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家十篇

当代文学家篇1

【关键词】汉学家；当代文学；域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254-02

一、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现状及汉学家的作用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的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已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定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到海外，被译介的作家高达230位之多，涉及语种更是达到25种。但数十年来，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166种。

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东西方传播的情况不容乐观，其进展极不平衡。有的国家已译出了几乎全部主要的中国文学名著，而有的国家或地区才刚刚开始起步。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中国当代文学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是“一少二低三无名”。“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微弱处境，或许夸张；但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读书界处于四舍五入的微妙界点，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形容。”

即便在汉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其进展的步伐也极不平衡。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王晓明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受重视的主要是三拨人：王蒙那一代作家；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从汉学家所作的题目来看，整个80年代时，是前两拨作家最受重视，现在是后两拨作家了，国外汉学家目前注意到了余华这代作家，这和中国当代文坛状况是相联系的，同步的。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美国的葛浩文包括欧洲、日本现在都有人试图努力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从大学教材中拉入市场，效果还不明显，但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在日本远远超过了当代文学，鲁迅在日本的市场一度曾经很大，不只限于大学，在社会上也有，中国当代作家还无人达到这个程度。

文学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是一门艺术，翻译者水平低下，自然难体现出原作的水准，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出去”，就必须跨越翻译这道坎。国外汉学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承担者。2009年获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就翻译出版了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30位作家的40余部小说。国外著名的汉学家还有杜博妮、蓝诗玲（JuliaLovel）、白睿文等，他们积极推广中国文学，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中国小说翻译界的繁荣景象”汉学家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译文非常地道、流畅，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汉学家对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改变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固有阅读习惯，重塑中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置疑，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承认海外汉学家对输出中国当代文学所做的特殊贡献，探明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重构中国文化身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总结经验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把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出去。

二、存在的问题

1.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及传播的汉学家屈指可数，再者汉学家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专注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少而又少。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认为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者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这类译者数量并不多，整个欧美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水平良莠不齐，一般不能自己选择所要翻译的作品。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他们多半掌握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对文学真正感兴趣，自己决定要翻译什么作品。对他们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爱好。第三类翻译家本身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对待原文态度比较随便，时不时地在译作中展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有时与原文出入很大。

在北美汉学界，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古典文学的天下，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政治宣传（而事实大部分如此），缺乏文学价值，甚至连现代文学，也被认为是次于古典文学的领域。因此，权威的汉学家，几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

2.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极为漫长，翻译过程少则以年计，多则以数年计，翻译时间过长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莫言在出使馆的见面会上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陈安娜在她20多年的译介生涯中也只是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活着》等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作品。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可以说为数极少。这种情况及其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

3.市场问题阻碍了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跟王宁教授这样说道，长期以来，他本着热爱中国文学的热情，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莫言的主要小说。直到莫言获奖之前，他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都很有限，他本人在经济上获益颇微。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

4.学术论战以及媒体炒作会挫伤汉学家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常为学者引用的观点，比如香港大学的爱德华兹指出“中国文学很少能让国际读者感兴趣”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等。另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2006年末顾彬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之后，被媒体过分地渲染、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唱盛”与“唱衰”、“黄金”与“垃圾”之争，众多的知名学者卷入论争。

三、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其实也是中国形象的一个体现，应该予以重视。目前，能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英美出版机构策划发行，并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很少由中国翻译家参与译介和发行。因此，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汉语和中国文化是汉学家必备的法宝，因此要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加强中国文化传播，有意识地培育汉学家。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一个称职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1）必须熟悉原语；（2）必须精通译入语；（3）精通一门语言同具备专业知识并不是一回事；（4）必须具备“移情”本领，即能够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5）必须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马悦然也认为“每一种源语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译入语的世界观迥然不同。”译者必须明白：“翻译一个文本也就是翻译一种文化。”如果这些文化因素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显得陌生，那么译者就有责任将其阐明。

2.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方面要加强文学创作，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学者尤其是汉学家的交流与联系。葛浩文1988年来中国，就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一见钟情，两年后译作问世，此后他笔耕不辍地把大量莫氏作品引入了北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界。在欧洲，翻译家陈安娜把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等译成瑞典语，最终使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青睐。

3.建立与汉学家友好联系的同时也要注重和国内外出版社或版权机构的合作，这样能保证汉学家相应的经济利益不受损，提高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性。保证较高的翻译质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关键，汉学家在保证作品质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英文版葛浩文的译本在240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德文版译者卡琳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译者之一，翻译严谨细腻。《狼图腾》的译文大多较好再现中国文化，既保持了原作的文学性，又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所以，《狼图腾》英文版一上市，就引起了欧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出版商》杂志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给予报道和评论。截至2011年5月《狼图腾》英文版已销售几十万册，创造了我国当代小说海外销量的佳绩。

4.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具体说来，有下面几种可能性：（1）由我们提出应该翻译的作品目录，建议或邀请国外汉学家去翻译；（2）或者先组织国内译者翻译出初稿，请汉学家帮助修改润色；（3）双方共同合作编选文选，或专题研究专辑在国际出版机构或期刊上发表。显然，在这样的合作中，我们双方各有优势：：我们熟悉情况，对现当代汉语的理解比较准确；汉学家则视角独特，对译入语的表达把握比较到位。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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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伟，刘丹青.放眼世界文学版图莫言在这里[J]人物，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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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晋华.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J].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8）.

[7]Heller，S.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0（9）.

[8]陈薇.诺奖效应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西方传播的译者取向[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7）.

[9]刘贵珍.如何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王宁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13（2）.

当代文学家篇2

[关键词]巧女故事　民间文化　理想女性

近年在央视及其地方台热播、重播的18集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荧屏上不多见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乡村女性张菊香，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的普遍喜爱，菊香这一艺术形象也成为了传达社会精神、文化观念与审美需求的重要符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形象的社会学意义层面上探讨这部剧作深入人心的原因，似乎不足以解释出其中的全部原因。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文化批评立场，认为张菊香这一符合中国民间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是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叙述范式的当代演绎，是影视文化对民间文化资源和叙述模式的借用。

何谓巧女故事?屈育德在《略论巧女故事》中定义：“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有一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专门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许多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而解，人们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巧女故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无数新鲜活泼的巧女故事，主要分为勤劳管理型、聪明才智型、抗暴勇敢型、孝顺善良型等，歌颂着民间女性那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优秀品质。这些巧女故事看似遥远古老的民间文学类型，却在现代化的时代中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影视剧的兴盛发展为它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价值创造了机会。《当家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正是将民间文学中的巧女原型以“箭垛式”将多种类型巧女故事集于女主人公张菊香一身，并将其放置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为我国摇曳多姿的电视剧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当代巧女”形象，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一粒豆子》是一则流传久远的勤劳管理型巧女故事，老汉把三粒豆子分给三个女儿办嫁妆。大姐、二姐看不起，把豆粒给扔了，唯有三妹把这一粒豆子种在地里，年复一年，三妹一连种了七年。原先的一粒豆子终于变成了很多豆子，豆子磨豆腐，豆渣喂了猪，豆腐和猪又都变卖成了钱，这样三妹终于存了很多的钱，置办了又多又好的嫁妆。故事讲述三妹的巧，突出的是勤劳和善于管理。如果没有勤劳，三妹不可能连种七年豆子，如果没有管理者的远见。三妹就不会看到一粒豆子在七年后的转变，如果没有善于经营管理的能力，三妹也不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嫁妆了《当家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菊香不正是和《一粒豆子》中的“三妹”一样具有勤劳、远见和善于经营管理的智慧吗?菊香早年失去双亲和兄长相依为命，勤劳能干的她在娘家就整天忙碌，嫁到家徒四壁的李家后。菊香更是从早忙到晚，洗衣做饭、种地养猪、背砖拉气……付出了倍于常人的努力和劳动。她没有选择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侯三，而是坚信李家这粒不起眼“豆子”的发展潜力，“出水才见两腿泥”。认为靠勤劳、智慧、善于经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显示了出众的前瞻眼光。面对年老的公公和李家三兄弟，菊香唯一的要求就是进门当家，从接管全家的财权开始，养家兔、养山羊、开股份公司养水貂再到最后的种植绿色蔬菜，善于管理的菊香将李家、养殖公司甚至花木村都管理得蒸蒸日上。富裕和睦，充分显示了巧女的真才实干和经营管理能力。

聪明才智型巧女故事数量最多，故事中往往出现一些谜一样费解的难题，到了巧女手中就被轻易点破。菊香是这样一个善解难题的巧媳妇，只不过她要解决的是更棘手的人际关系。李家与邻居马秀芬的仇怨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几条人命的仇怨其能轻易了结?可菊香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哥李大柱和马秀芬中间“穿针引线”、在公爹和二柱面前“装神弄鬼”、对固执的姑母李月春“软硬兼施”，最终促成了大柱和马秀芬的婚姻，不仅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由仇人变成了一家人，还解决了大柱多年找不到媳妇的难题。一举两得，显示了巧女的过人才智，解决棘手问题的卓越能力。

抗暴勇敢型的巧女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写的是一个忠贞的农人妻子，不愿屈服于国王的，拒绝他人破坏自己的幸福家庭，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勇敢，最终杀死了国王，和自己的丈夫过上了自由幸福的好日子。在这类故事中，女性的人身利益常常受到统治阶级的侵害。为维护利益和生存权利，巧女勇敢地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示出一种不畏、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剧中侯书记家公子侯三仗着家里的权势，骄横霸道、为非作歹，充当着故事中的“恶势力”。他对年轻漂亮的菊香垂涎已久，跑到家里来“求婚”，菊香一句“你家门楼高我不高攀”将其顶回，接着候三以供销社营业员的好工作来威逼利诱，又被菊香严词拒绝，当还不死心的侯三继续胡搅蛮缠甚至动手动脚时，菊香干脆一个巴掌甩过去，奋力和他厮打，直到邻居桃婶和哥哥过来解围。菊香和李二柱结婚后，侯三还经常骚扰她。菊香从不给他好脸色，面对人身威胁。菊香厉声回敬“你别痴心妄想，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滋润了!”，面对物质利诱，菊香不屑一顾“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看不上”：面对权力威逼，菊香毫不示弱“我怕啥，我一不求人。二不违法!”果敢、机智、勇敢让侯三无计可施，最后只得灰溜溜地向菊香道歉赔情。菊香将民间故事中巧女那种不畏强权、反暴抗恶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

孝顺善良型巧女故事赞扬中国女性是对老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孝并不是封建家庭中的“愚孝”。一味的顺从而没有主见《宝碗》讲述了一家婆媳三代的故事。巧媳妇的婆婆不孝顺巧媳妇的太婆，让她用一只破碗吃饭。巧媳妇知道后并不因自己婆婆的尊长地位而盲目顺从她虐待太婆的劣行，而是用这只破碗劝诫自己的婆婆，使她由人及己，明白对老人应当孝顺的道理。剧中菊香对长辈的孝顺生动反映了民间文化中的孝敬观，菊香对公爹嘘寒问暖、冬做棉、夏做单，做什么好吃的先想着老人，孝顺备至，但不是盲目的、没有原则的孝，公爹最初不想把结婚礼钱交给自己，菊香机灵巧妙地说了一番话后冷不丁的从他手里“抢走”，做起了名副其实的有财权的当家人：公爹对马秀芬态度粗暴，菊香用中肯、巧妙的方法劝谏他，最终使他接受了马秀芬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样菊香既展示出“百善孝为先”的民族美德，又体现了民间文化中朴素的自由自主的向善的精神。

民间文学最能反映广大民众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趣味，巧女故事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预期而塑造出来的美好人物形象，剧中的菊香集多种巧女类型于一身，集勤劳、聪明、勇敢、善良等多种优点于一身，演绎了巧女故事的当代版本，自然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喜 爱和欣赏。因此，《当家的女人》这部影视剧的成功固然有主流话语介入、演员表演真实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张菊香这一当代巧女的艺术形象，“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在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上与观众的心理基本保持一致，那么这部构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创造了具有本土经验和审美品格的影视作品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巧女故事，很早就引起民间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屈育德、丁乃通、刘守华等先生都接触、研究过巧女故事。特别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先生不仅指出中国民间文化中巧女形象的独呈异彩、灼人眼目。而且将之与中国民众生活和民族心理相联系。他说：“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笨妻当然也有。但仅是在跟巧妇对比时才提到”，此语为我们指点了一条由巧女故事达至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途径。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观念，而此观念经过不断地被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正统观念和规范嵌入到民族心理之中，女性“他者”成为“在之不在”或皮戈马利翁的塑像。《周易・系辞上》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卑被说成与生俱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更是极度强化：“……妇人伏于人也。……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所以正妇德也。”在此种民族心理影响和主导话语规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温顺柔弱、逆来顺受、自甘弱势的女性形象和性格便成了女性的社会认同及自我认同的集体无意识表达。

然而从大量流传的巧女故事以及中国民众对其的赞扬传颂让我们感到事实并非如此，显然，巧女故事背后掩藏着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是：在主导话语的表达中，民间话语也有着自己独立叙述的历史和传统，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女性理想。尽管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不断地被统治阶级强化，但在由于民间生存生活方式与统治者不同，导致民间文化产生出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人格规范及交往方式等相悖的文化形式，对女性的规约即与主导文化迥异。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乡土中国夫妇关系时说“婚姻所缔结的这个契约中，若把生活的享受除外。把感情的满足提开，剩下的只是一对人生的担子，含辛茹苦，一身是汗。夫妇的结合到这个地步差不多只是事业上的结合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劳动人民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存，全家男女老少都不得不投入劳动。在封建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迫使家庭内的成员分工不太明显。因此，女性在操持家务之余也参加相当多的生产劳动。她们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的作风，自然而然会使男人心悦诚服，是对主导文化话语的强力忤逆。因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巧女形象，首先打破了英雄和评价英雄的标准：不以男女性别论英雄，而以实际才干为凭据：其次重塑了女性形象，事实上，一个女性比男性还聪明能干，往往会得到男性和社会的承认与尊敬。娶一个能真正撑起“半边天”共挑生活重担的媳妇常常会是男性的企望，同时，家族也盼望着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性来佐夫教子，来使种族繁盛。《巧媳妇》传达出了男性对聪慧女性的期待，《一个女人的爱情》传达出对不畏、独立自主女性的赞赏。这些都体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两性观念相背离的女性优越思想，表现了鲜明的非正统性甚至颠覆性。

从《当家的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出，菊香泼辣能干、聪明勇敢、有勇有谋的性格不仅是女性的审美期待，更是男性的审美标准。姑母李月春嫌菊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村干部石岩劝她：“家里娶个厉害媳妇，能撑门立户地那也不错啊!”姑父瘫痪在床，菊香手脚麻利地照顾姑父，姑父由衷地称赞：“我就喜欢你这脾气，风风火火干事的人”。为给二柱看病菊香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生理压力。下窑搬砖、拉氧气瓶，不善言谈的大柱不止一次地说“菊香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就连小时候的三柱看到心灵手巧的菊香也煞有其事地说：“我要和二嫂过一辈子”。菊香成了三兄弟、甚至所有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且菊香所生活的花木村不仅她一个人是女性当家，她的姑姑李月春也是一个当家的女人，村会计石林家当家拿权的也是他的媳妇胖婶，尤其是剧末的画面语直接点明“如今花木村涌现出了更多像菊香那样的好媳妇、好当家”。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由于期待视野和接受群体的大相径庭，更多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批判和扬弃，它往往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某种否定，甚至颠覆。“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民间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传达出中华民族女性的理想性格绝非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样低眉顺眼、无才无德、软弱柔顺的，而是像菊香那样聪明能干、坚贞善良、刚强坚韧、蔑视权贵、不畏。她的核心之处，也是最光彩之处在于女性人格独立、能够主宰一自己的命运。

当代文学家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当代；小学语文；教学；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3-0010-01

语文教学作为小学基础教学的课程之一，语文课程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作用，不仅仅是其他学科教学的基础，并且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学生生活交流的基础工具。

1.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现以来，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高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应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众多思想的综合影响，这些丰富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法有一下几个方面：

1.1 因材施教。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阶段当中不同的学习场所、学习内容以及不同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都集中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面。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性格特征，鼓励学习选择自己喜欢内容进行相关的学习，让全体学生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及家长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希望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到达的高度其他学生同样可以达到，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利益，这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1.2 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其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名门望族接受教育的守旧思想。虽然目前关于有教无类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见解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有教无类儒家思想在教育行业当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强调了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内容。但是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一现象在村镇学校教育中表现的格外明显，此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当中，要秉持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避免出现摒弃成绩较差学生的情况，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的学习活动中，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知识性人才。

1.3 师生平等。儒家思想当别重视"礼"、"仁"的教育，这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仁"为中心的平等思想，经常会处于互相争论的境地。而实际上师生平等的观念，并不仅仅只师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视的是师生所处学习氛围的平等，强调了师生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并不是学习活动主宰者，而是教导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师生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语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

师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应该以教师为引导者，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房，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可以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感情支撑。

1.4 启发教学。启发教学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同时也强调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想象。目前启发教学的主要概念为教师通过采用启迪式、激发式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敢于、勤于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无论教师是否进行教学活动，学生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学生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自学能力是启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学互动的核心内容。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与到了启发学习的研究当中，详细的阐述了启发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启发教学的具体应对措施，并且还整理出丰富的启发教学实践资料，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以及弘扬者，其提出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师生平等、启发学习等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并且将其积极的运用到了实际教学活动当中。不断加深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教育事业的核心本质，并且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也有利于解决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的推动者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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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家篇4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生成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

从古至今，文化是一种心理依托，是理想的追求，是心灵的慰藉，是精神的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中理性和智慧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代言和最好诠释。

（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人本主义”、“天人合一”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作为宇宙万物的核心，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一切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同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关注，也是中国文化“人本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它使中国人更为重视人生、关注现世，努力做 “立德、立功、立言”，从而实现自身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

（二）“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的运行生生不息，律动不已，人也应该效法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宝贵精神，它与儒家提倡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合二为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奋勇向前、百折不挠。作为当代大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矢志不移，绝不妥协和屈服，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在困难险阻面前，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鞠躬尽瘁，百折不挠；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以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为理想，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正如孔子所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三）“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

《易经》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宽广厚重，承载和孕育了万物；人也应当像大地那样以宽广博大的胸襟拥抱万物、承载一切负荷。还有《中庸》“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老子》“上善若水”等等，这些思想都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无比宽阔的襟怀。一个真正有自信力的民族，只有不断地从自身和外来文化中吸收、借鉴积极的营养，才能使自身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传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亿万炎黄子孙是它不竭的力量与智慧之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维护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坚固盾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负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华夏儿女的生活方式，彰显着整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统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起到源头活水作用

历史赋予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坚持道德本位，崇尚价值判断，注重灵魂塑造，讲究历史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到的爱国、民主、文明、诚信、友善等词语都体现了鲜明的道德色彩，都蕴含着一种有价值的人生追求，可以说是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舍生取义、铁肩担道义等人生要义和基准。将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价值观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相承接，是当代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要完成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当前在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交锋的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须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所在，通过理性积淀、感性凝聚和意志锤炼，内化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精神血脉，扎实做到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忠诚于党，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左右、各种利益的诱惑不动摇、不迷失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发挥举旗铸魂的导向动能、知荣明耻的修德功能、审美陶情的净化功能，为筑牢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供有力保障。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不竭动力

培育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构建、发展和完善也必将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洗礼和润泽。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构筑了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这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己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传密码，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它为构建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渊源。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继承和吸收其优秀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供永恒价值

当代文学家篇5

关键词：红色文化；价值取向；道德底线；精神家园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使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培养新一代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工程，也是高校德育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现状分析

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青年，成长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集的时代。一方面，他们受学校教育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呈现出自我完善、努力创业的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对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的过分关注，在理想和精神上缺乏相应的追求，成为物质生活充裕而精神理想相对缺失的一代。大学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生目标的缺失。人生目标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和动力所在。明确的人生目标能够使人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前进的方向，获得自我发展过程中战胜困难的内在驱动力。据有关调查，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只关注物质利益和短期目标的实现，而缺乏人生、事业的长期规划，缺乏更高层次的精神与理想追求的现象。许多大学生在进入高校后产生了失去奋斗方向的茫然感、不安全感，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强大的就业压力，未来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心理困惑和精神的迷失，追求短期内学业过关、考研或者找个理想工作成为大学生的主要目标。而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人生事业的规划在很多大学生看来却是模糊不清的问题。

2.自我认知的误区。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个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前提。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大学生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建立自信、适应社会、营造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代大学生在自我认知方面存在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对自我缺乏客观的认知和评价，成功时表现得过于自信，一旦遭遇挫折则转向另一个极端，形成自卑心理。二是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错误认知，部分大学生习惯了以索取和自我为中心，缺乏奉献与合作意识，如过分依赖家庭，缺乏合作意识，在生活中我行我素，无视他人的存在等。三是心理自我认知的误区。大学生处于自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对自我能力、意志和情感的认知常处于一种矛盾和纠结状态，摇摆不定，形成了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

3.价值取向的偏离。面对纷繁的物欲与现代社会残酷的竞争压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抉择，社会和自我的矛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使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出现了一定偏离，呈现出功利化、自私化的倾向。大学生在个人追求中重物质轻精神理想，重自我轻社会与他人，重能力轻道德品质，重享乐轻奉献付出的现象正日益突出。

4.道德底线的下滑。道德底线是一个人所恪守的道德行为原则的最低临界点。目前，影响大学生道德行为底线的消极因素呈上升趋势。大学生道德准则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乐于奉献”转向自我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关注。不少大学生认可的道德底线为遵守基本社会公德，不危害他人利益，呈现出善恶标准模糊，规则意识淡薄的特征。部分大学生在面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问题上表现淡漠，面对不良行为三缄其口，对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援助意识。甚至有个别大学生为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成功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不惜出卖肉体和尊严，乃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在其成长的特殊社会背景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思想上面临着诸多的困惑和挣扎。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价值观，提高大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和道德品质，寻找大学生精神信仰的有力支撑，重建大学生精神家园，是高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红色文化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内涵。红色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壮丽篇章，它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诠释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以及在艰难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英雄气节，代表着党和人民为了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和勇于牺牲的精神，铸就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与灵魂。

2.文化内涵。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热情、希望和忠诚的象征，它同时还具有驱邪避灾的含义，代表着光明、希望和胜利。红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颜色，也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国旗、国徽、党旗等都运用了红色的象征意义，“红军”、“红嫂”、“红色政权”都具有明确指代和褒扬的含义）。红色文化代表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它既包含着革命旧址、烈士遗物等物质文化，又包含着红色思想、红色精神、红色文艺作品等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3.价值内涵。印证历史：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到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与精神财富。传承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后人：红色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对后人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开发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人生与价值观教育，不仅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健康成长的需要。

4.时代意义。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对物质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带给人生活满足的同时，也催生了精神世界的荒芜。目标缺失、信仰危机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普遍问题。人们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和找回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精神和信仰回归，成了当代人发自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而“红色文化”体现出的坚定的人生信仰，崇高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在今天被赋予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新的时代意义，它契合了时代的精神，填补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代表了社会前进主流价值的取向。

三、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国家和社会需要政治坚定，品德高尚，充满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的新一代知识型人才。红色文化以其厚重的文化与精神内涵，震撼人心的力量，洗涤着当代大学生的灵魂，对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集体意识、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素质代表着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工程，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希望工程。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印证和实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是对大学生思想和价值观教育的最为生动的教材。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与时代内涵，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奉献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是大学生完善自我、回报社会，肩负起重要历史使命的动力和源泉。当代大学生只有树立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强不息的远大理想，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建设者。红色文化以其厚重的主题，谱写了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神赞歌，它以生动的事例、无声的语言诠释着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的深刻内涵，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3.培养大学生不畏艰苦、勇于创业的精神。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和人民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和挫折，谱写了一曲不畏艰险，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历史壮歌。中国革命那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革命者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勇气，红色文化中那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撼人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最佳教材，成为激励大学生不畏艰苦，勇于创业的动力与源泉。

四、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与路径分析（以临沂大学为例）

红色文化教育不是僵化的一厢情愿式的教育，要真正使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深入人心，得到当代大学生的认同和精神共鸣，进而转化成大学生成长和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内驱力，还需要高校在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施中付出积极的努力。下面仅以临沂大学的红色教育路径与实施方案为例，探讨红色文化育人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1.开设红色文化课程，推动红色育人工程。课程教育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主要的教育形式之一，课程教育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常规性，并与学生的学业评价直接挂钩，因此也成为学校教育中最完善最系统的教育模式。2011年，临沂大学首次将《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作为大一新生的必修课，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使红色文化教育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课堂与基地、学习与评价紧密结合。这无疑是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一次巨大推动，它反映了大学红色育人的决心和力度，也使红色文化教育从过去的分散式、随意性较强的教育，转化为普遍性、系统性和常规性教育，对于大学生更好地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传承沂蒙老区红色文化，树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学生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2.建设红色文化基地，创设育人环境。利用红色文化场馆与红色基地，再现革命历史与红色精神，对大学生开展现场教育，是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2011年，临沂大学强力推进红色育人工程，充分利用沂蒙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基地开展育人教育。除组织学生到临沂著名的红色文化纪念地参观学习外，学校还建起了红色文化馆、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料中心、红色非自然遗产博物馆，以及“沂蒙精神育人馆”、“红嫂纪念馆”、“沂蒙园”、抗战支前雕塑群等校园红色文化景观，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展馆和红色基地对大学生展开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教育，使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环境下感受红色文化的深沉内涵，激发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在临沂大学红色馆的展台前，在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山东省政府旧址）、在沂蒙母亲和红嫂纪念馆，一段段详实的文字，一张张震撼人心的图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处处见证战火硝烟的文化旧址……红色文化以其鲜明的文化主题，崇高的思想与精神内涵，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岁月，带给大学生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洗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想印记。

3.依托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红色校园氛围。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依托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利用优秀的红色影视、歌曲等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放映周，大型红色歌舞汇演，红色音乐演奏会，红色征文比赛和书画展等活动，使大学生在活动参与的过程中，耳熏目染的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和思想教育，主动地、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精神。使红色文化真正进入大学生思想深处，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4.凝练红色育人特色，培育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思想价值观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凝练具有红色育人特色的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深化和全面提升，也是提升大学内涵和品质，培育新一代社会合格人才的需要。

临沂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大学，它诞生于抗日的烽火硝烟之中，与沂蒙人民共同走过了革命战争的历史岁月，与老区人民血肉相连，与红色文化一脉相承。建校70年来，学校一直把“红色育人，德育为先”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秉承红色大学的基因，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文化体系中去，不断提升学校的红色内涵和育人品质。另一方面从地方红色文化中吸取营养，积极挖掘沂蒙精神的时代内涵，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创业教育，为红色育人注入新的时代元素。目前，红色教育已成为临沂大学的特色教育之一，“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色沂蒙精神已经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教育意义，并成为临沂大学校园文化和育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学子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交集的现代社会，人们呼唤人生理想与信念的回归，呼唤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更需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来充实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获得理想与信念的支持。红色文化教育，必将以其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撼动人心的力量、永久的生命力，铸就大学生理想与精神回归的家园，成为大学生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和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 陈志平.中国革命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 王德峰.山东近代革命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

［3］ 张爱芹，王以第.红色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以第.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J］.理论界，2007，（8）.

［5］ 谢爱林.论苏区红色文化教育的现代意义［J］.教育学术月刊，2007，（9）.

当代文学家篇6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当代文学家篇7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当代文学家篇8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意义；隐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171-04

作者简介：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 200235）

2012年 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名单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举国欢庆鼓舞。委员会授奖词称：“他的魔幻现实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

在新时期以后的文坛，莫言是一位有创见有影响且风格独特的作家，“莫言的创作大多以其故乡山东高密乡农村为背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奇异的想象、神奇的幻觉、独特的感觉，使其创作呈现出一种痴迷于感觉的独特风格”①，“莫言的创作受到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在汲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营养中，注重强烈的感觉与体验、融入放纵的想象与幻想、营构诸多感官意象与象征意味，构成了其小说斑驳绚烂的创作风格和感觉世界”②。莫言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他已创作出版11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80多篇短篇小说和5部散文集，莫言曾经获得大家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红楼梦奖、茅盾文学奖等。

莫言文学创作的成就在于：首先，莫言的创作生动展现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莫言的小说具有独特的史诗色彩，在他的小说中，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得到了生动的展现：从、义和团运动、殖民者的入侵等，展现清末山东半岛的民间反殖民的斗争（《檀香刑》）；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展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丰乳肥臀》）；从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生育史（《蛙》）；从农民与土地的纠葛，揭示出中国乡村生存与死亡、苦难与希望的轨迹（《生死疲劳》）；从农村改革初期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纠葛（《四十一炮》）；从闯入现代化都市的渔家姑娘视角，揭示当代社会权欲、钱欲、的陷阱（《红树林》）；从响应号召大量种植蒜苔导致滞销，揭示政府官员的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天堂蒜苔之歌》）；从酒国市的狂吃海喝的描绘，揭露当代官场的腐化堕落（《酒国》）。

其次，莫言的创作呈现出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莫言曾坦言：“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著名作家莫言作客新浪访谈实录》，新浪网2003年8月6日。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执意把现实置于虚幻的氛围中，使现实罩上光怪陆离的魔幻外衣，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插入许多神奇、怪诞的幻景，把现实与幻景溶为一体。如莫言在《十三步》中，以极为荒诞的手法描写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累死后离奇地复活了，殡仪馆特级美容师李玉蝉把方富贵易容成其丈夫张赤球，让他代替自己的丈夫登上讲台授课，却让真正的张赤球去做生意赚钱。《生死疲劳》中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投胎转世，他变驴、变牛、变猪、变狗、变猴、又变人，从而展现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现实与种种矛盾。莫言小说的魔幻色彩更多体现在作品中奇特的想象、怪异的感觉、夸张的表达、绚丽的色彩等，使莫言的小说充满着独特的艺术张力和艺术个性。

再次，莫言的创作呈现出对于民间艺术的传承。莫言以一种民间的姿态和立场进行创作，他的小说受到了民间艺术的滋养，虽然他借鉴了外国文学的叙事方式，但是在文学根底上，莫言是深受民间艺术影响的，无论是语言的运用，还是作品的构思，都可窥出民间艺术的影响。长篇小说《檀香刑》引入了俗文学的说唱艺术为叙述语言，讲述了领导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的悲剧故事。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以章回体的形式讲述地主西门闹投胎转世的故事，本身就沿用了民间的叙事逻辑。《酒国》以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特殊案子的结构，具有传统探案小说的影子。《红高粱家族》中一系列抗日英雄的塑造，带有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意味。莫言的小说创作传承了民间艺术的传统，或在叙事结构上，或在人物塑造上，或在语言表述上，或在情感表达上，都可见出其对于民间艺术的传承。

莫言以其执著的追求与探索，书写与表现中国农村的历史与农民的命运，在其丰富与瑰丽的创作中，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与声誉。

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成外语语种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由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其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莫言创作的丰富与个性，在国内外获得的奖项，作品的被翻译和被改编为电影等，都为莫言获得国际声誉与影响奠定了基础，都成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基础。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与中国日益强大相关，与世界关注中国相关，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莫言的获奖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声誉与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坛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引进与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作家将当代文学逐渐推向繁荣、推向世界，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走向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等等。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以作家出生年代命名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60后”、“70后”、“80后”文学，成为区分不同文学追求和倾向的关键词，文学在走向市场的语境中更加世俗化、生活化。在媒体的夸张表述中，顾彬提出的“美女作家的创作都是垃圾”的观点，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观点，被夸大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引起了中国文坛文人们的恍惚与忐忑，中国当代文学的声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贬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被世界所认可的代表，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声誉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传言便不攻自破了。

其二，莫言的获奖拓展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自信和勇气。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中国社会与世界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中国文学也长期与世界文学隔绝。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与引进，使中国作家有了创作的导师和摹本，在追求文学创新的潮流中，当代作家从亦步亦趋的模仿，到逐渐融汇东西方文学传统，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潜在与显在地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我们往往以西方文学作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标准，我们往往以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摹本，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低人一等的自卑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心态，文化的缺乏自信与文学的自卑成为一种共性，以至于也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界，西方文学批评家的只言片语会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而中国文学批评家遭冷落已成为一种事实，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作家缺乏文学的自信，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发展与繁荣中，中国作家不断鼓起走向世界的勇气，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从某一角度也蕴含着希望被世界承认肯定的期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自信和勇气，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已可以与世界文学、西方作家处于比肩的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已不逊于西方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已不逊于西方作家，莫言的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走向世界的明证。

其三，莫言的获奖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后，在破除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念后，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学的背景中，中国新时期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文学兴盛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缩短了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中国当代作家加快了走向世界文坛的脚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大众文化的兴盛与流行，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淡化了形式实验文学探索，先锋作家集体逃亡走向写实成为一种事实。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处于一种众声喧哗的境地，纸面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共生，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共存，典雅文学与快餐文学的共萌，文学走向类型化时尚化成为一种倾向，受到影视文学的制约与影响，小说向影视靠拢又往往消弭了小说的特性，中国新世纪文学在整体上处于某种转折与困境之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标志，在拓展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自信和勇气中，刺激了中国作家创作的激情，中国当代文学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声誉与影响，拓展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自信和勇气，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同时我对于莫言获奖也存在着某些隐忧：

其一，对于莫言未来创作的隐忧。在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联中，林语堂、沈从文曾经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中，最后却未获得该奖项。20世纪20年代，鲁迅曾经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致台静农的信·1927年9月25日》）莫言的获奖使其声誉鹊起，无论是文学声誉，还是经济效益，莫言都有了巨大的获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不仅是莫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文学界的事，更上升到国家的声誉、政府的荣耀。各种类型的庆功会，各种层次的研讨会，莫言被请去各地演讲，记者纷纷跟踪莫言采访，在一段时间内莫言难以有宁静的心绪进行创作。莫言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既有建构、也有批判，他对于抗日精神的弘扬，对于非人道现象的批判，都使其创作具有善与美的礼赞，具有对于丑与恶的批判。获奖后的莫言，今后的创作是否会成为鲁迅所说的“一无可观”的“翰林文学”，是否莫言会被众多热热闹闹的演讲研讨所淹没？是否莫言会没有宁静的心态创作出更有力度与厚度的作品？这成为我的一种隐忧。

其二，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隐忧。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奖项，长期以来中国作家有着一种诺贝尔情结，渴望获得诺贝尔奖从而获得世界的认同。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已经不是莫言个人的事情，而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大事、中国国家的大事，鼓舞了中国文坛和中国人。在中国当代作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中，有着不少已有相当成就和声誉的作家们。莫言此次获奖，大概让有些渴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梦想幻灭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时期内大概不会给同一个国家的作家，期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破灭了，是否会使有些作家创作热情和动力锐减？

当代文学家篇9

    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说,要将“当代文学”从目前的“学科”框制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学概念,一个表达了当下的、鲜活形态的时间性文学意涵的概念,“当代文学”需要一种“解放”。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革”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当代文学家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综述

（一）自由主义文学定义

社会学是这样定义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为主要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第一个给自由主义文学明确定义的是刘川鄂，他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是“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专注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作家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注重创作的独立性。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追求是“自由”，作家思想上的自由，文学作品反应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虽然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众多，但是他们普遍表现出“远离政治，贴近艺术”的价值追求。

（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代表流派和作家

自由主义文学旗下流派众多，可谓各有特性，各流派包含的作家更是多如繁星，著名作家辈出。他们倡导的“自由”、“为人生”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流派有：“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京派”、“自由人”等。在众多流派下包含了庞大的作家群，如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徐志摩、朱光潜、沈从文、等知名作家。对自由主义学者的研究也一直不断，如叶向东对梁实秋的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族救亡的形势使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现代化剪口的努力，成了一种个人的呐喊。他坚持的文学自由和主张抗日救亡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为难以避免的矛盾。” 李明清着重探讨“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认为：“这两个流派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主张艺术多样性和艺术真实论。不可否认他们的一些观点存在偏颇地方，但是他的价值不能否定。”

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

（一）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当代文学走过了六十年，其发展和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繁荣是作家推陈出新的硕果，也包含对众多流派、作家经验的吸收。

文学是自由的，包容的，只有开放的文学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幻。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文学，它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是如此丰富。当代文学迅速发展在借鉴传统文化的方面，现代自由主义是功不可没的。那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主张让更多的文学理论得以绽放，“自由”和“为人生”的主题也是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当代文学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吸收

1.为人生的写作态度与目的。

在“五四”文学启蒙时期初始，周作人就提出“人的文学”这一经典理论。对于什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这样解释，“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他鲜明地指出新文学改革的本质，必须是实现思想内容的革命。这一文学观点在当时升华了白话文学的精神，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对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是对“人的文学”最直接的复苏和致敬。其中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洁的《方舟》等等，他们在表达对愚昧时代控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唤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灵魂的尊重。“人的文学”对当下的作家和文学潮流也有很大影响。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大众需要的文学是百姓的、日常的、实用的文学，相应的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也要更加人性化，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2.反映日常生活，突显平凡世界

文学自由主义并不是自由文学，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甚至连文学自由也不能充分做到。那一时期，文学与政治是缠绕一起的死结，任谁也打不开的。很多作家既不愿卷入政治，又不想放弃文学，只有寄居在自己精神的桃花源处。沈从文的著名作品《边城》是典型的描绘自己故乡的作品，文章着重叙述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以及一代年轻人的感情纠葛。其他如张爱玲、徐志摩等，他们的创作部关乎天下大事，不去进行任何的批判，有的就是小桥流水的已经和简单朴素的表达。这样的作品不会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个性化创作，游离于文学边缘地带，但却是对文学审美最真的追求。

八十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文学界一支实力新军。新写实小说继承了现代自由主义“反映日常生活”的主旨，并将琐碎苦恼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中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渺小甚至卑微，可拥有可以打动大众人心的巨大力量。《一地鸡毛》是新写实小说中的佼佼者，刘震云通过对豆腐、菜篮子、孩子、妻子、保姆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描写，反映了小林家庭遭遇和心灵轨迹演变。当然他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夫妻间的争吵，邻里间的猜忌，他要反映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八、九十年代的生存状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池莉的《烦恼人生》，都是以琐碎事件表现人生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作品是大众化的，赢得读者的喜爱，让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切。

3.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学自由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强调的自由，是突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文学革命，是“人道主义”、“为人生”等从西方吸收来的新思想。此时自由的范畴是有限制的，在其众多理论中成果不少，但终不能做到彻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