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十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首的新、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10 ―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P43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说存在相异之处是不可否认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并不是说没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国家本位与爱国主义思想、中庸思想与防左反右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天下一气”思想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韩非子・喻老》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淮南子・难一》中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通等等。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正是因为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之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中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心理基础；也因为两者相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迅速地传播开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符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 ，失去理论的生命力 ，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2〕（P117）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新文化和改造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波普尔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就不理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只能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导致全盘西化，这样只会走上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精髓，在中西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选择、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韵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获得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主要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精髓，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继续走民族特色的原创性文化道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二，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吸收其对传统文化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转变。第一，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挖掘出现代化的内容，更不可能也不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如果继续走这种小农经济的本土文化，中国必定走不出封建时代和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更不要谈实现共产主义了。虽然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适应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带来滞后，所以必须吸收合理的外来文化来打破这种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取长补短，化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两面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华子孙，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习惯、风俗以及理论观点等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制度的“刽子手”，因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势必会给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来障碍，如果不坚持批判的态度，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原有的味道”，也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文化的专制主义滞后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党和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等。这就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辞海》解释为：“实事求是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第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每人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状态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吐故纳新出于先秦庄周的《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与中国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是有悠久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如果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渊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独特性文化的存在，使世界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通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追求和谐社会境界的内容，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吸收。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05）.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结合；途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及推动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思辨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延展的意识之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因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两者融合的最显著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和历史性任务，其不是单一的文化建设，涉及政治、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更领域内容，需要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 黎康.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条件――基于主体视角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04）：234-240.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业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必须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使社会更加和谐;要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们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任务，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处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概括、总结和提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一种描绘，是古今中外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一般的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首先，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三，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对多年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第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我们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五，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第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和谐稳定的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认真总结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阐明了社会结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了人类历史潮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与中国实际结合，逐步将其变成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和具体措施，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也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只有认真研究和掌握执政规律，不断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地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实现党执政的任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7

[2]黄海东.《构建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5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01-05

在我国，“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我们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她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每逢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能紧密结合时代实际，主动推进文化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文化自觉的历史。

一、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自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冲突、选择和整合的历史，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冲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面对民族危机，近代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精英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然而无论是立足器物效仿的“中体西用”主张，还是立足制度改良的“儒表西里”主张，都无法改变封建王朝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悲剧。“随着体制内器物、制度改良先后失败，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全面碎片化，其主导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2]在当时的中国，形形的文化主张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倡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儒学复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符合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价值诉求，从而被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文化上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将“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663的伟大征程。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受到了来自外部封建文化的反对，又受到来自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因此打破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对、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问世，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的撰写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即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此，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3]663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思想。这为共产党人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任务上的变化要求文化觉悟上的推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文艺实行专断是错误的，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吸收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有益的文化知识。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文化自觉为动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始终高举文化自觉的大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在文化自觉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毋容讳言，在十年“”中，我们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渐失文化根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次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再简单地让“文艺服从于政治”，改变了长期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教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露出新的危机，如道德失衡、价值困惑与信仰危机等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立足时代潮头、结合时代需要，在继承和丰富、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同时，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自觉。首先，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其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全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外，我们党和国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发展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纷纷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可文化霸权主义也同样活跃在世界舞台，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比显得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文化自觉与再一次转型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的传统文化转型的任务又一次提到了现实的日程上。”[5]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自觉之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指出要“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要求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这还表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积极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新的成果。

三、文化自觉对于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轨迹揭示了文化自觉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自觉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于我们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一，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发展方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来源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而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最终来自于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引领方向作用：一方面，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性质地位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文化的使命责任的理解，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前瞻性。正如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一句话深刻指出了先进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引领作用，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先进文化必然会发挥“旗帜性”的作用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就建党90年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正确发展，都得益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的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的引领作用。

其二，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基础。第一，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文化上的“成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正确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上。西方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我们的种种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成见为我们的全部经验能力指定最初的方向。成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人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6]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需要文化上的“成见”，“成见”是由传统构成，而传统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我们说的文化自觉就是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剔除和对合理传统的继承，就是“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以种种文化“成见”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可能。第二，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源于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所提供的养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依赖于人们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良好文化环境的熏陶和烘托，而这一切最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依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既需要理论传播者的努力推动，也需要理论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文化自觉能帮助理论受众形成良好文化素质，这是接受理论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能提高理论受众对于先进理论的科学认知能力，在心理上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

其三，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文化自觉可以让人们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取知识，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思想上的自由，必将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和方法支持。第一，文化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的，两种文化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更离不开文化上的融合，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态度。第二，文化整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机制。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在容纳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形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每种文化现象中都有一种主导文化，然后依照这种主导文化选择并强化某些文化元素，同时排除或抑制其他元素；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些主要的文化元素便逐渐制度化，从而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整合[8]。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文化整合发挥融合着众多文化，确立主流文化、推进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容纳、吸收并整合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整合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两千多年以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传承。同样，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一样会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不断飞跃。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炎黄春秋,1999（3）: 2.

[2] 肖冬松.用之可以尊中国――谈谈人民军队充满朝气的军事文化[N].光明日报，2011-8-12:13.

[3]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5]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83.

[6]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1:170.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8] 宋一.思想变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80.

O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Marxism in China

CHEN Huiwu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Beijing 100091)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8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今天的党和国家的建设。一个外来思想何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结合起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看，蕴含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理论成果，其本质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是必然联系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前提之下，扬弃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而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经过长期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深深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扬弃传统民本思想，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相通之处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模式“家、国本位”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性”得观点是相通、相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侧重于对家和国的高度关注，强调个人对家、国等群体价值的认同和无条件的服从，提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实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两者都认为个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意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具有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诸多的人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主张亲民、惠民、利民、恤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张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是相通相容的。经世致用思想强调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从孔子的经世致用一直到晚清的洋务学派，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着“躬行践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观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理论与实践应保持紧密的联系。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 陈方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蚌埠党校学报，2008（01）.

[2] 李三平.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2）.

[3]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化哲学底蕴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20-06

一、引言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1］。文化自觉在文化哲学看来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本质确证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对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多元文化相依相斥、相生相克、相吸相长的和谐共振状态。文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2］。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作为文化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主体化存在与对象化存在、历时性存在与现时性存在、本土化存在与全球化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存在。哲学作为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的学问，必然源于且止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既不是哲学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也不是哲学下属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种相对以往理性哲学而言的新的哲学形态，是以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历史论作为元哲学研究范式的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从文化视域研究人、自然界和社会最一般规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哲学。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作为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3］哲学发展到文化哲学是哲学回归哲学本真的表现，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必然。就这个意义说来，至少是一切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且都会打上文化哲学的烙印，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哲学底蕴。正如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所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过程，还是作为我们党不断发展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必然越来越凸显文化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文化哲学底蕴也将越来越丰厚。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底蕴，是学习贯彻我们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解读、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必然和应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文化哲学底蕴。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理论界虽然还未达到完全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哲学底蕴。2009年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暨全国第九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它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规格最高的一次专题论坛，哲学社科界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与会者主要从3个层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蕴；二是文化哲学范式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途径；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5］此次论坛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文化哲学底蕴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专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深厚文化哲学底蕴本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具有文化哲学底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伴随着文化哲学的渗透与追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也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阐释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自觉追问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在发挥阐释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成为国内学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包括董学文、童庆炳、朱立元、吴元迈、王元骧、冯宪光、畅广元、王杰、季水河、张宝贵、熊元义、宋建林、陈飞龙、马龙潜、郭昭第、赖大仁、张永清、马建辉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学者，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基本问题的阐释。这种阐释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概念的辨析，又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途经、方法、原则、价值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研究。例如张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相关问题的研究，王元骧从文化精神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研究，彭修银、侯平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哲学基础、理论特征的研究等，而由朱立元等人合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一书，分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全面研究，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且涉及问题较为全面的成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之外，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阐释经验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里首先包括对众多革命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阐释经验的研究，如、、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周扬等知识分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具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成果的研究与反思，如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多方位研究与反思等。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总体把握上，近年来也有不少新著产生，在这些成果中，宋建林、陈飞龙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童庆炳主编的《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流变，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勾勒相关理论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季水河所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概括总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成果，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多个基础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该著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