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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8:29:37

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1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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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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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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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是探索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其一它是一门经济学基础理论课，其二它也是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名著《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一系列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按理说，如果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别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商品经济，它们的内在经济运行机制应是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客观规律应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所用，因而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而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青睐，可是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大学生普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教师也觉得难教，师生对此都颇有微词。特别是在理工科的院校中，由于本身校园文化中一般都缺乏人文学科的氛围，类似这种基础理论与思想教育课更是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此做出一些探讨。

1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1.1以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主线，使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过程与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但是，这并不是教学内容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众多，包括从抽象到具体、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统一、矛盾的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存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各种基本原理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各个基本理论，来具体讲授各种研究方法。例如，资本范畴的内涵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一个出发点，它也是整个课程中的一个基础范畴。在讲授这一理论内涵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结合介绍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经济范畴——商品开始，他分析了商品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如使用价值和2018年/第10期/4月（上）49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推动商品这个比较简单的范畴发展到货币这个比较复杂或比较具体的经济范畴。然后马克思又从一般的商品经济形态分析进入到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分析，把一般商品经济中的货币范畴进一步具体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所以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从资本的内涵出发的，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应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也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组成的，在分析经济活动规律时，首先从最简单的规定性开始，只有把经济活动的最简单的规定性弄清以后，才能把更复杂的规定性考虑进来，这样就能逐步达到对于具有复杂的规定性的科学认识。1.2将理论讲授和现实中的重大热点问题联系，使教学能反映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要求。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国内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民众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这些新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正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为了增强课程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就必须将理论讲授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在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可以联系当代信息经济时代的实际情况，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今信息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使学生感到即使是在信息经济的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是真理。再比如有关资本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些商品、货币、资本等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的范畴，实际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都是商品经济。但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资本，其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并在特定生产方式下运行，它往往体现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并且为不同的主体服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是为资本家服务，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是为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全体人民服务。再比如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这是课程中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现代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智造”创新发展的事实，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是学生很关注也很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很好地联系这些现实问题，就会极大地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1.3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使学生明辨是非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本身是开放发展的理论。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采用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以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心理分析为主建立起来的一套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理论.它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指导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部分)的延续和补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知识的角度，还是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说是当代大学生有所需要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供求理论、成本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对于我们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借鉴其它经济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将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比较、分析和讨论，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取长补短，合理吸收。但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把握分寸，只能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不能主次不分，用西方经济学来诋毁或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分辨是非，即正确掌握科学的经济理论武器，又真正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

2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模式

2.1建立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各种理论课的教学上有一种思维定势，即都是采取教师为主的单向灌输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便于对理论的系统传授，但它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和学生思想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这种灌输模式中，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难产生共鸣，特别是如果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一部分教学时，强制的理论灌输会使现代的大学生产生一种排斥心理，极大地影响教学效果。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是建立一种新的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如MOOC课、O2O混合式教学等翻转课堂形式。在此种模式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建立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启发式教学就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教师在教学中不仅仅是讲授理论本身，而更重要的是讲清楚理论形成的思路，理论的应用等更宽范围的知识，使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例如关于个别资本增大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方法，其中资本集中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这也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或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可以启发学生，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集中也应该是我们的企业增大自身资本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为了增大资本，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也可以采用联合或兼并的方式来发展自己.而学生可能会提出疑问，到底怎么样来联合或兼并，教师这就需要进一步讲解这个问题，这需要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是企着教师的讲解而积极思考，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参与性，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理论灌输的局面。2.2打破教师教学唯一承担者的模式，动员各种外部力量参与教学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性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并不是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唯一承担者，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还需要充分调动学校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教师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营造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良好环境与氛围。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在缺乏人文学科氛围的情况下，更需要外部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的支持。当前，互联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很大，也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校的校园网络具有良好的互动性、信息的大容量性，它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校园网络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学习，而且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学生可以大胆地对不同观点与主张提出质疑，这是一个教师和学生都可以畅所欲言、平等自主地学习场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以利用好校园网络这个工具来提高教学质量。如重庆邮电大学的红星网络室，就是一个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基地，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室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等进行答疑辅导，教师可以将各课程的教学大纲放在网络室供学生随时自我学习，教师也可通过网络室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效果，这样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进网络、进头脑，全方位地让学生接受教育，很好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时效性。

3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形成科学性与逻辑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方向。

一、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种模式

按照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来源，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

多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经济研究的著作和书信等材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内容庞大的宏伟体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五篇计划”和1858年提出的“六册计划”。而已经出版发行的《资本论》四册仅仅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小部分，“六册计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绪论”(商品和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六册构成。

汤在新教授认为应从“六册计划”出发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开始经济学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或者财富增长。其次，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科学的叙述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

杨国昌教授则以“六册结构”和《资本论》为逻辑起点，从导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商品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一般原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六大块构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仍是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蓝本构建的(周冰，2004)，并以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模式。传统模式按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分别形成理论体系，另一种形式则是试图将社会主义部分与资本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第一种形式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基础，一般秉承《资本论》的体系框架，再加入垄断资本主义部分和经济全球化等内容，就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苏联范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传统”的潮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遵循《资本论》的体系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突破“苏联模式”的理论体系，如许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谷书常教授197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北方本)、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等。这些教材都以其权威性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书堂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1989、2000)，蒋学模教授的《高级政治经济学》(2001)等都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不断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总论(2001年4月)和社会主义本体论(2001年10月)堪称严格遵循传统模式的典范。他以社会主义劳动为起点范畴，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总论部分)、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等，并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和主要范畴，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利益、政府等范畴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本体论分析，并最终形成了到目前为止少有的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隐含假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的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为前提，在本质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涉及到的范畴的研究析析较为深入。但该理论体系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现实感不足。

谷书堂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和“北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重视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成果，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制度作为分析前提，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和发展。这理论体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有益探索和创新，其现实性不言而喻，但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如何解决研究对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线的二元性(即“三过程”与“四环节”)(周冰，2004)将是这一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大考验。

传统模式的第二种形式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的创新模式，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逄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过程论”，首创“五过程体系”，除了导论、尾论之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及国际经济过程。构筑这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渊源是“六册结构”和《资本论》的逻辑框架，遵循从“一般范畴”到“特殊范畴”，从“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的原则，组织起了反映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体系。

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力图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分为两部分、内在逻辑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了三篇结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性的范畴及其运动；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则主要结合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一般范畴的特殊或具体形式，并将经济运行纳人到了体系之中。

这一理论体系体现了将两部分有机统一的尝试，同时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来界定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实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范畴的含义及其运动进行了探索，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第三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代模式探索。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出现了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差、研究方法单一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现代化则是共识。当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现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保留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沿用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构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可称之为“修补”方式；二是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可称之为“嫁接”方式；三是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具有普适性为前提，用现代经济学范式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称之为“重建”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仍然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主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时，更多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这种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经过现代市场经济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我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应当也能够成为我国正在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元素。在构建现代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来分析，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理论体系。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学具有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属性，上个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应该大力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并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和指导，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包括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在内的三个部分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系键所在，也是当代在世界范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田国强教授认为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不仅包容了西方经济学，也涵盖了“东方”经济学甚至中特色的经济学，因为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所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方式；(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的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他们二人均认为发源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转型经济的分析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因而也代表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二、对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

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取决于其科学性和实践性。从科学性来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即提出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统一的逻辑主线贯穿整个学科过程。二是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由概念(即范畴)、推理、结论构成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结构，要有以起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为基础，有众多层次不同的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三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将现实经济问题归入一个规范、科学地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结论，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实践。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有对现实的解释力。

在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几点形成共识。

第一，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别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国内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历史演变的必然结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即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生产关系才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的运动来形成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生产关系体系，也就形成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界定贯穿整个学科体系的主线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为科学的学科体系，贯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都比较重视逻辑主线的构建，传统模式中仿照《资本论》形成的逻辑主线包括社会必要产品的运动(雍文远，1985)、生产的三个过程(谷书堂，1999)、生产的五个过程(程恩富，2002)、经济利益的运动(谷书堂，1999；蒋学模，2001)等。从总体上看，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不同的逻辑主线，各种范畴、概念在一条红线的牵引下多层次充分展开的逻辑过程。这是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当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对于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本质是有效的，但在应用层次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需要创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时效性、应用性和针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上除了采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纬度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从而构建纵向内容的理论体系，也要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即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建立经济模型的方法，从横向角度来构建理论体系，从而最终形成纵横交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围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内在动力。

拓展研究范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创新活力的源泉，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源泉。我国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理论源泉。二是要不断开拓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方面的解释优势。

二、对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

在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几点形成共识。

第一，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第三，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在党的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多次强调，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学习，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进行开展。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必须发展以及坚持的重要课程，为了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时间得到更好地指导，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的学习。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现状都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此现状，我们需要对其基本原理以及方法论进行学习，如此才能更好地对经济分析方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经济运动的过程进行清晰地认识和分析，更好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掌握，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

强调，我党必须将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结合，使其得到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促进理论成果的形成，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以及关于对共享、开放、发展、创新、绿色等理念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与中国国情相符合。与中国时代特色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学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得到更好地指导，因此在对基本的原理以及方法论进行坚持的同时，还需要使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进行结合，让新的理论成果得到延续。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明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理论以及实践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关于如何对这一系列的理论以及实践成果进行科学的概括，是需要我们一直进行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新概念术语，对这个重大的课题进行了回答，这也说明我们对这一新概念的认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更说明了我党在此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自觉和自信是具有相当高度的。

四、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任务进行明确

进行实践探究，是理论提出的基础土壤，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蔚为壮观，因此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以及成就是理论创造的培育土壤，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动力。因此，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创新性，需要对我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以及最新的问题进行研究，对新的规律以及新的特点进行揭示，更好地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成果进行总结以及提炼，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提高和创新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境界。

五、以新形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提出重大的战略思想以及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对各方领导的核心作用进行协调。政府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我们的政治优势有清楚地认识，并且需要坚定不移的进行发展优势。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的作用，以此对改革进行推进和引导，对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进行充分的调动，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在首位，带领人们共同走向富裕。合理的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部署经济工作的时候进行全方位的考虑等，以上都需要将此作为根本立场。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必须从行动上落实，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需要将以人为本渗透进生产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进行创新，而健康持续发展是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享，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开放，对先进思想文化进行吸收，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通过多角度、多种思维方式进行破解，不断地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通过对近几年的发言分析，我们应该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在不停的进行发展和丰富，很大程度上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得到了实践和实现。为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应该对关于如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认真践行新的指导，努力推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立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讨会述要[J].海派经济学,2016,14(03):174-182+191.

[2]赵俊兰.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学习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6,17(02):18-21.

[3]杨志.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思考———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15次会议闭幕词[J].教学与研究,2016(01):104-109.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对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等等。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等历史重任，同时明确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为我们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和研究目标。

一、要明确研究对象，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研究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学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明确研究对象对于确定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至关重要。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明确的解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经济范畴，揭示了劳动和资本以及二者敌对的关系，进而得出接近于生产关系的概念。在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论述了生产方式这个概念。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进一步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为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对象。贯通地看，“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2］（P7）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和选择存在错位与偏离的问题，或者疏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或者模糊、颠倒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主次逻辑关系，或者直接用生产力替代生产关系。由此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到实践层面，使得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比如，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公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推导出否定公有制的结论，在互联网上形成一股私有化的杂音，严重混淆了网民的视线。再比如：在关乎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方面，过分释放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产业的生产力，带来了房价高、入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农民工群体面临着子女入城后高额成长成本的问题。其实，生产力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为前提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既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变化。马克思生活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故他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这对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仍有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尚未改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的现实，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显现，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中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起来，既重视生产力，又不能撇开生产关系片面发展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要立足于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引导社会生产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使生产的成果由人民占有和共享，实现物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生产关系必定要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或分配，产生于生产关系内部，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对于任何否定公有制的观点必须予以坚决批判，必须牢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二、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好唯物

辩证法及其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变革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指出，他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方法”［1］（P21），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现象背后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从研究物与物的关系转为人与人的关系，从经济物质外壳的探讨深入到经济社会内在规律的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之处。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3］，“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4］，“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5］等。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唯物辩证法这一根本研究方法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指出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抽象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具体应用。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抽象法是以个别客观事实为依据，占有具体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和相互联系中抽象出来具有规律性的一般东西。马克思运用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抽象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目前我国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时，却缺乏这种抽象的概括。”［6］（P27）因此，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高度重视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突破、有所拓展。开放性、包容性、吸收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充分吸收借鉴了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秀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是《资本论》中关于数学定量方法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7］（P191）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要打通方法论上的学科界限和“门户之见”，既要充分运用抽象法、矛盾分析法、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等方法考察经济问题，同时也要充分吸收一切有益的现代科学方法。要看到，“系统论与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控制论与辩证法中内因外因关系的观点，信息论与辩证法中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等都是相通的。”［8］（P12）要深入挖掘定性与定量、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使之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数理支撑，从而使中国经济理论得到更全面的阐述。”［9］（P62）需要注意的是，要正确处理唯物辩证法与其他现代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要明确现代科学方法是服务唯物辩证法的，是为唯物辩证法提供支撑和补充的。既要把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又要明确唯物辩证法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主体和统领地位，既不能武断地用现代科学方法代替唯物辩证法，也不能片面盲目地追求现代科学方法的形式主义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真，一切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都要“落地”，都要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都要进入抽象提升凝练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要坚定研究立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鲜明的立场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创新的方向和路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去触碰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不关心无产者的疾苦，“他们的任务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0］（P615）因而他们没有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己任，通过科学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进而号召无产阶级通过社会变革获得解放。对大多数人福祉的关心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动因。对于莱茵省议会站在地主贵族的立场通过了反对林木盗窃的法案，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坚定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为维护农民利益进行辩护。在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生产方式的缺陷，确立了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人性的异化”进行了哲学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工人非人性化的片面发展，表达了工人们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的要求。因而“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物质生产看作是孤立的个人生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以求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明工人阶级的残酷命运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发生改变，劳动人民将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摆脱物的依赖性。由此观之，马克思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始终代表人民的立场，始终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3］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1］（P21）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紧扣民生福祉，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具体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2］（P213）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相关制度安排，加快构建和落实优先发展民生的共享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分配到人民群众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必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体落实到生产领域、分配领域、交换领域、消费领域的实践中。在生产中，物质生产要以人民为中心，补偿劳动力生产耗费；在分配中，强调人民共享成果，深入推进收入体制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在交换和消费中，践行公平交换、绿色消费理念，淘汰不利于人生存发展的过度消费。

四、要明晰研究目标，总结中国经验，回答发展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7

笔者发现，有15部民国时期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目前，笔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其中7部的目录或相关信息，但还未能阅读到其具体内容，故本文仅以赵兰坪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区克宣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纲》、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黄曦峯的《经济学史大纲》、张毓珊的《经济思想史》、金天锡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①为代表，介绍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②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经济学③。

二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①。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②。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③。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④。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⑤。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⑥。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⑦。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⑧。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

上述8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有一个共同点: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称其为经济史观)进行了介绍。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大段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⑨之后，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纳为两个要点，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瑏瑠。区克宣也强调，“大凡要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非懂得他的基础概念的唯物史观不可”，他在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6段话之后，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点瑏瑡。赵迺抟在介绍“经济史观之理论”时，先简要勾画了“经济史观的历史”，然后依次以《神圣家族》等8部著作为线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济史观的学说之产生与其发展”①。张毓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并不加评论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基本矛盾及其最终将被“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产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②。黄曦峯则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从头到尾都是以他特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解释③。唐庆增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他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理论都是以此为其哲学基础④。金天锡也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⑤。蔡庆宪则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其“国际革命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⑥。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介绍

赵兰坪强调，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柱石”，而剩余价值论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⑦。区克宣指出，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观念，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而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都“通通解决了”，并具体说明马克思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⑧。黄曦峯认为，“欲理解马克思的经济论，有先研究他的劳动价值说的必要”，并特别强调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6个要点⑨。唐庆增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进而介绍了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然后又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概念瑏瑠。赵迺抟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尤其详细，并运用很多公式和图示瑏瑡。金天锡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也非常详细，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大量原话和例子，以说明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等问题瑏瑢。

(四)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介绍

赵兰坪认为，要说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矛盾”，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其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图式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时被称为“恐慌论”或“崩坏说”。唐庆增指出，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②。黄曦峯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必然崩坏说”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论”③。金天锡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以及这一矛盾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④。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

(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理解

赵兰坪强调，“马克思之社会革命”是指“社会状态之变化，经济组织之改造，即由旧社会进而为生产力更高之新社会”，并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话加以佐证⑤。区克宣认为，“社会的智识状态，政治的生活过程，都是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由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相互运用，而成为社会的诸现象，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⑥。黄曦峯为了防止人们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用来解释所有“历史”事件的，还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⑦。唐庆增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与历史学派施穆勒提倡研究的“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⑧。金天锡则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一种进化思想，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⑨赵迺抟将当时人们对经济史观的批评归纳为四个方面并逐一加以评论。他表示，如果经济史观是“正确而真实”的，则“其结论如何”就是“无关紧要”的;即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错误的，其经济史观学说也不会“因此而被推翻”瑏瑠。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

在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时，赵兰坪认为，应当从“劳动力之研究”开始，并严格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①。张毓珊则强调，“马克思并不斥责资本家之贪求无厌”，而是“运用经济学原理，证明此种现象，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②。黄曦峯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无论何时都是指应该作为市场价格之中心点的价值”，虽然在现实中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它实际上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在运动，就像钟摆总是左右摆动，从来“没有静止于中心点的时候”一样③。金天锡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发展起来的，并正确地归纳了二者之间的三点不同之处④。

(三)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理解

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以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对象”，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不顾事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马克思既然“以实行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其研究之对象”，就“不得不作”这种“抽象”⑤。四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张毓珊强调，“在经济思想家之中，其姓氏能为全世界各国一般人所知道的，惟马克思一人而已”⑥。唐庆增却谈了他的三点“感想”，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多缺乏实证”;他的预测也“多失败”⑦。他的三点所谓“感想”现在看来也早已不攻自破。赵迺抟在介绍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后，将其“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①“颇能把握时代”;②强调社会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推翻了自然哲学的权威”;③“用社会的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④“着重于分配问题的公平”。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缺点”，他也归纳为四点，实际上都是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唐庆增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对劳动这一要素的“重视”“过甚”，因而“其价值论之不完全也”⑧。金天锡表示，自己“是赞成唯物论的”，只是“并不全然否认人类的精神作用”，但对辩证法却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与众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①。蔡庆宪则对于社会主义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将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反动的”两个方面(从其实际内容看，所谓“反动的影响”可理解为“派生的”———引者注)。②赵兰坪、区克宣和黄曦峯三人在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时，基本上没有加任何评价。

四结束语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8

对于人力或劳动力，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将其看作与资本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由于普遍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不高，甚至还有去技能化的倾向，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长期满足于把劳动视为同质的生产要素，只对其作量上的考察，而不关注其质上的差异。随着投入在劳动上的资源（如儿童抚养、教育、健康和培训等）逐步增多，劳动质上的差异开始凸显，这就让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萌生了用劳动的差异和分化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动机。为了能在稀缺资源配置的统一研究框架下考察资源对人力的投资以及比较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的回报，进而产生了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技术需要。而新古典派对资本的认识也早已为这种需要打下了基础。这首要表现在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不考虑它和劳动之间既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关系，而只考虑二者之间存在的技术关系。也即在新古典看来资本是生产要素K，劳动是生产要素L，K和L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定就已经包含了对K和L本质上一致的认同。其次，资本特征之一是生产性。新古典派认为，资本就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工具。劳动毫无疑问是生产性的，而且随着人们为获取更多知识和技能等劳动能力所作的投资日益增多，在新古典学者看来，劳动能力本身也可以类比为是由于投资而生产出来的一种特殊生产工具。再次，资本的特征之二是预见性。新古典派特别强调资本的未来收益性，而对人投资的动机正是未来能取得更高的收入。因而劳动者拥有的通过投资而来的各种技能就与其他资产一样，都形成了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正是可以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正当性理由之一。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传统中已经完全具备人力资本概念诞生的条件。马歇尔只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合乎市场用语的考虑而没有将人力纳入资本的范畴，舒尔茨等人完成的最终确立了人力资本概念的所谓重大“突破”也就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而已。从事后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看法的转变和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有人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视为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理论的又一最重要的丰富与发展，①但是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远不能称之为一场革命，因为它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研究的，无非是把过去对物的研究转向了现在对人的研究（王海杰，2006）。比如，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直接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原理之上，一是个人选择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个人（或者他的父母）在从事目前赚钱的活动和从事目前“亏本”但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以致增加将来收入的活动之间所作的选择，合理的选择是让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等于资金的机会成本（绝对利息率）；二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个人将来的生产能力，个人未来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因为其未来拥有的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舒尔茨等人将“人力”称为资本，只不过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一种过去没有考虑到的新的生产要素而已。总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扩展应用到对劳动者人力的分析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视或有意抹杀劳资对立关系的一贯做法。因为，至此作为一个基本解释层次的劳动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并被并入到了资本的概念中，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之间（以及因此在它们的所有者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两种资本都是“由根本相同的方法来积累——节约——和根本相同的目的——对将来收入高于现在收入的选择”。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看起来“在本质上是如此的相同以致它们有相同的姓氏：H资本和P资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非都赞同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而且从该理论诞生起也确实招致了不少来自正统经济学派的批评。比如，哈里•沙菲尔基于三点理由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概念普遍地用于人是得不偿失的：其一，“对人的投资”与对非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人的需求的复杂性，为提高人的才能而花的费用并非都指望获得一笔货币收益，因此以预期收益来在各种投资机会中作出合理选择是可疑的；其二，很难区分消费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即使能够划分清楚，也无法说明人的收入当中哪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人的哪一项投资；其三，即使都可以分开，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极不明确。再比如，麦拿文•热得尔认为这种理论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是回避了不同质的劳动分配问题。还有很多人对“人力资本”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人的知识和技能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以及人力资本计量模型存在诸多缺陷等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然而，这些经验主义的批评只是说明人力资本理论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比如更好地以模型做分析，更精确地测定相关的变量等。在是否可以把人力视为资本这一根本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家们集体噤声，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取消劳动和资本之间本质差异这一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努力看起来是成功的。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无意纠缠于人力是不是资本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相反他们倒是很乐意和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起高兴地看到，现在每个工人都变成“资本家”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琼森认为“从社会思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引者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工人是最出色的资本家”。然而，把人力视为资本即使从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来讲也是牵强的，原因是舒尔茨等人对人力投资的强调并不必然能引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明塞尔就承认，“技能”、“劳动质量”和“人力资本”这几个术语在他的研究中是等价的。而且把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看作是人力资本一来面临着计量上的困难，二来也难以与物力资本价值作比较。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定要将“人力”称为“资本”，应该说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需要，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能更平滑、顺畅地嵌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很难说是对理论的科学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对人力资本概念的默许为日后的资本泛化埋下了祸根。西方很多学者受人力资本的启发，不断将越来越多的东西冠以资本的称谓，例如知识资本、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顾客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甚至还有权力资本、道德资本等，似乎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了。问题是，当一切都成为资本以后，资本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他们自觉地在需要的时候把人力资本概念当作无需讨论或解释的挡箭牌拿来用一下，同时又很明智地始终不把人力资本概念或理论完全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为此，马克•布劳格预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框架会逐渐衰落，但是很难想象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推论出来的东西走向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还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

马克思对于资本强调的是其社会关系的属性，而不是物性、生产性或者收益性。前者和后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决于多主体，至少是双主体之间的多方面互动，后三者则均取决于单一客体的特性。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认识完全不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同一个认识层面的，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还停留在物本身或物物关系上，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物背后的人人关系上。下面从资本关系的几个特点来看为什么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首先，资本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资本的一些载体可以是一种自然存在，和历史无关，但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显然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出现的历史前提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只有购买到劳动力商品之后才能蛹化为资本。换言之，没有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关系就没有资本，劳动力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工人得到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资本家得到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然而，甲人力所有者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卖给同样只有人力的乙人力所有者的，也即一个只有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去雇佣另一个人力所有者。所以一个人的人力是绝不可能成为资本的。其次，资本不是一种独立存在。资本的目的是要实现价值增值，而要想取得剩余价值就必须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使用能创造出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由于工人的劳动力已经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了，因此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进而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就都与工人无关而全部归资本家所有了。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了资本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不是工人劳动的产物。然而，资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离开工人的劳动而实现自我增值的，实质上资本价值增值的秘密正是源于资本所有者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也即剩余价值是工人生产的，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强占的东西。可见，资本的存在离不开其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人力所有者即使实现了某种所谓的自我雇佣，也不可能凭借对自己人力的占有而去占有别人劳动的成果。所以人力还是不能成为资本。再次，资本存在的形态并不固定。资本不在乎自己采取什么形态，而且它要保持作为资本的资格就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形态。具体来讲，产业资本必须在运动中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实现价值的增值。事实上，资本在生产资本这个形态上是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的，即当工人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后，劳动力就成了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工人的人力在出卖之前不能是资本而只能是商品，出卖之后虽然被并入了生产资本当中，却只能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工人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必须投入生产，必须作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唯有如此，工人劳动力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工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工人不能与资本家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管工人接受过多少教育，拥有多少“人力资本”，都一样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坐等劳动力价值贬值，这哪里有一丁点资本家的神气！可见，那种说工人拥有自身人力资本而成为资本家的说法无异于是痴人说梦。总之，从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人力和资本分别由分处于这种关系两头的所有者掌握。因此，人力和资本本身就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同时也是互为条件的，一方绝不可能成为另一方。如果非要把人力说成资本，那么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就被消灭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洞见也就被消灭了。一句话，如果承认人力资本概念就等于放弃马克思经济学说而与西方庸俗经济学说同流合污。马克思对此的认识是非常清醒和坚决的，比如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到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时，就曾多次强调二者是作为异己的东西相互对立的，绝不可以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也明确说道：“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甚至马克思早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泛滥的近一百年前就已经批判过庸俗经济学把人力看作是资本的倾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对生息资本和利息的考察中，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看成是提供工资这种利息的资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应该说，马克思在这里的精辟论述已经点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死穴，可惜西方经济学家无视马克思的批评，在百年之后又对所谓的人力资本问题老调重弹。无怪乎连罗默都承认，主流经济学这个硕大无朋的共同体，是极为自信且排外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有着一种近乎宗教式、政治运动般的信仰。②由此亦可见一斑。

三、警惕两种不当倾向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打着“重视对人投资”的旗号，表现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很快就受到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人们普遍的欢迎和追捧。这首先和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大背景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求教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被引进，其中自然少不了出了几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人力资本理论。其次，人力资本理论的旗号与马克思“重视对人的发展”的思想具有某种相似性，一度让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丧失了警惕性。人们误以为其代表了一种新的信息经济时代下科学的新见解，从而对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抱有极高的期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几种不恰当的倾向：其一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所谓的“人力资本”思想；其二是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某种融合或嫁接。这些做法的初衷要么是一种权宜之计，既想迎合西学潮流，又想维护马学在国内的正统地位；要么是想借西学实现对马学的某种创新与发展。但是从这些年实际研究工作的效果来看，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开始发觉这些做法只能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却选错了前进的方向，既没有维护马学的正统地位，也没有实现对马学的发展，反倒造成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诸多混乱。如果说这些偏差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重新审视和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一）试图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倾向1．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理由是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确立了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特殊地位。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物质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的“新三位一体公式”，宣称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矛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成立归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说是认错了“祖”、归错了“宗”。因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主张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作为可以互相替代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以及人力资本是未来满足或收入源泉等其实质是以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必须否定而不是肯定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就导致有人在所谓的“新三位一体公式”上更进一步，干脆提出人力、物力、地力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的“三元价值论”。这就已经完全走到为了坚持人力资本而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上了。2．认为马克思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做法“包含着较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人力资本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可变资本”。还有人直截了当在其文章的开篇就写道：“企业有两种资本，一是物质资本，二是人力资本。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前者被称为不变资本，即不创造剩余价值，不发生价值增值的资本；后者被称为可变资本。”把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等同于人力资本，显然是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前文已经述及，资本确实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但是必须是人力所有者把人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人力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才被马克思命名为可变资本。马克思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人可以成为资本，而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全部资本（C+V）。可变资本不能成为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当人力变为可变资本以后已经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为资本家而不是人力所有者带来剩余。人力对其所有者而言，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资本的功能。可见，用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来支持人力资本的说法，是对马克思多么“笨拙的歪曲”（吴宣恭，2005）。3．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分析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般就是不考虑资本所包含的关系属性，只考虑资本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共同规定”，并据此认为“人力资本具备资本的一般特征”，“将‘人力’视作‘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扩展”。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歪曲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解释。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是马克思对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的抽象，特殊资本又是从对无数个别资本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的“共有规定”。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资本的这种“共有规定”究竟是什么，但是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资本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讨论，这种规定绝不能仅仅理解为资本的“增殖性”。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几种特殊形态时曾经指出，尽管从历史上看，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比产业资本更古老的资本形式，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产业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都是其派生形式。顾海良教授指出，马克思区分资本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是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关系的关键”。如果把“增殖性”而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资本的共有规定，就相当于把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退回到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理解水平上。这无异于抹杀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别。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产业资本论述的就是资本一般，“增殖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包括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运动、一种制度、一种生产力等规定。③正是在对资本“共有规定”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让国内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了西方人力资本的概念。为了容纳人力资本概念又不得不对马克思资本的范畴进行拓展，以至于最后把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作为了“资本一般”，而把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强调却视作“资本特殊”，由此就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4．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概念的含义就等于人力资本。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与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的说法类似，由此认定马克思的“劳动力”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理论中已经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这完全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了二者表面的联系，却忽视了本质差异。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对资本的理解离不开观察其社会属性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既有其自然属性的一方面，更有其社会属性的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社会属性就是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卖且只能出卖给资本家的特殊商品。如果对事物的观察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忽视对其背后人与人关系的考察，我们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这就好比我们说张三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李四也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所以张三和李四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社会关系，比如张三是李四的父亲，那么张三和李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人，而且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5．认为马克思关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的论述是人力成为资本的依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时，有一段话中提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到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就说明马克思也把知识和技能看作资本，进而马克思也有人力资本的思想。其实只要仔细读一读这段话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决不是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收入。相反，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被并入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的力量当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马克思这一部分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经历了从单个人控制的手工工具到机器或者说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演变过程，而工人则经历了从利用工具到服侍机器的过程，最后成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后，活劳动开始被物化劳动占有和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工人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都作为对工人而言异己的力量而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也从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演变为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由此可见，具有固定资本属性的知识和技能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被当作剥削劳动和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二）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倾向如前所述，凡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做法最终看来都是由于对马克思理论本身存在认识上的偏误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能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这就又有了另一种不当的倾向，即试图吸纳人力资本理论来修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主张将二者进行融合。比如，宋承先（1996）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价值基础，从而建立一个融马克思经济学与非马克思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体的新经济学。屈炳祥（1996）提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认为一方面劳动力资本化是由于市场经济普遍存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劳动者自己的资本。而劳动力资本化有利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造。王珏、李涛（1997）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让劳动者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劳动者不仅要拥有生产资料，还要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主人。劳动力不仅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流通的商品，更应该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分割利润的资本。任洲鸿、刘冠军（2008）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应简单拒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而应该批判吸收后者的合理成分，重视科学与劳动的结合，承认劳动力的价值增值性，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资本化理论。这些说法貌似两全其美，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为劳动者争得了工资收入以外的一份资本收入。且不说我们在对第一种不当倾向的批判中已经指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本身就违背了劳动价值论，而单单就劳动力资本化倡导者的愿望，即有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分配和提高劳动积极性来说，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似乎唯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说成是资本家才能提高其地位和待遇。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全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中劳动者的地位是靠其作为企业的主人，有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权力来保障的；在私有制中劳动者是雇佣工人要受到剥削，但这个时候要靠社会主义普照的光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靠什么市场经济中资本普照的光的作用。其实，劳动力资本化主张除了为少数高管获得高薪提供理论依据外，并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最终一定会损害而不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是因为劳动力资本化必然暗含着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可以资本化的，一定是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极少数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强的能力，其劳动力才具备资本化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歧视，是在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寻找合理的解释。④在此基础上，我国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影响力颇大的所谓“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争论。争论的背景是西方企业制度在演变过程中，经理阶层兴起并逐步成为企业的主导者开始有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以及员工持股计划等的出现让分享制公司成为与传统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争论始于周其仁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力资本作为天然的个人私产使得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经济利用价值就立即贬损或荡然无存。因此，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所有者特别是企业家或管理者应该获得企业的“剩余”。张维迎反对周其仁把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在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专用性，且人力资本不能承担风险，因此资本家获得“剩余”，即“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才最合理。张维迎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国内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驳，而这位学者的反驳就体现出试图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相融合的特点。该学者一方面并不反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指出非人力资本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证券化趋势使其与企业的关系弱化和间接化，而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社会分工造成）和群体性（社会协作要求）的特点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另一方面又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以此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以及最终“劳动占有资本”的企业制度将替代“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因。但是，既然财富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一直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佣资本呢？对此赞同“劳动雇佣资本”的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其一，过去的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造成了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其二，过去资本相对于人力的稀缺性。对于第一点，一个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而他自己又亲自从事生产活动，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资本来雇佣自己的劳动，也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劳动来雇佣自己的资本。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作为资本家只雇佣他自己显然是不行的，他一定要能够雇佣到别的工人。那么别的工人是因为他的“钱”还是因为他的“才”而受雇于他呢？答案是显然的。对于第二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一种生产要素如果更稀缺的话，只能表明它将得到更高的报酬。因此，即使资本真的稀缺，也并不能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雇佣劳动”的依据。并且，资本事实上早就不稀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国内资本就已经开始大量相对过剩，正因如此，资本输出才成为列宁描述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一大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19世纪末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呢？如果再把其归于劳动者谈判实力和谈判技巧的提高，那就更显然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了。因此，这些解释完全是西方经济学惯用的在现象层面兜圈圈的套路，这样的牵强附会即使从其自身逻辑和与现实的对比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它完全回避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回避了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的根本原因是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工人虽然在过去和将来都是自己人力的所有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就只能被资本家雇佣。换言之，只要资本关系存在，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废除这种企业制度，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用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作为理由去实现对货币资本家的雇佣只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而且劳动雇佣资本的命题看似有利于劳动者，实际上它一方面客观默认了过去存在的资本剥削劳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主张未来劳动者凭人力资本所有权获得企业所有权还有让我国国有企业迈向“合理”私有化的危险。可见，类似这种将人力资本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融合，事实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经济学而倒向了西方经济学的一边。正如吴宣恭教授所指出的，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拼盘式的混合”，它无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前提假定、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理论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的、本质的差异”，这种范式嫁接下产生的“怪胎”，于理论、于实践都是弊大于利，只会“误导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教材。教材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编写高质量的经济学教材，是传承学科知识、规范教学活动、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中国现实，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教材编写得如何，要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依据。教材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广大教师和学员是不是愿意用，是不是喜欢读，是不是能够从教材中获益，是检验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准。教材体系的编写，应以《国家哲学社会科研“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里所规划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领域为主，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的关键是认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前者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等一系列的原因［7］，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具体的课时安排中，不少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资本论》由144学时减到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则由72学时增至200学时，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设《资本论》。还有的高校在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心里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里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而缺乏马克思经济学教师。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党校系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笔者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动摇。这类经济学者，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愿虚心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论断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借鉴意义，无视西方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高度评价［8］。反而以“无用论”和“过时论”自我辩解。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两个认识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用论”。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指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是典型实用主义的幼稚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带有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是不会过时无用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第二，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出发，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而是能够较全面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以开创性者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对现实问题具有抓住本质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真科学”，不可能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9］”。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有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对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崇拜，也不排斥。笔者很赞同一代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0］”。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是教师

好的教材进入课堂后，教学环节至关重要。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如果教师队伍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既是一种学术，又是一种信仰。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中，韩愈更强调“传道”，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教师要传这个“道”，必须自己首先坚信这个“道”。自己不信，焉能让人信。因此，教师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情传播、真诚实践”。

其次，教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授业就是要求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种学术来传授，这就要求老师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如果仅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个“道”，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这个“业”，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遑论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教师的大忌。

再次，教师要加强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2002年12月18日，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校委座谈时，从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党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加强党校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11］。党校教学对象决定了党校有特殊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校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党校又是学校，党校工作中既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还要遵循党校教育的特殊规律。党校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干部教育的教学规律，在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右图显示了中组部培训中心做过的干部培训调查的结果。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干部学员欢迎的授课方式是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因此，我们要加强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组织和实施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它的教学方式。

最后，教师要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2页）“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假大空的说教，不回避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去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长点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思想状况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生动的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来解答学生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让学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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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京．驾驭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文汇报［N］，2004

3.董瑞华．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海派经济学通讯［J］，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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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进展［N］．光明日报，2007

8.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J］．求是学刊，2002;（6）

9.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17世纪，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批判都包含着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分析，但由于阶级立场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因而对劳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重要来源，其中的一些观点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其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突出贡献，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都与斯密的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密首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1](P25)斯密从效用和购买力两个角度来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当价值用来表示某个物品对于使用他的人的效用时，价值可称之为使用价值，换言之，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需要。而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则是当人们拥有某种商品时，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在此时表现为交换价值。斯密同时还注意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有的东西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却没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或者这种东西由于一些原因无法与别的东西相交换，这样的东西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对于另一些东西来说，看上去似乎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多少使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东西却可以与很多别的东西相交换，有时还需要用大量的别的物品才能换取，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使用价值或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使用，却在购买力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斯密通过水和金刚钻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他指出，水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物品，人的生存和工业生产都少不了水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用别的物品去和他人交换水；反观金刚钻，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得很少，甚至很多地方根本用不到，它却具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愿意付出大量的其他物品与之相交换。斯密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过程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并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是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缺陷。但斯密本人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缺陷。斯密在探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不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而是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整合，对价值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斯密认为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斯密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潜在地将商品和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等同起来，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因素。而斯密提出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论断，则彻底暴露了他在理解商品性质方面的理论缺陷。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其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也不会有人愿意拿别的物品去交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斯密在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的。当然，斯密在这一包含缺陷的见解中还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物化的劳动价值论。斯密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配第曾经指出：“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2](P95)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P26)斯密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且相对于配第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配第虽然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他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存在于金银开采活动之中，其他领域的劳动未必能够直接创造价值。斯密则不同，他将劳动对价值的创造作用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领域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否定了配第的只有开采金银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以往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导致每个人通常只生产一种或某几种产品，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其他的生活用品，就必须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相交换。每个人为自己生存而劳动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人劳动，人与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量的交换，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取决于使用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虽然斯密后来在解释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陷入了混乱，但马克思还是对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斯密看来，创造价值的不是某些生产部门特殊的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3](P64)。李嘉图后来在对斯密的批判过程中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购买的劳动，而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属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4](P1)。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在论述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都是主要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劳动，将劳动仅仅看成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只是作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5](P91)。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恰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过程不是一个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牺牲自身的自由、幸福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过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工具，把他人当作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也把自己贬低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具，用来实现他人的目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只是从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而没有很好地关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劳动对人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将人的个性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去，并把被抽去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6](P342)。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虽然马克思晚年较少使用“异化”一词，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尤其是异化劳动的批判始终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理论观点，比如主客体之间强烈的对抗性质、否定性评价等等，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的异化现象，发展出异化劳动理论。

（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现象的过程中对社会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封建土地主逐渐被资本家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最终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指出，地产原本都是归封建土地主所有，是属于一种相对不动的、稳定的财产，封建土地主通过农奴在土地上劳动或者将土地出租给有实力来耕作的人以赚取收益。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原先的这种运作模式正在逐渐消失，地产也变得可以流通和交易，私有财产的运动方式让土地也进入竞争的市场，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在土地成为商品之前，封建土地主对待自己土地的态度绝不像对待资本和商品那样简单，而是包含着特殊的感情成分。“土地仿佛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6](P261)这些土地给封建土地主们带来的统治力量完全超出了经济方面，它是对被统治者全面有效的统治，这样一种形势使得当时的封建土地主对属于自己的土地的热爱完全不止于对资本的狂热，封建土地主甚至可以像热爱祖国一样对自己的土地抱有强烈而深厚的感情。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土地这种最原始的私有财产也卷入竞争而成为商品。土地之前所能给予它的所有者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光辉的家族史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所有者不再是依靠以往的统治方式来获利，比如让农奴在人身方面依附于自己、或者让领土范围内的人向自己进贡。政治色彩正在逐渐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资本统治和金钱的利益。原先的封建土地主并不要求利用自己的土地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只要有归其统治的农奴或者农场主替其劳动，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物质财富供其消费即可。现在地产的所有者和他所拥有的地产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地产所有者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地产如何能够为他赚取最大数量的金钱，连结地产所有者和地产的中介，是人的钱袋而不是以往的政治因素。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褪去以往的政治色彩，变成单一的、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也体现为经济方面的联系。所有者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产也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抱有深厚的感情，地产已经无法像自然经济时代能够赋予它的所有者权势、荣誉和爵位，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的地产不会再被所有者当成自己的小王国，地产的功能已经被降低到物质财富的层面，成为所有者为自己牟取各种经济利益的工具。“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6](P262)，所有者对劳动者成果的直接剥夺也演变成利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易。土地成为商品不仅表现为地产以资本的形式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和剥削，也使得所有者因为地产这一资本的买卖和交易引起财富方面的变化，没有生命的资本实现了对活生生的人完全的统治。土地一旦成为商品之后便进入市场竞争的领域，时刻经受着商品经济和资本竞争规律的支配。地产所有者要求自己所拥有的地产能够给他们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地产的交易成为了社会上一种常见的现象。地产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通过一些法律和制度长期、稳定地为少数人所有，地产的分割和买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人们手中的地产有时增加、有时减少，地产不断从一些人的名下转入另一些人的名下，地产的垄断格局不断遭到破坏。“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6](P264)没有工业资本，土地就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总结道：“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6](P287)土地或者说地产这种不动的、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不完全的资本，必然会成为现代工业资本的附庸，在现代工业资本的带动下，土地才能够逐步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为它的所有者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随着土地从一种狭隘的私有财产、不完全的资本形态向完全意义上的资本的转变，土地所有者也逐渐蜕变成现代商业资本家，资本家将取代土地所有者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统治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二）劳动的现实化变成非现实化

两大阶级的形成和对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出现异化。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有关宗教异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是劳动的主体，产品由工人的劳动来生产创造，但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并不归他们自己所有，而是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取得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工人替资本家劳动、创造产品之后，资本家只支付给工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工人的生命活动，以便工人继续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正如洛克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把一个人的劳动的报酬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中去”[7](P33)。因此，工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也就是劳动产品，并不是工人所能够控制的，是存在于工人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是异于工人自身的。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大、种类越丰富，他自己反而越是成为贫穷的人。正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的那样，被统治阶级的劳动往往“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8](P58)。工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却不断地在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工人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始终是非常低廉的商品，资本家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让工人为自己创造巨额的财富。因此，社会的财富在不断增值的同时，工人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工人作为人的价值反而不断在贬值。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6](P268)，劳动的对象化是指将劳动外化、物化在某一个对象当中，形成产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对象丧失，劳动的现实化实际上对于工人来说是非现实化，因为工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是给别人创造利润、供别人享受的，自己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工人被他所创造的、摆在自己面前的巨大财富压制和奴役。“青年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的类本质是自由自主的劳动，但这种自由自主的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成为了异化劳动。”[9](P37)为此，马克思感慨道，劳动的现实化变成非现实化到如此地步，本应对劳动对象的占有却变成劳动对象的丧失，使得工人贫困到食不果腹的程度。工人不仅在生活资料上缺乏应有的回报，而且在劳动资料上也必须依赖资本家，以至于劳动对于工人来说都成为需要通过极大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得到的机会。“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6](P268)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表现为这样一种异化的关系，导致工人生产越多的产品，他自己占有的比率反而越来越少。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体力精力越大，所创造出来的反对和奴役自身的力量也就越加坚不可摧，工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为资本和资本家所操控，工人的内心世界也就越加不自由。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体现在生产结果方面，也就是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和物质财富成为对抗自己的力量，还表现在工人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生产行为使自身同人的本质相异化。正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生产行为并不是他本身所期待的，所以工人通过生产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财富才会同自身相对立，成为异己的东西和力量存在并且压迫自身。工人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产品不过是生产劳动过程的最终成果，是作为结果存在的，是相对静止的存在物，而工人的生产过程、生产行为则是动态的，生产行为体现的是一种能动的异化过程，是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失去了它本应具备的积极因素和特征。“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6](P270)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

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不只将劳动看作是提升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他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来研究，认为人应该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使自身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丰富，“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10](P644)。（一）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和特性。一个种、一个类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反映了这个种和类的特性，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过程，人在劳动过程中将自身与其他的类区别开来，通过劳动发展自己，达到自身和谐统一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人依赖自然界生活，但人的活动范围远远比动物来得广泛。自然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不仅把自然物质转化为人的肉体，而且逐步认识自然，将自然界变成“人的精神的无机界”[6](P272)。自然界起初只是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对象，但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对象化劳动过程，已经不再仅仅把自然界作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对象，而是在劳动中不断认识自然，发展出自然科学和各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象化自身的意识，通过劳动使自身的意识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提升自身的能力，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通过对比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明人类劳动是人丰富自身的过程。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和它们自身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并不懂得区分自身的生命活动和其他活动，动物所进行的生命活动目的仅仅在于维系自身肉体和生命的存在。而人则不同，人除了进行直接的生命活动之外，他还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有意识地去认识自身的生命活动，这样一来，人进行生命活动的过程中实际上不只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这一过程更是人将从外部世界获取并经过意识加工过的想法再一次通过劳动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实现既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又是人不断丰富自身内部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由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人将自然进行人化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人自身，使自身在肉体和精神方面得到发展。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的生产活动与人的劳动不同，动物的生产只生产和自己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是一种本能的不带有改造外部世界意识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活动无法给自身带来质的提升。总之，“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6](P273)。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将在有意识的对象化劳动中得到发展，他对于劳动的理解不同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并不认为劳动是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牺牲，相反，人正是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存在和力量，以此实现自身的发展。人的劳动不像动物的生产那样完全依靠肉体的支配，人在个体自身暂时没有肉体需要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生产，这样的生产活动既是对自身能力的锻炼，又是为社会其他成员的发展贡献力量。从生产的结果来看，动物的生产只是再生产出自身的肉体，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劳动除了再生产自身的生命之外，还提升了精神境界，甚至再生产出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客观外部世界。动物的生产过程是被迫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的生产则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人在劳动过程中可以按照不同的尺度生产出自身或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产品，不同尺度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使得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更加统一协调，人在劳动中不断地丰富自身，“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6](P274)。（二）从外在的强制劳动到属于人的本质的劳动。在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上，马克思既不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看到劳动的否定方面，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只看到劳动的肯定方面。黑格尔在谈到劳动时认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不像人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表面上是受到了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但实际上他们在劳动中使自己的意识对象化，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推翻奴隶主剥削统治的欲望。“就这一点，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于奴隶对主人的优势明确包含在奴隶通过劳动与自然建立的直接联系中。”[11](P83)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实际上得到了自我提升，而奴隶主却是只得到了奴隶生产的产品，自身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可言，他们在奴隶面前其实是失败的。“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只将劳动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与确证过程，最终是将绝对观念投射下的人推向历史的前台，马克思是在经过哲学变革之后，才发现黑格尔的问题所在。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人与劳动作为同构性关系提出来，在这里，劳动不再是为了一个黑格尔式的预设目的，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只要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性特征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才是走向人的真实生活的基础。”[12](P107)若要克服人自身分裂的状态，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13](P121)，推翻那些使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共同体中，人的个性实际上是被蔑视的，因为在以往的共同体之中，个人是作为阶级成员而不是作为能充分发挥自由个性的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异化劳动反映了虚幻共同体中不同阶级成员利益相互对立的状态，对于结成不同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双方的利益是存在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结束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所遭受的奴役状态，“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13](P121)。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自身在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同的。在没有剥削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主要是直接地面对自然，将自然界作为使主体生存得以实现的对象，这时的劳动相对阶级对立社会中的劳动较为自由，但人们同时也是以公社成员的身份面对自然，即便一个人在当时可以从事多项工作，他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还不发达，人处于一种原始的丰富性之中。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论是奴隶劳动还是雇佣劳动，劳动始终都是一件让被剥削阶级感到不自由的事情，劳动在阶级对立社会中是异化的，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属于“外在的强制劳动”[14](P615)，被剥削阶级只有在不劳动的时候才能感到自身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所形成的联合对于人来说是异己的，只有在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建立的新的共同体才能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但这一经济性质的运动与以往其他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不同，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第一次自觉地消灭以往自发形成的社会状态，将社会生产力自觉地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不再以阶级成员的身份为中介而是真正以个体本身参与到真实的共同体之中，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为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取代剥削阶级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不再把生产劳动强制地推到部分人的身上，生产劳动届时将成为每个人全面发展自身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0](P644)，人将在属于人的本质的劳动中确证自身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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