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论文十篇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2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3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77-04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2]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3]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4]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5]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2][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3]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4][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5]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6][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4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5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6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然而，《共产党宣言》只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结论，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留的理论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怎样具体发生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个问题只有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确切回答。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终目的”—在这之后，马克思真正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手稿，最后凝结成了《资本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试验场，马克思依托先行草创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经济运行的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非空想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7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着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实际上表明了哲学意义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只有将共性运用于个性，由个性来体现共性的时候，才能是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个性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则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所有的社会活动状况，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显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特色，即中华民族性特色。这种民族性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如俄罗斯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的特色。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这些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其发展过程的结果也会体现出这些民族的民族性。当然，这些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应该认为，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赞成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地域、文化及本质对民族性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表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括下列内涵：其一，民族是人类社会某一部分难以分离的稳定共同体；其二，民族具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其三，民族的经济生活相同或相似；其四，民族生活在某一共同活动的聚居区；其五，民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对某个事物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趋向；其六，民族是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而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在它的一切特征之中；其七，民族的精神力量及心理凝聚力乃至经济社会生活都受到其共同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其共同文化。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对象，也是在代表人物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因此，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中，都会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地域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宗教情况、心理情况、经济情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而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所期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特点又不一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状况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元素要在其过程中得到很好表现，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即是加强我们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将中华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性主体及对象，使整个中华民族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第二，使56个民族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学习和理解、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56个民族共同遵循的原理、方法及世界观，这也将为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理想及经济行为提供保证。第三，使56个民族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的原理改善及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更为具体、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中国素材，进而提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原理。第四，加强56个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区域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通过彼此的交流而共享。第五，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的交流及共享，逐步影响56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消除历史上遗留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现象，真正形成不仅能反映出56个民族特点，而且更能反映出整个中华民族特点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成果是民族性实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揭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这种具体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性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形成实践成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首先，在内容上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实践在中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形式上要采用中华民族能够接受的载体，特别是语言文化载体，否则再好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实践发展为例，它是一个基本实践事实，但在中国却只能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特征，形成当今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事实。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特别是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阶段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发展过程的特色，形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事实。这些历史阶段在其他国家没有，是中国才特有的。因此我们才能说，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我们中华民族所在的整个社会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而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的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成果为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也不断地掺合了中国分配观的元素，而这种中国分配观，正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在利益分配领域的民族文化意识，例如老子的全民平均分配观、孔子孟子的等级平均分配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社会大同平均分配观，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尽管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分配，这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传统中平均分配观念的影响。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在以前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形成实践成果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中国经济社会的民族性土壤中生长出来，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陈豹隐的经济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刘诗白等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的经济理论，还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透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陈豹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突出了“马学中用”；刘诗白被誉为中国五大产权理论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显然，他们的理论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但都贯穿于中国应用、中国风格所体现的中国民族性特点。而以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语境表达出来，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客体、经济关系的内涵，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性质、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及根本任务，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基本方法及基本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贡献了崭新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下列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等。①上述理论成果无不打上当代中国特有文化的民族性烙印，是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就开始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里，中国的民族性特色深深地融入其中。正如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造”，都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用中国人民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形式简单明了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进行阐释及实践。例如，马克思曾经认为，生产力中包含科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不仅在1975～1976年间就重申过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1978年3月，邓小平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又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邓小平同样根据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再如过去，我们忽略了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的原则，从而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说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话。而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深入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③又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④并进一步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⑤即是说，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中的抽象要素，必须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才有现实的意义。为此，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表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而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时认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这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论述，形成了其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进一步通过“三个自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探索过程。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民族性有必然联系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8

一、马克思思想“照亮了当代社会”，“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

西方一些学者充分强调马克思理论在现今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并用相近的话语宣告：“马克思还活着”，“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在《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一文中说：这场危机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再度发现”，人们在危机中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理论，“可以增进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它能消除自我蒙昧，并助力政治实践。”（《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在美国《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这才是一个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一文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时代能与之相比。”（《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德国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2008年5月7日在德国《青年世界报》发表文章说：“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遗产的时代价值，他在英刊《国际观点》2010年10月号发表的访谈录中宣布：“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发表《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强调马克思理论在当今的现实意义，他说：“他（马克思）的分析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现实。……马克思的理念远比他那个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如今，站在马克思这样的巨人肩上展望未来的新能力是个积极动向。”（《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有极少数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西方学界中给予肯定评价的则为数不少。这些学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这里我们首先看看英国几位学者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尼克说：“在马克思逝世130年后，他的学说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尖锐深刻的思辨，仍然激励着我们去探究。”哈特尼克还强调深入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任何有志上下求索、辨析当前经济乱局危机的学人，都是必读宝典。”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着重指出今天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他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经济衰退后，作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闻栏目以及主流报刊开始向普通观众和读者阐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演变过程中的经济基础论述尤为重要。”（《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之前就有一些学者发现马克思全部思想和理论遗产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英国学者纳森・沃尔夫说：“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马克思的每一主要思想都仍然非常值得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不仅在第三世界，在其他地区仍然充满活力。”（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二、马克思“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支架”

马克思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力综合。马克思的这一综合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未来，都构成时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本萨义德强调马克思的多种遗产现在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戴维・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他还说：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支架的一部分。（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440页）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确认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流行“资本主义无剥削论”，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少数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比较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剩余价值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家否定剩余价值和剥削的错误观点。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一定受到了剥削。”斯凯思批评了西方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学者关于“不可能存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断言，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存在，反过来亦是如此。没有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相应地，资本主义也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没有存在于剥削结构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劳动，资本积累就无法实现。”（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7、92页）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重新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分析作了肯定的评价，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分析和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找到了批判分析的‘跳跃点’：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双重属性、原材料和能源转移与价值转移的同时性。”（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他对资本主义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这是完全正确的。”（亚历山大・韦贝尔：《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论断：“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四、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的基础”的依据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状况证明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的正确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固有的竞争过程引起了高度的垄断，公众熟知的极少数公司在总产出和总就业量中占据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国家，垄断加强的过程受到政府的极大支持。（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联名发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竞争和垄断理论，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垄断的实际状况。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竞争。然而他们在文章中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得到空前的加强，“垄断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是世界经济日益加深的不稳定的关键原因。”（《每月评论》，2011年第4期）

五、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多界别人士在当前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要是为了寻找可以解释当前危机的理论。他们首先是发现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在2012年3月6日的《经济学人》周刊发表《马克思确实指出了当今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用的。的场昭弘说：“如果理解了他（马克思）留下的学说，就能够明白其过人之处。在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相关问题时，马克思的理论是有用的。”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说：“人们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学习和讨论《资本论》，是因为它为当下的具体分析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分析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实积累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当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他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尝试根据马克思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他说：“危机使得人们近年来首次将对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模式――的理解融为一体。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的《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他说：“如果看到现在的经济衰退，马克思一定愿意阐述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引发当前危机的原理。他会明白债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领域的现展，是如何使市场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风险的。……无疑，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唤出了的魔鬼’。”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哈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

六、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论”和“无阶级斗争论”。现在，这种理论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社会底层占有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克鲁格曼认为，现在的美国“更趋向阶级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2月27日）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就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西方学者都证明西方社会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英国学者欧文・琼斯于2011年出版的论述当前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妖魔化》成为政治畅销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在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引用琼斯本人的话说：“这本书要是在4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斗争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的文章《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说：“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却正如马克思所预言：阶级斗争又回来了。”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对当代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国际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确实是国际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回应的物质基础”。（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西班牙《国家报》2012年2月21日发表安德列斯・奥尔特加的《阶级斗争的回归》，认为：“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这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甚至绍罗什等金融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问题发出了警告。关于阶级斗争、冲突或战争的说法再次成为分析热点。”

如前所述，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新论点：“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伊格尔顿的这一提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启发西方社会的工人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认识、践行和对待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标语牌上有多条关于阶级斗争的标语，如“只有阶级斗争”，“赢得阶级斗争”，等等。这些标语口号使美国右翼政要深感恐怖，他们害怕阶级斗争理论与群众运动实践相结合。这种恐惧感在《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的詹姆斯・格拉斯曼的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该文说：“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的术语，而这一点正是应该遭到批判的。例如，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是阶级（集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生活中清除掉马克思影响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阶级’的术语来描述任何事情。”（《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七、马克思的生态和环境观“让当代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人类在用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和环境时“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学说的认识在深化。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无论在对人类历史的阐述和对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都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使得分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成为可能。这种危机表现为能源和气候危机，表现为物种多样性和耕地的消失。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有可能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认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重新活跃，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预测，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八、“马克思是对的”，“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因预言了当前这场危机而闻名。他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是对的。他说：“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了某些时候会自我摧毁。”（《联合早报》网讯，2011年8月15日）法国《论坛报》2011年3月21日发表对法国学者保罗・若里翁的专访，原文提要是：“柏林墙倒塌20年后，保罗・若里翁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悼词。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即将死亡的原因”。他说：“资本主义的衰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 若里翁赞同马克思，他说：“世界随危机而改变。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一文说：“全球经济陷入漫长危机，世界各地的工薪阶层承受着失业、债务和收入迟滞的重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即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轻易摒弃。”

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曾经广为流传。但是，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严肃批判“历史终结论”，就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错误。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引证福山的观点：“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这表明福山已看到他的“正统观念”的破灭。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9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7-02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观关系，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了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肯定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8]，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仅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且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哲学之初，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他们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

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哲学的发展。就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急需理论的正确指导，而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似乎滞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经济哲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首先，虽然由于时代的巨变使得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现在这个时代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其次，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从而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客观世界中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理解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等，从而为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从而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

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助于我们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误区，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成本、生产效率、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最后，借鉴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根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论加以验证。最终，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2〕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N].人民日报，2000-3-9.

〔3〕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

马克思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48－05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在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解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基本观点、判断和范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机整体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萌生、发展、确立和完善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历了三次大融合。正是通过这三次融合，建构了一个严密的、有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次融合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次融合是在其基本立场确立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主要标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完成。这次融合是以三次转变为前提和基础的。

（1）在大学期间，由对法律的研究转向对哲学的关注和思考，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前提。通过对法律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法和法原则之间的矛盾，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并认识到哲学的重要性，“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① 。马克思转而研究哲学，用哲学澄清自己的思想，理清自己的思路。

（2）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思想和立场的转变为理论融合奠定了基础。“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活动到《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一方面发现了理论对实践，哲学、政治国家和法对市民社会的依赖关系，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利益辩护到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利益辩护，进而到发现无产阶级承担着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② 这次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3）在研究中，从哲学向经济学转变，实现了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探索——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重构问题研究”（L11AKS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0JD710063）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次融合。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对市民社会的剖析不能通过对法哲学的批判来解决，而“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所以，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而《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巴黎手稿》或《巴黎笔记》）正是这一研究的结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对自己的新的哲学、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做综合的阐述”④。但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体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马克思对哲学、经济学的研究和共产主义的论证还建立在其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因而严格来讲，它们还只是连贯在一起而不是融合。“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稿》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包含有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连贯起来了，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⑤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次融合是在其哲学方法论确立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主要标志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次融合是以哲学上的革命和经济学理论的初步建立为基础的。

（1）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完成哲学上的革命。这主要体现在：在《神圣家族》一书里，虽然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不乏对新世界观的进一步探索，体现了由异化劳动理论向唯物史观过渡的思想，处于唯物史观形成的前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得到唯物主义证明。同时，《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是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经济学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的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