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范文10篇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4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5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

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就没有永恒的公平。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离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公正具有时代性。

(二)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不能离开生产来空谈分配的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道德和法决定分配公平与否。所谓生产决定分配，一是指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指生产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可供分配决定分配方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有明确的意见，他说：“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违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这两层含义都说明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要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平，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中的平等还只能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这种平等权利体现在分配结果上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以通过分配前的“六项扣除”，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救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仍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可能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二是二次分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劳动的产品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分配或共享，这就是在分配之前有六项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与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现在，“社会共享”的舆论越来越大。而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哪些是不能提“社会成员共享”，哪些是可以提“社会成员共享”，是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管理的基本措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人文社会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正文】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49.

[9][33][56][57][58][5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1，545-546，546，92-93，226，326-329，370-371，550-551.

[13][30][60][61][62][6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135，544，134-135，543，562，295-296，294.

[14][68][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551，526，561.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26.

[10][27][45]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9-102，88，102.

[11][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443，439-440.

[12][18][19][21][23][25][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538，374，198，61，61，343.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42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0][22][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1，434，238.

[26][39][40][44][48][4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242，667，547，663，664，628.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142.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28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66.

[36][46][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1，225，221.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7.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69.

[3][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21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4.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60.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9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他于1887年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被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开山之作，标志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正式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着公共管理思想，既有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也有现代无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多数学者正在研究“新公共管理学”，也有个别学者正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必要性虽然多数西方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包含公共管理思想，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管理思想很有必要。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直接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但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应当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的“一种思想传统”罗伯特·丹哈特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可以克服以美国行政学为代表的“特殊主义”的缺陷。现代公共管理“所有的理论都会强调某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只是反映了“一个特定文化的倾向”。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确具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公共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2．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西方学术界有人对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了初步探讨。一般认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找到源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管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十九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重要借鉴。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包括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古希腊的政治理想即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对现代一切政治思维都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发源于自由主义，它采纳并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总体看法，而且，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也不会存在。”在伯尔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原始的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公民的公共管理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划分的观点，源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扬弃。美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方面给予马克思以直接启示;另一方面，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约翰·麦克里兰还明确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3．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内含公共管理思想。德国学者李博(WolfgaugLippert)经过考证，发现汉语中“共产主义”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造出来的，内含“公共财富”，因此，可以把“共产主义”直译为“公共主义”。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的博士都产于欧洲。”在这些博士中，施泰因第一次提出了“行政学”的概念，可称为现代行政学的奠基人。而与施泰因同时代的博士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想。施泰因的公共管理思想侧重于“管理”。而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则侧重于“公共”。美国学者德怀特认为，“美国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英国费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批判和扬弃，其基本内涵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人本性、历史性。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为建立＇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同时，恢复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出版了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和教材，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福玉等主编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讲座》(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田禾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世英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徐学武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教材与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理所当然，其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我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学正式定为一级学科，而以往的行政管理学则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此后，学术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公共管理学，而一度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的精华而产生的。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政治思想的扬弃和整合。全面分析其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依据。在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很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甚至有人干脆就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政府公共性思想，这是非常偏颇或错误的。”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曾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公共管理’概念。该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3、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唐铁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政府管理的内涵及其本质;政府职能的观点;市民社会的理论;政府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观点。王振海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二重属性;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本质;三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五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王同新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作了总结性论述。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和政府职能的动态性特征，笔者认为无论政府的职能内容、职能重心、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如何变化，但以公共性为本质追求的社会公共职能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前应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4、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当前建设民生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廉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指针。王同新指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唯一科学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批判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尖锐思想武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体系的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公共管理学之魂”。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但总体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基于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把握其精神实质，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

作者：胡哲周晓阳单位：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范文篇10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蕴涵着丰富的现代化思想。这方面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够。面向新世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理论，对于指导中国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经常使用“现代”、“现代化”等词语。例如：“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阶段，是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具有同以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完全不同的重要特征。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1.大工业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大工业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正是大工业生产使人类社会实现了一次巨大飞跃：“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页）。凭借着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大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用机器的操作代替了人工劳动，即人类劳动的各种替代物日益增多，效力日益增大。“一旦人不再是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资本论》第1卷，第412页）。这一切就突破了劳动者本身生理方面的局限，从而使生产力突飞猛进。大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与机器工业密切相关的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从生产的规模来看，远远不是小生产方式所能比拟、想象的。“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另一方面，各个经济部门、各个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已达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谁也无法脱离其他部分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资本论》第1卷，第3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大工业生产的观点，把握住了现代化根本性的问题，构成了其现代化思想的基石。

2.现代科学技术。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适应现代大生产的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无论是就其量的积累而言，还是就其质的飞跃而论，现代科学与技术均呈突飞猛进的势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732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页）。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变革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改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7页）。

3.世界整体。现代之前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总的来说是处于封闭状态之中，其发展只有区域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的意义。随着现代大工业以及与之有关事物的出现，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这样的概括：“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可见，马克思有时还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来概括世界整体现象，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

4.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大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及高效率，要求社会必须充分地发掘、使用社会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机体原有的由少数单元所承担的功能改由各个单元去承担。于是，社会机体的子单元如各种行业日益增多，社会机体中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也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用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他们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67、169页）。当然，高度的社会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分离状态或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相反，正是由于分化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机体的各种子单元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即任何一个层面如脱离了其他层面便无法生存。这就进而造成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这种相互依赖又必须以一种权威性的社会控制系统的存在为必要前提：“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织机而恢复手纺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5.世俗化和城市化。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谈论了现代化其他方面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们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世俗化是作为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现象而出现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宗教的产生是出于人类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等原因。而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先进知识广泛传播的条件下，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意识到，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可以创造一个适合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环境，理想在现实中便可兑现，而不必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尽管彻底的世俗化有赖于多种因素，但毫无疑问，现代生产力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已使世俗化成为一种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使“乡村城市化，而不是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0页）。“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论》第1卷，第552页）。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论述之外，还对其他一些有关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现代化不同阶段的论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两层涵义的概念：一是他们在许多场合把“现代社会”等同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二是他们有时也认为“现代社会”还包括着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认为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亦即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里，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但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弊端。一种类型的弊端是由现代生产力本身所引致的，即“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643页）；另一种类型的弊端是由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冲突所引致的，“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于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4页）。而且，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中是无法消除的。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些弊端，就必须使现代化过程过渡到第二阶段。

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里，人类社会将再上一个新台阶。这时，整个社会不但是极为发达的，而且是极为完善的：一方面，“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294页）。

2.对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不合理关系以及落后国家进行正常的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的论述。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日益密切的联系，显然，在这种联系中经济实力强的一方，亦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资本主义由于具有原始积累的传统，即：“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婪的驱使下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这种传统必然会用于处理强弱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结束了落后国家与世隔绝的状态，并输入了某些新生产方式因素，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的正常发展，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全部古代传统，同它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692页）。

因此，落后的国家要想得到正常的发展，进行正常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3.对于现代化多种模式的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代化的多模式问题逐渐给以关注，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并非只有一个模式，并对其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他们认为，由于历史状况不尽相同，即便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现代化模式也不是单一的。如在谈到民主制度的建立时，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认识到，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很不相同。他们在晚年对于俄国的发展道路极为关注。马克思在19世纪后期从事著述，其注意力集中在有关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发展的理论方面。虽说欧洲是他的主要关心之所在，但是，他也注意到了非欧洲范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不相同，俄国极有可能跳跃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三

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论述，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与同时代的一些社会学家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无论就其深刻性、涵盖性，还是就其留有的发展余地而言，均高出一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把握住了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起源以及现代化在各个民族的成长这类问题，大多数的西方社会学家没有给予真正科学的解释。他们往往把现代化的起源归于某些民族所特有的随机性因素。韦伯就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归于西方国家所特有的新教伦理。既然现代化的起源是出自偶然，那么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引进西方国家的各种因素并以此为根基而彻底更新自身。这样，现代化也就不存在普通的共性，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外发过程，只能是西方化。这种观点的片面性早被非西方国家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所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科技这两个现代化基本支柱入手，既把握住了现代化的本质，又把握住了现代化的历史起源问题。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因而具有普通性。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只有早晚之分，而无可能与不可能之分。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来说，先发国家的影响显然会有一定的甚至是不小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决不是一个“他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2.融现代化的现实与将来于一体。19世纪的不少社会学家对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但他们往往只限于对有关现代化的“现实”做归纳性的概括。如涂尔干把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有机关联”，以对应现代化社会的“机械关联”；滕尼斯则把现代化社会概括为“法礼社会”，以别于过去“礼俗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则比这些人高明得多，他们不但对现代化的现实进行了系统而准确的概括，而且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趋向也进行了必要的把握。他们对于现代化较高阶段特征的某些预测现已得到验证，如现代科技的影响愈来愈大的观点，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所证明；再如，他们有关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观点也得以验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日后发展、充实与完善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理论依据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方面的基本思想一样，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停滞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起着一种定向的作用。后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只是依据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决定性作用以及非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等原理，便可牢牢把握住现代化的基本动因和基本定向，而不会误入歧途。再者，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主义的精神可以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结论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地得以充实、完善或校正。唯物史观所强调的是观念适应具体环境，而不是相反。“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随着现代化在各个国家的推进，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具体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唯物史观恰恰能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在以后的继承人那里得到不断的发展、充实。总之，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而言，其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可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不会出现其他现代化理论流派的那种简单地否定、代替前面出现的理论的情形。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许多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尚未出现，或者即便是出现，但表现得也并不很充分，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中存在着一些论证不够充分、不够系统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对民族性现代化模式的论述不够系统。对民族性现代化模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存在着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他们认为现代化不存在模式问题，后来，这一看法有重大转变，认为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也并不是各个民族所必定采用的。但这种转折了的观点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其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出现的可能性，但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论述不够系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方可出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落后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没有给予系统的论述。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却恰恰是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样，这些国家如何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显然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其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等问题，也未给予完整的论述。在19世纪，现代化过程只能说是刚展开不久。尽管现代大工业已显现出其威力，但与之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尚未直接危及人类社会的生活，非再生性资源也未表现出有可能被消耗殆尽的迹象。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类问题没有倾注很大的精力，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论述。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原则对于21世纪中国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1.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作为我国在新阶段的中心任务。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代化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少人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斗争的学说”，只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既包括“斗争”的学说，更包括“建设”的学说。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把现代化建设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要解放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压抑了的现代生产力，使现代化建设能够胜利推进。在列宁那里，由于当时落后的俄国还不可能直接开始真正的现代化建设，时代的中心任务是为正常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夺取政权。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对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可惜列宁去世过早，有关现代化建设的详细论述尚未来得及形成。由于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如何为正常的现代化建设确立必要的前提条件亦即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等人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在这方面，论述得相当完备和系统，并在实践中检验了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前提性条件的论述。总之，在确立现代化必要前提时，列宁、等人过多地强调“斗争”是很有必要的，是合乎当时的时代中心的。但当落后国家如中国的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确立之后，时代中心任务便是现代化建设。建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充分地说明，凡是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亦即不重视现代化建设，而只是一味地强调政治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便会受挫。正是鉴于种种历史经验和教训，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重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无疑会坚定中国人民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念，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