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热范文10篇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1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2](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4](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5](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5](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6](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7](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8](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8](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8](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9](P1136)海德格尔这种“启示的无望”就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尼采“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化正朝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而剧烈地骚动着奔向干涸尽头走进灾难的时候，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2](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根却在19世纪中叶，因此人们在动荡的20世纪进行了许多自以为是的思想试验和政治试验之后，终于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道理的，于是纷纷重新评价自己思想历程的得失。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可以直接追溯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就给许多人，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6](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以苏联东欧巨变为例，人们从对它的理解中重新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其中最激进的理解莫过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匠詹明信(F.Jameson)，他认为，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詹明信认为，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渐进的方式予以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在詹明信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健在，那么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过时之类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或者说是浅薄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颠覆者的绝对地位。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6](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6](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总而言之，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收稿日期：2003-08-2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5]伯尔：《卡尔·马克思》，载于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6]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7]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2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9](P1136)海德格尔这种“启示的无望”就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尼采“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化正朝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而剧烈地骚动着奔向干涸尽头走进灾难的时候，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根却在19世纪中叶，因此人们在动荡的20世纪进行了许多自以为是的思想试验和政治试验之后，终于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道理的，于是纷纷重新评价自己思想历程的得失。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可以直接追溯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就给许多人，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以苏联东欧巨变为例，人们从对它的理解中重新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其中最激进的理解莫过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匠詹明信(F.Jameson)，他认为，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詹明信认为，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渐进的方式予以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在詹明信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健在，那么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过时之类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或者说是浅薄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颠覆者的绝对地位。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总而言之，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伯尔：《卡尔·马克思》，载于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1]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曼德尔：《＜资本论＞导言》，载《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3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2005年，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马克思主义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张亮：《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张双利：《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3]张秀芹：《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4]杨海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

[5]梦海：《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6]夏凡：《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状况综述》，《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7]刘怀玉：《为日常生活批判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消费社会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向》，《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

[8]毕芙蓉：《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哲学动态》2005年第9期。

[9]段忠桥：《谈谈柯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王雨辰：《试评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略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郭剑仁：《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王建辉：《略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陈食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郇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15]南丽军、尹树广：《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路径

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现状

高职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首要任务，以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才，在学生培养中容易出现重专业、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高职院校对马克思理论教学的不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态度。以致学生在学习时只为了得到学分，顺利毕业，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

二、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高职院校在建设中，主要以“校企合作”为发展模式，注重产教结合，工学结合。高职院校的管理者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教师除了课堂教授外，还带领学生去企业认知学习，选拔优秀的人才参加职业技能竞赛，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模式是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主要雏形。高职院校在发展中多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化知识为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在培养中多重视学生的专业实际操作能力，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学。高职院校没有对马克思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有足够清晰地认识，在课程设置中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进行课程安排，几乎很少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系列活动。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认识不足，直接导致了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不重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方式、渠道单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涵盖面较广，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在理论上能够全面地掌握马克思理论系统知识，这样教师才能并通过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地讲课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目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讲授渠道仍很单一，很多教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上照本宣科，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上枯燥无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只是走马观花。并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多为教师主导，而学生则只能被动接受，师生间沟通模式较少。这样就更加增大了学生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难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也不能达到醍醐灌顶的效果。

（三）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

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多为敷衍了事，获取学分，很少一部分学生是抱着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态来课堂上课。由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无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内在动力不足。高职院校的学生多为理科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缺乏基础知识掌握。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核上，临时抱佛脚，只是对教师勾划的考试框架熟记硬背，应付考试，但多缺乏深层次理解。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端正，学习没有兴趣，导致了教师在传授理论时的课堂效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上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提高马克思理论教学效果的路径

（一）贴近专业

高职院校应该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开展有关职业道德、职业要求、创新创业方面的培训。教师除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加深其对学生所学专业的了解，这样教师就能结合学生专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院校可创新方式方法，制定马克思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在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培养计划中增添实践教学板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可结合教学计划板块，带领学生参观企业，在参观时其可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对市场经济学这方面的知识，贴近学生的专业，这也促使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加深其对本专业的了解。高职院校贴近专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二）贴近现实

教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时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贴近现实，关注时事热点。并在对时事热点的讲授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多与学生进行互动，可采取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在课堂中，激发学生的热情。

（三）贴近学生

马克思理论的教育主体是学生，不是教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开展上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个性。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可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从学生掌握程度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授中，应该结合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讲授。贴近学生生活，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中来。

作者:朱媛媛 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5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2](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4](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5](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5](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6](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7](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8](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8](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8](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9](P1136)海德格尔这种“启示的无望”就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尼采“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化正朝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而剧烈地骚动着奔向干涸尽头走进灾难的时候，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2](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根却在19世纪中叶，因此人们在动荡的20世纪进行了许多自以为是的思想试验和政治试验之后，终于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道理的，于是纷纷重新评价自己思想历程的得失。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可以直接追溯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就给许多人，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6](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以苏联东欧巨变为例，人们从对它的理解中重新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其中最激进的理解莫过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匠詹明信(F.Jameson)，他认为，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詹明信认为，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渐进的方式予以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在詹明信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健在，那么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过时之类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或者说是浅薄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颠覆者的绝对地位。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6](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6](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总而言之，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5]伯尔：《卡尔·马克思》，载于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6]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7]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6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359(2003)04-0017-06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根据目前整个哲学发展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来看，未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有三个词是十分关键的：历史、人、实践。目前，整个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突出其历史性是共同的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在历史哲学中也存在着思辩的历史哲学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分，而马克思的哲学恰恰是超越了这种纷争，它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人的合力的方向。因此，对人的研究，或者人学的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不同于西方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它是从实践来理解人，从历史来理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哲学，也是人学，也是实践哲学，它总是在历史、人、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解释学循环推动其向着开放的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境况令人堪忧：一些学者和大众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部分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只是单纯的政治说教，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学术性的研究；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实质；在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逐渐“空洞化”和“标签化”。因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肩负自己的使命，仔细甄别当前的各种理论思潮，矢志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要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的关系；最后要厘清“论”与“用”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认真思考这三大哲学关系,坚定不移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要旗帜更加鲜明的加以坚持。

1正确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单向度的学问。有人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传统角度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哲学。诚然，哲学是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哲学，它涵盖并渗透各门社会科学。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理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碎片化、片段化，将其理解为单一学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其次，马克思主义不是象牙塔的学问。哲学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理论是前提，实践才是根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瑕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有着求真务实、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精神。列宁、等人又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这样，马克思主义被后来的继承者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仍然对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它与时代接轨，立足于实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自身。因此，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我们不仅要关注理论的创建者是谁，更要关注理论内容本身。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全部体现在创建者的著作中，他们的根本观点、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内核，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的源泉。创造性发展是指根据时展的需要，及时摒弃陈旧过时的理论，不断锐意创新，建立并补充新的原理。真正的创造性发展，是解决当代人类发展中的难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本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在实践和创新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的关系

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的关系，厘清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解决的是如何看待出现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的形态问题。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不要被当前出现的各种“新马”、“西马”、“伪马”蒙蔽了双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勇立时代的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积极的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不断诘难和挑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在化”和“边缘化”。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哲学史的相关著作，可以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轻描淡写，更有甚者只是作为部分章节出现，章节的内容没有丝毫联系，呈现碎片化。如何评价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会影响到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也会影响到对于中国应该将何种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面对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并存的局面，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理论学派的积极意义，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误入歧途。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碰撞，对于澄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帮助意义。我们不能搞一刀切，要鼓励和欢迎每一位以科学和理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的意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是绝对不能被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所取代的。

3厘清“论”与“用”的关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厘清“论”与“用”的关系，即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研究者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会影响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历史表明，中国要想取得伟大光辉的胜利，就必须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化的马克百家争鸣3.1.3对目标的坚定信念，对下属能力的信任，表现为支持、了解下属和对下属具有信心。当有人对男性做化妆品电商平台提出性别质疑时，陈欧并未受到影响，而是用聚集美丽，成人之美的理念坚定自己创业化妆品电商的信念。他认为，找创业伙伴必须全方位了解并且对合作伙伴绝对信任，给予对方工作的同时，要打包领导本身的信任一并送出。陈欧赋予刘辉技术研发的领导权，戴雨森主管产品体验，对他们项目的决策也绝对支持。因此信任伙伴的能力也是魅力型领导必备的技能之一。3.2变革型领导理论的应用。3.2.1变革型领导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能够激发追随者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陈欧坚持的“一强扶百弱”的用人方针，找到一个强者，树立强者榜样，用强者的个人及工作魅力感染下属，提升下属工作的积极性，带领下属快速成长。3.2.2变革型领导具有感召力。用工作动机激励员工，给予员工高绩效的工作期望，促使员工投身于实现企业愿景的事业中。陈欧发掘刘惠璞后，依据刘惠璞现有的媒体影响力，鼓励他继续参加《非你莫属》为聚美优品招兵买马，为聚美优品注入具有年轻活力的新鲜血液，继而改变网络媒体对聚美优品人才战略的恶意诟病，从而增强团队的竞争力。3.2.3变革型领导支持下属敢于创新，鼓励下属独立思考。在聚美优品上线初期，陈欧团队提出为自己代言的大胆想法，作为初出茅庐的聚美优品此刻最需要的是明星的推广宣传，但是陈欧最终决定采取团队新颖的营销策略，为自己代言，结果在新浪微博刮起一阵陈欧体的巨浪。出现销售瓶颈时，聚美团队在陈欧的大力支持下匠心独运，改变营销方式，诞生了七天无理由退货及定时的低价抢货热潮。聚美优品的媒体口碑悄然发生改变，销售业绩节节高升，甚至出现抢购一空的现象。3.2.4变革型领导能为员工营造相互扶持的和谐的工作氛围。仔细聆听员工的个人需要，在帮助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领导者则扮演着教练员和建议者的角色。聚美员工都很自豪的说自己在聚美工作或工作过，聚美领导和员工的关系融洽，晋升的平台也是为努力的人准备的。聚美爆仓期间，陈欧也跟员工奋战在仓库一线，陈欧的工作理念就是重情义，靠能力吃饭，希望聚美的每个员工都能不断成长，不掉队，为他们提供一切有利于能力提升的保障条件。3.3分析总结。当代有效性理论在陈欧创办聚美优品中的成功应用，表明在管理心理学视角下，魅力型领导理论与变革型领导理论在企业的管理、员工激励以及团队凝聚力的提升中毋庸置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如今，聚美优品已是电商中的典范，聚美优品的成功不仅是团队协作努力的结果，更应该归功于CEO陈欧卓越的领导能力，正是陈欧个人领导能力成就了聚美优品。陈欧成功的将当代有效性理论应用于创业的过程中，用个人魅力以及变革型的领导模式为员工制定了合理的工作愿景，赢得了团队的信任，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最终，陈欧凭借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聚美团队成功入住纽交所，为造就电商中的聚美帝国奠定了基础。

作者:李宏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罗琪.魅力型领导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管理,2008(11).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推进路径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首先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这一重大命题的直接语境来看，它首先具有特指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可以有广义的涵义，它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其中就不仅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体说来，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其中，第二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当前的重点内容和重要任务。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并自觉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那么就存在一个对谁普及、普及什么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深层的探讨，有学者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他认为，质的规定性是指人民群众，而非特定的文化拥有者、享有者;量的规定性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数量的庞大，即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辐射范围要宽广，要超越政治、经济等因素，跨越职业、年龄、阶层等界限。

有论者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释，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统一中展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而只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致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

有的学者从过程论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被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的概念。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说明。但就其内涵本质，学术界并无根本分歧。

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方法

巩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战略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三个鲜明的理论特征，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被广大人民群所接受，才能够实现大众化。因此，如何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条件和路径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讨。研究的思路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语言、传播途径等方面展开。第一，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通常需要经历四大路径，即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公约和公共政策影响，其中教育宣传是一种直接作用途径，其它三种是间接作用途径。事实上，这四种路径往往是综合作用的，应:公务员之家

(1)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2)加强公共政策影响。

第二，有学者将实现路径概括为“六进入”，进入学科、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大众文化形式，进入大众文化传媒阵地，进入思想。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宣传普及的专业性、传播媒介的渗透性、理论教育的主导性，这四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另外，有学者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普及化，关键的前提是“三个讲清”，首先是讲清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实基础;其次是讲清历史，就是讲发展变化，讲前后比较，讲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必然性;最后是讲情理论。如果这些内容不能在由差别的层次上讲清楚，就谈不上理论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第三，另有学者从理论构建、领导示范、话语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

在理论构建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同时，要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在引导方式上，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扎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先从武装党员干部入手。广大党员干部是忠实实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靠力量，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用理论武装起来，然后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武装广大群众。

在传播方式上，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实际效果，理论宣传要立足于日常生活，贴近群众生活和实践，寓教于乐，与德育于智育，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要根据群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电子媒介，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话语方式上，要避免空洞的说教和陈词滥调的套话，积极运用简单、鲜明、具体的实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群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其转化为大众话语，既简明、扼要又易记。

参考文献:

[1]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J].思想教育理论，2008.

[2]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J].思想教育理论，2008.

[3]孙熙国，路克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J].探索，2008.

[4]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J].湖北大学学报，2008.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诞辰纪念;报刊;报道与评论

自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内对马克思诞辰周年的纪念活动未曾停止过，通过对马克思诞辰周年举行形式丰富的纪念活动，宣传马克思的精神风范及其理论体系。报刊是研究马克思诞辰纪念的一类重要史料。在近代报刊中，有大量记载马克思诞辰周年纪念的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比较，还原近代中国对马克思诞辰周年纪念活动的样态，从而激活历史记忆和教育人民大众。

一、近代报刊对马克思生平与品格的介绍

《大公报》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重视国内时事的报道，对国际时局的动向很敏感。在马克思诞辰周年多次纪念活动中，《大公报》都给予了报道。1923年5月6日(马克思105周年诞生日的第二天)，《大公报》发表消息，介绍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马克思诞辰纪念会的消息，指出:马克思“非但为一社会主义家，且为一社会主义实行家”，马克思“一生悉属困苦生活，但志趣则终不改变”［1］。1933年5月4日，《大公报》在其“世界思潮”栏目登载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下葬时的演说》(实际上应译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及其伟大贡献。［2］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经常刊发社论、纪念文章等评介马克思的生平，树立马克思的伟大形象，扩大马克思在中国的影响。《新华日报》在1943年马克思诞辰125周年之时，发表《调查研究与习作合一———为纪念马克思一百廿五周年诞辰》一文，强调马克思“不是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3］;1944年马克思诞辰126周年，《新华日报》发表《向马克思学习切实认真的学风》一文，提倡学习马克思的“勤谨研究务实认真的学风”［4］。创刊于1941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日报》，在1943年马克思诞辰125周年之时，发表《马克思的科学态度———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而作》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就是我党的学风底最理想的模范”［5］，号召大家学习马克思的科学态度。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解放》于1939年3月发表了《马克思小传》，于1940年5月发表专文《马克思回忆》和《卡尔•马克思传略》，介绍马克思生平与功绩。另外，也有不少报刊在纪念活动中宣传马克思的生平业绩，如1947年4月在香港创刊的综合性政治刊物《自由丛刊》在其1948年第13期发表《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访问马克思故居》［6］。成仿吾和张如心主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北方文化》，在其1946年5月1日出版的刊物中登载了柯柏年的《马克思之为人》一文，分为“学者的风度”“革命的精神”“良师兼益友”“模范的丈夫”“标准的父亲”等五个部分［7］;1946年6月在哈尔滨创刊的青年综合读物《知识》杂志，在其1949年2月15日出版的刊物中也登载了柯柏年的《马克思之为人》一文，但内容有所删减，分为“革命的精神”“良师兼益友”“不硬套公式”等三个部分［8］。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由英国人马彬和编辑的《众生》杂志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之时，以及1941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时代杂志》周刊在马克思诞生123周年之时，都曾发文介绍了马克思奋斗而又不平凡的一生。近代报刊评介马克思生平的内容很多，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也有国外著作的翻译，还有国人的著述，从不同侧面对不同的读者群展示马克思的伟大形象和优秀品格，为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提供了动力源泉。

二、近代报刊对马克思贡献与地位的评价

《申报》是我国早期的报纸，对马克思诞辰周年的纪念活动给予了关注。如在1922年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之时，《申报》发表消息，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伟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曾从事于法律之研究，凡研究法律者思想类多迂执，而马克思则进取不懈”，“马克思曾从事于哲学之研究，凡研究哲学者思想每陷于玄渺，而马克思则仍努力于现实之社会”，“马克思中年曾一度长期之恋爱生活，凡恋爱程度一高则感情兴旺懈于进取，而马克思终不以恋爱之热情而减杀其理性”［9］。1922年1月在北平创刊的《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在1923年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之时，《先驱》刊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诞生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1923年5月5日)》，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诞辰周年集会纪念马克思的意义就是“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原理!”马克思主义是“推翻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的唯一的武器!”［10］1931年12月创刊的《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1934年马克思诞辰116周年之时，《红色中华》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而拟定的《“五五”节报告大纲》，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创造了第一国际，留下了全世界工人的国际组织的模范”，“所著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永远是革命理论的最丰富的智库”，所创立的理论“是有系统有方法的革命的理论，是一切过去的最好的知识的结合。”［11］、孙伏园、徐志摩曾先后主编过的《晨报》副刊在1922年5月5日，发表署名竞人的《马克思纪念: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和署名燕汀的《马克思纪念:马克思传》等两篇纪念文章。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文学刊物《拓荒者》月刊，在其第1卷中刊发文章，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我们当格外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担起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12］1938年在上海创刊、主要受众为青年的综合性刊物《学生时代》月刊，在1938年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时发表纪念文章，指出:马克思是“人类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及政治领导者”，“全世界的人类，不论他们的国土上还有着人对人的剥削甚至残杀，或者已经建设了公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都应当深切的纪念这位伟大人物，记着他一生与活动的每个重要的日子。”［13］关东中苏友好协会编辑出版的《友谊》半月刊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并是参加工人实际斗争的组织家”，“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行动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中国人民将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学习节是因为“马克思是学习最用功最得法，学问最渊博的人”［14］。近代报刊在马克思诞辰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刊发的众多文章，对马克思的一生贡献与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使马克思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留下了高大而又具体的形象，从而使中国民众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支持。

三、近代报刊对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态度的分析

马克思非常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近代报刊着力分析与宣传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如《新华日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时发表社论指出:马克思“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是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马克思不仅热烈的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而且对于他生时中国所发生的每一个事变，革命运动他都作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15］。《申报》在1939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1周年之时撰文指出:马克思是世界伟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拥护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最忠诚的朋友。这种介绍强化了中国民众对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认同感，拉近了他与中国革命的空间距离。通过开展对马克思与孙中山的联合纪念，寻找马克思与孙中山之间的联系。在1927年马克思诞辰109周年之时，《党星》在其创刊号上说明两个“五五”纪念的意义，指出:“五月五日这个纪念日，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马克斯是人类解放运动的导师，孙总理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16］。1939年4月28日《申报》也分析了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的关系。1939年5月5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指出:“五五又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底纪念日，这就是因为两个伟人马克思诞生和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总统底纪念日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都携手合作为真正的中华民国，为实现三民主义底新中华民国”［17］。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联合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体现出了两党之间具有重合的话语体系以及存在现实的合作基础。近代报刊宣传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支持，塑造了马克思革命的和正义的形象。开展对马克思和孙中山的联合纪念，有利于扩大中国民众对马克思的认同和支持。

四、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阐述

在马克思诞辰周年中，众多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演讲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与理论体系。首先借助马克思诞辰纪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思想文化的关系。《新华日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之时，发表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和系列纪念文章。在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在列宁的纪念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在于它“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18］，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传统思想的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也有报刊刊文阐述。1926年2月创刊的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在马克思诞辰108周年之时，发表彭述之的文章《五五纪念与中国》，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种什么机械的宗教，也不是一种什么玄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释宇宙的方法论，并且是改造宇宙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一种结晶体。马克思主义是创造人类新社会的指南，更切实点说是一切革命的指南，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和脱离压迫和剥削阶级的武器。”［19］1933年《红色中华》在它的一篇社论中号召:“努力学习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用一切锐利的武器去粉碎敌人”［20］。这些社论和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解释宇宙的方法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工具”“指南”“武器”等重要功能。《新青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其多篇文章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原理。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时，《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由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三部分构成。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马氏用这两个基础学说，去批评现代资本式的出产法，推论他发展的趋势与将来社会秩序的改革”［21］，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近代报刊结合对马克思生平事业的介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诠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了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认同，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热范文篇10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已经不断被人们推广和使用。网络具有内容丰富、传播速度快、使用方便快捷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群体的喜爱。因此，可以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网络有效的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依托网络的形式，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容在网络中以各种方式方法进行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内容丰富性、传播快捷性，也致使网络中许多不良思想、文化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的占领网络阵地，加强网络建设，监督管理网络舆论，培养政治可靠、知识丰富的网络政工队伍，不断提高完善网络教育的作用。

二、为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既在于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又在于实践的操作性。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口头的传授教育，还应该已实际行动去向大学生言传身教。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仅是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一种宣传的政治口号，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中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加强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信心。此外，针对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就业难、不公平公正现象要及时防范管理，以免给大学生造成心里动荡和失衡，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和心里，致使大学生淡漠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内容应该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可贵品质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仅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还在于它是不断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最新理论成果，使得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对大学生开展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进而使得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养成与社会的发展相符合。

四、创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方法