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化范文10篇

马克思化范文篇1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化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出场路径

“出场学”是一种动态地研究和阐释事物的学术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即从“出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空语境中顺利在场的意义、条件及实现途径。“出场”一词本是舞台表演的专用术语，在成为哲学话语后“出场”一词便有了新的内涵。其中，“出”是由遮蔽到祛蔽，由幕后到台前的一种转变；“场”也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表演舞台，而是指人类历史舞台。在出场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鲜明主题。相对于德里达的幽灵说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飘忽不定的幽灵，而是不断出场在场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不是普世的原理，而是本土化的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意义

（一）国际意义。就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而言，马克思不仅为诸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革命的指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这些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到了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学者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其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受此影响，国内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噪音和杂音，一些研究者在尚未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本质与内涵的前提下，就将马克思的理论肆意拼接于西方后现代的某些话语或学说，削弱甚至消解了马克思的现实批判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布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可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滞后。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是由当前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时代课题。那么，在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该如何重新出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一天不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就要“在场”一天。主权债务危机、华尔街海啸，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都促使人们再度把探寻危机根源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国内意义。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指引了无数中国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前仆后继、殚精竭虑。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合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打破了苏式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同时也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受压迫地区的革命前途指明了新的出路。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创造性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从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顺利过渡，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由此重新焕发出内在的生命力，帮助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进程中继续指引我们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将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勾勒出美好的轮廓，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劲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回答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一艰巨的时代课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在关键时期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拓宽和发展了多元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歌猛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也提出更新的要求和需要。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出场路径是指马克思主义在特定语境下的出场方式或者方法。任平对此做了精湛论述，他提出了“一体两翼”的解释模式。所谓“一体”，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中，对“什么问题出场，为什么出场，怎么出场”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做出的哲学反思。所谓“两翼”，包括重新解读经典作家及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寻求对话。如果说“一体”是马克思主义试图“再造世界”的关键所在。那么，“两翼”就是给重读马克思主义提供全新的可能性。以“一体”来设计安排“两翼”，通过“两翼”来实现“一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它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反思，通过与不同思潮之间的对话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顺利出场。通过唤醒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记忆和景仰而获得一次重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要面向实践，要与民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而不是将其完全视为一种“经院哲学”而束之高阁。在出场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可尝试多途径进行，例如将显性文化转化为一种“春风润物”般的隐性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为大众所接受。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中，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传播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总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学术界对此不乏研究。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主题的转化和解答”为标准，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题，第二阶段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题，第三阶段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展开。由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得以创造性地产生了差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中国形态和经验。这就提醒我们，若要再现马克思主义的无限魅力，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国情，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以符合现实需要的方式出场有着很强的理论动因，其出场方式的创新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命力，还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主要包括“问题”“对话”和“方法”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指向性和现实指向性。[2]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1）马克思主义不是被供奉在庙宇神坛的偶像，而是敢于面对社会现实，并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指南。（一）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有明显的民生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回归到我们共在的生活世界，理性面对社会的多元差异，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才能从根本上触动群众心灵，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之所在。“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意识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简单粗陋的理论灌输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被少数党的理论精英和学术精英理解和掌握，而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归到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3]观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初动机便是关切民生，关切民生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之一。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之一，对“现实的个人”的关注也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才赢得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景仰和膜拜，并成为广大劳动者寻求解放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60）在选择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时，必须把人民作为出发点和指挥棒。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要充分考虑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的心理接受能力及现实需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关切民生”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并最终脱颖而出的独门秘籍和制胜法宝。强化问题导向，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鲜明特征。它告诫我们：一切行动重在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问题，就会流于形式、走过场。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是需要切实把握的大逻辑。“关切民生，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生存权作为立党的政治纲领；关切民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关切民生，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理论；关切民生，提出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切民生，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3]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要着力突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其不仅关乎着自身的出场，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出路。然而，如何真正地做到关切民生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给饥寒交迫者提供生活之所需，给流浪者提供安身之所等都不能说是真正地做到了关切民生和以人为本。关切民生是一个很难定性的完整系统。要做到关切民生，除了关心人的生存状况外，还要关注民众的愿望和梦想，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才是关切民生的根本所在。（二）对话。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话和交流。在全球化的这一历史背景下，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和地球村的日益成熟，世界各国普遍掀起了一股文化对话浪潮。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来的优秀文化思潮开启了民智，促进了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化对话中夹杂的一些糟粕容易渗透到本国文化中，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和破坏。当下，国学学习和宣传蔚然成风，形成了新一轮“国学热”，孔子学院的扩建即是最好的明证。借助“国学复兴”，我们不仅可以唤醒国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记忆，还可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然而，部分人却以此为借口来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应该遭到摒弃。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顺利出场，从而探索和构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式和文化心理的新的出场方式。最近在崇洋媚外的不良影响下，“西马独尊”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理论动向。然而，“西马”所诉求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学术化，并最终使得作为资本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验化。可见，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仅仅成为一种空头理论，中国问题还需由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空间与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究竟该以何种面貌出场，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二元逻辑，增强解决问题意识，并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真实对话。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从而做到对理论的片面抽象性与现实的片面直觉性的双重超越。（三）方法。最后，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探究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工具。当前，我们亟须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以批判法律假想的自律性，不停地驳斥国际当局借助强大的民族——国家，借助技术——科学的资本、符号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进行的事实上的接管”[4]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依然要坚守自己的批判精神，既要以审慎的态度去抽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刺儿”，也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解决问题。如是，才能针对社会顽疾开出有效良方。任平从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只有通过持续地、深入地对话，不断地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他是从如下几个角度切入的：一是立足于新旧全球化浪潮下的语境差别，明晰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之差别；二是反思当代全球化中的重大问题，突出中国特色，建构既符合全球化趋势又适合中国的问题学和发展学；三是谋求中西对话，创立一种新的解释学，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做出新的阐发。[5]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群众的满意和拥护，才能真正迸发出其原有的生命力。因此，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探索中，我们要敢于、善于开拓其中的未知领域，拓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素材，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准，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三、马克思主义出场的语境

马克思化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对策

文化自信关系国家兴亡，关系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历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自信，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自身的文化自信才慢慢消失。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同时也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入到新的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的自信构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是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大工程。

1.中国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促进的历程

国民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经历了从高度自信到自信丧失再到自信回归的过程。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自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自信遭受到了打击；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又开始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华文化自信捆绑在一起的，是中国人重塑文化自信的支撑。首先，清末民初，中国文化自信由优越到自卑。中国在民国初年前发展的2000多年中，一直雄踞东亚，因受华夏文化的滋养，一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表现出非常的自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中国发展的数千年中的天朝梦被击得粉碎。面对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国人拜倒在西方文化下，出现民族文化自卑感。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新开启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大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到了先进文化，并取其精华，为己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文化的重振提供了理论支撑。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了中国文化自信的重振。在改革开放时，中国将文化建设放在经济建设之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不到一个世纪，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发展过程中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首先，中国文化因马克思主义而重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为中国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内涵是离不开的。其次，革命文化为中国文化自信奠定了红色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党和人民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融合，创造性地衍生出中国革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自强等都能在创新红色革命文化中体现。在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后，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革命文化精神进行结合，根据中国发展实际情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成为中国文化自信构建的一个重要依托。再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自信注入了活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新成果，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世界先进文化成果，通过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

3.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铸造中国文化的辉煌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经历了变局，之后再崛起，使文化自信的高度也达到前所未有。中国的文化自信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发展相结合的经验。文化自信是文化进步的表现，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从政治受压迫、经济受制裁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强国，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文化自信带动中国走入一个新世界，使中国开创了新时代。

总之，没有中华文化自信的重建，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古老的东方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导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也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

参考文献：

[1]李俊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J].人文杂志，2000，(3).

马克思化范文篇4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105(2001)01-0062-(03)

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解决其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种种困境和理论迷雾。正是在回答这些诘难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空间发展的多样性，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因而，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从理论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被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修正、发展的变化着的真理体系。正是这种动态性和理论上的自身开放性，才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还要求，这种理论没有一种唯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使这一理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时代性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他们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时，他们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夺取政权这一原理，他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不仅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列宁主义。他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还说：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主义既继承又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在列宁指引下，俄共党领导人民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功而伟大的创举。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列宁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创造精神，而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条件、注重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同样也不仅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也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这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再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诚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从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正是在上述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和邓小平。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马克思化范文篇5

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对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荣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破坏，与暗地里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相比，程度上显然要小得多了。本赛德仍然保持着公开的反对派形象，同时也是一位学院哲学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眼下所评论的这本书的法语题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强调的是本赛德在思考和写作这本书时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实上，在此书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学术和政治环境对本赛德这本不妥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变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已经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国公共部门1995年11-12月的罢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诞生。这个“左派的左派”反对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与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并参与了国际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在学术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恢复了信心，他们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巴黎举行了三次国际马克思大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大贡献的《马克思批评词典》也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赛德的这本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复苏过程。法国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就是反应迟钝。当哈耶克与波普尔的争论——冷战早期最著名的争论——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时，法国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应。本赛德的主要对话者是英语学界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试图以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在本书题为“阶级斗争不是游戏”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赛德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计划的否定态度。

然而，本赛德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对已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肯定。由于不满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解读。这种解读暗示了一种激进的与非决定论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历史目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和战略的危机时刻”，取决于人类行动者对他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争环境的预测和干预。本赛德把重点放在战略上是这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讨的方面。

在这本很长而复杂的书中，有两个主题非常突出。第一个就是历史概念的系统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对本赛德的马克思而言，时代总是在脱节，历史就是“时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结果不能预定的过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趋势的交汇。第二个也是最初的主题则是本赛德所提出的被马克思称之为“德意志科学”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理论计划的影响。本赛德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结构中可以发现谢林和黑格尔提出的“反牛顿”的自然概念和19世纪中期流行于德国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影响。青年马克思信奉“激进的一元论”，渴望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的本质的单一科学。当代自然科学如混沌理论则支持了青年马克思的这种信念。《资本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转的方式类似于那些复杂的自然系统的运转方式。在这些复杂的自然系统中，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统的行为是非线性的。除了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提供认识论上的保证之外，这种类似性也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交融奠定了基础。《适合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异端马克思主义思想活跃的标志。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战。

马克思化范文篇6

很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单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理论性的研究对象，以做学问、搞理论的态度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条式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方面需要与实际情况、国家民情相联系。从开始，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一直探寻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因此才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所以，当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摆正研究的心态和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既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也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目的。要将社会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在一起，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双重的成绩。同时，针对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研究人员还应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内涵进行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要将创新思维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中，用发散、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源出发阐释出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思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长久地应用下去，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才能被真正地彰显出来，而不是作为内容高深的理论束之高阁。

二、紧随时展，把握时代特点

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我们越能够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就是活的思想、活的理论，不是刻板僵硬难以深化的理论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变显示出新的内涵和作用。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动态的研究，灵活的研究。所谓动态、灵活的研究，就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与之相反，真正地走入社会，对社会的变化进行把握，对时代的潮流进行了解，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中活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社会和时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通过回顾我国不同时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知，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时期的领导人在其认知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常用常新，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有利途径，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三、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外，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因此，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解决之道。

（一）增强学科联系，进行综合研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院派的研究人员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没有实际的交集，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但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都有重叠，其实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学科交叠的产物。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可以尝试着增加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例如，历史学科中有着详实的历史记载，通过翻阅中国近代史，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进行了解，并且还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阶级斗争、党派纠纷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只有以史明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贴近中国实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增加研究视角，实现多维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研究，不仅要注重研究的综合性还要注重研究的全面性，要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而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欠缺的，很多专家学者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点上，并进行群体式的研究，这样只能在一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不利于研究的多元化。所以，在今后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开始增加研究的关注点，进行多维的思考。

1.兼顾整体与局部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应该全面、整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要关注研究的体系、研究的整体思路等。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性研究或者说是宏观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局部内容，对这些内容的掌握可以有效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所以研究的过程中要对整体和局部进行同等的关注。

2.兼顾国内与国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字面上看是针对国内而言，换句话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研究，但是实际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仅将眼光在国内，对国外情形不予理会，对全球整体发展不予关注，就很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全球大的发展方向相偏离。所以，研究人员要开拓视野，既要对国内发展变化进行全面的把握，也要掌握全球趋势，对全球发展形势进行了解，并将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对中国发展起到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

3.兼顾历史与现在

历史是面很好的镜子，能够让人看清现在的问题，能够让人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学者习惯向前看，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实际上现在与过去相结合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最内在精髓的东西，也才能知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何种解读才最适合中国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注重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现代的把握，并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兼顾学术公正和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发展与升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与升华应在学术研究公正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公正，就是指学术研究不受国家政治态度的影响，不让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公正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

四、结语

马克思化范文篇7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人，其理论使命和理论归宿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舞台。我国在长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的认识到对人的重视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具有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人学著作却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袁贵仁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这本书中，作者创新性的提出了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必然。这一观点确立了人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论断仍然需要对人学理论的体系进行架构和完善。人学理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以及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人的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的人的重新认识问题是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终价值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实质。”在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中，黄克剑教授指出：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人是通过与物的关系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是反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争论。王友洛研究员2010年发表于《学习论坛》的文章更是把人学理论比喻为“普照的光”，他从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价值的角度认为人的发展是马克思理论追求的终极理想，所以人学理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其次，从科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群众，因此研究群众本身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研究的新进展是从发展着的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来促进理论中的人学体系的演进和发展。因此，社会中的人成为研究人学理论的落脚点。研究人本身，也必然要从以财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剖析。脱离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脱离社会和非现实的人。社会中的人是以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人，他们与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以及社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在这些关系中把握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属性，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再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吸收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的，只有这一理论同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相结合，才能形成有助于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伟大实践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阎树群教授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多维意蕴》中从多重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他提出要从表现形态方面，从具体内容方面和历史地位方面多维的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说，从多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新城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论文《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王学兵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黄凯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变迁、内化、共生》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重要阵地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上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是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理论写实，同时又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为解决好我国发展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国现代化即实践创新，需要破除对某些现代化模式的崇拜，赋予现代化以新的灵魂和格调。”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体现了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勒书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马铁键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等。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从这一过程本身发展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徐光寿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李德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足迹》等。

这些学术成果分别总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阐述一种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方法论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的热点，这其中主要有学者们所总结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形成的关于我国发展建设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较多，主要有同志的民族解放与发展建设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理论、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同志在深化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改革开放的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所形成了最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进而探索和回答时代课题。

马克思化范文篇8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么，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文集》第3卷，第75页）

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选集》第3卷，第791页）

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选集》第3卷，第790页）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选集》第1卷，第154页）。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选集》第4卷，第1319页）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思想工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诞辰110周年，回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选集》第4卷，第1516页）。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国以来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化范文篇9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么，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文集》第3卷，第75页）

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选集》第3卷，第791页）

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选集》第3卷，第790页）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选集》第1卷，第154页）。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选集》第4卷，第1319页）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思想工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诞辰110周年，回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选集》第4卷，第1516页）。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国以来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化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相结合,经过这一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并引领党和人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引导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体是人民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服务社会，历史我党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目标，领导全国人们改革开放创造伟大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满足广大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中国特色思想

中国特色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世界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与之密切结合，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建设和改革,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标志着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和目标。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要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国情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2]。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推进和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面临和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遵循和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速度的增长会随之减慢下来,这是一个不变自然规律。所以要根据客观规律进行合理的制定发展目标,不能盲目加速发展。经济发展规律是经过多年实践经验验证的,经过许多代价换来的,尊重并运用客观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要求。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思想

指出，随着不断发生变化的国内国外发展形式，以及持续不断发展的我国国内的各项事业，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必须要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发展？怎么坚持？又会发展怎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建设前所未有的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回答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现实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中国化思想的中心,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促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环境独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推进和发展。

5与国际接轨,引领世界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跟据中国国情的运用而形成的,必然也能影响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加入国际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够在新时代产生巨大的变化,我国作为东方大国在世界领域占用不可忽视的地位,就是因为进行了不间断的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必须加入世界民族行列，吸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以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是党前进的旗帜。改革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是党和人民事业蒸蒸日上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措施。中国加入世界民族,不能是单纯的被动加入和适应,要主动融合并参与，并指引领导世界民族发展。"一带一路",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合作共赢的阳光倡议,从一开始就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融入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做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加入世界因素,更要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去影响世界,强调，把握民族特色，加强民族制度和文化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使世界上和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有了发展的方向，为世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6结束语

总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以人民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支撑下,结合中国国情,更好的依靠并服务人民的思想。注重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并研究问题,依据客观规律解决问题。中国要积极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国际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