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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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大钊的名字响彻寰宇。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毕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传播和践行,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建党百年之际,重温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历程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响应十月革命号召,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先驱。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是其历经生活苦难,四处追求真理的个体选择,也是他经过对现实社会和文化思潮深入思考后的理性抉择。为救国,李大钊曾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潮,当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时,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在其迷茫之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经过比较和鉴别,开始思考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阶段

李大钊自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深研政理”的志向,他先后考入永平府中学和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以谋救国之良策。辛亥革命胜利后,长期战乱的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李大钊为民主、自由将会实现感到振奋,对民主共和制度给予坚定的支持。然而,“民国”成立不久,李大钊就发现了共和制存在的“隐忧”。他在《隐忧篇》中指出民国存在六大“隐患”和三大“隐忧”,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私心”。他在《大哀篇》中,对民主共和的实质进行了深刻揭露,他指出,革命的成果被“骄横豪暴之流”篡夺,这些人争权夺利,并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仍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他在《风俗》一文中指出,在袁世凯身上看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李大钊的言论体现出他要求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完全暴露,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给予了全面彻底的批判,明确指出“民彝”是“民主、自由”的精神。《民彝与政治》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民主思想的成熟,他的民主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16年,李大钊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投入到反袁斗争中。袁世凯死后,李大钊认为中国的黎明即将到来,他写下《青春》《晨钟之使命》等文章,表达了他渴求“青春中华”独立解放的愿望,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张勋复辟彻底打碎了李大钊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蓝图的设想和希望。综上所述,早期的李大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勇士,主张民主和自由,曾对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抱有幻想。

(二)马克思主义初步探索阶段

在李大钊迷茫之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寻求救国良策的李大钊看到了希望,他的思想开始向社会主义靠拢。他看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肯定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有了抛弃法国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多篇文章,论证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号召中国人民要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新潮流的准备,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1918年至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从支持俄国革命开始,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思考和分析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已开始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阶段

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李大钊认识到阶级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李大钊在1919年2月发表的《战后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1]。这充分表明李大钊已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2]这表明李大钊已开始在国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两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标志着他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已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具体表现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研究、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勇往奋进以赴之”

李大钊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就决定用半生的精力去研究它。通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从马克思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驳斥了唯心主义的臆说,重点论述了生产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3]17,有生产手段和无生产手段的两种阶级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冲突状态。面对这种冲突状态,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把被剥削阶级联合起来抵抗剥削阶级的斗争看作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3]20。可见,李大钊已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李大钊重点研究了“剩余价值”和“资本集中”等经济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被无产阶级消灭,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李大钊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十分注重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它,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李大钊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应“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51,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初步提示”。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还要将“主义”与“时代环境”相结合。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时代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未来在中国出现时,因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所以应用这一“主义”时,必须研究其如何适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可见,李大钊是与时俱进的倡导者,他依据时代之变,最早提出理论与时代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时代课题。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殚精瘁力以成之”

李大钊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一是创办进步报刊。1915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了《过激乎?过惰乎?》《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译文。此外,李大钊还参与指导创办了《少年中国》《新潮》等杂志,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阵营。二是开展授课演讲。李大钊任职北京大学后,他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纳入课堂教学,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据统计,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高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十多门课程,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扎根”,培养了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三是投身社会论战。1919年至1921年,李大钊同各种“非马”和“反马”思潮进行了三次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在“主义”指导下,进行“根本解决”。在同张东荪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者论战中,李大钊反对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用改良的手段发展社会,主张效法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中,李大钊驳斥了绝对自由的错误言论,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四是组织学会社团。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建议下,研究会通过分组分专题研究,定期举行讲演会、讲座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化和普及。1920年12月初,李大钊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用来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三)践行马克思主义:“断头流血以从之”

李大钊躬身实践自己信仰的理想,是其信仰坚定的突出表现。李大钊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以“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精神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是倡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很早就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政党,然而,当时中国的现状使他非常失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认识到,只有成立自己的政党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他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指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党团组织,为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党小组创建之后,李大钊通过创办《劳动者》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唤醒工人阶级觉悟,促使工人阶级自觉走上团结斗争的道路,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为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1921年,李大钊在《团队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提出在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二是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党的决议,李大钊任中国劳动组合北方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组织和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李大钊通过《工人周刊》向工人介绍国内外工人团结奋斗作斗争的情况,通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北方工人,促使工人阶级思想觉醒,为工人运动的高涨作了思想准备。在李大钊和党组织的领导下,1922年下半年,我国北方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著名的有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等。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和高度的纪律性,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三是促成国共首次合作。李大钊在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中共二大开始提出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主张,李大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疑虑,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曾“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动员共产党员对国共合作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四是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入狱,在狱中,李大钊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保守着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最终为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献身。

三、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当代启示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弘扬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强化理论学习,坚定信仰

李大钊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便开始用心学习和钻研,准备用半生的时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希望从中获得真理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面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充满了理性之美,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是“学理”上的探究,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无论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都始终保持着理论清醒。当前,在开放的互联网和微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信息参差不齐、好坏难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甚至极端错误的思想观念会借助新媒体在互联网中广泛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淡化的倾向,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因此,党员干部要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不仅要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更要筑实信仰的思想基础,解答“为什么信”,是“总开关”的“开关”。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认认真真研读马列经典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理论本领,做到深学细悟、学懂弄通、克服“本领恐慌”,而且还要把理论正确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新环境中的新问题。

(二)发挥示范引领,传播信仰

李大钊在寻觅救国良策的过程中,率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他通过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广大进步青年和工人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真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多样、利益多元,各种社会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削弱的现象。因此,在全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刻不容缓。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要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理直气壮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到先进典型和榜样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在示范引领过程中,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联,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魅力,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

(三)批判错误思潮,捍卫信仰

李大钊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勇敢地同各种“非马”和“反马”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参与了三次较大的思想论战,对错误思潮给予了严厉地批判。在微媒体时代,随着微信、微博等各种微媒体的迅速崛起,各种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激烈地交锋,各种负面舆论信息和错误思潮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微媒体”将各种“非马”和“反马”的意识形态进行巧妙地包装,以吸引“粉丝”等形式混淆视听。这些错误思潮,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融入大众文化语境增加了难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要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旗帜鲜明地批驳各种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热点敏感问题、错误政治倾向等问题上要敢于发声亮剑,理直气壮地对其揭露,勇敢地对其批评和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澄清模糊认识,排除错误干扰,以鲜明的立场、严肃的态度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5.

[2]彭明: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J].教学与研究,1979(6):28-33.

[3]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王新城 王艳萍 单位:中共唐山市委党校科研处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生态文明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