点的。假定5为贴现因素，则在具有触发机制的重复博奕中,如果某企业在t=l期选择隐藏,其今后收益的现值(NPV)为

阿布鲁等人于是推导出在长期重复博奕的第1期就选择隐藏的那个企业的收益E，然后，把这个E同前文的TT进行比较，指出只要有E^TT,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就会选择不隐藏,技术分享联盟就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在阿布鲁的上述公式(2)中，只要双方选择隐藏时各自的损失h足够地大，E完全有可能小于1T。而双方选择隐藏时各自的损失h之所以会足够地大,是因为h之中不但包括当期自己没有获得对方技术所带来的贏利损失，而且也包括今后各期无法获得对方技术所带来的贏利损失,还包括今后各期双方由于不能获得对方技术所累计耽搁下来的技术进步及其不能带来贏利所造成的损失。阿布鲁等人的这种分析，的确道出了互为竞争对手的大企业之间，何以能长期维持这种于各自都有利的技术联盟的原因。

这种无资产投资但却为各个企业带来巨大好处的联盟，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在各大汽车生产集团和各IT产业中到处可以见到有稳定的技术研究开发联盟或者合作协定的存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快速进步、经济保持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技术外溢效应的经济分析

当代社会发展篇10

第一，科学发展观与人本理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致意大利人朱·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请求，就以此段话来作答复。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其长远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普遍幸福。

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是当代新的发展理论。当展理论在20世纪后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体现在由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观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转变。这一理论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许多学者开始摒弃传统的发展观，即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发展的方法，要求把发展看作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价值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这一理论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在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西方学者人学理论的抽象性、普遍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只是掩盖其虚伪性、欺骗性的一种表象而已。

我们党高扬“以人为本”，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广泛真实性内涵。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就是为了切实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普遍幸福。

第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公正理论。社会公正理论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引人注目的理论内容。什么是社会公正？贫富悬殊、两级分化与社会公正直接相悖。平均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既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原则。

西方学者认为，公正与正义同义（英文均为justice）。有人提出：公正表现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那种表现形式。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公正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我们认为，社会公正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规定着社会资源的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所应得”、“合理分配”的说法未免过于抽象和笼统，因此，需要进一步分解和说明。社会公正应体现于如下重要原则。其一，公民权利的保证原则。社会公正应体现于公民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等权利的行使。其二，公民参与的机会均等原则。社会公正体现于公民对经济、政治、文化一切活动的平等参与和机会均等。其三，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是社会公正的主要体现。其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原则。对在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调剂和救助，也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